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我需要你命令你的探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我被帶離阿什克羅夫特的病房。」

米勒讓我把電話給這位探長。探長接過電話：「遵命，長官。」然後，他把電話還給了我，一臉堅定地告訴我：「長官，您不會被帶離這間病房的」。

我回到了阿什克羅夫特的病房裡。這時候，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也來了。我坐在病床右邊的一把扶手椅上，緊盯著阿什克羅夫特的左臉。他躺在床上，雙眼緊閉，處於半昏迷狀態。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站在我的身後。那時候我並不知道戈德史密斯手裡就拿著筆，把他的所見所聞都記錄了下來。珍妮特·阿什克羅夫就站在床的另一邊，握著她丈夫的右手。我們靜靜地等著，一言不發。

過了一會兒，病房門開啟了，卡德和岡薩雷斯走了進來，岡薩雷斯手裡還拿著一個牛皮紙檔案袋。這兩位布什總統的心腹在我面前停了下來，就站在阿什克羅夫特的左腿邊，我一伸手就能抓住他們。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就想，要是他們想逼阿什克羅夫特簽署什麼檔案，我就這樣攔住他們。但我知道，這個念頭太瘋狂了，我真要跟這兩個人在司法部部長的病床前打起來嗎？

岡薩雷斯首先開口：「部長先生，您還好嗎？」

阿什克羅夫特嘟囔了一句：「不太好。」

緊接著，岡薩雷斯開始解釋他和卡德的來意，說他們是奉總統之命，為了一個事關國家安全的重要專案而來，這個專案事關重大，必須繼續進行下去。對此，他們已經向國會做了簡報，國會已經知曉這個專案的價值，想讓這個專案繼續進行。緊接著，他又說道，他們願意和我們一起解決專案中存在的所有法律問題。說到這兒，他停下了。

這時候，阿什克羅夫特做了一件讓我震驚萬分的事情。他努力用手肘支起身體，渾濁的眼睛抬起來，盯著這兩個人，迅速回擊了他們。他說自己之前被「星風」這個專案徹底誤導了，他之前一直問這倆人要專案相關的法律支援檔案，但這倆人始終以保密為由拒絕了他。阿什克羅夫特接著氣憤地說道，他現在理解了這個專案的內容，因此有理由質疑其中一些行動在法律上是否合理。說完這些，他好像用盡了全身的力氣，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跌回床上，喘著粗氣。「但現在這都不重要了，我不再是司法部部長了」，他抬起顫抖的手，指向我，「這才是現任司法部部長。」

整個病房瞬間靜默了，大家都愣住了。過了好一會兒，岡薩雷斯吐出了兩個字：「保重。」

他們倆轉身走了出去，看都沒看我一眼。就在他們轉過身去的那一刻，珍妮特·阿什克羅夫朝他們撇了撇嘴，吐了下舌頭。

卡德和岡薩雷斯走了。5分鐘後，鮑勃·米勒進來了。他彎下腰和阿什克羅夫特很溫柔地說話，他說的話如果讓別人聽見了，都會大吃一驚，覺得這肯定不是平時那個冷漠古板的米勒。

他對阿什克羅夫特說：「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面對上帝的考驗，這就是上帝對你的考驗，而你已經通過考驗了。」阿什克羅夫特沒有回答。就像米勒之後在他的日記中寫的那樣，那個晚上，他發現這位司法部部長「極其虛弱，一度說不出話來，身上揹負了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

這個晚上，我簡直要用掉了所有的精力。我的心怦怦地跳，感覺快要暈過去了。但當我聽到鮑勃·米勒這些溫柔的話語時，我幾乎要哭了出來。最終，還是法律取得了勝利。

但無論是岡薩雷斯還是卡德都不會善罷甘休。一位探員叫我去隔壁房間接電話，聯邦調查局在那兒設立了一個臨時指揮中心。電話那頭是卡德，他正在因剛剛跟阿什克羅夫特的交鋒而怒氣沖天。他讓我馬上到白宮去見他。

