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說謊的人需要下很大的決心，但第二次、第三次就會容易得多，然後說謊就會變成習慣，最後，他的謊言會像流水一樣，而他說的真話則無人採信。語言的虛假會導致心靈的虛偽，最後吞噬人性中所有的美好。

——托馬斯·傑斐遜

2005年3月，瑪莎·斯圖爾特（marthastewart）被刑滿釋放。那時，媒體大肆宣揚的都是她在被拘留期間淨資產不降反增，就好像檢察官起訴這個女人是為了摧毀她一樣。實際上，她被起訴是因為她在調查期間做偽證，對她的處罰也向社會傳遞了一個資訊：無論你是誰，都不能妨礙司法公正。

當時，我正在拉斯維加斯做一個演講。我知道媒體一定會就瑪莎·斯圖爾特一案採訪我，看看我的反應，因為是我起訴了她。也正因這起案件，我獲得了大量的媒體關注，遭到不少公眾批評。不出所料，一個攝影師和一個當地記者來到我面前，記者把麥克風往我面前一遞，一口氣說出了他的問題：「科米先生，瑪莎·斯圖爾特今天出獄，身價比她入獄之前漲了兩億，對此您怎麼看？」（他故意把「怎麼看」這三個字拖了老長。）

我停頓了一下，對著攝像機，慢慢說出了我在腦海中演練了很久的話：「我們司法部的目的就是好好改造罪犯，然後使他們成功地重新回到社會。至於斯圖爾特女士，她可能比別的罪犯改造得好，我們對此沒必要擔心。」我板著臉，點了點頭，然後走開了。這名記者顯然沒有意識到我在開玩笑，但攝影師（作為媒體圈裡更接地氣的人）已經笑得前仰後合，攝像機都握不住了。最後，這段片子並沒用上，因為畫面晃動得太嚴重了。

瑪莎·斯圖爾特並沒犯什麼驚天大案。起初，我甚至覺得這個案子有點小題大做，因為這與我們整天忙活的那些案子相比，與那些影響國計民生的案子相比，簡直不值一提。但有些事情讓我改變了對這個案子的看法，這個案子不僅僅是一個有錢人把即將崩盤的股票拋售出去，還關係到更高層次的東西。同時，這個案子將會以各種方式影響著我今後的執法生涯，給予我的教訓令我終生受益。

人的一生中，每個人都會說謊。重要的不是我們說了謊，而是我們在哪兒說謊，說了什麼謊，多久說一次謊。

我這種身高的人，最容易被人問的問題就是——你大學打籃球嗎？其實我不打，但想說明我為什麼不打可就沒這麼簡單了。我不打籃球是因為我發育得晚，我膝蓋有傷，而打籃球又需要太多時間練習。我覺得沒人想知道這些，就算他們想知道，茶水間的日常談話也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因此畢業之後，但凡有陌生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就會回答：「我打籃球。」就連念法學院的時候，一起打球的朋友問我本科時候打不打籃球，我都說我打。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說。可能是因為我不自信，也可能是這個答案不需費口舌，又或者是我想讓別人覺得我是個校園球星。這似乎是個傻孩子說的一個無關緊要的謊話，但謊話就是謊話。它讓我的內心備受煎熬。因此，法學院畢業之後，我給朋友們寫信，承認我對他們說了謊，我其實之前並不打籃球。他們都能理解我，還有一個給我回信（能回信的都是真朋友）說：「我們知道你之前不打球，但我們覺得無所謂。你是個好人，籃球打得也不錯。當然，有些時候你也會犯蠢。」

我覺得，我如此在意這個小謊言的原因，是怕說謊會成為我的習慣。這麼多年來，我見過太多的騙子，他們的謊言如流水，最後甚至失去了分辨真實與虛假的能力。物以類聚，那些愛說謊的人身邊聚集的也都是愛說謊的人。那些不願意放棄節操去欺騙別人的人都被逐出局，那些願意忍受謊言與虛妄的人逐漸成為這個圈子中的核心成員。這樣的圈子也吸引著其他騙子加入。這就形成了一種說謊的氛圍，最終說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這些隨便說說的小謊，實際上非常危險。「小時偷針，大時偷金」，謊言會越說越大，釀成的後果也會越來越嚴重。

