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就召開了那次歷史性的國會會議。張伯倫報告說，他還會再一次努力與希特勒達成一致意見。再一次，第三次，他向希特勒提出建議，為了拯救受到嚴重威脅的和平，他願意到德國的任何地方與希特勒會晤。對於他的建議，還沒有任何答覆。然後，就在會議的中間——這太有戲劇性了——來了那份電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會晤。在這一瞬間在英國曆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英國國會情緒失控了。國會議員們跳起來，喊叫、鼓掌，大廳裡一片歡呼聲。很多很多年來，這莊嚴的建築裡還沒有爆發過這種歡樂的情緒。從人性上看，那是一場精彩的演出，因為和平還能得到拯救而迸發出來的真誠狂喜克服了英國人的矜持和持重；從政治上看，這種歡樂情緒大爆發絕對是一個大錯誤，因為國會的狂喜歡呼暴露了這個國家對戰爭有多麼深惡痛絕，為了和平它能做出任何犧牲，能退讓自己的任何利益，甚至它的尊嚴。這樣一來，從一開始張伯倫就被當作一位去慕尼黑祈求和平的人，而不是爭取和平的人。但是，還沒有人能預料到，他們面臨的是怎樣的投降。所有人都以為——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我不否認——張伯倫到慕尼黑是去談判，而不是去投降。接下來是兩天、三天令人心焦的等待，三天的時間，整個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公園裡有人在挖壕溝，軍工廠裡在加工，防衛大炮被架設起來，防毒面具被分發下去，將兒童從倫敦疏散出去已經提上議程，秘密的準備已經在進行當中。人們也許並不對每項活動都理解，但是都知道這些準備是針對什麼。人們又在等待報紙，在細聽收音機廣播中度過了早晨、中午、晚上、深夜。1914年7月那可怕的、令人神經崩潰的等著「是」與「否」的時刻，又再次回來了。

接下來，好像突然之間來了一陣颶風將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烏雲吹散，心變得輕鬆了，緊繃的神經可以舒展了。傳來了希特勒與張伯倫、達拉第與墨索里尼完全達成協議的訊息。況且，張伯倫還成功地與希特勒達成一個協議，保證將來所有國家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都以和平方式來解決。這情形似乎表明，一位原本並無特別引人注意之處，平庸的政府首腦那堅韌不拔的和平意願取得了勝利，在這一刻，所有人心裡都充滿了對他的感激之情。在收音機裡，人們首先聽到的是「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這一訊息，它要向我們這一代飽經磨難的人宣佈，我們還能在和平中生活，還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在建設一個更新更美的世界中幫一把手。那些後來試圖否認我們曾經如何因為這個具有魔力的詞彙而歡欣鼓舞的人，都是在撒謊。事情過後，誰願意相信一個戰敗了的人還會舉行凱旋遊行呢？假如當時的倫敦大眾知道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到達機場的準確時間，一定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向克洛伊敦機場去向他致意，去向他歡呼，這位拯救了歐洲和平與英國榮譽的人。我們當時都是這麼以為的。接著報紙出來了。報紙上刊登了照片，張伯倫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平時像極了一隻被激怒的鳥的頭，現在帶著驕傲和笑容出現在飛機的機艙口，揮動著那個歷史性的演講稿，他要宣佈「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要把它當作最珍貴的禮物帶回來給他的民族。晚上，電影院裡放映了這段錄影，人們從座位上跳起來，歡呼、喊叫，在那種為了新世界的博愛感覺中，大家幾乎要互相擁抱。對於每一個當時在倫敦、在英國的人來說，那都是空前絕後的、心靈激盪的一天。

我喜歡在這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天在大街上轉悠，以便能更強烈、更直接地去感覺這種氣氛，要在最真實的意義上呼吸時代的空氣。在公園裡，工人們停止了挖防空洞，人們說說笑笑地圍在他們的身邊，因為有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防空洞就成了多餘的了。兩個小夥子用地道的倫敦話開玩笑說，這些防空洞應該改作地下廁所，因為倫敦的公廁太少。每個人都很願意跟著一起笑，所有的人似乎都精神飽滿、充滿活力，就如同雷雨後的植物一樣。他們的腰板都比前一天挺直了一些，肩膀也顯得更輕鬆了，他們那平時顯得冷淡的英國人的眼睛，現在都閃著愉快的光亮。自從人們知道那些房子不會有被轟炸的危險，房子似乎也更光鮮了，公共汽車也更漂亮了，太陽更加明亮了，這些令人振奮的話語讓成千上萬的人覺得更加高昂、更加強大。我感覺到，自己也變得振奮不已。我走得不知疲倦，越來越快，越來越輕鬆，新的信心浪潮也愉快有力地裹挾著我。在皮克第利（piccadilly）街角，突然有人快速地向我走過來。那是一位英國官員，本來我與他也只是萍水相逢的交情，他是一個感情非常不外露，非常含蓄內斂的人。在平時，我們彼此只會客氣地互相問候，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要跟我攀談。可是現在，他兩眼閃著熠熠的光亮朝我走來。「您覺得張伯倫怎麼樣，」他興奮得神采飛揚，「誰都沒相信他能做成。他做得對。他沒有放棄，因此他挽救了和平。」

