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的悲劇作品《耶利米》在1917年復活節時以書的形式出版時，我經歷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情形。我在寫作這部作品時，內心深處有與這個時代最為強烈的抵制，因而也必須得期待著它會遭到嚴酷的抵制。但是，實際的情形正好相反。兩萬冊很快銷售一空，對於劇本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公開褒揚這個劇作的人，不光有羅曼·羅蘭這樣的朋友，也有那些先前站在另外一面的人，如拉特瑙和戴默爾。劇院的院長們——我根本沒有將書寄給他們，因為反正在戰爭期間不可能上演——主動給我寫信，請求我給他們保留在和平時期首演此劇的權利。甚至那些主張戰爭的對立者，也顯示出了禮貌和尊重。我什麼都想到了，就是沒想到這一點。
到底發生了什麼？無非是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年半，時間帶來了殘忍的清醒。經過戰場上可怕的喋血，對戰爭的狂熱高燒開始降溫。人們現在用更為冷靜、更為堅硬的目光去直視戰爭的面孔，與充滿興奮之情的最初幾個月完全不同。那種同仇敵愾的感覺開始鬆動，因為人們看不到一絲一毫所謂的「道德精神上的淨化」，這是哲學家和詩人、作家曾經大肆標榜的。一道深深的裂縫出現在這個民族當中，這個國家一下子成為兩個不同的世界：前方是士兵，他們在打仗，在經受著最為殘忍的困苦；後方是留在家裡的那些人，他們繼續無憂無慮地生活，去劇院裡看歌舞昇平，甚至還乘人之難而斂財。前方和後方形成的反差越來越分明。經由官廳的大門，在不同的面具之下形成了一個關係網路。人們知道，有了金錢和得力的關係，就可以得到獲利豐厚的物品；與此同時，那些已經瀕於斃命的農民或者工人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驅趕到戰壕裡去。只要有可能，每個人都在無所顧忌地為自己謀利益。由於那些無恥的倒賣，生活必需品變得一天貴於一天，食品變得越來越少。在大眾悲苦這慘霧縈繞的沼澤地之上，發戰爭財者那令人炫目的奢侈彷彿閃爍不定的「鬼火」一般。在民眾當中，開始出現深深的不滿：不再相信貨幣，其貶值越來越厲害；不相信將軍、軍官和外交官；對政府和總參謀部釋出的任何一項公告都不相信，不相信報紙和新聞，不相信戰爭本身及其必要性。並非我的那部劇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學上的成就，讓它獲得了這意外的成功。我只是說出了別人不敢公開說出來的話：對戰爭的痛恨，對勝利的不信任。
然而，在舞臺上以活的語言將這種氣氛表達出來，似乎是不可能的。演出肯定會遭到抗議的，於是我必須得放棄在戰爭期間看到反對戰爭的詩劇能夠首演。這時，我突然收到蘇黎世城市話劇院院長的一封信，他想馬上將我的《耶利米》搬上舞臺，並邀請我去參加首演。我竟然都忘記了，還有那麼一小塊無比珍貴的講德語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是如此——還得到了可以置身事外的上帝恩賜，一個民主國家，在那裡言論仍然自由，思想還沒有成為一潭渾水。我當然馬上就同意了。
我的同意當然也只能是原則上的，因為前提是我能獲得許可，被允許離開我的工作崗位和本國一段時間。幸運的是，當時每個參戰國都有一個稱為「文化宣傳處」的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根本就沒有設立這個部門。我覺得有必要再明確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氛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各國首腦、皇帝、國王還都是在仁愛的傳統中長大的，他們在無意識當中還因為戰爭感到羞愧。他們一個接一個反駁別人對他們的「軍事主義」的指責，說這是卑鄙的誹謗。相反，他們要爭相去表示、去證明、去解釋、去展現自己的國家是「文明國」。在1914年，他們在世介面前要裝作將「文化」置於「暴力」之上的樣子，他們會鄙視和排斥諸如「神聖的利己主義」「生存空間」這樣的口號，他們最迫切期待的莫過於被認可本國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貢獻。在所有中立國，到處都是各種藝術演出，令人眼花繚亂。德國派出由具有世界性聲譽的著名指揮家帶領的交響樂團去瑞士、荷蘭、瑞典去演出，維也納也派出了它的愛樂樂團。甚至詩人、作家和學者也被派出去，並非要讓他們去表彰軍事行動，或者去讚美兼併的趨勢，而僅僅是通過他們的詩句和作品來證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蠻人」，他們不光能生產燃燒彈或者優質的毒氣，也產出為歐洲所認可的完美價值。我還要再強調一下，在1914—1918年，「世界的良心」還是一種被各國爭奪的力量：在戰爭中，一個國家在藝術創造上、道德上的因素還代表著一種被看作有深遠影響的力量；國家還在努力爭得人們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國那樣，只用恐怖將人們打翻在地。因此，以參加本人戲劇作品在瑞士首演為理由提出請假申請，獲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大。唯一可以設想的障礙便是，這是一齣反對戰爭的戲劇。在這場戲裡，一位奧地利人——哪怕那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形式——預期戰爭會失敗。我去找了「文化宣傳處」的負責人，向他陳述了我的願望。讓我大為吃驚的是，他馬上答應我的一切計劃，以這個有點兒異乎尋常的理由：「謝天謝地，您從來也不屬於那些愚蠢地叫囂戰爭的人。好吧，您在外邊做一切可能的事情，讓這個事早晚有個盡頭。」四天以後，我獲得了休假批准，還有一份可以去外國的護照。
在戰爭期間聽到奧地利政府一個部裡的最高階別官員這麼自由地談話，這還是讓我吃驚不小。不過，我不熟悉政治的秘密程式，沒有預感到，在1917年新皇帝卡爾即位以後，政府的最高層已經有了些輕微動作，要擺脫德國軍隊的專制：它根本不顧及奧地利人的內心意願，繼續拖著奧地利加入它野蠻的兼併主義拔河賽。在我們的總參謀部裡，人們痛恨魯登道夫那種殘忍的控制；在外交部裡，他們絕望而徒然地反對無限制潛艇戰，那肯定會把美國變成我們的敵人；甚至在普通人那裡，他們也在小聲地抱怨「普魯士人的飛揚跋扈」。所有這些表達，首先都只是以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以及似乎是無意之間的評論來流露出來的。在接下來的幾天，我還能瞭解得更多，意想不到地比其他人更近地接觸到那時的一個大政治秘密。
