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周圍的人毫無理性地向你發難，你仍能鎮定自若、保持冷靜……

——拉迪亞德·吉卜林《如果》

2004年3月10日，已經是晚上七點了。結束了一天工作的我身心俱疲。那時，我正代替生病的阿什克羅夫特代理司法部部長一職。這個位子將我推進了和布什總統的白宮團隊的糾纏之中。而且這種糾纏愈演愈烈。

我坐在一輛全副武裝的黑色雪佛蘭薩博班裡，沿著憲法大道向西走，陸續經過了幾個博物館、華盛頓紀念碑，以及白宮南草坪。那時候，政府高階官員根據被襲擊風險等級的不同，有不同的安保措施。在曼哈頓做聯邦檢察官那會兒，我沒有這樣的安保待遇。但「9·11」恐怖襲擊事件後，副總檢察長的出行工具就換成了這輛全副武裝的雪佛蘭，身邊還有一群武裝法警陪伴。

本來，好不容易結束一天工作的我正想回家。電話響了，來電的是阿什克羅夫特的辦公室主任戴維·艾爾斯（davidayres）。艾爾斯是那種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人。此時，顯然有一座大泰山要崩塌了，因為他的語氣冷得像要結冰一樣。艾爾斯剛與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通過話。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是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的妻子，這幾天一直不眠不休地守在丈夫的病榻前。約翰·阿什克羅夫特被診斷出患有急性胰臟炎，一直在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住院治療。他的病情十分嚴重，必須臥床而且已經住進了重症監護病房。

艾爾斯在電話裡說，幾分鐘之前，總統想跟阿什克羅夫特通話。我知道總統為什麼打這通電話，艾爾斯也知道，聰明的珍妮特同樣知道。珍妮特跟她的丈夫一樣，也是一名身經百戰、言辭犀利的檢察官。

珍妮特拒絕了總統的要求。她說她丈夫因重病臥床，神志不清，不能和總統通話。總統並沒放棄，對她說要派總統顧問阿爾貝託·岡薩雷斯和總統辦公廳主任安德魯·卡德（andrewcard）到醫院去看望約翰·阿什克羅夫特，跟他討論一件事關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珍妮特·阿什克羅夫特馬上給艾爾斯打電話說了這事兒，於是艾爾斯打給了我。

掛了電話，我馬上對開車的法警說：「艾德，我需要儘快趕到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可能是感受到了我話語中的急迫，艾德開啟了應急燈，開始飛速前行，就好像是在賽車協會的賽場上一樣。從這一刻開始，我確實是在賽跑，是在和總統先生的兩位高階官員賽跑。這可以說是我整個職業生涯中最瘋狂、最離奇的時刻。

「9·11」事件後，副總檢察長的工作壓力真是太大了。工作壓力越大，我越希望能幫助我的團隊成員在工作中找點兒樂趣。找到樂趣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開懷大笑，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能一起在工作中找到意義和樂趣，我們的辦公室一定會充滿歡聲笑語。同時，笑聲也代表著我們沒有把自己逼得太緊。

我做副總檢察長的時候，為了帶著大家找點兒工作中的樂趣，有時候會樂於當個白宮的「導遊」。比如說，我去白宮開大會的時候，經常會帶著一個之前沒去過白宮的同事。大部分時候大家都挺樂意去，但有一次差點兒鬧出事兒。

布什總統任期內很重要的一項提案就是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各部門和機構為宗教團隊籌措資金。大多數政府部門，包括司法部在內，都專門設了一個辦公室處理這一與宗教相關的事宜。2004年，布什總統召集了好幾個部門的領導，聽取他們對這項政策的執行情況的彙報。我代表司法部參加。在開會之前，我被告知每個與會領導都可以帶一名陪同人員，也就是說我可以帶一個我的工作人員。

