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巴馬總統有一種能力，就算這個問題在別人看來他可能不太願意聽到，他也願意跟人討論。就像之前，我對種族問題和執法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他就跟我討論了這個問題。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他的這種能力。實際上，我的論調引起了白宮極大的擔憂。從芝加哥回來之後，我到橢圓形辦公室去參加歐巴馬總統的會議，我發現他故意把所有的高階官員和司法部成員都請出了辦公室，辦公室裡只有我們兩個人。在我就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以來的26個月裡，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與總統先生開會。我走進門，經過那座老爺鐘，看到屋裡只有我們兩個，我覺得我可能會挨訓。總統還是坐在老位子，那把壁爐邊的扶手椅上，而我坐在他左手邊的沙發上。

然而，我並沒有挨訓。總統說：「我請你來，是因為我非常瞭解你，我想知道你都看到了什麼，你是怎麼想的。」隨後，我們談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我們確實在「談話」，有來有往地談話，真正地談話。我想講，他想聽；他想講，我也想聽。我們之間進行了真正的交流。

總統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都看到了什麼？你究竟在擔心什麼？」我說了大概有10分鐘，談到了謀殺率上升現象的地理分佈問題和時間問題——全國最大的60個城市中有40多個城市的謀殺率在上升，死的還都是年輕的黑人。在時間上，這些城市幾乎同時出現這一現象；在地點上，這些謀殺率上升的城市在地理分佈上並沒有什麼特定規律可循，剩餘的將近20個城市的謀殺率就沒有出現上升現象。我對總統先生講了自己的擔憂，我擔心大部分人會忽略這個問題，因為死的都是黑人，都是貧民區的黑人。我還擔心，這種謀殺率的暴漲與警民之間的不良互動有關，而這種不良互動就是由那些漫天傳播的影片引起的。我對總統先生說，我的目的是讓大家都注意到這個問題，把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矛盾擺到檯面上，讓大家注意到是否因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而最終導致了大問題的爆發。我的期望就是，如果真相確實如此，那麼我這麼做能對雙方矛盾的解決起到一點兒作用。

我說完之後，歐巴馬總統對我的想法表示了讚賞。緊接著，他針對我在公開演講中的一些說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我在演講中用了「清除雜草、播撒種子」來說明我屬意的解決辦法——清除犯罪行為，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但是總統問我：「你想過黑人聽到你這麼說會怎麼想嗎？你會稱你鄰居的孩子為‘雜草’嗎？」他對我說，黑人所處的生活環境總是讓他們進退兩難：一方面，他們想讓警方入駐，保護社群的安全；另一方面，社群裡教學條件糟糕，失業問題嚴重，吸毒現象氾濫，離婚率高等問題，導致他們經常陷入與警方對峙的狀態。黑人民眾自己對此也抱怨不已，卻無能為力。

聽總統先生這麼說，我突然醒悟了。我對總統說，我從沒想過黑人群體可能會這樣理解我話中的意思。我從沒意識到「清除雜草」這種說法會讓聽眾心裡不舒服，尤其讓這個特殊時期內的黑人群體感到不舒服，因為這個說法已經在執法機構內部用了很多年了。我陷入了經驗主義的怪圈，而我們的總統，從一個普通黑人的角度幫我認識到了我的問題。

隨後，我們還談到黑人的高犯罪率對黑人群體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談到了國家在服刑人員再教育方面其實做得有多麼不好。我同意，如此多的黑人被監禁確實是一場悲劇。但我也跟他表達了我對他所說的「大規模監禁」一詞的看法。他曾使用「大規模監禁」一詞描述我們國家監禁人數急速增長的問題，在他看來，我們國家的監獄裡關押的人太多了。我對總統先生說，對於我們這些致力於降低少數群體社群犯罪率的執法人員來說，這個詞真的很刺耳。就我個人而言，聽到「大規模監禁」一詞會讓我想到「二戰」中日本所建的俘虜營，無數民眾被關在其中，周圍佈滿了鐵絲電網。我認為，一方面，「大規模監禁」這個詞極其不準確，因為監禁行為發生時實際上規模並不大：每個被告都是分別被起訴，都有自己的律師，分別被審判和定罪。最終監獄裡確實關押了很多人，但並沒有「大規模」這一說。另一方面，這個詞簡直就是對於那些勤勤懇懇的執法人員的侮辱。執法人員每天風裡來雨裡去，幫助這些泥足深陷的年輕人脫離危險境地，而「大規模監禁」這種說法將警察、探員和檢察官同黑人群體一起拯救高犯罪率社群的努力變成了一種不合理的行為。