每年，總會有那麼一些人被指控犯有內部交易罪。一群衣冠楚楚的人被銬起來，在鏡頭前面一一掠過，走進法庭。一般除了經濟媒體，公眾對這類案件關注度不高。但在2002年1月，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生物科技公司涉案，其股東成員中有一位知名的大人物。而這個案子的卷宗出現在了我曼哈頓的辦公桌上。

2001年年底，薩姆·瓦克薩爾（samwaksal），英克隆（imclone）製藥公司的總裁，賣出了自己手上大部分的英克隆公司股票，因為他了解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拒絕批准該公司新開發藥物的生產許可。問題在於，大眾對此事並不知曉。按照法律規定，公司總裁在瞭解了不為普通股東知曉的關鍵資訊之後，不可買賣公司的股票，否則就犯了內部交易罪。瓦克薩爾此舉就相當於把自己送到了執法部門的槍口上。很明顯，他有罪，應該被起訴。但需要進一步調查的是：2001年聖誕節後賣出英克隆公司股票的其他人是否也知道了這個機密的、未公開的資訊。

這筆交易發生在曼哈頓，屬於我的管轄範圍，於是我很快召集了手下一幫明星助理檢察官去協助調查。我的副手是戴維·凱利（davidkelley），一位職業助理檢察官，同時也是我的好友。刑事部門主管凱倫·西摩（karenseymour）之前也是一名檢察官，同樣是我的好友，負責管理刑事部門的所有助理檢察官。是我說服了她離開華爾街的律師事務所，幫我帶領刑事部門這個團隊。我們三個在一起做了所有艱難的決定。我們就像所有的老朋友一樣，一起開懷大笑，一起爭論不休，也一起開彼此的玩笑。我很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因為他們總是對我坦誠相待，就算我已經被血淋淋的現實圍繞，他們也從不欺瞞。

組織機構中，尤其在等級森嚴的組織機構中，最大的危險就是反饋渠道不通暢，領導者無法知道下屬的不同意見，也聽不到真實的反饋。這就很容易讓組織中的成員生活在欺瞞和錯覺當中。若組織的領導者過於自負，不肯謙恭近人，就會養成妄自尊大的壞毛病，逐漸遠離群眾。紐約的黑幫組織就是這樣沒落的。而諷刺的是，朱利安尼領導下的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雖然最終將黑幫組織繩之以法，卻也面臨這一問題。現在，既然我坐在了朱利安尼的位置上，我就要當心，不能重蹈覆轍。

現在，在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建立新的工作氛圍成為我的責任。我要吸取朱利安尼的教訓，發揚費伊的優點，創設良好的工作氛圍，讓團隊的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力。從我第一天任職開始，我就試著將這種態度融入工作當中。在我任職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期間，我錄用了差不多50位新的助理檢察官。每一位助理檢察官宣誓就職的時候，我都會在現場見證。我請他們邀請自己的家人參加宣誓就職儀式。我告訴他們，他們站起來宣誓自己今後會代表美利堅合眾國的那一刻，是值得終生銘記的一刻。因為自那一刻起，他們所說的一切，人們都會相信。儘管我並不想戳破他們美好的夢想，但我必須告訴他們：人們願意相信你們並非因為你們自己，而是因為無數的前輩檢察官前赴後繼，恪盡職守，懲奸除惡，去偽存真，最終為今天的你們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而這筆財富，我稱之為「信用水池」。我告訴他們：這個「信用水池」裡承載的信任和信用，是你們的前輩竭盡全力，一點一滴為你們積蓄的。正是因為有了這個「信用水池」，我們才得以開展我們現在的工作。這是一筆無價之寶。我對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檢察官說，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個寶貝也不例外。你們有責任，也有義務保護我們的「信用水池」，保證其完好無損，甚至為其填注力量，然後將它傳遞給你們的後輩。要想裝滿這個「信用水池」，可能需要很久，但要想毀掉它，是非常簡單的。「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一個人的行為不端就可能毀掉幾百年來所有前輩的努力。