我非常瞭解這項政策在司法部的執行情況，並不需要人陪同。但我突然想起來，鮑勃·特羅諾——一名非常資深的聯邦助理檢察官——還沒來白宮開過會。鮑勃是我在里士滿的同事，我們一起處理過利奧尼達斯·揚的案子，他負責起訴了那個助紂為虐的年輕牧師。我讓他到華盛頓來，幫我管理美國法警署和聯邦監獄局。這些機構都是司法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白宮對這些機構歷來不怎麼關注。我覺得這趟旅程對他來講，應該挺有意思的。

但出乎我的意料，鮑勃對我的想法並不怎麼感冒。他對這個資助宗教團體的政策絲毫不知，一個字兒也沒聽說過，也並不想跟總統一起開什麼簡報會。我跟他說，他什麼也不用幹，只要聽著就行了，我來做彙報。我勸了他好久，做了很多保證，他終於不情不願地同意了。「別擔心，我不會拿你開涮的。」

我確實沒騙他，但天不遂人願。我沒想到的是，在這個與宗教有關的簡報會開始之前，我被叫去戰情室開另一個會，而且那個會超時了。這天，布什總統並沒有在戰情室裡跟我一起開會，而且他把那個與宗教有關的簡報會的開始時間提前了。儘管布什總統這個提前開會的習慣與克林頓總統總是推遲開會的習慣相比，沒那麼惱人，但總統提前召開會議就意味著所有的參會人員都要提前好久到達會議現場。在我剛當上副總檢察長的時候，就曾錯過一次總統先生的反恐工作簡報會。那次，我提前15分鐘到達了會場，然後決定去個衛生間。衛生間就在橢圓形辦公室外面不遠。（我總跟家人說那兒有「世界上最高階的廁所」）。但當我回來的時候，橢圓形辦公室的門關上了，會議已經開始了。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在會議進行中進入那個辦公室，我是個新人，也不敢試。在外面絞盡腦汁、坐立不安了一會兒之後，我走了。

這次，換成鮑勃在羅斯福廳裡坐立不安了。他挑了一個遠離主會議桌的位子，看著主會議桌上寫著我名字的桌籤旁始終空著。一如往常，布什總統提前走進了會議室，不耐煩地掃視了一圈。可憐的鮑勃。

布什總統可能確實缺乏點兒耐心，他總是提前開會這事兒簡直快把我逼瘋了。但更令我震驚的是他強烈的、有時有點惡作劇般的幽默感。我還記得2004年的時候，他正在參加第二次總統大選，跟民主黨人約翰·克里（johnkerry）競爭。克里當時總是用布什總統主持推行的一項政策攻擊他，稱這項政策為「失業版」經濟復甦方案。

有一次，在早上的反恐簡報會上，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彙報說，一名正在政府密切監控下的疑似「基地」組織成員巴巴爾又在紐約找了一個兼職工作。

米勒這個人平時沒什麼幽默感。但那次，他說完這句話就停下了，然後轉向我說：「吉姆說……」

布什總統也看向我，副總統切尼也看向我。我都嚇呆了。在會前，米勒和我正好說到這個事兒，然後我就開了個玩笑。但我並不想在總統先生面前開這個玩笑，怕一不小心惹他發怒。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我都能聽到掛鐘嘀嘀嗒嗒的聲音。我並沒有接話。

然後總統催我說：「吉姆，你說什麼了？」

我深吸一口氣，心一橫，接著道：「誰說您沒有創造就業機會？這傢伙都有兩份工作了。」

總統大笑起來，我的心又放回了肚子裡。副總統切尼沒笑。走出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我拉住了米勒，苦笑著說：

「你簡直嚇死我了。別再這麼幹了，我都快讓你嚇出心臟病來了。」

米勒回答說：「多有意思啊！」然後又做了個鬼臉笑起來。米勒並不是一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這張撲克臉。據小道訊息說，「9·11」事件之後不久，米勒的膝蓋動了個手術。手術的時候他都不打麻藥，只是咬了根皮帶。但我很瞭解他，我知道他還是有幽默細胞的，只不過都是些黑色幽默和冷幽默罷了。這就是他的傑作之一。