聽我這麼說，歐巴馬總統讓我去看看黑人群體在執法過程中是如何被對待的，在法庭上又是如何被對待的。他說，看到如此多的黑人被監禁，看到被監禁人口中黑人所佔的比重遠遠高出黑人群體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他們很難不將此視為「大規模監禁」。

這場談話結束後，我醍醐灌頂。歐巴馬總統讓我聽到很多不同的觀點，學會了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當然，我也希望我的說法也給了他另一個看待問題的視角。我們這次談話可謂酣暢淋漓，與所謂的「華盛頓傾聽」截然不同。我們兩個人都有意識地去理解對方言語中的含義，理解對方與自己不同的視角，也都保持開放的思想，隨時準備接受不同的觀點。

如果歐巴馬總統不夠自信的話，他絕不會跟我展開這樣一場對話；如果他不夠自信的話，他也不會如此謙遜。實際上，如果要我說歐巴馬總統作為一個領導，身上有什麼瑕疵的話，那就是他太自信了。我在美國政府任職的過程中，處理過的最棘手的一個案子就是「稜鏡門」事件。正是在這個案子中，我看到了歐巴馬總統的這一點。

在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愛德華·斯諾登，國家安全域性的一名外包技術員，竊取了有關國家安全域性正在進行的專案的大量加密資料，然後將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洩露給了媒體。很顯然，他的這一行為給美國的情報蒐集工作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在他洩露了資料之後，幾乎全世界的不法分子都把自己的通訊裝置和通訊頻道加密了。他們使用了極其複雜的加密手段來阻止美國政府對他們的監視，就連聯邦調查局被法院授權的監視行動也受到了影響。在這之後，我們目睹了之前監視了很久的恐怖分子網路線索逐漸斷開，其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2014年9月，就在這次事件過去一年之後，蘋果和谷歌兩家公司宣佈，它們開發的移動裝置採用預設加密的方式。在我看來，這兩家公司的做法就是在提醒民眾：在社會生活中，要讓自己的移動裝置免受司法部門的監視，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一做法簡直快把我逼瘋了。我實在是不能理解，聰明的美國人怎麼就看不到這麼做會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呢？要知道，在某些案件中，不讓法官瞭解電子裝置內部的資訊，可能會讓整個社會付出慘重的代價。每個季度，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都會與媒體一起召開常規記者會。蘋果和谷歌的這個宣告就是在記者會前夕發出的。在第二天的記者會上，我原本並沒打算談這個加密的問題，但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對這兩家公司將要採取的預設加密的做法表示不贊同。

我是個忠實的法律信徒，我也相信，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在這個問題上，我擔心的是，這些公司正在推廣的東西會讓我們的民眾凌駕於保護他們的美國法律之上。

這些話一齣口，我自然陷入了一場極其複雜、情緒高漲的爭論之中。

聯邦調查局與蘋果這類公司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價值觀和看待問題的視角上。雙方看待問題的視角都有各自的侷限性。但坦白來講，我們雙方之間也沒有真正理解過彼此，沒有傾聽過彼此。科技公司的領導層無法像聯邦調查局一樣看到社會的陰暗面。作為聯邦調查局員工，我們的日常工作就是抓捕那些恐怖活動的策劃者，抓捕傷害兒童的罪犯，抓捕集團犯罪的嫌疑人。我們每天，從早到晚看到的都是人性的陰暗面。聯邦調查局每位探員的生活中，都充斥著這些恐怖的、常人無法想象的活動。他們每天忍受著這樣的生活，不遺餘力地阻止犯罪活動。而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員並不瞭解社會的這一面，這就可能會造成非常可怕的後果。我經常跟這些每天都見識社會黑暗面的同事開玩笑說：「矽谷那些人當然看不到社會的陰暗面，那兒可是個陽光明媚的地方，那裡所有人都聰明絕頂，富得流油。」在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員生活的世界裡，技術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順暢，關係更親密。誰不喜歡把寵物貓的動態圖分享給愛你的奶奶？誰不想直接在手機上預訂一杯咖啡，這樣到星巴克時就可以不用排隊直接取走呢？儘管我是在開玩笑，但我依然認為大部分搞技術的人都不能真正理解，如果執法人員不能使用司法命令獲取證據，那麼全社會將要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同時，我也理解有人批評我們說，執法人員過於關注社會的陰暗面，而忽略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需求。

正是因為雙方都會被自己的立場所矇蔽、所影響，因此我覺得，無論是哪一方採取類似的決策都是不可取的。美國人民應該自己決定，究竟要怎麼過日子，究竟要如何管理這個國家。但實際上，這個問題牽扯很多方面，要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其實非常困難。資訊加密這個看起來很小的問題，引發了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之間的衝突。這個問題並不僅僅涉及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問題，還涉及技術、法律、經濟學、哲學、創新和國際關係領域，可能還有其他的利益和價值摻雜在內。