他剛剛在病房裡對阿什克羅夫特的所作所為已經讓我備感憤怒。他剛剛就是在逼這個瀕死的人違犯法律啊！我不能再退縮了，我對他講：「鑑於你剛才的行為，我不會在沒有第三個人在場的情況下跟你見面。」

他更生氣了：「什麼行為？我們剛才就是去探望他一下而已。」

這簡直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但我沒心情戳穿他。我又說了一遍，緩慢而堅定地說道：「鑑於你剛才的行為，我不會在沒有第三個人在場的情況下跟你見面。」隨後我突然想到了一點，就又加了一句：「而且我希望這位見證者必須是聯邦總律師。」

「你是說你拒絕來白宮？」卡德的聲音裡透出一絲驚訝。

「不是的。我這就動身去白宮，只不過去之前我要請聯邦總律師跟我一起去。」通話結束了。我想到了聯邦總律師泰德·奧爾森（tedolson）。他和鮑勃·米勒一樣，尊重法律，也和鮑勃一樣，跟我沒什麼深交，但我欣賞他、尊敬他，更重要的是，總統和副總統也一樣欣賞他、尊敬他。我確信，如果他了解了事實真相，一定會站在和我們一樣的立場。我聯絡上了奧爾森，他也在外面吃飯呢。接到我的請求後，他馬上同意到司法部來跟我會合，陪我一起去白宮。

晚上11點剛過，天空飄起了小雨，我和聯邦總律師一起坐在車裡，由聯邦法警護送至白宮。我們沿著鋪著地毯的臺階走到白宮西廂，走過橢圓形辦公室，很快就到了卡德的辦公室。卡德正站在門口等著我們，他讓奧爾森在門口等一會兒，他要單獨跟我談談。卡德看起來冷靜了不少，我的直覺告訴我，現在不要因為讓奧爾森在場這事兒跟他爭執了。

我進屋後，卡德說我們兩個都要冷靜。他說他聽到了一些「辭職的風聲」。後來我才知道，那時候，傑克·戈德史密斯已經讓並沒有牽涉進此事的副手為他準備了一份辭職信。而他的副手提醒了自己在白宮的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又告訴了卡德。這位辦公廳主任機敏地嗅到了醜聞的味道，他並不想在大選年讓這麼一樁災難性的醜聞登在報紙頭條上。

我答道：「我覺得，如果人們用辭職做籌碼來達到特定的目的，那就太悲哀了。」相反地，人們應該努力工作，坦坦蕩蕩地解決問題。但如果始終無法撥亂反正，問題又太重要而不能視而不見，那就只有辭職一條路可以走了。

這時，卡德辦公室的門開了，岡薩雷斯進來了。他看見奧爾森坐在辦公室門口，也邀請他一起進來了。我們4個人坐下，沉默良久，思考現在的情況。我們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岡薩雷斯和卡德也沒對自己剛剛在阿什克羅夫特病房中的所作所為做出什麼解釋，但我們的情緒都平靜了許多。在這種氣氛中，我們休會了。

幾年之後，我才有機會聽我的手下講他們那天晚上的經歷。那天晚上，他們所有人都知道一定是有什麼糟糕的事兒要發生了，都以最快的速度到了醫院，但沒有人真的知道是什麼事情。我的辦公室主任查克·羅森堡繞著醫院走了好幾圈都找不到自己的車。來的時候，他停了車就跳下來跑到醫院找我，根本來不及注意自己把車停在哪兒了。找不到自己的車，他只能在凌晨兩點半打車回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家。他妻子不能理解，為什麼羅森堡沒喝酒，卻不記得車停哪兒了。而羅森堡還只能對妻子說：「將來我會告訴你為什麼的。」他妻子更是迷惑不解了。等到羅森堡告訴她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時候，幾年都已經過去了。幸運的是，第二天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車。

