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去看其他的孩子，我父母正陪著他們。壓力下的我一般都顯得格外平靜，甚至有點兒冷漠。但當我跟父母講述這個事實的時候，我崩潰了，號啕大哭。他們倆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回到醫院之後，帕特里斯和我一起做了這個決定。在這個悲痛欲絕的時刻，她想到了另一件要緊事。我們的大兒子還不到兩歲，還不能理解家裡發生了什麼，但女兒們都大了。帕特里斯覺得，她們應該面對，也需要面對這個現實。當她們瞭解了事情的真相，並且接受了這個真相之後，她們要來見科林最後一面。帕特里斯覺得，兩個女兒在科林剛出生的時候就抱過他，她們也應該陪他走完最後一程，我們不應該瞞著她們，不然這會對她們今後的人生造成難以磨滅的影響。我肯定想不到這點。讓一個5歲的女孩和一個7歲的女孩去看她們快要離開人世的弟弟？誰會這麼做呢？顯然，這個明智的女人這麼做了。這成為兩個女兒人生中的一大財富。她們有機會跟小弟弟好好告別。

為了讓女兒們接受這個事實，我們帶她倆出去野餐。我們跟她們講了事情的經過，也講了我們的想法。當然，其間我們數次抱頭痛哭。在告別的那一天，我媽把兩個女兒帶來了。我們撤走了科林的呼吸機，帕特里斯抱著科林，然後把他遞給姐姐們。兩個姐姐輪流抱著他，搖晃著他的小身體，對他說話，跟他告別。兩個女兒離開之後，我抱了一會兒這個小傢伙，然後還給了他媽媽。他媽媽一直在對他唱歌謠，直到他呼吸停止的那一刻。一個心碎的母親，抱著她生病的孩子，直到他短暫生命的最後一刻。直到現在，想到這一刻我依然會覺得心酸。

實際上，我和帕特里斯都很生氣。如果醫院或醫生將b族鏈球菌檢測列為常規孕檢專案，帕特里斯就會在孕晚期檢查的時候查出這個問題，就可以在生產的時候得到診治，那麼科林很可能就會活下來。但醫生沒有要求帕特里斯做b族鏈球菌檢測，所在的醫院也沒有強制要求醫生對孕婦進行這類檢查。科林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帕特里斯做了很多調查研究，和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者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她也加入了b族鏈球菌協會，認識了很多同病相憐的母親。在全美國，有很多嬰兒原本不應因b族鏈球菌感染而喪命。但因為相應的醫療改革推行得過於緩慢，b族鏈球菌感染奪走了許多嬰兒的生命。

帕特里斯說：「我不能把兒子的命救回來，但我一想到會有其他母親也像我一樣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我就無法忍受。」她試圖從宗教中尋找安慰，來緩釋失去科林的痛苦，以《新約全書》中她最愛的句子安撫自己。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寫道：「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但帕特里斯理解不了，為什麼愛人愛萬物的上帝會奪走科林的生命，她不願將其簡單地歸為「上帝的旨意」。帕特里斯很多次都對我說：「上帝為什麼要讓我的孩子去死？這是個什麼樣的上帝？我才不信。」但她確實相信她應該從生命的苦難中尋找一些有意義的東西。而在她看來，這個有意義的東西就是促使所有的醫生都要給孕婦做b族鏈球菌檢測，以挽救更多嬰兒。然後，她就化悲痛為力量，開始為這個目標奮鬥起來。

帕特里斯開始寫文章公開懷念我們逝去的兒子，跑到全國各地，為改變相關的醫療標準而努力。她在弗吉尼亞州議會演講，成功地使州議會通過了將b族鏈球菌納入醫療檢測和治療的決議。她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是她與其他很多好心人的共同努力改變了這個國家。現在，所有的孕婦都要接受b族鏈球菌檢測，她們的孩子也能免於劫難。福禍相依。可能其他孕婦永遠都不會知道倘若在以前她們會面臨什麼樣的風險，但她們現在的樣子，就是最好的結果。