政府內部所持的觀點永遠都是：個人隱私非常重要，但當政府為保護社會大眾的利益，需要探訪私人空間或領域時，在證據充分、監管得當的前提下，政府還是有權獲得私人的資訊。在美國，沒有什麼地方能真正脫離司法管轄的範圍。歐巴馬總統也是一位民權自由主義者，但他能夠看到，如果將個人隱私上升到絕對價值，認為其絕對不可侵犯，那麼一定會給社會帶來威脅和危害。2016年春，他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公開演講中，也說明了這一點：

但危害是確確實實存在的。保持社會秩序，保證司法效力，保障社會文明對我們所有人都非常重要。不僅如此，保護我們的孩子也非常重要。因此，我對認為個人隱私絕對高於一切的觀念，持懷疑態度。我們隨時隨地都在妥協……如果有人說個人資料這事兒和我們做出的其他妥協不一樣，那恕我不敢苟同。

歐巴馬總統真的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命令白宮徹查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之間的衝突，這樣的政令是前所未有的。在白宮戰情室裡，他曾親自主持召開了很多次關於這個問題的會議。會上他表示，如果美國人民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希望未來的生活中有一大片領域是不受司法審判的，那也應該由美國人民自己決定，而不應由一個科技公司決定。

不幸的是，歐巴馬總統並沒有足夠的時間踐行他的理念。政府確實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一些成果，開發了一個「概念驗證」的科技計劃，證明了確實可能開發出一款裝置，既可以保障個人隱私，又能在合理的情況下允許司法查驗。但在這之後，歐巴馬總統就卸任了，並沒留下任何關於下一步的指示，也沒有說明是否要針對這一問題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

我至今仍記得一些當時開討論會的場景。2016年夏，我在白宮戰情室裡開會，很多領導者和官員都在場，和總統討論這個問題的各種角度、各種看法。其實，戰情室是好幾個辦公室和會議室的總稱，是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經常開會和辦公的地方。但更多情況下，戰情室是指總統經常舉行國家安全會議的那個會議室。這個會議室和電視劇中出現的所謂的「戰情室」一點兒都不一樣。這個會議室很小，最多隻能放10把正常的皮質轉椅。如果這些椅子都坐滿，大家大氣兒都不能喘，太擠了。

每場會議的座次安排都是戰情室的工作人員在會前決定的，決定好就把桌籤放在桌子上。我跟三位總統共過事，參加了許多次這類會議，卻依然沒弄明白座次到底是怎麼排的。在兩場連著的會議中，在第一場會議結束後，我還得換個地方坐，因為我在第二場會議中的座次變了。開會的時候，總統對面不坐人，以免擋住影片螢幕和攝像機，這樣不能到場的重要領導就通過影片參加會議。他們會出現在螢幕上的方框裡，只有腰部以上能被看見。（正是因為知道這一點，有一次我在夏威夷參加了一場這樣的視訊會議，我上身穿西裝系領帶，但下身穿的是泳褲。）因為屋子太小了，工作人員時不時就要搬幾把小椅子進來，放在桌邊離總統最遠的地方。我把這些小椅子叫作「兒童椅」。因為我不是內閣成員，所以我經常被安排坐在「兒童椅」上。這時候，其他好心的同事就會給我這大個子換一把稍微大點兒的「兒童椅」。牆邊還站著10~12個參會者，但這個會議室實在太小了，他們站在那兒，腿一不小心就可能會碰到前面的椅子。

就這樣，我們在歐巴馬總統執政的最後一段時期，擠在這個小會議室裡討論資訊加密的問題。會議快結束的時候，總統開口說話了，看起來很困惑。「這實在是太難了。」他自言自語地說，「通常我都能找到解決辦法的，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實在是太難了。」

聽到這句話，我有兩點感受，但我都沒跟別人講過。第一，他絕對沒開玩笑。一群絕頂聰明的人已經湊在一起研究這個問題好幾年了，這個問題確實太難了。第二，他實在是太自信了。至少在我看來，他並不是在吹噓，也不是在炫耀，更不是像布什總統那樣自嘲，而是真真切切地覺得，他——巴拉克·歐巴馬，有能力解決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難題。但這個問題他解決不了，這讓他感到很困惑。天哪，這種自信簡直太酷了！

