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居鄉下也於事無補，整個氛圍讓人感到壓抑。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意識到，在對方進行粗野的咒罵之時，僅有消極的做法，不去參與其事，這還不夠。畢竟，一位作家擁有了詞語，他同時也就有了在這個言論審查時代於許可的範圍之內運用詞語來表達自身信念的責任。我嘗試著去做這些。我寫了一篇標題為《致外國的朋友們》的文章，直言不諱地說出與那些鼓吹仇恨者截然不同的觀點，對那些國外朋友發出呼籲：儘管我們目前沒有可能保持聯絡，但是要彼此保持忠誠，以便日後能夠在第一時間開始為重建歐洲文化而共同工作。我將這篇文章寄給一家讀者最多的德國報紙。出乎意外的是，《柏林日報》不加刪改地將全文刊登出來。只有一個句子「管它誰會獲勝」成了報刊審查的犧牲品，因為當時不允許對德國將在世界大戰中勝出這一點有哪怕再小的懷疑。不過，即便沒有這個句子，這篇文章也給我招來若干來自超級愛國者們出離憤怒的信件，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刻還是要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敵人為伍。這不會讓我受到什麼傷害。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試圖說服別人接受我的信念。對我來說，把我的信念表達出來，能夠以看得見的方式將我的信念公之於眾，這就足夠了。

十四天以後，在我幾乎都已經將這篇文章完全忘記時，我發現一份貼著瑞士郵票、蓋著檢查章的信件，我從那熟悉的字跡上已經認出來這是羅曼·羅蘭的信。他肯定是讀到我的那篇文章了，因為他在信中寫道：「不，我永遠不斬斷和朋友的關係。」我立刻明白了，他這短短的幾行字只是為了試探一下，是否有可能在戰爭期間與一位奧地利朋友保持通訊聯絡。我馬上給他回信。從那時開始，我們定期給對方寫信，這種通訊持續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要血腥——將各國之間的聯絡徹底斬斷。

這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幸福時刻之一：這封信就如一隻雪白的鴿子，它來自那裝滿吼叫著、踢踏著、憤怒發作的動物的諾亞方舟。我不再感到孤獨，終於又可以和有同樣思想的人連在一起。羅曼·羅蘭那超強的靈魂力量，讓我感到自己變得更有力量，因為現在我知道，在國境線的那邊，這位了不起的羅蘭在守護著人性。他找到了一位詩人在如此情形下個人可以踐行的唯一正確之路：不去參與摧毀和謀殺，而是以沃爾特·惠特曼為偉大榜樣參加人道救援工作——惠特曼曾經在南北戰爭時期擔任傷員護理的工作。羅曼·羅蘭生活在瑞士，由於健康狀況時好時壞，他被豁免了一切戰地服務的義務，但是他馬上去了日內瓦紅十字會報到——在戰爭爆發之時，他住在日內瓦。他每天在擁擠不堪的房間裡，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後來在一篇題為《歐洲之心》的文章中對這一工作公開致謝。在謀殺性質的戰役開始後的幾個星期裡，各國之間的一切聯絡都中斷了。在所有國家裡，人們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兄弟、父親到底是陣亡了、失蹤了，還是被俘了，他們也不知道應該去問誰，因為不能指望「敵人」會給出任何訊息。在如此恐怖和殘忍之時，紅十字會承擔起一項了不起的任務，至少讓人們免於最痛苦的折磨：對自己心愛之人所遭受的命運沒有確切的訊息，那是如刑訊一般的折磨。紅十字會將敵國戰俘的信件帶到他們的家鄉。當然，這個組織才籌建了幾十年，還不足以應對這麼大規模的郵件轉發，以及數以百萬計的信件量。每天、每個小時都得增加前來幫助工作的志願人員，因為對於那些在煎熬中等待訊息的親屬來說，每一小時都長於百年。到1914年12月底時，每天到達那裡的信件超過三萬封，最後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擠在日內瓦的「拉特美術館」裡來處理和答覆每天洶湧而來的信件。在這群人當中，也有一位最具人道精神的詩人，他和志願者們一起從事這項工作，而不是自私地去做自己的事情：這位詩人便是羅曼·羅蘭。