事情是這樣的：我在赴瑞士途中，在薩爾斯堡停留了兩天。我在那裡買了一座房子，打算戰爭之後在那裡安居下來。在這座城市，有一小群嚴格篤信天主教的人，其中兩位曾經在戰爭之後擔任了總理，在奧地利歷史上擔任過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角色：他們是海因裡希·拉馬施（heinrichlammasch）和伊格納茨·賽佩爾（ignazseipel）。前者是當時最傑出的法學家之一，曾經擔任海牙會議的主席團成員；後者，伊格納茨·賽佩爾，是一位幾乎可以說具有不可思議才智的天主教神父。在奧地利王朝瓦解之後，他被任命領導小小的奧地利，他在這一任職上展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幹。他們二人都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虔誠的天主教徒、充滿激情的老派奧地利人。作為這樣的人，他們發自內心最深處反對德意志的、普魯士的、新教的軍國主義，他們覺得它與奧地利的傳統理念以及天主教的使命無法相容。我的詩劇《耶利米》在這個宗教信奉者——和平主義者的圈子裡得到了最強烈的愛戴，宮廷顧問拉馬施——賽佩爾當時正旅行在外——邀請我在薩爾茨堡去訪問他。這位舉足輕重的老學者非常誠摯地談到我的書：它體現了我們奧地利人那種友善相處的理念，他熱切地希望，這本書會在文學以外的範圍內發揮影響。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如此信任我這位此前未曾謀面的人，帶著一種能見證其內心勇敢的坦誠來說出一個秘密：我們奧地利正處在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上。自從俄國實行軍事停火以後，無論對德國——只要它不再釋放其侵略性的意圖——還是對奧地利，都沒有妨礙締結和平的真正障礙了，這個時刻我們絕不應該錯過。如果那些德國佬不願意進行談判，那麼奧地利就必須接手戰爭指揮並獨立行事。他向我表示，年輕的卡爾皇帝已經答應幫助實現這一意圖。也許下一步，就可以看到他本人的政治決策所帶來的效果。現在的一切都取決於奧地利是否有足夠的能量達成一種互諒性的和平，而不是德國軍方根本不顧繼續犧牲而要求的「勝利者和平」。在緊急情況下，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在被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拽進災難深淵之前，及時脫離與德國的聯盟。「誰也不能指責我們背信棄義」，他堅定而決絕地說：「我們已經死去一百萬人。我們已經犧牲得夠多，我們做得夠多了！現在不要再犧牲生命，一個生命也不要再為德國的世界霸權所犧牲！」
我屏住呼吸，站在那裡。這些我們都默默地想過無數次，但是沒有誰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說出這句「我們要及時與德國的吞併政策擺脫干係」的話，因為這意味著對戰爭盟友的「背叛」。可是在這裡，這些話卻由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奧地利為皇帝所信賴倚重，在國外因為他在海牙的作為而受到高度尊重——如此平靜而堅決地在我這位幾乎可以說還是一位陌生人的面前說出來。我馬上就感覺到，奧地利想與德國切割的單方行動計劃不是尚在準備階段，而是已經付諸實施了。以單獨媾和談判為威脅來迫使德國同意做出讓步，或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實施這一威脅，這種想法是非常大膽的。歷史可以作證，這是當時可以拯救帝國、拯救皇室也就是拯救歐洲的唯一的、最後的可能。可惜，在計劃的實施上缺少了原初計劃中的決絕。卡爾皇帝確實派皇后的哥哥帕爾瑪親王給克里孟梭送去一封密信，以便在沒有徵得柏林宮廷同意下打探締結和平的可能，如有可能便開始談判。這一秘密使命是如何被德國所獲知的，我記得好像一直沒能得到完全澄清。糟糕的是，卡爾皇帝沒能有勇氣公開主張自己的信念：要麼是因為德國曾經威脅武裝入侵奧地利——有些人這樣說——要麼是因為他作為哈布斯堡皇族的成員，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關鍵時刻取消弗蘭茨·約瑟夫皇帝以拋灑那麼多鮮血為代價訂下的盟約。不管怎樣，他沒有任命拉馬施和賽佩爾為內閣總理。只有他們這兩位信奉天主教的國際主義者出於內心的道德信念，才會有這樣的力量來揹負背離德國的惡名。這種猶豫最後毀了他。這兩個人都是在後來千瘡百孔的奧地利共和國時期才擔任總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帝國時期。當時除了這兩位有分量的、備受尊敬的人物以外，似乎沒有什麼人有能力在世介面前來護衛這一貌似不義的舉動。如果拉馬施能夠公開以脫離德國相威脅，或者果真脫離，那麼他不僅拯救了奧地利的存在，也救德國於其最內在的危險，即沒有饜足的吞併企圖。假如這位篤信宗教的智者當初對我坦言相告的計劃沒有因為軟弱和行事笨拙半途而廢的話，我們歐洲今天的處境會好一些。
