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主啊，請恩許我可以儘可能多地……諒解他人，多於被諒解。

——《聖法蘭西斯禱文》

埃裡克·迦納（ericgarner）、塔米爾·賴斯（tamirrice）、沃爾特·斯科特（walterscott）、弗雷迪·格雷（freddiegray）。

2014—2015年，這些黑人公民在與警方發生衝突的過程中喪生，有影片記錄下了他們與警方發生衝突的過程。隨後，這些影片像病毒一樣在各地迅速傳播，燃起了民眾心中種族歧視和種族虐待的熊熊烈火。2014年8月9日，一位名為邁克爾·布朗（michaelbrown）的年輕黑人在密蘇里州弗格森被白人警察槍殺。儘管傳播的影片中並未包括他被槍殺的畫面，但這件案子撥動了民眾脆弱的神經，引發了當地民眾持續幾周的動亂。也正因這一事件，美國社會開始對美國警方對黑人民眾使用致命武力問題給予前所未有的關注。

在邁克爾·布朗槍殺案發生之後的幾個月裡，聯邦調查團隊發現了一些很重要的真相。弗格森警方歧視當地黑人，而當地政府在市政管理中，無論是罰單制度還是保釋體系，在實施過程中都處處針對當地的黑人群體。同樣，美國其他地方的城市和鄉鎮也是如此。要想讓美國的黑人群體對警方再次建立起信任，美國警方需要走的路還很長。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邁克爾·布朗槍殺案會造成如此大的反應，因為當地的黑人民眾實在是被警方壓迫太久了。

但最後，聯邦調查局發現，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以槍殺邁克爾·布朗為由起訴這名白人警察。聯邦調查局探員在當地走訪了幾百戶民眾，發現不僅在當地找不到足夠的起訴證據，就連最初流傳的槍擊影片也是漏洞百出，很明顯該影片是為了誤導民眾。

大部分民眾在報道中瞭解到的是，邁克爾·布朗被槍殺的時候，正要舉手投降。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他是因為攻擊警察並試圖奪槍才被槍殺的，隨後進行的dna檢測比對證實了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聯邦調查團隊在邁克爾·布朗離世幾個月後得出的這個結論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錯誤的資訊和報道已經遍佈了全世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邁克爾·布朗是在舉手投降後仍被警察槍殺。在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過程中，假象已經繞地球飛好幾圈了。

司法部的這個結論確實非常重要，但為時已晚。截至2015年春，司法部終於結束了對這件案子的調查，公開發布了調查細節和結論，但這時，幾個流傳較廣的影片已經引起了全美國民眾的廣泛關注。這幾個影片全都是關於警方與黑人的衝突，將大眾對警方暴力執法的關注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上百萬人看過這些暴力執法的影片，看過紐約警察局的警察怎樣致使埃裡克·迦納窒息，知道克利夫蘭的警察怎樣在城市公園內殺害了年僅12歲的塔米爾·賴斯。更多民眾還看過南卡羅來納州的警察是如何在背後槍殺了沃爾特·斯科特，又是如何在殺死他之後偽造犯罪現場，銷燬犯罪痕跡。還有更多的人看過巴爾的摩的一群警察如何將弗雷迪·格雷拴到警車後面拖著跑，最後導致弗雷迪·格雷喪生。這些悲劇讓大眾對警方形成了一種固有印象。這些警察中的敗類掩蓋了上百萬善良敬業的好警察的光芒，掩蓋了他們和市民的正常互動，讓所有盡忠職守的職業警察都白白遭受大眾的怨恨。

在這段動盪不安的日子裡，又一件悲劇發生了。2014年12月，兩名紐約市警察局的警察被一名殺手殺害。這名殺手聲稱他就是要復仇，就是要把這兩名警察「送上西天」。歐巴馬總統請我替他參加其中一名警察的葬禮。我去參加了劉文健警察在布魯克林殯儀館的葬禮，現場氣氛悲傷而壓抑，前來弔唁的警察面色沉重冷峻。寒風中，弔唁的隊伍綿延數英里。

在此之前，弗格森案的發生讓我感受到了黑人群體的痛苦與怒氣，但現在，執法部門也陷入了極端痛苦與沖天怒火之中。我們的警察保護社會治安，卻感受不到應有的安全感與敬意，而民眾也不願相信警方的努力。