大家都是這種感覺。我在那天也感覺如此。第二天仍然是一個幸福的日子。報紙都在歡呼，股市瘋狂上漲。多年以來，終於又從德國那裡傳來了和平的聲音，在法國人們甚至建議給張伯倫設立一座紀念碑。啊，那只是火焰在最後熄滅之前的一點餘燼而已。幾天以後，糟糕的細節就慢慢地滲透出來，那是在希特勒面前多麼毫無保留的投降。人們曾經莊嚴地承諾給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幫助和支援，現在這個國家卻被卑鄙地出賣了。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就已經很明確，英國的投降還是不能讓希特勒感到滿足。條約上的簽字墨跡還沒幹，他已經在破壞一切細節。戈培爾毫無顧忌地公開宣稱，在慕尼黑他們將英國人逼得退無可退。希望之光熄滅了，但是它曾經照耀了一天、兩天長，我們的心得到了溫暖。我不能也不願意將這幾天忘記。

自從我們認識到在慕尼黑真正發生的是什麼以後，矛盾的是我見到的英國人反而少了。責任在我，因為我回避他們，或者更確切地說，迴避和他們的談話，儘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欽敬他們。他們對那些成群結隊而來的難民非常大度，表現出最高貴的同情心和最有助益的理解。但是，在他們和我們之間，內心生出一道隔閡：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我們已經被迎面撞擊了，他們還沒有被迎面撞擊；我們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將要發生什麼，他們還在拒絕去弄明白——在一定程度上這是違背其內心認知的。儘管發生了這一切，他們還是試圖在瘋狂中堅持，說話就得算話，和約就是和約；如果能夠做到理性，如果能符合人性地與希特勒談話，還是可以和他談判的。幾百年來英國的民主傳統讓法律得以保障，所以英國的上層社會不能夠或者不願意弄明白，在他們旁邊一種新手段，充滿惡意的無視道德正在形成，那個新德國在與周邊民族打交道以及在涉及法律問題時，只要現有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將一切規則踢翻。在這些頭腦清楚、富有遠見、早已經拒絕一切冒險的英國人看來，一個那麼快速，那麼輕易得到了那麼多東西的人，不會什麼都不顧忌的。英國人仍然相信和希望，這個人會首先攻擊其他國家——最好是攻擊俄國！——在這期間就可以與他達成一致意見。可是我們都知道，不要憚於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這個人。我們的眼睛都看到過被打死的朋友，被酷刑折磨過的同伴，因而我們的眼睛更嚴厲、更尖銳、更不揉沙子。我們這些被蔑視、被驅趕、被剝奪權利的人，我們知道，如果事關掠奪和權力，再荒謬、再虛偽的藉口也不會讓那個人感到難為情。所以，我們這些受過磨難的人與那些磨難尚未來臨的人，我們這些移民者與那些英國人，在說著不同的語言。我相信今天這樣說一點兒也不誇張：當時在英國，除了極少數英國人以外，唯有我們對危險的範圍和程度沒有錯覺。就如同當初在奧地利一樣，在英國我也註定要帶著一顆被摧毀了的心和折磨人的銳利目光，清楚地預見到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到來，只是在這裡我是外來者，是一位被容留的客人，不可以發出警告而已。

