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心裡，我從一開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但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找到一個正確的立場並不容易。儘管我才三十二歲，不過暫時還沒有服兵役的責任，因為我在所有的服役檢查中都被認為不合格，當時我已經為此感到真心高興。首先，這種被拒絕讓我節省了一年愚蠢的服兵役時間；再說，在20世紀還去學如何使用殺人武器，我認為那是與時代相背離的事情。帶著我這般信念的人，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一場戰爭中宣佈自己為「拒服兵役者」。這在奧地利（與在英國不同）會面臨著最嚴重的懲罰，這的確要求一個人在靈魂上有受難者的堅定。可是，在我的天性中缺少這種英雄因素，我一點兒也不羞於公開承認這個缺陷。我的本性態度總是去迴避一切危險情境，而且我為自己的猶豫不決而受到責備也不光是在這次——這次我受到指責也許是對的。在另外一個世紀裡，當時的人們對一位我高度敬仰的大師鹿特丹的伊拉斯謨也經常做這樣的指責。不過，在這樣的一個時刻裡，作為一個還相對年輕的人一直等下去，等到自己被人從昏暗角落中挖出來扔到一個本不屬於自己的位置上，那也是無法忍受的。於是，我一直在尋找某種不具有煽動性的事去做。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在戰爭檔案館任職的高階軍官，能讓我受僱於那個機構。我的工作跟圖書館有關係，我的外語能力對工作有用，或者給某些要向公眾釋出的訊息做些語言上的修改。當然，我也願意承認這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工作，但是，這似乎是很適合我個人特點的工作，遠勝於去拿刺刀扎進俄國農民的肚腸。不過，對我來說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我在這個不很緊張的工作之後，還有時間從事另外一個工作。對我來說那是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工作：致力於未來的相互理解。

比對官方保持一種合適態度更難的，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保持一種合適的態度。我們作家大多沒怎麼受過歐洲的教育，完全在德意志視野中生活，他們認為自己能做的最佳之舉，便是去加強民眾的興奮，用詩歌形式的呼籲或者學術性理念去給所謂的戰爭之美奠定基礎。幾乎所有的德國作家，尤其是豪普特曼和戴默爾認為自己有責任，如同古代日耳曼的說唱詩人一樣，用詩歌和魯內文符號來激發那些衝鋒陷陣的鬥士對死亡的興奮之情。令人震驚的是，在鋪天蓋地的詩歌中到處用「戰爭」（krieg）與「勝利」（sieg）、「困境」（not）與「死亡」（tod）來構成韻腳。作家們隆重地發誓，再也不願意跟一個法國人、一個英國人有同一個文化共同體。更糟糕的是，他們竟然在一夜之內就否認英國文化或者法國文化曾經存在過。面對德意志的本質，德意志的藝術和德意志的生活方式，英法都變得微不足道或者毫無價值。學者們的鼓動更為登峰造極。突然之間，好像哲學家們除了將戰爭解釋為一場「百鍊成鋼」，能有效地讓民眾的力量免於變得僵硬以外，就沒有其他智慧可談了。和學者站在一起的還有醫生，他們把假肢吹噓得天花亂墜，讓人恨不得都有興趣把自己的一條腿截下來，以便用這種人造的支架來代替自己健康的腿。各教派的牧師也不甘落後，一起加入這場大合唱當中。有時候，你會感覺到是在聽一群走火入魔的人群魔亂舞。同樣是這夥人，在一個星期、一個月以前，還讓你敬仰他們身上的理性、建設性的力量、人性的態度。

但是，這種瘋狂中最令人震撼的是，這些人絕大多數是真誠的。大多數人，由於歲數太大或者身體條件不符合要求，無法參加軍隊的活動，誠懇地認為自己有責任做一些輔助性「工作」。他們以前所創作的東西，讓他們愧對這一語言，因而也愧對「人民」。所以，他們現在要通過語言來為「人民」效力，讓他們能聽到想聽到的內容：在這場戰鬥中，正義只在他們這邊，非正義完全在敵人那一邊；德國會取得勝利，敵人會慘敗。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這是在背叛詩人的真正使命：詩人是人類普遍人性的守護者、保衛者。當最初的興奮煙消火滅之後，他們有些人肯定能在舌尖上感覺到自己言辭裡那噁心的苦味。但是，在最初的幾個月裡，人們聽到最多的是評價哪個人鼓譟得最狂野，他們就這樣在瘋狂大合唱中唱著、喊著。

