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沒有那場席捲歐洲大地的災難，1914年的夏天也仍然令人難以忘懷。我很少經歷過如此這般的夏天，比以往的任何夏天都美麗、繁盛，我幾乎想說，更是夏天。連續多日，天空像藍色的絲綢一般舒展，空氣柔軟而溫熱；草地暖暖地散發著幽香；樹林鬱鬱蔥蔥，到處都是新綠。至今，當我一說出「夏天」這個詞，還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的燦爛七月天。那些日子，我是在維也納附近的小城巴登（baden）度過的。貝多芬就喜歡將這裡選為夏居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這座富有浪漫氣息的小鎮，就是想將這一整月全身心投入工作中。這個夏天餘下的時間，我打算去那位尊敬的朋友維爾哈倫在比利時的鄉下別墅。在巴登，不必離開小城就可以看到賞心悅目的自然風光。那美麗的、起伏的森林，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畢得邁雅」風格的低矮房屋之間，這些房子還保留著貝多芬時代的簡樸和優雅。人們到處都可以坐在露天咖啡館和餐廳，與那些興高采烈的療養客待在一起，在療養公園裡參加花車慶典，或者去尋幽於寂寞的小徑，完全出於自己的喜樂興趣。

6月29日是聖人「彼得和保羅紀念日」，這一天在信奉天主教的奧地利從來都是節假日。在頭一天晚上，已經有很多遊客從維也納來到巴登。人們穿著淺色的夏天服裝，高興地、無憂無慮地聚集在療養公園來聽音樂。那天真是讓人感到舒適愉快，栗樹上方的天空一片遼闊，了無雲朵，真是一個讓人感到幸福的日子。大人和孩子馬上就要放假了，他們已經覺得這首個仲夏節日已經為整個夏天做出了預言：舒適的空氣，滿眼綠色，讓人能夠忘掉平日所有的憂慮。我坐在療養公園中遠離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地方讀書，今天我還知道當時自己讀的是什麼書：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schkowskij）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讀得專注入神。不過，樹間的風、鳥的鳴啾和療養公園裡的音樂還是能同時進入我的意識當中。我能清楚地聽到旋律，同時還能一點兒也不受打擾，因為我們耳朵的適應能力如此之強，一種持續的聲音，一條轟鳴的大街，一條潺潺水流的小溪在幾分鐘以後就完全融入我們的意識當中。反倒是隻有出其不意的節奏上的停頓，才會讓我們豎起耳朵來。

當演奏當中音樂戛然而止時，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停住了閱讀。當時樂隊演奏的是什麼曲目，我已經不記得了。只是感覺音樂一下子就停住了，我本能地將目光從書本上抬起來。人群原本差不多如一個流動的淺色塊在樹間徜徉，現在似乎也有所改變。他們也都突然之間停在自己的動作上。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我站起身來，看見樂師們正在離開演出場地音樂亭子。這也很奇怪，因為這裡的音樂會一般都有一個小時或者更長時間。這種突如其來的中斷，一定有什麼原因。我走近一些才注意到，人們在音樂亭子前面東一夥兒、西一夥兒地聚在一起，個個神色緊張，擠著看一條剛剛貼出來的告示。幾分鐘以後我知道了，那是一份急電：弗朗茨·斐迪南王儲陛下及其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亞檢閱軍隊的途中，遭遇政治謀殺殞命。

知道這一刺殺訊息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在傳遞這意想不到的訊息。但是，請允許我誠實地說出真實情形：從人們的臉上看不到特別的震驚或者痛苦，因為王儲一點兒也不招人待見。我還記得在我很小時，當皇帝唯一的兒子、皇太子魯道夫（rudolf）某一天在馬耶爾林宮（mayerling）被發現遭到槍殺時的情形。當時全城人都悲慟萬分，大街上人多得不可思議，人們蜂擁著爭相看一眼靈柩，競相表達對皇帝的同情，對這樁不幸所感到的震駭。這是皇帝唯一的兒子和繼承人，人們把他看成哈布斯堡皇室裡最進步的人，在為人方面最招人喜歡，最值得期待，卻不幸英年離去。弗朗茨·斐迪南的情況正好相反：他正好缺少那種要想在奧地利真正討人喜歡所需要的無比重要的特質：個性化的人格魅力以及待人處事的方式。我經常在劇院裡觀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廂裡，身軀魁梧，目光冰冷而僵硬，一次也不向觀眾投出友好的一瞥，或者用真心的掌聲來給演員以鼓勵。人們從來也看不到他笑，沒有哪張照片上能看到他有放鬆的姿勢。他不懂音樂，不懂幽默，他的王妃看人的目光也同樣那麼不友好。在他們兩個人的周圍，空氣像鐵一樣生冷。人們知道，他們沒有朋友；人們也知道，老皇帝從心裡恨他，因為他有王儲想上位的那種急不可耐，又不知道策略地將其掩蓋起來。我幾乎都有一種神秘的預感：這位粗脖子，有著冰冷而僵硬目光的人，早晚會出什麼事。有這種預感的不光是我一個人，有這種想法的人遍及全國。因此，他被謀殺的訊息沒有帶來很深的同情。兩個小時以後，在人們身上已經看不到有深重悲哀的跡象了。人們又開始有說有笑，到晚上餐館裡又開始演奏音樂了。在這一天，很多奧地利人會靜靜地鬆一口氣：皇位繼承人這個位置終於給備受人們喜愛的年輕的卡爾公爵讓出來了。

