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已經經歷了十年新世紀，看到過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我開始懷著一種新的，對世界更有所瞭解的愉快來看我們的歐洲。我從來沒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那幾年更熱愛這片古老的土地，從來沒有比這一時期更相信未來。我們以為看到了黎明的紅色曙光，實際上那是近在咫尺的世界火海中的熱焰。

今天這一代人在災難、毀滅和危機中長大，每天都有可能發生戰爭，也許很難向他們描述那種自世紀之初佔據我們年輕人心靈的樂觀主義和對世界的信任。四十年的和平讓各國的經濟肌體變得強健，技術給生活節奏加入生機，科學上的發現讓那一代人的精神為之自豪。蒸蒸日上的情形幾乎在我們歐洲所有國家同時開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麗，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加。1905年的柏林與我在1901年見到的柏林已經不能同日而語，它已經從一國之都變成了世界之都，而現在1910年的柏林又超出原來許多。維也納、米蘭、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無論何時重返這些城市，都會讓人感到驚訝和欣喜。街道變得寬敞而闊氣，公共建築變得更加氣派，店面更加奢華而且有品位。在所有的物品上，人們都可以感覺到財富在增長、在擴大，連我們作家都能從作品的印數上感覺到：在這十年之內，印數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處都出現了劇院、圖書館、博物館；比如，擁有衛生間和電話這樣的舒適生活，從前是一個小圈子裡的人所具有的特權，現在也進入了小市民階層。自從工作時間縮短以來，無產者也從底層獲得上升，至少能分享一點點生活中的愉快和舒適。到處都在向前。誰敢大膽向前，誰就能有所收穫。如果有人買了一座房子，一本珍稀的書籍或者一幅畫，他就會看到這些東西在升值。企業越大膽，越捨得投入，就越有把握會獲得好的回報。這樣一來，到處都是一片美好的無憂景象，因為有什麼力量能打破這種上升呢，有什麼能阻礙這種輝煌呢？畢竟這種輝煌從自身的發展勁頭中不斷地獲得力量。歐洲還從來沒有這麼強大、這麼富裕、這麼美麗，從來沒有比現在更發自內心地相信未來，除了少數的龍鍾老人以外，沒有人像從前那樣去抱怨現在，去懷念「美好的舊時代」。

發生變化的不僅僅是城市。由於體育運動、更好的營養、工作時間縮短以及與大自然的內在關聯，人本身也變得更美麗、更健康了。在先前，冬天是一個蕭索的季節，人們無精打采地在小酒店裡打牌消磨時光，或者在熱烘烘的屋子裡感到百無聊賴；現在人們在山上重新發現了冬天，這裡讓人飽享陽光，讓人心舒肺潤，讓人感到血脈賁張生機無限。高山、湖泊和大海也不像以前那麼遙遠了；腳踏車、汽車和有軌電車讓距離縮短，給世界以一種新的空間感覺。每到星期天，成千上萬的人身著鮮豔的運動衣乘滑雪板和雪橇從滑雪場上呼嘯而下；到處都有新修建的體育館和游泳館。尤其是在游泳池裡，人們可以最好地看到這些變化：在我年輕的時代，在一群粗脖子、大肚子、塌胸的人群當中，一位真正健壯的男人是少見的，而如今，這些身體柔韌靈活，被太陽曬得黝黑，因為體育而變得修長挺拔的身軀似乎在進行古代的健美比賽。除了那些極端貧窮的人以外，沒有人還會在星期天留在家裡，整個年輕一代都在徒步漫遊、登山或者比賽，他們學會了各種運動專案。度假的人們，已經不像我父母當年那樣只到城市的附近或者最多到經典的旅遊地鹽礦區（salzkammergut）去參觀，人們開始變得對世界感到好奇，想知道別處也都是這類美呢，還是有另類之美。以前只有那些特權人物能看到外國是什麼樣子，而現在呢，連銀行職員和小企業主也能去義大利或者法國。旅行變得比以前更廉價、更舒適，更重要的是那種新興的勇氣，展現在人們身上的那種魄力，這讓人們在徒步漫遊中變得更加無畏，在生活中不再那麼謹小慎微，那麼錙銖必較：對，人們羞於謹小慎微。整個一代人，下決心要更充滿青春朝氣。與我父母生活的那個世界相反，每個人都以年輕為榮：突然之間，年輕一些的人把鬍子刮掉了；接下來，年長一些的人模仿他們，為的是不讓人覺得自己年長。保持年輕、富有朝氣、不要老成持重，這是當時的口號。女性們脫掉束胸的緊身衣，放棄了太陽傘和麵紗，因為她們不再害怕空氣和陽光。她們把裙子改短，為的是能夠在打網球時雙腿活動更加自如；當她們的豐滿之處能讓人看出來時，她們也不再為此感到害羞。時裝變得越來越合乎自然，男人穿馬褲，女人也敢坐在男式馬鞍上。人們之間不再互相遮掩、互相隱藏什麼。世界不光變得更加美麗了，也更加自由了。

