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的太陽已經沉沒。

我們的白晝已經過去；

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襲來，

我們的事業已成灰燼。

莎士比亞：《裘里斯·愷撒》

在最初的幾年裡，就流亡的含義而言，英國之於我正如當年索倫託之於高爾基一樣。奧地利還存在，儘管在那次所謂的「革命」以後，納粹黨還試圖通過襲擊以及暗殺多爾富斯讓這個國家倒向納粹一邊。我的故國的掙扎還將持續四年。我可以在任何時候回來，我沒有遭到驅逐，沒有被禁言。薩爾茨堡房子裡的書，還都毫髮未傷。我還有奧地利的護照，故國依然是我的祖國，我還是它的公民，擁有一切公民權利。那種失去祖國的殘酷處境還沒有開始，對於沒有親身經歷的人，很難將這種處境解釋清楚：那是一種讓人神經備受摧殘的感覺，清醒地睜著眼睛踏入虛空當中，知道自己無論在哪裡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間再被趕出來。我當時還剛剛處於這種處境的最初始階段。不管怎麼說，當我在1934年2月底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下車時，那種到達已經有別樣的滋味。看待一座自己要留下來在其中生活的城市，與看待只是作為客人訪問的城市，一個人會採取完全不同的視角。我不知道自己會在倫敦待上多長時間。只有一件事對我是重要的：我要開始自己的創作，來保衛自己內心的和外在的自由。我沒有買房子，因為任何所有物又都意味著束縛。我租了一個小公寓，剛好可以放下兩個書櫃，裝下我不想放棄的書籍，可以放下一張寫字檯。這樣我就有了一切，作為一個精神工作者所需要的一切。當然，這裡沒有和朋友交流的空間。我更願意住在狹小至極的空間裡，以便能不時地出去旅行：在不自覺當中，我的生活已經有另外一種取向：安頓下來只是權宜之計，並非長遠打算。

在第一天晚上——當天色已黑，牆壁的輪廓已經在昏暗中模糊起來——我走進這個終於佈置停當的小居室時，不由得吃了一驚。在那一瞬間，我以為走進了三十年前我在維也納為自己安置的小屋子。也是這麼小的房間，唯一的美好問候是那些靠在牆上的和以前同樣的書籍，以及布萊克的《約翰國王》上那雙夢幻般的眼睛，無論走到哪裡它都陪伴著我。我確確實實需要那麼一刻才回過神來，因為很多年來我再也沒有想到過那第一套公寓。莫非這是一種象徵，意味著我的生活在經歷了那麼大的跨度之後要回到從前的狀態，而我會變成自己的影子？三十年前，當我在維也納選擇了那個居室時，那是剛剛開始。那時我還沒有什麼創作，或者說沒有重要作品問世。我的書，我的名字還沒有活在我的國家裡。現在與當年有著詭異的相似之處，我的書又從這個語言當中消失了。我所寫的東西，在德國不為人知。朋友們都保持疏遠，從前的圈子被打破了，房子連同所有的收藏和繪畫作品都失去了。和從前一樣，我的周圍都是陌生人。我在這期間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所學的、所享受的，似乎都隨風而散，五十多歲的我又面對一個新開端，如一個大學生坐在寫字檯前，每天疾步去往圖書館。只不過已經不那麼充滿信心，不再那麼熱情，頭髮上多了一層灰白，疲憊的靈魂上蒙上了一層沮喪的暗影。

關於1934年到1940年在英國的情況，我猶豫著不要去講太多，因為這時已經離我們的時代很近了，我們大家都幾乎經歷了同樣的，通過收音機和報紙挑動起來的不安，有著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憂慮。我們大家都不會帶著驕傲去回想那些政治上的迷惘，想到它將我們引向何方，會讓我們感到毛骨悚然。誰要想說明這些過去，就必須控訴，可是在我們所有的人當中，誰有這個資格！況且，我在英國的生活完全深居簡出。在我流亡和半流亡的這些年，我中斷了一切暢言無羈的群體交往，因為我有一個讓人發狂的理念：在討論時局方面，我身在外國，不能插言。我知道這想法有多麼愚蠢，但是我無法克服這種多餘的阻礙。對於奧地利的領導層表現出來的愚蠢，我尚且無能為力，我怎麼能在這裡，在這個我自己感覺是客人的美好島國裡，在對情況有更清楚、更好的瞭解之上，提醒人們希特勒將對世界構成威脅呢？他們會把這當成我個人的看法。當然，面對一些明顯的錯誤，要想保持嘴巴緊閉，有時候也是很困難的。讓人感到心痛的是眼睜睜地看著偏偏是英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他們的忠誠、誠實的願望，在沒有相反證據時首先給人以信任——被精心策劃的宣傳所濫用。人們不斷地聽到這樣蒙人的說法：希特勒只是想把德國的邊境地區要到手裡，然後他就會心滿意足地收手並且出於感謝之情將布林什維主義剷除。這個誘餌的效果實在是太好了。希特勒只需要在講話中說出「和平」一詞，報紙就歡呼著忘掉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再去追問為什麼德國要這麼瘋狂地增加軍備。從柏林回來的（英國）人——讓他們看到的都是預先準備好的，而他們也受到了款待和逢迎——會大力稱讚那裡的秩序和他們的新領導人。一來二去，在英國人們甚至開始預設，希特勒提出的大德國「要求」有其道理。沒有人明白，奧地利就是牆上那一塊特別的石頭：只要有人將它挖掉，歐洲便會坍塌。我以焦灼的目光看著英國人和他們當中的領導者們因為天真和高貴的輕信而受人蠱惑，而我的眼睛曾經在家鄉從近處看到過沖鋒隊成員的臉，聽到過他們唱「今天，屬於我們的是德國；明天，將是整個世界」。政治局勢越緊張，我越是迴避與人談話，迴避公開活動。在舊大陸，唯獨在英國，我沒有在報紙上發表與時局相關的文章，從未在電臺發表談話，從未參加過公開討論。我在那裡隱姓埋名，生活在一個小房間裡，和三十年前生活在維也納的那位大學生一樣。因此，我沒有資格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證人來描繪英國。況且，後來我不得不承認，在戰爭之前我從來沒有認識到英國人身上最深沉、最內涵的，只有在最危險的時刻才迸發出來的力量。這樣一來，我就更沒有資格說什麼了。