但是，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另外一種責任，那種應該大聲說出自身信念的藝術家責任，哪怕這得面對來自自己國家的抵抗，甚至遇到來自整個戰爭地區的抵制。早在1914年的秋天，當大多數作家還在聲嘶力竭地叫囂仇恨、互相攻擊和辱罵時，他卻寫出了那篇膾炙人口的自白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他要消除不同國家在精神上的憎恨，要求藝術家即便在戰爭狀態下也要主持正義和人道。在當時，沒有哪篇文章像這篇一樣引發這麼多不同的觀點，讓整個文學界分成兩個部分：要麼贊同，要麼反對。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有所區別：詞語在當時還有力量。當時，輿論還沒有被組織化的謊言，即所謂的「宣傳」送往死亡之地，人們還聽信那些寫出來的詞語，也在期待著這些詞語的出現。在1939年，沒有任何一個詩人的集會，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產生出哪怕最小的效果，直到今天也沒有哪怕一本書、一個小冊子、一篇文章、一首詩歌能夠觸動大眾的內心，甚至能對他們的思想有所影響；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的詩，如利騷的《憎恨英國之歌》或者那份愚蠢的《九十三位德國知識界人士的宣言》，以及與之站在對立面上的如羅曼·羅蘭八頁長的文章或者巴比塞（henribarbusse）的長篇小說《火線下》都能成為大事件。當時道義上的世界良心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衰竭、枯乾，對於任何公然的謊言，任何對國際法和人道的踐踏，它都以幾百年來聚集的信念力量竭盡全力做出反應。自從希特勒視謊言為理所當然、將反人道提升為法律以後，破壞法律的行為如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幾乎不會受到嚴肅的譴責，而這在當時卻激起全世界的憤怒。槍殺卡維爾（edithcavell）護士，使用魚雷擊沉「盧西塔尼亞」號客船等行為所引起的普遍性道德譴責，讓德國遭到的重創要甚於一次失敗的戰役。那位詩人、法國作家在那個時代發聲，並非完全於事無補，因為當時人們的耳朵和靈魂還沒有被收音機裡不間斷的胡說八道的浪潮所淹沒。正好相反：一位大詩人發表的即興宣言要比政客們的正式講話影響大上一千倍。人們知道，後者的講話是戰略上和政治上審時度勢的結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實內容。那一代人還有著對詩人的無限信任，把他們看作是有著純潔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後來如此失望。正因為軍隊和官方機構知道詩人有這樣的威望，他們便將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聲望的人都網羅在自己的動員機構下面：他們應該去宣告、去見證、去證實、去發誓，一切非正義、一切邪惡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己國家的一方。但是，在羅曼·羅蘭這裡，他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去強化這種充滿憤怒的、用一切煽動手段製造的過激氛圍，而是要去淨化它。

如果今天來讀這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也許人們不再能理解它的巨大效果。一個人如果還有著冷靜而清醒的頭腦就會發現，羅曼·羅蘭所倡導的無非是最理所當然的簡單道理。然而，他發出這些言辭的時代，正是一個大眾精神瘋狂的時代，這在今天幾乎難以描述當時的情形。這文章一發表出來，法國的超級愛國者們就好像無意中抓到一塊燒紅的鐵塊。一夜之間，羅曼·羅蘭遭到老朋友們的抵制，書店裡不再敢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出來，正好需要以仇恨來刺激士兵的軍事當局已經在考慮採取某些措施來針對他。鼓吹這樣觀點的小冊子一本接著一本地出來：「在戰爭期間，愛國高於一切人道主義的價值。」像以往一樣，這種叫喊只能證明，羅曼·羅蘭的這一記重拳完全擊中了要害。思想界人士在戰爭中應該保持這樣的態度，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已經無法阻擋，每個人都無可迴避地要面對這一問題。

