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近你的朋友，但更要親近你的敵人。

——阿爾·帕西諾（飾演邁克爾·柯里昂），《教父ii》

美國共有94個聯邦司法區，每個司法區內設立一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和一名聯邦檢察官，聯邦檢察官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准。每個司法區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管轄範圍和人員多寡上都有所不同。例如，位於曼哈頓的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是最大的一個，也是責權最重的。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十分活躍，管轄範圍廣，辦案能力又強。長期以來，人們都調侃說，只要是發生在地球上的案子，就沒有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管不著的。

1987年，我加入了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這是我夢想中的工作。在那裡，我將要為一個傳奇人物——魯迪·朱利安尼（rudygiuliani）工作。

1985年，我從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畢業，那時候我並不知道我要成為一名什麼樣的律師。在大三那年，我開始申請聯邦初審法官助理的實習生崗位。在我臨近畢業那年，終於申請到了，我成為一名新任法官的助理。

這位新任法官就是小約翰·m.沃爾克（johnm.walkerjr.）。他鼓勵我們實習生坐在法庭裡，看看有什麼有趣的案子。1986年春，聯邦檢察官希望依據一項新頒佈的聯邦法條拘留一名被告，不允許其被保釋，理由是他會危害社會。這不是一位普通的被告，而是被稱為「胖託尼」的安東尼·薩萊諾（anthonysalerno），紐約的五大黑幫家族之一——傑諾韋塞家族（thegenovese）的大頭目。

「胖託尼」就像從經典黑幫電影中走出來的人物一樣。他身材魁梧、剃個光頭，拄著一根柺杖，嘴裡總是叼著一支沒有點燃的雪茄，甚至在法庭上也是這樣。他聲音粗啞，在法庭上經常操著一口方言，動不動從椅子上跳起來，就他律師的辯護喊上兩句：「這事兒簡直不能忍，你說對不！」他的共同被告文森特·卡法羅（vincentcafaro），外號「大魚」，長著一張長臉和兩隻豆豆眼，在25歲的我看來，他活像一條魚。為了向法官證明薩萊諾是一位危險人物，聯邦助理檢察官提交了一卷錄音帶，是通過聯邦調查局的竊聽器錄下來的。這個竊聽器裝在了帕爾馬男孩俱樂部的一張桌子下。這個俱樂部是屬於「胖託尼」的，就在紐約東哈萊姆的義大利聚居區。從錄音裡能聽到薩萊諾說要僱人打架和殺人，而且從薩萊諾的嘴裡明確說出了自己的地位：「我是誰？我是你們的老大！」

這句話說明，在黑幫內部，老大是不能被質疑的。他嘴裡說出的一句話，都可能意味著將要有一個活生生的人失去生命。黑幫裡背叛是重罪。成為一個叛徒是不可饒恕的。黑幫的金科玉律就是效忠，除非你死了——平安終老也好，暴死街頭也罷，或者當叛徒，否則絕不可能退出幫會。

就在兩位聯邦助理檢察官向法庭指控「胖託尼」的時候，我坐在一旁，內心十分震驚。他們手上有錄音和證詞證明「胖託尼」和「大魚」組織了這些「衝突」——打斷別人的腿，恐嚇工會，經營黑幫。辯方律師卻稱，這些不過是些「激烈的言辭」。但檢察官拿出了更有力的證據，推翻了辯方的強詞奪理。這兩名檢察官也就比我大了幾歲，他們身形挺拔，言辭誠懇、擲地有聲。他們不誇大事實，也不拿腔拿調，他們似乎只是想彰顯正義，講出真相。我坐在那裡，如夢初醒。「這就是我想要終生從事的職業，這就是我的夢想。」我要在紐約找個律師事務所先工作一年，有了這一年的經驗我就能申請成為一名聯邦助理檢察官了。緊接著便是讓我畢生難忘的一年，這一年，一個讓我終生銘記的人出現了。