第二天，各家報紙理所當然都刊登了詳細的訃告，也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對刺殺事件的憤怒。但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個事件會引發針對塞爾維亞的政治行動。讓皇室感到頭疼的是這一死亡帶來另外一種憂慮，那便是葬禮儀式。以弗蘭茨·斐迪南的王儲身份，尤其是他在為皇室履行公務之時遇害身亡，按理說他理所當然地應該在皇室墓地（kapuzinergruft），也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歷代葬所獲得一席之地。但是，弗朗茨·斐迪南生前與皇室進行過長時間憤怒的抗爭之後終於與一位肖臺克女伯爵（gräfinchotek）結婚。她也出身於高階貴族之門，但是按照哈布斯堡家族幾百年的秘密家法，她與王儲並不門戶相當。在重大儀式場合，其他大公王妃都要求自己的待遇要優於這位其子女沒有皇位繼承權的皇儲妃。即便面對死者，宮廷的傲慢也不會有絲毫退讓的。怎麼？一位肖臺克女伯爵入葬哈布斯堡皇室墓地？不可以，這絕對不可以發生！於是，大肆的計謀活動開始了。女大公們川流不息地去老皇帝那裡說項。一方面普通百姓被要求公開地表示深切的悲痛；另一方面，宮廷裡卻在上演一場激烈的敵意較量。像通常的情況一樣，死人反正是沒處去說理的。典禮官編造出一種說法：死者生前曾經表達的願望是，讓自己在奧地利外省的一個小地方阿爾茨臺騰（artstetten）入土為安。以這樣一個假裝尊重死者遺願的藉口，公開的遺體告別、出殯等一切儀式以及所有相關的尊卑之爭也就都悄悄地壓下來了。兩位謀殺遇害者的靈柩被靜靜地運往阿爾茨臺騰，並在那裡得到安葬。永遠愛看熱鬧的維也納原本把這也當成一個大好機會，現在已經開始忘記這個悲劇性的事件。畢竟，維也納人經歷過伊麗莎白皇后和魯道夫皇太子的暴力慘死，以及皇室成員各種醜聞，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想法：老皇帝會孤獨而不可撼動地經受住發生在家庭中的種種磨難。再過幾個星期，弗朗茨·斐迪南這個名字和形象就將會永遠從歷史中消失。

但是，大約一個星期以後，報紙上突然開始爭論起來。與此同時，爭論的調門越來越高，讓人感到這一切絕非偶然。塞爾維亞政府被指責曾默許謀殺行為，而且這種指責差不多也算明確表示：奧地利不能對刺殺如此深受愛戴的皇儲伉儷的事件就此善罷甘休。人們不由自主地會產生這樣的印象：某個公眾行動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但是沒有人想到戰爭。無論銀行、商店，還是私人生活，都沒有改變自己的軌道。這種同塞爾維亞無休止的爭吵，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都知道，說到底爭吵的就是幾個由塞爾維亞生豬出口而牽出來的貿易合同。我準備出發去比利時的維爾哈倫那裡，箱子已經裝好，我的工作進展順利，躺在棺材裡的皇儲跟我的生活有什麼相干呢？還從來沒有過這麼美的夏天，接下來的日子還會更美：我們全都無憂無慮地張望著世界。我還記得，在巴登的最後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去葡萄園散步，一位種葡萄的老農對我們說：「像這樣的夏天，我們很久沒有過了。要是一直這樣，我們的葡萄酒可要好過任何年份。人們會記住這個夏天的！」