在瓦克薩爾這個案子上，政府的調查人員，包括聯邦調查局探員和分析師一起對基本情況進行了分析。他們列出了一張人員名單，上面都是和瓦克薩爾在同一時間賣掉英克隆公司股票的人，其中就有瑪莎·斯圖爾特。就在瓦克薩爾賣掉自己手裡股票的同一天，斯圖爾特也把手裡的英克隆公司股票都賣了。當時，公眾並不知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並未批准英克隆公司新藥的生產許可。賣了手裡的股票之後，斯圖爾特女士避免了5萬美元的損失。這點兒小錢對於這位身家上億的女士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但調查員出於謹慎起見，還是去拜訪了斯圖亞特女士，詢問了她出售股票的原因。

斯圖亞特是瓦克薩爾的朋友，所以調查員覺得她可能會說，當她知道瓦克薩爾賣掉公司股票的時候，她也照做了。她當然會說她並不知道這筆交易有什麼問題，如果真有什麼問題的話，她感到很抱歉。這種情況下，最後調查員會給她一個嚴正警告，也可能開出一張對她來講不值一提的罰單，然後這事兒就這麼過去了。

但斯圖亞特並沒有這麼做。

斯圖亞特告訴調查員，她和她的股票經紀人達成了一項協議，如果英克隆公司的股票跌到某個價格，或者說「觸底」了，那就立刻將其賣掉。斯圖亞特說，她在賣股票之前，並不知道瓦克薩爾把自己手裡的股票賣了。可能就是因為瓦克薩爾大量拋售英克隆公司的股票導致了股票價格的暴跌，因此斯圖爾特才賣掉了自己手裡的股票。這事兒就是個巧合，沒什麼可調查的。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才不相信什麼巧合。斯圖亞特的說法讓他們想要進一步深究。調查員查到了很多疑點，但其中最可疑的就是斯圖亞特和瓦克薩爾的股票經紀人居然是同一個人。同時，他們也瞭解到，這個經紀人在瓦克薩爾賣掉股票的那天早上，給斯圖亞特打了個電話。但是，斯圖亞特那時候正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飛機上，並沒接到這個電話。因此，經紀人給她的秘書留了個信兒，說自己有很緊急的事情，是有關瓦克薩爾的，必須要馬上跟斯圖亞特商談。

該案件的調查啟動之後，聯邦調查員獲得了經紀人手寫的便條，證實了之前斯圖亞特關於售賣股票協議的說法。但便條上的字是由兩種不同的墨水寫成的。能支援斯圖亞特說法的部分是用一種牌子的墨水寫的，而其他的內容則是由另一種牌子的墨水寫的。

隨後，調查員又查到了一個疑點。他們詢問了斯圖亞特的秘書，瞭解到在聯邦調查員開始調查英克隆股票拋售案之後，斯圖亞特曾讓秘書把自己和經紀人的電話記錄調出來，然後她走到秘書的辦公桌前，讓秘書起來，自己坐下，開始刪掉經紀人打電話來想商談關於瓦克薩爾一事的那部分資訊。但斯圖亞特在中途停止了操作。顯然她覺得自己在潛在證人面前就這麼刪掉證據實在是太蠢了。如果被檢舉，這就是妨礙司法公正的重罪。她突然站起身來，讓秘書把自己剛才刪掉的地方恢復。