在回憶這些事情時，最讓我感到遺憾的莫過於現在無法看到羅曼·羅蘭在那些年寫給我的信件。一想到它們可能在這場新的浩劫當中被毀掉或者丟失，我就感覺到一種責任的重負。我那麼熱愛他的作品，也認為以後這些信件有可能成為從他那偉大的心靈和充滿激情的理性中表達出來的最優美、最富有人性的作品。這些信件是他寫給國境線對面的一位朋友，即官方意義上的「敵人」的，出自靈魂遭受同樣痛苦所帶來的無比震撼，出自無能為力的悲憤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在那個保持理性已經需要巨大的力量，僅僅做到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經需要超乎尋常的勇氣的時代，也許它們是最能打動肺腑的道德文獻。過了不久，從我們的友誼書信往來中就產生出一個積極的建議：羅曼·羅蘭建議，應該邀請各國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來瑞士召開一個共同的會議，以便他們能形成一種統一的、更為得體的態度，甚至也許能在達成相互理解的意義上向全世界發出一份團結合作的呼籲。他從瑞士對法國和其他外國思想界人物發出邀請，而我則從奧地利與德語界那些本人沒有公開參與仇恨宣傳的詩人、作家和學者取得聯絡。我馬上就著手去做。當時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詩人便是蓋爾哈特·豪普特曼。我沒有直截了當地去問他，以避免他在做出接受或者拒絕的決定時為難。我給我們的共同朋友瓦爾特·拉特瑙寫信，請他私下詢問一下豪普特曼的意見。拉特瑙拒絕說，現在還沒有到讓思想界保持和平的時候，豪普特曼是否知道此事，我無從得知。這樣一來，我的嘗試就算是以失敗而告終了，因為當時托馬斯·曼站在另外一個陣營裡，並且不久前在一篇關於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接受了德國權益的立場；里爾克呢，我知道他是站在我們這邊的，但是他原則上不參與任何公開的和聯合性質的活動；戴默爾這位曾經的社會主義者，在信件落款上帶著幼稚的愛國主義自豪簽名為「戴默爾少尉」；與霍夫曼斯塔爾和雅各布·瓦塞爾曼的私下交談讓我明白，不能指望他們會加入其中。在德語作家這邊，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而羅曼·羅蘭在法國遇到的情況也比我這裡好不了多少。1914年、1915年，當時還為時太早，對於後方的人來說，戰爭還是太遙遠的事情。我們孤立無援。

孤立，但也並非完全孤立。通過信件往來我們已經有所收穫：無論在中立國還是在參戰國，已經有那麼十幾個人和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們互相關注到對方的著作、文章、小冊子，可以從中看到某一結晶點。新的因素在這結晶點上聚集，剛開始帶著猶豫，隨著時間的推移，沉重的壓力讓這種趨勢增強。這種並非完全站在荒無人煙之地的感覺給我以勇氣，促使我更經常寫些文章，通過回應和反響找到那些與我們有同樣感覺的單槍匹馬之士，或者那些尚且隱而未露之人。不管怎麼說，我還可以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報紙上發表文章，從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圈，也不用害怕當區域性門常規性的阻撓，因為我從來不去涉及當下的政治問題。在自由主義的思想餘韻之下，當時人們對文學人士還敬重有加。當我再讀當時我悄悄地在廣大讀者當中傳播的那些文章，不能不對奧地利軍事當局官員的心胸大度表示敬意。在世界大戰進行得熱火朝天之時，我居然還能熱烈地讚譽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馮·蘇特納這位將戰爭指責為罪中之罪的人，還可以在一家奧地利的報紙上詳細介紹巴比塞的小說《火線下》。我們想在戰爭期間將一些不合時宜的觀點傳播到更大的範圍內，當然我們也得找到一定的技巧。要想在奧地利展現戰爭的殘酷、後方的冷漠，在介紹小說《火線下》的文章裡自然就有必要突出「法國」步兵所遭受的痛苦。但是，上百封來自奧地利前線的來信讓我看到，我們自己的那些士兵也從中看到了自身的命運；或者，為了表達出我們的信念，我們就採取了互相攻擊的手段，比如，我的一位法國朋友在《法蘭西信使報》批駁我的那篇《致外國的朋友們》，在裝模作樣的論辯中，他將我的全文一字不落地翻譯出來、發表出來，成功地把它在法國散佈開來，讓那裡的每個人都能讀到（這也是本來的目的）。我們用這種方法互相打著訊號燈，這些無非是一些回憶的標記。我們的目標讀者那麼默契地領會了我們的意圖，從後來的一樁逸事中我看到了這一點。當義大利於1915年5月對它從前的盟友奧地利宣戰時，我們這裡掀起了一股仇恨的浪潮，一切跟義大利有關的事物都遭到咒罵。碰巧，一位「復興時代」的年輕義大利人卡爾·波埃里奧（carlpoerio）描寫他與歌德見面的回憶錄出版了，我就在這仇恨的嘶喊聲中寫了一篇題為《一位義大利人訪問歌德》來表示，義大利原本和我們的文化是有著密切關聯的。由於這本書的前言是出自克羅齊（benedettocroce）之手，我便趁機用幾句話表達了對他的最高崇敬。在一個不許承認敵國的作家或者學者的時代，在奧地利發表對一位義大利人的欽敬之詞，自然是在表達一種明確的抗議，國境線對面的那些人也領會了這一內涵。當時擔任部長的克羅齊後來給我講述說，當時部裡一位不懂德語的職員驚惶失措地告訴他說，在戰爭敵對國的一份大報上有針對他的內容（因為他無法想象有指名道姓卻不是當作敵人這種可能）。克羅齊讓人給他拿來了《新自由報》，他先是吃驚，然後就感到非常愉快，他沒有從中看出有任何敵意。