長期以來，執法部門與黑人群體都是美國社會的兩條平行線，偶爾會靠得近些，大部分時間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現在，這兩條平行線變成了兩條曲線，而且越走越遠。每當有影片曝出某個黑人平民死於警方之手，或又有警察殉職，兩者之間的距離都會被進一步拉大。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這個聯邦調查局局長得做點兒什麼，讓這兩條線至少向彼此靠攏一點兒。聯邦調查局是個聯邦調查機構，但我們跟地方警局也有著密切的聯絡。我們幫他們訓練警長，也在不少案子上有親密無間的合作。我決定要做兩件事：首先，我可以利用聯邦調查局局長這個高調的身份公佈一些事實，希望能促進雙方的良性溝通；其次，我可以利用聯邦調查局的全國影響力促進雙方的交流對話。因此，2015年2月，我在喬治敦大學演講，談了4點我們大家都需要承認的事實，儘管這些事實會讓人有些難以接受。

第一，執法人員需要承認，長期以來，執法人員對黑人群體的欺壓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要勇於承認我們的歷史，因為我們立志保護和服務的民眾並沒有忘卻這一點；第二，我們所有人都要承認，每個人對他人都是有偏見的，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些偏見會讓我們做出不公正的決策；第三，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確實看到許多年輕黑人因涉案被捕，這難免會影響執法人員的心理和判斷；第四，我們所有人都得承認，那些發生在社群環境最糟糕地區的嚴重爭端，其真正的根源都並非警方，真正的根源往往過於複雜，警方只不過是個替罪羊而已。緊接著，我命令全國56個聯邦調查局辦公室召開由執法部門與社群聯合參與的會議，討論現狀和如何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雙方關係。關係親密的兩個人很難真正怨恨對方，而現在，聯邦調查局可以幫助人們建立起這種親密關係。

公眾對我的這些想法給予了積極的反饋。作為一個白人局長，我有長期的執法經驗，我可以說出許多執法部門的歷史以及存在的偏見，但別人不可以。很多警察局局長私下裡其實很感激我這麼做，但公眾與執法部門之間的關係依然劍拔弩張。到2015年年中，不好的苗頭出現了。8月末的時候，全美國排名前60的大城市中有40多個城市都向聯邦調查局彙報，說從2014年年底以來，這些城市的謀殺案件數量急劇上升。從資料上來看，最不尋常的就是這些城市的謀殺率並不是以一種有規律的方式上升的，其上升形態毫無模式可循。剩餘的大約20個城市的謀殺率並未上升，有的反而下降了。謀殺率上升的40多個城市與謀殺率未見上升的城市在地圖上的分佈沒有任何規律可循。

甚至當我在喬治敦大學演講的時候，謀殺事件依然在不斷發生，而受害者大多數都是年輕的黑人。在這些謀殺率驟升的城市，有的黑幫肆虐，有的毒品交易猖狂，導致犯罪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這些謀殺案大多數都集中在貧困的黑人聚居區，在那裡不斷有年輕的黑人被其他年輕黑人殺害。

各地警察局局長告訴我，謀殺率的上升可能是因為警方與民眾的相處方式改變了，而促成這種改變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那些廣泛傳播的影片。我並不能確定是不是這個原因導致了謀殺率的上升，也沒有基礎資料可以分析，但我仍然決定把這個問題拿到檯面上來討論一下。如果美國想無視這些黑人的死亡，那簡直是太簡單了，因為遇害的這些黑人都是「貧民窟裡的窮人」。但總得有人出面，針對這些謀殺案說點兒什麼。我只希望之前的分析是錯誤的；只希望能找到某個簡單的原因來說明為什麼謀殺率上升了，或者能夠證明這種大規模的謀殺率異常上升的現象只是偶然。

與此同時，國會內部的自由民主黨人和自由意志主義共和黨人組成了一個有趣的聯盟，他們與歐巴馬政府聯手，意圖使國會通過一項刑事司法改革，減輕對某些聯邦刑事犯罪行為的處罰。這是那些自稱「茶黨」的共和黨人和歐巴馬總統唯一能達成共識的政策領域。我對具體政策沒有任何意見，這些政策在我看來都很合理、很恰當。但這些刑事司法改革的倡導者根本不願針對城市謀殺率上升問題及其背後的原因展開討論。我完全理解這一點，但我只是無法忍受自己眼看著這麼多年輕的黑人失去生命而無動於衷，無法忍受警方與民眾的相處方式變化成為謀殺率節節攀升的潛在誘因。