我最喜歡的是辦公室副主任道恩·伯頓（dawnburton）的經歷。晚上七點左右的時候，她的上司——也就是我——已經走了，她一一詢問了整個四層大廳的人，想找個人一起出去喝一杯。但每個人都說太忙了沒空，於是她只好回自己的辦公室繼續工作。過了不一會兒，一個同事衝進她辦公室說：「快穿衣服，車庫集合！」她下意識地答道：「是！」然後衝向車庫。隨後，她就和其他同事一起擠進車裡，奔向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來到阿什克羅夫特病房樓下的大廳裡，壓根兒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到這兒來。當所有人從醫院出來的時候，她又最後嘗試了一次，問有沒有人想去喝一杯，但最後也沒人去。

3月11日，星期四，我凌晨才回到家。到家的時候，家裡一片靜寂。帕特里斯和5個孩子都睡得很沉。那段時間，帕特里斯知道我在處理一個很棘手的問題，正在和白宮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但她並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我一個字都不能透露給她，因為只有資訊相關人員，且在得到准許的情況下，才能獲知這種機密資訊。帕特里斯既不是相關人員，也沒得到相關許可。所以，我什麼都不能告訴她。這種與家人和朋友的資訊隔離讓我備感壓力，很多執行秘密任務的夫妻都是這樣的。我睡得很少而且煩惱異常，而帕特里斯並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我到廚房去找點兒吃的，看到帕特里斯把6個月前我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說的一些話列印了出來，貼在了冰箱門上。那天，她和孩子們都出席了我的聽證會。參議員就我出任副總檢察長之後將如何處理與白宮之間的矛盾這個問題進行層層逼問。他們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我將如何處理政治上有爭議的調查，帕特里斯貼在冰箱門上的，正是我當時回答的部分內容：

我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權宜，也不關心所謂的情誼。我只關心真相。我永遠不會知法犯法。面對有爭議的政策，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但我只會做正確的事。

幾個小時候之後，我就被一條訊息驚醒了。訊息上說，恐怖分子在夜間襲擊了馬德里的市郊往返列車。接下來的一天，我們都是在這些恐怖襲擊的訊息中度過。我們司法部、中央情報局還有其他的情報機構一起，調查美國國內是否存在類似的陰謀或威脅。我們一大早在聯邦調查局總部碰面，米勒局長和我一起坐車前往橢圓形辦公室開恐襲簡報會。我們見到了總統、副總統和他們的高階官員團隊。沒有人提到「星風」專案。

簡報會散會後，我在走廊裡攔下了弗朗·湯森（frantownsend）。我們曾一起在紐約做助理檢察官。她現在是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的副手。賴斯沒有跟副總統一起參加星期二那天的會議。有沒有可能國家安全顧問並沒有參與「星風」專案呢？如果她也參與了這一專案，她會不會保持著理性呢？

我對湯森說，我有個詞要告訴她，我想讓她幫我弄明白賴斯知不知道這個詞。湯森看起來有點兒困惑，但我沒有對她解釋，而是繼續對她說：「‘星風’。我想知道賴斯知道不知道這個詞。」弗朗答應了我，說她會幫我弄明白。那天下午，湯森打電話來，急急忙忙地說，賴斯知道這個詞，然後就把電話掛了。於是我明白了，我無法從賴斯那兒得到任何幫助。

而司法部這邊，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已經證實，白宮已經在「星風」這個專案上保持靜默。我們只能等待。傍晚時分，他們倆來見我，告訴我，總統對我們的警告置之不理，重新授權了這個專案。新的授權令和之前的有很大不同：需要司法部部長簽名的地方已經被刪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總統顧問阿爾貝託·岡薩雷斯的簽名。阿丁頓還在上面添了其他內容，授權國家安全域性執行一些之前的總統授權令沒有提及的行動。

聽到這兒我知道，司法部這場仗打輸了。我的政治生涯已經結束了，鮑勃·米勒的也是如此。我們倆都不會再為政府工作了，因為我不可能接受白宮這樣公然違法的行為，而他也不可能指揮聯邦調查局參加這樣沒有法律依據的行動。

