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相信福禍相依，也一直相信我們能賦苦難以意義，予災禍以價值。

——赫爾曼·黑塞

我和很多偉大的男性共事過，但對我的生活和領導能力影響最大的兩個人都是女性。

1993年，甘比諾家族的案子完結了。我遵守了我的諾言，和妻子帕特里斯一起搬到了弗吉尼亞州首府里士滿。我們在那兒沒什麼朋友，但養家的成本小得多，生活也舒適得多。

一開始，我在一家律師事務所謀了個差事，後來又重操舊業，在里士滿做一名助理檢察官。其實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也不錯，掙得多，同事之間處得很好，但我就是有點懷念我以前的工作，儘管它的工作環境沒那麼好，工資也沒那麼高。我就是想讓自己變得有用一點兒，為社會做點兒什麼，為那些需要我的受害者爭取權益，但律師事務所的同事並不能理解我。

我的新上司是聯邦檢察官海倫·費伊（helenfahey）。她是弗吉尼亞州東部所有聯邦助理檢察官的頭兒。費伊的晉升之路不同尋常，而且非常鼓舞人心。孩子小的時候，她是個家庭主婦，在家照顧小孩；等孩子長大了，她就到國防部下面的一個部門工作，一開始她只是個打字員。與此同時，她一直在求學，堅持了17年時間。她曾經對媒體說過：「人要一步步來，我就是這樣的。一次打一份工，一份工至少做滿一個月，一次上一門課。」她至今沒有拿到學士學位，但由於考試成績好，工作履歷漂亮，她依然成功地考上了法學院。

1996年，我開始跟著費伊工作，那年我35歲。我在里士滿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做一個小主管，和其他三個主管一起在費伊手下工作。那時候，我抱負滿滿，尤其希望能在反暴力犯罪和反腐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績。我曾經在曼哈頓擔任聯邦助理檢察官，後來又在里士滿的一家大律所做合夥人，這些經歷讓我覺得自己在這兒是個紅人——我媽以前總喜歡這麼說我，但她可不是在誇我。可能是潛移默化中從魯迪·朱利安尼那兒學了些他的調調，我喜歡拋頭露面，漸漸地成為里士滿聯邦執法機關的代言人，代表部門出席各種場合，還上了電視。一家免費發放的里士滿週報將我作為封面人物，稱我是「一個好人」，並把我的頭銜寫成了「聯邦檢察官」，而不是「聯邦助理檢察官」。這張照片是在我里士滿的辦公室裡照的，但糟糕的是，我並沒有告訴我的上司。如果是在魯迪·朱利安尼手下工作的話，這種行為會讓我死得很慘。當我看到這些印著我照片的報紙分發得到處都是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我完蛋了。然後我想起來，我的頭兒不再是魯迪·朱利安尼了。費伊想看到我成功。她的確笑話了我，而我也確實活該，但更多時候她是為我感到高興，我們是同一陣營的戰友。

海倫·費伊用她自己的方式領導著我們，很少有領導者能做到她那樣。我知道有人在背後說她軟弱：「她簡直是把里士滿拱手讓給科米了。」但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是在放手讓我成長，偶爾在我身後提點我幾句，以免我誤入歧途。最後，我們總是能大獲全勝。她不在乎那些小肚雞腸的人在背後怎麼說她，這一點我真的很敬佩她。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發覺得她的這種品質是難能可貴的。她把團隊的利益和工作成果看得比她自己的名聲和感受更重要。

那時，我們正致力於調查持槍犯罪，試圖降低里士滿的謀殺率，但有些聯邦法官對此不以為然，甚至激烈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此類案件不應歸於聯邦法院。對此，我並不在乎，里士滿的團隊也不在乎，我們這麼做是為了拯救生命。於是我們奮力前行，最終惹怒了一個高階法官。他簽發了一項命令，要求拘留聯邦檢察官海倫·費伊，緣由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行政錯誤：未能按時填寫申請表，申請由聯邦法警在指定日期將一個罪犯帶到庭上候審。然而，這張表是我們填的，費伊壓根兒跟這事兒沒關係。她幾乎一個月才來里士滿一次，根本沒必要把她扯到這事兒上來。但這位法官就是這麼做了，為的就是讓費伊和我們知難而退。

