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時間的流逝在從前比在今天要快？或許，那是因為從前讓我們的世界發生徹頭徹尾改變的事情發生得太多？或許，歐洲大戰前夜的那幾年，我的青春歲月之所以變得模糊，是因為它們被消解在按部就班的工作當中？我進行創作，我發表作品，我的名字在德語世界為人所知，在外國我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有追隨者，也已經有反對者，後者更能表明我的獨特性；帝國的各大報紙都向我敞開大門，我不必再將作品寄給誰，而是被人約稿。但是，在內心深處我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所寫的、所做的，拿到今天則全無分量。我們當年的抱負和憂慮，我們的失望和憤怒，在今天看來都太微不足道了。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如此繁多，它們強制性地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倘若我在幾年前開始寫這本書的話，我會提到與蓋爾哈特·豪普特曼、阿圖爾·施尼茨勒、貝爾——霍夫曼、戴默爾、皮蘭德婁、瓦塞爾曼、沙洛姆·阿什、阿納托爾·法朗士等人的談話（與法朗士談話實在是輕鬆愉快，因為這位老先生給我們講了一下午不著調的故事，卻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嚴肅和難以形容的優雅）。我可能也會報告那些了不起的首場演出，馬勒的第八交響曲在慕尼黑、歌劇《玫瑰騎士》在德累斯頓的首演，關於卡爾薩文娜和尼任斯基的芭蕾舞演出，作為一位敏銳而好奇的觀眾我是許多「歷史性」藝術活動的見證人。按照我們現今衡量問題之重要性的標準，一切與當下時代問題無關之事都不足掛齒。以我今天的視角來回顧，那些在我年輕時曾經將我的目光引向文學的人，遠不如將我的目光引向現實的那些人那麼重要。
在後者當中，首當其衝的便是瓦爾特·拉特瑙（walterrathenau）。這是一位在一個最悲劇性時代裡掌管德意志帝國命運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奪取政權十一年之前已經遭遇「納粹」分子謀殺的第一人。我們之間的友誼關係非常久遠而且誠摯，開始的方式頗為特殊。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harden）是當時十九歲的我最早的提攜人之一，他主辦政治週刊《未來》（zukunft），在威廉皇帝治下的德意志帝國的最後幾十年裡，這份期刊曾經擔當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哈爾登是被俾斯麥親自推入政治生活當中的，他也願意當俾斯麥的傳聲筒和避雷針。他把當時的內閣大臣搞下臺，促使奧伊倫堡醜聞（eulenburg-affäre）發酵，讓宮廷每個星期都在新一輪的攻擊和爆料前發抖。儘管他的期刊做這些事情，哈爾登的個人所愛仍然是戲劇和文學。《未來》的某一期上刊登了一組格言，用的是一個我現在想不起來的筆名，這些格言中蘊含的特別智慧以及語言上的凝練力量，馬上令我耳目一新。作為該刊固定作者的我寫信給哈爾登：「這位新人是誰？好多年來我都沒有讀過打磨得這麼好的格言了。」
給我的回信不是哈爾登寫的，而是一位署名為瓦爾特·拉特瑙的先生。我從信紙以及其他方面的資訊可以判斷出來：他不是別人，正是柏林電力公司那位有通天之力的總裁的兒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業家，任職於無數個公司裡的理事會，是那些「面向世界」的新式德國商人（借用讓·保爾的說法）。他給我的回信誠摯而充滿感激，說我的信是他的文學嘗試所獲得的第一份讚許。儘管他至少比我年長十歲，他還是向我坦言不知道該不該將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書出版，因為他畢竟是個門外漢，此前所做之事都是在經濟領域。我真誠地鼓勵他出書，此後我們一直保持著通訊聯絡。等到我下一次來到柏林時，我給他打電話。一個略帶遲疑的聲音回答說：「噢，是您啊。多可惜，我明天一早六點鐘要出發去南非……」我打斷他的話，說：「那我們下次見面好了。」但是，這個聲音還緩慢地繼續下去，好像他在思忖著：「不，您等一下……一小會兒……下午被開會給佔了。晚上我得去部裡，然後還有一個俱樂部晚宴……但是，您可以晚上十一點一刻到我這裡來嗎？」我同意了。我們談到凌晨兩點，六點他出發去西南非洲——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受命於德國皇帝的公務出行。