第二天我繼續行程，穿過瑞士邊界。很難想象，從一個被封鎖的，已經處於半饑荒狀態下的戰爭國來到一箇中立國意味著什麼。從這邊的最後一站到那邊的第一站之間，只有幾分鐘。從過了邊界的第一秒開始，人就有了這樣的感覺，好像從令人窒息的汙濁空氣中突然來到了一個滿是白雪的清新環境，那種眩暈感從大腦穿過所有的神經和感官。很多年，每當我從奧地利來瑞士途經這個火車站（不然的話，它的名字我是不會保留在記憶當中的），每次這種放開呼吸的感覺就會倏然升起。一下火車，第一個驚喜便是那食品櫃上琳琅滿目地陳列著的東西，這些曾經是生活中天經地義的東西，我幾乎都已經忘記了它們該是什麼樣子：飽滿的金色柑橘、香蕉，還有巧克力和火腿就放在那裡，而在我們那裡這是需要走後門才能弄到的，還有面包和肉，不需要麵包票、肉票：旅客們像一群飢餓的動物一般向這些物美價廉的食品撲過去。那裡還有一個電報局，一個郵局，可以將不被檢查的信件傳送到全世界的各個方向。那裡放著法文的、義大利文的、英文的報紙，人們可以不受懲罰地購買、翻看、閱讀裡面的內容。只是行駛了五分鐘，被禁止的東西就被允許了；到了那邊，被允許的就被禁止了。歐洲戰爭的全部荒謬之處由於空間的比鄰而立變得如此昭然若揭。就在對面的那座邊境小城，近得連招牌上的字還能用肉眼看到，從每一茅屋土舍裡都會有男人被拉出來，被運送到烏克蘭或者阿爾巴尼亞，到那裡去殺人或者被人殺死。在離那裡五分鐘路程的這裡，那些與他們同齡的男人們正怡然與妻子坐在長滿爬山虎的房門前抽著菸斗：我不由自主地問自己：在這條邊界河流裡遊著的魚，右邊的是屬於戰爭狀態的，左邊的是保持中立的。在跨過國界的頭一秒，我的思考已經不同，更自由、更興奮、更無拘無束。第二天我就知道了，在戰爭的世界裡，不光是我們的精神生活被削弱了那麼多，甚至我們的身體機能也同樣如此。當我受到親戚的邀請，不加考慮地在飯後喝了一杯純咖啡，還抽了哈瓦那雪茄之後，我突然感到頭暈，心跳得厲害。我的身體、我的神經在經歷過長期的代用品之後，對真正的咖啡和菸草已經沒有接受能力了，連身體也得從戰爭的不自然狀態切換到和平的自然狀態。
這種眩暈，這種舒適的頭昏眼花也傳遞到精神領域裡。在我的眼裡，每一棵樹都更美了，每一座山都顯得更自由了，每一處風景都更能讓人感到幸福。在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在陰暗沉重的目光下，草地上那透著幸福氣息的和平也會被看成是大自然的冷漠無情，殷紅的落日會讓人想到流淌的鮮血。在這裡，在和平的自然狀態下，大自然那幽雅的低調也讓人覺得原本就該如此了。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喜歡瑞士。以前我也總是喜歡來到這個面積不大但是了不起的，有無盡多樣性的國家。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感覺到她的存在意義：在同樣的空間裡，各民族沒有敵意地共同存在的瑞士理念，這個最為睿智的指導思想，即通過相互間的尊重和真誠地推行的民主，讓語言上、民族上的差異提升為兄弟之愛，對我們這亂作一團的歐洲來說，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榜樣！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難所。幾百年來，她就是和平與自由的家園，她以地主之誼最忠誠地存留著每一種思想特有的品質。存在著這唯一的超越民族的國家，這對於我們的世界何其重要！我覺得，這個國家擁有美麗和財富，實在是得其所哉。在這裡，沒有人是陌生人；在這個悲哀的時刻，一個自由獨立的人在這裡比在自己的祖國更有歸家的感覺。我還在蘇黎世的大街上和湖邊徜徉了幾個小時，直到夜裡。萬家燈火下一片和平，這裡的人們還有著生活中的那種泰然自若。我彷彿能感覺到，在那些窗戶後面，沒有整夜無眠的婦女躺在床上想著她們的兒子；我看不到傷員，看不到殘疾人，看不到那些明後天就會被裝上火車運往前線的年輕士兵：這裡會讓人感覺到，人們有權利去生活，而在戰爭的國家，自己還沒有變成殘疾彷彿都已經是一種不當、一種罪過了。
但是，對我來說最迫切的不是那些因為演出的談話，也不是去結識瑞士朋友和外國朋友。我首先要會見羅曼·羅蘭。我知道他能讓我變得更堅定、更清醒、更有行動力，我要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在最艱難的日子裡給予我的認可和友誼。我必須首先去看他，於是馬上去了日內瓦。現在，我們這兩個「敵人」處於一種相當複雜的情境中。可想而知，交戰國政府不願意看到，屬於他們國家的公民在中立的第三國有私人來往。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沒有哪條法律禁止這些活動。沒有哪個法律條文規定，因為坐在一起就會受到懲罰。只有貿易交換即「跟敵人通商」是被禁止的，而且要以叛國罪論處。為了避免在這一點上引起任何些微的嫌疑，我們朋友之間原則上都不互相遞煙，因為我們肯定會不間斷地受到特工人員的監視。為了不讓人懷疑我們害怕或者我們有什麼心虛之事，我們這些國際朋友總是選擇一個最為簡單的辦法：公開。我們的通訊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領的渠道，我們也不在夜裡偷偷互訪，而是公開走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館裡。我到了日內瓦以後，也馬上對旅館的門房報上全名，說我要見羅曼·羅蘭先生。我這樣做，對德語和法語的情報機構都方便，他們馬上就知道我是誰，我要和誰見面。對我們來說，兩個老朋友用不著因為各自碰巧所屬的國家碰巧正處於交戰狀態就故意避而不見，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了。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世界表現得荒謬，我們就隨著它一起來做荒謬之事。
我終於站在他的房間裡——我幾乎覺得，跟巴黎的那個房間是一樣的。像從前一樣，桌面和扶手椅上堆放著各種書籍。寫字檯上滿滿的都是雜誌、信函和紙張。他有著與從前同樣樸素的住地，宛如隱修士的工作室一般，卻連線起整個世界。無論他到哪裡，都出於自己的想法把房間佈置成這個樣子。我一下子說不出來問候之語，我們彼此伸出了手：這是幾年以來我第一次可以相握的法國人的手。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與之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但是，在這三年裡，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走得更近。跟他說外語讓我感覺比跟在我自己國家同任何人說話都更有信任、更直截了當。我完全意識到，這位站在我面前的朋友是當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歐洲的道德良知正在同我說話。現在我才能看到，他為促進人類的諒解已經做出和正在做出怎樣的大貢獻。他日日夜夜都在工作，單獨一人，沒有助手，沒有秘書，關注各個國家發出的不同宣言，與無數在不同情況下向他諮詢意見的人保持通訊聯絡，每天在他的日記本里寫滿很多頁紙。在這個時代，沒有哪個人像他那樣有那麼強烈的見證歷史時代的責任感，感覺到有向後來人有所交代的需求。