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時間，1919—1921年，奧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最為艱難的三年，我在薩爾茨堡生活的與世隔絕的狀態中，本來已經放棄了再次看到外面的世界這種希望。戰後的崩潰，國外人對德意志人以及用德語寫作的人的憎恨，貨幣貶值，這一切所具有的巨大災難，讓人已經想到此生只能留在自己的家鄉了。可是，一切都好起來了。又能吃飽了，又能重新坐在寫字檯旁不受打擾地工作了。沒有發生搶劫，也沒有發生革命。還活著，還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難道不應該再去嘗試一下年輕時的樂趣，出門去遠方？

我還沒有考慮到遠途旅行。可是，義大利就在跟前，只有八個或者十個小時的車程。我應該大膽一次走出這步？國境線這邊的奧地利人，可是他們的「頭號敵人」啊，儘管我自己倒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為了不讓自己的老朋友陷入尷尬，難道就應該不友好地避開他們，必須過他們的家門而不入？現在，我要邁出這一步，在某一天的中午，我越過了國境線。

晚上，我到了維羅納（verona），住進一家旅館。有人遞給我一張登記表，我在上面填寫了內容。看門人接過登記表看著，當看到「國籍」一欄寫著「奧地利」時，他大為吃驚。「您是奧地利人？」他問。我想，現在他要把我趕出門了。可是，當我肯定地回答時，他幾乎都高興得歡呼了。「啊，太好了！終於來了一個！」這是第一句問候，也再次證實了我在戰爭期間已經有的感覺：所有那些對仇恨的宣傳和煽動只能掀起短暫的狂熱，在根本上從來也不能真正觸及歐洲的大眾。一刻鐘以後，這位誠懇的看門人還特地到我的房間來看一下，是否所有的用品都準備停當。他盛讚我的義大利語，告別時我們發自內心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蘭。我又見到了大教堂，在畫廊裡遊蕩。能聽到自己熱愛的義大利語的聲樂，對所有的街道都那麼熟悉，能享受在異地他鄉中找到熟悉感，讓人倍覺舒坦。在路過時，我看到一個大樓上寫著《晚郵報》字樣。我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爾傑塞（borgese）是這個編輯部的領導，昔日在他的社交晚會上，我與凱澤林伯爵、本諾·蓋格爾一起，曾經度過很多思想激盪的愉快夜晚。他是義大利最好、最有激情的作家之一，對年輕人有著特別大的影響。雖然他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譯者，也狂熱地熱愛德國哲學，但在大戰期間卻採取了堅決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立場，與墨索里尼（後來分道揚鑣了）肩並肩地主張戰爭。在整個戰爭期間，我都因為知道有一位敵對國的老朋友是個軍事幹預主義者而有一種很怪異的感覺。正因為如此，我更有來見這位「敵人」的願望。不過，我可不想讓自己被拒之門外。我給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上面寫上了我的旅館地址。我還沒走下樓梯時，已經有人從後面追上來，那張充滿生命活力的臉因為興奮而光彩照人：博爾傑塞。五分鐘以後，我們就交談得內心毫無芥蒂，或許還更加推心置腹。他也從戰爭中得到了教訓，我們從各自的一岸出發，彼此比以往更近了。

到處都是這樣的情況。在佛羅倫薩，我的老朋友、畫家阿爾貝特·斯特林（albertstringa）在大街上向我走來，他緊緊地擁抱我，讓我的妻子——當時和我走在一起，卻不認識他——以為這位大鬍子的陌生人要謀害我。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不，比從前更加誠摯。我鬆了一口氣：戰爭被埋葬了。戰爭過去了。