正是我們之後出生的這一代人所獲得的健康和自信，讓這種自由也進入社會風習領域。人們第一次可以看到，年輕姑娘們沒有女家庭教師的陪同和年輕的男性朋友一起出去郊遊、進行體育活動，他們之間是坦誠而有自持能力的同伴友誼，她們不再處處害怕，不再扭捏，她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她們逃脫了父母出於擔心的控制，她們擔任女秘書、女職員而自食其力，她們行使自己去安排生活的權利。娼妓這一舊大陸上唯一允許的色情交易行當，明顯減少。由於這種更為健康的新型自由，任何形式的男女授受不親都成了老一套。在越來越多的游泳館裡，那些迄今為止將男女泳池分隔開的厚厚木板被拆除；女人和男人都不再羞於讓人看到他們長得怎麼樣。在那十年裡，人們重新獲得的自由、不受強制、無拘無束，要勝過此前的一百年。

這是因為世界已經進入了另外一種節奏。一年，現在的一年裡能發生多少事情！一項發明、一個發現之後就緊接著下一個，而且這些又都飛快地成為共同的資源。說到相通性，各國家之間沒有比現在更覺得彼此有相通之處了。當齊柏林飛艇第一次升空那天，我正好路過斯特拉斯堡前往比利時，正好看到它在眾人雷鳴般的歡呼中繞著大教堂飛行，好像這懸浮著的巨物要對這千年的建築物鞠躬致意。晚上，當我在比利時維爾哈倫家時，傳來了飛艇在艾希特丁根（echterdingen）墜毀的訊息。維爾哈倫滿眼淚水，情緒極端不安。他沒有作為一個比利時人對德國發生的災難抱著無所謂的態度，而是作為一個歐洲人，作為這個時代的人一起去感受戰勝自然，去經受考驗感。當布萊里奧駕駛飛機飛過英吉利海峽時，我們也在維也納歡呼慶祝，好像他是我們家鄉的英雄一樣。技術和科學上分秒必爭的進步讓我們感到自豪，這讓我們第一次感覺到歐洲作為一種共同體，一種泛歐洲的民族意識在形成。我們說，如果每架飛機都能像玩一樣輕鬆飛過邊境線，那國界變得多麼沒有意義！那些海關和邊防崗哨的設定，顯得多麼褊狹，多麼做作，多麼有違於我們所渴望的這個時代的精神，這種明確的紐帶和世界大同！這種感覺上的飛昇所帶來的美妙，一點也不亞於飛機帶來的效果。我為每一個沒有在年輕時經歷過歐洲最後幾年信任的人感到遺憾。我們周圍的空氣不是死的，也並非一無所有，空氣自身中帶著當時的節拍和韻律。它把這種騰飛無意識地擠入我們的血液，把它引導到我們的內心和大腦當中。在這些年，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從這個時代的整體騰飛中吸收了力量，從集體的信心中，個人的信心得到了提升。我們這不知感恩的人類！當時也許並不知道，這託舉我們的波浪有多麼強大、多麼可靠。只有自己經歷過那個普遍信任時代的人才明白，從那以後信任的程度就只有倒退，信任的量被蒸發。

