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要成為一名領導者首先要正直。不正直的領導者無法取得任何成就，無論他是領導一群勞工、一個足球隊、一支國家軍隊，還是一個部門，都是如此。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2013年入夏的第一天，我來到了曾認為自己再也不會踏足的地方。

巴拉克·歐巴馬總統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那天，晴空萬里。歐巴馬總統、我和前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一起在橢圓形辦公室裡等候，我們等著穿過那扇玻璃門到玫瑰園去。外面的白宮記者團早已人頭攢動。

就在我們要出門去面對鏡頭的時候，總統突然停下了。他看起來很嚴肅，轉過來對我說：「吉姆，有件事情我之前忘了跟你講。」

我一臉困惑地看著總統對米勒點了點頭，說：「鮑勃之前一直對我有一個承諾，現在，我想讓你也做出這個承諾。」這會是個什麼承諾呢？總統之前已經跟我保證過，我享有絕對的獨立，但現在又要我對他做出什麼秘密承諾？

總統停頓了一下，以示莊重，然後開口道：「鮑勃一直允許我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裡打籃球，現在我需要你承諾我可以繼續使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打籃球。」

我撲哧一聲笑了出來。「當然，總統先生。某種程度上來講，這也是‘您的’體育館。」

儘管我很喜歡打籃球，但我知道我絕不會在聯邦調查局的體育館裡和總統一起打籃球。我也喜歡打高爾夫，但也不能和他一起打。聯邦調查局局長不可能和總統保持這樣的私人關係，原因嘛，眾所周知。至少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知道。

2005年8月從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離職後，我加入了一傢俬人公司。從2005年開始，每兩年我就有個孩子要上大學，而15年來在政府機關沒掙多少錢，更不用說存錢了。孩子要上大學了，我必須得掙點兒錢供他們讀書。於是，我加入了國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擔任他們的法律總顧問。我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工作了5年，然後又到康涅狄格州的橋水聯合基金工作了3年。2013年年初，我離開了橋水聯合基金，加入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成為一名國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員。去哥倫比亞大學是因為我覺得教書育人實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2013年5月，我突然接到了時任司法部部長埃裡克·霍爾德（ericholder）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參加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面試。他並不能保證我一定能得到這份工作，但如果上面沒有認真考慮我來出任的話，他是不會給我打電話的。

這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可能是我已經對華盛頓這些黨派人士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我很難相信，一個民主黨總統會選擇一個曾經在共和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人出任如此重要的崗位，而且我還曾經支援過歐巴馬總統的政治對手。

我對這件事並不看好，而且再到政府部門工作對我的家庭來說也是個負擔。我沒告訴霍爾德我說這話的原因。但那時帕特里斯正一邊讀碩士，一邊在布里奇波特的一個精神健康診所裡做顧問；我們的一個孩子馬上就要上高三了；之前有幾個孩子寄養在我家，而我們又不是孩子走了就不管他們的那種父母，我們一直跟他們保持聯絡，也會履行義務。因此實際上，我們並不是很富裕。霍爾德讓我考慮一下，我說我會好好考慮，但很可能不會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帕特里斯不在臥室裡。我下樓，看到她在廚房裡抱著電腦。湊過去一看，她竟然在瀏覽華盛頓特區附近的房產網站。

「你在幹嗎？」

「你19歲的時候我就認識你了，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也知道你的志向所在。你去吧，去做你想做的。」然後她停了一下，接著說，「但他們不會選你的。」她挺喜歡歐巴馬總統的，大選時還給他投了票，但她依然覺得我只是去陪跑的。後來她承認，她只是不想看我耷拉著臉不開心罷了。她跟我一樣，都覺得歐巴馬總統不會挑一個布什總統任期內的政府工作人員。

在跟總統的工作人員進行了幾輪面試之後，我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面見了歐巴馬總統。他就坐在布什總統經常坐的那個扶手椅上，背對著壁爐，他旁邊擺著一座老爺鐘。我坐在他左手邊的沙發上——在離他近的那頭。總統顧問凱瑟琳·雷穆勒（kathrynruemmler）坐在我對面。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歐巴馬總統本人，有兩點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一是他比電視上看上去要瘦很多；第二就是他有強大的專注力。面試之前，我和雷穆勒在橢圓形辦公室門口等候，總統正站在桌邊打電話。雷穆勒說，他正在和俄克拉何馬州州長通電話，談論席捲俄克拉何馬州的龍捲風災難。這場龍捲風已經造成了幾十人死亡，上百人受傷。歐巴馬總統掛了電話，揮揮手讓我進來，簡單談了幾句俄克拉何馬州的事情，就轉入正題了。