我在英國見到的作家也不多。恰好那兩位我後來開始有交往的作家約翰·德林瓦特（johndrinkwater，1882—1937）和休·沃爾波爾（hughwalpole，1884—1941）被死神提早帶走了。年輕的作家我不經常能遇到，作為外國人的不安全給我造成負擔，因而我回避一切會所、晚宴和公眾活動。不管怎樣，我還是經歷過一次特殊的、真正難忘的享受，見到蕭伯納和威爾斯這兩個真正頭腦敏銳的人物之間分歧深刻卻特別帶有騎士風度的精彩交鋒。那是在蕭伯納那裡一個小圈子裡的午宴。當時令我一方面感到有興味，另一方面感到有些尷尬，因為我事先不知道是什麼引發了他們之間的隔閡。這隔閡讓兩位大作家都感到如箭在弦，這已經體現在他們彼此問候的方式上，那是一種浸透著些許諷刺的相熟：肯定在他們二人之間存在著原則性的意見分歧，或者是不久以前剛剛消除，或者正好要通過這次午宴來消除。這兩位在英國享有盛譽的大人物半個世紀以前都在「費邊社」為當時同樣年輕的社會主義並肩戰鬥過。自那以後，他們都按照自己非常獨特的個性發展，彼此越來越遠。威爾斯一絲不苟地堅信他那積極的理想主義，不知疲倦地建構他那關於人類未來的願景，而蕭伯納卻用越來越懷疑和諷刺的態度看待未來和當下的事物，在它們身上來檢驗他那些深思而且愉快的思想遊戲。他們二人在身體上的外形，這些年來也正好形成對照。八十幾歲的蕭伯納精神矍鑠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只吃堅果和水果。他身材高挑、清瘦，從不倦怠，滔滔不絕的雙唇邊總是帶著尖刻的笑，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沉醉於自己製作的衝突焰火；威爾斯這位熱愛生活的七十歲老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追求享受、安逸，他個頭矮小，紅紅的面頰，在偶爾出現的輕鬆之後是極端的嚴肅。蕭伯納在進攻上讓人眼花繚亂，他快速而巧妙地變換著攻擊點；威爾斯的強項在防衛戰術上，堅不可摧，像是一位信念堅定的信徒。我馬上就有了這樣的印象：威爾斯不光是來這裡參加一次友好的午宴，而是為某種原則性辯論而來的。我因為根本不瞭解二人有思想上的衝突這一背景，所以對這種緊張氣氛的感覺就更為強烈。他們二人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眼神、每一個詞語中，都經常帶著一種冒失的然而又相當嚴肅的爭鬥情緒。就如同兩位擊劍手，在發動猛烈交鋒之前，用小小的試探性攻擊來檢驗一下自己的應變能力。蕭伯納在思路敏捷方面更勝一籌。每當他作答或者防衛時，濃密的眉毛下的眼睛都熠熠發光，他樂於使用笑話，玩弄辭藻已經達到了某種過於自我感覺良好的程度——六十年的操練讓他在這方面成為無人可以企及的大師。有時候他那白色的長鬍子會在輕聲的笑中顫動，他的頭略為偏向一側，好像在檢視自己射出去的箭是否已經擊中靶的。威爾斯面頰紅潤，有著一雙沉靜而不動聲色的眼睛，他的言詞更為銳利、直接。他的理解力也敏捷非凡，但是他不用那種耀眼的側面進攻，而是採用更放鬆、更直接的方式，帶著一種不言自明的從容。這場交鋒既尖銳又快速，一刺一擋，一擋一刺，好像一直都在無限的樂趣當中，讓旁觀者對這場擊劍比賽，熠熠劍光以及二人的攻防技藝歎為觀止。但是，在這種迅捷而且始終處於最高水準上的對話背後，有著一種精神上的憤怒，他們以英國人特有的高貴方式將這種憤怒規範在修辭上最文雅的形式裡。寓嚴肅於遊戲，寓遊戲於嚴肅，這正是讓這場討論顯得引人入勝的原因所在。這是兩個極端的個性人物一次激烈的對抗，表面上似乎是某件事引起的，但實際上早就由於某些理由和背景而註定要如此的，只是那些理由和背景我無從知道而已。我看到了英國兩位最出色的人物展示他們最精彩的時刻。這場辯論的續篇，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在《民族週刊》以書面的形式繼續進行，但是它們給我帶來的樂趣遠不及這場激情對話的百分之一，因為在那些抽象表述的觀點中，那活生生的人，那原本最本質的內容不再能為人所見了。我很少能如此這般地享受到思想與思想摩擦時發出的光芒，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都沒有在任何戲劇的對話藝術當中看到過如此精彩的展演，因為他們所進行的對話毫無意圖，不追求戲劇性效果，具有最典雅的形式。