所以，當我們的嘴唇已經預先嚐到即將到來的苦澀時，我們也只能在自己這群被厄運打上烙印的人當中自說自話。我們的靈魂因為對於這個國家的擔憂而備受折磨，這個像兄弟般接受了我們的國家！不過，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與一位有最高道德標準的思想者談話，能給人帶來無法可想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我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災難之前的最後幾個月所度過的友好日子，以令人難忘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好幾個月來，一想到八十三歲，患病在身的弗洛伊德還滯留在希特勒統治下的維也納，就讓我感到非常不安，直到最後他最忠實的學生，那位了不起的瑪麗亞·波拿巴公主將這位在遭受奴役的維也納裡最重要的人物救到倫敦來。當我在報紙上讀到，他已經踏上島國的土地，看到這位我最為尊崇的朋友又從哈德斯的冥府返回，那是我一生當中極度幸福的一天——我一度以為肯定失去了他。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這位不苟言笑的精神世界的偉大人物，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如此深化和擴充套件了關於人類靈魂的知識。在維也納時，我已經與他相識。在那裡，他被人們看成一位一意孤行的，有些難堪的個體戶而飽受惡意。在求真方面，他是一個狂熱分子，同時他也精確地意識到每一種真實的侷限性。有一次他對我說：「百分之百的真實，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樣（根本不存在）！」他以不為任何事物所動的方式去探討當時還沒有人進入的，被人們充滿恐懼地迴避的、隱秘的本能驅動世界，那在當時是被宣佈為「禁忌」的領域，他也因此與學院派以及學院學術的謹慎產生疏離。樂觀主義的自由世界潛意識地感覺到，這位毫不妥協的精神大師以他深層心理學的論點在無情地挖掘著「理智」和「進步」所帶來的對本能驅動的壓迫，他會讓那種將難堪問題乾脆忽略的方法變得岌岌可危，因為他有毫不留情撕下面紗的手法。聯合起來反對他這位令人不愉快的「離經叛道者」，不光是大學，不光是老派的神經學醫生，整個世界——整個舊世界、整個舊的思想方式、舊的道德「常規」——整個時代，都害怕這個能揭開人性面紗的人。慢慢地出現了對他行醫的抵制，他失去了自己的診所。可是，由於他的論點以及他所提出來的最出格的問題，也無法在學術上被反駁，人們開始以維也納的方式來對付他關於夢的解析的理論：把他的論點當成社交場合被諷刺挖苦的庸俗笑料。只有一小圈子忠誠者聚集在這位孤獨者的周圍，每個星期舉辦討論會，而一個新學科精神分析學就在這些討論中獲得了雛形。在我還遠遠沒有認識到在弗洛伊德的最初著作基礎上慢慢擴充套件開來的這一精神界的革命規模有多大時，這位超凡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動搖的堅強態度已經讓我對他傾心敬佩。這裡終於有了一位科學人，一位堪為年輕人夢想中的榜樣人物：只要沒有最終的證據和十分把握，在提出任何說法時都小心翼翼；但是，只要假設已經變得有確鑿把握之後，他在面對整個世界的反對時也毫無動搖。他個人像常人一樣謙虛，但是為了他的學說中的某一個信條他不吝惜任何戰鬥，為了捍衛他所認可的內在之真，他會至死不渝。人們再想不到有像他這樣在精神上更無所畏懼的人。弗洛伊德敢於在任何時候說出來他所想的，哪怕他明明知道這種清晰而不顧情面的直言會讓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從來不想通過哪怕最小的——形式上的也不行——讓步來讓艱難的處境變得容易一些。我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願意精心粉飾一下他的用詞，用「情色」取代「性慾」、用「愛慾」取代「力比多」，如果他並不總是不留情面地提出最後結論，只是對此有所暗示，那他的論點當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不會受到學術界阻撓的。但是，一旦涉及學說和真相，他從不遷就，抵制越激烈，他的決心就越強悍。如果我要為「道德勇氣」這個概念——這是世界上唯一不要求他人犧牲的英雄主義——尋找一個象徵人物時，我總是看到弗洛伊德那張美麗而陽剛的臉龐，那雙深色的眼睛有著直率而安寧的目光。