總統在談到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人選時，顯得無比凝重。他說：「某種程度上來講，選擇聯邦調查局局長和最高法院院長是我在總統任期內最重要的兩項人事任命了，因為我這是在選擇美國的未來。」在他看來，聯邦調查局局長10年的任期價值巨大，他希望如果我上任，我能對下一任總統有所幫助。他舉例說，在他剛上任，還沒有什麼經驗的時候，就曾經被軍隊領導人逼著做一些軍事決定。雖然他沒說出來，但我能看出他非常遺憾那時身邊沒有一個有經驗的顧問可以幫他出謀劃策。因此，他覺得我可能會對將來那個同樣缺乏經驗的領導者有所幫助，幫助他更好地制定國家安全方面的決策。

我們還談了調查機密資訊洩露的需求與支援出版自由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最近，司法部花了大力氣調查機密資訊洩露事件，而媒體對此也爭相報道，並以此攻擊歐巴馬總統，宣稱「歐巴馬政府就要完蛋了」。我們沒有談到具體的案例，但我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周密的領導與調解是可以讓這兩方取得某種平衡的。說調查員永遠都不會從記者那兒挖掘情報顯然是目光短淺的，而說調查機密資訊洩露就剝奪了出版自由更是誇大其詞。我們可以在保證出版自由的同時也保證機密資訊不被洩露。

最讓我驚訝的是總統對聯邦調查局工作的看法，正是他的這一認知讓我覺得，帕特里斯認為我這趟是白跑了的看法可能是錯的。其實，歐巴馬總統對聯邦調查局局長工作的認知大大超出了我和大部分黨派人士的預期。他說：「我並不指望聯邦調查局能在政策制定上給我什麼幫助。我需要他們保持獨立性，完全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我需要的是，我晚上睡覺的時候能放下心來，知道整個國家在正常運轉，知道美國人民有人保護。」這次談話和我之前假設的情景完全不同，實際上，我覺得這種政治獨立性還挺對我胃口的。

我認同了他的想法。聯邦調查局應該是完全獨立的，完全不受政治黨派的影響，這才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局長被賦予10年的任期。

我與歐巴馬總統見完面後，給帕特里斯打了個電話，自作聰明地說：「親愛的，你之前的判斷可能並不準確哦。」我對我和歐巴馬總統的這次會面感覺良好，於是在白宮給我丟擲橄欖枝之後，我同意了他們的提名。我的家人還會在康涅狄格州住上兩年，處理完手上的事情，但我已經完全準備好投入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工作中了。一旦就職，我的任期會一直到2023年，那時候，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會影響這個任期。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面試後到公佈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歐巴馬總統又請我去了橢圓形辦公室一趟。我們坐在和上次一樣的位置，總統顧問一樣參與了這次會面。一開場，總統就解釋道：「等你真正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後，我們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坐下來談話了。」過去40年的時間裡，政府的領導者們都已經認識到，總統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關係不能走得太近。聯邦調查局調查的案件經常會涉及總統身邊的一些高階官員，因此會影響總統的職業生涯。為了保持聯邦調查局的公信力，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人們的觀念裡，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調查局局長都不能跟總統走得太近。因此，這是最後一次我和歐巴馬總統可以像大學同學一樣開誠佈公地一起談話了。那天，我們討論了很多並不在聯邦調查局局長職權範圍內的棘手問題，比如用無人轟炸機消滅恐怖分子。我非常驚訝，他能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和評價一些複雜的問題。我覺得，他是想在正式提名我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通過探討這些問題，對我和我的價值觀進行最後一次評價。

在我離開的時候，我對凱瑟琳·雷穆勒表達了自己對這次討論的看法。我對她說：「我沒想到我們能談論這些話題，也沒想到坐在總統寶座上的人，竟然有這樣一顆柔軟的心。」

自此之後，我和歐巴馬總統再也不能像這樣隨意地談話了。

從1935年被正式命名為「聯邦調查局」到我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聯邦調查局一共經歷過6任局長。第一任局長，也就是傳奇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johnedgarhoover）管理聯邦調查局（包括聯邦調查局的前身調查局）長達50年，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文化，對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所有探員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幾十年來，胡佛鐵腕統治，讓政府高層對其又懼又怕。他手裡握有很多高層領導的「個人資訊」，而且他故意讓這些高層領導知道這一點。他和總統、參議員們一起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卻又總是笑裡藏刀，將聯邦調查局作為手裡的利刃。