可是，這位穿藍色酒窖工裝的老頭不知道，他說出來的是多麼殘酷的千真萬確之語。

在奧斯坦德（ostende）附近的海濱小浴場勒科（lecoq）這裡，也到處都是那種無憂無慮的氣氛。每年夏天，我在去維爾哈倫的鄉間小別墅以前，都在這裡待上兩個星期。享受度假樂趣的人們有的躺在沙灘上的彩色涼篷下，有的在海里游泳。孩子們在放風箏，年輕人在咖啡館前的平臺上跳舞。來自不同國度的人在這裡和平相處，能聽到很多人在講德語，毗鄰的德國萊茵蘭地區的遊客每年夏天都到比利時海灘來度假。打擾人們休閒的唯一因素是報童：為了更好地兜售報紙，他們大聲喊著巴黎報紙上嚇人的標題：《奧地利向俄國挑釁》《德國在準備戰爭動員》。我們可以看到，買報紙時人們臉上的表情怏怏不樂，但總是持續不了幾分鐘。多年來我們都知道，這些外交上的衝突總是在局勢變得嚴峻前的最後一分鐘還能夠幸運地得到解決。為什麼這次就不能呢？半個小時以後，就能看到這些一度心情沉重的人又已經興高采烈地在水裡撲騰了。風箏在空中飄升，海鷗在天上盤旋，太陽彷彿在含笑，給這和平的大地送來光明和溫暖。

可是，壞訊息越來越多，危險性越來越大。先是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接下來是塞爾維亞方面支吾搪塞的答覆；奧地利皇帝和德國皇帝之間電報頻仍，此後便是幾乎無法掩蓋的軍事動員。我差不多沒法還待在這個狹小偏僻的地方，我每天乘有軌電車去奧斯坦德，以便得到更多的訊息。訊息越來越糟糕。人們還能在海里游泳，旅館仍然是滿的，為消暑而來的客人們仍然在海濱平臺上散步、說說笑笑。但是，突然之間有新東西加入其中。比利時計程車兵突然出現了，平時他們是從來不到沙灘上來的。機槍放在狗拉的小車上——這是比利時軍隊的奇特之處。

當時我正和幾位比利時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館裡，有一位年輕的畫家，還有詩人費爾南·克羅默林克（fernandcrommelynck，1886—1970）。我們下午去拜訪了詹姆斯·恩索爾（jamesensor，1860—1949），比利時最偉大的現代畫家，一個非常特殊、離群索居、內向的人。他為自己給軍樂隊寫的幾個糟糕的波爾卡和華爾茲短舞曲產生的驕傲感，要遠遠超過對自己的油畫作品——那些作品有著了不起的構想和斑斕的色彩。他讓我們看了他的作品，這原本是他不太情願的。一想到有人會買下他的畫，就讓他感到彆扭而壓抑。這些朋友告訴我說，他的夢想是能將這些畫高價賣出去，同時他又可以保留它們，因為他對於錢和對於自己的每一幅作品的貪戀程度相同。每次當他不得不交出一幅畫時，總會有那麼幾天陷入絕望當中。這位天才的貪財鬼的種種乖僻舉動，讓我們感到開心愉快。這時有一隊士兵帶著用狗拉著的機槍從我們前面走過，我們當中有一個人站起來去撫摸狗，這讓陪行的軍官特別生氣，他擔心允許人們對一件作戰物品表示出喜愛之情會損害軍事機構的尊嚴。「這樣愚蠢地走來走去是要幹什麼？」我們當中的一位小聲嘀咕。但是，另外一位馬上激動地回答說：「必須未雨綢繆。就是說，在戰爭情況下，如果德國人從我們這裡突破的話。」「絕不可能！」我帶著真誠的信心說，因為在那個舊世界人們還相信條約的神聖性。「就算發生了什麼事，法國和德國打到只剩下最後一個人了，你們也還可以安安穩穩地坐著！」然而，我們那位悲觀主義者朋友也不讓步。他說，如果在比利時有這樣的軍事安排，那就一定事出有因。早在幾年以前，就有傳聞說截獲了德國參謀總部的一份秘密計劃：儘管有各種承諾條約，一旦進攻法國的話，德國就會從比利時突破。但是，我也沒有讓步。我覺得這簡直荒謬透頂，一方面讓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悠閒愉快地享受著這個小小的中立國的地主之誼，另一方面卻要在邊境上駐紮嚴陣以待的軍隊。「無稽之談！」我說。「如果德國軍隊進入比利時的話，你們可以把我吊在這個路燈杆上！」我今天還得感謝這些朋友，他們沒有真按照我的話去做。

