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個夜晚，我都輾轉反側，生怕自己會成為「那種人」。那些被扒光了衣服吊在天花板上、白天黑夜都被燈晃得不能睡覺的人的樣子，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他們不能上廁所，只能用尿不溼；只要被鬆綁，肯定會有下一次凌虐等待著他們；他們被施以水刑，覺得自己就快被淹死了。

2004年6月，在我的支援下，戈德史密斯正式撤銷了司法部支援2002—2003年實施的那些刑訊手段的法律意見書。不出我所料，副總統顧問戴維·阿丁頓非常生氣。有一次在會上，他抽出一張卡片，說這上面列出了自「9·11」恐怖襲擊事件以來，司法部針對機密事件提供的所有的法律意見，然後用一副挖苦的口吻問戈德史密斯，現在司法部還支援自己之前的哪個法律意見呢？這次會議我沒有參加，但我提前就提醒過戈德史密斯，阿丁頓越是生氣，就代表我們的方向越正確。但是，我覺得這番話就算能安慰戈德史密斯，也無法安慰帕特里克·菲爾賓。阿丁頓曾私下跟菲爾賓談過，告訴他，由於司法部先後撤銷了「星風」專案及中央情報局刑訊手段的相關法律意見書，他有理由相信，菲爾賓已經違反了自己當年做出的守護和捍衛美國憲法的誓言。他建議菲爾賓辭職，並威脅他，如若不然，他會堵住菲爾賓在政府機構內所有的晉升通道。

在辭職這件事上，傑克·戈德史密斯搶先了一步。在出任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的9個月時間裡，傑克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他已經打了「星風」專案和中央情報局刑訊手段兩場硬仗。就在他宣佈撤銷中央情報局刑訊手段法律意見書的同時，他也宣佈自己要離開司法部，重新回去搞學術了。

因此，重新為刑訊手段提供法律依據的重任就落在了新任法律顧問辦公室代理主任丹·萊文（danlevin）的身上。萊文是個天賦頗高、認真細緻的律師，他總是神色嚴峻，但又有點黑色幽默。他一點兒也不像戈德史密斯，永遠不會把笑容掛在臉上。之前，他在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手下工作。聯邦調查局的同事叫米勒「老大」，而私底下稱呼冷麵萊文為「閻老大」。萊文一上任，就投入浩如煙海的法律文書工作中，要為這個所謂的「強化審訊」找到法律支援。那時我並不知道，他確實「投入」了進去，他真的去嘗試了水刑。後來他告訴我，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經歷。

2004年12月下旬，萊文和整個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完成了新的法律意見書。這份意見書做得真的太漂亮了，能看出來他們緊密貼閤中央情報局的陳述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仔細的查證。然而，這份厚厚的、並非機密資訊的傑作被大部分人忽視了。在這份新的意見書中裡，萊文將「故意施加嚴重的精神傷害」單獨列為一項「酷刑」手段，根據法律，應該予以禁止。這是個大事兒。2002年司法部的法律意見書主要聚焦於定義嚴重的「肉體」痛苦。但現在，很明顯（至少我和萊文覺得是這樣的）中央情報局的刑訊手段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因為精神傷害所包含的範圍可比原來大多了。把人的衣服扒光，不讓睡覺，不給飯吃，抵在牆上毆打，施以重壓，扇耳光，施以水刑，然後把人裝進狹小的盒子裡用棍子捅，所有這些手段很容易對受虐者造成嚴重的精神傷害，更何況這些手段中央情報局又不是隻使用一次。

萊文的總意見書出臺之後，還有兩個附屬意見書需要出臺。第一個附屬意見書中提出，中央情報局所使用的每個刑訊手段都需要在萊文出臺的標準下一一評估。這倒沒什麼，因為每一種刑訊手段單獨使用，都不太可能造成嚴重的肉體損傷或精神傷害。重點在第二個附屬意見書。在第二個附屬意見書的要求下，中央情報局和白宮得把所有的刑訊手段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疊加手段」，放在萊文的標準下進行評估。這麼做是因為這些刑訊手段都是交叉重疊使用的。在真正的黑牢裡，中央情報局的探員對嫌犯可一點兒都不客氣。這些刑訊手段加起來造成的痛苦，很容易就超過了法律禁止的嚴重精神傷害的限度。只要司法部要求評估這些疊加手段，這個專案就很難再繼續下去了。