我寫了一份辭職信，回家告訴帕特里斯，我打算辭職了。和之前一樣，我依然不能告訴她原因究竟是什麼。

3月12日，星期五，天灰濛濛的。早飯前我就起床出門了，在我走後，帕特里斯對孩子們說：「爸爸可能要去找一份新工作了，不過沒關係，一切都會好的。」我和鮑勃·米勒一起，照常在聯邦調查局總部梳理了早上的恐襲資訊，然後出發去白宮參加橢圓形辦公室的恐襲簡報會。我們默默地望著窗外的玫瑰園，等著老爺鐘旁邊的門被總統推開。那時候，我還想著要記住這些我再也不會看到的景色。這時候，橢圓形辦公室的門開了。

這場會議的氣氛十分詭異。我們討論了馬德里事件，討論了「基地」組織，討論了所有該討論的事情，就是沒討論「星風」專案。雙方都明白，一旦我們觸及這個話題，表面的和平就會立即崩潰。會開完了，我們都站起身來要出去，米勒走在我前面。我馬上就要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總統說：

「吉姆，我能跟你談談嗎？」

我轉過身，布什總統帶我走到橢圓形辦公室的另一頭，穿過一個小廳，走到了總統的私人餐廳。餐廳裡有一張四方桌，每側都擺著一張椅子。我們坐下來，總統坐在背對窗子的那張椅子上，我坐在離門最近的那張椅子上。

「你看上去氣色不太好，」總統單刀直入，「我們不希望再有人倒下了。」幾天前，另一個機構的一名同事在離開白宮的時候，暈倒在地了。

「我這幾天沒怎麼睡過覺，我壓力太大了。」我也直言不諱。

「那讓我把你肩上的重擔減輕一些吧。」總統說。

「我也希望您能這樣做，總統先生，但很遺憾您不能。我覺得我正站在兩條鐵軌中央，一輛火車就要從我身上碾過去了，我的職業生涯即將結束，而我一動都不能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截至目前，我們都不能為‘星風’專案中的部分行動找到合理的法律基礎。」

隨後，我們討論了這個專案的具體情況，也就其中有問題的那些部分交換了意見。最後我說：「我們就是無法證明這部分是合法的。」

「但行政機構的辦事條例是由我說了算的。」總統說。

「確實是這樣，總統先生。但司法部能否證實其合法性，是由我說了算的。在這件事兒上，我沒法證明其合法性。我們已經盡力了，總統先生，但就像馬丁·路德（martinluther）所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

「如果你早一點兒跟我們提出這些反對意見，該有多好。」

我吃了一驚：「總統先生，如果您的手下是這麼告訴您的話，那您就被徹底誤導了。這幾周，我們一直都在和他們討論這些問題。」

他停了下來，好像在消化這個驚人的真相。「你能再給我些時間嗎？給我到5月6日就行。我打算提交一項法案，那時候這個專案就沒有問題了。這個專案真的很重要，如果5月6日我沒法讓法案通過，那我就叫停這個專案。」

「總統先生，這個我確實做不到。這幾周以來，我們已經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了。」

講到這兒，我停頓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逾越了我作為律師的本分，給總統提了一個政治建議。「總統先生，我覺得我必須要說這句話。美國人民如果知道我們都幹了些什麼，他們會很擔心的。」

從我們開始談話到現在，他第一次生氣了：「這事兒還是留給我來操心吧！」他的語氣有些尖刻。

「好的，總統先生。我只是覺得有必要說這句話。」

他也停頓了一下，我知道這次談話要結束了。就像我星期三晚上跟總統的辦公廳主任講的那樣，我並不相信以辭職作為要挾就能贏得這場爭論。我覺得，就算有爭論，也應該坦坦蕩蕩地爭論，等一切已成定局之後再決定是否要辭職。如果一言不合就要捲鋪蓋走人，總讓人覺得有點兒輸不起。

但我還是想要幫助布什總統。我欣賞他，希望他能夠成功。而他顯然沒意識到前面的暴風雨有多強烈。整個司法部的領導團隊都要離職了，就在他要重新參加大選的關鍵時刻。哪怕是在「水門事件」發生的時候都沒有過這麼大規模的離職事件啊。我得告訴他，得提醒他，但我又不想打破自己的原則。所以，我只能試試其他辦法。