這個人給自己的家鄉帶來的榮譽遍及世界、超越時代，現在他從那裡逃亡來到倫敦。他多年來已經是一位老人，一位重病在身的人。但是，他是一個不倦怠、不卑躬屈膝的人。我曾經暗自擔心，在經歷了維也納那些備受折磨的時刻，也許他會變得憤懣滿腔或者精神萎靡，但是，我見到的他比任何時候都開朗，甚至幸福。他帶我從這座倫敦郊外房子走出來，來到花園裡。「我住過這麼漂亮的地方嗎？」他這樣問我，從前那麼嚴肅的嘴角露出燦爛的笑。他給我看他最喜歡的埃及雕像，這是瑪麗亞·波拿巴幫他搶救出來的。「我不是又在家裡了嗎？」他的寫字檯上攤開著手稿，已經八十三歲高齡，每天依然以圓潤的字型來寫作，如他在風華正茂的年月一樣，思路清晰一如既往，仍然不知疲倦。他的堅強意志戰勝了一切：疾病、老邁、流亡，他身上那些在漫長的戰鬥歲月中被遮蔽起來的善良本性一下子自由地奔湧出來。他的年齡讓他變得更加溫和了，他所經歷的磨難讓他變得更加深思熟慮。有時候他也有一些溫柔的姿態，這是我以前在這位不事聲張的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他會將胳膊搭在一個人的肩膀上，他的眼睛在閃光的眼鏡後面看人時透出溫暖。在那些年裡，與弗洛伊德的每次談話於我而言都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你能從中有所收穫，同時對他欽佩不已，感覺他說出來的每個詞語都能幫你理解這位不帶任何偏見的偉人：對他來說，沒有哪份自我坦白會讓他吃驚，沒有哪種見解會讓他情緒激動；對他來說，去教會別人清楚地看，清楚地感覺，這種意願早已經成為一種本能的生命意志。這些長談無可替代，在他生命最後一年的那段黑暗歲月裡，我對此的感覺最為強烈。在走進他房間的那一刻，外面世界的瘋狂一下子就不見了。最殘忍的事情變成了抽象的，最混亂的事情變得清晰了，眼下的事情退讓地被納入一個更大的迴圈性階段當中。我第一次以真正的方式經歷了一個人能超脫於自己之上，不再將疼痛和死亡作為個人的經歷去感覺，而是作為一個超越個人的客體來審視、觀察：他的死同樣是一種了不起的道德業績，正如他的生一樣。弗洛伊德當時已經重病在身，病魔讓他不久以後就離開了我們。看得出來，他帶著假牙顎託說話很費力，按說人們應該為聽到他說出來的每一個詞彙感到羞慚，因為發出音節讓他感到吃力。但是他不鬆懈。讓朋友們看到他的意志比身體上有的低階折磨更強大，這是他那鋼鐵般堅強的精神所具有的雄心。他的嘴因為疼痛而扭曲，然而他在寫字檯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後幾天，即便在夜裡痛苦碾碎了他的睡眠——他那沉穩而健康的睡眠，那八十多年的力量之源泉——他也拒絕服用安眠藥或者注射任何麻醉劑。他不要用這種減輕痛苦的方式來減少自己思想上的光芒，哪怕一秒鐘也不願意。他寧願痛苦地醒著，在折磨之下的思考也勝過不思考，他是精神上的英雄，要堅持到底，堅持到最後的一刻。那是一場可怕的戰鬥，持續的時間越長，也就越顯得了不起。死亡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地將陰影投到他的臉上：它讓他面頰塌陷，讓他的額角乾癟，讓他的嘴角傾斜，讓他嘴唇說不出話。只是對他的眼睛，這無法征服的瞭望塔——這位精神英雄正是從這裡去看人間世界——死神這陰暗的絞殺之力卻無能為力：他的眼睛和神智，直到最後一刻都完全清亮。有一次，也是在他臨終前不久某次拜訪他時，我帶上了薩爾瓦多·達利——在我看來他是新一代中最具天賦的畫家，他無比敬仰弗洛伊德——在我和弗洛伊德談話時，他畫了一幅速寫。我從來沒有敢給弗洛伊德看這幅速寫，因為達利已經先知先覺地畫出來他身上的死神。