我實在不能理解，歐巴馬總統有足夠的自信，相信他能解決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問題，但他並沒成為那種剛愎自用的領導。通常情況下，過於自信的領導總是聽不進去別人的觀點，我就見過很多這樣的領導。我的弱點之一，尤其是在我年輕的時候，就是過於自信，總是迅速地下結論，然後抱定自己的結論，不願聽取他人的想法和建議。我還總是迅速地做決定，標榜自己「辦事果斷」，但實際上，我衝動又自大。我這一生都在與我的這個缺點做鬥爭。但在歐巴馬總統身上，我看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謙遜，而這種謙遜和自信很少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是怎麼做到的，他從未因過於自信而剛愎自用，也從未因過於自謙而妄自菲薄。他總是循循善誘，讓人能放鬆地講出他想知道的東西。

我也曾在聯邦調查局內盡力效仿歐巴馬總統的行為方式，但我始終牢記，領導就是領導。無論組織架構多麼「扁平」，等級制度總是存在的。就算一個屋子裡所有人都穿著帽衫、破洞牛仔褲、人字拖；就算所有人都席地而坐，吃著零食，不假思索地分享自己的想法，只要這裡面有老闆在，有上司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無論職位的高低是否擺在表面上，每個人的心裡都一清二楚。

跟自己的上司說實話是需要勇氣的，需要克服全人類都有的一個毛病——冒名頂替症。我們所有人，都在某種程度上認為，如果別人真的瞭解我們，如果他們像我們自己一樣瞭解我們的話，他們就會看扁我們，這就是冒名頂替症。我們害怕如果向公眾展示了自己的真性情，就會暴露自己的缺點，就會被別人看輕。如果你沒有這個毛病，那從某種程度上講，你絕對是個「奇葩」，那麼這書不適合你。

直言不諱其實是很冒險的，有暴露自己性情的危險。對領導直言不諱則更危險，尤其是面對組織的最高領導者時更是險上加險。在聯邦調查局這樣的一個準軍事機構裡，等級森嚴，前50年都深受約翰·埃德加·胡佛的鐵腕統治的影響，要想直言不諱簡直是難於登天。然而，就算員工真的能克服自身的毛病而敢於進言，也只算成功了一半；領導者也要克服自身的毛病，不能覺得別人給自己提了意見，自己就不是完美的領導了。

在聯邦調查局工作時，我總是努力建立一種人人說真話的工作氛圍。大家可能覺得我這麼做有點傻，但每個人也確實都認真思考並遵守了。一開始，我鼓勵大家開例會的時候不要總穿得那麼正式。因為我發現，來跟我彙報的同事總穿得跟要去參加葬禮一樣。在局裡開會時，我從來不穿西裝外套，但只有我自己這麼做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大家都穿得很正式，那麼說話、思考也會變得很正式、很古板、這不利於大家展開討論和對話。光是改變穿衣風格就費了我好大一番工夫。

我對局裡的高階主管人員說，開早會時不用穿西裝外套了，除非開完會後他們還要去參加其他外部會議。這二十幾個高階主管，有男有女，起初三週效果不錯，但三週過後，大家又恢復原樣了。我又跟大家說了一遍，這次保持了6周。於是，我只能繼續宣傳我的這一理念。

同時，我也希望能夠建立一種互相信任的工作環境。我鼓勵領導者們說一些自己私底下的故事。有一次，我在開會的時候讓所有與會的聯邦調查局高階領導者跟大家說一件關於自己的私事，要能讓別人大跌眼鏡的那種。馬上，我又笑著說道，「這事最好不會涉及你們的安全許可。」幾周之後，我又問他們每個人，小時候最喜歡的萬聖節糖果是什麼；11月，我問他們感恩節最喜歡吃什麼；12月，我問他們假期最想要什麼樣的禮物。當然，這些做法看起來可能很幼稚，是小學老師才會用到的把戲。但這些問題確實會讓班裡的孩子很快開啟心扉，信任彼此。生活中，我們都需要一點兒孩子氣的行為，因為孩子比大人更容易敞開心扉，更容易說出真相。

我花了很長時間營造這種說真話的氛圍，培養聽真話的習慣。誰都沒想到，2016年，聯邦調查局陷入了希拉里·克林頓和唐納德·特朗普大選的泥淖。那時，我無比需要之前建立起來的真相文化。

「大規模監禁」是指美國幾十年來推行的監禁政策，為了降低犯罪率，聯邦政府介入城市當地的執法行動中，用聯邦政府的錢增加警力，在城市地區加強巡邏，鼓勵將罪犯投入監獄進行監禁，判罰從重。這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作為人口僅佔全世界5%的美國，卻有著全世界25%的監獄人口。同時，美國長久的種族矛盾和族群關係緊張，特別是公眾腦海中存在的「黑人是主要罪犯和暴力實施者」的刻板印象，影響著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造就了監禁人口的有色人種比例畸形。——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