我磕磕絆絆地說：「呃，總統先生，我覺得您應該知道，鮑勃·米勒今天早上正在計劃著離職呢。」

他又停了下來。「謝謝你告訴我。」他伸出手，請我回到了橢圓形辦公室。我走過屋裡的老爺鐘，直接下了樓，鮑勃·米勒正在白宮西廂樓下等我。我開始跟他講我跟總統都談了什麼，一位特勤特工走了過來，說總統想馬上見米勒。

大約過了10分鐘，米勒回來了。我們一起回到他的雪佛蘭車裡，在後座坐定。他讓他的司機先出去一下。（後來，這位司機告訴我，他知道肯定出事了，因為這是20年來，米勒第一次讓他出去待會兒。）接著，米勒告訴我，他和總統談論的基本上是同樣的話題。米勒堅定地向總統表示，如果「星風」專案再這麼進行下去，他不會繼續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隨後，他懇請總統聽聽我們的理由。總統對他說：「告訴吉姆，做他該做的事讓這個專案合法。」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只需要總統下一個命令。有了這個命令我們就可以繞過副總統、卡德和岡薩雷斯，也繞過了阿丁頓和他那個裝滿了秘密命令的保險箱。我們回到司法部，對我們的高階官員說了這個訊息。現在，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請更多的好律師加入這個專案裡來。那時候，泰德·奧爾森正在準備一場最高法院的辯護，因此他的副手保羅·克萊門特（paulclement）加入了我們的團隊，同一時間加入的還有很多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優秀律師。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域性的律師也加入了我們的團隊。阿丁頓阻止不了我們將更多人吸納進來。

整個團隊週末都在加班，起草了一個新的總統政令，縮小了國家安全域性的授權監控範圍。我決定向白宮遞送一份機密備忘錄，總結一下問題所在以及我們建議的解決辦法。這個備忘錄將永遠被記錄在總統檔案中，也回應了總統對米勒的指令。這個備忘錄中記錄了司法部將「星風」變為合法專案的全部過程。這個做法有點不厚道，因為這樣做，就相當於把之前專案中那些出格的行為做了永久的全套記錄，但這時候確實應該不厚道一回了。星期日晚上，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親自把這個備忘錄送到了岡薩雷斯家裡。這個簡報讓白宮中的一些人氣壞了。

隨後的星期二，岡薩雷斯給我打電話，說有一份備忘錄會從白宮送回我們手裡。他讓我不要過度反應，說白宮願意跟我們合作。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否是「過度反應」，但我確實做出了反應，而且是非常強烈的反應。這份備忘錄顯然出自阿丁頓的手筆，簡直就是重重地打了我們的臉。備忘錄裡說，我們實在是大錯特錯，簡直就是篡取了總統的授權。這份備忘錄否定了我們之前提出的所有改動，說這些改動無論是在法律層面還是在行動層面，都沒有任何必要。他們確實沒有指著我們的鼻子罵，但實際上字字誅心。

我又抽出了我的辭職信，把上面的日期改成了3月16日。我感到無比憤怒。他們連總統給鮑勃·米勒的命令都不放在眼裡，只為保留這個不合法的政令。我對阿什克羅夫特的辦公室主任說，我這次真要遞辭呈了。他讓我再等等。他很確定，阿什克羅夫特肯定想跟我們一起辭職，但他現在病得太重，不能親自遞交辭呈，問我們能不能等他好點兒再說。當然可以。我又把辭職信放回了抽屜裡。

兩天後，總統毫無預兆地簽署了一項新的政令，接受了我們提出的所有改動，就是岡薩雷斯那份備忘錄裡認為毫無必要的那些改動。政令上說，總統之所以做出這些改動，是為了更好地執行「星風」專案，並不是因為我們說他必須得改，也不是因為我們解釋說法律要求這樣改。這個說辭太幼稚了，但我們已經不在乎了。有了這個政令，「星風」專案的法律基礎就很堅實了，法律顧問辦公室就能為其找到法律依據了。5月，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帶著團隊的新律師們完成了這一專案的法律意見書，並將其寫入備忘錄遞交白宮。

至此，「星風」危機結束了。

更加艱難的日子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