我先走進辦公室，轉過身等司法部部長關上門。她關上了門，轉過來，低下頭，張開手臂，向我走來。雖然擁抱確實是表示尊重的一種方式，但這個擁抱實在是有點尷尬，這很可能是因為我比林奇高出了整整46釐米，我們擁抱的時候，她的臉只能到我的胸口。我也伸出手，尷尬地拍了拍她的後背。

「我只是覺得，你可能需要一個擁抱。」她說。確實如此。儘管我並不太習慣擁抱，但這幾天我覺得自己確實快被打倒了，在外人看來可能也是如此。

然後，她坐在沙發上，揮手讓我坐在邊上的一個扶手椅上，問道：「你怎麼樣？」從她的語氣中，我感受到了真誠的關切。

我對她講，這幾天簡直就像噩夢一樣。我向她解釋了我的想法，我面臨的「糟糕透頂」和「嚴重打擊」這個兩難選擇，解釋了我覺得「糟糕透頂」總比「嚴重打擊」要好。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這些郵件是在11月4日洩露出來的，你會不會好選擇一點兒？」她問我。11月4日就是大選之前的那個週五。

「當然會，洛蕾塔。」

我並不是以郵件洩露為前提做出我的決定的，但林奇說得沒錯。只要司法部批准了這封搜查令，世人早晚都會知道我們重啟了希拉里郵件案的調查，那時聯邦調查局就會被批評不誠實。她說這話的意思，是不是同意我的做法？是不是說我這麼做是對的？她是不是在以某種方式感謝我做了這個「出頭鳥」，扛下了所有的指責？但她並不會回答這些問題。

幾分鐘後，我們的交談就結束了。林奇起身走向門口，忽然停下，轉身對我說：「裝得沮喪點兒。」她嘴角閃過一絲笑意。她一定是跟什麼人說過，要好好教訓教訓我。世界真殘酷。

至於我，整個噩夢真是太難熬了。鋪天蓋地的指責和評論讓我漸漸有些麻木，甚至之前挺喜歡我的人都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這麼做，那些之前就反對我的人就罵得更難聽了。我理解他們。我妻子也希望希拉里·克林頓當選首位女性總統，但她更加擔心我又成為眾矢之的。她對我說，她完全理解我的做法，但她不願意接受我又要衝出去被批評、被指責。她說：「好像總是你出面挨槍子兒。我明白你這麼做的原因，但我總是希望挨槍子兒的不是你，是別人。」

民眾情緒沸騰，好像聯邦調查局的天平已經傾向唐納德·特朗普了。然而，沒有什麼聽證會、記者會或任何機會能讓我們向公眾解釋聯邦調查局為什麼這麼做，我們也沒有機會在遞交國會的草案中添上幾筆理由。因為我們並不知道手中的資訊究竟會帶來什麼，也不知道我們究竟會找到什麼。這時候，任何公開發布的資訊都是不完整的，會誤導民眾，只能讓情勢雪上加霜。因此，我在遞交國會的草案中，措辭十分嚴謹。

聯邦調查局於某不相關案件中瞭解到，某些郵件疑似與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相關。調查團隊已於昨日向我進行了簡要彙報。經我同意，調查團隊將採取恰當的必要措施審查相關郵件，確定其中是否含有機密資訊，評估該批郵件對調查的重要性。現就此告知國會。

儘管截至目前，聯邦調查局尚不能斷定該批材料的重要性，也無法預知審查郵件的所需時間，但鑑於我之前對此案的相關證詞，我依然認為有必要就此告知國會。

在接下來的一週裡，聯邦調查局對韋納的筆記型電腦中的郵件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審查。我忘記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二的一天，我去白宮戰情室參加了一個會議。無論是走過白宮長長的走廊，還是坐在會議室裡，我都感覺自己像《第六感》裡的布魯斯·威利斯（brucewillis）一樣，明明已經是個死人，卻不自知。因為基本所有人都把我當空氣。坐在戰情室裡，我甚至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只有國家情報總監吉姆·克拉珀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布倫南（johnbrennan）在我站在走廊裡等著開會的時候，過來跟我打了個招呼。他們倆都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勵我要挺住。除了他們，甚至沒人看我一眼。