但是，形勢危急的7月最後幾天接踵而至，每小時都會有一個跟其他訊息相矛盾的新訊息：威廉皇帝給沙皇的電報，沙皇給威廉皇帝的電報，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饒勒斯被謀殺。人們能感覺到，情勢變得嚴重起來了。一道恐懼的冷風一下子就把海灘掃得空空蕩蕩。數以千計的人離開旅館，湧向火車站，甚至連最不相信壞事會發生的人也開始加速收拾旅行箱。我剛一聽到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的訊息，就馬上買了一張離開這裡的火車票。那真算是趕上了末班車，因為那列從奧斯坦德開出的快車已經是從比利時開往德國的最後一趟火車了。我們站在過道里，非常緊張不安，大家都在互相說話。沒有人願意安靜地坐下或者讀書，每到一站都有人衝出車廂去打聽新訊息，心存一份秘密的希望：總會有那麼一隻決絕的手，還能將這已經脫韁的命運再拽回來。人們還不相信會有戰爭，也不相信比利時會被入侵。人們無法相信，因為他們不想相信這種發了瘋的笑話。火車漸漸離邊境線近了，我們進入了韋爾維耶（verviers）車站，比利時的邊境站。德國列車員上來，十分鐘以後，我們就應該在德國境內了。

但是，列車在駛向德國境內第一站赫爾倍施塔爾（herbesthal）的中途，突然在沒有車站的地方停住了。我們擠入車廂過道處，到視窗邊。發生了什麼事？在黑暗中，我們看到一列火車迎面開過來，敞篷的車廂，上面蓋著帆布，我覺得我認出了帆布下面嚇人的大炮形狀。我的心臟都停止跳動了。這一定是德國軍隊向前線開拔。但是，也許這只是一種保護措施，無非是以戰爭動員做恐嚇手段，而不是戰爭動員本身。我這樣安慰自己。人總是在身處危險的時刻，意志還會再生出希望，巨大的希望。終於有了「通行」的訊號，車輪又向前滾動，進入赫爾倍施塔爾車站。我一步跳下車門的臺階，打算買一份報紙，看一看最新訊息。但是，火車站被軍隊接管了。我正準備進入候車室，一位白鬍子鐵路職員站在關著的門前神情嚴厲地說：誰也不許進入火車站。但是，從那被小心遮擋起來的門玻璃之後，我已經聽到了軍刀輕微的碰擊聲，以及槍托觸在地上的聲音。毫無疑問，可怕的事情已經開始：德國違背所有國際法，進攻比利時。我渾身戰慄地登上了列車，火車繼續行駛，開往奧地利。現在再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我在駛向戰爭。

第二天早晨到了奧地利！每個車站上都貼著告示，宣佈了全面的戰爭動員。火車上擠滿了剛入伍的新兵，彩旗飛舞，音樂聲震耳欲聾。在維也納，我發現整座城市陷入一種沉醉狀態。最初對這場戰爭的驚駭，轉變成了一種突如其來的興奮。這是一場沒有人想要的戰爭，民眾不要，政府也不要，外交官們本來在以此玩弄手段、虛張聲勢，卻沒想到失手而弄假成真。維也納大街上組成了各種隊伍，突然之間到處都是彩旗、綵帶和音樂。年輕的新兵在志得意滿地行進著，他們面容燦爛，因為人群在向他們歡呼致意，這群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時是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們，對他們歡呼致意的。

