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納粹德國來說，天昏地暗的一天就這麼降臨了：一部歌劇將要上演，在所有的節目單上都赫然印著被納粹蔑視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我自然不會去參加首演，因為我知道觀眾大廳裡會滿是穿褐色制服的人，甚至希特勒本人也會親臨某一場演出。這部歌劇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必須在此向音樂評論家們表達敬意，他們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還興奮地再次利用這個機會，最後的機會來表示他們內心對種族觀的反抗，他們用想得到的最好的詞語來評論我創作的歌詞。在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慕尼黑，全德國的劇院都馬上宣佈，接下來要上演這部歌劇。

在第二場演出之後，突然之間晴空霹靂。一切都取消了，德累斯頓和整個德國都被禁止上演這部歌劇。更有甚者，讓人吃驚的是，人們在報紙上讀到：理查德·史特勞斯已經遞交了辭呈，辭去國家音樂局總監職務。每個人都知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麼特殊的事情。我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其全部的真相。史特勞斯又給我寫了封信，敦促我馬上要開始寫第二部歌劇的歌詞指令碼，他也在信裡毫無顧忌地表達了他個人的看法。這封信落到了蓋世太保的手中。這封信被擺到史特勞斯的面前，他必須馬上提出辭呈，歌劇遭到禁演。在德語範圍內，這部歌劇只能在自由的瑞士以及布拉格上演，後來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特許，還用義大利語在米蘭的斯卡拉大劇院上演。當時的墨索里尼還沒有完全屈從於種族論。德國人卻再沒有被允許聽到出自當世最偉大的音樂家所完成的一齣頗令人銷魂的歌劇中的任何一個音符。

當這件事鬧得沸反盈天之時我正好在國外，因為我感覺到，奧地利的動盪不安讓我無法靜心工作。我在薩爾茨堡的房子離邊境線那麼近，用肉眼就能看到貝希特斯加登山，那裡就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那是一位令人不那麼愉快和非常不安的鄰居。離德國邊境這麼近，也讓我對奧地利局勢之險惡比那些居住在維也納的朋友有更好的判斷。那些坐在咖啡館裡的人，有些甚至是在政府中的高層人員，都把國家社會主義看作「那邊」發生的事情，一點兒也碰不到奧地利。有著嚴密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不是仍然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追隨者嗎？自從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開非難基督教文化，公開聲稱他們的元首「比基督更偉大」之後，奧地利跟教會相關的黨派不是已經團結一致堅決抵制國家社會主義了嗎？法國和英國不還是奧地利民族聯盟的支援者嗎？墨索里尼不是明確接手了奧地利保護者的責任，甚至要保證奧地利的獨立嗎？甚至猶太人也毫不憂心，好像猶太人被剝奪擔任醫生、律師、學者、演員的權利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而不是距離自己三個小時車程，同樣講德語的地區。他們舒適地坐在自己的房子裡，開著車行駛在路上。此外，每個人都會說這樣的安慰話：「這不可能持續時間太長。」我還能回憶起在那次短暫的俄國之行當中，在列寧格勒與我的著作出版人的一次談話。他告訴我，他以前是一個多麼富有的人，他擁有很多非常美的繪畫藝術作品。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在革命爆發之初像許多人那樣走掉。「唉，」他回答我說：「當時誰會相信，那麼一個委員會和士兵的共和國鬧的事情會超過十四天？」正是出於同樣的生活意願，人們才出現同樣的錯覺，也進行自我欺騙。

在緊鄰邊界的薩爾茨堡，人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些。窄窄的界河上不斷地有人過來過去，年輕人夜裡渡河過去接受訓練，煽動者開車而來，帶著登山的手杖，作為一個普通的「旅遊者」在各個階層當中發展自己的「基層組織」。他們開始招募新的成員，也同時威脅說，誰不及時表態以後就會為此付出代價。這讓警察和國家公職人員感到被震懾住了。我感覺到某種不安全感在出現，人們開始動搖。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個人經歷總是最有說服力的。我在薩爾茨堡有一位青年時期的朋友，一位相當有名的作家，三十年來我和他有著最密切、最誠摯的交往。我們互相以「你」相稱，彼此將自己的著作獻給對方，每個星期都要見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這位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注意到他馬上在一個無關緊要的櫥窗前站住，將後背轉向我，似乎在給那位陌生的先生看特別有趣的東西。奇怪，我在想：他肯定是看到我了。也許是趕巧了。第二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下午是否可以到我這裡來聊天。我同意了，有些吃驚，因為平常我們總是在咖啡館見面。雖然是緊急來訪，他卻也沒有說什麼特別的事情。這時我就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要與我保持友誼，另外一方面他不想因為是我青年時期的朋友而受到懷疑，不想讓這座小城裡的人看到他與我關係密切。這件事讓我警覺起來。我很快就注意到，過去經常來我這裡的好多熟人都不來了。我的處境岌岌可危。