我再一次解釋道：「鮑勃，這個笑話只能我們兩個之間說說，不應該給別人知道。」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但還是覺得這事兒太好笑了。事情過去了這麼久，現在想想我也覺得這事兒挺好笑的。

我曾經也看見過布什總統惡作劇的一面。那是個寒冷的冬日早上，整個城市都籠罩在皚皚白雪之中，天冷極了。布什總統坐在他經常坐的那張椅子上，背對著壁爐和老爺鐘。他馬上就要乘坐「海軍一號」出行，因此，記者們都一如往常地等在玫瑰園外，裹著厚厚的大衣，想要記錄下總統的這次出行。

我正在就一項涉恐案件跟總統進行簡單彙報，這時直升機的轟鳴聲越來越近。總統冷著臉示意我停下來：「等一下，吉姆。」

他抬起手示意我停一下，稍稍轉了一下椅子，轉身看向外面的南草坪。那兒圍著很多記者。我也隨著他的目光向外看。隨著直升機不斷降落，螺旋槳捲起地上的雪，揚起白茫茫的一片雪霧。那些雪全都落在了外面等待的記者身上，沒過一會兒，他們就像雪人一樣，窘態百出的雪人。布什總統的表情並沒什麼變化，只見他把椅子轉回來，把手放下，對我說：「繼續吧。」

布什總統這麼做可能確實有些惡趣味，很顯然他很愛看別人被捉弄。但在我看來，他知道在這種高壓高危的工作環境下，有點幽默感是十分必要的。我們總是這樣，上一秒還在討論生死攸關的反恐措施，下一秒就放聲大笑，不能自已。這是我們保證自己能繼續工作的唯一方式——在痛苦繁忙的工作裡找點兒樂子。但那天在白宮，我的朋友鮑勃·特羅諾覺得自己跟總統的那次會面一點兒都不好笑。

果然，布什總統提前了5分鐘到達羅斯福廳：「還有誰沒到？」

有人跟他說，科米正在樓下戰情室裡開會。

「吉姆可以來的時候再追上我們的進度。咱們開始吧。」

鮑勃簡直能感覺到自己的汗正在一滴滴順著後脊樑淌下來。會上，每個部門都要做彙報，一個一個來。勞工部彙報結束了，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彙報結束了，教育部彙報結束了，農業部彙報也結束了。我還沒有來。鮑勃開始耳鳴，他想起來自己對這個政策一點兒都不瞭解，根本沒法回答總統的問題，一個字都說不上來。退伍軍人事務部結束了，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結束了。他開始有點頭暈，心臟快從嘴裡跳出來了。商務部結束了，小型企業管理局也結束了。豆大的汗珠順著衣服向下淌，他整個後背都溼透了。這時，門突然開了，我大踏步走了進來。

「啊，吉姆，來得正好。我們正要聽司法部的。」布什總統說。

於是我坐下，開始彙報。隨後，總統感謝了與會人員，然後就散會了。鮑勃看起來一點兒都不高興。他咬牙切齒地在我耳邊說道：「我真想掐死你。」

儘管我很注意培養「快樂」的工作環境，但司法部的工作中總有那麼一些黑洞，一點兒樂趣都沒有。在這些黑洞裡，沒有什麼道德底線可言，只是不斷地與白宮和其他政府部門打太極，做無謂的爭論。這些爭論讓我們泥足深陷，大傷元氣，我甚至擔心會因此失去一些部門內最優秀、最有能力的律師。其中一個黑洞就是法律顧問辦公室，就相當於行政機構內部的最高法院。在這裡工作的律師經常被我稱為籍籍無名、離群索居的修道者。他們都非常聰明，經常要解決很多來自其他行政機構的、無比艱難的法律問題。他們的工作就是對這些法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然後就其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給出結論。當然，要得出這個結論，他們需要考慮到法院、國會和法律顧問辦公室之前就同類問題給出的結論。這真是太難了，因為很多時候他們都很難得出最後的結論。當他們面對的問題涉及機密資訊的時候，工作就更難做了，遇到問題連個可以探討的人都沒有。