我從一開始就不怎麼喜歡瑪莎·斯圖亞特這個案子，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時間花在那些更為重大的案件上。20世紀90年代正是科技泡沫破碎的時候，伴隨著急劇動盪的市場環境，一大批公司詐騙案湧現出來。借用沃倫·巴菲特的名言：「當大潮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當市場的大潮退去後，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阿德菲亞（adelphia）等公司的詐騙行徑暴露，造成了多家公司破產，成千上萬的人丟掉工作，投資者損失了幾十億美元。那時候，為處理這些大案子，我們夜以繼日地在紐約的辦公室裡工作。這些案子太難了，要動很多腦筋才能最終破獲。這跟我之前處理的販毒案太不一樣了。我處理過很多販毒案，那時候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到被告和毒品交易之間的聯絡。如果聯邦探員闖入一個旅館房間，發現一公斤海洛因堆在桌上，那桌邊坐著的所有人都要坐牢。這些人之中，沒人會說自己不知道買賣毒品是違法的，也沒人會辯解說自己的會計師或律師已經檢查了這些海洛因，自己的行為完全符合美國法律的要求。因為這些理由都是沒用的。所有人都要進監獄。

但在公司詐騙案裡，重點完全反了過來。忙活了一天，探員終於調查清楚這些交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了，終於知道交易的雙方是誰，都交易了些什麼。但涉案的每個人都會說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些以抵押貸款支援的交易、逆向回購交易、外匯掉期交易等錯綜複雜的交易是非法的。他們肯定會說，自己對那些蒙受重大損失的人感到非常抱歉，但自己確實不知道自己哪裡違法了，也壓根兒就不想犯法。

於是，向陪審團證明這些人內心是否在圖謀不軌的重任就落在了我們調查員和檢察官的肩上，而且要使12位陪審員一致認同案件中公訴方證據充分、符合規定。要調查並指證罪犯實在是太困難了。20世紀，電子通訊裝置的發明為執法部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取證依然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過程。有時候，電子郵件裡確實有一些直截了當、無可辯駁的證據。在我辦過的一個案子裡，一個財務主管就給另一個財務主管發郵件說：「我就祈禱證券交易委員會不會發現我們在幹嗎。」他的同事回覆道：「別管證券交易委員會了，聯邦調查局來的時候，我肯定就完蛋了。」這些證據確實很有利。

但通常情況下都沒這麼簡單。聯邦調查員在調查犯罪意圖時經常受到阻礙，尤其是涉及巨大經濟損失的案件。人們口頭呼喊著公司高階管理者「一定知情」並不夠，要排除合理性懷疑，找到能夠證明他知法犯法的證據。在這種時候，公司的高階管理者總是表現得十分震驚，震驚於自己手下的員工居然敢違犯法律，以此表示自己對犯罪行為毫不知情。

我們有這麼多複雜的大案子要忙，我為什麼要關心瑪莎·斯圖亞特的案子？這不過是個簡單的小案子，不過是個富人在自己的朋友賣了某公司的股票後自己也跟著賣了，而事後又對調查員撒了個謊罷了。我們有證據表明這是個內部交易案，如果我們再上綱上線一點兒，指控嫌疑人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也就是了。但這個案子遠不止這麼簡單，因為這個案子涉及一個人人愛戴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陪審團的同情心異常高漲。斯圖亞特在電視上教會了我們很多小竅門，我也曾按照她的建議，在感恩節烤雞下面墊一層羅勒葉。為什麼要起訴她，惹這個麻煩呢？誰又關心這個呢？

但很快，這案子就變得不那麼簡單了。一天下午，擔任該案件調查小組組長的助理檢察官衝進我辦公室。從我辦公室裡能看到布魯克林大橋曼哈頓這側的風景，可以看到紐約市警察局總部。從早到晚，我都能看到布魯克林大橋上人來人往，紐約市警察局總部總有人進進出出。調查小組組長衝進來時，兩隻胳膊舉過頭頂，彷彿預示著勝利一樣。他笑著告訴我他們找到了關鍵證據。

