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第一次我感到戰爭的陰影如鯁骨在喉。碰巧第二天我遇見了貝爾塔·馮·蘇特納（bertavonsuttner），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勇氣的、了不起的卡珊德拉。她是出身社會最高層的貴族，早年在波希米亞的家族宅邸附近看見過1866年戰爭帶來的慘狀。她帶著像南丁格爾（florencenightingale）一樣的激情，認為自己終其一生只有一個使命：要阻止第二次戰爭，阻止任何戰爭。她寫作了長篇小說《放下武器》，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她組織了無數次的和平集會；她人生中的最大勝利是，喚醒了炸藥的發明者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良知，為了對他的炸藥造成的災難進行補償，設立了旨在推進和平及國際理解的諾貝爾獎。她情緒激動地向我走來，平時說話那麼平靜，那麼祥和的她在大街上就大聲地喊：「人們不明白正在發生什麼。這已經是戰爭，他們又一次把什麼都在我們面前掩藏起來，不讓我們知道。為什麼你們什麼也不做，你們這些年輕人？這跟你們尤其有關！你們要反抗，你們要團結起來！別總是讓我們幾個老太太做這些，沒有人聽我們說什麼。」我告訴她自己要去巴黎，也許真的可以嘗試發表一個共同宣言。「為什麼只是‘也許’？」她催促著說：「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糟糕，機器已經開動了。」我自己也感到不安，頗費周折才讓她平靜下來。

恰好是在法國，我經歷的第二個個人插曲讓我想到，這位在維也納沒有太被人當一回事兒的老太太是多麼有遠見地看到了未來。這是一個非常小的插曲，但是對我來說尤其印象深刻。我在1914年的春天與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圖蘭（touraine）幾天，憑弔達·芬奇的墓地。我們沿著風和日麗的盧瓦河岸漫步，到了晚上真心感到疲乏，於是我們決定到沒有太多熱鬧的城市圖爾（tours）——以前我去那裡瞻仰過巴爾扎克的故居——去看電影。

那是一家小小的郊區電影院，與那些由鉻和閃光玻璃裝潢起來的新時代豪華設施不可同日而語。那裡只有一個改建的大廳，裡面都是小人物，有工人、士兵、市場上的女小販，他們是一群真正的老百姓，無拘無束地閒聊著，儘管電影院裡禁止吸菸，他們還是向汙濁的空氣裡再吐出斯卡費拉蒂（scaferlati）牌和卡波拉爾（caporal）牌散裝煙的藍色煙霧。銀幕上首先放映的是「世界新聞」：英國的划船比賽，人們在說說笑笑；然後是法國的軍隊檢閱，這時人們仍然沒有太在意；然後是第三個畫面：德國威廉皇帝在維也納拜會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我一下子就在銀幕上看到了自己相當熟悉的醜陋的維也納西站的站臺，上面站著幾個警察，正在等待一輛列車。然後是一個訊號：年邁的皇帝弗朗茨·約瑟夫沿著儀仗隊走過，去迎接他的客人。銀幕上出現的老皇帝，已經有些駝背，沿著儀仗行列走過時步伐也有些不穩，圖爾人對這位白鬍子老先生還是發出了不無善意的笑聲。接下來畫面上有一輛火車開進來。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車廂。包廂的門開啟了，威廉二世皇帝走出來：八字鬍高高地上翹，身著奧地利的將軍制服。

就在威廉二世在畫面中出現的這一時刻，這個昏暗的空間中突然臨時爆發出一片瘋狂的口哨聲、跺腳聲。大家都在大喊、吹口哨，女人、男人和孩子都在咒罵，好像有人侮辱了他們本人似的。這些性情愉悅的圖爾人，對政治和世界的瞭解超不出當地報紙上寫的內容，但是在那一秒鐘卻變得如此不可思議。我感到不寒而慄，直到心底，因為我能感覺到，通過這麼多年的仇恨宣傳，這種毒害已經多麼深地進入人們的內心：甚至在一座外省的小城市，並非惡人的市民和士兵已經被鼓譟得那麼仇恨皇帝、仇恨德國，哪怕一個在銀幕上快速閃過的畫面都能引起這樣的爆發。那不過是一秒鐘，就一秒鐘。當另外的畫面出現時，一切都被忘記了。人們現在看著喜劇電影開懷大笑，高興地用手拍打著膝蓋，發出聲響。那隻不過是一秒鐘，但是這一秒鐘讓我看到，在嚴肅的危機四伏的時刻要想煽動起民眾有多麼容易，哪怕有那麼多致力於民族理解的嘗試，哪怕我們自己也在為此努力。

整個晚上我心情沉重。我無法入睡。如果這發生在巴黎，我也同樣會感到不安，但是不會這麼震撼。仇恨已經傳播到外省，侵蝕到善良而天真的百姓，這讓我感到戰慄。在接下來的幾天，我將這個插曲講述給朋友們。他們大多沒有太當一回事兒：「我們法國人當初多麼嘲笑肥胖的維多利亞女王，兩年以後，我們和英國結盟。你不瞭解法國人，他們對政治不深入考慮。」只有羅曼·羅蘭不這麼看。「民眾越天真，就越容易去左右他們。自從龐加萊當選以來，情況就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會是一場愉快的旅行。」關於那個夏天將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我們也談了好長時間，羅曼·羅蘭對此的態度也比別人有更多的懷疑。「一旦部隊動員令貼出來，還能有多少人抗得住，誰知道呢？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大眾敏感、大眾歇斯底里的時代，這在戰爭中產生的暴力是無法預見的。」