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是傑克·戈德史密斯（jackgoldsmith）。他之前是法學教授，性格陽光開朗，還有點娃娃臉，整天都笑嘻嘻的。但坐上了這個位子4個月後，他面對的問題就讓他笑不出來了。「9·11」事件發生之後，當時的法律顧問辦公室主任頂著巨大壓力很快簽署了一系列法律意見書，然後卸任了。戈德史密斯頂了上去。在此之前，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律師們已經證明了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域性採取積極反恐行動的合法性。兩年多來，總統和整個情報機構的行動都是基於那些法律意見書。但在戈德史密斯看來，這些意見書中的很多說法都大錯特錯。隨後，布什政府內部就這些觀點展開了激烈討論，但越討論越糟糕。

戈德史密斯的首要關注點放在了那時還是高階機密的「星風」專案上，他和另一位十分出色的律師帕特里克·菲爾賓（patrickphilbin）都認為這個專案的法律基礎並不是那麼牢靠。「星風」專案的法律意見書是由戈德史密斯的前任簽署的，批准國家安全域性在無須向法官申請授權的前提下，即可對美國境內的疑似恐怖分子和公民進行監視。整個布什政府都將這一專案視為對抗恐怖主義的情報來源。而布什總統似乎並不知道的是，國家安全域性做得有點過分了，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只是法律基礎不牢靠那麼簡單，按照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的結論，他們的做法明顯是違法的。

我能理解政府開展這類專案的原因，也能理解其急迫性。「9·11」恐怖襲擊事件中，3000名平民在一個萬里晴空的早晨無辜喪命，使整個美國陷入無以言表的痛楚之中。那一天徹底改變了美國人民的生活，也改變了所有美國政府工作人員的生活。我們發誓要竭盡全力阻止這類事件再次發生。我們改進政府部門，重組聯邦調查局，打破部門間的隔閡，開發新的工具，建立新的連線，都是為了能夠避免如此巨大的災難再次發生。「9·11」事件發生之後我回到曼哈頓擔任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那時，世貿大廈還冒著煙。那天晚上，我站在圍欄外，看著消防隊員在廢墟中一點兒一點兒地搜尋生還者，找尋遇難者的屍體。我比誰都知道，我們要堅決打擊恐怖主義。但我同樣明白，我們要在正確的道路上與其戰鬥，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與其戰鬥。

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向白宮表達了他們的憂慮，主要負責與他們溝通的是總統顧問阿爾貝託·岡薩雷斯和副總統顧問戴維·阿丁頓（davidaddington）。在這兩個人中，阿丁頓一直都是那個唱主角的。他是個律師，高個子，一臉絡腮鬍，說話很大聲，帶一點兒南方口音。實際上，阿丁頓就是副總統切尼的翻版。他總覺得別人都很愚蠢，而自己忍不了這種蠢人。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對阿丁頓說，「星風」專案的法律基礎面臨崩潰，這讓阿丁頓勃然大怒。他們試圖說服阿丁頓讓我這個新任的副總檢察長加入「星風」專案，好讓我瞭解當時的形勢。

對這個建議，阿丁頓強烈反對。從這個專案設計到獲批再到此時，他成功地將其牽涉的人員保持在了最少數，在整個美國政府裡，也不過就幾十個人知道專案的細節情況。司法部裡有4個人參與了這個專案，其中並不包括我的前任拉里·湯普森。對於這樣一個挑戰司法底線的國家重大專案來說，涉及如此少的相關人員，不說是史無前例，也是不同尋常的。阿丁頓甚至沒有按照常規總統檔案的儲存程式去儲存這個專案的相關檔案。作為副總統的律師，他把這些有總統簽名的政令就儲存在他自己辦公室的保險箱裡。最後，在別人不斷施壓的情況下，阿丁頓才軟了下來，允許我瞭解一點兒基本情況。