我現在根本無意於去高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嘗試。它們當然對事件的發生沒有產生哪怕最微小的影響。但是，這些努力對我們自身還有一些素不相識的讀者有所幫助。它們緩解了可怕的孤立和靈魂上的絕望：這便是20世紀真正有人之感覺的人在當時的處境。今天，在二十五年之後，同樣的情形再度出現：面對超強勢力，真正帶著人之感覺的人如此無力，恐怕現在比以前更為糟糕。我當時已經完全知道，這種小小的抗議和小把戲無法將我內心真正的負擔碾碎。慢慢地我有了要完成一部作品的計劃：我不光要對個別情形發聲，還要表達出我對時代和民族，對災難和戰爭的全部看法。

為了能夠以文學的手段全面地描寫戰爭，我還缺少最重要的東西：我還從來沒有親見過戰爭。我坐在這間辦公室裡快一年了。在看不見的遠方，「本質性的東西」即戰爭的現實和殘酷，正在時刻發生。我曾經有過若干機會去前線，幾家大型報紙曾經三次找我為他們做隨軍報道。但是，每一種描寫都會帶著一種義務，要從正面的、愛國主義意義上來入手。我曾經對自己發誓，絕不寫任何一個字來認可戰爭或者貶低其他民族。這一誓言我在1940年也堅守不渝。現在有了一個機會。1915年的春天，奧地利——德國的強大攻勢在塔爾努夫（tarnow）突破了俄國的防線，一舉奪下加利西亞和波蘭。戰爭檔案館要將俄國人在奧地利佔領區釋出的各種宣傳品和告示的原件蒐集到自己的圖書館當中，要趕在這些材料被撕下或者被銷燬之前。館長碰巧知道我有收藏方面的技能，就問我是否願意去做這件事。我當然馬上就同意了。於是，我有了一張通行證，可以乘坐任何一輛軍車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不隸屬於任何特定部門，不直接聽命於某個機構或者某個上司。於是，出現了一個最為特別的情況：我並非軍官，只是一位名義上的上士，穿沒有特殊標記的軍隊制服。每次我出示機密證件時，都會引起人們特別的尊敬，因為前線的軍人和文職官員以為我肯定是微服私訪的參謀部軍官或者有其他秘密使命在身。我也不住軍官室，只在旅館下榻，所以我還能得到一種便利，那便是可以置身於龐大的戰爭機器之外，可以在沒有「嚮導」的指點下看到我想看到的東西。

