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從邏輯的角度看，在德國和奧地利繳械以後，我能做的最愚不可及的事情便是回到奧地利，回到那個從前的皇權帝國，現在只是歐洲地圖上一塊尚未確定的、毫無生氣的灰影子。捷克人、波蘭人、義大利人、斯洛維尼亞人都讓他們自己的地盤分出去了；現在所剩下的是，只是一個殘軀，所有的動脈都在流淌著鮮血。那些被強制性地稱為「德意志——奧地利人」的六七百萬人口中，其中的兩百萬飢寒交迫地擁擠在首都維也納。那些曾經讓這個國家變得富裕的工廠，現在都在外國；火車現在也變成了可憐的短短的列車；國家銀行裡的黃金被拿走了，取而代之的是鉅額戰爭貸款。邊境線還沒有劃定，因為和平會議幾乎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召開，誰承擔哪些責任還沒有確定下來。沒有面粉、沒有面包、沒有煤、沒有煤油。一場革命看來將會不可避免，不然的話，就得有個化解災難的辦法。從各種現實的角度看，這個由戰勝國人為製造出來的國家是無法獨自生存下去的，社會主義黨、教會力量的政黨、民族主義的政黨，所有的政黨在這個問題上異口同聲，都根本不想獨立。據我所知，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麼糾結的情形：一個國家被強迫獨立，而這個國家自身卻拒絕這種獨立。奧地利希望要麼跟過去的鄰國再度統一起來，要麼與同宗的德國統一，無論如何不要以這種殘缺的方式過最屈辱的乞丐式生活。那些鄰國卻不願意繼續與奧地利保持經濟上的同盟關係，部分原因是他們覺得奧地利太窮了，部分原因是他們害怕哈布斯堡皇室捲土重來。另外一方面，歸併到德國是被協約國所禁止的，為的是不要增強戰敗國德國的力量。所以才有了這樣的明確條文：德意志人的奧地利共和國必須繼續存在下去。這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個不想存在的國家被命令道：「你必須留在這兒，存在下去！」
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我在最糟糕的時刻自願重新回到那個我曾經離開的國家，今天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我們戰前那一代人，不管怎樣還是在一種非常強的責任感中成長起來的。人們認為，越是在最堅苦卓絕的時刻，越應該回到自己家庭所屬於的那個地方。反正，我覺得為了自己的安逸而避開那裡正在發生的悲劇性情況，是一種怯懦。我，作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責任必須用自己的詞語來幫助人們戰勝失敗。我感覺自己在戰爭期間是多餘的，而在戰敗之後好像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因為我對戰爭拖延的抵制，在人們當中，尤其是青年當中，贏得了一些道德上的聲望。就算我百無一用，至少還有一個意義：那就是一同去經受早就預言到的、無所不在的苦難。
當時返回奧地利的行程準備差不多同去北極探險一樣。必須穿得暖和，要準備好毛衣毛褲，因為誰都知道國境線那邊沒有煤可燒，而冬天已經站在門前；必須得換好鞋底，因為在那邊只有木頭鞋底；在瑞士方面允許的額度內要儘量帶上食物儲備和巧克力，以保證在拿到麵包票和肉票前不至於捱餓；要去給行李辦保險，保險額要儘量高，因為大部分行李車都會遭到搶劫，而任何一雙鞋、一件衣服都不是可有可無的。只有在我十年以後去俄國旅行時，才再一次做了類似的準備。在邊境站布克斯（buchs），也就是在一年多以前我帶著強大幸福感進入這個國家的那個地方，我還有那麼一刻的猶豫不定，問自己在這最後的一刻是否還是轉身回去。我感覺，這會是影響我一生的決定。我還是選擇走向那個更沉重、更艱難的生活。我又上了火車。
當我一年前到達時，我在瑞士的邊境站布克斯站經歷了令人激動的一分鐘；現在在我返程時，在奧地利這邊的邊境站費爾德基爾希（feldkirch）也有了與之相比毫不遜色的難忘一分鐘。在下車時我已經感覺到邊境官員和警察身上那種明顯的不安。他們並不太注意我們，邊境檢查十分草率，好像他們在等待更重要的事情。終於有鐘聲敲響，宣告一輛來自奧地利方向的列車快要進站。車站上的警察馬上各就各位，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從木板屋裡出來，他們的太太們似乎事先也被知會過，都擠在站臺上。在等候的人群當中，引起我特別注意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太太帶著她的兩個女兒，看她的儀態和服飾我猜想她是一位貴族。她明顯非常激動，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眼睛。