我當時還沒有想到徹底離開薩爾茨堡。但是，我比往常更樂於在國外度過這個冬天，以便逃脫所有這些小小的緊張氣氛。不過我沒有想到，當我於1933年10月離開我那美麗的家時，不久之後就與之訣別。

我當時的想法是，1月和2月在法國工作。我熱愛這個美麗的思想之國，把它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在那裡不覺得自己是外國人。瓦雷裡、羅曼·羅蘭、儒勒·羅曼、安德烈·紀德、羅歇·馬丹·杜加爾、杜阿梅爾、維爾德拉克、讓·裡夏爾·布洛克，這些文學界的領軍人物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在那裡的讀者幾乎與在德國同樣多，沒有人會把我當成外國作家、異鄉人。我熱愛這個民族，熱愛那片土地，熱愛巴黎這座城市，我感覺到自己在那裡如同在自己的家裡一樣，每當火車開進巴黎北站，我就有了那種「回來了」的感覺。但是，這次由於特殊情況我提早就出發了，並且想在聖誕節之後再到達巴黎。這期間我去了哪裡？自從大學時代以來，我已經有二十五年沒有去過英國了。為什麼總要去巴黎，我對自己說。為什麼不在倫敦待上十天或者十四天，在過了這麼多年以後，用另外一種眼光重新去看那些博物館，看這個國家和這座城市？於是，我登上的不是前往巴黎而是開往加萊的特快車，在一個11月不可或缺的大霧天中到達了倫敦維多利亞火車站。讓我自己也吃驚的是，自己不像當初那樣乘出租馬車，而是乘坐出租汽車去了旅館。這種霧，一種又冷又柔軟的灰色，一如從前。我還沒有去看這座城市，但是我的嗅覺已經越過三十年的時間距離，聞到這種澀滯、渾濁、潮溼的氣味，從周圍的空氣中我又認出了這座城市。

我帶來的行李很少，我的期望也同樣不多。在倫敦我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什麼朋友關係，在文學上我們歐洲大陸的作家與英國作家接觸也很少。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有自己邊界的生活，在他們圈子內的影響範圍，這對我們來說是難以進入的傳統：我想不起來，在我房間的書桌上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當中，能找到哪一本是由一位英國作家出於同行之誼寄來的。蕭伯納，我曾在德累斯頓附近的赫勒勞（hellerau）與他相遇過一次；威爾斯，曾來過我在薩爾茨堡的家一次。我自己的書，雖然都已經被翻譯出版，但不是很有名，英國仍然是我的書影響最小的國家。我與我的書在美國、法國、義大利、俄國的出版人都建立了私人友誼，但是從來沒有看到過在英國出版我的書那家公司的某位先生。我也做好了準備，在那裡會有陌生的感覺，一如三十年前。