這場戰鬥——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意志、最具有穿透力的精神與它的湮滅所進行的抗爭——變得越來越殘酷。直到他這位將清晰視為思想之最高美德的人認識到，他不再能繼續寫作，不再能有所作為時，他像一位古羅馬的英雄一樣，允許醫生來結束這種痛苦。那是他那偉大人生的偉大終結。即便在這個橫屍遍野、殺人如麻的時代，他的死亡也是值得紀念的。當我們這些朋友將他的靈柩埋進英國的土地裡時，我們清楚是將自己家鄉中的至尊精華託付給了這片土地。

我在那些日子裡經常與弗洛伊德談到希特勒的世界以及戰爭的殘忍。作為充滿人性的人，他深受震撼，但是作為一位思想者，他對這種獸性的可怕爆發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他說，他總是被病詬為一位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否認文化能夠戰勝本能。現在人們可以看到，他的觀點以最讓人震驚的方式得到證實——他當然無法因此感到驕傲——那種野蠻，那種人的靈魂當中根本性的滅絕本能是無法絕跡的。也許在未來的世紀裡能夠找到一種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將本能控制在低水準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內在的本性當中，它們是無法消滅的，或許它們也是必要的張力。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他更多考慮的是猶太人問題，以及他們在當代的悲劇命運。對於這個問題，這位科學人找不到公式，他清晰的思想中也找不到答案。不久前他出版了關於摩西的研究，他在書裡將摩西描寫為非猶太人，一位埃及人。這個在學術上幾乎站不住腳的歸類在同樣程度上讓篤信猶太教的猶太人以及猶太民族意識受到傷害。現在他感到很內疚，正好在猶太人歷史上最黑暗的當口出版了這本書：「現在，他們的一切都被奪走了，而我還奪走了他們當中最好的人。」我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任何一個猶太人都變得更敏感了，因為就算是在這個全世界都在遭難的悲劇當中，他們也是真正的犧牲者，在任何地方都是犧牲者。在遭受打擊之前他們已經惶恐不安，因為人們到處都知道，最糟糕的事情會最先找到他們的頭上，而且他們遭殃不知要多出多少倍。那位亙古未有的仇恨狂人想要凌辱和驅趕的正是他們，要把他們驅逐到世界的盡頭，要趕盡殺絕。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一個月接著一個月，逃難者越來越多，每個星期到達這裡的逃難者都比此前到達的人更貧窮，更驚恐不安。那些最早、最快離開德國和奧地利的人還能搶救出他們的衣物、箱子、傢什，有些甚至還帶出來了錢。但是，一個人在德國待得越久，就越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他們所受的摧殘就越嚴重。他們先是剝奪了猶太人的職業，禁止猶太人去劇院、電影院和博物館，禁止猶太學者使用圖書。這些猶太人留下來，或者因為對家鄉的忠誠，或者出於懶惰，有的因為怯懦，有的是出於驕傲：他們寧願在自己的家鄉受到凌辱，也不願意在異鄉乞憐遭到蔑視。接下來，他們不得使用僕人，住宅裡不許有收音機和電話，再往後他們不可以有住宅，他們被迫佩戴作為猶太人標記的「六角大衛星」。在大街上，每個人都應該能馬上認出來他們是被掃地出門的人，是被鄙視的人，像麻風病人一樣。他們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了，任何精神上和身體上的暴力都可以當作取樂手段強加在他們身上。對每個猶太人來說，那句古老的俄羅斯民間諺語突然成了殘忍的現實：「誰也保不準不去要飯或者坐牢。」沒有走掉的人，被投進集中營。德國人的管教手段，讓最驕傲的人也會屈服。最後，他們被奪走一切，只有隨身的一套衣服，兜裡帶著十馬克，被逐出國境，根本不問他們能去哪裡。然後，他們站在國境線上，他們去祈求領事館，幾乎總是徒勞的，因為哪個國家願意要被洗劫過的人，哪個國家願意要乞丐呢？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我在某一次走進倫敦一家旅行社時所看到的情景。那裡擠滿了逃難者，幾乎都是猶太人，大家都想要隨便去什麼地方。不管到哪個國家，北極的冰天雪地也好，撒哈拉的炎熱沙漠也好，只要離開，只要繼續走，因為居留許可已經過期，他們必須得離開，帶著女人和孩子到陌生的星星之下，到外語的世界，到那些他們不認識，人家也不願意接受他們的人當中。我在那裡遇到一位曾經非常富有的維也納工業家，同時也是我們最有智慧的藝術收藏家之一。我一開始沒有認出他來，他的頭髮已經那麼灰白，人變得那麼老，那麼疲憊。他孱弱得要用雙手扶著桌子。我問他想去哪裡。「我不知道，」他說，「如今誰還會來問我們的意願？能去哪裡，就去哪裡。有人告訴我說，這裡有可能拿到去海地或者聖多明哥的簽證。」我的心被揪緊：一位筋疲力盡的老人，帶著孩子和孫子，戰戰兢兢地寄一線希望於能前往一個此前從來沒有在地圖上正眼看過的國家，只是為了能在那裡繼續乞討，繼續流落異鄉，漫無目標地漂泊！旁邊的一個人，帶著絕望的急切在打聽如何能到達上海，他聽說在中國猶太人還能被接受。那裡就這樣擁擠著這樣的一群人，他們曾經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商人、莊園主、音樂家，每個人都隨時準備帶著生活留給他們的廢墟去漂洋過海，不管要去做什麼，不管得去忍受什麼，他們只想要離開歐洲，只是離開，離開！那是一群如鬼魂一樣的人！可是，最讓我觸目驚心的是，這五十位備受折磨的人不過是一個零星的、小小的先頭部隊而已，在他們後面是一個巨大的隊伍，五百萬、八百萬，也許一千萬的猶太人。所有這些被洗劫一空的，在戰爭中遭受踐踏的數百萬大眾，在等待著慈善機構的遣送，等待著有關部門的許可，等待著發放旅行費用，那是一個巨大的人群，他們如受驚的鳥獸一般在慌亂中要逃離希特勒的森林大火。他們填滿了歐洲邊境的火車站，填滿了監獄。一個完全被掃地出門的民族，一個得不到承認的民族，這個民族兩千年來所要求的無非是無須一直流浪下去，讓疾行的腳能感覺到大地，寧靜而和平的大地，他們的願望僅此而已。