（可是，到了今天，這些手寫的日記本，這些能讓人完整地瞭解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道德衝突和思想衝突的文稿，它們如今在哪裡？）與此同時，他也在發表文章，每一篇都引起國際反響。他還在創作長篇小說《克萊朗博》。他的投入不遺餘力，沒有間隙，充滿了犧牲精神，將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自己接手的那種無比巨大的責任當中；在人類瘋狂發作的時代，他在每一件事上的做法都堪為表率，都是充滿人性的。每一封信他都答覆，每一本討論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他都閱讀。這位身體乏力、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威脅的男人，這位只能輕聲說話、一直輕咳不斷的人，這位不戴圍巾就無法出門的人，這位快走幾步就喘不上氣來的人，煥發出來的力量卻能應對大得幾乎不可能的要求。任何攻擊，任何卑劣的手段都不能讓他動搖，他無畏而清醒地看著世界的混亂。我在這裡看到一種英雄主義，在一個活著的人身上看到這種精神上、道德上、紀念碑式的英雄主義——即便在那本寫他的書裡，我對他的描寫可能還是不夠充分（在蓋棺論定之前，人們不太敢對一個尚在人世的人給予太多讚美）。當我在這個小房間裡見到他時——從這裡他將那看不見的強大光芒發散到世界上的各個地區——我當時受到了怎樣的震撼！也許我可以說那是「淨化」，直到今天這一震撼還流淌在我的血液當中。我那時很清楚：羅曼·羅蘭一個人或者說幾乎是單槍匹馬而形成的那種正直而強勁的力量，可以抵抗上百萬人的非理性仇恨，這力量是任何測度和計算都不足以估量的。只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才能知道，他的存在以及他那堪為表率的不可動搖在當時意味著什麼。因為有了他，患上狂犬病的歐洲還得以存留住自己的道德良知。
在那天下午以及後來幾天的談話中，他的言詞包裹下的內容給我帶來淡淡的悲哀，正如跟里爾克談到戰爭時一樣。他對那些政客以及為了本民族的虛榮不惜犧牲他人的人感到憤慨；同時，他對那些難以計數的，為了一個他們自己根本不理解的意義——實際上的無意義——而受難和死亡的人感到同情。他把一份列寧的電報拿給我看。在乘坐那輛廣受非議的全封閉列車離開瑞士之前，列寧強烈請求羅曼·羅蘭與他一同前往俄國，因為他完全知道羅曼·羅蘭的道德威望對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業有多麼重要。但是，羅曼·羅蘭堅決地不聽命於任何群體，只是以一己之力在為一個他發誓為之努力的事業而奉獻：人類的共同事業。正如他也從來不要求任何人屈從於他的理念，他也拒絕任何關聯。愛戴他的人，本身應該是不受約束的。他要讓人看到的，無非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人可以保持自由，可以忠實於自己的信念，哪怕為此要與整個世界作對。
在日內瓦，我在第一天晚上便遇到了聚集在兩家小型獨立報紙《葉報》（lafeuille）和《明天》（demain）的幾位法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皮埃爾－讓·茹弗（p.-j.jourve）、勒內·阿科斯和弗朗斯·馬塞雷爾（fransmasereel）。我們彼此一見傾心，成為知心朋友，就像平常青少年之間締結友誼才會出現的那個樣子。但是，我們憑直覺感覺到，我們正站在一種新生活的開端。由於從前的朋友受到愛國主義的矇蔽，我們的一些昔日朋友關係已經不復存在。我們需要新朋友，因為我們仍然站在同一陣線，在同樣的思想戰壕裡反對共同的敵人，於是我們馬上形成了一種充滿激情的同志般的友誼。在二十四小時之後，我們彼此已經信任，好像我們已經相識多年，也都願意兄弟般地彼此以「你」相稱，像這個陣線中的人通常做的那樣。「我們為數不多，我們快樂，我們是兄弟一樣的朋黨」，我們都感覺到，這種不尋常而膽大妄為的相聚也有個人的危險；我們知道，在五個小時路程以外的地方，每個德國與每個法國人在彼此虎視眈眈，他們要用刺刀將對方刺倒，或者用手榴彈將對方炸得粉碎，他們會因此得到嘉獎；國界兩邊的千百萬人都在做著這樣的夢，將對方消滅，讓對方從地上消失，敵對雙方的報紙彼此都只有謾罵。在千百萬人當中我們為數不多的幾個，不光能和平地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同時也是有著最誠懇的、最充滿激情的兄弟之誼。我們知道自己這樣做與官方規定的內容多麼不符，我們也知道，這樣忠於友誼會讓我們在各自的國家給自己帶來危險。但是，正是這種危險讓我們將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升級為一種亢奮。我們就是要鋌而走險，並且要享受鋌而走險的樂趣，因為單單這將自身置於險境的行動，就足以給我們的抗議以真正的分量。我甚至與皮埃爾——讓·茹弗一起在蘇黎世舉辦了一次公開的朗誦會，這在這場戰爭期間是非常罕見的。他用法語朗誦他的詩作，我用德語朗誦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段。正因為我採取了將一切公開攤牌的做法，這也表明在這一場大膽的遊戲當中，我們是真誠的。至於領事館和大使館的人對我們有什麼看法，那對我們來說無所謂，哪怕我們這樣做是像科爾特斯將返回家鄉的船給燒燬。我們直到靈魂深處深信不疑，真正的「叛徒」不是我們，而是那些在這一意外時刻背叛了詩人之人道使命的人。這些年輕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他們生活得多麼有英雄氣概！正是那位弗朗斯·馬塞雷爾以他那些反對戰爭殘忍的木刻版畫，在我們的眼前展示出永遠的戰爭畫面，其中體現出來的激憤和狂怒，與戈雅的《戰爭的災難》相比也毫不遜色。這位充滿陽剛之氣的男人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在無言的木頭上刻畫著新的形象和畫面，那窄小的房間和廚房裡已經堆滿了這些木板。每天早晨《葉報》上刊登出來的版畫控訴，並不是在指控某個國家，所有作品的控訴物件都是一樣的，是我們的共同對手：戰爭。我們夢想著能有人從飛機上將這些傳單而不是炮彈投向城市和軍隊，讓人們看到這些能讓頭腦最簡單的人，無需有閱讀語言能力的人也能理解的憤怒而悲慘的畫面。我敢肯定，那樣的話，戰爭就會更早地被扼殺。可惜，這些版畫只能刊登在《葉報》這張小報上，所及範圍幾乎都不出日內瓦。我們所談論的、所嘗試的，都只侷限於瑞士這個小圈子內，等到它們能有效應時，已經為時太晚。面對各國的總參謀部和政治機構這些龐大的機器，我們感到無能為力，對此我們都心知肚明。他們之所以沒有迫害我們，也許正因為我們不會變得危險，我們的言詞被窒息，我們的影響無法得到發揮。正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為數少，知道我們在孤軍奮戰，所以我們緊密相擁，肝膽相照。在成年以後，我還從來沒有感受過像在日內瓦這個時候的熱烈友誼，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們都保持著這些關係。