在這種真誠而荒唐的狂熱中，我覺得最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事例，無過於恩斯特·利騷（ernstlissauer，1882—1937）。我跟他很熟悉。他創作一些短小精練、有稜有角的詩歌，是我能想起來的性情最愉快的人。我今天還能回憶起來，他第一次來我這裡時，我不得不緊閉雙唇，才能藏住笑。在讀了他那些洗練的德語詩歌，那些特別追求簡潔的詩歌以後，我不由得將這位年輕的抒情詩人想象成一個身材細長、瘦骨嶙峋的形象。可是，走進我房間的是一個搖搖晃晃、身材像桶一樣粗的人，雙下頜上是一張愉快的臉，一位胖乎乎的矮個子，因為興奮和自我感覺良好而滔滔不絕，說話磕磕絆絆，完全沉湎在詩歌當中，沒有什麼力量能讓他停住，他總是一次一次地重複引用自己的詩歌。儘管有這一切的可笑之處，人們還是不由得喜歡他，因為他熱心，對同伴講義氣、誠實，對藝術有一種幾乎魔鬼般的獻身熱情。

他出身德國一個殷實的家庭，在柏林著名的腓特烈——威廉人文中學受過教育，他也許是我所認識的最普魯士式的猶太人，或者說是被普魯士同化程度最強的猶太人。除了德語以外，他不會講任何一種活語言，也從來沒有去過德國以外的任何地方。德國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對他來說，什麼東西越是德國的，便越能讓他興奮。約克、馬丁·路德、施泰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意志自由戰爭是他最喜歡的題目，巴赫是他的音樂上帝。儘管他的手指又短又粗，像海綿一樣，卻能將巴赫的曲子彈得出神入化。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德國的抒情詩，沒有人比他更熱愛、更迷戀德語。像許多猶太人一樣，他的家庭是後來才進入德國文化的，但是，他比任何一個最虔誠的德國人更相信德國。

戰爭一爆發，他是第一個急急趕往兵營，報名去當志願兵的。我能想到，當這個胖子氣喘吁吁地爬上樓梯時，那些上士和列兵會發笑的。他們立刻把他打發走了。利騷感到沮喪。正如許多其他人一樣，他至少要用詩歌為德國效力。對他來說，德國報紙和德國陸軍報告中的一切都是最可靠的真實。他相信自己的國家遭到了突然襲擊，最壞的罪犯就是那個狡詐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爵士（lordgrey），就如同柏林的「威廉大街」刻意展示的那樣。他在詩歌《憎恨英國之歌》中找到了表達「英國是反對德國、引發戰爭的罪魁禍首」這種感覺的方式，這首詩——我手頭沒有它的文本——以堅硬、簡潔，令人印象深刻的詩句把對英國的仇恨挑撥成永久的誓言：再也不會原諒英國人的「罪行」。很快，這首詩就以其災難性的方式表明，要想通過煽動仇恨來達到某種目的是多麼容易（這個肥胖的、昏了頭的矮個子猶太人還走在了希特勒的前面）。這首詩就如同一枚炸彈落進了彈藥庫。還從來沒有一首詩，甚至《守衛萊茵河》，能如這首臭名昭著的《憎恨英國之歌》一樣如此廣泛地傳播開來。德國皇帝非常高興，授予利騷一枚紅色的雄鷹勳章。所有報紙都轉載這首詩：教師們在學校裡讀給孩子們聽；軍官們出現在前線，將這首詩朗讀給士兵們，直到每個士兵都能把這仇恨經背得滾瓜爛熟。這還不算完呢。這首小詩被配上音樂，擴充套件成合唱，在劇院上演。不久，全德國七千萬人口當中就再沒有一個人不能從頭到尾背誦這首《憎恨英國之歌》。再往後，全世界都知道這首詩，當然，人們的熱情要小得多。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紅得發紫，得到了一位詩人在這次戰爭中所能得到的一切。當然，這種烈焰般的榮譽，後來也如同涅索斯的襯衣在他身上燒起來。戰爭剛一結束，商人又開始打算做生意，政治家開始真誠地希望達成理解。人們盡一切努力，否認這首詩，人們不要與英國形成永久性的敵對關係。為了推卸自身的責任，人們將那位可憐的「憎恨者利騷」指斥為唯一的罪人，要他一個人對這瘋狂的歇斯底里憎恨大發作負責，而1914年的真實情況是，每個人都從頭到尾參與了。那些在1914年對他歡呼的人，1919年都有意不再理睬他了。報紙不再發表他的詩作，在夥伴們當中他一露面，就會出現難堪的沉默。這位被遺棄的人，後來被希特勒從他全心牽掛的國家德國趕出，在被人遺忘中死去。他是那首詩悲劇性的犧牲者：那首詩將他高高捧起，以便將他更重地摔下。