但他不瞭解海倫·費伊。

在費伊出席聽證會那天，整個法庭、法院走廊和外面的街上都擠滿了警員和聯邦探員。費伊冷靜地走向被告席等候。法官出現了，看到這麼多執法人員都到場支援費伊，他有點慌亂，開始抱怨我給他帶來了多大麻煩，他完全忽略了費伊，把怒火都轉嫁到我所在的聽眾席。然後，他撤銷了對費伊的指控。費伊覺得這事兒簡直匪夷所思，但是她告訴我們，我們做得對，而且要繼續努力。

我整個職業生涯的領導能力都來源於費伊的信心，不僅是對我的信心，而且是對她自己的信心。她在團隊的成就中顯得熠熠生輝，而我們在她的光芒裡綻放自我。我們愛戴她。她因為足夠自信而保持謙遜。

然而，對我的領導能力影響最大的人是我的妻子帕特里斯。

人固有一死，這是無法避免的。我曾經距離死亡只有一步之遙，而在「拉姆齊強姦犯」的影響逐漸消失後，我再次體驗了與死神擦肩而過。有一次，我去看望帕特里斯，她當時還只是我女朋友。那時候，她在和平隊做志願工作，正在非洲西部獅子山共和國的一個小村落裡。我去看她的時候，因感染瘧疾而差點兒喪命。當時如果不是她騎著小摩托車，連夜帶我跑上好幾十里路去醫院的話，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非洲了。但有時，相比自己直面死亡，失去生命中的摯愛更能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短暫，理解生而為人的意義。

1995年夏，帕特里斯和我住在里士滿的一個新區。我們的房子有5個臥室，是一棟殖民地風格的建築，坐落在一條路的盡頭。在這裡，就算只是給孩子辦個生日宴會，消防車都會開到家門口待命；在這裡，鄰居們都彼此熟悉，孩子們可以在門口安靜的街道上盡情玩耍。我們搬過來之後，家裡的兩個姑娘開心極了。1994年，我們又給她倆添了個弟弟。再後來，我們有了科林。

科林·愛德華·科米（collinedwardcomey）出生於1995年8月4日。他生下來就很健康，有將近3.5公斤重。跟科米家的其他孩子一樣，他也是個大個子。那天，帕特里斯在醫院照顧科林，其他三個孩子來看他和媽媽。對於很多新生兒父母來說，這實在是最幸福的時刻。然而，帕特里斯慢慢感覺到科林有些不對勁兒。他有點太鬧騰。帕特里斯就去問醫院的工作人員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工作人員向她保證孩子什麼問題都沒有，一切都正常。一名護士過來，用一副過來人的口吻對帕特里斯這位4個孩子的媽媽說：「別緊張，你只是沒遇見過孩子疝氣罷了。」

但他確實有些不對勁兒。當時我們還不清楚，後來才知道，那時候科林的小身體正在跟一群致命細菌做鬥爭。世界上大概有1/4的準媽媽會攜帶b族鏈球菌。這種細菌對母體並無傷害，對嬰兒卻是致命的。今天，我們可以通過晚期孕檢輕鬆檢測出這種細菌，生產的時候用盤尼西林（又稱青黴素）就可以治療。但在1995年，對這種細菌的檢測治療手段並不是孕檢的常規專案。儘管在當時，有一些醫院和醫生確實會進行這項檢測，但婦產科協會並沒有對此提出過公開建議或指導，州醫學委員會也並未將這類檢測列入標準檢測名錄。

第二天早上，科林就發起了高燒，血液中也出現了持續的感染現象，他患上了敗血症。科林在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裡住了9天，也抗爭了9天。但很快，他就只能靠呼吸機維持生命了。呼吸機讓他的小胸脯上下起伏，但他並沒有好轉。這9天裡，帕特里斯幾乎沒睡覺，她坐在科林床邊的椅子上，實在撐不住的時候才會眯上一會兒。她說科林在她的肚子裡待了9個月，她們母子連心，科林現在需要她的支援和撫慰。帕特里斯一直和小科林待在一起，握著他的小手，給他唱搖籃曲。

醫生過來了，給我們看腦部掃描的結果，我們的心都徹底沉了下去。病菌已經侵蝕了他的大腦，他現在只能靠呼吸機維持生命。醫生跟我說，很抱歉，孩子已經過世了。但醫生不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他們讓我們決定是否要撤走呼吸機。我們怎麼能這麼做！孩子小小的身體就躺在那兒，就躺在我們面前，而他們卻要求我們放棄，讓他真正離開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