在聯邦調查局內部，局長就是絕對的中心。胡佛的鐵腕方式為他帶來了無盡的名譽、大眾的關注和絕對的權力，但也讓聯邦調查局裡的很多探員都不希望引起胡佛先生的注意。大家都只說他愛聽的話，說完了就回去工作。這種心態在聯邦調查局內部保持了很多年，即使胡佛早已經過世了，大家依然如此，積習難改。

2013年我宣誓成為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我花了一週的時間跟著鮑勃·米勒觀察實習。米勒曾在海軍服役，領導作風比較老派，不習慣用他所謂的那些煽情手法。2001年「9·11」事件後，整個聯邦調查局都陷入了巨大的工作壓力之中，探員們都在精疲力竭地工作。米勒的妻子就勸他，要關注下屬是否能扛得住這麼大的壓力。於是第二天早上，他例行公事般地給他的幾個手下打電話，至少我聽說的是這樣。要知道，這些人的辦公室離他的辦公室不過就幾步路。在電話裡，米勒問他們：「感覺還好嗎？」每個人都會例行公事地回答道：「還好，先生。」他回答：「那就好。」然後掛掉電話。

米勒生性遵規守紀，在幫助我走上工作崗位時也是如此。我開始觀察實習的第一天早上，他就為我安排了和主要部門領導的談話。我要跟他們一對一談話，聽每個人彙報他們工作中遇到的挑戰和機遇。隨後，他又面無表情地補了一句，說在每個人跟我談完之後，他會再跟我聊聊，「告訴你究竟是怎麼回事兒」。這句話讓我大吃一驚。聯邦調查局的宗旨就是找出真相，但為什麼在部門領導彙報完之後，局長還需要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呢？米勒說這句話實際上就意味著，局裡的高階領導要麼是不知道真相，要麼就是不打算對我說真話。我覺得，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

就我的經驗而言，很多人都會猶豫要不要把全部真相告訴領導，而他們猶豫的原因也可以理解。我曾經聽一些聯邦調查局的老員工引用電影《無間行者》（thede#zhu1">sup[1]/sup的那個案件。霍爾德未能就此案件提供使國會共和黨成員滿意的訊息，因此被指控藐視法庭。那些國會共和黨成員看不上霍爾德，霍爾德也看不上他們。

與埃裡克·霍爾德相比，洛蕾塔·林奇個性內斂，在華盛頓的知名度也不高。她很少說話，開口說話的時候也有點照本宣科的意思。司法部部長這種高調的工作是需要時間適應的，而林奇的任期太短，看起來並沒適應這份工作。霍爾德和副手的工作關係很好，但林奇和她的副手薩利·耶茨（sallyyates）的工作關係似乎有點疏遠且緊張。看起來，她和她的手下彼此之間並不講話。

我的日常工作不僅包括按規定處理那些重要案件，還包括處理緊急突發事件。同時，我還試著在冗雜的日常工作中，改變聯邦調查局對待領導、網路安全、種族案件和情報案件等的處理方式，這就要求局長帶領大家一起改變。聯邦調查局也是個國際組織，在全球80多個國家以及美國的每個州都有辦公室。於是，我就得到各處去看看，聽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們說說他們的故事，和他們聊聊他們的日常。

上任後，我用15個月時間走訪了國內全部56個辦公室，還訪問了海外的幾十個辦公室。我去聽了各地員工的故事，瞭解了他們的工作、他們想要什麼、他們需要什麼。在我四處走訪的時候，我發現，大約有2/3的聯邦調查局員工並不是持槍探員，這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們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精英，在聯邦調查局裡做情報分析師、語言分析師、計算機工程師、人質談判專家、監控專家、實驗室專家、受害者專家、拆彈專家等。另外1/3則是持槍特工，有好多人都是在「9·11」事件之後加入聯邦調查局的。他們之前也從事著五花八門的工作，有警察和海軍軍人，也有教師、化學家、心理諮詢師、神職人員、會計師、軟體工程師和職業運動員。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和電視上的特工差不多——男士高大威猛，女士英姿颯爽，穿著職業裝，看著就令人賞心悅目。但他們又不乏特色，有的剃平頭，有的梳馬尾辮，有的腳踝上有文身，有的頭上戴頭巾，有的身高2米多，有的身高1米5。但他們加入聯邦調查局的動機都一樣，那就是對國家的使命感。是他們幫我重塑了聯邦調查局的使命。他們早已把聯邦調查局的使命刻在心裡，那就是：要為保衛美國人民，保衛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而奮鬥終生。