吉姆·克拉珀是我在政府機構中最為欣賞的領導。他有點禿頂，脾氣有點暴躁，臉上總是一副讓人摸不透的表情，聲音低沉，但內在是個鐵骨柔情的硬漢，善良又強硬，自信但謙遜。作為聯邦調查局局長，我也是美國情報機構的一分子，我同時向司法部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彙報。我非常珍惜每個季度跟他彙報時的晚間會議時間，他將其稱為「晚禱」。我們坐在他辦公室的一個安全屋裡，討論工作，交流生活。我們的副手也都在，我拿著一杯紅酒，他拿著一杯加了兩個橄欖的伏特加馬天尼，我聽著這個領導年限跟我的歲數一樣大的人講故事。作為朋友，我送給他一條大紅色點綴著馬天尼酒杯的領帶，是我的妹夫之前送給我的。因為我們兩個都為人誠實，於是我告訴他這條領帶不是我買的，是我妹夫之前送給我的，我只不過是借花獻佛。克拉珀總是在「晚禱」的時候，換上這條領帶。

到了臨近大選這幾周，我每天都聽取「中期團隊」的彙報。他們沒日沒夜地工作，閱讀新發現的郵件。在工作中，我們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之前我從沒想過會有這個突破。經過不懈努力，聯邦調查局技術操作部的工作人員像變魔法一樣找到了一個可以電子分揀郵件的方法，這樣探員和分析師就不需要每個人都要閱讀幾萬封郵件了。我們不能用商業軟體，但技術部門為我們定製的這款軟體可以把閱讀量降到每個人幾千封。這樣，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終於，團隊人員告訴我，他們有望在大選之前審查完所有的郵件。

11月5日，大選之前的那個星期六，團隊成員告訴我，第二天早上他們就可以審查完所有的郵件，就可以向我彙報他們的成果。星期日早上，我們見面了，這時距離大選只有兩天了。在希拉里·克林頓的這個黑莓域名的郵箱上，的確有幾萬封郵件，但沒有一封是希拉里上任國務卿早期的郵件。這些只不過是希拉里·克林頓收發的工作郵件，有的確實含有機密資訊，但沒有什麼新的證據。在這些郵件中，他們沒有發現任何能夠改變之前結論的證據。我不斷對他們施壓，想確保這不是他們筋疲力盡之後說出來的昏話，他們向我保證，雖然他們確實很累，但結論完全靠譜。

然後，我們開始討論下一步行動。團隊的整體觀點是，既然我已經在10月28日將重啟調查的訊息告知了國會，那麼現在我有義務將調查結果告知國會。只有一個人不同意，就是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處處長。他認為這時候我們再發聲，太晚了。他沒給出什麼確切的理由，只是覺得這時候離大選太近了。我覺得他是因為想到那份草案帶來的後果而有了這樣的想法。我們反覆討論，最後還是決定告知國會。現在的情況太特殊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儘量確保聯邦調查局活動的公開、透明。10月28日，我們在「坦言」與「隱瞞」之中選擇了「坦言」，那麼現在，11月6日，我們也得這樣做。跟之前一樣，我們把這封草案遞交了司法部，供司法部高階員工審查和修改，他們也的確給出了一些建議。

11月6日，星期日。聯邦調查局向國會遞交了一份簡短的草案，告知國會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結束了，結論沒有任何改變。我們並沒有對此發表新的公開宣告，因為離大選只有兩天了，如果這時候我站在鏡頭前，告訴公眾我們在安東尼·韋納的筆記型電腦裡發現了什麼，無疑會對公眾造成混淆。具體原因我現在還不能解釋，但聯邦調查局在韋納的電腦裡發現了大批與希拉里·克林頓往來的工作郵件（但她之前聲稱，已經向國務院提交了所有的工作郵件），其中很多封也都涉及之前我們看到過的機密話題。調查人員也調查了胡瑪·阿貝丁和安東尼·韋納是怎麼處理這些機密郵件的。儘管我們做了很多調查工作，但還是覺得這份草案應該簡短，就跟第一份一樣。這時候，我已經沒時間給全體聯邦調查局成員發郵件解釋現狀了，反正他們星期一上班之前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聯邦調查局選擇了不向國會和美國人民隱瞞重要資訊，我們如此努力地工作，就是為了在大選日之前結束這個案子。我感謝了所有「中期團隊」的成員，我告訴他們，他們是我見過最棒的團隊，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就不能如此完滿地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