2004年2月中旬，我在司法部會議室裡開了這場等待已久的簡報會，聽取國家安全域性局長、空軍上將邁克爾·海登（michaelhayden）對這一被列為國家高階機密的監視專案的簡要介紹。海登是一個永遠衣冠楚楚、和藹可親的人。他光頭，戴著一副金邊眼鏡，總願意說點兒俚言俗語，三句話不離匹茲堡鋼人球隊。我們坐下來之後，上將的開場白我至今都記得：「我太高興你能加入這個專案了，這樣等約翰·克里當上了總統之後，我出庭做證時還能有個伴兒。」

這裡他說的出庭做證指的是在國會聽證會時，出庭陳述證詞。他的這句話讓我心裡一沉。海登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個專案究竟在調查什麼，竟然會讓一個空軍上將在下任總統上任時遭到國會的拷問？他為什麼要跟司法部的二把手說這麼一句話？我還沒尋思過來，他已經開始介紹了。他把俚言俗語和官方口徑結合在一起，這使他的彙報妙趣橫生，也讓我放鬆了不少。但我很快便意識到，上將的簡報做得像流水賬一樣，聽的時候很有趣，但當他介紹完，我再把他介紹的東西連在一起看時，卻依舊什麼都不懂。

海登走後，傑克·戈德史密斯和帕特里克·菲爾賓深嘆了一口氣，給我解釋了一下這個監視專案究竟是如何運作的，為什麼這個專案無論是在法律層面還是在操作層面上都搞砸了。他們說，國家安全域性正在執行的這個專案要求國家安全域性在美國國內實施電子監控。但這個專案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因為它不符合幾十年前國會通過的一項法律。總統授權實施這個監視專案，實際上已經觸犯了法律。同時，國家安全域性的其他一些行為根本未經總統授權，更沒有其他任何人授權他們這麼幹。海登上將的簡報不夠清楚並非他本人的問題，他不是個律師，也不是技術人員。他跟司法部部長阿什克羅夫特一樣，即使跟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能談論這個專案，所以也沒什麼人可以諮詢或商量。「星風」專案本來是為應對國家緊急情況而發起的短期專案，就連阿丁頓都知道這是對總統權力的非常態使用，因此這個總統政令只是短時有效，一般只持續6周。這個總統政令將在3月11日失效。戈德史密斯告訴白宮，他無法繼續授權開展這個專案。

既然我已經瞭解了真相，我得保證我的上司也知道全部真相。過去的兩年裡，阿什克羅夫特一直在給「星風」專案開綠燈，但現在他得知道這是個錯誤，不能再繼續了。2004年3月4日，星期四，我和司法部部長阿什克羅夫特單獨見了一面。我詳細地向他彙報了「星風」專案的所有問題，也闡明瞭為什麼我們不能再批准延期這一專案。我們在他辦公室一起吃了個午飯。我吃的是從商店買的三明治，不是火雞三明治就是金槍魚三明治，我不記得了。那幾天我實在是太忙了，於是我就把錢給了助理琳達·朗（lindalong），讓她在這兩種三明治裡輪換著買給我作午飯。相比之下，阿什克羅夫特的午餐要正式得多，是他的廚師為他準備的。剛好我可以用這些胡椒瓶、鹽瓶和刀叉做演示，分析了一下在「星風」這個專案裡，哪些內容我們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予以支援，哪些必須整改或叫停。阿什克羅夫特聽得很仔細。吃完午飯之後，他說我的分析很有道理，我們應該對這個專案進行整改，使其符合法律的規定。我告訴他，我們之前一直都是向白宮報告，但從現在開始，我將根據他的授權行事。