那些年，我在英國生活僅僅就空間意義而言，並沒有傾注全部靈魂。正是對歐洲的擔憂，那種讓人神經感到疼痛的擔憂，促使我在從希特勒上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幾年裡多次旅行，甚至兩次跨越大西洋。也許敦促我這樣做的是那種預感，要趕在這世界還在敞開之時，在輪船還能和平地行駛在海上的時間內，要用上全部的心力來為將來更黑暗的時代積攢一些印象和經驗；也許是出於滿心的熱望想去了解，在我們的世界因為不信任與不和睦而遭受破壞之時，另外一個世界正在建設；也許那是一種模糊的預感，我們的以及我個人的未來會在與歐洲隔洋而望的那個新大陸。一次穿越美國各地的演講旅行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看到這個國家的多樣性，以及同時並存的內在團結性，從東到西、從南到北。也許南美洲給我留下的印象更為強烈，我是應國際筆會邀請去參加大會的。對我來說，去強調超越國家和語言的精神上的團結，顯得從來沒有比現在更為重要。在出發之前的最後幾個小時，歐洲還讓我帶上一份令人憂心的警告。在那個1936年的夏天，西班牙內戰已經爆發。從表面上看，那只是這個美麗的悲劇性國家的內部衝突，而實際上那已經是兩個意識形態的權力集團在為未來的交戰做準備性演習。我是從南安普敦乘坐一艘英國輪船出發的，原以為這艘船會因為要避開戰爭地區而不會在平時的第一站維哥（vigo）停留的。令我吃驚的是，船開進了港口，而我們乘客甚至被允許上岸幾個小時。維哥當時掌握在佛朗哥的人手中，離真正的戰場還遠得很。但是，在這幾個小時以內我還是看到了一些足以讓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廳大樓上飄揚著佛朗哥的黨旗，大樓前面一排排地站著一身農民打扮的年輕小夥子，他們大多是被牧師帶領著，顯然是從附近農村召集來的。我一開始還沒有明白，要讓這些年輕人幹什麼。是招募他們當工人，完成某項緊急工作嗎？或者，他們是來領救濟金的失業者？一刻鐘以後，我看到同樣的小夥子們從市政廳大樓裡出來，像是換了一個人一樣，身穿簇新的軍服，佩帶武器和刺刀。在軍官的監管下，他們登上了同樣嶄新鋥亮的汽車，隨後汽車疾駛過街道，出城而去。我嚇了一跳。我在哪裡曾經見到過這樣的情景？首先是在義大利，然後是在德國！突然之間到處是簇新的軍服和嶄新的汽車、機關槍。我再一次問自己：誰提供了，誰支付了這些新軍服，誰組織起了這些滿臉菜色的年輕人，誰在驅使他們去反對現政權，反對選舉出來的議會，反對他們自己的合法代表者？據我所知，國庫以及武器庫還都在合法政府的手中。這也就是說，汽車和武器都是從外國運進來的，它們肯定是從離得最近的葡萄牙越過邊境線的。但是，是誰輸送的，誰付的錢？一股力圖獲得政權的新勢力，各處出擊的都是這同一股勢力，它喜歡暴力、需要暴力，一切我們認可併為之努力的理念——和平、人道、友善——在它那裡都是早已不合時宜的軟弱。那是一些神秘的群體，他們隱蔽在辦公室和大公司裡，他們陰險地利用年輕人幼稚的理想主義來服務於他們的權力意志和生意。他們有使用暴力的願望，想要以更新、更精密的技術讓戰爭的原始野蠻性來覆蓋我們這多災多難的歐洲。一個畫面上的、感官上的印象對靈魂上的震撼要超過千百篇報紙上的文章和小冊子。當我看到這些無辜的年輕人被神秘的幕後操縱者武裝起來，讓他們起來反對自己的國家時，比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預感到我們將面臨什麼，歐洲將面臨什麼。輪船在停留幾個小時再起錨之時，我上船後快速走進船艙。再去看一眼這個美麗的國家，它將由於外來勢力而遭受殘忍的蹂躪，這讓我感到巨大的切膚之痛。我感覺到，歐洲，我們的神聖故鄉、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聖殿，正在由於自己的癲狂而註定要走向死亡。

正因為如此，瞥見阿根廷才讓我感到更加幸福。那是另外一個西班牙，有著它的古老文化，在一片新的、遼闊的、還沒有被鮮血浸透，沒有被仇恨毒害的土地上得到了保護和儲存。那裡有豐足的食物、財富和盈餘，也有無限的空間，因而也有了未來的養料。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一種新的信心。幾千年來，文明不一直在從一個國度向另外的國度游移嗎？一棵死於斧斤之下的樹，不總是能夠得到某種存留，開出新的花朵，結出新的果實嗎？在我們之前和在我們周圍，人們世世代代所創造的一切不會完全失去的。人們只是需要學會在更大的範圍內思考，要想到更大的時間跨度。我對自己說，人不應該只考慮到歐洲，而是要超越歐洲去思考；不要讓自己被埋葬在正日趨死掉的過去中，而是要參與它的重生。這座新興的百萬人口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對國際筆會大會表現出滿腔的熱情，從這種誠摯中我認識到，我們在這裡不是陌生人。對於精神上一體化的信心——我們為此獻上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在這裡還存在，還有效，還在起作用。有了我們這個新時代的速度，大洋也不足以將我們分開。我們有了一個新任務來代替舊任務：在更大範圍內，以更大膽的設想來建設我們夢想中的共同事業。如果說，從看到那即將來臨的戰爭之時起，我已經對歐洲放棄了信心，那麼我在南十字星下又開始去希望、去相信。