這個充滿力量的強大世界是多麼壯觀輝煌，從歐洲的每個海岸湧向我們的心臟。這些讓我們感到幸福的事情，也帶來了危險，只是我們對此還一無所知。當初那席捲歐洲的自豪與信心之風暴，也攜帶著烏雲而來。也許上升的步伐太快，國家和城市都壯大得太快，而且那種充滿力量的感覺也總是引導著人們和國家去運用或者濫用自己的力量。法國已經有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它還想要更多，還要再加上一個殖民地，儘管老殖民地已經管顧不過來了，差一點兒就因為摩洛哥而大動干戈；義大利想要昔蘭尼加；奧地利兼併了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又把矛頭指向了土耳其；德國暫時還沒有份兒，但是已經躍躍欲試，隨時準備露出尖牙利爪。歐洲各國都血脈賁張。從前那種富有成果的內部團結理念，現在都在各處同時發展成擴張的貪婪，好像受到了細菌的傳染一樣。賺得缽滿盆滿的法國工業界開始向同樣滿身油水的德國工業界發難，因為兩家企業，德國的克虜伯公司（krupp）和法國的施奈德——勒克勒佐公司（schneider-creusot）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漢堡的船運公司帶來高額紅利，與南安普敦針鋒相對；匈牙利的農民對付塞爾維亞的農民；一家大公司對付另一家大公司。宏觀經濟上的蓬勃發展讓大家日子都好過，人們折騰來折騰去，想要獲取更多，更多。如果我們今天心平氣和地思考並來追問自己，為什麼1914年會陷入戰爭，人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出於理性考慮的理由，也沒有什麼直接的起因。那次戰爭不是為了某個理念，也不是為了爭奪邊境上的小地塊。我今天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那次戰爭，也就是說，內在發展動力所導致的悲劇性後果。這種內在的發展動力是四十年和平累積起來的結果，現在要以暴力的形式釋放出去。每個國家突然都有了自己很強大的感覺，但是忘記了別的國家也有同樣的感覺；每個國家都想要得更多，要從別人的手裡拿過來。最糟糕的是，欺騙我們的恰恰是我們最熱愛的那種感覺：大家都抱著的樂觀想法。每個國家都相信，他們能在最後一分鐘將其他國家嚇退。於是，外交官們玩起了彼此恫嚇的遊戲。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在巴爾幹戰爭、在阿爾巴尼亞，都是同樣的把戲。不過，大協作變得愈來愈緊密，愈來愈軍事化，德國在和平時期實行了戰爭稅，法國延長了兵役時間。多餘的力量最終必然要釋放出來，而巴爾幹的風向標表明，戰爭的烏雲正在向歐洲的方向移動。