可是，戰爭並沒有過去。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我們都在美好的願望中讓自己受到矇蔽，將自己的個人思想準備與外在世界的思想準備給混淆了。但是，我們不需要為這一誤判感到羞愧，因為那些政治家、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誤判一點也不亞於我們，他們同樣為復甦的虛假繁榮和心滿意足的慵懶所矇蔽。實際上，戰鬥只是轉移了陣地，從國家之間轉移到社會階層之間。我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場景的見證人，其影響深遠的意義我直到後來才明白。我們在奧地利的人，當時不太瞭解義大利的政治，只是知道由於戰後失望所造成的強烈的社會主義甚至布林什維主義傾向開始蔓延。每一面牆上都能看到用墨炭或者粉筆寫下的僵硬字母「列寧萬歲」。人們恍惚聽說，一個叫墨索里尼的社會主義領袖在戰爭期間與黨脫離，自己另行組織了某個對抗小組。但是，人們帶著事不關己的無所謂態度來接受這種訊息。這樣的小組有什麼大不了的？每個國家裡都有無數個這樣的小黨派：在波羅的海沿岸，到處都有志願兵團的人在行進，在萊茵蘭、在巴伐利亞都形成了分裂分子小組。到處都有遊行和政變，幾乎都被鎮壓下去了。誰也沒有想到，這些「法西斯主義者」——他們不穿加里波第義勇軍的紅衫，而是全部黑色著裝——會成為未來歐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在威尼斯，這一詞彙之於我突然就有了實在的內容。下午，我從米蘭來到我所熱愛的水上城市。沒有搬運工，沒有小遊艇。工人和鐵路員工無所事事地站在那裡，示威性地將雙手放在衣袋裡。由於帶著兩個相當重的大箱子，我環顧四周尋求幫助，向一位年長的先生打聽，在哪裡可以找到搬運工。「您來得太不湊巧，」他不無遺憾地回答我說，「不過，我們現在經常有這種日子。又是一次總罷工。」我不知道罷工是為了什麼，也沒有繼續問下去。我們在奧地利已經對此習以為常，社會民主黨太經常使用這種最終讓自己倒霉得最厲害的手段了，根本不去考慮實際效果如何。我於是吃力地提著箱子繼續走，直到看見一隻小船在小河道里快速地、偷偷地向我招手，然後讓我和兩個箱子上了他的船。我們用了半個小時到達了我的旅館，路上遇到若干人對我的船伕——這個打破罷工規矩的傢伙——揮舞拳頭。我不假思索地按照老習慣去了聖馬可廣場。那裡冷清得讓人吃驚。大多數商店的防護窗都放下了，沒有人坐在咖啡館裡，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兩兩地站在拱廊下面，好像在等待著什麼特別之事的發生。我和他們一起等。然後，這樣的場景就突然出現了。從旁邊的一條小巷裡邁步走出來，或者可以說原本是以急匆匆的腳步跑出來一組年輕人，非常整齊，用練習過的節奏唱一首歌，歌詞的內容我不知道——後來我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他們揮舞著棍子，以疾跑的步子向人數超過他們百倍的人群衝過去，讓這些受攻擊者來不及反抗。這個有組織的小團伙的確大膽而且快速地衝擊人群，等對方意識到這是一種挑釁時，已經沒有辦法抓到這些人了。這些受到衝擊的人現在生氣地湊在一起，攥起拳頭，但是太晚了，他們已經追不上那個小小的衝鋒組了。

眼見為實的印象總是更有說服力。我第一次知道，那個傳說中的，我還不知道的法西斯主義是真實存在的，領導極為有方，它是下定決心要讓那些無畏的年輕人成為自己的狂熱信徒。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能認同佛羅倫薩和羅馬那些年紀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們總是輕蔑地聳聳肩膀，稱這些年輕人為「僱傭來的匪幫」，嘲諷他們為「魔鬼的兄弟」。我出於好奇買了幾期《義大利人民報》，從墨索里尼那尖銳、拉丁語式簡潔和形象的文風中看到了同樣的決心，正如聖馬可廣場上衝鋒組的年輕人表現出來的決心一樣。我當然還無法知道這鬥爭在一年以後達到的規模。我從這個時刻開始知道，無論這裡還是在別處，我們都面臨著一場鬥爭，我們的和平還不是真正的和平。

對我來說，這是第一個警告：在我們歐洲似乎平靜的表面之下，還潛藏著完全危險的暗流。第二個警告沒過多久就接踵而至了。我因為再度有了旅行的興趣，決定夏天去德國北海之濱的威斯特蘭（westerland）。當時對一個奧地利人來說，去德國還是能讓人感覺振奮的。跟我們疲軟的克朗相比，德國的貨幣馬克還一直表現得相當不錯，現在似乎是在很好的康復之路上。火車準點到以分鐘計算，旅館整潔得一塵不染，鐵路兩旁到處是新建的房屋、新建的工廠，到處都是無可指摘的、沒有喧囂的秩序井然，人們在戰爭之前痛恨這種秩序，可在混亂之中又學會了珍視秩序。空氣中有某種特殊的緊張，因為整個國家都在等著熱那亞和拉巴洛（rapallo）的談判結果，不知道能否得到人們所希望的減少戰爭賠償，或者至少會達成真正和解的清醒姿態。這是德國第一次作為有平等權利的國家與那些敵對國家一起坐在談判桌前。主持這次在歐洲歷史上有紀念意義談判的，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傑出的組織才能在戰爭期間已經顯露無遺，他在第一時間就認識到德國經濟的薄弱之處——這也是後來讓德國經濟遭受致命一擊的軟肋——即原材料供應。他及時地（在這方面他也是有遠見的）將全部經濟置於中央控制之下。在戰爭結束之後，當德國需要一位外交部部長來與對手中那些最睿智、最有經驗的人打交道時，這一人選自然就非他莫屬。