巴西給我留下的強烈印象和希望一點兒也不亞於阿根廷。這個被大自然情有獨鍾的國家有著地球上最美麗的城市，這個國家空間廣大，直到今天還有鐵路、公路尚未通達的地方，更不用說飛機了。在這裡，人們對往昔歐洲的儲存甚至要比歐洲人自己更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殘忍還沒有侵入這個民族的風習和精神當中。人們的共同生活在那裡更為和平、更為禮讓，即便是大相徑庭的種族之間的交往，也不像我們歐洲人之間那樣充滿敵意。在這裡，沒有人以血統、種族和出身這些荒謬的理論來對人進行分門別類。我有一種奇特的預感，人們在這裡還能和平地生活，這裡為未來準備下了無盡的空間，而在歐洲，為了哪怕一點點兒可憐的空間，各國之間還要大動干戈，政客們還要喋喋不休。這裡的土地還在等待著人，等待著人來利用它，等待著人以自己的存在來充實它。歐洲文明所創造的內容，可以在這裡以另一種新方式延續下去，併發揚光大。大自然的千姿百態之美讓我感到賞心悅目，我已經將目光投向未來。

不過，旅行，哪怕是旅行到另外一個星座下面，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也不意味著逃離了歐洲以及對歐洲的憂心。這似乎是大自然對人類最為惡意的報復：當人類通過技術創造所具備的神秘力量將自然置於自己的手中時，這些技術也同時攪擾人的靈魂。技術給我們帶來的最糟糕的詛咒，莫過於它阻止我們逃離現實，哪怕一剎那也不行。我們的祖先可以在災難性時代逃避到孤獨和偏僻之處，可是我們卻註定必須在同一個小時、同一秒內瞭解和感受到世界上某個地方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不管我離開歐洲有多遠，它的命運與我同在。就在我達到伯南布哥的那天晚上，我的頭頂上是南十字星座，我的身邊是黑膚色的人在行走，如當頭一棒一般，我在報紙上看到巴塞羅那被轟炸，一位西班牙朋友被槍殺的訊息，就在幾個月以前，我還與這位朋友一起度過了好幾個小時的愉快時光。在得克薩斯州，我坐在一輛飛馳的普爾曼式的車廂裡，行駛在休斯敦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發瘋似的用德語大喊大叫：一位不懂德語的旅客正好將火車上的收音機調到了德國電臺，於是我在列車轟轟隆隆地經過得克薩斯平原時，還不得不聽著希特勒發表的煽動演說。無由逃避，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我總是不由得帶著折磨人的焦慮想到歐洲，在歐洲之內總是想到奧地利。也許這顯得有些狹隘的愛國主義，在一個巨大的危險處境當中——其範圍遍及從中國到西班牙的埃布羅河和曼薩納雷斯城——我對奧地利的命運尤為關注。我知道，整個歐洲的命運都繫於這個小小的國家，它偏巧是我的祖國。如果現在回過頭去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政治失誤的話，那麼最大的錯誤便是：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們沒有實行威爾遜總統那個簡單明瞭的和平計劃，而是把它給肢解了。他的想法是，讓小國獲得自由和獨立，但是他也正確地認識到，只有在所有的大國和小國都處於一個超越性的統一體之下受到約束，這些小國的自由和獨立才能得到保證。由於這個超越性的組織——那個真正的、徹底的國際聯盟——沒能形成，他的計劃中只有另外一部分即小國的獨立得以實現了。由此引發的根本不是什麼安寧，而是持續不斷的緊張局勢，因為沒有什麼比弱小國家的大國夢更危險的了。這些小國尚立足未穩，它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相互鉤心鬥角，為了一塊小小的地盤而爭執不休：波蘭針對捷克，匈牙利針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針對塞爾維亞，在這種敵對中，所有國家當中最弱小的奧地利面對的是超級強大的德國。這個被肢解、被弄殘了的國家——它的統治者曾經在整個歐洲不可一世——是歐洲這座牆保持不倒的那塊關鍵性石頭，這是我還要再強調一遍的。我知道，在這個英國百萬人口大城市裡我身邊的所有人都不會知道，沒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沒有了，然後巴爾幹就成了希特勒唾手可得的獵物。由於納粹所具有的特殊結構，一旦維也納在手，納粹便能用這個槓桿撬動整個歐洲。只有我們奧地利人知道，希特勒帶著滿是仇恨毒刺的貪婪向維也納挺進，這座城市曾經見證過他的窮困潦倒，而今他要作為一個凱旋者長驅直入。每次當我匆匆前往奧地利，在返回時再越過邊境時，都會長舒一口氣說「這一次還沒有」，然後回望一眼，好像這會是最後一次了。我看著災難正在到來，無可避免。在那幾年裡，當別人早晨滿懷信心地開啟報紙時，我數百次在心裡害怕會出現這樣的頭條：奧地利淪陷。啊，當我假裝成自己早已經與奧地利的命運脫鉤時，我是怎樣在欺騙自己！我從遠方為它那遲緩而被髮燒弄昏了的頭腦所做的最後掙扎而感到痛苦，其程度遠遠超過我那些留在國內的朋友：他們在用愛國遊行來欺騙自己，他們每天互相打氣：「法國和英國不會讓我們淪陷的，尤其是墨索里尼決不會答應的。」他們相信國際聯盟，相信和平條約，就如同一位病人相信藥物上的漂亮標籤一樣。他們幸福無憂地生活在那裡，而將事情看得更清楚的我，卻憂心得肝腸寸斷。