但是，情況大大不同。幾天以後，我感覺自己在倫敦有說不出來的舒適。不是因為倫敦有根本上的改變，是因為我自己改變了。我年長了三十歲，經歷過戰爭和戰後歲月的各種緊張和掙扎，我徹底渴望能過上寧靜的生活，不去聽任何政治性議論。當然，在英國也有不同的黨派，輝格黨和託利黨，一個自由派，一個保守派，還有一個工人黨，但是他們之間的討論與我不相干。毫無疑問，在文學界也有不同流派，有公開的爭論和隱蔽的敵意，可是我在這裡完全置身事外。不過，最讓我感到愉快的是，我終於又能感覺到一種文雅、禮貌，沒有激動、沒有仇恨的氛圍。在過去的若干年裡，對我的生活毒害最深的莫過於那種無論在鄉下還是在城市裡都感覺到的憎恨和緊張，我總得保護自己不要捲入這些爭論當中。這裡的居民還沒有驚惶失措到那等份兒上，這裡的公共生活中存留的規矩和體面要多於我們那些因為通貨膨脹的欺騙而變得道德淪喪的國家。這裡的人們生活得更為安詳，更為心滿意足，他們更多地關注自己的花園，自己喜愛的小玩意兒，而不是他們的鄰居如何。在這裡一個人能呼吸、思想和考慮問題。不過，真正讓我留下來的理由，是一部新的創作。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的《瑪麗·安託瓦內特》剛好出版，我正在讀那本關於伊拉斯謨的書的校樣。我在這本書裡嘗試著去描繪一位人文主義者的精神肖像：儘管他比任何專門致力於世界改造的人都更清晰地看到了時代的荒謬，可悲的是他無力做到帶著自己的全部理性去行動。在完成這部暗含著自我描繪的作品之後，我的本意是要寫一部計劃已久的長篇小說。我寫的傳記已經夠多了。但是，在我到了倫敦的第三天就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我的計劃。出於收集手跡的舊有激情，我來到大英博物館瀏覽那些向公眾展出的藏品，在裡面看到一份處決瑪麗·斯圖亞特的手寫報告。我不由自主地問自己：瑪麗亞·斯圖亞特到底是怎麼回事？她真的參與謀害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還是根本沒有？因為晚上沒有什麼書可讀，我便買了一本關於她的書。那是一本頌揚她的書，將她當成聖人一樣為她辯護，一本膚淺而愚蠢的書。由於無可救藥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買了另外一本書，這本書裡所主張的，幾乎和前一本書完全相反。現在我開始對這個個案感興趣。我想找到一本真正可靠的書。沒有人能說出一本來，於是我在尋找和了解中不由得進入了比較當中，在不自覺當中已經開始了準備一本關於瑪麗亞·斯圖亞特的書，這個工作讓我在圖書館待了好幾個星期。當我在1934年年初返回奧地利時，我已經下了決心，再回到我已經喜歡上了的倫敦，在那裡安安靜靜地來完成這本書。

沒用兩三天的時間，我就能看出來，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裡，奧地利的局勢正在向糟糕的方向發展。從英國那寧靜、安穩的氛圍一下子回到這個到處充斥著狂熱和爭鬥的奧地利，就如同人們在紐約酷熱的7月，從一個空氣涼爽，帶有空調的房間突然來到火爐般的大街上一樣。納粹的高壓開始慢慢摧毀宗教界和市民階層的神經，他們越來越尖銳地感覺到經濟上的壓迫，以及迫不及待的德國要鬧騰得天翻地覆的壓力。多爾富斯政府要保持奧地利的獨立，抵抗希特勒，一直在無望地尋找最後的支柱。法國和英國距離太遠，內心上也對奧地利持無所謂的態度，捷克斯洛伐克還充滿了對維也納的宿怨和敵意，這樣就只剩下了義大利：它當時力爭成為奧地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保護國，以便保護阿爾卑斯山的關卡和的裡雅斯特。對於這種保護，墨索里尼也提出了代價不菲的要求。奧地利應該順應法西斯主義的趨勢，議會制和民主就要結束了。如果不對社會民主黨——奧地利最強大、組織性最好的政黨——進行剷除或者剝奪其權力的話，奧地利就無法滿足墨索里尼的條件。要摧毀社會民主黨，除了血腥的暴力以外，別無他法。

多爾富斯的前任伊格納茨·賽佩爾已經為實行這種恐怖行動建立了一個組織，就是所謂的「家鄉護衛隊」。從外表上看，那是一個人們能想出來的最為落魄的組織，由一些外省的小律師、退役軍官、無正當職業的人、失業的工程師等人組成，每個人都是心懷失望的庸常之輩，大家彼此以最不堪的方式互相仇恨。最終他們找到一位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ernstrüdigervonstarhemberg，1899—1956）公爵作為自己的首領。這位公爵曾經坐在希特勒的腳下，煽動反對共和與民主；現在他帶著僱傭而來計程車兵，成了希特勒的敵手，放言「要讓人頭滾落」。這些「家鄉護衛隊」的人要做什麼積極的事情，還不十分清楚。事實上，「家鄉護衛隊」的目標無非是要上位而已，而他們的全部力量都在於墨索里尼的拳頭，正是這拳頭將他們推向前去。這些號稱愛國的奧地利人，用義大利人交給他們的刀鋸，砍掉自己置身其上的樹枝，竟然還渾然不覺。

