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人們害怕自己違反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因為這樣他們就得下地獄。而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宗教的威懾力慢慢消失了。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法治社會，那麼人們必須要有所畏懼，畏懼自己會進監獄，畏懼自己的生活被攪得天翻地覆，畏懼自己會成為過街老鼠，畏懼自己的名字永遠與一樁罪行聯絡在一起。為了保護司法制度，建立講真話的社會風氣，斯圖亞特女士必須被起訴。我很確信，一旦形成了講真話的社會風氣，瑪莎·斯圖亞特絕不會在聯邦調查員面前說謊。但不幸的是，在現在的社會風氣下，我看到還有很多人依舊在犯這樣愚蠢的錯誤。

作為曼哈頓的聯邦檢察官，我的直屬上級是位於華盛頓的司法部副總檢察長。司法部副總檢察長，通常被稱為副總檢察長，是司法部的二號人物，是整個司法部的執行長。除了司法部部長（又稱總檢察長）的秘書之外，司法部的所有人都要向他彙報；副總檢察長本人向司法部部長彙報。這個組織架構非常複雜，只有政府才有如此錯綜複雜的組織架構。但我覺得這種組織架構讓我的工作變得十分有趣。

2003年夏，當時的副總檢察長拉里·湯普森（larrythompson）來曼哈頓看我。他看起來情緒很低落。他對我說，秋天他就要離職了。離職之前，他打算向布什總統和白宮推薦我來接替他，出任司法部副總檢察長。因此，他來諮詢我的意見。

我當然願意。我喜歡現在的聯邦檢察官工作，但我本人和我家人都不喜歡紐約。紐約市內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因此我們不得不住在離我辦公室50英里遠的地方。長時間的通勤佔據了很多我與家人交流的時間，我經常錯過孩子們的獨奏會、比賽，也不能給他們開家長會。有一次，我的孩子要參加下午六點的少年棒球聯合會比賽，於是我下午四點就從辦公室出發了，但地面交通實在是太糟糕了，我到的時候，比賽基本都結束了。類似種種，不勝列舉。這太糟心了，我不想做這樣的丈夫，也不想做這樣的父親。如果我們能搬去華盛頓，我確實工作會更忙一些，但每天會節省通勤的這三四個小時。當然，我知道，距離國家政治中心越近就越危險。一位紐約的記者寫了一篇相關報道，標題是《科米即將高升，華府敞開大門》，裡面寫了很多我同事對此事的看法。這篇文章裡寫道，毫無疑問，在去了華盛頓之後，我依然會保持我的幽默感，但問題是我是否能守住自己的心。我承認這也是我擔心的問題，但搬去華盛頓對整個家庭來說是最好的選擇。再說了，又能有多難？

就這樣，我到華盛頓去見了布什總統的顧問阿爾貝託·岡薩雷斯（albertogonzales）。他的辦公室在白宮西廂二層，我們在那兒見了面。其實，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到這間辦公室。1995年的時候，我就來過這間辦公室。那時，我代表參議院委員會來調查比爾·克林頓和希拉里·克林頓在阿肯色州投資的一個叫作「白水」的住宅小區。同時展開調查的還有其他一系列相關事宜，其中就包括克林頓總統的白宮副顧問文斯·福斯特（vincefoster）的自殺案，以及他離世後辦公室裡的相關檔案的處理問題。我在參議院委員會做了5個月的法律工作，工作內容基本就是到白宮西廂二層福斯特的辦公室進行檢查。參議院委員會想調查的一個問題就是，在福斯特死後，當時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頓是否親自或是派人到這間辦公室裡拿走了檔案。在這個案子的調查結束之前，我就離開這個團隊了，但我還是能回想起來希拉里·克林頓的辦公室離這間辦公室有多遠。

除了那次，2001年我還來過一次。那時候，我在里士滿做聯邦助理檢察官，正在調查一起恐怖主義案件。在這起案件中，伊朗策劃並資助了恐怖分子在1996年對美國空軍營房的一次重大襲擊，因此聯邦政府想要對伊朗提起訴訟。在這次恐怖襲擊中，19名美國士兵死亡，幾百人受傷。這類指控是有外交指向性的，因此新上任的布什政府召集了很多國家高階安全人員來聽取司法部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ashcroft）的彙報，以確保對伊朗的指控是證據確鑿、不可辯駁的。阿什克羅夫特的手下決定由我陪他去白宮彙報，因為我是這個案件的第一責任人，可以在他需要的時候做一些補充。但進戰情室彙報的只有他一個人，我只要在外面等著就行。所以，雖然這是我第一次來戰情室，但我一點兒都不緊張，我輕鬆極了。我根本用不著說話，甚至都不用參會，只是來看看，享受白宮的美景。但這個美景並沒享受多長時間，我就被叫進去了。

