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的家鄉，奧地利的維也納，在2014年舉辦了一場茨威格的紀念展覽。該展覽的初展在維也納戲劇博物館舉行，題為「我們需要完全另外一種勇氣！」——這是茨威格曾經說的一句話。該展覽的策展人、薩爾茨堡大學茨威格中心的主任克萊門斯·雷諾德納（klemensrenoldner）要藉此把維也納之子、著名作家茨威格的被迫流亡生涯帶回人們的記憶當中。在展廳中觀眾可以看到半捲起來的地毯，已經打包待運的傢俱，地上堆放著運輸箱子，不少鏡框已經從牆上摘下，總之一幅搬家在即的場景。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覽還特製了「大都會飯店」（hotelmetropol）模型，這座猶太人投資的豪華飯店，在「納粹」德國1938年3月佔領維也納之後被強行沒收，「蓋世太保」將其總部設在那裡，也就是茨威格的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的主人公遭受監禁之地。該展覽於2015年1月12日在維也納閉幕，此後在法蘭克福、慕尼黑等地舉辦了巡展。維也納展覽期間，主辦方也舉辦了多種學術討論活動，以便讓觀眾更好地瞭解茨威格的生平和作品。本文即為其中一次圓桌討論會的記錄稿，參加者為：執教於維也納大學的著名文學評論人丹妮拉·施特里格（danielastrigl），來自法國的德國語言文學和文化學家雅克·勒萊德（jacqueslerider），活躍在維也納文化領域的作家、記者烏里希·魏因茨爾（ulrichweinzierl）。資深文化記者、編輯斯蒂芬·葛蒙恩德（stefangmünder）主持了該討論。——譯者題記

斯蒂芬·葛蒙恩德：堅信自己是歐洲人的斯蒂芬·茨威格，作為一位和平主義者、被迫流亡的猶太人，他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什麼？作為一位作家，茨威格還有現實意義嗎？

丹妮拉·施特里格：我真的以為，在閱讀茨威格的著作時，讀者不會覺得自己是徜徉在文學博物館當中。在德語地區以外，讀者對茨威格也興趣盎然；在茨威格那裡可以看到意味豐富的不同層面。首當其衝的是他關於歐洲的理念，這也是很多人都會想到的，畢竟茨威格在生前已經是一位地道的歐洲人了。不過，在今天，茨威格的和平主義理念，至少和在當時同樣重要，同樣符合現實需要。此外，茨威格的文學作品中還有著一種超越時間的內涵，那就是他對於自由的熱切呼喚。他非常看重對自由堅守的意志，然而這種自由與現代世界和工業化立於無法消解的矛盾之地。他嘗試著將這些東西注入作品的人物當中。我認為，就這一層面上而言，茨威格作品內容所具有的穿透力在今天仍然引人入勝。他在文筆上的不足——體現在不同文本當中，時多時少——讓人在閱讀他的作品時並不輕鬆。形容詞和重複之處經常出現太多。有時候你會覺得，這些本來已經說過的內容又來了一遍，又一次以更華麗、更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招搖方式再表述一番。也許，跟茨威格同時代人相比，我們今天對這種在表述風格上極盡誇飾之能事的做法更加過敏了——在同代人當中，他也已經收到了批評的聲音。讓人意外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對茨威格的文風表示出多有理解甚至欣賞，儘管弗洛伊德本人的文風清澈簡潔。也許這正如許多事情一樣，無非每個人的偏好有所不同而已。