當時還沒有出現惶恐，但還是有一種像炭火一樣不息止的不安籠罩著我們。每次巴爾幹上有槍聲響起，我們都會感覺到輕度的不快。難道戰爭真的要降臨在我們身上嗎？可是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那是在爭奪什麼。慢慢地——太慢了，太遲疑了，我們今天才知道！——反對戰爭的力量在聚集。那是社會主義黨，有幾百萬人在他們的章程中拒絕戰爭；有置於教皇領導之下的強大的天主教群體；若干有國際性業務的大公司；有為數不多幾個有明見的政治家站出來反對那些背後的戰爭推手。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對戰爭的行列當中，但是一如既往地是孤立的單槍匹馬，既沒有結成聯合體，也不夠堅決。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態度，可惜是那種無所謂的被動樣子。由於我們那個時代的樂觀主義，戰爭造成的問題及其全部道義上的後果還沒能進入我們的內心深處：在當時那些著名人士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從根本上對這一問題做出討論或者大聲提出警告的文字。我們以為做到這樣就足夠了呢：我們在思想上考慮到整個歐洲範圍；在國際範圍內建立兄弟般的關係；在自己的領域（這個領域對時局只能有間接影響）裡，我們把超越語言和國家的和平溝通及精神結盟當作理想。恰好是新一代，他們最強烈地主張這種歐洲理念。在巴黎，我看到聚集在我的朋友巴扎爾熱特周圍的一群年輕人，與上一代正好相反，他們拒絕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儒勒·羅曼（他後來在戰爭期間創作了獻給歐洲的偉大詩篇）、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勒內·阿科斯（renearcos）、讓·裡夏爾·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組織「修道院」（abbaye）文化中心，然後是「爭取自由」（effortlibre）文學社。他們是充滿激情的戰鬥先驅，為將要來臨的一體化的歐洲而戰鬥；他們毫不動搖地憎惡那些在戰爭的苗頭中已經顯現的軍國主義。像他們這樣一群勇敢，有出色的天才，道義上堅定不移的年輕人，在從前的法國很少見。在德國，當阿爾薩斯人的命運被置於兩個國家之間時，是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werfel）和他的「世界朋友」，用最有力的抒情詩來表達世界博愛思想的勒內·席克勒（reneschickele），充滿激情地投身相互間的理解當中；義大利的博爾傑塞（borgese）向我們發出了同志般的致意；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國家也不斷有人給我們打氣。「來我們這裡吧！」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讓那些想讓我們陷入戰爭的泛斯拉夫主義份子看看，你們奧地利人不想要戰爭。」啊，我們都熱愛這個用它的羽翼託著我們騰飛的時代，我們熱愛歐洲！我們都太不加疑慮地相信理性，相信理性會在最後一刻阻止那荒誕的笑話。這也是我們唯一的過錯。誠然，我們沒有帶著足夠的懷疑去觀察那些凶兆。可是，作為年輕人的真正意義，難道不就在於要去相信世界，而摒棄對世界不信任嗎？我們相信饒勒斯，相信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我們相信，鐵路人在自己的同志像屠宰場動物一樣被火車運往前線之前，就會將鐵軌炸掉；我們以為，婦女們會拒絕將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丈夫交給吃人的魔鬼。我們堅信，在最後的關鍵瞬間，歐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會宣告自己的勝利。我們那共同擁有的理想主義，在進步中形成的樂觀主義，使得我們沒有看到，也沒有重視那共同的危險。

況且，我們缺少一位組織者，一位能把在我們身上潛藏的力量有目標地集中到一起的人。在我們當中只有一位警示者，唯一具有前瞻性的有識之士。然而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個人生活在我們當中，我們卻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這位命運要讓他率領我們前行的人。對我來說，能夠在最後的一刻還發現他，那是有決定性意義的幸運情況之一。要發現他很困難，因為他住在巴黎，卻不在那「喧囂之地」。如果有人想寫一本紮實的20世紀法國文學史的話，就不能不去注意這個讓人吃驚的現象：當時巴黎報紙上對所有能想到的詩人和作家名人盛讚有加，但是，有三個最重要的人物卻沒有被發現，或者他們的名字被置於錯誤的背景關聯當中。從1900年到1904年，我從來沒有看到《費加羅報》和《晨報》上提到作為詩人的保爾·瓦萊裡，馬賽爾·普魯斯特被看成是沙龍里的小丑，羅曼·羅蘭則被當作知識淵博的音樂學者。他們都是在快到了五十歲時，榮譽那第一道羞澀的光芒才找到他們的名字，他們最偉大的作品都是在這個全世界最好奇、精神生活最豐富的城市中，在不為人知的昏暗角落中創作出來的。