列車徐徐地，幾乎可以說帶著王者風範駛進來。是一種特殊類別的列車，不是那種已經用舊的，日曬雨淋褪了色的普通旅客列車，而是黑色的寬大車廂，一輛專車。車頭停住了。在等待的人群中，能感覺到有一種激動情緒在出現。我始終還是不明白為什麼。這時我通過車廂的反光車窗看到高高站立的卡爾皇帝，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還有他那身穿黑衣的夫人齊塔皇后。我嚇癱了：奧地利的皇帝，統治了七百多年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繼承人，要離開他的國家！儘管他拒絕宣告正式退位，奧地利共和國還是允許他離開，也許是他強迫共和國不得不這樣做。此刻，這位身材高大、面容嚴肅的人站在車窗旁，最後看一眼自己國家的山巒、房屋和人群。這是我所經歷的一個歷史性時刻：對於一位在帝國傳統中長大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雙重的震驚：在小學裡唱的第一支歌是皇帝之歌，以後在部隊服役時又宣誓對這個男人，這位身著便裝，一臉嚴肅和沉思的男人「在陸地、水域和領空唯命是從」。我曾經無數次見過老皇帝，當時那些重大節慶典禮上所展示的豪華，在如今早已經成為傳奇。我看見過他站在美泉宮的臺階上，在他的家人和身著嶄新制服的將軍們環繞之下，接受站列在草地上的八萬名維也納兒童的歡呼，他們用稚嫩的童聲唱起海頓創作的大合唱《上帝護佑》，令人為之動容。我曾經在宮廷舞會上看到過他，在話劇專場演出上看到過他穿著光燦燦的制服，看到過他又戴著一頂綠色的施蒂里亞人帽子去伊施爾（ischl）打獵，看到過他低著頭虔誠地在「聖體節」的行列中走向斯特凡大教堂，在那個霧濛濛的、潮溼的冬天，我看到了那靈車：在戰爭進行當中，這位耄耋老者被安葬到皇室墓地，在那裡得到他永久的安寧。對我們來說，「皇帝」這個詞曾經是一切權力、一切財富的彙總概念，是奧地利長治久安的象徵：從孩童時代起，人們就學會了在說出這兩個音節時要帶著敬畏。現在，我看到了他的繼承人，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作為被驅逐者離開這個國家。哈布斯堡家族的光榮序列，一個又一個世紀帝國的權杖和皇冠世襲罔替，就在這一分鐘裡終結了。在這悲哀的景象中，我們周圍所有人都感覺到歷史，世界的歷史。憲兵、警察和士兵顯得有些尷尬，他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一旁，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還可以像從前那樣採取老式的敬禮儀式。女人們都不敢真正抬起目光，沒有人說話。突然人們聽到那位一身黑衣的老婦人在輕聲啜泣，誰知道她是從多遠的地方趕來，為了還能再看上一眼「她的」皇帝。終於，火車司機給出了訊號。大家都不禁嚇了一跳：不可逆轉的時刻開始了。機車猛地一衝，好像它也必須對自己使用暴力，才能讓自己行進。火車緩緩地遠去。鐵路員工滿懷敬意地目送它。然後，他們帶著某種尷尬——那是人們在送葬時可以觀察到的表情——再回到他們的小工作室。在這個時刻，那個延續了幾乎一千年的皇朝才真正結束了。我知道，我要回到的是另外一個奧地利，另外一個世界。
那輛列車一在遠處消失，我們就被要求從漂亮整潔的瑞士車廂換到奧地利車廂裡。只要一進到奧地利車廂，人們就已經提前知道在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幫旅客找座位的列車員，走起路來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面帶飢色，衣衫已經半是襤褸，有裂口的破舊制服在他耷拉的雙肩下晃來晃去。原本在將車窗推上去或者拉下來時用的皮把手已經被割掉，因為每一塊皮子都是寶貝。盜賊的匕首或者刺刀將座位給劃破，整塊的軟墊皮面不知道被哪個膽大之徒給野蠻地拆走：為了補鞋，人們看見哪裡有皮面就拿走。同樣，菸灰缸也因為裡面有那麼一點點兒鎳和銅而被偷走。深秋的風，透過破碎的車窗從外面呼嘯而來，帶著發動機燃燒的劣質褐煤的煤灰和碎渣，它們把四壁和地板都燻黑了。不過，強烈的煤煙味至少衝淡了那種極其強烈的碘酒味，這會讓人聯想到在戰爭期間這座只剩下骨架子的列車曾經運送了多少傷病員。不管怎樣，這列車居然還能向前開動，這也是一個奇蹟，不過是一個慢騰騰的奇蹟。每次聽到沒有上潤滑油的車輪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不那麼刺耳時，我們就會擔心這疲勞過度的機器也許要停止呼吸。以前一個小時走完的路程，現在需要四五個小時，黃昏到來之際，車廂裡陷入黑暗。電燈泡要麼是打碎了，要麼是被偷走了。誰要是想找什麼，就得自己點著火柴向前摸索。人們之所以不覺得冷得發抖，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六個人或者八個人擠坐在一起。到了前面的第一站，又擠上來很多人，越來越多，因為好幾個小時的等待，人們都開始變得疲憊不堪。車廂的過道里都擠滿了人，甚至在車廂的踏板上都蜷縮著人，坐在這半是冬天的寒夜裡。況且，每個人都害怕地緊緊按住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不放。沒有人敢在黑暗中讓自己的東西離手一分鐘。我從和平之地返回到戰爭的殘忍當中，而人們以為這戰爭已經結束了。