我之所以講述這些細節，因為這些都是拉特瑙非常典型的特徵。這位異常忙碌的人總有時間。我曾經在最艱難的戰爭日子裡以及在「熱那亞會議」馬上召開之際見過他，就在他被當街槍殺的幾天以前，我還和他一起在他遇害的那條街上駛過，坐的也是他遇害時乘坐的那輛汽車。他始終將自己的時間規劃到每一分鐘，也能隨時毫不費力地從一件事情轉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他的大腦隨時都有應變能力，如同一具精密而準確的儀器，這是我在其他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他講話流暢無比，好像在讀一張看不見的講稿，他的每一個句子又都那麼生動、清楚，如果他的談話被速記下來，便是一份完美得足以付印的文字。他講法語、英語、義大利語，對這些語言的掌握如同母語德語一樣好；他的記憶力從來不會讓他難堪，他對任何談話內容都不需要做特殊準備。在跟他談話時，相比於他那不動聲色中的豐富內容，對一切清晰而有總體把握的客觀性，一個人會相形見絀地感覺到自己愚蠢，所受的教育有缺陷，對事情沒有把握，頭腦混亂。但是，在他思想裡這種耀眼的聖光，這種水晶般的透徹中，有某種讓人感到不舒服的東西，正如在他那有著最講究的傢俱、最美繪畫作品的住宅裡的感覺一樣。他的思想能力是一種天才的創造物，他的住宅如同一座博物館，在他那座曾經為路易莎王后行宮的貴族式府邸中，那種秩序井然、條理清晰和一塵不染沒法讓人感到溫暖。在他的思想中，總在閃爍著某種洞穿了一切，因而也沒有實在質地的東西。我很少能在其他地方比在他這裡能更強烈地感受到猶太人的悲劇：在外表可見的一切出類拔萃之下，滿是深深的不安和沒有把握。我另外一些朋友如維爾哈倫、埃倫·凱伊、巴扎爾熱特雖然智慧不及他的十分之一，在博學與對世界的瞭解方面不及他的千分之一，但是他們都對自身有著充分的把握。在拉特瑙的身上，我總是更能感覺到：他有著無法測度的聰慧，但是腳下沒有根基。他的整個存在就是一場衝突，永遠有新的對立面出現。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人們能夠想得到的一切權力，但是他不要成為他的繼承人；他是一位商人，但是他要感覺自己是一位藝術家；他有百萬財產，但是頭腦裡貫穿著社會主義的理念；他感覺自己是猶太人，卻以基督教徒來標榜自己；他從國際視野思考，卻將普魯士文化奉若神聖；他對大眾民主夢寐以求，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的召見或者諮詢又讓他倍感榮耀；對皇帝的弱點和虛榮他洞若觀火，但是卻無法控制自己的虛榮。他那些無間斷的各種活動，也許只是一種精神上的鴉片，好用來掩蓋內心的焦慮，去消滅那種存於內心最深處的寂寞。1919年，在德國軍隊潰敗之後，一份歷史重任被指派到他身上：將遭受重創的國家從混亂中帶出來，走上重生之路。在身負重任的這一時刻降臨之際，他身上那些無盡的潛力終於合併為一股協調一致的力量。他將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獻給唯一的理念：拯救歐洲。這使得他這位富於天才的人，成為一位偉大人物。
拉特瑙充滿活力的談話中所蘊含著的思想上的豐富和明晰，可能只有霍夫曼斯塔爾、瓦萊裡、赫爾曼·凱澤林伯爵的談話才能與之媲美。這些談話除了讓我看到遠方，將我的思想地平線從文學擴充套件到歷史以外，我還要特別感謝拉特瑙一點的是：他是第一個建議我走出歐洲的人。「如果您只瞭解那個英吉利島嶼，您就無法理解英國，」他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您不止一次走出我們的歐洲大陸，您也不會理解歐洲大陸。您是一位自由的人，利用您的自由！文學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職業，因為在這裡匆忙是多餘的。一本真正的書，早一年或者晚一年完成無關緊要。為什麼您不去一趟印度或者美洲？」這一偶然提起的詞彙馬上進入我的頭腦，我決定馬上按照他的建議行事。