他們當時都和利騷一樣。我並不否認，這些當時突然變成了愛國者的作家們、教授們當時的感覺是真誠的，他們也在真誠地做事。但是，過了非常短的時間，人們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對戰爭的讚美之詞和散播的仇恨帶來了何等可怕的惡果。在1914年，所有參戰國的民眾反正都已經處於極度亢奮的狀態。最惡毒的傳聞立刻被信以為真，最荒謬的無稽之談也有人相信。在德國，會有好幾十人向人們發誓說，就在戰爭爆發前幾天，他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裝滿黃金的汽車從法國開向俄國。在每次戰爭開始三天之後就會出現的那些關於挖眼、剁手的童話，現在也登在報紙上。唉，這些毫不知情的、傳播這些謊言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將一切想得出來的暴行都加在敵對國士兵身上這種加罪於人的手段，同樣也是戰爭消耗材料，正如子彈和飛機一樣，在每場戰爭裡，這些材料也是從第一天開始就從倉庫裡取出來的。戰爭無法與理性和公正的感覺協作。戰爭需要提升過的感覺，為達到目的它需要過度的興奮，為針對敵對者它需要仇恨。

不過，出於人的本性，強烈的感覺不能無限延長，無論是在個人身上還是在一個民族身上。軍事組織對此也瞭如指掌。它需要人為的煽風點火，需要不斷地給群情激奮以「興奮劑」，這種快馬加鞭的刺激工作應該由詩人、作家、記者這些知識分子來做，或者心安理得，或者良心不安，或者滿腔真誠，或者出於專業的例行公事。他們已經敲響了仇恨之鼓，如此賣力，直到每一個尚未被說服的人耳朵轟鳴，心臟打戰。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法國、義大利、俄國、比利時，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聽話地為「戰爭宣傳」效力，從而去助長而不是去消滅大眾狂熱和大眾仇恨。

後果是嚴重的。在當時，由於宣傳在和平時期還沒有被利用得聲名狼藉，人們對印刷出來的內容還是信以為真，儘管他們已經有成千上萬次的失望。於是，最初幾天那種純粹的、美好的、帶有犧牲勇氣的興奮演變成最惡劣、最愚蠢感覺的擴散。在維也納和柏林，在環城大道上和腓特烈大街上去消滅法國和英國，要比在戰場上方便多了。商店裡的法語和英語招牌必須消失，甚至有一個修道院「天使貞女」（zudenenglischenfräulein）的名字也必須改，因為那些憤怒的民眾根本不知道，這裡的englisch的含義是「天使」（dieengle），而不是盎格魯——撒克遜。那些裝腔作勢的商人在信封上貼上或者蓋上「上帝懲罰英國」的口號，社交界的婦女們發誓（寫信給報紙）她們一輩子再也不會講一句法語。在德國的舞臺上，莎士比亞被禁演；莫札特和華格納被從法國和英國的音樂廳中驅逐出來；德國的教授們聲稱，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國的教授們則聲稱，貝多芬是比利時人。人們不假思索地將精神財富從敵國運來，就如同糧食和礦砂一樣。每天在前線上都有上千的和平公民互相殘殺，但是這好像還不夠似的。在戰場的後方，他們還互相謾罵和中傷敵國中已經故去的、一言不發地躺在墓地裡幾百年的偉人們。這種精神錯亂變得越來越荒唐。灶邊的廚娘，哪怕她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城市，哪怕自從學校畢業後再沒開啟過地圖，現在都相信，如果沒有「桑沙可」（波斯尼亞什麼地方的一個小邊境區），奧地利就無法生存下去；街頭的馬車伕們在爭論，應該向法國要多少戰爭賠款，是500億還是1000億，而他們根本不知道10億是個什麼樣的概念。沒有哪一座城市、哪一個社會階層不陷入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仇恨歇斯底里當中。牧師從祭壇上佈道這樣的內容，社會民主黨在一個月前還譴責軍國主義為最大的犯罪，現在卻比誰都鼓譟得響亮，為的是不要成為那種用威廉皇帝的話說「沒有祖國的傢伙」。那是一代對戰爭毫不知情的人所進行的戰爭，正是民眾還有尚未被消耗殆盡的對自身單方面正義性的相信，這成了最大的危險。