快到因斯布魯克（innsbruck）時，火車頭突然開始倒氣，儘管馬力加大氣喘吁吁，還是無法爬上一個小山坡。乘務員們在黑暗中提著冒著煙的燈緊張地跑來跑去。過了一個小時以後，救援車才趕來。而後，整整用了十七個小時，而不是平時的七小時，才到了薩爾茨堡。車站上根本沒有搬運工。最後，在那麼幾個衣衫襤褸計程車兵的幫助下，我才把行李放到馬車上。拉車的馬又老又吃不飽，與其說是靠它來駕轅，毋寧說是它靠著車轅才站得住。我實在沒有勇氣還把箱子裝在車上，還讓這匹行將就木的動物去幹活。我把箱子留在火車站的寄存處，憂心忡忡地怕再也見不到它們。
在戰爭期間，我在薩爾茨堡買了一幢房子。由於對戰爭持彼此相反的態度，我和先前的朋友們大大疏遠了，這也喚醒了我內心中不再住在大城市，生活在眾人當中的要求。我日後的工作也需要這種隱居的生活方式。在奧地利所有的小城市當中，我覺得薩爾茨堡是最理想不過的了，不光是因為這裡的景色優美，也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它位於奧地利的邊緣，兩個半小時的火車到慕尼黑，五個小時到維也納，十個小時到蘇黎世或者威尼斯，二十個小時到達巴黎，一個真正的去往歐洲的出發地。當然，它當初還沒有因為藝術節而名聲大振，（在夏天成為姿態傲慢的）「名流」會聚地（不然我也根本不會選這裡為工作的地點）。當時，這裡是一個古樸的、靜謐的、浪漫的小城，位於阿爾卑斯山脈的最後一道山樑，山地和丘陵在這裡平緩地過渡到德國平原。我的房子所在的那個鬱鬱蔥蔥的小丘，正是阿爾卑斯山山巒起伏的最後一個餘波。汽車開不到上面，要上去只有一條朝聖之路般的三百年的老路，走過一百多級臺階。這辛苦攀登所得到的報償便是，可以在上面的平臺上獲得美妙無比的視野，將這座有很多教堂尖塔的城市裡的屋頂與屋脊一覽無餘。在這小丘後面展開的是一幅全景畫，是阿爾卑斯山脈氣勢雄偉的山脈鏈條（當然，也能看到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薩爾茨山，不久以後，當時還完全不為人知的希特勒就會住在對面）。這座房子本身也一樣浪漫而不實用。在17世紀，它是一位大主教的狩獵別墅，背靠結實的城堡防護牆而建；在18世紀末，房子向左右各擴建出來一個房間。別墅內有一幅豪華的舊壁毯，還有一個彩繪的保齡球，當弗朗茨皇帝於1807年訪問薩爾茨堡時，曾經在這座房子的長廊裡用過它打球。此外，這座房子裡也有若干寫著各種基本權利的羊皮紙。不管怎樣，它們可以讓人一目瞭然，見證這座房子的輝煌歷史。
那幢別墅的門臉顯得很長，可是實際上只有九個房間，因為它的進深淺。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稀罕之物，後來我們的客人們也每每讚歎不已。可是在當時，它的歷史悠久可是個要命的倒霉事。我們發現這個家幾乎是處在沒法住人的狀態。雨水滴進房間裡，每次降雪後門廊裡都是水。而且，在當時要想修好屋頂是不可能的，因為木匠找不到修房椽的木頭，管道工也沒有鉛皮來修導水管。我們只能用油氈紙將壞得最糟糕的地方修補一下，一旦下雪，只好自己及時爬到屋頂上把雪鏟掉，以免房頂承重太大。電話也不好用，因為電話線不是銅線，而是鐵製的替代品。每一樣小東西都得我們自己搬到山上，因為沒有人來送貨。但是，最糟糕的是寒冷，因為在這附近根本就沒有煤，而園子裡的木頭還太溼，點著後像蛇一樣發出呲呲聲，但是根本不發熱，只是發出爆裂聲卻不出火苗。最後我們不得不燒苔蘚地衣來對付，它至少可以給出一些溫暖的幻象。有三個月的時間，我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床上用凍得發紫的手寫成的。每寫完一頁，我就得把手放到被子下面去暖和一下。即便這樣一個不適合人居住的房子，也還需要保衛，因為除了普遍的食品和燃料不足以外，在這個災難之年人們還缺少住房。長達四年之久，奧地利根本沒有修建房屋，許多房子倒塌了，現在突然有大量被解散計程車兵和戰俘從戰場上回來，湧向這裡。不得已，每一個空房間裡都會有一個家庭安頓下來。管理委員會已經來了四次，可是我們早已自願地讓出去兩個房間。當初曾經跟我們過不去的破與冷，現在似乎恰到好處：沒有人願意爬上一百個臺階，到這上面來受凍。
