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起來，這是個百年難遇的案子。」她說。

「確實是。」我回答道。

「那我願意留下來，為了你留下來，這樣你就能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辦這個案子了。你給他回電話吧，跟他說別找別人了，你跟他一起辦。」於是，我們在那兒又住了一年。

帕特和我花了幾個月瞭解這個案子，學習黑幫的那些門道。我們向一個專家請教，他可以說是美國最瞭解西西里黑幫的人了。幸運的是，他的辦公室離我們很近。他就是肯尼斯·麥凱布（kennethmccabe），紐約警察局前探員。肯尼後來到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擔任偵查員，參加了早期打擊黑幫的鬥爭。肯尼是個大塊頭，身高1米9，體重超過110公斤，說話聲音低沉，帶著濃重的紐約腔。他在紐約警察局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工作了20年，知道每個黑幫成員的樣貌、名字和外號，因為他監視過數不清的黑幫成員的婚禮、葬禮，和幾百名黑幫成員有過面對面的交流。

很長時間以來，紐約的聯邦調查局打擊黑幫犯罪小組並不願意將黑幫成員的葬禮和婚禮列入監視範圍。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猜可能是探員們並不想大老遠跑去做那些看起來沒什麼價值的事兒，更別提婚禮和葬禮很多都是在週末或是晚上。但肯尼覺得婚禮和葬禮很重要，因為在這些典禮上，只要通過觀察就可以發現很多資訊。因此，他風雨無阻、夜以繼日地觀察並記錄這些資訊，持續了很多年。

與此同時，黑幫家族也知道肯尼斯·麥凱布的存在，並把他視作一個值得尊敬的對手。肯尼能理解這些黑幫成員希望被人尊重，也確實以黑幫的禮儀尊重這些黑幫成員。肯尼從不在黑幫成員的家裡傳喚他們，也不在他們的妻子或兒女面前逮捕他們。因此，只要有哪個黑幫成員想棄暗投明，肯尼斯·麥凱布是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人。

肯尼帶我們瞭解了黑幫生活的基本準則，然後帶著我們和聯邦調查局探員去拜訪那些已經投誠的原黑幫成員。他們分佈在全國各地，正是他們為我們解決這個案子提供了基礎。我們拜訪的其中一個投誠者就是前文提及的「公牛薩米」——薩爾瓦多·格拉瓦諾，甘比諾犯罪團伙的前二把手。

1992年，我和帕特、肯尼一起到一個聯邦監獄拜訪格拉瓦諾，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黑幫頭目。我至今記得，在等待獄警去帶格拉瓦諾出來的時候，我是有一點兒緊張的。這場會面會順利嗎？這個當年叱吒風雲的黑幫人物會怎麼看待面前這兩個年輕的檢察官？和一個自認殺了19個人的犯罪分子見面，會是怎樣的一幅場景？

格拉瓦諾身材矮小，穿著一身囚服和一雙沒有鞋帶的橡膠底鞋子走進了房間。他眼光銳利，掃視了一圈之後看向了大塊頭的肯尼。他並沒有自我介紹，也不需要自我介紹。他一邊對肯尼說「我很榮幸見到你」，一邊跟肯尼握手。然後，他轉頭跟我和帕特打招呼。幸虧我們跟肯尼在一起，否則絕不可能這麼順利。

格拉瓦諾是位重要證人，他靠著謊言一步步爬上了黑幫高位。在被逮捕之後，又被聯邦政府逼迫說出關於黑幫的真實資訊，以便政府能有效摧毀西西里和美國內部的黑幫組織。他充滿謊言和殺戮的生活成為尋找真相和正義的必要條件。在他與政府的合作結束之後，他被法庭開釋，並加入了美國聯邦證人保護計劃。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改頭換面的他最終還是因犯罪被收監入獄了。

格拉瓦諾教會了我很多關於黑幫的知識，也讓我知道黑幫的生活是如何「從一個謊言開始」的。同時，曾經的西西里黑幫殺手弗朗切斯科·馬裡諾·曼諾亞也給我講了不少黑幫的故事。

像格拉瓦諾一樣，曼諾亞也對美國的司法體系困惑不已。他很好奇，為什麼帕特和我堅持要了解所有他曾參與過的犯罪活動，才能讓他出庭做證。當然，這是出於美國法律的要求，我們必須要披露證人的所有相關資訊來證實證人的可信度。儘管他並不明白這些法條，但因為義大利政府給他開出的豁免協議要求他必須與美國政府合作，因此他毫無保留地向我們講述了他親身參與的25起謀殺案。

20世紀80年代，很多紐約的西西里黑幫成員都被捲入了一場清理門戶的鬥爭中。只要他們找到了所謂的叛徒，他們就會把叛徒帶到遠離人煙的地方，然後將其勒死。曼諾亞給我們講了他參與的一起案子。幾個小時裡，我們坐在那兒，聽他用波瀾不驚的語氣給我們講述了他如何通過精密的策劃完成了一場殘忍的謀殺。在他看來，勒死這種需要4個壯漢合力完成的殺人方法，與用槍在遠距離射殺這種膽小鬼的做法相比，高明瞭不知道多少倍。