社會民主黨更為清楚地認識到真正的危險究竟在哪裡。按說他們用不著畏懼公開的鬥爭。他們有自己的武器，可以通過總罷工可以讓鐵路交通、供水、供電等癱瘓。但是，他們也知道，希特勒正在等待的就是這樣的「赤色革命」，好找到一個藉口，作為「拯救者」挺入奧地利。於是，他們寧可犧牲自身的一大部分權利和議會，以便達成一個可以忍受的妥協。鑑於當時迫不得已的情勢——奧地利處於希特勒主義威脅的陰影當中，所有理性人當時都贊同這種折中方案。甚至多爾富斯本人——他是一個多謀善變、野心勃勃，同時也是一個有現實感的人——也傾向於奧地利國內達成一致意見。可是，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和他的同夥法伊（emilfey，1886—1938）少校——他後來在謀殺多爾富斯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奇特的角色——卻要求，「保衛同盟」（schutzbund）要交出武器，任何民主性的、公民的自由痕跡都要被消滅掉。針對這個要求，社會民主黨做了抵抗，兩個陣營接連不斷地向對方發出威脅。人們能感覺到，一場分出勝負的對決迫在眉睫。在這種無所不在的緊張中，我充滿預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亞的話：「如此渾濁的天空，沒有一場暴風雨是不會晴朗的。」

我只在薩爾茨堡待了幾天，接著就馬上去了維也納。就在這2月的最初幾天裡，風暴爆發了。「家鄉護衛隊」在林茨（linz）襲擊了工人組織的駐地，他們認為那裡有武器庫，要將那裡的武器儲備拿走。工人們以總罷工作為回應，多爾富斯再次下令，用武器將這人為的強行造成的「革命」鎮壓下去。於是，正規的國防軍用機槍和大炮對準了維也納的工人住宅區。三天艱苦的巷戰。這是在西班牙內戰之前最後一次民主與法西斯的較量。工人們堅持了三天，後來由於對方技術上的優勢而遭鎮壓。

那三天我在維也納，因而也是這決定性的戰鬥，是對奧地利獨立採取自殺行為的見證人。可是，我既然想當一位誠實的見證人，就必須承認一些首先顯得矛盾的事實，那就是我自己一點兒也沒有看到革命的景象。一個人若要挺身而出，給出那個時代儘可能真實而清楚的畫面，也必須有勇氣揭開那些浪漫主義的想象。對我來說，現代革命的技術和特點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它上演在一個現代大城市巨大空間中少有的幾個地方，因此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是完全看不到的。這顯得有些特別：我在1934年2月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這幾天裡就待在維也納，根本沒有看到這些發生在維也納的決定性事件當中的任何一件，在它們發生之時，一點點，哪怕一點點也毫無所知。有炮擊發生，許多房屋被佔領，幾百具屍體被運走，可是我一具也沒看到。任何一位在紐約、倫敦、巴黎的報紙讀者對發生的事情的瞭解，都超過我們這些似乎應該是見證人的人。在我們這個時代，離一個事件發生地十條街遠的人對該事件的所知要比那些在千里之外的人所知還少，這一令人吃驚的現象以後一直不斷地被證實。幾個月後，多爾富斯中午時分在維也納被謀殺之時，當天下午五點半我在倫敦大街上看到了這個頭條新聞。我馬上嘗試著跟維也納通電話。讓我吃驚的是，電話馬上就接通了；而更讓我吃驚的是，那些身在維也納，離外交部只隔著五條街的人所知道的比那位身在倫敦街角的人少得多。我也只能以自己經歷維也納革命的情況來從反面說明：今天的人如果沒有碰巧站在一個關鍵位置上，他對於那些讓世界的面孔和自身生活發生改變的事件見到的會少很多。我所經歷的全部情況是這樣的：那天晚上，我與歌劇院的一位芭蕾舞女導演，瑪加蕾特·瓦爾曼（margaretewallmann）相約在環城大道咖啡館見面。我步行去環城大道，正漫不經心地想準備穿過馬路，這時突然有幾個身著七拼八湊的破舊制服的人向我走過來，問我要去哪裡。當我向他們解釋說，我要去j咖啡館，他們就讓我過去了。我既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士兵突然站在街頭，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幹什麼。實際上，當時在郊區的槍戰已經持續了幾個小時，而在城裡大家都對此一無所知。只是當我晚上回到旅館結賬時——因為我打算明天回到薩爾茨堡——看門人才對我說，明天不大有可能通車。鐵路工人在罷工，而且城郊在發生什麼事呢。

第二天早上的報紙登載了關於社會民主黨暴動的訊息，相當含混其詞，聲稱暴動已經差不多被鎮壓下去。實際上，在這一天戰鬥才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政府決定除了機槍以外也要用大炮來對付工人的住宅。大炮聲我也沒有聽到。如果當時奧地利被佔領了，不管是被社會黨、納粹黨或者共產黨，我對此都會毫無所知，正如當時那些在慕尼黑的人早晨醒來後才從《慕尼黑最新訊息報》上知道，他們的城市已經在希特勒手中。在市中心，一切都和平常一樣那麼安靜，那麼有條不紊；在郊區，戰鬥正在激烈進行。我們愚蠢地相信官方的通報，以為一切都已經解決，一切都已經結束了。我因為要查閱一些東西去了國家圖書館，大學生們坐在那裡像平時一樣讀書、學習，所有的商店都在營業，人們根本沒有驚慌。一直到了第三天，整個事情都過去了以後，人們才一點一點知道了真相。第四天交通一恢復，我一大早就趕回了薩爾茨堡。在那裡我在街上遇到了兩三個熟人，他們馬上一股腦地向我詢問維也納到底出了什麼事。而我，按說曾經是革命的「見證人」，必須誠實地對他們說：「我不知道。你們最好買一份外國報紙。」