萊文花了很長時間，想把黑牢中的刑訊記錄都精確完整地記錄下來。然而，為了滿足2002年頒佈的法律意見書的要求，提交到司法部的刑訊記錄都被處理成非常正常的刑訊記錄，刑訊環境如手術室一般乾淨合規。儘管萊文已經竭盡全力想還原真相，但依然沒什麼實質性收穫。

我從沒問過萊文，但我覺得他跟我一樣，都希望中央情報局的這個嚴刑逼供專案會在法律要求的壓力下自行消亡。但這不歸我們管。我們司法部的律師只能根據中央情報局提交的事實，提供法律意見書。儘管我們都知道，這種嚴刑逼供實在是太不人道了，而且成功率極低，但我們也無能為力。然而，我的內心一直迴盪著那個聲音：「別做那種人。」

2004年，喬治·w.布什贏得他的第二次大選，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和其他內閣成員一樣向總統提交了辭呈，並得到了總統的批准。這種傳統機制使總統能夠在新時期重新組建自己的政府內閣，但那些之前做得好的內閣成員總統一般會請他們留任。出乎阿什克羅夫特的意料，總統不僅批准了他的辭呈，而且僅在阿什克羅夫特接到其繼任者人選通告後幾個小時，總統就對外公佈了他的繼任者。這位新任司法部部長的上任，無疑是扇了整個司法部一記大大的耳光。

2004年11月10日，布什總統宣佈，他將任命阿爾貝託·岡薩雷斯為新一任司法部部長。在我看來司法部本應該踐行法律本身，而不是隻為政府跑腿，而我的這位新上司曾對這一看法極力反對。他看起來更願意逢迎上意，並不關心真相為何。我不知道為什麼布什總統選擇岡薩雷斯出任這個職位，但我覺得這可能是數百年來，站在權力頂端的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十幾年後，我也試著勸阻唐納德·特朗普不要犯這個錯誤。要知道，司法部總扮演著那個「發現問題」的角色，於是有些總統就覺得，跟司法部部長搞好關係一定會大有裨益。但事實是，這種行為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那天晚上，我正在家裡為帕特里斯慶祝生日。突然，電話響了。我接起電話，但沒想到，電話那頭傳來了岡薩雷斯的聲音。他說他打來是為了跟我說，他很期待與我共事，希望我也如此，他很需要我的幫助。聽了他的話，我對他的上任表示了祝賀，並表示我也很期待與他共事。雖然這些都是場面話，我們之前也確實鬧得不太愉快，但其實我和岡薩雷斯並沒有什麼私人恩怨。如果他出任司法部部長的話，我願意幫助他取得成功。岡薩雷斯的本性不壞，我只是擔心他太軟弱了，太容易被阿丁頓和切尼控制。在阿丁頓和切尼看來，反恐行動大於一切，為了打擊恐怖分子，他們不惜違法枉法。

後來我才知道，布什總統在釋出任命後立即給岡薩雷斯打了電話，建議他打電話給我。起初我並沒意識到，但回想起在阿什克羅夫特的病床前看到的那一幕（我從未和其他人提過）讓我突然意識到，在布什政府的眼裡，我就是一杆上了膛的槍，隨時會走火。因此，他們對待我的態度十分小心。但後來我意識到，我實在不適合給岡薩雷斯做副手。我們的新任司法部部長需要自己的副手，我對新上司有點失望，而且我也累了。沒有阿什克羅夫特的支援，我再也不想跟白宮進行那些註定會輸的鬥爭了。更重要的是，我的財務狀況並沒有任何改善，而我的大女兒很快就要上大學了。確實到了該離開的時候了。2015年春，我向總統遞交了辭呈，將離職日期定在8月，這樣我好把手裡的工作進行清楚的交接。