收集宣傳海報這一本職任務對我來說不是太難。每到一座加利西亞的城市——塔爾努夫、德羅戈貝奇、倫貝格——火車站總有那麼幾個被稱為「掮客」的猶太人，這個職業就是幫人們弄到想要的東西。我只需跟一個這樣的萬能人物說，我想要俄國佔領軍的宣傳告示。這位掮客便像鼬鼠一樣敏捷行動，以神秘的方式將這一任務分派給不同的「下線」。三個小時以後，我自己一步未出，已經把材料蒐集齊備。正因為有這種出色的蒐集渠道，我有很多時間去多走多看，我也的確看到了很多。首當其衝的，是那些平民可怕的悲慘處境，在他們的眼睛上還能看到他們遭遇的殘忍，如同影子一樣。我也看到了猶太人聚居區人們的悲慘生活，這是我從來不曾知道的：他們八個人或者十個人一起住在一間平房或者地下室裡。我第一次看到「敵人」。在塔爾努夫，我遇到了押解首批俄國戰俘的情形。他們坐在一塊圍起來的四方形空地上，抽著煙，說著話，被二三十位年紀較大，大多數鬍子拉碴的蒂羅爾省（奧地利南部阿爾卑斯山地區的一個省份）的「護衛軍」（landsturm）看守著，這些人也和戰俘差不多一樣破衣爛衫、不修邊幅，跟我們在家裡畫報上所見的那些體面講究、頭光臉淨、身著嶄新制服計程車兵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不過，這種看守戰俘一點兒也沒有那些你死我活式的、苛酷的特徵。戰俘們根本沒有人們平常所設想的那種逃跑企圖，而奧地利的護衛軍士兵也沒有要嚴格看管的願望。他們和戰俘們像戰友一樣坐在一起，恰好是語言的不通，讓雙方覺得特別好玩兒。他們互相遞煙，向對方微笑。一位蒂羅爾計程車兵正從又舊又髒的皮夾子中拿出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給「敵人們」看，「敵人們」一個一個地欣賞照片，用手指打著手勢來問孩子是三歲還是四歲。我不由自主地有這樣的感覺：這些底層的、簡單的人對於戰爭的感覺比我們那些大學教授和作家要正確得多：那是一種降臨到他們頭上的不幸，他們對此束手無策；那些也被捲入這一厄運當中的人，都像是同病相憐的兄弟一樣。這一認識給我以安慰，伴隨著我的整個行程，穿過那些遭受過炮擊的城市和被搶劫一空的店鋪：傢俱像殘碎的肢體和被掏出來的內臟一樣躺在街道的中央。那些位於戰場之間、莊稼長勢良好的田野又讓我希望，在幾年以內這些破壞都將會消失。我自然也沒有估算到，正如戰爭的痕跡在地球上快速消失一樣，對戰爭之殘酷的回憶也同樣迅速地從人們的記憶中銷聲匿跡。

戰爭的真正殘忍我在最初的幾天還沒有遇到：它的面目超出了我做出的最壞的設想。由於常規的客車基本上已經沒有了，有一次我乘坐了敞篷炮車，另外一次則乘坐了平時運送動物的列車。在這樣的車廂裡，極度疲乏的人橫七豎八地睡在濃烈的惡臭中，正在被送往屠場，哪怕他們跟已經被宰殺的動物非常相似。但是，最可怕的還是運送傷兵的列車，我曾經不得不乘坐過兩三次。這與我們在戰爭之初在畫報上看到的那些公爵夫人和維也納社交界名媛淑女當護士的軍醫救護車有多麼不同！那些是明亮雪白、擦洗得乾乾淨淨的車廂，而我在這裡看到的卻是普通的貨車車廂，沒有真正的窗戶，只有一個窄窄的通風口，裡面是靠滿是煙垢的油燈來照明的。最為簡陋的擔架一個挨一個並排立著，每個上面都躺著呻吟著，汗水淋淋，像死人一樣慘白的人，他們在充滿排洩物和碘酒的汙濁氣味中，拼命地吸著氣。衛生員與其說是走路，不如說是在搖晃，他們已經筋疲力盡。在哪裡都見不到照片上那些雪白耀眼的床上用品。傷員們蓋著已經浸透了血的毯子，躺在麥草上或者硬硬的擔架上；在這樣的車廂裡，兩三個死者躺在這群正在死去或者正在呻吟的人當中。我跟一位醫生談話，他坦承自己不過是匈牙利一個小村子裡的牙科醫生，已經很多年沒有做過手術了。他感到絕望。他告訴我說，他已經提前給七個車站拍了電報，要嗎啡。但是，全都用光了，他沒有藥棉，也沒有乾淨的繃帶，而離到達布達佩斯的醫院還有二十個小時的車程。他請求我幫助他，因為他手下的人已經疲倦得支撐不下去。我盡力去做，笨手笨腳的我至少可以讓自己派上用場，在每個車站下車去拎上來幾桶水。水質非常糟糕，而且很髒，那原本只是給機車加水用的，現在卻成了甘泉：至少可以讓人稍微擦洗一下，將滴在地上的血跡抹掉。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困難：不同民族計程車兵都被扔進這個向前滾動的棺材當中，語言不通又給這些士兵帶來人際溝通上的困難。醫生和護理員都不懂羅塞尼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唯一一位能幫上點兒忙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神父。他也倒出來自己的抱怨，說他沒法行使自己的神聖職責，因為他沒有油來做臨終塗油儀式，正如醫生沒有嗎啡來給傷員止痛一樣。他一輩子經手「送走」的人都不如最近這一個月裡那麼多。我在他那裡聽到的一句話，是我再也不能忘記的，那是用堅硬的、憤怒的聲音說出來的：「我已經六十七歲了，看到過很多東西。可是，我還一直以為這種人類罪行是無法想象的。」