印度讓我感覺到的不安且沉重，要超出我此前的料想。如此之多讓我感到震驚的內容：那些骨瘦如柴的身軀的悲慘處境，那些黑眼睛射出的目光中飽含的了無愉悅的嚴肅，那裡的風光經常單調得可怕，尤其是那些嚴格的階級和種族上的分層，在去印度的船上已經開始上演了。我們的船上有兩位動人的姑娘，黑色的眼睛，身材修長，受過良好教育而且彬彬有禮，待人謙虛而且優雅。從第一天開始，我就注意到她們遠離別人，或者被一種看不見的隔離物將她們和別人分隔開來。她們不去跳舞，不加入談話，而是坐在一邊讀英語或者法語書。直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才發現，並不是她們要回避英國社交圈子，而是別人在遠離這兩位「夾生種姓」，儘管這兩位動人的姑娘是一位巴黎的印度大商人和一位法國女人所生的女兒。在洛桑的寄宿學校，在英國的女子家政學校，曾經有兩三年她們受到與別人完全平等的對待。但是，在回到印度的船上，她們已經馬上就感覺到這種冰冷的社會歧視，看不見，但是其殘忍程度一點兒也不因此減弱。這是我第一次目睹種族純淨狂這種黑死病，它給我們的世界帶來的厄運要甚於真正的黑死病在幾個世紀前給這個世界帶來的災難。
在旅行之初便遇到這兩位姑娘，讓我看問題的眼光變得銳利起來。我帶著一定的羞愧，享受著當地人對歐洲人那種如同對待白種人上帝一樣的敬畏（這種敬畏，如今由於我們自己的責任早已消失了）。如果一位白人要出門旅遊，比如去錫蘭的亞當峰，必須要有十二個或者十四個僕人陪同，否則就低於他的「體面」水平。我沒法擺脫這種不安的感覺：這種荒謬的關係在未來的幾十年或者上百年內一定會有變化以及徹底的轉變，而我們身處舒適安全的歐洲對此還一無所知。由於有了這些觀察，我所看到的印度並不是像皮埃爾·洛蒂（pierreloti）所描寫的蒙著玫瑰紅色的浪漫，而是一種警示。這次旅行在內心教育方面給我帶來最大受益的，不是那些壯麗的廟宇、風雨剝蝕的宮殿，也不是喜馬拉雅山上的風光，而是我所認識的人，另外一種型別的人和世界，與一名作家在歐洲範圍內能認識到的人完全不同。當時的人們還都比較節儉，也還沒有像庫克旅行社組織的這種休閒旅行，因此，那些能去歐洲以外旅行的人，無論他們身處哪個階層或者社會位置，都可以說是另類之人：如果是一位商人，一定不是眼光狹隘做小買賣的人，而是一位大商人；如果是醫生，則是一位真正的研究者；如果是屬於探險者那一類的企業家，一定是那種有著膽大、慷慨而無所顧忌的性格；即便是一位作家，也一定是有著比較高程度的精神上的好奇心。當時還沒有能提供消遣節目的收音機，所以我在旅途中那些漫長的白晝和黑夜裡，在與這些特殊類別的人進行交往時，所瞭解到的那些讓我們的世界得以運轉的各種力量和緊張關係，勝過讀上一百本書的收穫。與家鄉之間空間距離的改變，同時也讓我內心的評判尺度發生改變。在這次旅行回來之後，某些以前我會斤斤計較的小事，會被我認為太小家子氣。我再也不會將我們歐洲看成這個世界的永久軸心。
我在印度之行中結識的人，其中有一位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產生了至今尚無法估量的影響，哪怕這些影響並不顯而易見。從加爾各答出發前往後印度的途中，以及在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的船上，我每天都與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haushofer）夫婦一起度過幾個小時。當時他作為德國武官前往日本履職。他有著挺直的細長身材、瘦削的面龐、尖尖的鷹鉤鼻子，他讓我第一次見識到德國軍隊總參謀部軍官的非凡素質和內在修養。此前在維也納時，我自然也與軍隊裡的人有過交往，那是一些友好的、熱愛生活甚至是滿有情趣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因為家境不特別好才逃進軍隊穿上軍裝，力圖讓自己在服役中過上儘量舒適的生活。豪斯霍費爾與那些人正好相反，這讓人立刻就能感覺到。他出身書香門第，屬於上流社會。他的父親發表過很多詩歌，我記得好像還在大學裡當過教授。他受過非常好的教育，在軍事方面以外也有非常廣博的知識。他被任命去實地考察日俄戰爭的舊地，因此他和太太都事先學了日本語言與詩歌創作。