遲疑良久，我在柏林給他打了電話。他正在打造這個時代的命運，我怎麼能去打擾他呢？「對，確實很難，」他在電話裡說，「現在我也必須因為工作而犧牲友誼。」不過，他有那種能利用每一分鐘的出色組織技巧，馬上就找到了一個會面的可能性。他說，他要去幾個使館拜會，從格魯內瓦爾德（grunewald，拉特瑙的住地）得有半個小時的車程。最簡單的辦法是，我過去到他那裡，我們利用這半個小時在汽車上聊一下。他的確有那種精神上的專注能力，能快速而徹底地從一件事情轉到另一件事情上，任何時候在汽車或者火車上的談話都能如此精確和深刻，如同在他的工作室裡一樣。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而且我也相信，能跟一位不介入政治，與他有多年友誼的老朋友說說話，也會讓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長談，我可以作證，拉特瑙雖然並非完全沒有個人野心，但是絕非帶著某種貪婪或者急不可耐地接手相當棘手的德國外交部部長一職。他早就知道，這個任務目前還是無解的，他最多也就能完成四分之一，能達成幾個無關緊要的讓步。但是，真正的和平，寬宏大度地彼此面對，現在還不能指望。「也許需要十年，」他對我說，「前提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不光是我們不好過。那些老一代得從外交界中退出，那些將軍都成了公共廣場上的紀念雕像，站在那裡不再作聲，這才有可能。」他完全明瞭，自己作為猶太人，有雙重的責任。在歷史上也許很少能有這樣一個人，帶著那麼大的疑慮和那麼深的內心思考來接受一項任務，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能解決這一問題的是時間而不是他。他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危險，自從埃爾茨伯格爾（erzberger）被暗殺——他接手了簽署停火協議這個不愉快的責任，而魯登道夫小心地躲到了國外而回避這個責任——拉特瑙就一點兒也不懷疑，作為一位主張和解的先鋒，等待著他的也會是類似命運。不過，沒有結婚、沒有子女、從根本上極度孤獨的他，認為自己沒有必要害怕這種危險。我也沒有勇氣提醒他要注意個人安危。拉特瑙在拉巴洛會議上做得非常出色，在當時的條件下他達到了最好的結果，這在如今已經是一個歷史事實。他那種能把握任何一個有利時機的出色天才，那世界級人物的風度，個人的聲望，從來沒有像那次那麼光芒閃爍過。但是，德國國內的一些群體的力量已經日漸壯大起來，他們知道能給自己注入力量的唯一手段便是：不斷對被戰勝的民眾宣稱，他們根本沒有戰敗，任何談判和讓步都是對國家的背叛。當時的秘密團體——因為強烈的同性戀風氣而結成——的勢力之大，超過了當時共和國領導者的預想。在自由的理念下，共和國領導者們對所有群體都聽之任之，包括那些意圖在德國永遠消滅自由的群體。

我在市中心外交部門口和他告別，沒想到那竟然是永別。我後來從新聞照片上認出，時隔不久，就在我們一起駛過的那條街道上，殺手伏擊了我們一起坐過的那輛汽車。按說，我沒有成為這個歷史上災難性一幕的目擊者，也只是因為偶然。因此，這一悲劇性場景——德國的不幸、歐洲的不幸由此開始了——在我這裡更讓人內心有所觸動，更印象十足。