可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種擔憂的時刻飛快過去，就如同蜘蛛網在風中消失一樣快速。我們雖然時不時地想到戰爭，但是並不比想到死亡的時候多——二者都有發生的可能，但是也許會在很遙遠的將來。在那些日子，巴黎太美，我們自己太年輕，太幸福。我今天還記得儒勒·羅曼想出來的迷人的惡作劇：為了揶揄「詩人王子」（princedepoetes）這一稱號，我們故意推舉出一位「思想者王子」（princedespenseurs），一位老實巴交、頭腦有些簡單的男人，他讓大學生隆重地將自己領到「先賢祠」中羅丹的那幅雕像作品前。晚上，我們像一群中學生一樣在詼諧諷刺的宴會上大吵大鬧。那正是樹上花開的季節，輕盈的空氣中有甜甜的味道。面對如此多的歡樂，誰還願意去想那些難以想象的事情？朋友間的友誼比以往更加深厚，而且是在異國——在一個「敵對的」國家——贏得了新朋友；城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無憂無慮；人們因為自己的無憂無慮而熱愛這座城市的無憂無慮。我在最後的幾天裡陪同維爾哈倫去了魯昂，他在那裡有一場演講。我們夜裡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頂在月光下泛著迷人的閃光：這樣纖柔的奇蹟，應該屬於某一個「祖國」嗎？它難道不應該屬於我們所有人？我們在魯昂的火車站告別，就在那同樣的地方，兩年以後他被自己歌頌過的機器碾得粉身碎骨。他擁抱我。「8月1號，在我的卡佑基比克見！」我答應他，因為我每年都去他的這個莊園拜訪他，和他一起一字一句地翻譯他的新詩。為什麼今年就不這樣做呢？我不帶任何憂慮地與其他朋友告別，與巴黎告別，那是漫不經心的、沒有傷感的告別，就像一個人要離開自己的家幾個星期那樣。接下來的幾個月，我的計劃很明確。現在要回到奧地利，避居在鄉下什麼地方，讓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有所進展（五年以後這本書才得以出版），這樣我就完成了《三大師傳》，我要通過這本書讓讀者看到三個偉大國度裡各自最偉大的小說家。然後，去維爾哈倫那裡。也許，冬天我就可以完成那計劃已久的俄國之行，去組建一個致力於思想溝通的小組。三十二歲這一年，在我目力所及的範圍，一切都顯得那麼平坦和光明。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夏天，世界顯得如此美麗而又富有意義，正如一枚珍貴的果實。我熱愛這個世界，因為它的當下，因為它更出彩的未來。

可是，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發出了一聲槍響。在這槍聲中，那個我們曾經在其中受教育、成長和棲身的充滿安全感和創造理性的世界，正如一隻空陶罐一樣，被擊得碎成千片。

註釋

齊柏林飛艇為一種硬式飛艇，以其發明者德國人斐迪南·馮·齊柏林（ferdinandgrafvonzepplin）而命名。在1900—1940年間，齊柏林飛艇被認為是了不起的技術成就，被應用在人力和物品運輸方面。

路易·布萊里奧（louisbleriot,1871—1936），法國工程師和飛行家，他是在1909年7月25日駕駛飛機飛越英吉利海峽的第一人。

昔蘭尼加，利比亞東部一個比較大的省份。

阿加迪爾（德語寫為agadir）位於今天摩洛哥南部，是一座靠大西洋的港口城市。

讓·饒勒斯（jeanjaures，1859—1914），法國社會黨領袖，是活躍的反戰主義者，1914年7月31日遭到暗殺。

這裡描述的茨威格與羅曼·羅蘭的相識是在1913年。羅曼·羅蘭於1910年10月在巴黎遭遇車禍，身體受傷，導致幾個月無法工作。出於這一部分原因，他於1912年辭去索邦大學音樂史教授的職位，成為自由職業作家。二人初次見面之時，應該是羅曼·羅蘭身體狀況非常不佳的時候，所以茨威格「帶著一點兒恐懼的心情」去打量他是可以理解的。

察貝恩（德語zabern，法語saverne）是今天法國阿爾薩斯地區的一座小城。普法戰爭以後，普魯士在此地駐軍。1913年，普魯士士兵與當地一個法國民眾發生爭執，引發當地人大規模抗議，普魯士軍方採取了過激的軍事手段引發衝突。

雷蒙·龐加萊（raymondpoincaré，1860—1934），法國政治家，1912—1913年擔任法國外交部長和總理，1913—1920年擔任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他在1914年前往俄國訪問。著名的數學家、法蘭西院士昂利·龐加萊是其堂兄。

羅丹的經典性雕塑名作《思想者》自1906年起進入「先賢祠」。

1916年11月，維爾哈倫在魯昂火車站遭遇交通事故，他在試圖登上一輛已經開動的火車時，不幸跌落，被火車碾壓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