我有幸及時發現羅曼·羅蘭，這純屬巧合。一位俄國女雕塑家在佛羅倫薩請我去她那裡喝咖啡，以便給我看她的作品，她也想給我畫一張速畫像。我四點鐘準時到達，但是忘了她是一位俄國人，對時間和準點有不同的態度。一位老奶奶——我聽說，她曾經是雕塑家母親的奶媽——把我領到了她的工作室，讓我在那裡等候。那裡的雜亂無章，達到人想象的極限。旁邊有四個小雕像，我在兩分鐘以內把它們看了一遍。為了不虛度時間，我伸手去拿一本書或者說幾本散亂地放在那裡的小冊子。小冊子的名字是《半月刊》，我記起以前在巴黎聽到過這個名字。但是，有誰能一直關注這些小期刊呢？它們在全國到處都有，作為生命短暫的理想主義花朵一度出現，不久便消失。我拿在手裡翻看，《黎明》，作者羅曼·羅蘭，開始讀起來，越來越震驚，越來越感興趣。這位對德國如此瞭解的法國人，到底是誰呢？很快我就因為這位俄國女士的不準時而對她滿心感謝了。當她終於姍姍來遲時，我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這位羅曼·羅蘭是誰？」她也不太清楚。當我將其餘的幾冊都看完了以後（這部作品尚未全部完成），我就意識到：這部作品，不是寫給某一個歐洲國家，而是寫給所有的國家以及它們之間的兄弟之愛；這個人，這位詩人，在書裡帶來了道義上的全部力量：充滿愛的見識，以及去獲得見識的真誠願望；經過甄別和沉澱的公正；對藝術那能讓人聯結的使命有著令人心情激盪的信任。當我們糾結於一份小小的宣言中的措辭時，他在靜靜地、耐心地做著實事：讓各民族的人看到他們各自身上最值得珍愛的特殊品性。這是第一部完成的意識明確的歐洲小說；這裡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睦鄰關係這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呼籲。它更有效力，因為它的受眾要多於維爾哈倫的讚美詩，而它又比一切小冊子或者抗議更有穿透力。一切我們在不自覺當中所希望、所渴求的東西，都已經在這裡被他默默無聞地完成。

我到巴黎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打聽他的情況。我總是想起歌德的那句話：「他學過了，他能教導我們。」我向朋友們問起他。維爾哈倫記得他的劇作《狼群》，是在社會主義者的「人民劇場」演出過的；巴扎爾熱特聽說過，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學家，並且寫過一本關於貝多芬的小書。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中找到十幾本關於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七八部劇本，都是在小出版社出版的，或者在《半月刊》上發表的。最後，我寄給他一本自己的書，為的是找到一個關聯點。不久以後我就收到了他的來信，請我去他那裡。一段新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同我與弗洛伊德、維爾哈倫的友誼一樣，羅曼·羅蘭的友誼也是令我收穫最大的友誼，在某些時刻甚至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人生中值得記住的日子總是比平常日子有更強的色度。我至今還能特別清晰地回憶起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情形。那是坐落在蒙巴拿斯林蔭大道附近一座不顯眼的房子：走上五層窄窄的樓梯，站在他的門前，就已經感覺到了一種特殊的安靜。在這裡所聽到的林蔭大道上的車水馬龍聲，一點兒也不比那掃過修道院花園中的樹木之後，在窗下掠過的風聲更響。羅曼·羅蘭給我開了門，將我領到他那書籍一直堆到房頂的小書房裡。我生平第一次在他那雙特別炯炯有神的藍眼睛裡，看到了我在人世當中見到過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這雙眼睛，在談話中牽動著來自最內在感覺的色彩和熱度：在悲哀中它們蒙上一層暗色的影子；在沉思中又同時顯得深沉；在激動中發出閃光。他的眼邊因為讀書和熬夜顯得微微發紅，唯有眼邊之間的那對瞳孔奇妙閃亮，帶著一種讓人受益，讓人興奮的光芒。我帶著一點兒恐懼的心情打量著他：他個子非常高，身體瘦長，走路時有點兒前傾，好像在寫字檯前度過的無數時光讓他的脖子開始彎曲了。他面色慘白，臉上的線條極其分明，看起來更像是生著病的樣子。他說話的聲音非常輕，好像在極盡可能來保護自己的身體能量；他幾乎從來不出去散步；他吃得很少，不抽菸不喝酒，避免任何軀體上的緊張。直到後來我才驚奇地發現，在他這過著苦行生活的軀體中蘊藏著多麼大的耐力，在這些看起來的孱弱之後有著何等強大的精神勞動力！他幾個小時伏在那小小的、堆滿書籍紙張的寫字檯上寫作，幾個小時躺在床上看書，他給那疲倦的身體的睡眠時間不超過四個或者五個小時，他允許自己享受的唯一放鬆方式便是音樂。他鋼琴彈得特別好，那是一種令我難忘的輕柔彈奏，那麼愛撫地敲擊琴鍵，好像他不想從琴鍵中將音調逼迫出來，而是要將它們引誘出來。我以前在小範圍內聽過馬克斯·雷格爾（maxreger）、費魯喬·布索尼（ferrucciobusoni）、布魯諾·瓦爾特（brunowalter）的鋼琴演奏，沒有哪位業內名流能像聽羅曼·羅蘭彈鋼琴讓我感到收穫那麼多與心愛大師的直接交流。