那一天我已經在威斯特蘭。數以千百計的療養者在沙灘上愉快地休閒，又有樂隊在給了無憂無慮地避暑的人們演奏音樂，就如同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訊息傳來的那一天一樣！突然，送報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樣從濱海大道上跑過來：「瓦爾特·拉特瑙被暗殺！」恐慌開始了，這一訊息震動了全德國。馬克一下子暴跌，沒有什麼能支撐的了，一直瘋狂到以兆來計算。現在才開始了真正的通貨膨脹的混亂局面，相比之下，我們奧地利之前的1:15000的通脹率只是一個小兒科的遊戲而已。要想講述當初那些細節，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需要整整一本書的篇幅，而這樣的一本書在今天看來如同童話一樣。我經歷了這樣的日子，早上買一份報紙需要五萬馬克，到了晚上則需要十萬馬克。必須兌換外幣的人，將兌換的數額按照小時來劃分，因為四點鐘能換到的數量比三點鐘的要多出幾倍，而五點鐘又會比一個小時前再多出幾倍來。比如，我將寫了一年的一部手稿寄給出版人，為保險起見要求出版人馬上預付一萬冊印數的稿酬，等到支票來到時，其價值還不夠一個星期前我所支付的包裹費用呢。電車票都是以百萬計算的。中央銀行用卡車將紙幣運往各銀行，十四天以後人們可以在排水溝裡看到十萬馬克的鈔票：那是一個乞丐不屑地扔掉的。一根鞋帶比一雙鞋還貴，不，比有兩千雙鞋的豪華商店還要貴。去修理一扇玻璃窗比以前買整座房子還要貴。一本書要比以前有上百臺機器的印刷廠還要貴。如果兜裡有一百美元，可以在柏林的選帝侯大街上買一排六層樓的房子。從前的一家工廠現在也不過是一臺手推車的價錢。半大的男孩子要是碰巧在港口揀到一箱被人落掉的香皂，他就可以開車兜風幾個月，每天賣出一塊香皂就能生活得像王侯一樣奢侈，而他們的父母，從前的富人則在四處乞討。送報人成立了銀行，在各種外匯買賣中投機。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是大贏家施廷內斯（stinnes）。他利用德國馬克崩潰的時機擴充套件貸款，買進一切能買到的東西，礦山和輪船、工廠和股票、城堡和農莊，實際上什麼都沒有花費，因為所有的欠債都歸零。不久以後，四分之一的德國都在他的手中。可笑的是，那些總是對看得見的成就感到心旌盪漾的德國民眾還向他歡呼，好像他是天才一樣。數以千計的失業者無所事事地站在那裡，對著豪華汽車裡的外國人和給他們開車門的人握緊拳頭，他們能買下整個一條街，就如同買一包火柴一樣。每個會讀寫的人都在交易和投機，都在掙錢，同時有一種神秘的感覺，他們都在欺騙，也在被一隻躲藏起來的手所欺騙：這隻手在明確地策劃這場混亂，以便讓這個國家擺脫債務和責任。我自認為對歷史相當瞭解，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類似的瘋狂時代，會產生這麼大比例的通貨膨脹。一切價值都發生了改變，不光是在物質方面；國家的規定遭到嘲笑，沒有什麼風俗、道德會被顧及，柏林變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藪。酒吧、遊藝場、小酒館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我們在奧地利所見到的，只是這種群魔亂舞場景的一個溫和而羞怯的小前奏而已，因為德國人讓自己的激情和條理徹底反轉過來。沿著選帝侯大街，塗脂抹粉、帶著假腰肢的年輕人在來回晃盪，他們並非都是職業賣身者，中學生也都想掙些錢；在那些昏暗的酒吧裡，可以看到國務秘書和高階金融大員在向喝醉了的水手溫柔地大獻殷勤，沒有任何羞恥感。就算是斯韋東（sueton）的羅馬，也沒有過如柏林的變性化裝舞會這樣的放蕩：上百名男扮女裝和女扮男裝的人在警察讚許的目光下勁舞狂歡。在一切價值崩塌的時候，瘋狂正好侵襲了秩序至今尚未受到震盪的市民階層。年輕姑娘們很是以反常為榮。到了十六歲還被人懷疑是處女，這在當時柏林的任何一所學校裡都會被當成是丟臉的事兒，每個人都想能吹噓自己的風流冒險，越離奇就越好。在這種狂歡的色情當中，最重要的便是那種可怕的不真實。從根本上，隨著通貨膨脹而在德國爆發出來的恣意縱慾，無非是一種發燒般的模仿而已。到處都能看到，這些市民家庭出身的姑娘，她們原本是願意把頭髮向兩邊梳分，而不是梳成一個平光光的男人髮型；她們更願意用小勺吃帶奶油的蘋果蛋糕，而不是去喝烈酒。到處都可以看到，整個民眾對這種過度刺激，這種每天都不得不走通貨膨脹這條鋼絲，這對人神經的折磨已經變得無法忍受了。這個被戰爭弄得完全疲憊不堪的國家，原本只是渴望著秩序、安寧，渴望著一點點的安全和市民生活。他們暗地裡憎恨這個共和國，不是因為它壓制了這種狂野的自由，而是正好相反，它手裡的韁繩太鬆了。

經歷過這個世界末日般年月的人，哪怕他們對其感到厭惡和痛恨，也會感覺到：這肯定會遭到沉重一擊，會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制出現。那些將德國民眾驅趕向混亂的人，正手裡拿著時鐘在幕後笑吟吟地等著時機：「這個國家的情況越糟糕，對我們就越有利。」他們知道，自己出頭的日子快到了。當時聚集在魯登道夫周圍的人要比聚集在尚無權勢的希特勒周圍的人多，他們已經明確顯示出逆向革命的跡象。那些不得不脫下軍裝的軍官組織起秘密團體；那些覺得自己的一生儲蓄都被人騙走了的小市民也悄無聲息地聚集在一起，只要承諾帶來秩序的口號，他們都願意接受。對共和國來說，再也沒有比它那種理想主義的嘗試更致命的了：它要給民眾以自由，哪怕是自己的敵人，它也要給予自由。德意志民族是一個講究秩序的民族，面對自由他們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已經在焦急地等著有人來將自由從這裡拿走。