當時，每次下去到城裡都是令人震撼的經歷：我第一次在人們危險的黃眼睛裡看到了饑饉。麵包發黴變黑，味道如同瀝青和膠水一樣，咖啡是用燒煳了的大麥做成的代製品，啤酒就是黃色的水，巧克力是塗了顏色的沙子，土豆都凍了。為了不至於將肉味徹底忘掉，好多人自己飼養兔子；有一位小夥子在我們的花園裡打到了一隻松鼠，當作星期天的菜餚；喂得稍微好一點兒的貓和狗，出門稍遠一點兒就很難再回來。衣料呢，都是加工過的紙做成的，是代用品中的代用品。男人們身上穿的幾乎都是舊衣服，甚至也穿俄國人的軍服，這些都是從倉庫裡或者醫院裡拿來的，都是好幾個已經死了的人曾經穿過的；用舊口袋縫製的褲子也不少見。路邊的商店都像是遭了劫一樣空空如也，失修的房子上的泥灰像瘡痂一樣剝落下來。路上的行人都明顯營養不足，在拖著疲憊的身軀去工作，精神萎靡不振。在平原地帶，人們的營養狀況要好一些。在道德風氣普遍下降的時代，沒有哪個農民會願意按照法定的「最高限價」來出售黃油、雞蛋和牛奶。他們把能儲存的東西都儲藏在一個倉庫裡，等著能出高價的買主來。很快就出現了一個新的職業，所謂的「倉鼠」，即投機倒把的人。無業的男人們背上一兩個背包，挨家挨戶地走到農民家——有些貨源充足的地方，他們甚至坐火車去——去非法收購食品，然後在城市裡以四倍或者五倍的價格賣出去。剛開始，農民們還因為一下子有這麼多紙幣感到高興，於是自己把紙幣「囤積」起來。等到他們的錢包滿了，要帶著錢到城裡買東西時，才難過地發現：那些食品，他們不過是以平時五倍的價格賣出去的，而他們想要買的鐮刀、錘子、鐵鍋等，價格已經漲了二十倍或者五十倍。從那以後，他們就只以工業品來換食品，要求以物易物的對等交換。自從人類進入戰壕重溫洞穴時代的生活，千年以來使用貨幣的傳統也被拋棄了，人們又回到了原始的物物交換。一種怪異的貿易方式開始遍及全國。城裡人將那些農民可能願意要的東西拿到農村去，比如，中國的瓷花瓶和地毯，長刀和火槍，照相機和書籍，燈具和各種裝飾物。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如果一個人走進薩爾茨堡的農戶，可能會看到一尊印度佛像正在盯視著來者，或者一隻洛可可風格的書櫃，裡面豎立著皮面精裝的法文書，新主人會為做成這樁好買賣而格外得意。「真皮的！法國！」他們鼓著腮幫子炫耀說。要物，不要錢，已經成了當時的口頭禪。有些人不得不從手上褪下結婚戒指，或者從身上摘下皮帶，只因為要填飽肚子。
最後，有關部門也摻和進來，要阻止這種黑市交易，可是實際上只是對富人有利。每一個省份裡都設立了很多關卡，要從腳踏車和火車上將「倉鼠」們的貨物收繳下來，分派到城市裡的食品供應機構。「倉鼠」們採用美國西部的方式組織夜間運輸，或者去賄賂那些檢查人員，這些人自己家中也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時候也會真刀真槍地打起來：經過四年的前線練習，小夥子們精通武器的使用，在逃跑途中也熟悉自身掩護等一套軍事藝術。這種混亂的局面一天比一天嚴重，百姓越來越不安，因為貨幣的貶值是每一天都能感覺到的。鄰國已經啟用自己的紙幣取代奧匈帝國的紙幣，在一定程度上將兌付舊「克朗」的負擔都轉嫁給了小小的奧地利。令民眾失去信任的第一個標誌，是硬幣已經見不到了，因為跟紙幣相對而言，一小塊銅或者鎳仍然是「實物」。國家在開足馬力印鈔票，以便按照魔鬼梅非斯特的辦法儘可能地製造出更多的人為貨幣，但是其速度仍然趕不上通脹的速度。於是，每個大大小小的城市和鄉村都開始自行印製自己的「緊急狀態鈔票」，可是相鄰的村子卻都不肯接受它們作為支付手段，後來人們在認識到這完全沒有價值以後只好全部扔掉。這一階段的通貨膨脹首先出現在奧地利，然後在德國，如果一位國民經濟學家能把情況如實寫下來的話，我感覺那驚心動魄的程度很容易超過任何一部小說，因為混亂的形式越來越出人意料。很快人們就不再知道什麼東西是什麼價錢了。物價在隨意上漲：一家商店裡的火柴價格可能是另外一家店裡的二十倍，只是因為後者的店主還一無所知地按照昨天的價格在出售物品。這老實人得到的回報是，不到一個小時他的商店就被搶購一空，因為人們互相轉告，每個人都跑來買能買的東西，不管他們是否真正需要。就算是一條金魚或者一架舊望遠鏡，也還能說是「實物」，每個人都想要「實物」，而不想要紙鈔。最荒唐的是房租的不成比例。政府為了保護租客（他們構成了大多數）起見，禁止任何形式的租金上漲，這就損害了房東的利益。很快，在整個奧地利，一套中等大小住宅的年租金還不夠吃一頓午飯，整個奧地利甚至有五年或者十年的時間就是免費住房（因為後來連中止租戶合同都被禁止了）。由於這種混亂不堪的局面，局勢一週比一週荒唐，世風日下。四十年節儉度日，出於愛國熱情而用自己的積蓄購買戰爭公債的人，現在成了乞丐。欠債的人，不再還債；規規矩矩地只得到食品配額量的人，會捱餓；只有那些大膽越界的人，才能吃飽。肯行賄的人，日子會好過起來；肯投機的人，會大發橫財；依循買入價而出售貨品的人，等於遭受了盜竊；那些得精打細算的人，總會受到欺詐。在錢財的流動和蒸發過程中，再無規範和價值可言。人們所認可的只有一個美德：要機靈、隨機應變、不假思索，要跳到這匹追獵快馬的背上，而不是讓自己被它踐踏。