就在我要離開司法部的時候，副總統切尼開始倚靠岡薩雷斯來出臺兩個尚未頒佈的法律意見書，好能繼續他那些刑訊手段。除了新司法部部長之外，法律顧問辦公室也換了新人，斯蒂芬·布拉德伯裡（stephenbradbury）任代理主任。斯蒂芬是個陽光友善的人，雖然是名律師，但沒有處理過國家安全事務，他非常希望能被正式任命為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斯蒂芬上任後，切尼這夥人逼他必須按照他們的要求更改並出臺那兩個法律意見書。菲爾賓和我對此大失所望，斯蒂芬頒佈的新法律意見書太過寬泛，不參考案情本身，而且在我們看來，極其不負責任。

我們建議斯蒂芬考慮最近發生的一起真實案件。據我們瞭解，一名最近被中央情報局收監的恐怖主義者剛結束審訊。我們建議他對這位囚犯的遭遇進行詳細描述，然後再決定這個真實發生的「疊加刑訊」是否突破了法律底線，並據此製作法律意見書。這樣才能出臺一個負責任的法律意見書。然而，最終司法部對這起案件的解釋是，根據司法部瞭解到的這名囚犯的遭遇，他遭到的「疊加手段」並沒有給他帶來嚴重痛苦，因此中央情報局對其使用的刑訊手段並不符合法律中對「酷刑」的定義。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名囚犯肯定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儘管司法部給出的這個意見認可了中央情報局對該囚犯使用的刑訊手段，副總統依舊不滿意。他想讓斯蒂芬論證「一般刑訊手段」的合法性。但這個所謂的「一般刑訊手段」只是一種假設的情況，而不是中央情報局每天都在乾的那些缺德事兒。

我去見了阿爾貝託·岡薩雷斯，向他解釋為什麼我覺得以這樣的方式出臺的法律意見書極不負責任。話一齣口，我就看出了岡薩雷斯和阿什克羅夫特的區別所在。岡薩雷斯精疲力竭，跟我抱怨副總統給他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切尼甚至鼓動總統來詢問這個法律意見書什麼時候能出臺。我對岡薩雷斯說，我非常理解他身上所揹負的壓力，但這種「一般刑訊手段」確實是不存在的。中央情報局的所有探員在審訊犯人時，都會扇他們巴掌，扒光他們的衣服，把他們拴起來，用盡各種非人的手段來虐待他們。司法部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出一份影響後世的法律意見書，即使真的出臺了這樣的法律意見書，那它也是無效的。我警告他，一旦出臺這樣的法律意見書，人們就會認為司法部是在白宮的壓力下屈服了，做出了會讓我們悔恨無比的決定。

如果有什麼事情是華盛頓人避之不及的，那就是報紙上的頭條醜聞了。想到這兒，岡薩雷斯沉默了。「吉姆，你說的有道理，我同意你的意見。」隨後，他讓我跟斯蒂芬一起，對這份法律意見書進行必要的修改。

我鬆了一口氣，但這只是暫時的。第二天早上，我跟岡薩雷斯的辦公室主任通電話。電話裡，他告訴我刑訊手段的法律意見書已經正式定稿了，明天就要發出去，我們沒有時間了。我懵了，部長昨天才告訴我要修正這份意見書啊。但他的辦公室主任告訴我，形勢已經改變了。

最終，斯蒂芬還是按照他的想法和白宮的要求，簽署了兩份法律意見書。一週後，白宮開始對他進行背景調查，最終正式提名他出任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至此，這場戰爭落下帷幕。

那麼，既然我們都不再是刑訊手段法律意見書的相關律師了，我就能做我之前不能做的事情了。我向司法部部長申請政策審議許可，希望能夠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整個專案進行審議。通常情況下，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副手委員會對該專案進行全面審查。這個副手委員會由政府各部門機構的二把手組成，我也是其中一員。副手委員會經常在各部分機構一把手想要一手遮天之前，就把一些政策和難題擺在檯面上討論，然後得出結論。我覺得，來自政府各部門機構的副手一定會對此進行充分的討論，討論我們是否應該對一個人施此酷刑。但不幸的是，我沒能有這個機會。