德國通貨膨脹結束的那一天（1923年），原本可以是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隨著一聲鐘響，當快速上漲起來的一兆馬克兌換一個新馬克時，標準也就給定了。的確，那帶著汙濁和泥漿的渾水不久以後就退去，酒吧、小酒館消失了，各種關係開始正常化，現在每個人都能清楚地計算出來，自己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絕大多數人，一個巨大的群體，都是輸家。可是，罪責沒有記到那些對戰爭負有責任的人身上，而是記在那些有犧牲勇氣（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感謝）的人身上，那些讓自己挑起建設新秩序這一重負的人身上。我們必須時刻記住的是，沒有什麼比這次通貨膨脹讓德國民眾變得如此惱火，如此充滿仇恨和憤怒，如此容易接受希特勒。戰爭雖然讓生靈塗炭，但總是給人帶來可以歡呼的時刻，有鐘聲和勝利的號角。作為一個不可救藥的軍國主義國家，德國人曾經因為戰爭中取得的階段性勝利而獲得驕傲感的提升，而通貨膨脹卻讓德國人只感覺到被玷汙、被欺騙、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德意志共和國的這幾年，他們寧願喚回那些屠殺者。不過這些還都遠著呢。況且，到了1924年，混亂不堪的怪象似乎已經如鬼火一樣消失了。日子又光明起來，人們知道該怎樣做。秩序還在恢復當中，我們已經對長期的安寧表示出歡欣鼓舞。多少次，多少次，我們以為戰爭已經過去了。傻瓜，不可救藥的傻瓜，如同以前一樣。然而，也正是這種欺騙性的幻覺，畢竟送給我們十年的工作、希望甚至安全。

從今天來看，1924到1933的近十年間，也就是從德國通貨膨脹結束到希特勒掌權，是我們這一代人從1914年開始見證的大災難系列的一箇中場間歇，儘管這期間也存在各種問題。在這期間也不乏個別的緊張局勢、動盪和危機，尤其是1929年的那場經濟危機，但是在這十年間歐洲似乎有了和平，這已經有非常大的意義。德國體面地被國際聯盟所接受，獲得貸款來建設經濟——實際上被秘密地用於軍備；英國裁減了軍事力量；在義大利，墨索里尼接手了對奧地利的保護。世界似乎又要開始建設了。巴黎、維也納、柏林、紐約、羅馬，無論是勝利者還是被戰勝的城市，都變得比以前漂亮了。飛機讓交通變得快起來，辦理護照的規定不那麼繁複了，各種匯率之間的大幅度波動停止了。人們又都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可以支出多少，不再將注意力那麼狂熱地集中在外在的問題上。人們又能夠工作，集中心思去思考精神世界，甚至又可以重新夢想，可以指望有一個一體化的歐洲。在這人類社會的一瞬間——這十個年頭——好像我們這經歷過磨難的一代將會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一樣。

在我的個人生活中最為突出的是，在那些年裡有一位客人來到我的家裡，並且在這裡舒坦地住了下來。這位客人——成就——是我從來沒有期待過的。不難理解，我並不十分情願提到自己的作品所取得的外在成功。在一般情況下，我也不會允許任何哪怕最不經意的明說暗示，只要它們可能會被理解為自負或者吹噓。但是，我在這裡有一個特殊的理由，而且我甚至必須做到不諱言我的人生歷史上的這一事實，因為這些成就自從希特勒上臺的七年以來已經成了歷史上的成就。我的書曾經數以幾十萬、上百萬計，在書店和無數個家庭中找到安全的居留地，今天在德國已經一本也得不到了。誰要是還有一本的話，就會小心地藏起來；在公共圖書館裡，它們都被放在「毒草專櫃」裡，只有那些少數得到了當局特殊許可——大多數是出於批判辱罵的目的——的人，才可以因為「學術需要」來使用它們。那些曾經給我寫信的讀者、朋友，早沒有人敢把我這個遭到蔑視的名字寫在信封上。不僅如此：在法國，義大利，在所有受到奴役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我的著作譯本屬於讀者最多的書籍——我的書都因為希特勒的命令而遭禁。今天作為作家的我，用我們的格里爾帕策（grillparzer）的話說，是一位「走在自己屍身後面的活人」。我在四十年裡在國際上打造的一切（或者說差不多一切），都被這一隻拳頭擊得粉碎。所以，當我提到我的「成就」時，不是在說現在屬於我的東西，而是從前曾經屬於我的東西，如同我的房子，我的家鄉，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無拘無束。如果我不讓人看到先前達到的高度，就無法讓人形象地知道我——與無數同樣無辜的人一起——所遭受的跌落有多麼深、多麼徹底。它對我們整個文學一代的滅絕，是絕無僅有的；它所帶來的後果之慘烈，就我所知，在歷史上沒有第二個可以與之比肩的例子。