因此，2015年10月下旬，我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講中，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我談到民眾與警方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談到網上那些推波助瀾的影片。在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引用了兩個推特上的話題來說明我的觀點。

其實，推特上的兩個話題「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別拿警察的命不當命」很好地證明了我的觀點。當然，這兩個話題和話題背後代表的聲音確實非常重要。但只要有人把「黑人的命也是命」這個話題解讀為反對執法機構，黑人群體對警方的信任就減弱一分；只要有人將「別拿警察的命不當命」解讀為反對黑人，警方對黑人群體的厭惡就增加一分。再這樣下去，雙方就會越走越遠，隔閡就會越來越深。一樁樁、一件件的小意外，一個個網站影片，一個個推特話題，都會加劇雙方的誤解，加深雙方的隔閡。這，才是最糟糕的。

隨後我談到了謀殺率上升的問題，我說：「當前警方和黑人群體之間的隔閡愈加嚴重，而這有可能是某些地區謀殺率上升的原因。」弱勢社群的謀殺案件數量驟然上升，而死者基本都是年輕的黑人。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社群、執法機構和研究機構的共同努力。我看了大家給出的一些原因推測，包括販賣槍支、走私毒品、黑幫、囚犯刑滿釋放等，但沒有一個原因能夠解釋為什麼謀殺率上升的40多個城市在地圖上的分佈並未呈現任何規律性，而且這些城市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出現謀殺率上升的現象。

接下來，我談到了我聽說的另一個推測：「幾乎沒人公開談過這個推測，但全國的警方和當局官員都會在私下討論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這個推測確實可以解釋謀殺率上升現象發生的時間和地理分佈問題。在我聽過的所有解釋裡，這個推測在我看來算是最靠譜的了。這個推測就是，可能是因為警方出了問題。」

我說：「我並不能確定問題一定出在警方身上，也不能確定這個原因是否能解釋所有的案件，但我確實有一種強烈的預感，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的執法機關確實經歷了一場寒冬。」

演講的最後，我呼籲：

我們需要尋找到問題的真相，並馬上解決這個問題。有人跟我說，現在就著手是不是早了點兒，這才10月，我們可以等年底統計報告出來的時候再說，看看總體犯罪率究竟如何。但我不同意，尤其是當我看到全國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長給出的謀殺案件資料後，我更加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我們看到的並不僅僅是資料，冰冷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執法機構的領導要主動推進執法，堅定、公平且專業地推進執法。同時，社群領導者也要主動配合警方維護社群治安，保證警方有時間、有機會，高效且專業地進行社會安保行動，並在執法過程中得到應有的尊重。

我知道，我說的這些話可能會讓歐巴馬政府內的某些官員感到不滿，但我覺得聯邦調查局局長應該在這類司法問題上保持獨立。歐巴馬總統提名我當局長的時候，特別提醒我要保持司法的獨立性。犯罪問題、種族問題和執法問題都是錯綜複雜、極其敏感的，但如果人們都不談這些話題，那這個現狀就永遠不會改變。

至少我說對了一件事：我說出這些話之後，確實惹得大家都不高興。實際上，不高興的人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我原本的目的是強調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找到對應的解決辦法，激發民眾探討問題背後的原因和解決方案；促使雙方對這個棘手的問題進行對話和探討；激勵民眾探索真相，蒐集資料，挖掘事件背後的原因。同時，我希望這樣的探討可以改變警方與黑人群體的互動方式，拯救無辜的生命，鼓勵警方採取更好的方式維護社會治安，也鼓勵社群支援警方的工作。然而，我見證了另一場美國式「屁股決定腦子」的鬥爭。

警方抱怨我批評警察，稱他們為膽小鬼。民主黨人說我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肯定了所謂的「弗格森效應」，而這一效應可能壓根就不存在，說我根本是在妨礙警方執行公務；共和黨人則聲稱美國正飽受謀殺率上升的困擾，並將其歸結於歐巴馬總統的執政不力。很少有人問：「真相是什麼？」他們明明有機會可以當面來問我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他們卻不願這麼做。相反，他們都忙著站隊，選一邊，然後站定。很少有人會花時間去問：「這個人到底在擔心些什麼？他到底在說一個什麼事情呢？」