在1914年戰爭之初的幾個星期裡，想與某個人進行一次理智的談話，漸漸變得不可能了。那些最和平、脾氣最好的人也變得殺氣騰騰，好像醉酒了一般。那些我一直以為是堅定的個人主義者，甚至在精神上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朋友們，一夜之間都成了狂熱的愛國主義者，而且從愛國主義者變成了貪得無厭的兼併主義者。每次談話都以一些愚蠢的陳詞濫調如「不會去恨的人，也就不會真正地去愛」或者某些無端懷疑而結束。多年來我都未同他們有過爭吵的同伴們，很粗魯地指責我說，我已經不再是一位奧地利人，我應該到法國或者比利時那邊去。對，他們還審慎地暗示我，按說類似「戰爭是罪行」這樣的觀點是應該向當局報告的，因為「無望主義者」——這個漂亮的詞彙是剛剛在法國發明出來的——是針對祖國的最嚴重的罪行。

於是，我只剩下一條出路：在別人發燒、狂躁之時，回到自己的內心並保持沉默。這並不容易。即便是在流亡當中——我對此已經有足夠的瞭解——的生活，也不如孤單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國裡那麼糟糕。在維也納，我的老朋友們都和我疏遠了，那也不是找新朋友的時候。只有同萊納·馬利亞·里爾克，有時候還有內心溝通的談話。將他調到這個偏僻的戰爭檔案館的嘗試辦成了：由於他那過分敏感的神經，骯髒、氣味、噪音都會引起他在身體上的噁心感覺，他肯定是一個最不適合當士兵的人。每次我想起他穿著軍服的樣子，就不由自主地發笑。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門。一名士兵畏畏縮縮地站在那裡。再看一眼，我嚇壞了：萊納·馬利亞·里爾克穿著軍服！他看起來笨拙的樣子令人心動，衣領緊緊的，因為一個念頭被攪擾得心神不寧：對每個軍官他都得將靴子的後跟併攏表示致敬。他有一種著魔般的強迫症，對規定中任何毫無意義的程式都要模範地執行，所以始終處於一種張皇失措的狀態。他輕聲地對我說：「我從上軍校時就開始憎恨軍服。我還以為自己永遠逃脫了它。現在又穿上了，快四十的時候！」幸運的是，有願意幫忙的人伸手來保護他，不久以後因為一項醫學檢查的結果，他被解除了兵役。他又來我這裡一次，是來告別的，這次已經是平民的打扮。他走進我的房間，我甚至想說是如風一樣飄進來的（他走路時動作之輕，總是難以形容的）。他說，他還要向我表示感謝，因為我曾經通過羅曼·羅蘭設法把他在巴黎被沒收的圖書給救出來了。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已經顯得不再年輕，好像想到那些殘忍場景讓他感到筋疲力盡。「去國外，」他說，「要是能去國外就好了！戰爭總是監獄。」然後，他就走了。現在，我又完全孤獨了。

幾個星期以後，我決定移居到郊區鄉下的一個地方，避開這種危險的大規模群體心理變態，為的是在戰爭期間開始我個人的戰爭：與現時大眾激情對理性的背叛作戰。

註釋

「畢得邁雅風格」（biedermeierstil）指的是在1815—1848年間出現的市民階層的文化和藝術，其基本主旨是強調小市民的生活舒適，體現為對大自然的理想化以及對家庭生活的重視，在文學、音樂、戲劇建築以及傢俱、室內裝飾、服飾等方面形成一套獨特的風格。在民居建築方面，以典雅和外形樸素為特徵。維也納附近的巴登是哈布斯堡皇室的消夏之地，是「畢得邁雅風格」建築的重鎮。

約克（ludwiggrafyorckvonwartenburg，1759—1830），普魯士陸軍大元帥。在1813年抵抗拿破崙的自由戰爭中，他指揮的部隊在易北河畔的瓦騰堡取得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勝利。1814年，普魯士國王給他頒發了大十字勳章，並授予馮·瓦騰堡伯爵的貴族稱號。

施泰因（heinrich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vomundzumstein，1757—1831），普魯士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是柏林中心的一條街道，普魯士的許多政府機構坐落在那條大街上，在修辭上被用作「帝國政府」的同義詞，直到1945年。

「涅索斯襯衣」，意為帶來滅頂之災的禮物。故事來源於古代希臘神話：半人半馬的涅索斯被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殺死，他的血中還有死亡之毒。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出於嫉妒讓他穿上浸滿涅索斯血液的襯衣，他感到渾身劇痛，也無法脫掉襯衣，最後在大火中被活活燒死。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利騷作為抒情詩人已經無法得到文學界的認可。他開始嘗試戲劇創作，尤其是關於歷史人物的戲劇，但是其成就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出於失望，他於1924年離開德國，移居維也納。1936年出版了帶有自傳性質的詩歌集《時代的轉折》。1937年12月利騷去世，尚在維也納於1938年落入希特勒之手之前。茨威格所謂的利騷「被希特勒從德國趕出」的這一說法，有些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