雅克·勒萊德：作為一位法國人我不得不說，斯蒂芬·茨威格如今不光是最受歡迎的維也納作家，是所謂的維也納現代派文學最著名的代表者，同時也是在法國最有知名度的德語作家。對於那些到目前為止一直輕看茨威格的德國文學研究者來說，這是大為出乎意料的。他的作品被伽利瑪（gallimard）出版社納入著名的「七星文庫」系列當中，是採用高質量薄紙印刷的兩卷本，收入全部短篇小說以及《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和《昨日的世界》，嚴格依據時間順序編排並配有非常精闢的評論。甚至德文版都沒有過這麼高質量的版本。於是，我們可以提出來的問題是：如何來解釋在法國以及整個法語文化圈子裡，茨威格受到高度重視這一現象呢？我想強調指出的是：在我開始讀大學時，法語文化圈裡受到青睞的不是茨威格，而是另外一些作家。奧地利現代派文學中大名鼎鼎的是穆齊爾（robertmusil）和布洛赫（hermannbroch），施尼茨勒慢慢也被重新發現和重視起來，茨威格則完全在學術討論之外。他的作品是青春期的讀物，是火車上的讀物，僅此而已。

如今情況已經完全改變。我認為，其中的一個理由在於，茨威格將維也納的現代階段——從1900年到1938年被「納粹」德國接管之間——的遺產做了詩化式的濃縮。讀者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他把一切都吸進去，而後再在自己的文字當中將整個時代撥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從歷史事實以及文字表述上來看，這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因為他在人前展示出來的與同時代人的偉大友誼，原本掩蓋著巨大的緊張關係。尤其讓人感到不寒而慄的是，許多與茨威格保持通訊的友人在另外一些場合下對他出言不敬，即便像羅曼·羅蘭這位終身與茨威格保持通訊聯絡的好朋友，在日記中對茨威格也不乏刻薄言辭。我相信，這些蔑視讓茨威格倍感痛苦，而蔑視也許無非掩蓋了對於一位成功的明星作家，一位暢銷書作者的嫉妒而已。

如今茨威格受到高度認可，該如何來解釋呢？我傾向認為，茨威格掌握了一種非常有效的敘述技能。他能抓住讀者。他原本無意去寫實驗性的長篇小說，也不想做文學先鋒者，但是他帶著極大的天賦——有時候甚至可以說那是真正的不世之才——來推進德語中篇小說（novelle）藝術，他精心地把握著節奏、帶著懸念來講述「極致情節」。我覺得，在我們的後現代時代也需要那些寫給讀者的文學，而不光是讓文學研究者來讀的文學。也就是說，茨威格的作品作為一種消遣而受到歡迎，這種傾向是迴歸於「文學作為娛樂」、文學作為生活的陪伴，而不光是研讀的物件。另外一點，施特里格女士已經著重指出來了，即茨威格傳達出來的歐洲訊息。哈布斯堡時代的神話在茨威格身上留有特殊的印記：首先他要摒棄民族主義，其次他更願意看到多民族的和諧共處。這是奧地利神話在他那裡的版本，而他周圍的人輕看這一神話，認為那是對不可重來的往昔所做的懷舊式神聖化而已。實際上也的確如此。

不過，面對民族主義如脫韁的野馬，各民族和國家都在進行全面戰爭準備的地獄般現實，茨威格的設想更多地關涉到當下和未來，而非回望式的「烏托邦」。這些在茨威格20世紀30年代的演講和呼籲中出現的內容，比那些對於哈布斯堡時代神話的懷舊看法——人們經常會從《昨日的世界》當中讀出這些內容來——還更具有現實意義。尤其是在一個人們對歐洲疑慮日增的時代，茨威格像是一劑能讓人解脫夢魘的良藥，因為人們會突然明白：如此滿懷鄙視、如此心不在焉地談論歐洲是危險的。對茨威格來說，歐洲的理念關乎生死存亡問題，那是歐洲的唯一機會。歷史地看，的確如此。

茨威格的論點一直不涉及政治（我會說，那是反政治的），這給其作品的命運帶來一個饒有意味的生長節點。他始終因此受到指責。克勞斯·曼（klausmann）與斯蒂芬·茨威格之間的爭執，一直給人們對茨威格的接受帶來負面影響。爭執雙方中的一方，是投身於同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進行戰鬥的知識界人士；另外一方則是一位猶豫、膽小怕事、遲疑之人，或者也可以說是一位「怯懦的知識分子」（同時代人這樣說他），只想儘可能地保住他那已有的優渥條件，不願意斗膽地與任何人絕交。