當天晚上，帕特里斯和我，還有我們的一個女兒出門去當地一家叫tex-mex的美式墨西哥餐廳吃飯。這時候，第二份遞交國會的草案，那份宣稱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調查結束的草案已經被傳得滿天飛了。吃飯的時候，飯店的老闆走過我們的餐桌時，低聲說：「加油吧，希拉里！」我已經沒力氣理他了，我也不會投票。我再也不想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之前的事情已經把我搞得筋疲力盡。我只想喝杯酒，所以我點了一杯香醇的瑪格麗塔，加了冰和鹽。但就這事兒，《華盛頓郵報》甚至編排我說，有人看見我點了一杯「巨大的」瑪格麗塔，借酒澆愁。

後來，我花了很長時間回望2016年發生過的這些事。即使是站在歷史的角度，我也找不到什麼完美的解法。站在當前回望歷史，只能讓我看到一些特殊的觀點，但這些觀點也是無比珍貴的。

跟其他人一樣，我也很驚訝唐納德·特朗普為什麼能當選總統。從民意測驗結果來看，明明是希拉里·克林頓會贏得大選的。很多次，我捫心自問，我的選擇是否受了民意測驗結果的影響。我不知道。雖然是無意的，但如果我說自己的選擇絲毫沒有受到民意測驗結果的影響，那我絕對是在騙人。我做出這樣的決定的前提就是希拉里·克林頓會贏得大選，因此我非常擔心，如果隱瞞了調查事實會使其總統任命變得不合法；然而，如果整件事就發生在大選前幾天，或當時民意測驗的結果是唐納德·特朗普領先，那我的選擇會不會不一樣呢？我不知道。

我看過那些希拉里·克林頓將其落敗歸咎於我的報道，在她看來，她的落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我也知道，她在回憶錄中曾寫道，她覺得自己被我「涮」了。終其一生，希拉里·克林頓都在為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總統而奮鬥，我完全能理解，輸掉這次大選，而且是以這樣的方式輸掉大選，深深地傷害了她。我知道，她私下其實很生我的氣，我對此表示非常抱歉。我很抱歉，我沒能好好跟她和她的支援者解釋我這樣做的原因。我也知道，很多民主黨人都對我的所作所為感到很不理解，甚至很憤怒。

大選之後，我和一些兩黨的參議員一起參加了一個機密資訊簡報會，會議內容並不是關於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的。快結束的時候，其中一名民主黨參議員阿爾·弗蘭肯（alfranken）問了我一個在場很多人可能都想問的問題。他說，他想問一個大家心照不宣的問題：「你對希拉里·克林頓都做了什麼？」參議院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mcconnell）當時也在場，於是我問他，能不能給我個機會回答這個問題。他一臉戲謔地看著我，往椅背上一靠，說道：「當然，儘管回答。」

於是，我對在場的參議員解釋道，我希望他們可以跟我一起回到過去，從我的角度，從聯邦調查局的角度，瞭解一下發生了什麼。「我們從10月28日開始說吧。」就算我不能說服他們同意我的決定是對的，我依然希望至少能向他們解釋一下我的想法，讓他們知道我面臨的兩難抉擇，以及我為什麼選擇了「坦言」而不是「隱瞞」。我的做法的確不完美，但就我當時掌握的事實資訊來看，我做到了所有我能做的。這就是那天我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說完這番話，我知道我至少說服了在場的一名聽眾——查克·舒默（chuckschumer），只見他向我走來，眼含熱淚，抓起我的手，另一隻手拍著我的胸膛，說：「我理解，我理解你。你當時的處境太艱難了。」