戰情室的安全門關上沒多久，就又開了。門口站著的是當時的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powell）。

「誰是負責這個案子的檢察官？是你嗎？」他盯著我喊道。

「是……是我，先生。」我嚇得都結巴了。

「進來。」顯然，裡面的會議進行得並不順利。

鮑威爾上將引導我進去，讓我坐在他和國防部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rumsfeld）的對面。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rice）坐在主位上。我兩邊坐著的是司法部部長阿什克羅夫特和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弗裡（louisfreeh），兩人都已經面紅耳赤了。接下來的20分鐘裡，兩位強硬的白宮內閣秘書長連珠炮似的開始對我提問，問這個案件的相關問題和現有證據。我真是如坐針氈，後背都溼透了。問完之後，他們讓我離開會議室，他們接著開會。真的，我整個人都呆滯了，徑直走了出去。幾周之後，這個案子獲得了上級的批准，我獲准起訴了伊朗支援恐怖分子對胡拜爾大廈的襲擊。

現在，我又回到了這裡。白宮西廂的一樓有許多高大寬敞的辦公室，橢圓形辦公室就在這層。在我看來，這層的辦公室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層高，是因為佔據了上下兩層的空間，尤其是擠佔了地下室的空間。後來，我在地下室參加過很多國家安全會議，戰情室的門只有1.85米高，對於我這個近2米高的大個子來說確實有點矮。為了適應這一點，我會在進門的時候小心翼翼地點下頭，就好像在跟某位看不見的同伴打招呼一樣。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知道我點頭的幅度有這麼精確，直到我換了一雙新鞋。那是在布什總統任期內，我那雙新鞋的鞋底和鞋跟與我之前穿的鞋子不太一樣。但顯而易見的是，穿上新鞋的我比原來高了一釐米。有一次，我急急忙忙走向戰情室去見布什總統，進門的時候，我向原來一樣微微點了下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重重地撞在了門框上，撞得我眼冒金星。一個特勤局的探員問我是否還好，我說還好，然後進去了。但當我坐在桌前跟總統和國家安全團隊的人討論時，我感覺到有液體從頭上流下來。我突然意識到我撞出血了。然後，我幹了這麼一件事：我不停地把頭歪向不同的方向，讓血不流到頭髮外面來。天知道布什總統看見我這副德行會怎麼想，但他沒看見我流血。

岡薩雷斯的辦公室在頂層，非常小，只有幾個小窗戶，天花板也非常低。估計在那兒辦公的人，十有八九都會得幽閉恐懼症。但我們一坐下來談話，我就放鬆了。岡薩雷斯在布什總統還是得克薩斯州州長的時候就跟著他了。他是個溫暖、友好、言辭極其溫柔的人。我們每談一會兒就會停一下，讓人略感尷尬。在我就任副總檢察長之前的「面試」中，他沒有問我太多問題。我只記得他說白宮正在尋找一個「能頂得住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的強人」。他想知道我認為自己是否能夠勝任。

這對於我來說是個很奇怪的問題，因為他似乎在質疑總統親自選出來的司法部部長。但後來我很快了解到，華盛頓就是一個互相質疑的地方。人們會質疑他人是否忠誠，質疑別人的動機，尤其是當被質疑者不在場的時候，就更容易發生這種情況。阿什克羅夫特是個保守派，曾經想過參加2000年的總統大選，而喬治·w.布什就是這年當選的。當時身處曼哈頓的我並沒意識到，此時白宮和阿什克羅夫特之間的關係已經有點劍拔弩張了——總統親自選的司法部部長在謀求自己的政治前景，而且其政治立場與布什總統並不完全一致。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些真真假假，但我向總統顧問岡薩雷斯保證，我不會因任何事情、任何人的恐嚇而退縮，我會永遠堅持做對的事情。他看起來對這個答案很滿意，至少那時候很滿意。岡薩雷斯和其他布什政府的大人物同意了我出任副總檢察長的職位。隨後，我和阿什克羅夫特簡單見了一面，那時候阿什克羅夫特已經很瞭解我了。2003年12月，我搬到了司法部總部大樓的辦公室裡，也開始著手把家搬到華盛頓郊區。