如果我們今天看到了那些對歐洲弊大於利的政治死衚衕，我們就能理解茨威格關於歐洲的設想：把歐洲作為一個公民社會，作為反政治的文化運動，以此來反對民族主義，主張世界主義，主張文明的國際性。對歐洲的這種設想，是對那些今天在歐洲推行無良無能政策的政客的嚴正警告。這是對歐洲各民族和各社會發出的一種呼籲，要讓他們作為歐洲人組織起來。茨威格非常看重的那種歐洲公共空間，要人們靠自己的力量來突破民族國家那堅硬的結構外殼，在今天的情勢下，民族國家的結構外殼從任何方面來看都已經不合時宜並具有破壞性。這也讓我們從中看到，如何從茨威格作品中讀出現實意義。

斯蒂芬·葛蒙恩德：魏因茨爾先生，在不同的角色——歐洲的世界主義者、「怯懦的知識分子」或者哈布斯堡神話的續寫者——之間，您如何給茨威格以定位呢？

烏里希·魏因茨爾：他是第一位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人，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更不是經濟意義上的。我們可以說，他是一位受過老式精英教育的市民。在他認為歐洲知識分子之間需要建立紐帶併為此付出努力時，在奧地利或者維也納還沒有人來考慮這些事情。這些都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可是，他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撕裂：一方面在他身上還有著愛國主義的鎧甲；另一方面，他也和羅曼·羅蘭站在一起，他所倡導的幾乎是和平主義的理想。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自己的道路，他的信念最終變得如此堅定並讓他相信，若非如此他便無法活下去。

在歐洲的理念沉淪之際（1942年時，看起來的確如此），他也走向了毀滅。他沒有勇氣去相信新時代會到來。至少在他那一代不會。他寫道：60歲的年紀，他已經太累了，不能再有個新開端。

在法國怎麼就有這種「茨威格熱」，的確讓人吃驚，不過我覺得這非常好。「七星文庫」版的確是斯蒂芬·茨威格作品現有的最佳版本，《昨日的世界》的評論是值得一讀的。相比之下，德語出版社還是落後了一步，儘管單本發行的全部作品都做得非常好。不過出版社也從來不曾有意做成一個文學批評式的版本。這些也許都與這一事實不無關係：茨威格是一位為讀者寫作的作家。專業人士和作家同行們（他對這些人有著不可思議的幫助意願）有時候拿他打趣，並以令人汗顏的方式來責罵他。這樣做的人，恰好是那些他幫助過的人。他是20世紀真正樂於伸出援助之手的作家。正是在流亡當中，他用自己的錢（他有很多錢）讓別人活下去。他並不指望因此去收穫感激之情。

外語版本的優勢是，法國讀者根本注意不到他文筆上的問題，因為每一個說得過去的譯者都把那些囉唆之語刪掉，讓那些太花哨的東西消失。現在我們不談法語版本。他的一本被嚴重低估，唯一完整的長篇小說是在1939年出版的，書名是《心的焦灼》。任何經驗豐富的讀者在看到這個標題以後，都免不了聳聳鼻子，可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長篇小說。也許除了個別段落以外，這是一部無可挑剔的、沒有瑕疵的美文著作。它的英文版被翻譯為《無由憐憫》（bewareofpity）。這個書名好多了，因為它正中這本書的核心，避開了摻雜其中的感傷餘韻，而那種感傷是茨威格的書（不是全部，但是某些書中）常常會出現的。

斯蒂芬·葛蒙恩德：我們還再簡短地談一下茨威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丹妮拉·施特里格：如果從我們今天的女權主義的視角來看的話，茨威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非常糟糕。茨威格筆下的女性正如他的第二任妻子一樣，都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犧牲意願。犧牲，是她們能力所及做得最好的事情。她們犧牲自己的生活，這是她們的奉獻所達到的極致。