雪上加霜的是，當奧地利人在價值驟變的過程中失去任何規範時，某些外國人也認識到他們可以在其中渾水摸魚。在通貨膨脹持續了三年，而且速度越來越快，在此過程中，這個國家唯一保持價值恆定的是外國貨幣。由於奧地利克朗就如同肉湯凍一樣在手指下流走，每個人都想要瑞士法郎、美元；好多外國人也利用這一經濟形式，也要在蜷縮一團的奧地利克朗這具死屍上咬上幾口。奧地利「被發現了」，於是有了災難性的「外國人季」。維也納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這些食屍禿鷲，他們什麼都買，從牙刷到農莊，他們將私人收藏和古董店收購一空，主人最後才意識到，自己由於處境窘迫，遭受了怎樣的搶劫和偷竊。瑞士小旅館的看門人、荷蘭的速記員可以住在環城大道大飯店的王侯套房，這種情況顯得難以置信，但是，我作為一個目擊者是可以證實這一點的：薩爾茨堡著名的豪華飯店「歐洲飯店」好長時間都是出租給英國的失業者，由於有相當豐厚的英國失業金，他們在這裡的生活費用甚至比在本國的貧民窟還要低。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在奧地利生活和購物是多麼便宜的訊息，慢慢地越傳越廣，從瑞典、法國有好奇的客人趕來，在維也納的大街上，義大利語、法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用得比德語還多。甚至德國也利用馬克來對付日益貶值的克朗，當時德國的通脹速度還不如我們這裡那麼快，當然後來比我們快百萬倍。作為邊境城市的薩爾茨堡給了我最好的機會，可以每天觀察到這些搶劫的隊伍。他們成百上千地從相鄰的巴伐利亞鄉村和城市過來，填滿了這座小城。他們在這裡讓裁縫給自己做衣服、修理汽車，他們在這裡去藥店買藥，去看醫生；慕尼黑的大公司在薩爾茨堡將寄往國外的信和電報發出去，以便省下郵費的差額。後來，德國政府採取了措施，阻止人們在便宜的薩爾茨堡購買所有的必需品——畢竟一個馬克可以換七十克朗——而不是在本地商店裡購物，他們設立了邊境稽查站，每一個來自奧地利的商品都會被海關所沒收。但是，有一樣東西海關也沒法沒收：那就是已經喝到肚子裡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亞人每天從匯率表上看，由於克朗的貶值他們用在當地喝一升啤酒的價錢能在薩爾茨堡喝上五六升還是十升啤酒。再也想不到比這更誘人的事情了。於是，他們帶著妻兒老小成群結隊地從費賴拉辛（freilassing）或者賴辛哈爾（reichenhall）過到邊境這邊來，享受盡情暢飲的奢侈。每天晚上，火車站都成了一個真正的魔窟，到處是酩酊大醉的、大呼小叫的、打著嗝的、嘔吐著的人。有的人喝得太多，只好被用平常運土豆的推車給推到車廂去，直到火車滿載著醉醺醺中又吼又唱的人回到自己的國家。當然，當時這些快活的巴伐利亞人沒有想到，一個可怕的報復就在不遠的將來等待著他們。當克朗穩定下來，而馬克卻以天文數字的幅度強烈下跌時，奧地利人也從同樣的火車站乘車過去，到那裡去喝便宜啤酒。同樣的戲，第二次上演，只不過換了一個方向而已。這兩場通貨膨脹當中的啤酒戰爭，屬於留在我的回憶中最為特別的，因為這些在小節上的實在和怪誕，也許最淋漓盡致地展示了那些年的瘋狂之處。
最不可思議的是，我今天怎麼也回憶不起來那些年裡我們是怎樣來應付家庭開銷的。當時在奧地利，單單為了維持生活，每天都需要幾千或者上萬克朗，後來在德國需要上百萬馬克。然而，最神秘的是：人們能得到這麼多錢。人們變得對此習慣，適應了那種混亂。一個雞蛋所需要的錢數，和從前的一輛豪華汽車一樣多；後來在德國，一個雞蛋需要40億馬克，在通脹以前這個數額可以買下整個大柏林區的全部房產，從邏輯上，一位沒有身臨其境的外國人肯定會這麼以為：在那時的奧地利婦女們肯定是蓬頭垢面在大街上跌跌撞撞，商店裡肯定一片荒涼，因為沒有什麼人還買得起什麼，尤其是劇院和娛樂場所肯定都是空蕩蕩的。然而，令人吃驚的是，情況正好相反。人們對生活連續性的意志要大於貨幣的不穩定性。在金融的混亂之中，日常生活似乎在不受干擾地繼續下去。在個人層面上，發生了很多變化：富人們變窮了，因為他們存在銀行裡的錢，他們買的國債貶值了；投機家們變富了。但是，生活的車輪在繼續轉下去，毫不在意單個人的命運，按照自己的節奏自顧自地行進著。麵包師在烤他們的麵包，鞋匠在縫製他們的靴子，作家在寫他們的書，農民在耕種他們的土地，火車正常執行，每天早晨報紙都會像往常一樣放在門口。恰好是那些娛樂場所、酒吧和戲院總是座無虛席。正是因為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發生，即從前最穩定的貨幣現在卻在每一天都失去其價值，人們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價值：工作、愛情、友誼、藝術和大自然，整個民族在災難當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小夥子們和姑娘們上山遠足，回到家時曬得皮膚黝黑；舞廳裡的音樂一直響徹到深夜；到處都有新工廠和商行在成立。我自己也沒想到能比以往任何年月都更投入地生活和工作。以前我們所看重的東西，現在對我們來說變得更重要了。在奧地利，我們還從來沒有像在這些混亂之年裡如此熱愛藝術，因為我們在金錢的背叛中感覺到，只有我們身上那些永恆的東西才是真正持久的。