在他的身上，我也再一次認識到：一個人如果想要精通任何學術領域，包括軍事科學，那麼他/她就必須跨出本專業的狹隘範圍，與其他一切學科有所接觸。豪斯霍費爾在船上時，一整天都在工作：用望遠鏡觀察各種細節，寫日記和報告，研究詞典。我難得看到他手裡沒拿著書的時候。他是一位出色的觀察者，也知道如何去描述。我在從和他的談話中，瞭解到很多東方之謎。回到歐洲之後，我也一直和豪斯霍費爾一家保持著友好的聯絡。我們互相寫信，去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去拜訪對方。一場嚴重的肺病迫使他在達沃斯或者阿洛沙（arosa）療養了一年。離開軍隊的日子，有助於他轉入學術研究領域。病癒之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承擔了軍事指揮之責。想到德國的戰敗，我經常對他懷有同情。他多年來致力於建立德國的國際地位，也許他在自己不為所見的退隱當中也參與打造了戰爭機器。如今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對這樣的情況：他曾經在那裡贏得了許多朋友的日本，如今站在獲勝者的行列，成為德國的對手。
不久以後，事實就表明他是首批系統全面地考慮重建德國地位的人之一。他主編一本關於地緣政治的期刊。如同在很多事情上一樣，一開始我也沒能理解這一新興運動的深層含義。我確實以為，地緣政治學無非是在民族國家的相處中去考慮各方力量的較量。即便各民族的「生存空間」這個詞——我想這是他最先提出來的——我的理解也是在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即這是一種相對的、隨著時代而轉化的能量，在時間性的週期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會有這樣的主張。豪斯霍費爾提出，應該更精確地研究各民族的個性特徵，建立一種具有學術特質的常設性指導機構。當時我也以為這是正確的，因為我以為這種研究只服務於各民族彼此走近的趨勢。我無法肯定斷言，也許豪斯霍費爾原本的意圖也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不管怎樣，我興趣盎然地讀他的著作（他在著作中也曾經引用過我的話），從來沒有過任何懷疑。我聽到的客觀評價，都是表彰他的學術演講非常有指導性，沒有人指責他的理念在為一種侵略性的霸權政策服務，在為舊時大德意志訴求的新形式做意識形態動員。可是，當我某一天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時，有人用一種不言自明的音調說：「啊哈，是希特勒的那位朋友？」沒有什麼能比這更讓我感到驚駭了。首先，豪斯霍費爾太太根本不符合種族純粹這一標準，他的兒子們（非常有天才，也非常招人喜歡）也根本經不住紐倫堡的「猶太人法」的推敲；其次，我也看不到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博學多思的學者與一位只在最狹隘、最血腥的意義上緊抓德意志精神不放，滿腔憤怒的煽動家之間在精神上會有什麼直接關聯。不過，魯道夫·赫斯（rudolfhess）曾經是他的學生，是他讓兩個人建立起聯絡。希特勒原本很少能聽得進別人的意見，但是他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本能，能吸收一切對於達到他個人目的有用處的事情，因而他在自己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中徹底挖掘了「地緣政治學」的內容，讓它充分為自己的目標效力。這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貫伎倆，他們能將徹頭徹尾的自私權力本能包裹上一層意識形態和準道德的遮羞布。他們使用「生存空間」這個概念，給赤裸裸的侵略意圖披上一件哲學的外衣。這個關鍵詞因為其可定義性含糊不清而顯得無大妨礙，但是，任何形式上的，哪怕是那種最蠻不講理的兼併，也可以藉助這個關鍵詞得到辯護，來表明它們在倫理上和民族學意義上的必要性。