不過，在20世紀的猶太人悲劇當中最令人悲哀的是，他們承受著在自身當中看不到意義和罪責。那些在中世紀時代被驅逐者即他們的祖先，至少還知道他們因為什麼而受難：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律令。他們當時還有著在今天已經失去了的靈魂上的護身符，那是對自己的上帝堅貞不渝的信仰，這在今天已經失去了。他們因為那個自豪的瘋狂設想而活著，而遭受苦難。他們是被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優選出來的民族，被註定要有特殊的命運和使命，《聖經》中的預言之詞是他們的戒律和教規。當他們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們將聖典緊握在胸前，因為這內心的火熱而感受不到外面殘害之火的灼燙。如果他們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裡遭到驅逐，他們還有一個最後的家鄉，在上帝那裡的家鄉：沒有任何人世間的權力，沒有哪個皇帝、國王、宗教法庭能將他們從那裡驅逐出去。只要宗教還能將他們聚攏到一起，他們就還是一個共同體，因而就有一種力量。如果他們遭到排擠和驅逐，那是出於與其他民族相異的宗教和習俗在為自己有意識的特立獨行而遭罪。可是，20世紀的猶太人早已經不是一個共同體。他們早已經沒有共同的信仰，他們感覺到作為猶太人的存在是負擔，而不是驕傲，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他們的生活方式，遠離從前聖書中的戒律，他們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語言。他們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為之事，便是讓自己融入周圍的民族當中成為一體，消失在普通人當中獲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驅逐，不再永久地處於不斷逃亡之中。因此，他們彼此間已經不能理解，因為他們已經融入周圍的民族當中，他們早就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而不是猶太人了。只是到了現在，他們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樣被掃到一起：他們當中有住在柏林豪宅裡的銀行經理，也有正統教區的教堂執事；有巴黎的哲學教授，也有羅馬尼亞的馬車伕；有洗屍人，也有諾貝爾獎得主；有音樂會的女歌手，也有葬禮上的職業哭喪人；有作家，也有釀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貧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啟蒙者；有放高利貸者，也有賢明智者；有猶太復國主義者，也有同化論者；有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又稱「德國系猶太人」），又有賽法迪猶太人（又稱「西班牙系猶太人」）；有公正者和不公正者。在這些人之外還有那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他們自以為早已逃脫了被詛咒的命運，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和混血兒。幾百年以來，他們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個自己早已感覺不到的共同體，這個被驅逐者的共同體，自從在埃及遭驅逐以來就反覆出現。但是，為什麼這種命運出現在他們身上，而且只出現在他們身上？這種無端的迫害，原因是什麼，意義是什麼，目標是什麼？他們被從各個國家驅逐出來，卻沒有人給他們一塊生存之地。人們對他們說：別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是卻不告訴他們，他們應該在哪裡生活。人們將罪責推給他們，卻拒絕給他們以任何手段讓他們來贖罪。於是，他們用灼燒般的眼睛盯視著逃亡：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不認識你，我不懂你的語言，我不理解你的思考方式，我和你沒有任何關聯。為什麼我們都遭受這樣的命運？沒有人知道答案，我在這些日子裡經常與我們時代頭腦最清晰的天才弗洛伊德談到這個話題，連他也找不到問題所在，也看不出這荒謬中的意義。也許這正是猶太文化的終極意義所在：通過他們神秘的長久存在，週而復始地重複約伯向上帝提出的那個永恆問題，以便它不會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過於，那些人們以為早已經死掉和被埋葬的東西，突然之間又以同樣的形象和方式呈現出來。1939年的夏天來到了，慕尼黑那個短促的「我們時代的和平」的癲狂早就過去了；希特勒不顧任何誓言和承諾偷襲了捷克斯洛伐克，並將其據為己有；梅梅爾已經被佔領，被有意鼓動起來的德國媒體大肆叫囂著要佔領但澤和波蘭走廊。英國突然從忠誠的輕信中清醒過來，即便是那些最簡單的，沒有什麼學問見識的人也出於本能厭惡戰爭開始激烈地表達自己的不滿。那些以往都不苟言笑的英國人，照看我們這座公寓大樓的門房、開電梯的人，打掃房間的女僕，現在每個人都與別人攀談。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清楚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每個人都能想到一件事，一件不容否認的公開事實：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了拯救和平三次飛往德國，但是這麼誠心地對待希特勒還顯得不夠。在英國國會里，人們聽到這種強硬的聲音：「停止侵略！」到處都能聽到，人們在為迎接（或者說，原本是為反對）即將到來的戰爭做準備。淺色的防空氣球又開始在倫敦的上空漂浮，看起來仍像孩子們的灰色大象玩具一樣天真無邪；人們又在挖防空洞，在仔細檢查分發防毒面具。局勢又變得如同一年前那麼緊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次站在政府後面的不再是老實而輕信的民眾，而是下定決心、不屈不撓的民眾。

我在這個月裡離開倫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鄉下。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感到，人在面對世界大事時的無助是那麼殘忍。這個清醒的、思考著的、遠離一切政治活動的人，曾經全身心投身到工作當中，在默默地、鍥而不捨地致力於建設，將自己的歲月轉換為作品。在不為人所見的某個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蓋陀賽、羅馬威尼斯宮以及倫敦唐寧街的十幾個人，這些至少到那時為止表現得最為聰明和機敏的人，沒有人認識他們，沒有人見過他們，他們在說、在寫、在通電話、在做一些人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們在做出決定，人們對此不能參與，不能知曉其中的細節，但是這些決定了我自己和每個歐洲人最終的生活。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但是沒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們摧毀或者保全我們這些無權勢者，讓我們獲得自由或者強迫我們受奴役，他們決定幾百萬人的和平與戰爭。而這時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樣，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像一隻蒼蠅一樣毫無抵抗能力，像一隻蝸牛一樣一籌莫展，而這些卻關乎死與生，關乎內心最深處的「我」與我的未來，關乎我的大腦中正在形成的想法，關乎已經成形與尚未成形的計劃，關乎我的無眠和安睡，關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裡，僵直地盯視著空虛，如同一位被判決的囚犯坐在監獄裡，被囚禁、被鎖在這無端的、無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圍的同道囚犯打聽、詢問、攀談，好像我們當中的某個人知道或者能夠知道，人家要拿我們怎麼樣。電話響了，一位朋友問我，我是怎樣想的；報紙來了，它們只是讓人內心更加煩亂；收音機播放的內容，每種語言都與另外一種語言的內容相反。我來到街上，在那裡遇到的第一個人，讓和他一樣一無所知的我來說會不會發生戰爭。我自己在不安當中也提出同樣的問題，在打聽、在推測、在議論，儘管我非常清楚，他們多年來所積累的全部見識、經驗和遠見，在那十幾個陌生人的決定面前顯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內，再一次束手無策地面臨厄運，沒有任何意義的想法在發疼的太陽穴上突突跳動。最終，我無法忍受大城市了，因為每個街角都張貼著海報，那些刺眼的詞語像惡狗一樣撲向我，因為我不由自主地從身邊熙攘而過的每一個人當中，從他們的前額當中讀出來他們所想的。我們所有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想到「是」和「否」，想到在決定性的賭博當中到底是「紅」還是「黑」。在這場賭博當中，押上的是我的整個人生，我的殘年歲月，我尚未完成的書，一切我至今所感覺到的我的任務、我的生活意義。