比如，在那些最為艱難的日子裡，我也從來沒有忘掉去一場歌劇演出。人們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跌跌撞撞，因為煤的匱乏，照明受到限制。買一張大廳裡座位的票需要一捆鈔票，這在早先足夠豪華包廂的全年票了。因為劇場裡沒有暖氣，觀眾都穿著外套看戲，並且大家擁擠在一起來取暖。現在的大廳裡，是多麼單調，多麼灰暗，而從前這裡是耀眼的制服，多麼華貴的女士晚裝！誰也不知道，如果貨幣繼續貶值，哪怕只有一個星期沒有煤可用，在下一個星期歌劇是否還能夠繼續上演。在這個帶著皇室般富麗堂皇的奢華劇院裡，一切都顯示出雙重的令人絕望。樂隊的演奏員們坐在樂譜架旁，他們也處在灰色的陰影當中，身著已經磨壞了的舊燕尾服，他們疲憊不堪，因為匱乏而顯得憔悴。在這座變得陰森森的劇院裡，我們自己也如同幽靈一般。可是，當樂隊指揮抬起了指揮棒，當帷幕徐徐拉開以後，一切都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輝煌。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音樂家都發揮出他們最好的水平，因為他們都感覺到，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在這座自己鍾愛的劇院裡演出。我們在悉心傾聽，從來沒有這麼集中，因為也許這是最後一次。我們就這樣生活著，其他的千百萬人也是這樣；每個人都極盡自己所能，在這個星期、這個月、這一年，這毀滅之前的時段。我還從來沒像當時那樣在一個民族當中感覺到那麼強烈的對於生活的意志，好像那一切都關涉到終極所在：為了存在，為了延續。
然而，哪怕有這一切，要是我得向人解釋，當時那個被洗劫一空、貧窮而多災多難的奧地利怎麼就保留下來了，我還是會覺得尷尬。我們右邊的巴伐利亞成立了共產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我們左邊的匈牙利在貝拉·庫恩的領導下走向了布林什維主義。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革命沒有在奧地利發生。當時真的不缺少爆炸材料：滿大街遊蕩著返鄉計程車兵，他們處於半飢餓狀態，衣衫襤褸，憤怒地眼見著發戰爭財的人享受著無恥的奢侈，他們還得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在兵營裡，一個「紅色衛隊」團已經準備就緒，而且沒有任何對立組織的存在。兩百個心意已決的男人就足以拿下當時的維也納和整個奧地利。但是，沒有什麼真正嚴肅的事情發生。唯有一次，一群不守紀律的人準備鬧事，被四五十個攜帶武器的警察輕而易舉地給平定了。於是，奇蹟變成了現實：這個與它的能源供應、工廠、煤礦和油田切斷關聯的國家，這個紙幣像雪山崩塌一樣失去價值的、被搶劫一空的國家存留下來了，站住腳了。也許這是由於它的衰弱，人們太沒有力氣，捱餓的日子太久了，沒有力氣再去鬥爭了；也許，那也是由於那種典型的奧地利式的神秘力量：那種與生俱來的和睦相處的能力。兩個最大的黨派，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在最艱難的時刻聯合在一起組成政府，儘管他們有內在的深層對立。每一方都向對方做出了讓步，以避免讓整個歐洲陷入四分五裂的災難性局面。慢慢地各種關係開始被理順，開始穩固起來，讓我們自己也感到吃驚的是，這些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這個肢體殘缺的國家繼續存在下去，後來當希特勒來到這裡要奪走這個民族——這個富有犧牲的意願，忠貞不渝，在堅苦卓絕中表現出無比勇敢的民族——的靈魂時，它甚至還能保衛這個國家的獨立性。
但是，這個國家避免了極端性的塌垮，這隻停留在外面的和政治的意義上。在國家的內部，在戰後的最初幾年經歷了一場極大的革命。與軍隊一起被粉碎的還有曾經對「威權不會犯錯誤」的信任，這是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信條。對於那位發誓「人馬一息尚存，決不放棄戰鬥」，卻在夜深霧濃之時逃出國境的皇帝，對於那些軍隊首領、政客和毫不懈怠地用「戰爭」（krieg）和「勝利」（sieg）、「痛苦」（not）和「死亡」（tod）來押韻的詩人，德意志人還會有一絲敬仰之情嗎？當硝煙瀰漫這個國家，戰爭帶來的滿目瘡痍隨處即是之時，戰爭的殘酷現在才為人們所見。四年長的時間，在英雄主義和軍隊徵用的名義下進行了謀殺和搶劫，人們怎麼還能將這樣的道德信條看作是神聖的呢？當國家取消了一切頗為棘手的對公民的責任之後，國民怎麼還能夠相信這個國家做出的任何承諾呢？而現在，正是那些戰爭期間的原班人馬，那些有經驗的人，在商談和平時顯示出來的愚蠢與發動戰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大家都知道——當時卻只有我們少有幾個人才認識到——這次的和平會是歷史中一個道德上的機會，也許是最大的可能機會。