他的知識如此淵博，令人自愧弗如。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歷史，瞭解所有國家一切時代的問題。他知道音樂作品中的每一個節拍，即便是加盧皮（galuppi）和特勒曼（telemann）最最生僻的作品，或者那些六流、七流音樂家的作品他也都熟悉。同時，他也充滿激情地參與當代發生的一切事情。這個像修士靜修室一樣簡陋的地方，像是攝影機的暗箱一樣反映著整個世界。在人際關係上，他享受著與同時代偉大人物的熟識和信任。他曾經是喬治·勒南（georgrenan）的學生，是華格納家裡的客人，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這位為人品格甚至使其自身作品都黯然失色的偉人，那著名的《遠方來信》就是寫給羅曼·羅蘭的。在這裡我能感覺到——這也總能引發我的一種幸福感覺——一種作為人的道德上的優勝，一種不帶有任何驕傲的內心自由。這種自由，是一個強大靈魂自然而然所具備的。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這個人，在決定性的時刻會成為歐洲的良心。時間證明我是對的。我們談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蘭向我解釋說，通過寫作這本書他想盡到三個責任：向音樂致謝，表明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喚起歐洲各民族的思考。我們現在必須去施加影響，每個人從自己的崗位出發，從自己所在的國家出發，各自使用自己的語言。到了需要警醒的時候，而且要越來越警醒。那些鼓動仇恨的力量，由於其低劣的本性，要比那些主張和解的力量更激烈，更有進攻性；況且，這些力量背後還有物質利益，他們本來就比我們的力量更無所顧忌。這種非理性已經成形，能看得見了，與之進行鬥爭甚至比我們的藝術更為重要。我能感覺到他的悲哀，世間結構的脆弱讓這個人遭受雙重的打擊。他在全部作品中都盛讚藝術的永恆性。「它（藝術）可以安慰我們，我們，單一的人，」他這樣回答我，「但是在對抗現即時，它什麼用也沒有。」