吃完午飯後，阿什克羅夫特要去波托馬克河對面的亞歷山德里亞市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參加一個媒體活動，但他沒能去成。他在路上突發疾病，被緊急送往哥倫比亞特區的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他被診斷患有急性胰臟炎，這是一種讓病患十分痛苦並有可能致命的疾病。那時候，我正要踏上一架民航班機去鳳凰城參加一個政府會議。我剛下飛機就聽說了阿什克羅夫特的情況。我的辦公室主任查克·羅森堡（chuckrosenberg）給我打電話，告訴我由於阿什克羅夫特已經喪失行動能力，我要臨時擔任司法部代理部長，需要立刻回華盛頓。他們派了一架政府班機接我回去。

回到華盛頓後，我星期五就跟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見了面。他們倆已經跟白宮溝通過司法部的立場。「星風」專案的最後時效只到3月11日，離現在還有一週的時間，若「星風」專案繼續保持現狀，司法部不會繼續支援這個專案。那個週末，戈德史密斯被召到白宮去見岡薩雷斯和阿丁頓，但並沒取得什麼成效。岡薩雷斯依舊很友善，阿丁頓也依舊很憤怒。但這倆人都無法給出合理的理由讓司法部改變主意，繼續支援這一專案。戈德史密斯也告訴他們，我已經代任司法部部長了。

3月9日，星期二，白宮辦公廳主任安德魯·卡德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開會。卡德是個挺和善的人，我跟他一起開過很多次會也不見他說話。在他看來，他只需要保證總統的工作流程不出差錯即可，並不需要提什麼建議，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的。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也和我一起去開會。副總統切尼主持這次會議，坐在會議桌主位上。我坐在他左手邊第一個位子上。一起開會的還有海登上將、卡德、岡薩雷斯、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和中央情報局高階官員。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在我左手邊最後面的地方找了兩個座位。戴維·阿丁頓站在會議桌後面的窗臺旁邊。

會議的前半部分是由國家安全域性的工作人員用圖表向我展示「星風」專案多麼有價值，以及他們是怎麼利用這個專案發現了「基地」組織在英國實施的一場陰謀。他們利用「星風」專案蒐集來的情報生成了一張線圖，顯示了一群恐怖主義分子之間的聯絡。這確實是非常重要的發現。當然，我對這個專案已經足夠了解了，因此我非常懷疑，既然我們有其他的合法手段，是否一定需要國家安全域性的這個「星風」專案才能蒐集到這些情報呢？但我一句話都沒說。我們司法部擔心的並非這個專案的實用性，這不是我們司法部能決定的，司法部的工作是證實這個專案是否確實有堅實的法律基礎。

在分析人員講完他們的圖表，離開會議室之後，副總統繼續主持會議。我和他坐得很近，他後面站的是阿丁頓。副總統一臉嚴肅地看著我，就好像在說，這個專案真的很重要。但實際上，他說的是：「如果你們真的叫停了這個專案，上千人會因此喪失生命。」

屋裡的氣氛十分凝重，幾乎讓人喘不過氣。很顯然，雖然沒有人宣之於口，但這個會就是為了逼我就範。副總統指控我的魯莽會導致另一場「9·11」事件，甚至暗示我是故意這麼做的。這讓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切尼並不想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也不想接受世界上凡事都有兩面這個事實。對他來講，只有他是對的，其他人都是錯的，而這群意志薄弱的自由派律師並不想告訴他這一點。我氣得頭嗡嗡響，血衝上腦，臉頰緋紅，但我很快恢復了鎮定。

我說：「這些話除了讓我感到很難過之外沒什麼用，並不能改變‘星風’專案的法律分析結果。我瞭解這個專案的重要性，但司法部的工作是確保其符合法律規定，如果專案仍保持現狀的話，它就不符合法律規定。」

切尼明顯備感沮喪，我能夠理解他的感受。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曾在2001年出具一份法律意見書支援這個專案，司法部部長也在這兩年多里，在各種場合證實了這個專案的合法性。他不禁問道，你們司法部怎麼能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隨便更改立場呢？