實話實說，我必須承認，在這種大眾最初的情緒爆發中也存在一些了不起的、令人神往甚至有誘惑力的東西，這是一些很不容易擺脫的東西。儘管我痛恨和厭惡戰爭，但還是不會在自己的生活中抹掉對那一天的回憶：成千上萬的人還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感覺到他們是屬於一起的，這種感覺在和平時期他們原本能更好地感覺到的。一座兩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在那一時刻他們感覺到自己正在共同經歷世界歷史，正在共同經歷一個再不會重現的時刻，每個人都感覺受到了召喚，將渺小的「我」融入沸騰的大眾當中，清除一切自私雜念。在這短暫的時刻，奔湧的兄弟般感覺淹沒了一切因為地位、語言、階級、宗教而造成的差異。大街上，素不相識的人在攀談；多年來彼此迴避的人，在互相握手：到處都是生機盎然的面孔。每一個單獨的人，都在經歷一種「我」的提升：他不再是先前那個孤立的個人，他被融入大眾當中，他變成了「人民」，他作為個人，平時根本不被看重的個人，獲得了一種意義。一位郵局小職員，平時就是從早到晚分揀信件，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不停地分信而已；抄寫員、鞋匠在他們的生活中突然有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浪漫的可能性：他可以成為英雄，婦女們已經在向每一位穿上軍裝的人致意，那些留在後方的人已經提前用「英雄」這個浪漫的名字充滿敬意地向他們致意。他們認可那自己並不瞭解的權力，而這權力將他們從日常生活中拎出來。在這過於興奮的最初時刻，縱然是母親的悲傷、妻子的恐懼都羞於有自然感覺的流露。也許在這種狂熱中，還有一種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種驚濤駭浪如此兇猛、如此突然地向人類襲來，它表面上泛著泡沫，它將人形動物身上那些昏暗的、無意識的原驅動和本能推到上面來。這種訴求，就是被弗洛伊德深刻地稱為「對文明之厭惡」的大發作：人們要有那麼一次契機，去衝破市民社會的法律法條，讓最原始的嗜血本能盡情放縱。與這種狂熱摻和到一起的，也許還有另外一些黑暗力量：獻祭的歡娛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然輕信，旗幟與愛國主義言辭的巫術魅力。有那麼短短的一刻，這種無法想象的，幾乎用言詞無法描述的千百萬人的如醉如痴，給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罪行以一種狂野的，幾乎是摧枯拉朽般的推動力。

今天這些只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年輕一代也許會問：為什麼我們沒有經歷過這種情形？為什麼1939年的大眾沒有和1914年那樣的興奮？為什麼他們只是嚴肅而決絕、沉默而聽天由命地聽從指使？這次的戰爭和上次的不是一樣嗎，按說在我們現在的這場戰爭還是為了更神聖，更高階的目標，這是一場爭奪理念的戰爭，而不僅僅是為了國境線或者殖民地？

答案很簡單：因為在我們1939年的世界上，已經不像1914年那樣有那麼多幼稚天真的輕信。當時的民眾還不假思索地相信他們尊奉的權威，在奧地利沒有人會想到：在並非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最受尊崇的一國之父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還會在自己八十四歲的高齡向他的子民發出戰鬥號召；在沒有邪惡、狡猾、兇殘的敵人威脅著帝國的和平之時，他還會要求子民做出流血犧牲。德國人也都讀到了皇帝寫給俄國沙皇盡力爭取和平的電報。人們對「上層人物」、對部長們、外交官們，對他們的判斷和誠實懷有極大尊敬，這一想法還佔據著普通人的頭腦。如果有戰爭發生，那一定是違背了本國政治首腦的意願的；他們自己不可能有責任，整個國家沒有人有哪怕一丁點兒的責任。肯定是在敵對方的國家裡，這些犯罪之人，這些戰爭的推動者。人們拿起武器，這是自衛，針對那些有壞蛋行徑的卑鄙敵人，因為他們無端地侵入和平的奧地利和德國。1939年，幾乎在歐洲所有國家，人們這種近乎宗教般的對本國政府的誠實或者至少對本國政府能力的信任已經消失了。自從看到他們在凡爾賽如何出賣了長久和平的可能性，人們開始鄙視外交手段。各民族還都清楚地記得，這些政客在解除軍備、廢止秘密外交方面是怎樣無恥地欺騙了自己。從根本上說，在1939年，人們不再對任何一個國家的首腦存有尊重，不會滿懷信任地將自己的命運交到他們當中任何一位的手中。一位最不起眼的法國築路工人會譏誚達拉第；在英國，自從慕尼黑會議——「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以來，人們就完全不再相信張伯倫的深謀遠慮；在義大利、德國，民眾滿是恐懼地看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們驅趕到哪裡去？當然，人們不能抗拒，這關涉到祖國，於是士兵們拿起了武器，於是婦女們讓自己的孩子出征。但是，從前那種不可撼動的信念「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已經沒有了。人們服從，但是不再歡呼；人們走上前線，但不再夢想成為英雄。整個民族以及單個的個體都已經感覺到，他們不過是犧牲品而已，坑害他們的要麼是人世的、政治上的愚蠢，要麼是難以理喻的、險惡的命運之力。