我最後一次回奧地利去也沒有別的理由，只是內心對於大難降至的恐懼臨時性發作。我曾經在1937年秋天去維也納看望我的老母親。我在那裡很長時間沒做什麼事，也沒有什麼緊要的事情等著我去處理。從維也納回來幾個星期後的一箇中午，應該是11月底，我穿過攝政王大街回家，路過時買了一份《旗幟晚報》。那是哈里法克斯勳爵飛往柏林，第一次試圖與希特勒本人談判的那一天。現在我的眼前還能出現那個畫面，在這份《旗幟晚報》的第一版上右邊版面上黑體排印的文字逐一列出來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達成一致的幾點內容。在字裡行間我讀到了，或者說我以為我讀到了：捨棄奧地利！若不如此，與希特勒會談還能有什麼用？我們奧地利人知道，在這一點上希特勒是決不會讓步的。奇怪的是，計劃中的討論題目只出現在《旗幟晚報》的中午版上，在午後印刷的同一份報紙上這些內容已經消失得蹤跡全無。（後來我聽到有傳言說，報紙上的訊息是義大利公使提供的，因為在1937年，義大利最害怕的便是英國和德國揹著它達成共識。）這份報紙上的這條訊息絕大多數人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內容是否正確，我無從判斷。我只是知道，一想到英國已經開始就奧地利問題與希特勒談判了，我被嚇得六神無主。今天我也不羞於說出口：當時我拿著報紙的手在抖個不停。假也好，真也好，多年來我從來沒有感到這麼緊張過。我知道，如果這個報道里有那麼一點點真實在裡面，那這就是終結的開端：那塊石頭就會被從牆裡撬出來，而牆也會隨之坍塌的。我馬上轉身不再去回家的方向，而是跳上下一輛開往維多利亞火車站方向的公共汽車前往帝國航空公司，去打聽是否有明天的飛機票。我還想再見一次我的老母親、我的家庭成員、我的家鄉。幸好我還得到了一張飛機票，我迅速收拾些東西放在箱子裡，飛往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都很吃驚，我怎麼這麼快，這麼突然又回來了。可是，當我說出我的憂慮時，他們是如何嘲笑我的！我還一直是過去的那位「耶利米」，他們笑話我說。難道我不知道嗎，現在整個奧地利的居民都百分之百地支援舒施尼克？他們極盡能事地盛讚「祖國陣線」這一了不起的遊行，而我在薩爾茨堡已經觀察到，絕大多數遊行者只是將規定的統一徽章別在領口上，為的是不要對自己造成不利。與此同時，他們為謹慎起見，也早已在慕尼黑的納粹黨那裡登記了。我學過的歷史，我自己寫過的歷史太多了，不會不知道大眾總是會馬上倒向當權的一方。他們今天會高呼「舒施尼克萬歲」，明天也會用同樣以排山倒海的聲音高喊「希特勒萬歲」。我在維也納接觸到的所有人，都表現出真誠的無憂無慮。他們互相邀請聚會，身著晚禮服和燕尾服（他們根本不知道，不久以後他們就得穿上集中營裡的囚服）；他們奔走於各家商店，購置聖誕節禮物，佈置漂亮的房子（他們根本不知道，不多的幾個月以後就會遭到洗劫）。古老的維也納固有的悠然自得，我此前也非常喜歡，也是我一生都夢想擁有的狀態。這種憂慮全無的狀態，曾被維也納的民族詩人路德維希·安岑格魯貝（ludwiganzengruber，1839—1889）概括為一句簡短的格言：「你不會出事的。」這種無憂感第一次讓我覺得疼痛。也許在終極意義上，所有這些維也納朋友都比我睿智，因為他們在事情到來之時才去經歷那種痛苦，而我事先已經在想象中感受到一次痛苦，當發生之時會第二次感受到。不管怎樣，我無法理解他們，也無法讓他們明白。兩天以後，我不再對任何人發出警告。為什麼要去擾亂那些根本不想受人打擾的人呢？

在維也納停留的最後兩天裡，我帶著絕望無言的「再也不能」的目光再次看遍每一條熟悉的街道，每一座教堂，每一個花園，這座我出生之城的每一個古老角落。當我說出這話時，不是事後的詞語點綴，而是絕無虛言的真實。我在與母親擁抱時，就帶著這樣隱秘的「這是最後一次」的感覺。我帶著「再不能見」的想法來感受這座城市、這個國家，明確地知道這是告別，永遠的告別。火車經停薩爾茨堡，我的房子，我曾經在裡面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房子就在這座城市，但是我根本沒有下車，都沒有到站臺上。我可以從車窗向外看到矗立在山丘上的我的房子，回想起在那裡度過的歲月。但是，我沒有去看一眼。為什麼還要看呢？我再也不會住在那裡。在火車駛過邊境的那一刻，我像《聖經》中的羅得一樣清楚地知道，身後的一切都是塵土與灰燼，是被凝結成苦澀鹽柱的往昔。