25歲那年，我開始在紐約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這個工作讓我有機會到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麥迪遜調查一個複雜無比卻又無聊透頂的保險案。但這個案子讓我獲益頗豐，尤其是跟理查德·l.卡茨（richardl.cates）共事，讓我受益匪淺。這個案子是由威斯康星州法院審理，理查德是這個案子的本地律師。那年，理查德61歲，他的主要工作是給那些大城市來的、負責這個案子的大律師提供當地的資訊。我在他身上同時看到了善良和強硬、自信與謙遜。幾十年後，我才意識到，這些品質才是成為一個偉大領袖的基石。除此之外，我還在這個男人身上看到了高超的判斷力和無比的忠誠。

理查德於2011年過世。他是個孤兒，來自紐約。他一生工作勤奮，待人友善。他與妻子感情深厚，養育了5個孩子。他曾在政府部門任職，在戰爭時期曾兩次服役於海軍陸戰隊。用他兒子的話說，他永遠致力於保護弱小，使其免受欺凌。為了使孩子們不在溫室裡長大，他舉家搬到了麥迪遜郊區的一家農場，而自己每天騎車幾英里去上班。他和自己的兒女關係很好，經常一起玩鬧，和孫輩也聊得來。

儘管理查德見識過許多世界上的黑暗，卻總是能發現生活的樂趣，保持樂觀的心態。他不需查閱任何資料就能寫出一份判決書，他會微笑著問目擊證人：「講講你都看到了什麼？」他的聰慧和記憶力使他能夠循序漸進、抽絲剝繭，直至問出最有價值的問題。

在我們共事的那一年裡，理查德並沒有特意教過我什麼，至少我不記得他這麼做過。但這一年裡，我作為一個即將踏入婚姻殿堂的菜鳥律師，通過觀察他的言行舉止，確實學到了很多。我看到他在偽裝與壓力下還能縱情大笑；我看到他在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律師因為過慮和自大而陷入僵局時能夠保持理性、一針見血；我看到他在提到妻子兒女時眼裡綻放的光彩；我也看到他在每一樁案件中都竭盡全力。他並不在乎從同一樁案件中，他得到的回報與那些來自紐約、洛杉磯的律師相比是多麼的微薄，他只是想做一個快樂的人。

那時候，我覺得這就是我想過的生活，這就是我想成為的人。雖然我沒能完全成為理查德那樣的人，但我從他的身上學到了最寶貴的東西。你可能很少會聽到有人說「我真慶幸當年去了大律所工作」，這卻是我的心聲。

聯邦助理檢察官並不處理政治案件，而是在自己工作的轄區內代表聯邦政府參與處理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1987年，我被派到刑事案件分部。我的工作就是協助聯邦探員調查刑事案件，在查清案情之後，向法庭起訴罪犯。這些聯邦探員來自聯邦調查局、美國緝毒局、美國菸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美國特勤局或美國郵政檢查局。我在這裡工作了6年，接觸了大大小小、各行各業的案子，從郵件盜竊案、毒品買賣案、銀行搶劫案到複雜的詐騙案、武器出口案、敲詐勒索案，再到謀殺案。我處理的第一起案子是一個販毒團伙故意殺害聯邦探員未遂案。在菸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探員持搜查證試圖搜查一個藏毒地點時，毒販開槍射傷了聯邦探員。

在這起案件中，我們試圖勸服一名目擊證人，讓她與我們合作，指認販毒團伙。探長開車帶我來到了北曼哈頓的一座公寓，這是販毒團伙控制的地盤。探長說，如果證人能夠相信在法庭上起訴毒販的檢察官，她就有可能會出庭做證。我們爬了6層樓才到她家，她開門讓我們進去。一進門，我們看到一個二十來歲的男人坐在一個吧檯椅上，背對著牆，一動不動。他緊緊地盯著我們，一言不發。我們在裡屋單獨和目擊證人談話，想勸服她出庭做證，但我使出了渾身解數都未能如願。我們離開的時候，吧檯椅上的男人依然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只是盯著我們。當我們走出公寓，回到街上的時候，我對探長說，那個吧檯椅上的男人看起來太可怕了，總覺得他會突然跳起來，拿槍斃了我們。