等我再瞭解到這事兒的時候，這場關於酷刑的政策討論竟然不歸副手委員會管了，而是上升到由主管委員會進行討論。主管委員會的成員是國防部門及情報機構的最高領導，比如國防部部長、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司法部部長。這就意味著我和我的團隊必須勸服岡薩雷斯，讓他表達我們的意見，因為司法部只有他能去參加會議。這實在是太讓人頭疼了！

2005年5月31日，主管委員會要在白宮召開政策討論會。在此之前，帕特里克·菲爾賓和我緊鑼密鼓地幫岡薩雷斯準備會議材料。岡薩雷斯從一開始就給我們提了個醒，他說康多莉扎·賴斯「對細節探討並不感興趣」。在我們調查「星風」專案的時候，賴斯還是國家安全顧問，而現在她已經代替了科林·鮑威爾，出任國務卿了。岡薩雷斯還告訴我們，賴斯認為，「如果司法部已經證實其合法性，中央情報局也證實其效果，那這事兒就沒什麼可討論的了。我們沒必要對具體政策展開討論了」。

我知道，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里，我再也沒有其他人可以求了，我只能抓住岡薩雷斯這一根稻草。菲爾賓和我使盡渾身解數，希望岡薩雷斯能代表司法部提起政策討論。岡薩雷斯十分不解，但我們辯解道，看起來合法的東西不一定真的合法，據稱有效的手段也不一定有效。這些看起來合法和據稱有效的東西並不一定合理，尤其是當我們不能認同其法律基礎的時候，更是如此。我再一次提醒他，也希望他能提醒其他內閣成員，總有一天這些刑訊手段及其搖搖欲墜的法律基礎會被曝光，更何況中央情報局這些非人的刑訊手段據說是有影片資料留存的。到那時，總統和整個國家都會陷入非常難堪的境地。

隨後，我給他看了我整理的一疊資料卡，裡面記錄了在現行法律意見書下，中央情報局能對一個人做出什麼非人的舉動來。根據我所蒐集的資料，我為岡薩雷斯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個渾身赤裸的人，在一間冰冷的房間裡，雙手舉過頭，被綁在天花板上，上廁所只能用尿不溼，身邊不間斷地響著震耳欲聾的重金屬搖滾樂，房間裡開著燈，這使他無法入睡；這樣持續好幾天後，這個人會被鬆綁，緊接著被掌嘴、擊打腹部、按到牆上毆打，往身上潑冷水，不給吃正經食物，只能吃一些低卡的流食。然後，這個奄奄一息的人還要以特定的姿勢站立或深蹲，直到他一動也不能動。這時候他會被裝在一個棺材般的木盒子裡待上好幾個小時，然後再一次被綁在天花板上。當然，在特殊情況下，他還可能被施以水刑，覺得自己馬上要被溺死。

「這就是他們乾的事兒，」我拿著我的資料卡，對司法部部長說，「細節才是最重要的。」我勸他一定要讓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管委員們都瞭解到這些細節，這樣才能決定美國今後應當遵守什麼樣的審訊政策。

岡薩雷斯沉默了很久，他經常這樣沉默。然後，他對我來跟他講這些表示感謝，並問我是否能把資料卡給他，這樣他就能在開會的時候講得更清楚一點兒。我把資料卡留給了他，隨後離開了。我祈禱我的這一舉動能起到作用。

然而在主管委員會開完會之後，我什麼風聲都沒聽見。那天下午，我參加了一個量刑政策會，岡薩雷斯和其他同事都在會上。當著所有人的面，他主動告訴我，白宮的會開得非常順利。他對所有人講了我所提出的那些問題，但所有的主管委員都完全支援現行的刑訊手段和政策。

一切都沒改變。中央情報局可以繼續使用那些「強化審訊」手段，美國政府關押的那些囚犯也將繼續被施以非人的虐待。我的資料卡也再沒能拿回來。兩個月後，我離開了那兒，並且決定再也不會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