擔任副總檢察長的我手下有將近20名律師幫忙處理繁多的工作，有近100名檢察官直接向我彙報。我在司法部門已經工作近15年了，但做副總檢察長使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與內閣成員接觸。我的直接上司當然是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儘管岡薩雷斯對他有所懷疑，但我覺得他是個熱心、正派、對工作兢兢業業的人。我們之間合作得很愉快，但並沒什麼私交。可能是因為我們之間差了18歲，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的處事風格太不一樣了。他是個很容易相處的人，很喜歡跟大家一起打球。我們曾經一起打籃球，我拼命想要防住他，但事與願違，最終我們隊輸了。他也是個很老派的人，是個虔誠的信徒。他不跳舞，不喝酒，也不罵人，對我總愛說的一些「花言巧語」嗤之以鼻。

有一次會後他把我留下來，溫和地指出我在會上一些措辭不當的地方。他說，他認為司法部是美國人民深信不疑的法律象徵，我說我完全同意這句話。然後他說：「那要是這樣的話，我可能要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措辭。」

我一臉疑惑地看著他，因為我覺得自己並沒在會上說什麼不合適的話。我確實說了些難聽的話，但那只是為了強調，為了製造會場效果，而且罵人的話我也沒說太多。

「我說了什麼不合適的話嗎？」

他想到要重複我的話，似乎感覺難以啟齒，憋了半天都沒說出來。我想著肯定是那個以「f」開頭的髒話。為什麼我自己絲毫不記得了呢？

過了許久，他終於說了一句：「這字和‘詩’差不多。」

我搜腸刮肚想了半天，我究竟說了一個什麼類似「詩」的字，突然我恍然大悟。在討論一個案子的時候，我用了「屎」這個字，說了個類似於「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之類的話。我努力讓自己忍住不要笑，跟他道了歉，說下次一定在措辭上格外注意。

坐在我這個位子上，當然免不了有幸去橢圓形辦公室幾趟。2003年，我第一次踏進了這個傳說中的辦公室。那次，我替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參加布什總統的每日恐襲通報會。「9·11」事件之後，布什總統只要在城裡，每天早上都要和反恐小組的人員見面，主要包括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相關人員。實際上，要去開會之前我有點緊張。原因之一當然是我不想因為自己說了什麼蠢話影響整個司法部的形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居然要和美國總統一起，在這個「傳說中」的辦公室裡開會了！在2003年，「9·11」事件剛過去兩年，沒有什麼事兒比反恐更重要了。

這是我第一次面見美國總統。當我坐在總統辦公室的時候，我不禁感嘆這辦公室實在是太大、太敞亮了。嵌入式天花板內嵌了一排燈，把辦公室照得如同正午一般。這個會上，除非總統點名讓我發言，否則我並不需要說話。我坐在那兒一一掃視這些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大人物——總統喬治·w.布什、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cheney）、聯邦調查局局長鮑勃·米勒（bobmueller），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還有國土安全部部長湯姆·裡奇（tomridge）。

在那一刻，我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我之前一直以為坐在這兒指點江山的會是別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事實上坐在這兒絞盡腦汁出謀劃策的居然是我們這些人。我並不是在貶低當時在場的任何一位，大家都是很聰明、很有才華的人。只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當我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時候，身邊居然就是這些人。這讓我感到有點安慰，又有點恐慌。突然，腦海裡閃過鮑勃·迪倫（bobdylan）的歌詞：「從遠處看起來巨大無比的，走近了或許並非如此。」

坐上這把交椅後，我主持的第一個案子還是一個偽證案。2003年6月，就在伊拉克戰爭打響後不久，記者羅伯特·諾瓦克（robertnovak）在一篇報道中向公眾披露了一名中央情報局秘密特工的名字。在這篇報道發表的前幾天，這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丈夫寫了一篇報紙評論文章，公開質疑布什政府發起伊拉克戰爭的合理性，懷疑美國政府聲稱薩達姆·侯賽因正嘗試獲得核武器這一開戰理由的真偽。很快，大家就都開始懷疑布什政府非法將這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名字洩露給諾瓦克，目的就是報復她的丈夫。

諾瓦克稱，該報道的訊息來源是兩位布什政府官員。隨著這樁醜聞的影響越來越大，很快就曝出了其他涉案的官員。一開始說是有3個布什政府官員跟記者說過這事兒，後來增加到了6個。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armitage）公開承認自己曾跟諾瓦克提到過這位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名字。實際上，在對這起案件的調查開始後不久，阿米蒂奇就給司法部打電話解釋說，他並不是故意洩露機密資訊的，他只是和諾瓦克閒聊，並不知道諾瓦克想要幹嗎。諾瓦克的另一個資訊來源是布什總統的首席政治顧問——卡爾·羅夫（karlrove）。羅夫曾經與諾瓦克閒聊，諾瓦克說到那個寫評論文章批判伊拉克戰爭的人娶了中央情報局的一位特工。羅夫回應了一句類似「你也聽說了呀！」之類的話。儘管這算不上新聞嗅覺敏銳，但諾瓦克認為羅夫的這句話證實了阿米蒂奇所言。