然而，有一個人站出來問了這個問題。我從芝加哥回來之後的一兩天後，我的辦公室主任告訴我，總統想在橢圓形辦公室見我。我不知道總統要談什麼話題，也不知道還有誰在場，最後發現，這場談話只有我們兩個人。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與歐巴馬總統會面。

在我遇到我妻子之前，我都不知道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傾聽，華盛頓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什麼是傾聽——至少就我的經驗來說是這樣的。對他們來講，傾聽就是在別人說話的時候保持沉默，等別人說完後自己再說一些早已準備好的東西。其實，我們對這種形式的意見交換很熟悉，電視上所謂的「辯論」就是這種形式。辯論場上，辯手們坐在椅子上，燈一亮，一方就站起來說出他們提前準備好的觀點，等他說完後，另一方會站起來，用他們提前準備好的觀點進行反駁。這個過程就是個左耳進右耳出的過程，並不能引發聽眾真正的思考。這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傾聽」。

跟帕特里斯結婚後，我才明白我所謂的「傾聽」實際上也並不是真正的傾聽。以前，我跟很多人一樣，都以為傾聽就是坐在那兒安靜地聽別人講，體會別人的意思。

但我錯了。實際上，真正的傾聽確實是要保持沉默，要認真思考別人講的東西。但真正的傾聽不止於此，它還包含一些聽起來匪夷所思的東西：你的姿勢、表情、回應的聲音和給對方的反饋，讓對方感受到「我想繼續聽你說，想知道你知道的，也想讓你告訴我」。真朋友之間的談話往往會讓外人聽起來雲裡霧裡，但他們兩個相談甚歡。一個人說，另一個人回應：「啊，是啊，我知道，確實這樣，我也遇見過，他們就是那種人。」一個人想講，另一個人想聽他講，反之亦然。這樣，這兩個人的交流就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有來有往，互相支援，互相鼓勵，把自己的想法講給對方，同時鼓勵對方把知道的都講給自己。這才是真正的傾聽。

為了提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效果，我花了很多時間傾聽，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對於領導者來說，真正傾聽他人是很困難的，因為在傾聽下屬的聲音時，領導者需要從領導的位子上走下來，需要學會示弱。歐巴馬總統選我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已經出乎我的意料了，這次談話更讓我對他驚詫不已。巴拉克·歐巴馬是個極其出色的傾聽者，比我遇見過的任何領導者都出色。我和他一起參加過很多會議，我看著他盡己所能地在一場談話中引入各種觀點，經常為了聽到不同的觀點忽視與會人員的座次等級。在白宮會議中，與會人員的座次是由等級決定的——各部門一把手坐在主會議桌旁，低一級的與會者坐在靠牆的椅子上。我還記得，有一次在戰情室裡，我們正在開一場有關機密技術的會議。會上，主會議桌旁正襟危坐的軍事部門領導者和情報部門領導者討論完後，歐巴馬向一個矽谷天才諮詢意見。這個傢伙坐在牆邊的椅子上，連條領帶都沒系，看上去有點邋遢，他也確實反駁了我們其中幾個人的意見。歐巴馬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求賢若渴，歡迎大家說出自己的觀點。這個習慣可能來源於他之前做教授的經歷吧，教授不是都喜歡突然叫起一個坐在後排的學生回答問題嘛。歐巴馬的這種做法經常會使全場陷入激烈的討論，能讓他聽到不同的觀點。布什總統執政的時候，大家往往出於等級限度，或者是因為怕被他嘲弄，所以不願說出自己的觀點。不繫領帶的人員不可能出現在布什總統的戰情室裡，就算混進去了也只能坐在後排，絕對不會有機會發言，就算發言了，也絕對會被嘲笑：「這孩子穿著也太隨意了。」

但歐巴馬不同，歐巴馬有與人討論的能力，他能平衡局面，讓我們說出與他不同的想法。他會轉向發言者，面對面看著他們，給他們足夠的時間表達自己的觀點，不去打斷他們的發言。這個過程中，儘管他不怎麼說話，但他會用自己的面部表情、體態姿勢或一些簡短的回應讓發言人願意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腦兒地說出來。他仔細地理解著發言人的邏輯，總會在發言人講完後提出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都是在他傾聽的那短短幾分鐘內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