成就不是突然之間湧到我這裡來的。它來得緩慢、小心翼翼，但是堅持不懈而忠誠可靠，直到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將它趕走。它一年一年地提升自己的影響。繼《耶利米》以後出版的第一本書，也就是「世界的建築大師」中的第一本——三部曲《三位大師》——就開啟了成就之路。表現主義者、行動派、實驗派都已經謝幕了，對於那些耐心堅守的人來說，通往民眾的路又沒有障礙了。我的中篇小說《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大受歡迎，達到了平時只有長篇小說才能有的程度。它們被改編成戲劇，被公開朗誦，被拍成電影；一本小書《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所有學校都在讀它——在「孤島叢書」中很快就達到二十五萬冊的銷量。沒用幾年的時間，我就獲得了這一型別的成就（我感覺，這是一位作者所能得到的最有價值的成就）：一個群體，一個可靠的人群，他們在期待著作者的每一本新書，他們買每一本新書，他們信任作者，而作者也不可以讓他們失望。這個群體慢慢變得大起來，而且越來越大。我的每一本書，在德國發行第一天就能銷售出去兩萬冊，這還沒有在報紙上刊登任何廣告。有時候我有意識地迴避這種成就，但是它總是以驚人的韌性追隨著我。我純粹出於個人的興趣寫了一本書，富歇的傳記，當我把書稿寄給出版人時，他馬上回信給我說，立刻開印一萬冊。我建議他不要印這麼多，富歇不是一個招人喜歡的形象，書裡面也沒有任何女人的橋段，不太可能吸引到更大範圍的讀者，他最好先印五千冊。一年以後，這本書在德國銷售了五萬冊。在同樣的這個德國，現在人們不可以讀我的任何一行字。我在修改悲劇《伏爾波尼》（volpone）時，也遇到類似的情況。我本來打算寫成一種詩體劇，於是在九天的時間內用簡易鬆散的散文詩形式寫下了各場次，正巧德累斯頓的宮廷劇院來信詢問我的最新寫作計劃。由於這個劇院首演了我的戲劇處女作《忒耳西忒斯》，我一直覺得自己對他們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於是給劇院寄去了散文詩版的劇本，並表示了歉意：我所呈上的，只是一個計劃要加工成詩歌的初稿。可是，劇院馬上就給我拍來電報，請求我不要做任何改動。這個劇本也真的就這樣登上了世界各地的舞臺（在紐約是在戲劇公會上演，艾爾弗雷德·倫特［afredlunt］主演）。那些年不管我做什麼，成功和不斷增大的讀者群一直對我不棄不離。

在撰寫傳記或者評論性的文字去評價外國作品或者人物時，我總是覺得有責任去探究它們/他們是由於哪些原因才在自己的時代中獲得影響或者沒能獲得影響。所以，有時候在沉思默想之時我也不能不問自己：我的書裡有哪些特殊之處，讓它們給我帶來這麼出乎意料的成功。最終的結論是，我認為這是出於我自己的一個缺點，我是一個沒有耐心的、感情用事的讀者。在一部長篇小說、一部傳記或者一個思想討論中，如果一部作品有任何冗長之處，任何瑣碎的鋪排、朦朧的晦澀，一切不清晰、不明確之處，一切多餘的繞來繞去之處，這些都會讓我感到厭煩。只有那些每一頁都有高潮，能讓人一口氣讀到最後一頁的書，才會讓我感到真正的享受。我拿到手裡的書，百分之九十我都以為有太多多餘的描寫，囉唆的對話和沒有必要的配角，把書給擴充套件得太寬泛，因而也就太不緊張、太死氣沉沉。甚至那些最著名的經典大作也有很多拖泥帶水的地方讓我感到閱讀上的不愉快，我經常向出版人提出膽大妄為的設想：編輯一個能讓人一目瞭然的系列，將全部的世界名著——從荷馬到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托馬斯·曼）——進行剔除累贅部分的徹底縮寫。唯其如此，這些作品——它們毫無疑問包含著超越時代的內容——才能在我們的時代重新煥發出生命的活力。