可是，在外交的賭盤上，彈子不定地滾來滾去，慢得讓人神經難以承受。一會兒這邊，一會兒那邊，一會兒黑，一會兒紅；希望和失望，好訊息和壞訊息，仍然沒有最後決定性的訊息。忘掉吧！我對自己說。躲開去，逃到內心叢林的最深處，躲到工作當中，躲到最隱蔽之地，在那裡你只是一息尚存的一個人，在那裡你不是某個國家的公民，不是這場地獄般遊戲中的物件；只有在那裡，在這個變得瘋狂的世界上，你的些微理性還能派上用場。

我手頭不缺要乾的活兒。若干年來我一直不間斷地積攢材料，為寫作一部兩卷本關於巴爾扎克及其作品的書，但是一直沒有勇氣動手做這個時間跨度大、耗時長的工作。恰好是沮喪給我了（做這件事的）勇氣。我回到巴斯，而且巴斯是最合適的，因為這個小地方曾經有許多英國文學中光輝熠熠的佼佼者，尤其是菲爾丁，曾經在這裡創作，它比英國的所有城市都能更忠實地、更有穿透力地對映出另外一個和平的世紀，讓人獲得18世紀的恬靜視野。但是，這種幽雅、柔美的景色與世界和我的思想中日益增加的不安，形成了多麼大的對比啊！正如1914年有著我記憶當中奧地利最美的7月一樣，英國1939年的8月也美不勝言。多少次，那如絲綢一般柔軟的藍色天空如同上帝的帳篷一樣；多少次，太陽的光輝撒在草地和森林之上，還有那難以言表的鮮花絢爛多彩：大地上一片和平景色，而大地之上的人卻在為戰爭進行裝備。面對這種寧靜、持久而繁盛的景色，這種瀰漫在巴斯的山谷裡令人陶醉的安謐氣息——這景緻讓我悄悄地想起1914年巴登的嬌美景色——戰爭的瘋狂也正如當初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我再一次不願意相信真的會發生戰爭。我又像當初那樣在準備一次夏季旅行。國際筆會大會定於9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瑞典文學界的同人們邀請我作為榮譽嘉賓出席，因為我這個「兩棲生物」已經不能代表任何一個國家。在那個即將到來的星期裡，中午、晚上的每一個小時都由友好的東道主提前安排好了。我早已經預訂了船票，這時傳來了即將開始戰爭動員的訊息。按照任何理性的原則，我現在應該快速收拾起我的書籍、手稿，應該儘快離開英倫島這個可能的交戰國，因為我在英國是外國人，一旦開戰我便是敵對的外國人，會面臨各種可想而知的自由限制。但是，有一些無法解釋的情緒在阻擋我逃離。一半是因為我的固執，我不願意一次又一次逃亡，因為不管到哪裡，同樣的命運都會尾隨而至；另外一半原因，是我的疲倦。「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我用莎士比亞的話對自己說。如果它想帶走你，你這位快六十歲的人，就別再與它抗爭了！你最好的作品，你所經歷的生活，它是無法抓走的。於是，我留了下來。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在戰爭之前安排停當我外在的市民生活。由於我還有第二次締結婚姻的打算，我一刻也不要再推遲去辦理手續，因為我不想因為收容或者其他可以想象的措施而與我未來的生活伴侶長期分離。於是，我在那天早上——那是9月1號，一個美好的日子——來到巴斯的民政局，來登記結婚。那位行政官員接過我們的材料，表現得特別友好而熱情。他和當時的任何人一樣，知道我們的願望是要儘快地辦完手續。第二天就是婚禮。他拿起筆，開始用漂亮的圓體字母在他的登記簿上寫上我們的名字。

正在這時，應該是十一點左右，通往旁邊房間的門被人開啟了。一位年輕的公務員走進來，邊走邊穿外套。「德國入侵了波蘭。這是戰爭！」他在靜悄悄的房間裡大喊。這個詞如同錘子一樣，砸在我的心上。不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心，已經習慣了各種沉重的打擊。「這還不能說是戰爭」，我真誠地以為會是這樣。但是，那位公務員幾乎已經出離憤怒了。「不，」他激烈地大喊，「我們受夠了！不可以每過六個月就從頭開始一回！現在必須結束了！」

這時，那位已經開始填寫我們的結婚證的那位公務員若有所思地擱下了筆。他在考慮的是，我們畢竟是外國人，在戰爭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就成了敵對國的外國人。他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還允許締結婚姻。很遺憾，但他還是要向倫敦方面請示。此後，是兩天的等待、希望、恐懼，兩天最可怖的緊張。在星期天的早上，收音機裡傳來這樣的訊息：英國向德國宣戰。