就這樣，這位曾經的旅途夥伴不得不因為自己的理論受到希特勒的篡改而揹負罪責——希特勒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根本上對他的理論做了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的篡改。我不知道自己的這位旅途夥伴對此是否有所瞭解，他自己是否也本意如此。希特勒的目標最初只嚴格地侷限於民族國家以及種族純粹方面，但是通過「生存空間」這一理論，他的政治轉化為一個口號：「今天德意志屬於我們，明天全世界屬於我們！」這也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案例：一個簡潔有力的表述，由於詞語的內在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和災難，正如先前大百科全書派關於「理性」的統治這一表述，最終演變成完全相反的恐怖和大眾情感衝動。據我所知，豪斯霍費爾本人在「納粹」黨裡從來沒有接受一個顯要的位置，甚至可能都不是黨員。在他的身上，我一點兒也看不到那種像今天那些善於耍筆桿子的新聞記者那種魔鬼般的「灰色高參」：他們躲在幕後，制訂最危險的計劃並用這些計劃給元首提詞。然而，在將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比較窄的國家範圍推到更大的普世範圍這一點上，他的理論所做的貢獻要超過希特勒的顧問當中最無所顧忌之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也許，只有當後人掌握了更多的文獻材料以後，他們才能給予這個人物以正確的歷史評價。
在第一次海外旅行過後一段時間，我開始了前往美國的第二次旅行。除了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我可能擁有的未來，這次旅行全無其他意圖。我相信，當時真的只有為數極少的作家去那裡，不是為掙錢，也不為做關於美國的新聞報道，只是為了做一件事：讓自己關於這塊新大陸相當模糊的想象與現實相遇。
我的這一設想是真正浪漫的，我不羞於將它說出口。美國對我來說，是沃爾特·惠特曼，是躍動著新韻律的土地，是即將降臨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在遠渡重洋以前，我再讀一遍偉大的《卡美拉多》中那些狂野的、奔湧而來的長詩行，我敞開胸襟帶著兄弟一般的寬廣胸懷，而不是帶著歐洲人常有的那種傲慢踏上曼哈頓。我今天還能回憶起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問我下榻旅館裡的門衛，惠特曼的墓地在何處，因為我想去拜謁一番。這一要求讓那位可憐的義大利人陷入窘迫，因為他還從未聽到過這個名字呢。
紐約給我的第一印象相當有震撼力，儘管當時紐約還不像今天這樣有著迷人的美麗夜景。當時的時代廣場還沒有燈光的瀑布，紐約也還沒有城市的夢幻夜空——它們在黑夜中以幾十億個人造星星與真實的、真正的天空交相輝映。市容和城市交通還沒有今天這樣的大手筆，因為新建築藝術還不十分有把握地在個別的高層建築中進行最初嘗試。櫥窗陳列和裝潢品味上的大膽嘗試還只是剛開了一個頭。不過，在那座走動會讓橋身輕微顫動的布魯克林懸索大橋上向港口瞭望，在大道上石頭砌成的峽道周圍行走，也足以讓人有所發現和興奮。當然，這麼連續下來兩三天，興奮就會讓位於一種更為激烈的感覺：出奇的寂寞感。我在紐約無事可做，而在當時，一個無所事事的人無論在哪裡都要比在紐約好受些。那裡在當時還沒有可以在裡面消磨上一個小時的電影院，沒有小咖啡館，沒有像今天這麼多的藝術品商店、圖書館和博物館，一切文化活動方面都要遠遠落後於歐洲。兩三天以後，我已經將博物館和名勝參觀完畢，我就像一條無槳船一樣在颳著大風的冰冷街道上打轉。我的街頭漫遊帶來的無意義感覺太強烈，最後只好想出一個藝術手段來讓這一行動對我更有吸引力，以便戰勝這種無意義的感覺。我給自己虛構了一個劇情。因為我一直是一個人在瞎轉，於是我假設自己是無數移民者當中的一個，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身上只有七美元。我對自己說，自願地去做那些別人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設想一下，三天以後你必須自己掙錢餬口；看一看，一個外來人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如何能馬上掙來錢！