從心理學以及從歷史的角度（而不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這個小組裡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昂利·吉爾博，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讓人看到一條歷史上顛撲不破的規律：在天翻地覆的突變時期，尤其是在戰爭或者革命時期，短時間內勇氣和膽量可能比內在意義更有效力，大無畏的公民勇氣能比一個人的品格和堅貞更有決定性意義。當時代潮流奔湧而來時，總是那些毫不猶豫地將自己投入激流當中的人能先行一步。有多少被歷史的潮流裹挾而來的曇花一現的風雲人物，如貝拉·庫恩（belakun）、庫特·艾斯納（kurteisner），直到他們的才智無法勝任！吉爾博，一位瘦弱的、長著金黃色頭髮的小個子男人，他灰色的眼睛目光銳利、充滿不安，他能說會道，有說起話來活靈活現的口才，卻並非天才人物。儘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將我的詩歌翻譯成法語，但是我不得不誠實地說，他的文學才華真的無足輕重。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沒有超出一般水平，他在各方面素養都不是特別深厚。他的性格當中有一種很不幸的稟性，那就是一定要提出反對意見，完全無所謂本來要反對什麼。如果能真正像一個街頭小混混那樣到處尋釁，能碰上比他自己強的對手，那他就會覺得很舒坦。在巴黎，在戰爭開始之前他就不斷地跟文學界的某個方向或者某個單個的人爭來辯去，無論誰在他眼裡都不夠極端，儘管他本質上是一個心地不壞的小夥子。現在，在戰爭中，他這位原本的反軍國主義者，一下子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對手：世界戰爭。與大多數人的恐懼和怯懦形成對比的，是他在戰鬥中帶來的無畏和勇猛，這讓他在關鍵時刻變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不可缺少。吸引他的東西，也正是其他人所懼怕的：危險。別人縮手縮腳不敢去做的事，他一個人卻做了那麼多，使得這位原本沒有什麼文學地位的人變成一位大人物，讓他的創作能力與戰鬥能力都提升到超正常的水準：類似的現象，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省的小律師和小法律人身上也可以觀察到。當他人在保持沉默時，當我們自己躊躇猶豫，在每個環節上都仔細去考慮做什麼以及不做什麼時，他卻義無反顧地動起手來了。吉爾博留下的長久性的功績是，他創辦並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唯一一份在思想界舉足輕重的反戰刊物《明日》，這是任何想要真正瞭解那個時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必須去讀的文獻。他辦了一件我們正需要的事情：一個在戰爭期間超越民族的國際性討論中心。羅曼·羅蘭對這份刊物的支援，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由於在道德上的威望以及人事關係，他為這份雜誌爭取到來自歐洲、美洲和印度最寶貴的作者；另外一方面，當時正在流亡的俄國革命者如列寧、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對吉爾博的激進立場有所信任，定期為《明日》撰稿。這樣一來，有十二個月或者二十個月，這世界上沒有哪份刊物比它更有趣、更獨立。如果它能持續到戰爭結束之後，也許對公眾輿論的形成還會產生影響呢。同時，吉爾博在瑞士還代表著法國的激進小組，因為在法國克里孟梭強行讓他們噤聲。在著名的昆塔爾會議和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堅持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從那些變成愛國者的成員當中分離出來——他扮演了一個歷史性的角色。在整個戰爭期間，在巴黎的政界和軍界，沒有哪個法國人比這位金黃色頭髮的小個子更讓人害怕、遭人痛恨，甚至超過那位後來在俄國成為布林什維克的沙杜爾（jacquessadoul，1881—1956）上尉。法國情報局最後終於成功地給他下了一個絆子。在伯爾尼一個德國間諜的旅館房間裡搜出來的幾份報紙，這些無非能夠證明德國機構訂閱了幾份《明天》而已。這原本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就德國人的一絲不苟而言，這幾份《明日》似乎是不同圖書館和機構所要求的。對巴黎來說，有了這個藉口就足夠將吉爾博說成是受到德國人收買的煽動者，並對他進行了起訴。他被缺席判處死刑。這是完全不公正的，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那樣，這個判決在十年以後的複審中被撤銷了。此後不久，由於他的偏激和極端行為——這種行為也慢慢危及羅曼·羅蘭和我們大家——他與瑞士當局發生了衝突，被逮捕並監禁。列寧對他有好感，也出於對他在艱難時期所提供的幫助懷有感激之情，於是大筆一揮讓他變成俄國公民，讓他坐上第二個封閉列車來到莫斯科。到了那裡，他的創造性活力才得以充分發揮出來。他有著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具有的一切條件：坐牢、被缺席判處死刑，他再次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正如在日內瓦是通過羅曼·羅蘭的幫助一樣，他在莫斯科由於列寧的信任在俄國的建設中做出了一些積極的貢獻。