那是一個特殊的上午。我無言地從那臺將這個訊息帶到房間裡的收音機旁走開。這條訊息一定會完全改變我們的世界，改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那些在沉默中聽到這個訊息的人當中，將有成千上萬會因此死去。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訊息是悲哀和不幸，是絕望和威脅，也許在經歷過很多很多年以後，才會從中生成出些意義。又是戰爭，一場戰爭，比地球上此前任何一場戰爭都更可怕、範圍更廣的戰爭。又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我們默默地站在這突然鴉雀無聲的房間裡，避免目光相遇。外面傳來鳥兒無憂無慮的啁啾聲，它們讓自己在和煦的微風中沉浸在輕鬆的愛情嬉戲裡，樹在金色的光芒中搖曳，它們的葉子像嘴唇一樣彼此輕柔地觸碰。這古老的大自然母親，總也無法知道她的造物有著怎樣的憂愁。

我走到自己的房間，將我的東西收拾進一個小箱子裡。假如那位身居高位的朋友以前對我所說的話並非無端妄言，那麼我們這些在英國的奧地利人會被當作德國人對待，會受到同樣的限制，也許晚上我就沒法在自己的床上睡覺了。我又被下調了一個臺階：自從一個小時前，我不光是這個國家裡的外來人，而且是一個敵對國的外國人。我被強行流放到一個地方，一個我跳動的心不願認可的地方。一個人因為他的種族和思想方式，被標記為與德國格格不入，因而早已經被德國排擠出去；現在，在另外一個國家，一個共同體的科層管理條例卻將他，一個從來沒有歸屬過德國的奧地利人，強行劃歸為德國人。這種荒謬的情形實在是難以設想。他們這樣大筆一揮，我整個一生的意義就變成了荒謬。我還在用德語寫作，用德語思考，可是我的每一個想法，我能感覺到的每一個願望，都屬於為自由而拿起武器的國家。任何其他的關聯，所有過去的和曾經的東西，都已經被扯斷、被打碎。我知道，在這次戰爭之後，一切都不得不重新開始。我內心最深處的任務，四十年來我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歐洲的和平統一——全都成了泡影。比我自己的死亡更令我害怕的，是一切人針對一切人的戰爭，現在是第二次開始發生了。我的整個一生，都在充滿激情地致力於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團結一致，在這個最需要牢不可破的共同體的時刻，卻因為這極度的排擠讓我感覺到如此無用和孤獨，這是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

我再一次走到下面的小城裡，要飽覽這最後的和平。小城安靜地矗立在中午的陽光下，似乎與平時毫無二致。人們邁著平常的腳步，走在往常熟悉的路上。他們不慌不忙，不聚堆談話。他們帶著星期天特有的安詳和從容不迫。有那麼一刻，我問自己：他們難道還不知道嗎？但是，他們是英國人，善於剋制自己的感覺流露。他們不需要旗幟和戰鼓，不需要喧囂和音樂來增強自己堅韌剛毅的決心。這與1914年奧地利的那個7月裡的日子是多麼不同，而今天的我，也與從前那個年輕、沒有經驗的我多麼不同。回憶讓人感到多麼沉重！我知道戰爭意味著什麼。我看到光鮮的、貨物充盈的商店，腦海中又出現了1918年那個激烈的情景，商店裡被搶購一空，好像張開的眼睛在盯視著行人。我像是在白日夢中一樣看到食品店前排著長隊的窮苦婦女，那些沉浸在悲哀中的母親、傷員、殘疾人，所有從前那些嚴酷的殘忍圖景，又在中午的燦爛陽光中如幽靈般顯現。我想到從前的那些士兵，從戰場上回來時疲弱不堪、衣衫襤褸。我那跳動的心，在今天開始的，它的令人戰慄之處尚未為人所見的戰爭中，感覺到從前的一切。我知道，過去的一切都化為雲煙，一切業績都將成為烏有。歐洲，我們曾經為它而活著的家鄉，所遭受的毀壞不止於我們自己的生命。將來會有一個不同的、一個全新的時代，但是在通往這個新時代的路上，還有多少地獄和煉獄必須經過。

陽光照耀得充沛而強烈。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下子注意到前面自己的影子，就如同我從就在眼前的這場戰爭中看到另外一場戰爭的影子。戰爭的陰影會無時不在，它再不會離我而去；這個影子，會日夜籠罩在我的想法當中。也許，它那昏暗的輪廓也出現在這本書的某些書頁裡。不過，每個影子畢竟也都是光的孩子。只有那些經歷過光明與黑暗、戰爭與和平、興盛與衰敗的人，才算真正生活過。

註釋

「聖巴託羅繆之夜」本義是指1572年8月24日在法國發生的天主教對基督教新教胡格諾派信眾的大規模屠殺行動。這裡借指大規模、集中的迫害活動。

約伯的主旨問題：為什麼虔敬而無辜的義人要遭罪？為什麼上帝緘默不語？為什麼上帝不主持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