那是1913年。在我和羅曼·羅蘭的第一次談話中，我就從中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有責任不要毫無準備、毫無作為地去面對一次歐洲大戰。羅曼·羅蘭已經提前痛苦地將加固了自己的靈魂，這讓他能夠在關鍵時刻在道德上勝出任何人。我們也在自己的範圍內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已經翻譯了很多，讓人注意到鄰邦的詩人；我在1912年陪同維爾哈倫走遍德國，做旅行演講。維爾哈倫的德國之行變成了象徵性的德法關係和睦宣言。在漢堡，維爾哈倫與戴默爾當眾擁抱：他們分別是法國和德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我替賴因哈德爭取到了維爾哈倫的一部新劇本。我們之間的合作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誠摯、更深入、更令人興奮。有時候在興奮之中，我們會飄飄然，以為我們已經讓世界看到了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拯救之路。但是，世界很少會在意這些文學上的宣言，它仍走在自己那險惡的路上。在那些看不見的摩擦這一電流中，總有火星迸發出來。察貝恩事件、阿爾巴尼亞的危機、蹩腳的答記者問：這些每次總是一個小火花，但是，每一個都有可能引爆那些已經堆積如山的爆炸材料。尤其是我們奧地利人更能感覺到，我們處於不安的核心地帶。1910年，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已過了八十大壽。這位早已成為象徵的老人在位的時間不可能持續很長久了，一種神秘的感覺開始在人們的情緒中蔓延開來：在他過世之後，千年王朝的解體程式似乎是無法遏止的了。在帝國的內部，各民族之間對抗的壓力在增加；在帝國外部，義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德國都在等著瓜分帝國。在巴爾幹戰爭中，德國克虜伯公司和法國的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在外國的「人肉材料」上試驗自己的大炮產品，就如同後來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在西班牙內戰中試驗他們的飛機一樣。巴爾幹戰爭讓我們越來越多地陷入湍流當中。人們總是惶恐不安，又總是能長舒一口氣：「這次還沒有。但願永遠不會發生！」

以往的經驗都會告訴我們，重構一個時代的事實要比重構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容易千倍。它們沒有寫在官方的事件紀錄當中，而更多的是寫在細小的個人插曲當中。這是我現在要插入的。說實話，當時我沒有相信會發生戰爭。但是，有兩次我卻在清醒中看到了戰爭的影子，這讓我的靈魂大為震顫。第一次便是在「雷德爾事件」發生時，這一事件正如歷史上所有重要的背景插曲一樣少為人知。

我和這位錯綜複雜間諜戲裡的主人公雷德爾上校只是點頭之交。我們住在同一城區，只隔著一條小街。有一次，我的朋友檢察官t在一家咖啡館裡把我引薦給他，當時這位面容和藹，會享受生活的先生正在咖啡館裡抽雪茄。從那以後，我們見面就彼此打招呼。但是直到後來我才發現，我們在生活中為多少秘密所包圍著，我們對那些近在咫尺的人的瞭解有多麼少。這位上校外表上與一名普通奧地利軍官並無差別，是皇儲的親信：他被委以重任，掌管軍隊的秘密情報局，並負責破獲敵方的諜報機構。1912年，在巴爾幹危機期間，俄國和奧地利都在進行針鋒相對的部隊調遣。現在終於真相大白，奧地利軍隊最為重要的秘密軍情即「進攻計劃」被賣給了俄國人。如果是在戰爭狀態中，這肯定會引發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因為俄國人提前瞭解奧地利軍隊的每一個行動步驟和節奏。這一背叛在總參謀部引起的恐慌是不言而喻的。雷德爾上校作為最高層的專業人士面臨著去找到叛徒的任務，按理說這個叛徒只能出在最小的高層圈子裡。外交部對軍隊部門的能力並不完全信任，這也是典型的各部門之間出於嫉妒而彼此針鋒相對的做法，它在沒有知會總參謀部的情況下，也展開了獨立調查。外交部授命警察局在完成這一任務時除採取其他措施以外，還要對所有來自國外的信件進行檢查，根本不要理會保護信函秘密的規矩。