威爾遜認識到了這一點。他以卓越的遠見勾畫了一項給世界帶來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和解計劃。但是，那些舊日的將軍、國家首腦、利益相關人將這一計劃割裂成毫無價值的碎紙片。那些曾經說給千百萬人的諾言——這次戰爭將是最後一場戰爭——無非是要從那些一半由於失望，一半由於疲憊而變得絕望計程車兵身上，再動員出來最後的力量。軍火商的利益和政客們的較量已經以犧牲這些承諾為代價，他們採取了關起門來簽訂秘密條約和進行私下談判的災難性策略，成功地避開威爾遜提出的那些睿智的、人道的要求。這世界上的明眼人都看到，他們受騙了。受騙的是犧牲了自己孩子的母親，是作為乞丐而返鄉計程車兵，是認購愛國國債的人，是每一位相信了國家承諾的人，是我們所有那些夢想著一個更有秩序的新世界的人。我們不得不看到，那個押上了我們的生存、我們的幸福、我們的時間、我們的財富的老遊戲，現在又重新開始了，操盤手還是原來的那撥人或新來的賭徒。如果整個年輕一代怨恨而鄙視地看待他們的父輩——這群先聽信了勝利在握而後又接受了和平條件的人——這會讓人感到奇怪嗎？難道這一切都是因為不走運，什麼都無法預見，什麼都無法料到才導致的？如果年輕人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尊敬，這難道會不好理解嗎？整個的年輕一代，不再相信父母、政客和老師；國家的任何規定、任何法令，他們都會帶著懷疑的目光來閱讀。戰後的一代一下子就拋棄了迄今為止的一切有效條規，背離了傳統，他們要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擺脫過去，躍入未來。生活領域中一個完整的新世界，一種完全不同的秩序應該從他們這裡開始，當然一切都帶著某些狂野的過激。一切非同齡人的活動，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以前年輕人與父母一起旅行，而現在十一二歲的孩子們依照性別組織起自己的群體，像「遷徙的鳥兒」一樣走遍整個國家，去義大利，去北海。在學校裡，他們依照蘇俄的榜樣，成立學生委員會來監督教師，推翻「教學計劃」，因為孩子們只願意、只想學習他們願意學習的內容。對於每一種現行的規則，他們出於造反的樂趣去反對，甚至違背了天然的意志，違背了性別之間永久性的兩極化。女孩們把頭髮剪得短短的，短到與男孩子們的髮型都無法區分開來，而年輕的小夥子們又要將鬍子颳得精光，為的是顯出些姑娘的嬌媚。男女同性戀並非出於內在的性驅動，而是作為一種表達抗議的盛行時尚，反抗的是那些悠久的、合法的、正常的愛情形式。存在的每一種表達形式都要顯示出激進和革命，藝術也當然如此。新繪畫宣佈倫勃朗、老賀爾拜因（ambrosiusholbein）和委拉斯開茲（velasquez）創作的一切都已過時，開啟了最光怪陸離的立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實驗。無論在哪裡，那些能讓人一目瞭然的因素——音樂中的旋律，肖像中的相似性，語言中的可感性——都受到鄙視。德語中表示陽性、陰性、中性的定冠詞der、die、das被棄之不用，句子的結構被顛倒過來，人們用「直白」和「口無遮攔」的電報風格，加入激烈的感嘆詞，來進行文學寫作。況且，任何非活躍性質的文學作品，也就是說，缺少政治理論上思考的文學都會被扔到垃圾堆裡。音樂在一根筋地尋找一種新的調性，將節拍分離；建築學把房屋的裡外翻了個；在舞蹈方面，華爾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巴和黑人的舞蹈因素；在時裝設計上，突出強調裸露一直在造就另一種荒謬性；在戲劇方面，演員們穿燕尾服來上演《哈姆雷特》，力圖帶來爆炸性的戲劇效果。在所有領域中，都展開了最無羈絆的實驗，一切現有的、已經完成的、已經成就的東西，要一蹴而就地被趕超過去。一個人越年輕，所學到的東西越少，就會因為他與任何傳統都不相干而越受歡迎：終於，年輕一代可以勝利地向父母一代的世界進行報復。在這種任情的狂歡之中，讓我覺得最可悲而滑稽的一場戲便是，老一代知識分子驚惶失措地擔心自己會被超越，會被認為「不合時宜」，他們絕望地也趕緊裝扮出做作的「野性」，試圖一瘸一拐地跟在這些年輕人的後面，哪怕那是明顯不過的歧途。那些中規中矩、溫柔敦厚、鬍鬚灰白的學院教授在他們從前創作的，現在賣不出去的「靜物寫生」畫上新增上象徵性的立方體和六面體，因為不如此的話，年輕的館長們（現在到處都在找年輕人，或者更準確地說：最年輕的）就會認為這些畫太過「古典主義」，會把它們從畫廊裡取下，送到倉庫裡。那些幾十年來以圓潤清晰的德語進行寫作的作家們，現在把自己的句子砍剁得七零八落，驅使自己成為「行動主義」中的一分子；大腹便便的普魯士樞密顧問在講臺宣講卡爾·馬克思；上了年紀的宮廷芭蕾舞女演員裸露出四分之三的肉體，用「做作」的旋轉舞來跳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或者勳柏格的（絃樂六重奏曲）《昇華之夜》。到處都有老人在惶恐不安地追隨最新的時尚。突然之間，要保持「年輕」，當昨天的還尚未過時，就要快速地構想出一個更新的，更極端，還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方向，這變成了唯一的虛榮心。