於是我從一個職業介紹所轉悠到下一個，琢磨貼在門上的各種廣告。這裡在找一位麵包師傅；那裡在找一位助理抄寫員，必須要會法語和義大利語；還有一個地方在找書店裡的助手。最後這個職位對於想象中的我來說畢竟是一個機會。於是，我爬上三層的鐵製旋轉樓梯，詢問那裡的工資如何，比較這份工資與報紙上登出來的在布朗克斯區租一間住房的價格。經過兩天的「求職」，理論上我已經找到五個能維持生活的工作。這樣一來，我比在單純的閒逛中能更好地瞭解，在這個年輕的國家裡，對於一位想工作的人來說有多大的活動餘地、多少可能性。這讓我印象極為深刻。我也通過從一個介紹所到另外一個介紹所，通過去商店裡面試工作來贏得直觀的印象：神聖的自由在這個國家是什麼樣子。沒有人詢問我的國籍、我的宗教、我的出身，而且我是沒有護照就去旅行的，對於我們今天這個需要指紋、簽證、警察證明的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那裡有工作在等著人去做，這才是決定一切的因素。沒有國家的阻撓性介入，沒有貿易聯盟的例行手續，在一分鐘之內自由合同就已經簽署妥當，在這個時代已經變成傳奇了。由於這個「求職」，我在最初幾天關於美國所瞭解的內容要超過後來的幾個星期。在那幾個星期，我作為一個愜意的旅遊者漫遊了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芝加哥。只是在波士頓，我與查爾斯·萊夫勒（charlesloeffler）——他曾經為我的幾首詩譜了曲——一起度過了幾個小時，其餘時間我總是一個人。只有一次，一個意外打斷了我徹頭徹尾的匿名性。我還能非常清楚地回憶起這個時刻。我在費城的一條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在一家大書店前停住腳步，至少想在那些作者的名字當中看到我所熟悉的名字。突然之間我被嚇了一跳。這家書店櫥窗的左下角有六七本德語書，從其中的一本書上面，我自己的名字向我跳過來。我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樣向那裡看過去，開始考慮。關於「我」，在這裡無人知曉的那個「我」似乎沒有意義地在陌生的街道上游蕩，這個沒有人會認出來，沒有人會關注的「我」，其實已經先我一步來到這裡了。書店老闆肯定得把我的名字寫到一張紙條上，這樣這本書才能在十天內越過大洋來到這裡。有那麼片刻，這種被遺棄的感覺消失了。當我在兩年之前（1938）再次來到費城時，我一直在無意識中不斷地尋找這個櫥窗。
我已經沒了去舊金山的勇氣——那時候好萊塢還沒有被髮明出來。但是，至少我可以從另外一個地點瞥一眼那嚮往已久的太平洋。自童年時代以來，那些關於早期世界航海的報告就讓我對太平洋神往不已。我當初看到太平洋的那個地點如今已經消失不見，再也不會有凡人的眼睛看到它了：那是當時正處於建設狀態中巴拿馬運河上最後的小山包。我乘一條小船，繞道百慕大和海地，下行到那裡。我們這一代詩人，是受維爾哈倫詩歌的薰陶成長起來的，我們對這個時代的技術奇蹟給予的讚歎，正如我們的前輩們對羅馬古蹟的讚歎一樣。但是，巴拿馬運河本身就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景象，由機器挖掘出來的河床那種赭黃透過墨鏡還能讓人感到刺眼，有一種魔鬼般的樂趣，數以億萬計的蚊子在這裡飛舞著，它們的犧牲者一排排地躺在墓地裡，望不到盡頭。這項由歐洲人開始，由美國人完成的工程，讓多少人殞命於此！直到現在，在經過了三十年的災難和失望之後，它才終於完成了。人們還需要最後幾個月來完成在閘門上的最後工作，之後只要手指按動一個電子按鈕，相隔千萬年的兩個大洋的海水就會永遠地合在一處。我屬於最後那批帶著完整而清醒的歷史感覺親眼看見兩大洋處於分離狀態的人。將美國最偉大的創造性活動盡收眼底，這是與美國告別的一個好方式。
註釋
卡薩文娜（tamaraplatonovnakarsavina，1885—1978），俄國女芭蕾舞藝術家。
尼任斯基（vatslavnijinsky，1890—1950），波蘭裔俄國女芭蕾舞藝術家。
庫克旅行社是由托馬斯·庫克於19世紀中葉成立的一家旅行社，本部設在倫敦。在20世紀初，庫克旅行社為全球旅遊業的先鋒企業。
巴拿馬運河於1914年8月15日正式通航，茨威格的美洲之行是在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