我還以為自己已經預先感覺到能夠發生的一切可怕之事，那便是希特勒的憎恨之夢得以實現，他會作為一個凱旋者佔領維也納，這座曾經將這個一貧如洗、一事無成的年輕人踢出去的城市。但是，與1938年3月13日所發生的非人的暴行相比——從此以後奧地利和整個歐洲成為赤裸裸暴力的獵物！——我的想象力，人類的想象力顯得多麼猶疑、多麼弱小、多麼可憐！現在，面具可以摘下來了。其他國家既然公開表現出了恐懼，那麼，血腥的暴行就用不著再顧忌什麼道德上的阻礙了，他們再不需要諸如在政治上消滅「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欺騙性藉口了：英國算得了什麼？法國算什麼？世界都不在話下。現在不光要搶、要偷，連那種私人性質的復仇欲都得以恣意放縱。大學教授們被逼著用赤裸的手擦洗街道，有著虔誠信仰的白鬍子猶太人被拖進他們的教堂，一群大呼小叫的年輕人逼迫他們下跪並齊聲喊出「希特勒萬歲」的口號。街上無辜的人像兔子一樣被抓到一起、被帶走，讓他們去打掃衝鋒隊兵營的廁所。種種病態而骯髒的仇恨妄想，以前人們在黑夜中無恥地想到的，現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大肆發洩。他們闖進住宅，從嚇得渾身發抖的女人那裡扯走耳環，對城市的同樣劫奪可能也發生在幾百年以前的中世紀戰爭當中。然而新增的內容是，他們那無恥的樂趣在於對人進行公開的折磨，對靈魂的摧殘，各種精心設計的侮辱。所有這些並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而是上千人在遭受這種苦難。不像我們這個道德已經疲憊不堪的時代，當一個更為寧靜的時代到來時，人們會渾身戰慄地讀到，在20世紀的文化之城，一個仇恨狂人曾經犯下了怎樣的罪行。這是希特勒在各種軍事和政治勝利中最邪惡的勝利，這個人成功地用不斷升級的辦法將所有法律概念的稜角磨掉。在實行這一「新秩序」之前，如果沒有法院的判決和拿得出的理由而殺人的話，還會讓整個世界震驚，在人類的20世紀，酷刑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沒收財產被明確地認定為偷竊和搶劫。可是現在，在一個個接踵而至的聖巴託羅繆之夜以後，在衝鋒隊的監獄和鐵絲網後面不斷有人被酷刑致死以後，個別的不公正還算什麼？人間的痛苦還算什麼？1938年，在奧地利淪陷以後，我們的世界對非人道、無法無天、殘忍的習慣程度，是此前幾百年所沒有的。假如在從前，維也納這座城市裡發生的這些事情，足以受到國際上的唾棄；但是，在1938年，世界良知卻緘口沉默，或者只是含糊其辭地說幾句，隨即便忘記和原諒了這些暴行。

那些天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響徹著來自家鄉的求救呼聲，明知道最親近的朋友們被抓走、遭酷刑、承受羞辱，無助地為每一個自己所愛的人感到戰慄。我也可以毫無愧疚地說——這個時代已經將我們的人心如此反轉——當我那年邁母親的死訊傳來時，我沒有驚駭，沒有哀傷。正好相反，知道她現在可以免受一切痛苦和危險，這令我感受到一絲安慰。她已經八十四歲高齡，耳朵幾乎完全聾了。她住在我們自家住宅當中，所以就算依據新的「雅利安法律」，她暫時也不用搬遷出去。我們寄希望於過一段時間以某種方式將她接到國外。維也納被佔領後的第一批法令就讓她受到沉重一擊。八十四歲的她已經腿力不支，她每天短暫散步時，習慣每走五分鐘或者十分鐘就坐在環城大道或者公園裡的椅子上休息一會兒。希特勒成為這座城市的主子八天以後，就釋出了一道牲畜不如的禁令：猶太人不允許坐在長椅上，這是專門以折磨人取樂為目標的眾多禁令當中的一條。對猶太人的搶劫還算有他自己的邏輯，尚可容忍，畢竟他們可以將工廠、住宅、別墅這些搶奪之物以及由此騰出來的職位留給自己的人，用來獎賞自己的走卒，戈林的繪畫收藏能變得那麼豐富而且堂皇，也主要歸功於這種毫不手軟的搶劫行動。但是，不讓一位老太太或者一位體力不支的老先生在長椅上坐幾分鐘喘口氣，這種事發生在20世紀，是由一個人想出來的：這個人，卻被上百萬人當成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而受到頂禮膜拜。