我驚異於他們的才能，但也因眼見的一個趨勢而惶恐。從「9·11」事件之後，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數量穩步上升，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白人。在我當局長的時候，83%的特工都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我對員工們說，我對白人沒有偏見，但這種趨勢確實很有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工作效率。美國正逐漸成為一個多種族融合的國家，我覺得這是件好事。但在這樣一個多種族融合的國家裡，如果每個探員都跟我長得一樣，那我們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如果在大家眼中，聯邦調查局成為所謂的「白人工作的地方」，那83%的白人探員率很快就會漲到100%。有一次，我對我女兒說了我們現在面臨的種族問題，但我女兒說：「爸爸，問題就是，你這個老大是白人啊，自然白人更願意來這兒工作。」一句話點醒夢中人，我女兒的這句話裡包含了我們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

我女兒說得確實不錯，但也不完全正確。如果人們知道聯邦調查局裡男性和女性都是什麼樣的，我們的工作是什麼樣的，人們就會想來這裡工作。加入聯邦調查局成為特工之後，幾乎沒有人想離開聯邦調查局。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拉丁裔還是亞裔，男性還是女性，在聯邦調查局內的年人員流動率均保持在0.5%。儘管聯邦調查局探員只能拿著政府給的那點兒薪水，工作壓力也很大，但只要體驗過聯邦調查局的工作環境及其帶來的使命感，他們就很難再離開這個組織，會在這裡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退休。我告訴所有聯邦調查局的員工，我們的挑戰就是走出辦公室，向更多非白人民眾展示我們的工作，讓他們敢於成為我們的一員。當然，還有婦女，聯邦調查局僱員中，女性的比例一直都在20%以下徘徊。我說，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並不像火箭科技那樣高尖端，辦公室外面就有合適的人才，只是那些人才還不知道他們錯過了什麼而已。因此，我們要努力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究竟錯過了什麼。我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第三年，在匡蒂科的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的新任特工培訓班中，就有38%都不是白人。我們招人的標準並沒有改變，只是向更多人展示了加入聯邦調查局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一傳十，十傳百，更多人選擇了加入我們。

在各地走訪的經歷還教會了我另一件事：聯邦調查局的領導並不夠好。在私人公司工作的時候，我瞭解到，最好的組織都非常重視領導力，因此他們尋找出色的領導人，檢驗其領導才能，併為其提供培訓，將這種理念貫穿於工作的方方面面。他們將出色的領導力視為財富。但在聯邦調查局，很多情況下領導力都不受重視。幾十年來，聯邦調查局都指望著有能力的人毛遂自薦成為領導者，然後這些領導者就得費盡周折搬家，因為他們的工作地點換成了華盛頓總部。幸運的是，很多有能力的人都願意毛遂自薦擔任領導者。但這種方式也會造成這樣的後果：有些人成為領導就是為了逃離之前那個做不好的工作；還有一些上級為了擺脫某個討人厭的下屬，就把他推薦上位。我聽很多員工談起過他們的領導，有出色的，有差勁的，當然也有平庸的。然而，這樣的領導者對於聯邦調查局來講，是無法接受的。

我對所有的聯邦調查局員工講，我有一個偉大的目標：總有一天，聯邦調查局要成為政府中首屈一指的領導力培養機構，要讓私人公司都數著日子等聯邦調查局的領導者們退休（一般都是50歲），這樣他們就能請這些退休的領導者去管理他們的公司了。聯邦調查局會挑出那些出色的領導者，培養他們的領導力。所有聯邦調查局的領導者在日常工作中為提升自己的領導力而付出的一切辛苦，都會在他們退休後的事業第二春中得到補償。我對所有的員工說，軍隊確實很好，培養出了很多優秀的領導者，但聯邦調查局也能成為出色領導者的培養基地，並最終把這些出色的領導者送到美國的各大公司去。我們要定義偉大領導力的含義，找到那些擁有潛力的人，培養他們成為出色的領導者；同時，我們要挑出那些能力不足的領導者，對他們進行再培訓或直接淘汰。

聯邦調查局的員工都很支援我的想法，我想把領導力培訓推行到聯邦調查局的所有部門，直到我們都能變成更優秀的自己。我想要教會他們的是：偉大的領導者應當保持正直與高尚；他們自信滿滿，但不妄自尊大；他們心地善良且作風強硬；他們胸懷坦蕩，從不搞陰謀詭計；他們能夠理解工作中的意義所在。我還要教會他們的是：領導者說什麼很重要，但做什麼更重要，因為他們的員工時刻關注著他們的一舉一動。簡而言之，我們要培養德行兼備的偉大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