「幸虧他知道我們有槍，才不敢輕舉妄動。」我說。那時候聯邦助理檢察官並不配槍，只有聯邦探員才配槍。

探長轉過頭問我：「你有槍？我的槍落在車裡了。」然後他回到車裡拿出了他的槍。

很久以後，我才敢告訴我妻子這次出外勤的經歷。

在魯迪·朱利安尼手底下工作，你得遵守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但哪個公司沒有幾條不成文的規定呢？在這兒，朱利安尼是絕對的老大，所有的成功都要歸功於他的英明領導。如果你違反了這條規定，就只能捲鋪蓋走人。朱利安尼的自信心爆棚，但當時年輕的我覺得這種自信簡直是太酷了，我就是被這種自信吸引來的。我喜歡看到自己的老大成為封面人物，站在法院的臺階上，雙手叉腰，睥睨天下。每當看到這一幕，我都感到激情澎湃。

很少有檢察官能真正見到朱利安尼本人，因此當他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時，我簡直驚呆了。那時，我剛剛被指派負責一個案子，案子涉及一位紐約當時的名人阿爾·夏普頓（alsharpton）。他總是穿著一身破舊的運動服，胸前掛著一塊諾貝爾獎章大小的勳章。那時，紐約州法院已經在調查他，因為他被指控非法挪用慈善組織的善款，而我則被指派調查該案件是否需要聯邦法院插手。之前，我從來沒在這層樓看見過朱利安尼，但現在這位傳奇人物就站在我辦公室門口！他跟我說，他正在親自跟進這個案子，他說他相信我會幹得不錯。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太緊張，也太興奮了。我的偶像居然在給我鼓舞士氣！他竟然對我寄予厚望！他轉身要走，又停下，回頭跟我說：「去吧！去把他的那塊勳章取下來！」但是，這個案子並沒有在聯邦法院立案。紐約州檢察官起訴了夏普頓，但他最終被無罪開釋了，那塊勳章依舊在他手裡。

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朱利安尼雖自信心爆棚，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謙遜。這種不平衡就導致了他身邊的人沒有太多表現的空間。在我的第一次新聞釋出會上，我就意識到了這一點。那次，我和聯邦調查局合作，抓獲了一夥汽車盜竊犯。這夥人在曼哈頓的停車場偷了suv（運動型實用汽車）之後，把它們裝進布朗克斯碼頭的集裝箱裡，然後運到非洲或加勒比地區再次販賣。這個案子由聯邦調查局特工瑪麗·艾倫·比克曼（maryellenbeekman）負責。她在加入聯邦調查局之前曾是個天主教修女。在這個案子裡，她深入犯罪分子內部，秘密拍攝了很多犯罪分子的作案過程。瑪麗·比克曼的專長就是破獲汽車偷竊案件，她能說服那些頑固的罪犯與政府合作，讓他們成為政府的秘密線人。她不太贊同執法人員滿嘴髒話，她的訊問技巧無比高超，她總是能利用之前做修女時培養的能力，利用犯罪分子的內疚感突破他們的心理防線。在這個案子裡，犯罪分子十分高效，在失主報案之前就把車運到國外了。看到這個案子解決得如此漂亮，聯邦調查局和朱利安尼都決定要就這個案子開一場新聞釋出會。

在朱利安尼、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和聯邦調查局紐約分局局長站在臺前與記者交流時，我的主管要我站在講臺後面，不能說話也不能動。然後，他說了一句我之前聽過好多次的話：「在紐約，最危險的事情就是擋在魯迪與話筒之間。」我站在講臺後面，像個雕塑一樣一動不動。

儘管朱利安尼的自信看起來很威風，但這種獨霸天下的領導風格讓他的交際圈逐漸縮小。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這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領袖需要聽到真話，但獨裁者無法從手下的人嘴裡一直聽到真話。朱利安尼的這種作風讓曼哈頓的許多聯邦法官心生怨恨，其中包括許多曾在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就職的人。他們覺得朱利安尼讓整個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都成了他一個人的天下，他利用案情釋出會宣揚自己的功績，以實現他的政治野心。幾十年後，當我坐上他的位子，成為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的時候，我依然能感受到大家的這種怨憤。