帕特里斯一直致力於做對別人有意義的事，她的追求無疑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於畢生從事的執法與司法事業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帕特里斯的影響。在科林過世之後的很多年裡，我看到過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在好人身上，我也曾試圖勸慰他們，希望給這些痛苦的人生經歷賦予一些意義。2002年，我重新回到曼哈頓，擔任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9·11」恐怖襲擊事件奪走了上千人的生命，其中有好幾百人甚至屍骨無存。我曾經邀請全美國其他92位聯邦檢察官共同參觀世貿大廈遺址。我對他們說，儘管我們看不見，但那些喪命者的冤魂就盤旋在這片土地的上空。這片土地上滿是失去親人的傷痛和令人窒息的悲哀。這是一片悲傷又聖潔的土地。

我舉了帕特里斯的例子。我對他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好人總是沒有好報。但我記得，根據基督教和猶太教共同的傳統，《約伯記》的教誨甚至禁止我們問這樣的問題。周圍呼嘯的風中彷彿傳來：「你怎麼敢！」但事實上，我無法解釋上帝在人類歷史中扮演了什麼角色。要解釋這個問題可要比解釋為什麼我兒子最終沒有活在世上困難得多。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要去了解世上為什麼會有無數無辜喪命的孩子。我自己並不瞭解，也沒那個耐心去學習那些自稱已經瞭解上帝的人都說了些什麼。我知道的是帕特里斯告訴我的：不向生命中的苦難低頭，撫平創傷，緩解痛苦，讓他人免遭你曾經遭受的苦難，這才是有意義的。我們的義務和責任就是確保自己能在苦難中看到一些美好，在與親人告別的過程中找到生命的饋贈，而不是讓苦難真正成為苦難，讓失去真正變成失去。生命中有些苦難我們永遠都無法彌補，但如果我們能化悲痛為力量，永葆善良，遠離邪惡，我們便能戰勝這些苦難，甚至從中獲得新生。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美好、公平與正義。

帕特里斯和我原本打算一直待在里士滿。我們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公立學校，家裡住的房子也很好，便宜而且舒服，周邊環境也很安全。在科林走了之後，1996年我們添了個女兒，2000年又生了小女兒。我們可以在里士滿養活這5個孩子，做喜歡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但是，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我接到一通電話。

2001年10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陪著我的兩個小女兒。帕特里斯正在教堂，參加由她發起的一個婦女組織的日常會議。她正在和在場的女性激情洋溢地講述今後的規劃。她自然聽不到家裡的電話響了，我接起了電話。電話裡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他從白宮打來，給我打電話是因為總統先生想知道我是否有興趣回到曼哈頓，出任聯邦檢察官。我覺得這可能是我的哪個朋友在跟我開玩笑，於是回應道：「好啊，你怎麼不滾……」這時電話裡的男人打斷了我，說他並不是在開玩笑。喬治·w.布什總統需要新任命一位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但在人選上陷入了政治僵局，最後他們覺得我可能是個很好的人選。因為我曾經在曼哈頓工作過，我處理過恐怖主義相關案件，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能接受我出任這個職務。現在的問題就是，我願不願意接受這個任命？

時隔久遠，現在的我已經很難準確描述2001年秋天籠罩紐約的那種恐懼感。當時的美國民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但也異常焦慮。我當然願意接受了，我回應道：「但我妻子現在不在家，如果她有什麼別的想法，我再給您回電話。」我結束通話了電話，留下兩個女兒待在屋裡，自己到門口車道上去等帕特里斯回來。我的心怦怦直跳。

感覺過了好幾個小時，帕特里斯開著我們的紅色福特小麵包車回來了。她下了車，看了我一眼，說：「怎麼了？出什麼事了？」

我獨自一人，站在門口。「沒什麼。有人從白宮打電話來，讓我回紐約擔任聯邦檢察官。」

她的眼睛亮了起來：「你可別說不去。」

「我沒說不去。但我跟他們說，如果我妻子有別的想法，我就給他們回電話。」

她的眼淚流了下來，雙手捂住臉。「我就要回紐約了。天哪！我居然要回紐約去了。」

我們確實要回紐約了。此時的紐約剛剛經歷了「9·11」恐怖主義襲擊，世貿大樓還在冒煙呢。我將帶領將近250個助理檢察官處理幾百起案件，從恐怖主義襲擊到暴力犯罪，再到公司詐騙，其中將包括我職業生涯中辦得最漂亮的一起案件。

帕特里斯開啟小麵包車的側門。她用來裝百吉餅的大瓷盤滑了下來，掉在地上，嘩啦一下摔得粉碎，就好像在預示著什麼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