有一天，一家郵局收到從俄國邊境站波特沃羅奇斯卡（podwoloczyska）寄來的一封留局待領信，其地址是「歌劇晚會」郵箱。郵局開啟了信封，裡面沒有信紙，只有六張或者八張1000奧地利克朗的鈔票。這個可疑的發現馬上就被報告給警察局了。警察局馬上派出一名偵探到郵局視窗，只要有人來領取這封信件，就要將其立即逮捕。

有那麼一刻，這出悲劇開始轉向維也納式閒適劇。中午時分，來了一位先生要求取走那封標有「歌劇晚會」信箱的信。郵局視窗的職員馬上偷偷地給偵探發出了報警訊號，可是偵探正好出去與人小酌。等到他回來時，只好面對這樣的情況：那位陌生的先生已經乘坐一輛出租馬車離去，方向不確定。馬上，維也納喜劇的第二幕就開始上演了。在當時，出租馬車是非常時尚體面的雙駕馬車，車伕們覺得自己地位之高，是用不著親手來擦洗車輛的。因此，在每一個停車的地方，都有一位所謂的「水工」，他的任務便是飲馬擦車。所幸這位「水工」記住了剛走的那輛馬車的車號。一刻鐘以後，所有的警察局都接到指令，該出租馬車已經找到。馬車伕還描寫了那位先生的相貌，他去了「皇宮」咖啡館，那也是我總能碰到雷德爾先生的地方。碰巧的是，在出租馬車裡還找到一把小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這把小刀來開啟信封的。偵探馬上趕到了「皇宮」咖啡館。他所描述的那位先生現在已經離開了。不過，侍者非常肯定地說，這人肯定就是他們的老主顧雷德爾上校，他剛剛回克羅姆塞爾旅館（hotelklomser）去了。

偵探目瞪口呆。秘密被揭開了。雷德爾上校，奧地利軍隊的最高情報長官，同時也是被俄國參謀總部收買的間諜。他不光出賣了各種機密和進軍計劃，現在人們也一下子豁然開朗了，為什麼近年來由他派出的奧地利間諜在俄國不斷地被逮捕、被判刑。一陣狂亂的電話聯絡開始了，最後電話終於打到了奧地利軍隊總參謀長弗蘭茨·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franzconradvonhötzendorf）那裡。一位曾經目擊這一場景的當事人向我講述說，他在聽了幾個詞以後，臉慘白得如同餐桌桌布一樣。電話也打進皇宮，一次又一次地磋商。現在怎麼辦？警察方面已經採取了防範措施，雷德爾上校無法逃跑了。當他想再離開克羅姆塞爾旅館，吩咐看門人一件事情時，偵探不動聲色地向他走過來，拿出他的小刀客氣地問道：「上校先生沒有把這把小刀忘在出租馬車裡嗎？」在這一刻，雷德爾知道自己敗露了。不管他去哪裡，都能看到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臉孔，他們在監視他。當他再回到旅館時，兩位軍官跟在他身後，隨他進入了房間，將一把左輪手槍放在桌子上。在這期間，宮廷裡已經決定要以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來了結奧地利軍隊中如此不光彩的事件。直到夜裡兩點，兩位軍官在克羅姆塞爾旅館雷德爾房間的門前走來走去。然後，從裡面傳來了一聲槍響。

第二天，各家晚報上登載了簡短的訃告，哀悼這位突然去世、功績不凡的軍官雷德爾上校。但是，整個的追捕過程中有太多人捲入，所以這個秘密無法被嚴守。人們一點一點地獲知一些細節，從心理學的角度許多問題可以得到解釋。雷德爾上校有同性戀的傾向，他的上司和同事對此一無所知，多年來他便落入敲詐勒索者的手中，最終將他逼向這條絕望的逃亡之路。整個軍隊都震驚了。大家都知道，在發生戰爭時，他一個人的行為就能斷送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奧地利王朝將因他而陷入崩潰的邊緣。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在奧地利才明白，過去的若干年裡，世界戰爭離我們如此之近，近到我們都能聽到它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