我非常希望，聯邦調查局的所作所為，我的所作所為，不是大選結果的決定性因素。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都給希拉里·克林頓投了票，也在唐納德·特朗普宣誓就職的第二天參加了華盛頓2017年女性大遊行。就像我在證詞裡說的，一想到可能是我的決定影響了大選結果，我就隱隱覺得難受。這不僅僅因為唐納德·特朗普身上有很多問題，他不是一個好領導（他的毛病太多了，甚至連我證詞裡「隱隱覺得難受」這句話都沒能理解）。我會感到難受是因為，我的一生都致力於為我深愛的機構服務，而我之所以熱愛這個機構，是因為它並不為任何政治勢力所用，獨立於大選的狂熱之外。因此，只要一想到可能是我的決定影響了大選結果，我就無法接受。然而，2016年的大選與之前任何一次都不同。我的一個孩子給我看了一條推特訊息，似乎能夠描述當時人們的心情。推文裡說：「科米簡直是個政治僕從，肯定是金錢驅使他這樣做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支援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我並不喜歡被人批評，但我也得關注這些批評的聲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而，批評聽得太多，人就會麻木，甚至會被打倒。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用了個簡單的辦法：如果批評我的人是我覺得理智且有想法的，那我就認真聽取意見。如果批評者的觀點邏輯清晰、細節翔實，說到了我以前沒注意到的點，我還會特別關注他，哪怕他是某黨派的強硬分子。至於剩下的那些瘋狂的攻擊，我就置之不理。

讓我感觸最深的批評是說，我已經深深迷戀上了我所謂的正直，我所謂的美德。長期以來，我都擔心我或許有點自負。我對自己一直努力做正確的事這一點很是驕傲，也對我努力成為可信且透明的人而自豪。我真的認為，與公眾眼中隨處可見的那些滿口謊言的黨派人士相比，我的處世方式要高明許多。但這些驕傲和自豪也會矇蔽我的雙眼，讓我聽不進其他的建議，搞不清究竟什麼才是正確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腦海中回放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的整個過程。除了7月5日的現場宣告中，我的某些表述方式可能不太恰當之外，我至今依然認為，如果再有一次機會，按照我當時的角色和所掌握的事實資訊，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但我覺得，理性的人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如果我是一個為民主黨政府工作的民主黨人，我就不能確定，我是否還會繞過司法部，在7月5日發表那份公開宣告。如果我曾是民主黨人，那我可能就會被形容為一個矛盾的黨派分子，即使我繞過司法部獨立發表宣告，也不可能取得公眾的信任。當然，換作任何一個有民主黨背景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就算他在7月的時候沒有單獨發表宣告，也一定會以某種形式知會國會，說明聯邦調查局對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已經完全結束了。那麼，到10月時他依然會面臨我當初面臨的兩難困境。

如果我不曾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工作那麼久，我可能也不會覺得，我有義務保護聯邦調查局的獨立性，保護司法部的獨立性。如果2005年，我不曾在副總檢察長的位置上領會到服從所帶來的苦楚（就像虐囚案曾帶給我的那樣），那麼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會有足夠的勇氣繞開司法部部長，獨立發表宣告。我曾經的公眾演講經歷讓我不排斥面對鏡頭。如果是另一個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就會服從司法部的領導，讓司法部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如果是其他人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在6月末比爾·克林頓與司法部部長在飛機上會面之後，就會建議司法部任命特別檢察官來處理希拉里·克林頓的案子了。但是，我依然覺得這樣做對希拉里·克林頓是不公平的，而我確實能想象到，別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確實會這樣做，而不是像我一樣，想要保護司法機構的清譽。

如果是別人，可能也會批准調查人員去申請搜查令，搜查安東尼·韋納的電腦上關於希拉里·克林頓的郵件，但可能不會這麼著急通知國會，會等等看，看調查人員究竟調查出了什麼，再做決定。但其實，我當時的處境很微妙。因為「中期團隊」明確告訴我，他們不可能在大選之前完成對這些郵件的審查。別人也有可能會選擇賭一把，在大選前這周進行私下調查。當然，這個觀點就和林奇的觀點不謀而合。但如果我什麼都沒說，那一週內會不會有訊息洩露出來呢？很可能會有訊息洩露。儘管「中期團隊」的成員調查了一年，什麼資訊都沒從他們口中洩露出去，但聯邦調查局紐約刑事調查科的人知道一些訊息，知道我們要對希拉里·克林頓展開調查了，而申請搜查令就是很明顯的證據。這時候，涉及的人比之前調查的時候多太多了，還包括紐約的很多工作人員。幾個月之前，有關希拉里郵件案的訊息就曾在紐約被洩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真的隱瞞了對希拉里·克林頓的調查，那麼一旦訊息在大選之前被洩露出去，後果將不堪設想。但是，換作是別的理性的人，可能確實會這麼做吧。