可是在1914年，在幾乎半個世紀的和平之後，大眾對戰爭哪裡知道些什麼呢！他們不瞭解戰爭，幾乎從來沒有想到過戰爭。那是一個傳說，正因為戰爭的遙遠，這又讓它變成英雄的、浪漫的。他們仍然透過教科書或者美術館裡的繪畫作品來看待戰爭：軍服光鮮的騎兵進攻令人眼花繚亂，致命一槍打中了勇敢者的心臟，整個軍隊開拔就是一場無往不勝的凱歌進軍。「聖誕節我們就回來了！」1914年8月的入伍新兵笑著對他們的母親喊道。誰在鄉村和城市裡還能回憶起「真正的」戰爭？最多還有那麼幾位老人參加過1866年反對普魯士的戰爭，而當初的敵人這次成了同盟者。那是一個多麼速戰速決，不那麼血腥，年代久遠的戰爭！整個出擊就三個星期，沒有很多犧牲就結束了，也就是喘口氣的功夫！一次踏入浪漫之地的快速郊遊，一次充滿陽剛之氣的狂野冒險：在一些頭腦簡單的男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戰爭就被描繪成這樣的畫面，年輕人甚至誠心誠意地不願意錯過生活中這令人激動的美好場景。他們因此激動不已地擠向募兵站的旗幟，在將自己的血肉之軀送往戰壕的火車上歡呼、唱歌。整個帝國的血管裡都湧動著這狂野的、燃燒的血流。1939年的這一代已經知道什麼是戰爭。他們不再抱有幻想。他們知道，戰爭不是浪漫的，而是野蠻的；他們知道，戰爭會一年年持續下去，那是一段任何代價都無法補償的生活；他們知道，向敵人發起衝鋒時不會佩戴橡葉勳章，身披彩色綬帶，而是在戰壕或者營地裡度過幾個星期，身上長滿蝨子，渴得半死；他們知道，還沒有見到敵人時，就可能被遠處發射的槍炮打得碎屍萬段。人們從報紙上、電影裡提前知道那些新型魔鬼技術的滅絕手段：巨型坦克會將所到之處的傷員碾成肉醬，飛機會將尚在床上的婦女兒童炸得血肉橫飛。人們知道，1939年的一場世界戰爭由於那沒有靈魂的機械化，會比人類歷史上此前的任何戰爭更邪惡，更野蠻，更無人性。1939年的這一代人當中，沒有人會相信戰爭有上帝所願的正義性；更為糟糕的是，人們也不相信他們為之戰鬥的和平會有正義性和長久性。人們還能很清楚地記起上次戰爭帶來的一切失望：戰爭帶來的是悲苦，而不是富裕；是怨艾，而不是滿足；是饑饉、通貨膨脹、革命、公民自由的喪失、個人成為國家的奴隸；那是一種讓人神經崩潰的不安全感，人和人之間信任全無。

這帶來了區別。在1939年的戰爭中參加戰鬥，有一種精神上的意義：這關乎自由，關乎去儲存一種道德財富。為一種意義而抗爭，這讓人們變得堅強，變得矢志不移。在1914年的戰爭中，人們對戰爭的真實還一無所知，戰爭還服務於人們的痴心妄想，人們還夢想著一個更美好、更公正、更和平的世界。僅僅是妄想，而不是有所知，才讓人們感到幸福。因此，當時的犧牲者們才沉醉著、歡呼著走向戰壕，他們身上帶著花環，鋼盔上帶有橡葉徽記，大街上人聲鼎沸、燈火輝煌，如同過節一般。

我自己之所以沒有陷入這種突如其來的愛國主義狂熱當中，絕不是因為我頭腦特別冷靜或者能明察秋毫，那完全是因為我到那時為止的生活方式。兩天以前我還在「敵對國」，因此我完全確信無疑，比利時的大多數民眾與我們自己的國人同樣熱愛和平，同樣對戰爭一無所知。我在世界主義的理念當中生活了太長時間，無法在一夜之間突然開始憎恨另外那個世界，那也是我的世界，就如同我的祖國一樣。我多年以來就對政治有著不信任，而且正好是最近幾年在與我的法國朋友、義大利朋友的無數次談話中，討論可能發生戰爭是多麼非理性的事情。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注射過不信任疫苗來預防愛國主義狂熱。我對這場戰爭之初的高燒發作有所準備，但仍然下定決心：不要讓自己「歐洲有必要統一」這一信念因為一場兄弟間的爭端發生動搖，而導致這場爭端的是拙劣的外交官和殘忍的軍火工業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