非常出人意料，這個案子的關鍵證據來自瑪莎·斯圖亞特最好的朋友，瑪麗安娜·帕斯特納克（marianapasternak）。就在這個所謂巧合的股票拋售發生之後幾天，這兩位都到墨西哥的卡波聖盧卡斯過新年假期。帕斯特納克告訴調查員，她們在酒店陽臺上閒聊的時候，斯圖亞特對她說，她之所以賣掉所有英克隆公司的股票是因為她的經紀人說瓦克薩爾把自己的股票賣了。然後斯圖亞特又說：「有這樣一個經紀人實在是太好了！」

這就意味著，瑪莎·斯圖亞特確實對我們說了謊，而我們現在也有充分的證據能證實她說謊了。實際上，她根本沒必要說這個謊。她本可以選擇主動退還那5萬美元（對她來講，這5萬美元簡直是九牛一毛），然後表達出自己的悔改之意，發誓說她也不會再幹這種內部交易的事兒了，這事兒就可以了結了。然而，她選擇編織一個精心的謊言，然後讓別人給她掩蓋行跡。

斯圖亞特除了有一堆狂熱的粉絲幫她說好話之外，她的律師團隊也十分給力。她的辯護律師給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一個身價上億的人居然為了區區5萬美元不惜觸犯法律，而且還是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飛機上幹這事兒，實在是沒有必要。她的時間太寶貴了，這些瑣事根本不需要她浪費精力。聽了這個辯護理由後，我問她的律師團：假如在一個週末的早上，斯圖亞特女士端著一杯咖啡，走出自己豪宅的門，沿著蜿蜒的花園走道去取當天早上的《紐約時報》。突然，她看到報紙邊上躺著一張5美元的鈔票，你說她是會撿起來呢，還是對這種「瑣事」視而不見呢？律師團一片沉默。她當然會撿起來了。只需給經紀人打個電話，就能避免自己5萬美元的損失，她當然會這麼做。大多數人都會這麼做，尤其是當人們對內部交易罪這種罪名並不熟悉時。

我諮詢了刑事部門主管凱倫·西摩，看看她能不能與斯圖亞特的團隊進行認罪協商。凱倫並不想這樣做，因為她手中已經握有強有力的證據，跟犯罪嫌疑人進行認罪協商可能讓他們以為我們的證據並不確鑿，但她還是試了試。起先，斯圖亞特的律師團說她願意認罪，後來又說她絕不認罪。我猜測，要麼是他們想試探我們的決心，要麼就是沒能勸服他們的當事人在這個不可能打贏的官司上認罪。但對於我們來講，如果我們想要將斯圖亞特繩之以法，我們就得對她提起訴訟，然後跟這個受人愛戴的公眾人物打官司。儘管這個案子證據確鑿，但我依然猶豫了。我知道斯圖亞特那些媒體圈的朋友會如何維護她。他們會說我就是想借這個案子捧紅自己，說我打著司法公正的幌子拿公眾人物開刀，說我就是另一個魯迪·朱利安尼，踩著別人的肩膀上位。關於這一點，斯圖亞特的律師早已透露過。我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思考良久。我並不想讓自己成為媒體輿論的焦點，更不想遭到不公正的指責。正在我為自己和自身形象擔心的時候，我想起一個年輕的黑人牧師。

20世紀90年代末，我在弗吉尼亞州里士滿擔任聯邦助理檢察官主管。我就是那時候認識他的。當時，他是里士滿浸信會第四教堂的一位年輕的助理牧師。教堂裡的高階牧師是當時里士滿市的市長——利奧尼達斯·b.揚（leonidasb.young），是個很有魅力的人。但不幸的是，揚市長可能是太有魅力了，甚至有點招蜂引蝶。他已婚並育有子女，卻同時跟很多女人有婚外情。為了保持這些婚外情，他甚至去做了陰莖植入。後來，這個手術失敗了，留下很多後遺症，要花大價錢護理。他又得花錢治病，又得花錢給這些情婦買東西、安排旅行、住酒店，揚市長有些捉襟見肘。他決定要賺點兒錢。但不幸的是，他選擇了利用職位便利謀求財富，並且讓他的助理牧師來幫他幹這事兒。