朱利安尼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擊集團犯罪，這部分工作在他接管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之前其實就做得挺好。他的助理檢察官曾單獨起訴了例如薩萊諾這樣的黑幫老大，也曾同時起訴黑幫委員會五大黑幫家族的首腦。黑幫委員會是一個瓜分贓款、調節黑幫之間分歧的組織。最重要的是，朱利安尼將民事案件引入，使政府能夠控制那些大公會，比如國際卡車司機工會、電工工會、木匠工會及碼頭工人工會。這樣就使黑幫失去了主要的現金來源，也削弱了他們的影響力，因為他們不能再對工會進行勒索了。這個舉動摧毀了紐約的西西里黑幫，並且在朱利安尼離開聯邦檢察官崗位去參政之後的很長時間，依然保有成效。

紐約的五大黑幫家族裡，最有勢力的是甘比諾家族。和其他黑幫家族一樣，甘比諾家族也來自當年的西西里島移民。最初，他們通過恐嚇身邊的其他移民獲利，進而恐嚇整個社群、整個城市。1946年，政府開始著手打擊黑幫，將一名外號叫「幸運兒」的活躍黑幫分子查理·盧西安諾（charlieluciano）驅逐出境。後來，查理被送回西西里島，很快與當地黑幫建立了聯絡，從而建立了牢固的跨大西洋犯罪活動網路，導致跨大西洋毒品交易活動猖獗了幾十年。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毒品交易中，核心人物是一個叫約翰·甘比諾（johngambino）的人。他是甘比諾家族的元老級人物，能說一口流利的義大利語，是在美國的甘比諾家族和西西里黑幫之間的紐帶。

我很幸運地參與了「美利堅合眾國訴約翰·甘比諾」一案，成為該案件的兩個助理檢察官之一。這個案子最初是由另外兩個檢察官提起訴訟的，但他們由於個人原因中途退出了。那時候，我剛剛被升為一個小主管。接手這個案子之後，我招募了另一個助理檢察官——帕特里克·菲茨傑拉德，共同負責此案。帕特里克是我在法學院的好友，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他是愛爾蘭裔，從小生活在布魯克林的一個小公寓裡。他父親是一個門衛，帕特會在放學後時不時地給父親替會兒班兒。他非常聰明，而且毫不做作。我還記得有一年法學院放暑假時，我和朋友一起租了個海邊的房子度假，帕特就來蹭我們的沙發和啤酒。

1988年，帕特加入了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比我晚一年。在他第一次出刑事庭的時候，我是他的主管。帕特是個無比邋遢的人，卻擁有非凡的記憶力。法庭上會有檔案車（用購物推車改裝的一種小車），用來運送檔案或物證，他的檔案車永遠亂糟糟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堆關鍵檔案被帕特放得亂七八糟，我說：「你得把這些放在資料夾裡。」他點頭同意。過了一會兒，我回來，發現他把這些檔案放在了沒有標籤的資料夾裡，然後又放回了那一堆檔案中。但很奇怪的是，他居然找得到每個檔案。

甘比諾案子交到我們手上的時候，我和帕特都已經是頗有經驗的助理檢察官了。我們打了個電話商量究竟找誰跟帕特一起處理這個案子。因為那時我並不是這個案子的候選檢察官，而這個案子需要由兩個檢察官一同處理。那時候，我正盤算著離開紐約。我妻子帕特里斯更適應她老家艾奧瓦州的大片田野，更喜歡弗吉尼亞州北部枝繁葉茂的郊區。她一直不喜歡紐約。我們剛結婚的時候，我承諾會在弗吉尼亞州安家立業。但當這個為朱利安尼工作的機會擺在我面前時，我違背了當初的諾言。帕特里斯和我在新澤西州郊區住了6年。一開始我們住在一家腳踏車店上面的小公寓裡，然後搬到了一個寒酸的小房子裡和別人合租。現在我們有了兩個女兒，這房子確實是太擠了。

我在廚房和帕特打電話的時候，帕特里斯就在旁邊聽著。突然她打斷了我，讓我先掛掉電話，要跟我說點事兒。我跟帕特說，我一會兒給他打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