另外一方面，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像他那樣，由於戰爭時期的大膽立場而在戰後的議會和公眾中受到青睞，並擔任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因為所有極端性質的群體都在他身上看到：一個有行動力、有勇氣的真男人，一個天生的領導者。然而，事實證明，吉爾博根本不是一個具備領導者素質的人，他像許多戰爭詩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樣，僅僅是一個來去匆匆的時代的產兒，在經歷了與自己才能不相符的突然升遷之後，最終還是要塌垮下來。吉爾博這位無可救藥的論戰者，在俄國也像他從前在巴黎那樣，將他的天才都花在吵架和惹是生非上，慢慢地與那些曾經敬重他的勇氣的人鬧翻，最先同列寧，之後是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最後和我們大家。他終結於一個變得不那麼波瀾壯闊的時代，寫些沒有什麼分量的小冊子以及沒有什麼意義的爭吵，一如他起步之初所做的那樣。在獲得赦免以後不久，他在巴黎的一隅無聲無息地死去。這位在戰爭時期最無畏、最勇敢地反對戰爭的人，如果能好好地利用時代帶給他的契機，知道如何使之發生效力，原本有可能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今天他完全被人們所遺忘，他在戰爭期間創辦《明天》這份刊物，也許我是最後一個帶著對這份功績的感激之情來回憶他的人。
幾天以後，我從日內瓦回到蘇黎世，以便開始討論我的話劇試演的問題。我一直都熱愛這座城市，因為它的湖光山色，也因為它那高雅，略為保守的文化生活。由於瑞士位於各交戰國之間，蘇黎世也不再那麼安靜，一夜之間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城市，是歐洲各種思想運動的聚會所，當然也是一切可以想到的商人、投機者、間諜、宣傳鼓動者等各色人等的聚集地。當地人有充分的理由帶著懷疑的態度來看待這些人。在餐館、咖啡館、電車裡、大街上，人們聽到各種語言。到處都能遇到熟人，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總會陷入無休止的激烈爭論當中，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被命運捲到這裡的人，他們的生存都與戰爭的結局休慼相關：有的人受到自己政府的指派，有的人是因為受到迫害和蔑視。每個人都從原本的生存狀態中脫離出來，被甩入偶然事件當中。由於沒有家鄉，他們一直都在找同伴式的相聚共處；因為沒有權力來影響軍事事件和政治事件，他們日日夜夜在思想發燒的狀態中討論問題，這讓一個人同時變得興奮而疲倦。人們在自己的家鄉里經歷了若干年月的閉嘴不言之後，現在真的很難捨棄這種說話的樂趣。當一個人又可以不受檢查地去思想、去寫作之後，這讓人不由得要去寫作、去發表。每個人都開足馬力，哪怕是中等資質的人——如我所描述的吉爾博——也變得比此前以及此後更有意思了。各種語言、各種背景的作家和政治家都匯聚在這裡。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alfredried）在這裡出版了他的《和平守望者》，前普魯士軍官弗裡茨·馮·翁魯（fritzvonunruh）給我們朗誦他的戲劇作品，萊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frank）寫出了他那激動人心的短篇小說《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latzko）以他的《戰爭中的人們》引起轟動，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werfel）來到這裡朗誦作品。我下榻的施韋德飯店（hotelschwerdt）歷史悠久，當年卡薩諾瓦和歌德也曾經下榻在此處，這裡能夠遇到來自各個國家的人。我看到過一些俄國人，他們後來現身在革命當中，他們的真實名字我從來不會知道；還有義大利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強硬的社會主義者，還有德國的戰爭黨。在瑞士方面，站在我們這邊的是大名鼎鼎的神甫萊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ragaz）以及作家羅伯特·費齊（robertfaesi）。我在法語書店裡約見了我的法語譯者保羅·莫里斯（paulmorisse），在音樂廳裡得遇指揮家奧斯卡·弗裡德（oscarfried）：一切來來往往，你可以在那裡聽到所有的觀點，有最荒謬的，也有最理性的；有惱怒，也有興奮。雜誌得以成立，辯論得以進行，不同觀點在碰撞，或者對立在升級；各種群體在形成，或者在解散。我從來還沒有像在蘇黎世的那些日子裡（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夜裡），見識到這麼豐富多彩而充滿激情的人和觀點的組合，這種集中而且熱烈的形式。人們在貝萊菲咖啡館（cafebellevue）或者奧德翁咖啡館（cafeodeo）一直待到打烊為止，還經常再到另外一個人的寓所裡繼續討論。在這個著了魔的世界裡，沒有人再去注意風光、湖光和山色，以及這恬靜的和平；人們生活在報紙中、在新聞和謠言裡、在觀點中、在爭論中。非常特別的是：在這裡，人們在思想上對戰爭的經歷更為集中，甚至超過戰爭正在進行的本國土地上，因為在這裡人們可以將問題客觀化，可以完全不考慮勝利或者失敗帶來的國家利益。人們不再從某一個政治錨點出發來看問題，而是從歐洲的角度出發，將戰爭看成一種殘酷的、暴力性質的事件，它所改變的不光是地圖上的幾條邊境線，而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形式和未來。