那時候，里士滿政府正盤算著將公共墓地私有化，其中一個競標公司聯絡了揚市長。而市長表示，如果這家公司想在競標中一舉成功，那就得僱幾個人，比如說請他的助理牧師去做「顧問」。然後這個公司就僱用了這位年輕的助理牧師，給他開了好幾萬美元的支票。銀行記錄顯示，年輕的牧師兌現了這些支票，然後把這些錢都給了揚市長。

我的同事鮑勃·特羅諾（bobtrono）和我一起去見了這位年輕的牧師。在這位年輕的牧師身上，我看到了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讓我想要去幫助他。我看著他的眼睛，告訴他我相信他是個好人，他這麼做都是為了報答他的人生導師，那位教堂高階牧師、里士滿市市長利奧尼達斯·揚。就我們所知，這位年輕的牧師並沒有把不義之財據為己有。我跟他說：如果你認罪，你不會有事的，但如果你說謊，我就得起訴你了。我還告訴他，總有一天，揚市長會把他供出去的。他有點慌了，額頭冒汗，但仍堅持稱這家公司僱用他是因為他的「專業水平」，稱他並沒有給揚市長錢。

會面結束後，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因為我能看到一個原本前程似錦的年輕牧師親手毀了自己的未來。利奧尼達斯·揚被指控，他承認了自己非法獲利的罪行，被判收監入獄。為了減免刑期，他供出了助理牧師，指控其幫助自己洗錢。就這樣，這位年輕的牧師因做偽證而被起訴，起訴他的檢察官是鮑勃·特羅諾。庭審現場，利奧尼達斯·揚出庭指證了他。就這樣，這位年輕的牧師因做偽證被判處15個月有期徒刑。我在本書中隱去了他的名字，我希望他出獄後能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就在我站在曼哈頓的辦公室窗前，想起這位年輕牧師的時候，我突然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這位牧師並不知名，出了里士滿，我可能是唯一一個知道他名字的人。而我此刻，坐在曼哈頓的聯邦檢察官的椅子上，居然僅僅因為不想受到指責就猶豫要不要起訴瑪莎·斯圖亞特，而且我居然真的因為她是個富有的名人就有放過她的念頭！這簡直就是在斷送司法公正！我簡直就是個膽小鬼！

想通了這點後，我讓戴維·凱利去調查，過去這些年裡美國究竟有多少人因做偽證而被起訴。有多少「普通人」面對聯邦調查員說了謊，隨後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答案是2000人。凱利告訴我，我得堅定自己的信念，我們做的是對的，我得堅持走下去。他說得對。我對我的下屬們說，我們要起訴瑪莎·斯圖亞特。我決定讓凱倫·西摩出庭起訴。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深思熟慮做出決定後遭到了無盡的指責。很多人窮其一生都無法理解我為什麼非得小題大做，為什麼非得毀掉瑪莎·斯圖亞特。我肯定是瘋了才會做出這種正常人不能理解，也不會支援的決定。來自各方的指責讓我保持了清醒：我們用正確的方式做了正確的決定，我對此完全認同。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個案子也為將來的執法提供了良好的先例。斯圖亞特最終被定罪，判處5個月有期徒刑，在西弗吉尼亞州奧爾德森監獄服刑。

斯圖亞特的案子提醒我，司法系統最終是個信用系統。我們無法分辨人們是否說謊，是否藏匿了有用的檔案，因此當我們能夠證明他們說謊，證明他們藏匿檔案的時候，我們就要揭發他們。這種做法給公眾傳遞了一個資訊：人們要為在執法人員前面說謊而付出沉重的代價。人們要對在執法人員面前說謊心懷畏懼，否則司法體系就無法正常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