在事發的第二天，跟此事有所關聯的一件事以奇特的方式讓我做出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個決定。那天下午我從維也納回到薩爾茨堡的家裡，看到有很多校樣和信件，於是一直工作到深夜來處理它們，以便把拖欠下來的工作都完成。第二天早上，我還在床上沒有起身，有人敲門。如果不是特意說定某個時間的話，我們忠實的老僕人從來不會來叫醒我的，他一臉驚慌失措出現在門口，說請我下去一趟，警察局的先生們等在那裡，希望跟我說話。我有些吃驚，穿上晨服走到樓下。那裡有四位身著便裝的警察，他們向我宣佈，奉命來這裡對我的房子進行搜查，我應該馬上將藏在房子裡的「共和國保衛同盟」的武器交出來。

我必須承認，開始的一剎那我驚愕得不知如何回答。我的房子裡有「共和國保衛同盟」的武器？這太荒謬了。我從來沒有屬於過某一個黨派，從來不關心政治。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在薩爾茨堡住了。再說，將武器庫放置在位於城外山上的一座房子裡，好讓每個拿著武器下山的人都被人看到，這難道不是世界上最荒謬的事情嗎？我只是冷冷地回答說：「請便，您去找吧。」這四位秘密警察走遍房子，開啟一些箱櫃，敲打幾處牆壁。從他們搜查時的馬虎方式上我馬上就明白，這種檢視無非是走形式而已，沒有人真正相信在這座房子裡會藏有武器。半個小時以後，他們宣佈搜查完畢，然後離開了。

當時這出鬧劇為什麼令我如此憤慨，可惜這需要從歷史上做一些解釋性說明。在過去的十年裡，歐洲和世界幾乎都已經忘記，在從前私人權利和公民自由是多麼神聖的事情。自從1933年以來，搜查、隨便逮捕、財產沒收、驅逐、遣送以及各種想得出來的摧殘形式幾乎都變成了司空見慣的形式。我所認識的歐洲朋友們，幾乎沒有哪一位沒有遭遇過這些。但是，在1934年初的奧地利，住宅遭到搜查還是一種奇恥大辱。一個像我這樣完全遠離任何政治，多年來都沒有行使選舉權的人遭到了搜查，這一定有某種特殊的原因。實際上，這是一種典型的奧地利做法。薩爾茨堡的警察局長不得不對納粹分子出重拳，他們多次在夜裡用炸彈和爆炸物讓民眾感到不安。監視納粹分子是一種能給自己帶來很多麻煩的勇敢行為，因為納粹黨當時已經在採用恐怖手段。警署每天都接到恐嚇信：如果他們繼續「迫害」納粹黨，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納粹黨在涉及復仇的事情上，是會百分之百地守住承諾的。希特勒剛一入侵奧地利，那些忠心耿耿的奧地利公務員就被送往集中營。所以我推測，對我的住房進行搜查只是一種表演式做法，意在表明他們無論對誰都一視同仁。透過這個本身並不重要的小插曲，我能感覺到奧地利的形勢已經變得多麼嚴峻，來自德國方面的壓力有多麼大。自從警察來過以後，我不再喜歡這個家了。某種感覺告訴我，這樣的小插曲只是一個帶震懾作用的前戲而已，更多更深遠的攻擊還會接踵而至的。當天晚上，我開始將最重要的檔案打包，決定從此一直生活在國外，而且這種放手意味著的不光是這座房子和這裡的土地，因為我的家人將這座房子當成自己的家，她們熱愛這個國家。對我來說，個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沒有把我的意圖告知任何朋友和熟人，兩天以後返回倫敦。我到倫敦後的第一件事便是，通知薩爾茨堡的行政管理部門我徹底放棄將薩爾茨堡作為我的居住地。那是我與家鄉脫鉤的第一步。我知道，有了維也納的那幾天，奧地利已經慘敗了。當然，我還不知道，我自己會因此失去多少。

註釋

1923/1924年前後成立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準軍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