曼諾亞向我們解釋道，黑幫成員絕對不能在大庭廣眾之下主動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美國黑幫內部，成員身份是絕對保密的。如果一個黑幫成員想認識另一個黑幫成員，那隻能通過兩個人都認識的另一個黑幫成員的介紹才行。這種防暴露的措施曾經促使曼諾亞殺了兩個無辜的人。

根據曼諾亞的講述，那次他和另一些黑幫成員被指派去調查他們所屬的黑幫家族的地盤上發生的一些犯罪活動，因為這些活動未經家族許可。他們圈定了一些慣犯，然後把目標鎖定在兩個人身上。隨後，他們把這兩個人帶到了一個偏遠的地方，分別對兩人進行訊問。不過，儘管他們用上了「囚徒困境」這種訊問手段，分別告訴其中一個人另一個人已經打算把他出賣了，讓他不要再負隅頑抗了，但最終還是一無所獲。兩組負責訊問的黑幫成員碰了頭，商量之後認為這兩個慣犯確實是無辜的。他們所調查的案子跟這兩個人沒有關係。

「然後呢？」我們問。

「我們把這兩個人勒死了。」曼亞諾的語氣沒有一點兒起伏。

「為什麼？！」帕特簡直不能理解，「他們是無辜的啊！」

「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們的臉，知道了我們是西西里黑幫成員，那我們就不能讓他們活下去了。」

「那你們一開始還訊問他們幹嗎？」我說。

曼諾亞皺了皺眉，目光悲憫，回答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知道這是我們的義務。」

曼諾亞是我們在約翰·甘比諾這個案子中傳喚的第一個黑幫殺手身份的聯邦證人。隨後，我們又傳喚了另一名聯邦證人加斯帕雷·穆託洛（gasparemutolo），他也是一個西西里黑幫殺手。我們義大利的同事曾把他藏在了義大利鄉下一個空無一人的女修道院裡。在他出庭做證前，帕特和我，還有一些聯邦調查局的探員一起飛到羅馬與他會面。到那之後，穆託洛親手做義大利麵招待我們。我們就一邊享用這個絕頂殺手做的義大利麵，一邊聽他講他的黑幫傳奇。

我原本以為自己在面對這個冷血殺手的時候會感受到一點兒不同，但當他把咖啡遞到我手裡的時候，我什麼異樣的感覺也沒有。在電影裡，這時候通常會有背景音樂響起，暗示些什麼，或是燈光會變暗，但現實情況中什麼都沒有。惡魔也只不過長著一張普通人的臉。他會大笑，也會哭泣，有自己的偏好，也會為自己的行為找藉口，還能做出一盤美味的義大利麵。這些殺手故意選擇了和普通人不同的生活，之後便再也不能回頭。他們用自己的邏輯，為自己的謀殺找一些正當的藉口。這些人中，沒有人認為自己是壞人。他們對殺人這件事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第一次殺人確實極其困難，但只要有了第一次，之後就沒什麼了。

穆託洛殺過多少人，他自己都不記得了。他能記住名字的有30多個，還有七八個連名字也記不住，剩下的就更不用提了。他記得自己殺過一個叫加拉塔羅的人，還想起來曾經用一把砍骨刀捅了另一個叫加拉塔羅的人，但那個人沒死。在證人席上，他說自己還殺過一個叫加拉塔羅的人。那這樣算起來，他一共殺了兩個加拉塔羅，還用刀砍傷了另一個加拉塔羅。

那些日子裡，白天我在法庭上，聽穆託洛作為證人講述黑幫裡死亡和犯罪的秘密，晚上我就去美國法警署控制下的一個安全屋拜訪格拉瓦諾。在此之前，格拉瓦諾已經在布魯克林聯邦地區法院的法庭上，指認了黑幫家族頭目約翰·高蒂。在這次庭審上，辯方律師對陪審團講述了格拉瓦諾的19次殺人經歷。格拉瓦諾本人並不知道，我們是故意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讓陪審團事先習慣聽到黑幫這些打打殺殺的事兒，這樣當格拉瓦諾作為關鍵證人出庭做證的時候，至少讓陪審團更願接受他的證言。

然而，格拉瓦諾認為這是他黑幫生涯中的一大恥辱。一天晚上，我到安全屋去看他。他把一張紐約小報摔在我面前，一臉嫌惡。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用嚴肅認真的口吻記錄了每個出庭做證的黑幫成員殺了多少人，那些西西里黑幫殺手的殺人數量遠遠高於他。指著這份報紙，格拉瓦諾對我吼道：「吉姆！你這就是在讓我難堪！」

多虧了數十位聯邦探員和檢察官的辛苦工作，西西里黑幫被成功摧毀。黑幫的頭目被捕入獄，他們在大西洋兩岸的勢力也土崩瓦解。奇怪的是，約翰·甘比諾在很多重要的指控上都得到了陪審團11∶1的票選結果，但他在重審之前招供，承認自己有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最終死在了監獄裡。在他死後，依然有人打著義大利黑幫的旗號活動，但那不過是群小嘍囉組成的烏合之眾，與「幸運兒」盧西安諾等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這些小打小鬧更像是在演《黑道家族》，只不過身邊並沒有紅顏知己般的治療師罷了。

1英里≈1.609千米。——編者注

阿爾·夏普頓是美國非裔美國人浸信會牧師、民權運動家、社會正義運動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