我個人在閱讀別人的作品時對冗長和枯燥的反感，也會轉移到自己的寫作上，這培養了我特殊的警覺。我的寫作總是很輕鬆和流暢，在一本書的第一稿中我總是信手寫來，讓自己心中所想流淌出來。同樣，在一部傳記性質的作品中，我也總是把一切供我使用的資料細節都用起來。比如，在寫作《瑪麗·安託瓦內特》這本書時，我的確核對了她的每一個賬單，以便確定她的個人開銷；我也研讀了當時的報紙和各種小冊子，把當時的審判卷宗一行一行地仔細研究過。不過，在印出來的書裡，找不到一行這樣的內容，因為在一本書的初稿大體完成時，對我來說真正的工作才開始，即壓縮和構思的工作，從一稿到下一稿，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工作。一遍一遍地推倒重來，不斷地對內部構造進行精煉和提純。大多數人無法下決心對那些他們自己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還帶著一種偏好，願意讓字裡行間的內容比自己原本所知的內容更深、更廣，而我的抱負卻在於：自己所知道的，一定要多於從外面可見到的。

這種濃縮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跌宕起伏，還要在後來的印刷校樣上重複一遍、兩遍、三遍。這一過程後來就變成了一個樂趣無限的狩獵活動：去找到一個多餘的句子或者一個詞語，在缺少它們時既不會減少精確性，還能讓作品的節奏加快。在我的工作過程中，最讓我感到愉快的部分，便是這種刪減工作。我還記得有那麼一次，我特別滿意地放下工作站起來時，妻子對我說，好像我今天完成了什麼非同尋常的事情。我不無驕傲地回答她說：「對，我成功地將整個段落刪掉了，這樣就找到了一種更流暢的過渡。」如果說，有時候我的書因為能抓住讀者的節奏而受到讚譽的話，那麼這個特點絕非出於天性的不安或者內心的躁動，而僅僅是由於有那種系統性的方法，始終將一切多餘的停頓和噪音都處理掉。如果說我的寫作有哪種藝術可言的話，那就是這種捨棄的藝術，因為哪怕在寫出來的一千頁手稿中，有八百頁最後被扔進了廢紙簍，只有二百頁經過篩選的精華被印出來，我也不抱怨。如果有什麼能在某種程度上解釋我的書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反響，那便是我嚴格遵循這樣的規則：我寧可讓作品篇幅小，但是一定只寫最重要的內容。書中的想法從一開始就完全帶著歐洲的、超越國界的取向，所以當有外國出版社和我取得聯絡時，我實實在在地感到高興：他們來自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脫維亞、芬蘭和中國。不久以後，我就得買一個很大的書櫃，以便放下不同語言的譯本。有一天我在日內瓦的國際組織「知識界合作」的統計數字上看到，我是當時被翻譯得最多的作者（按照我的秉性，我又會多次說這是一個錯誤的訊息）。另外一天，來了一封俄國出版社的信件，該出版社要給我出俄文版作品全集，問我是否同意讓馬克西姆·高爾基為全集寫序言。我是否會同意？我還是個中學生時，就在課桌下面偷偷地讀過他的中篇小說，多年來一直熱愛他、欽敬他。然而，我從來沒敢想他會聽到過我的名字，更不用說還會讀我的作品，根本不敢想一位這麼重要的大師級人物會給我的作品寫序。某一天，一位美國出版人出現在我在薩爾茨堡的房子前——還帶著一封介紹信，好像真有必要這麼做似的——建議接手我的全部作品來陸續出版。這就是維京出版社（vikingpress）的本亞明·許佈施（benjaminhuebsch），從那時起他一直是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當我在其他地方的全部出版物都被希特勒的馬靴踏入地下時，在我失去了舊有的、原本的、德意志的、歐洲的家鄉時，他用文字給我保留了最後的家鄉。

這樣的外在成就也會是危險的，它能讓一個此前對自己美好意圖比對自己的能力和影響力更有信心的人，感到不知所措。任何一種知名度本身，都會擾亂一個人自然而然的均衡。在平常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名字無非如同香菸的包裝紙一樣：一個識別性的標記，幾乎是無關緊要的物件，與真正的主體即原本的我，只是鬆散地關聯在一起。在成就出現時，這個名字也跟著一起躥紅。它掙脫了原本使用這個名字的人，自身變成了一種權力，一種力量，一個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在向內的強烈反衝中，它也會產生一種力量，開始去影響、去主宰、去改變那個用它作為自己名字的人。榮幸的、自信的天性會在無意識中成為它所帶來的效應。頭銜、地位、勳章以及名字的知名度讓這些人有更高的安全感，能產生一種被升高的自我感覺，會帶給他們一種意識：他們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這個時代有著特別的重要性，他們不由自主地吹噓，以便讓自身能達到外在影響效應相符合的高度。不過，一個天性就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會覺得每一種外在的成就都是一種責任，力圖讓這種困難狀態儘量保持不變。