好像我已經預感到自己將來的命運一樣，我最為之動容的是這些人當中沒有家鄉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光有一個，而是有兩個或者三個祖國的人，他們在內心中不知道應該屬於哪一個。在奧德翁咖啡館的一個角落，一位蓄著褐色小鬍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時候獨自坐在那裡，銳利的黑色眼睛前架著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鏡。有人告訴我說，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英國詩人。當我在幾天以後與這位詹姆斯·喬伊斯相識以後，他直截了當地拒絕與英國有任何所屬關係。他是愛爾蘭人。他雖然用英語寫作，但是他不用英語思考，也不想有英語式的思考。他當時對我說：「我想要一種語言，一種超越一切語言之上的語言，所有的語言都對它俯首帖耳。我沒法用英語表達自己而不讓自己因此進入一種傳統當中。」我當時還不是特別清楚他的話，因為我不知道他已經在寫作《尤利西斯》。他當時只是將他的那本《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借給我閱讀，那是他所存有的唯一一本，還有他的短劇《流亡》。為了幫助他，我當時甚至還想翻譯這個劇本。我越瞭解他，他那了不得的語言知識就越讓我不勝驚訝。他那圓圓的、高高凸起的前額，在電燈下如陶瓷般反光，在額頭後面的大腦裡好像所有恰當表達其所具有的詞彙都在跳舞，而且它們以最光彩奪人的方式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有一次他問我，《青年藝術家的肖像》裡的一個複雜句子該如何用德語來表達出來。我們一起嘗試著用義大利語和法語找到合適的句子構成。每個單詞他都有四五個備選的詞彙，甚至是方言詞彙，他對這些詞彙的色彩和分量的細微差別都瞭如指掌。他身上很少會不帶有某種苦澀的氣息，但是我相信這正是這種躁動，這種力量讓他內心裡變得激盪而多產。對都柏林、對英國和對特定人的恨在他身上變成了動力能量的形式，的確只是在詩歌作品中才得到了釋放。他好像喜歡自己的不苟言笑。我從來沒見過他笑，或者看見他高興過。他總顯得是一團糾結在一起，讓人看不透的力量。每次我在街上看到他時，他總是雙唇緊閉，總是步伐匆匆，好像他在朝某個特定的目標而去，這時我就會比在我們的談話中更強烈地感覺到他的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內心的離群索居。我後來一點兒也不感到吃驚，正好是他寫出了最孤獨、最沒有羈絆同時又如彗星一般墜入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
另外一位棲居於兩個國家之間生活的人，是費魯喬·布索尼（ferucciobusoni）。他的出生地和受教育之地都在義大利，但是他選擇在德國生活。從我的青少年時代開始，他就是眾多藝術名人當中我最喜歡的人。當他坐在鋼琴前聚精會神時，眼睛裡有一種特別美的，如在夢境中的光彩。他的雙手在下面輕鬆地彈奏音樂，絕對的完美；在上面他在傾聽，他那漂亮的、裝滿思想的頭略微後仰，在靜聽著自己演奏的音樂，完全沉浸在其中，好像他已經進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曾經多少次在音樂廳裡如醉如痴般地看他那張神采煥發的臉，讓他的琴音輕柔地升起，帶著銀色的清亮而進入我的血液之中。現在，我在這裡又見到他，他的頭髮已經灰白，眼睛裡籠罩著哀傷的暗影。「我應該屬於哪一方？」有一次他這樣問我。「當我夜裡從夢中醒來，我知道在夢裡我說義大利語。我要寫東西時，我在用德語詞彙思考。」他的學生遍及各國——「也許一個正在對另外一個開槍」——他不敢去碰自己的真正作品，歌劇《浮士德博士》，因為他感覺到自己心思恍惚。他寫了一個小型的輕音樂獨幕劇，為的是讓自己獲得解放，但是在戰爭期間，烏雲不會從他的頭裡散去。很少能聽到他那明朗洪亮的悅耳笑聲，他從前那種令我如此喜愛的笑聲。有一次深夜我在火車站餐館的大廳裡碰到他，這時他已經獨自喝了兩瓶葡萄酒。我從那裡走過時，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他指著酒瓶說，「不是酗酒！但是，有時候必須麻醉一下，不然受不了。音樂也不總能有效，創作的靈感只能在好光景時才降臨。」
這種分裂的情形給阿爾薩斯人造成的痛苦最為強烈，而在他們當中最糟糕不過的是像勒內·席克勒這樣的人，他們心裡朝向法國，但是用德語寫作。本來戰爭爭奪的就是他們的地盤，感覺將他們的心從中間切開。有人想要把他們拉向左邊，有人要把他們拉向右邊，要強迫他們認可德國或者法國。但是，他們最受不了的便是「要麼這個，要麼那個」的問題，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他們想要的，和我們大家一樣，那便是德國和法國作為兄弟，彼此間的互諒而不是敵視，因此他們在兩邊受苦，為兩個國家而受難。
在他們周圍還有一群無所適從的半敵半友者，混血的人，跟德國軍官結婚的英國女人，奧地利外交官的法國母親。在有些家庭中，一個兒子在這邊服役，而另外一個兒子在那邊服役；有的父母在等著信件；這邊不多的財產被沒收了，那邊的職位丟掉了。所有這些被分裂的人都逃到瑞士來，為了逃脫嫌疑。無論在舊的，還是在新的家鄉，他們都同樣遭到迫害。這些被摧殘、被損害的生靈，為了避免羞辱這個或者那個人，他們避免說這種或者那種語言，像影子一樣悄無聲息地遊走。一個人活得越歐洲化，那隻要砸碎歐洲的拳頭，對他就會教訓得越狠。
在此期間，《耶利米》上演的日期也臨近了。首演非常成功，甚至《法蘭克福報》也陰陽怪氣地向德國報道說，美國公使和協約國的幾個重要人物都觀看了首演。這並不會讓我感到不安。我們都感覺到，戰爭現在進行到了第三個年頭，參戰國內部已經變得越來越弱，對由魯登道夫一意孤行而強迫繼續進行的戰爭持反對態度也不像在他風光無比的罪惡之始時那麼危險了。在1918年的秋天，會有最終的決定。但是，我不想讓自己在整個等待時期留在蘇黎世。我慢慢地變得更為清醒和警覺了。在剛剛到達這裡的興奮中，我還曾經以為在這些和平主義者和反對軍國主義者當中，真的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們是為實現歐洲和解這一目標的堅定戰鬥者。很快我就發現，在那些裝扮成流亡者或者扮演成英雄信念的殉道者當中，也有幾個不明身份的人混進來。他們是受德國情報機構收買來監聽和刺探其他人的。很快，每個人都從自己遇到的事情當中看清楚了：這個寧靜的、規矩的瑞士被來自兩個戰爭陣營的情報人員給打通了無數個地洞。倒字紙簍的女傭、電話接線員、在服務時出奇地與人靠得近而且速度慢的跑堂，都在為敵對的某一方服務，甚至是同一個人為雙方服務。