但還有證據表明，另一位政府官員，副總統的辦公廳主任——被稱為「滑板車」的路易斯·利比（lewislibby），曾對不止一個記者說過這個中央情報局特工的事兒。在我剛開始就任副總檢察長一職時，利比已經開始接受聯邦調查局的調查，他承認了自己確實說過類似的話，但他強調自己是從一個記者那兒聽說這個中央情報局特工的事兒的。利比跟阿米蒂奇一樣，說自己只是傳閒話，而不是故意要洩露這個秘密特工的名字。但利比提到的這個記者，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華盛頓分部的主編蒂姆·拉瑟特（timrussert）也接受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並表示利比在說謊。拉瑟特沒有對利比說過這個特工的名字。三年後，陪審團也得出了同一結論，利比確實對聯邦調查局說了謊。

這個案子讓我知道了在華盛頓人們是怎麼根據自己的黨派立場選擇行事動機的，後來我又遇到了很多類似的案子。對於民主黨人來說，這就是共和黨政府破壞司法公正、蠶食對手的明證；而對於共和黨人來說，這就是一場小題大做的政治迫害。而我的工作則會惹惱這兩個黨派中的至少一個，甚至兩個。

美國法律明令禁止有人公開秘密特工的身份資訊，而想要指控觸犯這條法律的人，需要證明其是故意洩露且用心歹毒。因此，在相關法律條款的要求下，僅僅能證明洩露資訊的人粗心大意或頭腦不清是不行的。在這件案子中，我們得證明那些洩露資訊的人清楚地知道這名中央情報局特工在執行臥底任務，還得證明他們本身明白洩露這位特工的姓名是違法的。但就我們手裡的證據而言，還不太可能證明這一點，至少不能排除合理懷疑，證明阿米蒂奇和羅夫在與諾瓦克及其他記者談及這事兒時存在犯罪意圖。諾瓦克也證明了這兩個人的說法，說他們確實是閒聊，確實沒有證據能反駁他們的說法。

這就讓司法部進退兩難了。儘管調查這個案子的人員十分專業，但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司法部想要以無訴訟結案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司法部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是共和黨人，而這個案子的調查物件是他的同僚，這個結果會讓公眾難以相信。但我們更不會僅僅因為不想引起爭端而提起訴訟。讓這事兒變得更復雜的是，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在出任司法部部長之前，曾參加了密蘇里州的競選，而為他組織競選的人就是卡爾·羅夫。除此之外，依然待審的利比是白宮的高階官員，阿什克羅夫特和司法部其他高階官員都與他有過密切往來。

這時，司法部的公信力已經開始遭到挑戰了。在公眾眼裡，司法部應當是一個獨立於政治、種族、階級、宗教和其他一切組織之外的機構。我們要盡一切努力保證司法部的公平公正的形象，維護其「信用水池」。阿什克羅夫特明白這一點，我也明白。於是，我向他建議辭去此案負責人的工作，他同意了。之後，我立刻指派帕特里克·菲茨傑拉德作為特別顧問監管整個調查。那時候，菲茨傑拉德在芝加哥擔任聯邦檢察官。儘管菲茨傑拉德也是由總統任命，而且是我的好友，但由於他聲名在外，具有很強的公信力，並且他從芝加哥來，遠離華盛頓這個政治中心，因此不會被視為任何一派的成員。接下來，我又幹了一件事兒。因為我接受的也是布什總統的政治任命，所以在這個案子上，我授予菲茨傑拉德副總檢察長的所有職權。他要向我彙報，但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他都不需要我授權批准，這就讓調查本身更具獨立性。

2003年12月，我召開新聞釋出會宣佈這項任命。司法部一般會就其調查上的重大發現定期召開新聞釋出會，例如宣佈某項指控，進行某個公開訴訟或釋出某個案子的正式決議。對於那些公眾特別關注的調查，司法部在開釋出會之前會進行長期調查，確定無疑之後再向公眾釋出。任命特別顧問調查現任政府這種事兒，絕對是需要召開釋出會說明的。而且我也知道，我這個決定在白宮內絕不會討好。該項任命釋出後一週，我替司法部部長參加內閣會議，總統也出席。一般情況下，白宮西廂的內閣會議室裡，座位是這麼安排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部長與總統坐在一側；財政部部長和司法部部長與副總統坐在另一側。這就意味著，我跟副總統迪克·切尼坐在一側，我坐在他左邊。那時候，我剛剛任命了一位特別顧問去調查他的朋友，他最得力、最信任的辦公廳主任利比。