幸運的是我母親得以避免長時間忍受這類野蠻行為和侮辱。在維也納被佔領幾個月之後，她離世而去。與她的去世有關的一段小插曲，我沒法繞過去不寫。在我看來，正是對這些細節的記錄，對即將到來的時代才顯得非常重要，下一代一定會覺得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八十四歲的老太太在早上突然失去知覺。被叫來的醫生很快就做出了判斷，她可能活不過當天夜裡，於是叫來了一位大約四十歲的女護理員來做她的臨終陪伴。當時，她的兩個兒子——我哥哥和我——都無法趕到，因為在那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面前，就算是為母親守靈而回到奧地利，也一樣以犯罪論處。於是我們的一位堂兄打算當天晚上在她的居室度過，這樣至少在她臨終之際有一位家庭成員在身邊。這位堂兄當時六十歲，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是很好，實際上他一年以後便去世了。當他準備在隔壁房間將自己準備過夜的床開啟時，這位女看護的確感到很不好意思，過來解釋說，按照新的納粹法律，她不可以讓他在臨終者的床邊度過這個夜晚，對此她感到遺憾。我的堂兄是猶太人，而她作為五十歲以下的女人不允許同他在一個屋頂下過夜，哪怕在臨終者的床前也不行。按照那些壞蛋的觀點，一個猶太人腦子裡的第一個想法肯定是對她性侵，玷汙她的種族血脈。她說，她當然為有這類規定感到特別丟臉，但是她也不得不服從法律。這樣，為了能讓這位護理員守候在我母親的臨終病床前，這位六十歲的堂兄就迫不得已在晚上離開這座房子。也許人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我會慶幸我母親不必在這群人當中生活更長的時間。

奧地利的局勢也給我的私人生活帶來改變，這些我一開始只是當成完全無關緊要的、純粹形式上的一些改變。我的奧地利護照作廢了，我必須向英國當局申請一份白色的替代性身份證，即一張無國籍者的護照。在我自己的世界主義夢想中，我曾經多次設想這應該是多麼美妙的事情。按照我內心的感受，無國籍便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責任，也就沒有區別地屬於所有國家。但是，我不得不再一次認識到，我們的這些人間幻想是多麼不可行。只有當一個人親自受過痛苦後，才能理解那些最重要的感覺。十年前，當我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時，聽到他向我抱怨他的書在俄國被禁，我這位沒有經驗的人還相當不假思索地企圖安慰他說，相比於他的著作在國際上的傳播，那實在算不上什麼。可是，當我自己的書從德語世界消失時，我才再清楚不過地理解了他的那種抱怨：自己創作出來的詞語只能以翻譯本，只能以沖淡過的、改變了的介質呈現！同樣，我也是在英國行政管理機構的等候室經過漫長等待才被叫進去的那一刻，才明白將自己的護照換成一張外國人身份證明意味著什麼。我對自己的奧地利護照擁有一種權利，奧地利大使館的官員和警察都有義務給一位有完全公民權的人簽發護照，可是，為這份我從英國當局得到的外國人證件，我必須得請求。那是一種我需要請求的恩賜，而且這種恩賜任何時候都可能被剝奪。一夜之間，我的地位就下滑一級。昨天，我還是一位外國客人，可以說是一位紳士，在這裡消費外匯並且納稅；今天，我卻成了外來移民，是一名「難民」。我被降至一個如果說不上是不名譽至少也是低人一等的類別當中。況且，持有這張白色證件的我，想獲得任何外國簽證都必須提交特殊申請，所有國家都對這一「類別」的人，這些沒有權利、沒有祖國的人——我突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員——不予信任，因為如果他們惹下麻煩，滯留時間太長的話，不能像對待其他人一樣將他們遣返，將他們送回他所來自的那個國家。我總是不由得想到若干年前一位流亡中的俄國人所說的一句話：「以前，人有一個身體，一個靈魂。今天他還需要一個護照，不然就不能被當成人一樣對待。」

的確如此。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所經歷的能讓人感覺到的最大倒退，莫過於對個人行動自由的限制以及自由權利的縮小。在1914年以前，地球屬於所有的人。每個人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長時間就停留多長時間。沒有所謂的許可，沒有準入。當我跟現在的年輕人講到我在1914年以前去了印度和美國，沒有帶護照，也根本沒見過護照是什麼樣子，我總是看到他們臉上的驚奇。人們上車下車，不需要問什麼，也不被人盤問；今天人們被要求填寫的上百份表格，當時一份也不用填寫。沒有居留許可，沒有簽證，沒有刁難。今天的國界線，因為大家彼此之間病態的不信任，已經被海關、警察、哨所變成了一道鐵絲網，而那時的國界線無非是一條象徵性的界線，誰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越過，就如同格林尼治的子午線一樣。直到世界大戰以後，國家社會主義開始了對世界的攪擾。作為第一個看得見的現象，也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精神瘟疫，那便是對外來者恐懼症：對外國的憎恨，或者至少是對外國人的恐懼。人們到處都在防範外國人，到處都在抵制外國人。所有那些從前只會加在罪犯身上的羞辱手段，現在的普通旅行者在旅行之前和旅行期間都必須領受。人們得允許自己被拍照，左面、右面、正面，頭髮必須剪短，好讓耳朵能露出來，必須留下指紋，一開始只是拇指指紋，後來則是全部十個指頭的指紋，此外還要出示各種證明：健康證明、防疫注射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推薦信，還要能夠拿出邀請信以及親屬的地址，要出示道德上和財務上的保證，要填寫一式三份、四份的表格，如果這一大堆材料中缺少一份，那就沒戲了。