箱子被神秘地開啟了；吸墨紙被拍了照片；信件在路上或者在郵局裡消失了；在旅館的大廳裡，舉止文雅的女人以令人厭煩的樣子向人擠出笑容；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和平主義者會突然來訪，請我們在宣告上簽字，或者一副無辜的樣子請求給他們那些「可靠的朋友」的地址。一位「社會主義黨人」請我給拉紹德封（lachaux-de-fonds）的工人組織做一次報告，他給出的報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組織對此卻一無所知。到處都得提防備至。沒用多久我就注意到，那些能夠當作絕對可靠的人，數量是多麼少。由於不想再捲入政治當中，我的交往變得越來越少。即便是在跟那些可靠的人交往當中，那些沒有結果的無休無止討論，那種一意孤行地侷限在激進主義者、自由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布林什維克主義者和無政治傾向的小圈子的做法，也讓我感到無聊。在那裡我第一次真正能觀察那些永久型的職業革命者：只是作為反對者，他才會覺得自己無足輕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們死守教條，因為他們自身沒有可以停靠的錨點。要是繼續留在這喋喋不休的混亂環境裡，這種令人眼花繚亂、毫無把握的共同性就會繼續發酵下去，自身的信念和道德上的把握就會受到損害。於是，我撤了出來。事實上，這些咖啡館謀反者沒有一個敢於真正謀反的，那些臨時扮演的國際政治家沒有一個懂得，在真正有必要時該如何去從事政治。在積極的任務即戰後的建設開始之時，他們還躲藏在自己那種吹毛求疵、滿腹牢騷的消極情緒當中，正如那些日子裡的反戰作家一樣，他們當中少有在戰爭以後還完成重要作品的。是那個發燒的時代，讓他們創作、討論、從事政治；那只是一個暫時的狀態，造成他們形成共同之處的並非一個內在的理念，於是這些由有趣的、有才華的年輕人組成的圈子一下子消散得不留任何痕跡，只要他們反抗的物件——戰爭——過去了。
我選擇的適合我停留的地方是呂施利孔（rüschlikon）的一家小旅館，離蘇黎世半個小時路程。從那裡的小山上可以看到整個蘇黎世湖，城市的尖塔顯得又小又遠，一覽無餘。在這裡我只需見我自己請來的人，真正的朋友，羅曼·羅蘭和馬塞雷爾；在這裡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充分利用那些無情流逝的時間。只要本國的宣傳還沒有讓他們的眼睛變瞎、耳朵變聾，美國的參戰讓所有人都看到，德國的戰敗不可避免。當德國皇帝突然宣佈他從此要「民主地」執政時，我們都知道，這鐘聲傳達出來的是什麼。我坦率地承認，我們奧地利人儘管與德國人在語言上和思想上有密切關聯，卻變得急不可耐：那不可避免的結局，也正因為它是不可避免的，應該快點到來。曾經發誓戰鬥到最後一息的威廉皇帝逃出國境線，那位為了他的「勝利者和平」而讓百萬人殞命的魯登道夫戴上墨鏡敗走瑞典的那一天，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安慰。我們相信——當時全世界都和我們一起相信——這場戰爭是一切時代的最後一場戰爭，那個蹂躪世界的野獸被馴服了或者已經被殺死了。我們相信威爾遜那了不起的綱領，那也正是我們自己的；我們在東方也看到一束差不多的光芒，因為俄國革命還帶著人道的理想主義理念在歡慶它的蜜月期。我們是太傻了，我知道。但是，這麼傻的不光是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能回憶起來，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滿是歡呼聲，以此來迎接地球的拯救者美國總統威爾遜，甚至敵對雙方計程車兵都互相擁抱，互相親吻。人們從來沒有像在和平的最初幾天裡，對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有那麼大的信任。現在，在地球上終於有餘地去建立那早就被承諾的公平與博愛的王國了，去建立我們朝思暮想的那個共同的歐洲：要麼是現在，要麼便永無可能。我們已經走過地獄，地獄之後還有什麼能嚇住我們？一個新世界正整裝待發。我們還都年輕，所以我們對自己說：那將是我們的世界，我們夢寐以求的世界，一個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註釋
德語中瑞士的名稱是dieschweiz，定冠詞為陰性，所以這裡的譯文中採用了「她」來指代這個國家，這也更符合作者在這裡表露出來的對這個國家的熱愛。
這是羅曼·羅蘭在1920年完成的一部歷史小說，主人公為法國17世紀作曲家克萊朗博（louis-nicolasclérambault，1676—1749）。茨威格將該書翻譯成德文，題名為《克萊朗博的故事：戰爭中的自由精神》。
科特特斯（hernáncortés，1485—1547），西班牙的殖民征服者。1519年，他讓自己的隊伍在登陸之後將船隊摧毀，斷絕一切後路，以示背水一戰征服墨西哥的決心。
在法國大革命中，三級會議中來自吉倫特省的代表最終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政治力量，被稱為「吉倫特派」。在其12名代表中，有5人是律師。
齊美爾瓦爾德（zimmerwald）是位於瑞士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鎮。瑞士社會民主黨於1915年9月5—8日在這裡舉辦了一場國際會議，有來自12個國家的37位代表參加，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會議形成了《齊美瓦爾德宣言》，以列寧為核心形成了反軍國主義、主張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運動，被稱為「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由此開始國際工人運動開始分化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和改革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這次會議上也成立了「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該組織1916年的會議在昆塔爾（kienthal，也是伯爾尼附近的一個小鎮）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