我返程時乘坐的那趟傷員列車於清晨到達布達佩斯。我馬上去了賓館，為的是好好睡上一覺。在那趟車上，唯一的座位是我的箱子。我累壞了，一直睡到十一點，然後趕快穿上衣服去吃早飯。剛走出幾步，我就一直有必須揉眼睛的感覺，證實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做夢。那也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早上還是春天，到正午時已經如夏天一般，布達佩斯從來沒有過那麼美麗、那麼無憂無慮。女人身著白色的連衣裙與軍官挽臂而行，我突然覺得這些軍官與我昨天、前天剛剛見到的軍官肯定不屬於同一個軍隊。我的衣服上、口中、鼻子裡還帶著傷員運輸車上的碘酒味，看著軍官們去買紫羅蘭，在女士前殷勤奉上；看著無可挑剔的汽車載著修飾和穿著無可挑剔的先生們在大街上駛過。所有這些，離前線只有八九個小時火車快車的路程！但是，誰有權利去指責他們？他們在生活，在努力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興，這難道不是最理所當然的嗎？也許正是出於感覺到一切都受到威脅，他們才享受一切尚且能夠享受的東西：幾件好衣服，最後的幾個美好時刻！正是因為人們看到，人是一種多麼脆弱、多麼易於遭到毀滅的生物，一枚小小的鉛丸便能在千分之一秒以內奪走一個生命，帶走這生命的全部回憶、認知和狂喜，人們才能理解，在這樣明媚的上午會有幾千人來到這波光粼粼的河畔，享受陽光，讓自己以更強的力量感覺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生命。對於那一開始讓我感到震撼不適的景象，我幾乎要感到釋然了。不巧的是，那位殷勤的餐廳侍者給我送來一份維也納的報紙。我翻開報紙讀起來，這才讓我感到真正的憤怒，讓我感到噁心。上面全是一些關於「不屈的勝利意志」這種說法，我們自己的軍隊損失很少，敵軍損失很大。這戰爭的謊言，赤裸裸地、聲勢浩大地、恬不知恥地在我的面前跳來跳去！不，那些散步者、休閒者、無憂者沒有過錯，唯獨那些用語言來煽動戰爭的人才有罪。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對他們反擊的話，我們也一樣有罪。

這才給了我真正的推動力：必須反抗戰爭！我已經有了素材，只是還缺少最後這一能讓我的直覺得到確認的形象性畫面，就可以開始了。我認出了自己要與之搏鬥的對手：那種虛偽的英雄主義，它寧可先把別人送入痛苦和死亡當中；那種毫無良心的預言家所持有的廉價樂觀主義，這些人來自政界和軍界，他們侈談輝煌的勝利，延長戰場上的廝殺；還有他們身後被租借來的唱詩班，所有這些「戰爭的鼓吹手」——韋爾弗爾曾經用這樣的詞彙在他優美的詩歌中斥責這些人。誰表示出疑慮，便妨礙了他們的愛國生意；誰發出警告，就被嘲笑為悲觀主義者；誰要消滅戰爭，他們就把誰標記為叛徒，而他們自己在戰爭中卻會毫髮無傷。貫穿所有的時代，同樣的無稽之談總是一再出現：謹慎者被看作膽怯，有人性者被當成軟弱。但是，在他們輕率地招來災難降臨的時刻，他們自己也不知所措。同樣的愚蠢總是再度出現，卡珊德拉在特洛伊、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受到嘲笑。在面對與他們處境相似的目前時刻，我對於這兩個形象身上體現出來的悲劇性和偉大之處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為深刻。從一開始我就不相信所謂的「勝利」，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縱使能夠在付出無盡的犧牲之後得到勝利，那也不足以成為犧牲的藉口。我發出這樣的提醒，在朋友當中總是處於孤立狀態。人們在打響第一槍之前就發出了亂糟糟的慶祝勝利的喊叫，在第一場戰役之前已經開始分贓，這讓我感到懷疑，到底是眾人睿智我獨痴，還是眾人皆醉我獨醒。所以，將自身的、一個「無望主義者」——這個詞是人們新發明出來，用來將「通向失敗的意志」歸咎在致力於諒解的人身上——的悲劇性處境以戲劇的形式描述出來，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我選擇了一位徒然的警告者耶米利這一形象作為象徵。但是，我根本不要寫成一個「和平主義」的劇本，用詞語和韻文來說出人所共知的真話：和平好於戰爭。相反，我要表現出來的是，那位在群情激昂時遭到蔑視的軟弱者、畏懼者，是唯一一位能忍受失敗並能戰勝失敗的人。從我的第一個劇本《忒耳西忒斯》開始，我一直都在重新思考「戰敗者靈魂上的優勢」這一問題。總能促使我去寫作的因素是，我要讓人看到：有一種權力形式會在一個人身上導致內心堅硬和靈魂麻木，全體民眾都認為正是這種權力決定了每一個勝利；與之構成對立的，是那種失敗所帶來的翻攪性的，讓靈魂遭受痛苦和可怕蹂躪的權力。在戰爭尚在進行之時，當別人都還在過早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證實勝券在握之時，我已經將自己扔到災難的最深淵，尋找走出來的途徑。