這是一個多麼狂野、無政府主義大肆氾濫、令人難以置信的時代！在這些年裡，隨著貨幣價值的消失，在奧地利和德國的一切價值都在向下大跌！這是一個人們興奮得心醉神迷的時代，是無所顧忌的騙局連連的時代，是焦躁不安和極端主義的獨特混合。一切非常規的、無法掌控的東西，都在經歷黃金時代：通神學、神秘學、招魂術、催眠術、人智學、手相術、筆相學、印度的瑜伽學說、巴拉塞爾士的神秘主義。一切能夠帶來超出現有興奮程度的東西，嗎啡、可卡因、海洛因，任何形式的麻醉品，都有令人瞠目結舌的好銷路。在戲劇作品中充斥著亂倫和弒父的情節；在政治方面，唯有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人們所渴望的極端，與之相反的任何形式的中規中矩與溫和折中都會遭到鄙視。但是，我也不願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藝術的發展中捨棄這個混亂的時代。就如同每一場思想革命其最先的任務總是清除積垢，總是得先將空氣中沉悶的傳統一掃而空，將多年累積下來的緊張釋放出來，儘管有各種大膽的實驗，而有價值的啟發還是沒能出現。儘管我們對他們的誇張行徑感到疏離，我們還是沒有理由去責備他們，或者高傲地去拒絕他們，因為從根本上，這些新一代年輕人在嘗試著做我們那一代因為謹慎和邊緣化而貽誤的事情，儘管他們太過於激烈，太不耐心。在內心最深層，他們的直覺是對的，戰後時代必須與戰前有所不同：一個新時代，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們這年長的一代在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不也是一直希望如此嗎？當然，就算在戰後，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再一次證明了我們無力在面對危險的世界被重新政治化時，及時形成超越國家的組織來扭轉這種局面。還在和平談判期間，以小說《火線下》享譽世界的法國作家昂利·巴比塞（henribarbusse）就曾經試圖在歐洲和解的旗幟下成立歐洲各國知識分子聯合會。這個團體將自己命名為「清醒思考者」（clarte），各國作家和藝術家要莊嚴地承擔起責任，與任何形式的民眾煽動做鬥爭。巴比塞曾委託我和勒內·席克勒共同領導德語作家小組，這也是最艱難的一部分，因為在德國還到處燃燒著對《凡爾賽和約》的怒火。只要萊茵蘭、薩爾與美因茲的橋頭堡還被外國軍隊佔領著，要想贏得德國人在思想上超越民族主義就顯得前景渺茫。如果巴比塞沒有拋棄我們，也許還有可能建成這樣的組織，就如同後來高爾斯華綏通過成立國際筆會俱樂部（）所能做到的那樣。致命的是，一次俄國之行帶給他的興奮——那裡群情高漲的大眾傳染到他身上的——讓他堅信，市民國家和民主無力讓各民族結成真正的兄弟關係，只有在共產主義旗幟下全世界成為兄弟才有可能。他想悄悄地將「清醒思考者」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我們拒絕這種激進做法，這是一種註定會削弱我們的力量的做法。於是，這件本身很有意義的計劃就提前告吹了。我們又一次因為太熱愛自身的自由和獨立，讓為思想自由而進行的鬥爭遭遇失敗。
現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平靜地隱居起來，回到自己的創作。在表現主義者和放縱主義者——如果允許我這樣說的話——那裡，我以三十六歲的年齡，已經進入了上一代，那個本來已經該銷聲匿跡的一代了，因為我拒絕像猴子那樣投他們所好。對於早年的作品，我自己感到不滿意，我再也沒有再版那些「唯美」時期的書。這也意味著，要重新開始，要等待，直到各種「主義」的焦躁浪潮退去。我個人的一個缺陷——全無上進心——也有利於做到這種不尚虛榮。我開始了一個大型的系列「世界的建造大師」，就因為自己知道這需要做上幾年；我寫作了中長篇小說《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帶著徹底的非行動主義者的放鬆。我身邊的國家，我身邊的世界開始慢慢地有了秩序，我也不應該再有所猶豫。我可以裝模作樣的時代過去了，那時我所開始的一切，都無非是權宜之計。人生的中途站我已經到達，單純承諾的年齡已經過去；現在需要做的是，去更有力地追隨自己的渴望，去讓自己經受住考驗，或者讓自己徹底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