我們坐在那兒等總統來的時候，我覺得我得表現得友好一點兒。於是我轉過頭對切尼說：「副總統先生，您好，我是司法部的吉姆·科米。」

他都沒轉過來看我，只是冷冷地說：「我知道，我在電視上看見你了。」然後，切尼一直盯著前面看，把我當空氣。我們就一直沉默著，直到總統來。那一刻，我無比懷念布魯克林大橋邊上的那個辦公室，但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一開始我跟菲茨傑拉德保證，這個案子也就需要五六個月的時間，確實有一些工作要做，但對他來說就是小菜一碟。在接下來的4年裡，每當他被共和黨人和右傾媒體猛烈攻擊，被說成是瘋狂的「亞哈船長」，從一開始就註定是個悲劇時，他就總是說起我當時對他的保證。儘管他嘴上這麼說，但在接手這個案子之後，他還是一絲不苟地調查了下去。他的調查內容就是了解政府官員中都有誰對媒體提過這個中央情報局特工的事情，以及他們這麼做的時候腦子裡在想什麼。正如我所料，進行了仔細的調查之後，他還是把目光鎖定在了阿米蒂奇和羅夫兩個人身上。我必須承認，當我把這個案子交給他的時候，利比那邊就是個難題，而現在這個問題越發複雜了。

實際上，利比並不是從蒂姆·拉瑟特那兒聽到這個特工的名字的，他在這件事情上說了謊。而且有8名布什政府官員證實他們曾和利比談起這個中央情報局特工的名字。有更多證據顯示，利比實際上是故意與記者談論起這名特工的，是在副總統的授意下，想要「冷卻」那篇伊拉克戰爭評論文章的熱度。為什麼這樣一位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律師會對聯邦調查人員說謊，我不得而知。可能是他不想承認這個機密資訊是從副總統辦公室裡洩露出去的，因為這會讓政府陷入很尷尬的境地；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想對已經暴跳如雷的布什總統承認他也是資訊洩露者中的一員。但原因究竟是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

菲茨傑拉德花了三年時間才成功對利比提起訴訟。經過庭審，最終利比被判定犯有做偽證、虛假陳述和妨礙司法公正罪。這時候，共和黨的忠實擁護者開始叫囂，稱菲茨傑拉德之所以用這些罪名起訴利比，是因為檢察官根本沒法證明利比真的犯罪了，檢察官根本不能證明利比是在明知違法的情況下，有意洩露臥底特工的名字。而同樣是這些人，在比爾·克林頓總統發誓說自己和實習生之間沒有發生婚外情時，堅信他在說謊並鬧著要把「拉鏈門」深究下去，那時候他們的理由是，妨礙司法公正和做偽證是衝擊國家制度核心的重罪；而與此同時，那些在6年前的「拉鏈門」事件中說總統不過是一時糊塗，在自己的私生活方面撒了個小謊的民主黨人，在利比這個案子上又覺得，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行很嚴重，應當認真調查，尤其是當涉案人是共和黨人的時候。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發現，每當總統先生的要求和法律規定有衝突的時候，外界總希望我能通融一下，「行個方便」，而外界的壓力是如此之大讓我幾乎想要屈服。每當有什麼緊急情況的時候，總統身邊的人就希望我能「行個方便」。因為他們不理解公平正義、忠於制度對這個國家來說有多重要，他們只看到了眼前的不便，而沒有為國家的將來做打算。然而，對制度本身的忠誠無比重要。如果我們將權宜之計放在規章制度之上，將政治訴求放在法律規定之上，我們一定會為此付出沉痛的代價。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為將來做好準備。

瑪莎·斯圖爾特被譽為美國的「家政女王」，靠著提供各式家居美食及生活創意小點子，一手打造出橫跨平面、電子及網路的媒體王國。2003年，62歲的瑪莎因牽涉一樁股票內部交易醜聞而被判入聯邦懲教中心關押5個月，接受2年的釋放監督（包含5個月的電子監控）並被罰款3萬美元，之後不得在任何公務公司擔任董事職務。出獄後瑪莎主要致力於執導、主持電視節目《瑪莎生活》，以及同名雜誌的出版工作。——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