我選擇了《聖經》中的一個主題，在無意識當中碰觸到血統或者在傳統上悄悄地形成的猶太人命運共同體，迄今為止在我這裡一直沒有派上用場。這個民族，我的民族，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所有民族所戰勝，但是由於一種神秘的力量，就是那種通過意志來轉化失敗的力量，才使他們一直存留下來，超出那些曾經戰勝過他們的民族嗎？我們的先知，永遠被追逐、被驅趕的人，他們不是已經預先知道，今天我們又像秕糠一樣被撒在大街上，不正是他們沒有認可對暴力的屈服，甚至將遭受暴力的命運讚美為通向上帝之路嗎？磨難並非總能讓所有人或者單個人從中獲益，但是在寫作這個劇本期間我感覺有幸在磨難中獲得裨益，這是第一本我自己認可的書。今天我知道，如果我當初沒有在戰爭期間帶著同情和預感遭受痛苦，我還會是戰前的那位作家，「舒緩的」——如人們在樂評中使用的詞彙——但是永遠也不會直達內心的最深處被抓住，有所理解、有所觸動。現在我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感覺，同時是在為自己也為這個時代發聲。在我試圖去幫助別人時，同時幫助了自己：這是我在《伊拉斯謨》之外最關涉自身的、最為自己而作的作品，後者完成於希特勒統治之下的1934年，源於類似的危機。從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刻起，這個時代的悲劇給我帶來的痛苦不再那麼嚴重了。

我絲毫沒有想到這部作品能帶來引人注目的成功。由於這裡面涉及很多問題，如先知問題、和平主義的問題、猶太人的問題，由於結束場景採取了合唱的形式——要提升為被戰勝者獻給命運的讚歌，這部作品的篇幅要遠遠超過一般劇本的篇幅，要想真正上演，需要連續兩場或者三場的時間。況且，當報紙每天都在叫囂「勝利，或者沉淪！」之時，一齣宣告失敗，甚至頌揚失敗的戲劇怎麼能出現在德國的舞臺上呢。要是這本書被允許出版，我就只得稱之為奇蹟了；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連這也做不到，它也至少幫助我自己度過最困難的日子。我把那些在與人們談話中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內容，全部寫入詩的對話當中。我把壓在自己靈魂上的重負甩了出去，又找回了自己；在我對這個時代無法認可之時，我找到了對自己的認可。

註釋

貝內德託·克羅齊在1920/1921年才擔任（教育部）部長。——德文版註釋。

在奧地利軍事組織中，各省的「護衛軍」行使保衛職責，成員包括所有符合服兵役條件的男人。在1915年義大利對奧地利宣戰之後，包括蒂羅爾等一些省份的「護衛軍」也被調往前線。

從語言學的角度上，羅塞尼亞語屬於斯拉夫語族東斯拉夫語支下面的一種語言。奧匈帝國裡通行的做法是，將皇室在東斯拉夫地區的臣民，尤其是烏克蘭人，稱為「羅塞尼亞人」，他們的語言稱為「羅塞尼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