我並不是要說，我沒有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興。正好相反，它讓我感到非常幸福，只要這隻關涉到已經與我脫鉤的產品，即我的書以及由此而來的虛名。當我沒有被人認出來站在一家德國的書店裡，偶然看到一位中學生走進來要一本《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用自己不多的零花錢來買書，這是令人感動的一幕。在臥鋪車廂裡，當列車員在旅客登記時看過名字之後充滿敬意地將護照還給我，或者當一位義大利海關人員在認出我之後，因為他讀過我的某一本書而不再對我的行李進行檢查時，這也會愉快地撥動我的虛榮心。或者，純數量上的效應，對於作者而言也是一種誘惑。我碰巧在一本書的首發那天來到萊比錫。看到自己用三四個月的時間寫在三百頁紙上的東西，竟能在無意之中引起那麼多人力勞動，這讓我感到奇特的激動。工人們把書裝在大箱子裡，另外一些人氣喘吁吁地把它們搬到下面的卡車上，裝到開往各個方向的火車上。幾十個姑娘在印刷廠裡分揀印張，排字工、裝訂工、搬運工、批發商都從早晨一直工作到夜裡。人們也能計算出來，如果把這些書當成地磚排起來，可以修建一段像樣的路。物質方面的收益，我也從來沒有敢高傲地蔑視。在剛開始的若干年，我從來沒敢想過還能靠書掙錢，甚至版稅收益還能維持生活。現在，這些書突然給我帶來數量可觀的錢財，而且數額總是在上升，好像它們足以消除我的任何憂慮——那時又有誰能想到我們這個時代呢？我可以慷慨地投入青少年時代的昔日愛好當中，去搜集名人手跡，這些令人讚歎的聖人遺蹟中，也有一些最精美、最珍貴的作品在我那裡找到了備受呵護的歸宿。我能夠用自己寫的，在某種更高意義上說相當短命的作品，來購入那些永恆著作的手跡，莫札特、巴赫、貝多芬、歌德、巴爾扎克等人的手稿。所以，如果我要號稱那些意想不到的外在成功對我來說無所謂，或者我在內心中對其有所拒斥，那會是一種多麼可笑姿態。

不過，我說這話時，也是實實在在的：只是當成功限於我的書上、限於我的文學上的名聲時，我才為此感到高興；當人們將好奇平移到我本人身上時，成就對我來說更多是騷擾性質的。從少年時代開始，我那本能地要保持自由獨立的願望就強於其他一切願望。我感覺到，一旦照片被刊登出去，一個人的個人自由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會受到阻礙和破壞。況且也存在著一種危險，即我出於興趣而開始的事情，會變成一種職業甚至成了「業務」。每次郵差都帶來信件、請柬、通知、需要回答的詢問。我要是外出一個月，回來以後總有那麼兩三天的時間花在處理成堆的大量郵件上，以便讓「業務」再重新井井有條。由於我的書在市場上十分暢銷，我雖然不情願，但是也不得不陷入一種要求條理分明、全域性把握、準時、機警的業務處理當中，以便正確地處理這些事情。這些都是令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天性根本不相符合，而且對純粹的、無拘無束的感覺和夢想構成了最危險的威脅，會將它們擊得粉碎。於是，人們越希望我能參加活動——演講、慶典——我就越深居簡出。我幾乎有一種病態的畏懼，不敢理直氣壯地承擔自己的名字，這個障礙我幾乎從來沒能克服。直到今天，在大廳裡、音樂會或者戲劇演出中，我還會完全出於本能去坐在最不顯眼的最後一排；最讓我無法忍受的就是，坐在主席臺上或者一個出頭露面的位置上，讓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臉。每一種形式的匿名生存，對我來說都是一種需求。當我還是一位小男孩時，就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我所敬仰的老一輩作家和藝術家總是通過穿著絲絨外套，波浪捲髮或者讓頭髮覆蓋前額等方式——比如我尊敬的朋友阿圖爾·施尼茨勒和赫爾曼·巴爾——通過與眾不同的鬍鬚樣式或者奇裝異服讓自己在大街上一下子就被人認出來。我深信，任何因為外形而引人注意的人，都會在無意識當中讓自己過著本來之「我」的「鏡中人」的生活（這是韋爾弗爾的用詞），每個姿勢都要有一定的風格，隨著這種外在態度的改變，一般而言內心天性中的誠懇、自由和無所顧慮也就會失去了。如果我今天還能重新看，就會考慮到享受這雙份的幸運狀態：文學上的成就以及同時保留個人的匿名性。我要用另外一個名字，一個憑空捏造的名字，一個筆名來發表自己的作品。生活本身已經夠刺激，充滿了驚喜，要是還能有雙重生活，那該多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