茨威格也主張以非道德化方式去看待女性性感。在他看來，這非常重要。在瑪麗·安託瓦內特和瑪麗亞·斯圖亞特的傳記中，以非道德化方式看待女性性感被他用作歷史描述的手段。他嘗試著在「婚床的解剖臺」上來解釋世界歷史。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他不利。如果往好裡說，人們可以這麼認為：他嚴肅地看待那些他自以為從弗洛伊德那裡學來的東西。弗洛伊德認可茨威格在書中對瑪麗·安託瓦內特與路易十六之間這樁不如意婚姻的分析，認為那符合心理分析的標準。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將某種獵豔式的目光投向女性形象。這就是他身上的雙面性，畢竟他也是時代之子。

斯蒂芬·葛蒙恩德：他的作品中男性形象如何呢？

烏里希·魏因茨爾：從女性主義意義上看，茨威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肯定不是入時的，或者說，算不上是進步性的。在他生前已經有人說過，他的讀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我無法用統計數字來證實這一點，但是他被認為是有女讀者的作家。他很移情於作品中的人物，包括那些問題人物或者那些失敗的人。

丹妮拉·施特里格：我只是還想再多說一句，他對自己塑造的那類女性沒有保持距離。他沒有對奧托·魏寧格（ottoweininger，1903年發表了有爭議的著作《性別與性格》，裡面有對女性非常負面的看法）提出反對意見，而是把他的觀點褒揚為思想上的成就。當然我們現在可以毒舌地說，他對於蹩腳的失敗者情有獨鍾。伊拉斯謨也是這樣的，最明顯不過的是瑪麗·安託瓦內特和瑪麗亞·斯圖亞特這兩位頭腦全無的王后：作為君主、作為統治者，沒有比實實在在丟了腦袋失敗得更徹底的了。

雅克·勒萊德：這裡所說的，都正確無誤。對於茨威格塑造的女性形象，我會出言謹慎些。首先，茨威格的作品中也有勇氣十足的女人形象，比如說《變形狂熱》中的女主人公，她是在一個墮落的男性世界當中唯一能將命運抓到自己手中的人物。此外，在《心的焦灼》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與女性作為犧牲這一場景相對而立的，茨威格筆下的男性世界也並不美好。在我看來，這一點非常重要。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說，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茨威格筆下的女性形象是難以令人滿意的。但是，在我看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他也沒有將男性價值給神聖化。正好相反，一切被描繪為具有男性特徵的東西都是茨威格所憎恨的：戰爭、威權、法西斯主義——20世紀各種男性沙文主義的爆發，在茨威格眼中都無非是墮落和邪惡而已。

茨威格對男人的評判非常嚴格。我認為，在茨威格的作品中有把女性犧牲作為生活態度的情況，甚至在男性形象中也有。因此，他對失敗者形象的痴迷未必一定是憎惡女性的表現，而是對那些佔下風的人，那些歷史上和虛構中的重大失敗者在心理上的親近感。但是，這些失敗者都是在面對男性世界——在茨威格的筆下，男性世界在整體上是令人作嘔的——時要拯救其尊嚴的人，如果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泛泛之論的話。這是茨威格與魏寧格的重大區別。後者將女性完全抹黑，從純男性立場上來定義文化。一切關乎價值、文化、理性、思想、精神的東西，都是男性的；一切關乎身體、本能、肉慾、放蕩的東西，都是女性的。這才是真正的反女性主義態度，是憎惡女性。但是，在茨威格這裡，我們不光根本找不到對男性世界的溢美之詞，而且我們所能找到的恰好都是其反面。

原載《茨威格通訊》（zweigheft），第12期，第9—17頁，2015年1月出版。該刊由奧地利薩爾茨堡茨威格研究中心出版。該中心致力於茨威格作品的整理、研究以及推廣，詳情見網站：http://www.stefan-zweig-cen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