這些似乎都是瑣事。冷眼一看，我居然提及這些瑣事，顯得我自己小家子氣。但是，這些毫無意義的「瑣事」讓我們這一代人毫無意義地浪費了不可挽回的寶貴時間。如果我今天來算一下，我在那幾年裡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時寫了多少宣告、稅務申報、外匯證明、過境手續、居留許可、居住地登記和登出證明，我在領事館和官署部門的前廳裡等候了多少小時，曾經面對過多少個官員——友好的和不友好的，無精打采的和過分激動的都有——我經歷了多少次過境時的檢查和問詢，有了這些經歷之後我才感覺到，在這個世紀，在這個我們年輕時曾經堅信會成為一個自由的世紀，一個正在到來的世界公民的時代，我失去了多少人的尊嚴。有多少我們的產出、我們的創造、我們的思想被這些沒有產出，同時卻讓靈魂遭受凌辱的繁文縟節所帶走！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在這些年裡研讀的官方規定都多於思想著作，通往一個陌生城市、陌生國家的第一條路不再像從前那樣是通往博物館，通往某處風景的路，而是前往大使館、前往警察局的路，是去領取一個許可證。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同樣的一夥人，從前會談論波德萊爾的詩歌，會帶著思想上的激情來討論問題，而現在我們談論的是入籍和居留許可，是應該申請長期簽證還是旅遊簽證。去結識一位在簽證處工作，能讓你的等候時間縮短的小職員，在過去十年內變得如此重要，甚至超過與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羅曼·羅蘭的友誼。人們不得不一直感覺到，雖然有著與生俱來的自由靈魂，但人是客體而不是主體，權利絲毫沒有，一切皆為官僚機構的恩典。人們不停地受到盤問、登記、編號、檢查、蓋章。直到今天，我這個不可救藥的自由時代的人，一位夢想中的世界共和國中的公民，還一直覺得我護照裡的每一個公章都是囚犯身上的烙印，每一次詢問和檢查都如同一場羞辱。我知道，這些是小事，小事而已，在一個人的價值暴跌得比貨幣還快的時代，這些都是微末之事。但是，只有抓住這些不起眼的病症，後來的時代才能正確地描繪出主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時期思想狀況和思想混亂的臨床表現。

也許我是被此前的自由給寵壞了，也許我的感受度因為近年來陡然而至的變換而太敏感。每一種形式的移民都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失衡。如果一個人腳下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就會失去挺直的身姿，就會變得沒有把握，對自己產生疑慮——所有這些也都得親自經歷過之後才能理解。我毫不遲疑地承認，從我不得不使用外國頒發給我的身份證件或者護照的那一天起，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些證件和我自己是屬於一起的。那種自然而然的身份認同，證件與原初的、本來的我相一致的身份認同被永遠破壞了。我變得比自己的天性所在更為拘謹了。從前我是一位世界主義者，可是現在我不斷地有這種感覺，好像我應該為每一次呼吸感恩戴德，這是我從一個陌生民族那裡所奪走的。在清醒思考時，我當然知道這種奇怪念頭多麼荒謬。但是，什麼時候理效能真正抗拒自己的感覺呢！我用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來培養自己的心，告訴自己要成為一位「世界公民」，但是這都無法給我以幫助。不，在我失去護照的那一天，我以五十八歲的年齡發現，一個人失去的祖國絕不僅止於那一塊被劃定邊界的土地。

有這種不安全感覺的並非我一人。慢慢地，不安開始在整個歐洲擴充套件開來。自從希特勒入侵奧地利，政治局勢一直不明朗。在英國，那些曾經悄悄為希特勒鋪平道路，寄望於藉此為自己的國家換來和平的人，開始慎重考慮問題了。從1938年開始，在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在所有的城市和鄉村，任何一個談話，不管開頭時話題多麼遙遠，最後總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避免戰爭或者至少將戰爭向後推遲。如果我回頭看在歐洲戰爭恐懼一直愈來愈強的這幾個月，我能回憶起來，只有兩三天人們有真正的信心；只有兩三天人們有了這種感覺，戰爭的陰雲會過去，人們又可以自由地呼吸。是非顛倒的可笑之處恰好在於，那兩三天在今天看來恰好是現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是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晤的幾天。

我知道，今天人們不太情願去想到那次會晤：張伯倫和達拉第被逼到牆根，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但是，因為我要提供文獻式的真實，所以我必須承認，每一位在英國經歷了那三天的人，當時都感覺美好極了。1938年9月的最後幾天，局勢令人感到絕望。張伯倫剛剛從他與希特勒的第二次會晤回來，幾天以後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張伯倫去見希特勒，為的是在戈德斯貝格（godesberg）毫無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此前在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幾個星期以前還能讓希特勒感到滿意的要求，現在已經填不滿他的權力慾壑了。綏靖政策以及「一再爭取」的做法可悲地失敗了，在英國，輕信的時代一夜之間就結束了。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歐洲只有這樣的選擇：要麼在希特勒無休止的權力意志面前屈服，要麼拿起武器來阻止他。英國似乎心意已決。他們不再諱言軍備，而是公開地展示出來。突然之間工人們出現了，他們在倫敦的海德公園、攝政王公園尤其是德國大使館對面築起了地下防空洞，以對付空襲轟炸的威脅。海軍艦隊也行動起來，總參謀部的軍官穿梭往來於倫敦和巴黎之間，共同制定抵抗措施。開往美國的船上擠滿了外國人，他們想要讓自己及時到達安全的處所。自從1914年以來，英國人還從來沒有這麼警醒過。人們變得更加嚴肅，更加凝重。人們看著房子，看著繁華的街道，心裡暗暗地想著：會不會明天就有炸彈落下，將這一切摧毀？屋子裡人們或站或坐地圍在收音機旁邊，收聽新聞廣播。在每個人身上，在每一秒裡，整個國家都瀰漫著看不到卻能感覺到的高度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