我對此表示同情，但隨後表示，那個2001年的意見書並不符合法律規定，很明顯屬於「違憲無效」，沒有任何律師會將它作為法律依據。

窗邊傳來阿丁頓冷冷的聲音：「我是個律師，我就會將它作為法律依據。」

我仍盯著副總統，並沒有理會阿丁頓，補了一句：「沒有任何合格的律師會這麼做。」

我很少會這樣無禮，但阿丁頓的做法讓我想起了一群人。阿丁頓總是欺負別人，跟之前在初中和高中時學校裡欺負我的混混沒什麼兩樣，跟大一時那個欺負室友的我也別無二致。我並不喜歡這個人。自從我就任副總檢察長職位以來，這幾個月我、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都在儘量避開他的威脅。為了這個案子，戈德史密斯和菲爾賓通宵達旦地工作，但阿丁頓還是威脅他們，欺負他們。這倆人都是正直、體面的人，都是好人。在我看來，正是阿丁頓的自大讓我們陷入了現如今的境地。我受夠了。所以，我並沒有給他什麼好臉色。毫無懸念，這個會議很快就結束了，雙方並未達成任何一致協議。

司法部部長阿什克羅夫特的辦公室主任戴維·艾爾斯一直跟我通報阿什克羅夫特的情況。他的情況確實不好。阿什克羅夫特的胰臟炎非常嚴重，可能會造成器官衰竭，甚至會導致死亡。他渾身疼痛，正躺在重症監護病房裡。我跟副總統開會的那天，他正在手術室接受手術。

在星期三那天，「星風」專案異常平靜，什麼動靜都沒有，星期四就是現行政令失效的時候。而到星期三傍晚時，艾爾斯給我打了那通電話，告訴我阿爾貝託·岡薩雷斯和戴維·阿丁頓打算繞過我，直接跟阿什克羅夫特討論這事兒。他們正在去醫院的路上，我得想個什麼對策才好。

在去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的路上，我打電話給我的辦公室主任查克·羅森堡。我非常信任他，也相信他的判斷。我跟他講了現在的情況，讓他到醫院來。想了一下，我又說：「把能叫到的人都叫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我覺得是我在曼哈頓做了多年聯邦檢察官的直覺告訴我，應該這麼做。我們檢察官一旦在法庭上遇到什麼問題，就會通知大家「請大家到第x法庭來」，這時候，我們就會從辦公室出發，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知道肯定是有同事需要幫助了。

查克·羅森堡很好地執行了我的想法。他通知了我所有的手下，很快一群律師就向醫院進發了，實際上他們並不知道來幹嗎，只知道我需要他們。隨後，我又給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打電話，他正在跟妻子和他們的一個孩子在餐廳吃飯。我對他說了一下情況，想請他到醫院來做個見證。其實米勒和我並沒什麼私交，在工作之外的場合也沒怎麼見過面，但我知道他會理解我。米勒尊重法律底線，對法制邊界十分關心，他的一生都致力於以正確的方式做正確的事情。我跟他說完這個情況後，他說他馬上趕過來。

我的車在醫院門口來了個急剎車，停了下來。我立馬跳下車，跑向阿什克羅夫特所在的樓層。看到卡德和岡薩雷斯還沒到，我鬆了一口氣。阿什克羅夫特的重症監護病房在走廊的盡頭，和其他病房隔開。整條走廊燈光昏暗，有六七個聯邦調查局探員把守著，負責保護他的安全。我走過去，向這些探員點頭致意，徑直走進了阿什克羅夫特的病房。他躺在床上，渾身上下插滿了管子，面色灰白，顯得很疲憊，他好像沒認出來我。我盡力向他描述了一下現在的情況，提醒他這事兒跟他住院之前我們的那次談話有關係。我不知道他是否聽進去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來我說的是什麼事兒。

隨後，我到走廊裡，對外面負責安保的聯邦調查局探長說：「一會兒卡德和岡薩雷斯會帶著一群特警趕來，我知道這麼說你們可能難以相信，但我怕他們會用武力把我帶離這間病房，好能和阿什克羅夫特單獨談話。」跟這位聯邦調查局探長交流的過程中，我又給鮑勃·米勒打了個電話，他正朝醫院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