我也曾很多次捫心自問，如果我在10月初聽說韋納的電腦中有關於希拉里郵件案的資訊時就對調查團隊施壓，讓他們加速調查，情況會不會不同。但就我而言，直到10月27日，我才真正瞭解這些郵件究竟意味著什麼。那時候，我在關注其他的案件和問題，我覺得如果情況很嚴重，調查團隊一定會告訴我的。不過，就算我老早就知道了這個訊息，我也一定會做出和10月27日一樣的選擇——立刻拿到這些郵件。至於我應不應該或能不能夠在10月27日之前獲得此案的詳細資訊，那就不得而知了。

對於聯邦調查局來講，2016年美國大選是獨一無二的，就算當時我就瞭解了全部的事實真相，我的選擇可能還是一樣的。但我知道，有原則的好人如果處在跟我一樣的位置上，可能會在某些事情上做出不同的選擇。在我看來，那些選擇可能會對我們國家的司法機構造成更大的損害，但我對此也不確定。我也希望，將來的聯邦調查局局長不要有機會去驗證這個觀點。

11月下旬，大選之後，我去橢圓形辦公室開一個國家安全會議，歐巴馬總統和其他重要領導人也在場。開會的時候，我還是覺得自己像個隱形人，尤其是當週圍的人都原以為自己能在另一位民主黨總統的白宮中繼續任職時，我的這種感覺更甚。然而，歐巴馬總統並不把我當作隱形人。他以一貫熱情且專業的方式對我的到來表示歡迎。

歐巴馬總統是一個非常敏銳、觀察力很強的人，他總能關注到別人的肢體語言所反映出來的心境。當時，他可能覺得我不太舒服，要麼就是覺得很有必要跟我談談。會議結束的時候，他請我留下。我坐在沙發上，背對著老爺鐘；他坐在常坐的那把扶手椅上，背對著壁爐。白宮攝影師皮特·蘇扎（petesouza）留下來想要記錄下這一刻，但總統請他離開了。有那麼幾秒鐘，屋子裡只有我們兩個人。

歐巴馬總統傾下身，胳膊支在膝蓋上，看著我。他一開始說了很多，解釋說他並不想跟我談某個案子或是某個調查結果。

他說：「我就是有幾句話想跟你說。」

我知道，歐巴馬總統非常想讓希拉里·克林頓贏得大選，入主白宮。他不停地為希拉里·克林頓造勢，有時候甚至超過以往任何一屆在任總統對意中候選人所做的。我知道，希拉里·克林頓沒能當選對他來說也是個沉重的打擊，對整個白宮來說都是沉重的打擊。然而，我非常尊重歐巴馬總統，無論他說什麼我都接受。

「我選你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因為你剛直不阿，能力出眾。」接下來他說出的話，讓我銘記至今。「我想讓你知道，在過去這一年中，沒有任何事情讓我改變對你的看法，一件都沒有。」

他沒有告訴我他同意我的決定，他壓根兒就沒談起這些決定。他只是說，他理解我的初衷。天哪，這些話真是說到我心坎裡去了。

聽了這些話，我心中湧過一股暖流，淚水幾乎要奪眶而出。在這樣的會面中，歐巴馬總統總是冷靜自持的，但我還是對他表達了我深切的感激。

「總統先生，您說的這些對我來說真的意義重大。過去的這一年對我來說真的很痛苦，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摻和到大選當中去，我只是努力在做正確的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

我停頓了一下，然後決定再加一句。我覺得可能美國的大部分民眾也是這麼想的。

「總統先生，如果我沒有借這個機會謝謝您，告訴您我們將會無比懷念您的執政，那我妻子可能會殺了我的。」

儘管歐巴馬總統參加競選的時候，我並沒有為他投票，但我依然將他視為一個非常出色的領導，一個我十分尊敬的人。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他的離去對我、對整個國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想到這兒，我就忍不住又說了一句：「總統先生，接下來這4年我一定會過得擔驚受怕，但從某種程度上講，我覺得留下來壓力會更大。」

他什麼也沒說。儘管他明明可以對下一屆總統、對國家的未來做出很多評判，但他什麼也沒說。他拍了拍我的胳膊，站起身來，於是我們握手道別。我走出了橢圓形辦公室。很快，這個辦公室就要迎來一個新的主人，一個完全不同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