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4到1933年的這十年，在那個人攪翻世界之前，是歐洲相對寧靜的時期。每念及此，我總是心中充滿感激。正因為它如此嚴重地遭受混亂不安，我們這一代人才將這相對的和平當成意想不到的禮物。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必須得彌補上在戰爭和戰後生活中被偷走的幸福、自由以及全力以赴的思想發展。人們工作得更多，但是更為輕鬆；人們漫遊、人們嘗試、人們再度發現歐洲和世界。從來沒有像在這十年裡，有那麼多人加入旅遊的行列。那是年輕人的急不可耐，要迅速彌補在互相禁絕的狀態下所錯失的東西？或者，那也許是人們一種陰暗的預感，必須及時地趕在禁錮重新開始之前，衝破狹隘的小天地？
我在這期間也旅行很多，只是與我年輕時代的旅行有所不同，因為我在這些國家裡已經不是一個陌生人了。到處都有我的朋友、出版人、讀者，所到之處我是我的書的作者，不再像從前那樣是一位匿名的好奇者。這也有各種好處：我可以用更大的力度、更廣泛的效果來推行一個理念——多年以來這已經成為我真正的生活理念：歐洲在精神上的統一。為了這樣的目標，我在瑞士、在荷蘭發表演講，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殿堂」演講，用義大利語在佛羅倫薩歷史性的韋其奧宮的十三世紀藝術大廳（saladiedugento）——那曾經是米開朗琪羅和萊奧納多·達·芬奇曾經滯留的地方——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進行巡迴演講。那完全是另外一種旅行，到處都能見到那個國家裡與我同道的最優秀的人物，不必到處去尋找他們。那些我在年輕時滿心崇拜，本來從來也不敢給他們寫一行信的人，現在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能進入那些平時高傲地將外來者拒之門外的圈子，我能看到巴黎聖日耳曼區高階貴族的宅邸，義大利的各種宮殿和私人收藏；在公共圖書館裡，我不必站在外借視窗等候借書，而是館長親自帶我看他們珍藏的寶貝；我能夠成為某些身家百萬美元的古董商，比如費城的羅森巴克博士（dr.rosenbach）的座上客，而小收藏者只能帶著羞窘的目光從他的店面前快速走過。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這所謂的「上層」世界，見識到這裡的豪華和舒適，而我不必向任何人請求允許我進入其中，這一切都是向我找上門來。但是，這樣我就把世界瞭解得更好了嗎？我總是不自主地懷念青年時代的旅行：沒有人在等著我，由於隻身行動，一切都顯得更神秘。因此，我也不願意完全放棄舊有的漫遊方式。每次我到巴黎，都會避免在到達的當天告訴任何人，哪怕最好的朋友如羅歇·馬丹·杜加爾（rogermartindugard）、儒勒·羅曼（julesromains）、杜阿梅爾（duhamel）、馬塞雷爾（masereel）。我首先要不受干擾、漫無目的地在大街上閒逛一番，就如同當年作為大學生一樣，再去從前的咖啡館和小酒館，再讓自己找回青年時代的感覺。如果我想寫作的話，也會到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去偏僻的小地方如布洛涅（boulogne）、蒂拉諾（tirano），或者去第戎（dijon）。不為人知，在住過奢華得不可思議的大飯店之後，住在小旅館裡是很美妙的事情；有時走上前臺，有時退下，讓多少光和影子打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依照自己的意願。後來，希特勒奪走了我那麼多東西；但是，就算他也既不能沒收也不能毀掉我的這一明確的意識：十年之久，按照自己的意願，帶著發自內心最深處的自由作為一個歐洲人生活過。
在這些旅行當中，令我最為激動也所學最多的便是前往新俄國的旅行。1914年，就在戰爭爆發之前，在寫作那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時，我已經開始準備這次旅行了。可是，血腥的戰爭將這個計劃給中斷了，從此我就有所顧慮。對於思想界的人士來說，俄國因為其布林什維主義的實驗成為戰後最引人入勝的國家，人們並不真正瞭解其詳情，要麼馬上興奮地讚歎它，要麼極端地與之為敵。由於宣傳以及同等力度的反宣傳，誰也不確切地知道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人們知道，那裡正在嘗試一些全新的東西，好的也罷、壞的也罷，一些會決定我們未來世界構成的東西。蕭伯納、威爾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紀德都去過那裡，回來時他們有的成了熱衷者，有的成了失望者。假如我不是那種在思想上樂於瞭解一切新事物的人，也許不會馬上有願望要靠自己的眼睛來形成一番圖景。我的書在那裡流傳甚廣，不光有馬克西姆·高爾基撰寫了序言的全集，還有若干只賣幾個戈比的價廉版本，它們進入了最廣大的民眾當中。可以肯定，我會很受歡迎的。但是，妨礙我成行的因素是：當時任何去俄國的旅行，從一開始就是意味著一種表態，強制性的公開認可或者公開否定。我這個人對政治性和教條性的因素最深惡痛絕，不想受人強迫在幾個星期以後就對一個我無法獲得總體概觀的國家，一個尚有很多問題待解決的國家形成一種評判。所以，儘管我的好奇心炙熱如火，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去蘇聯。
1928年的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請信，要我作為奧地利作家的代表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列夫·托爾斯泰一百週年誕辰的慶祝活動，並在晚會上向他敬獻賀詞。我沒有理由避開這樣的機會，因為這個超越黨派的活動讓我的訪問失去了任何政治色彩。托爾斯泰作為一位主張非暴力的先知人物，不能被認為是一位布林什維主義者。我也有足夠的資格，關於作為詩人的他來說些什麼，因為我寫的關於他的書已經銷售出去幾萬冊。在歐洲的意義上，我也覺得這種活動——所有國家的作家聯合起來，共同向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一員致敬——也是一種意義深遠的表達。我接受了邀請，也沒有後悔這快速的決定。列車行經波蘭時，對我已經是一種難忘的經歷。我從中看到，我們這個時代能多麼快速地讓自己切開的傷痕癒合起來。我在1915年所看到的加利西亞的城市廢墟，現在都已經煥然一新。我再一次認識到，十年的時間在一個人的人生中是很長的一段，而在一個民族的生存中只是眨眼的瞬間。在華沙已經沒有任何跡象能表明，這裡曾經有過兩次、三次、四次勝負雙方軍隊交戰。咖啡館裡坐著衣著典雅的女人，耀人眼目；行走在大街上衣裝筆挺、身材瘦長的軍官們，更像是演技高超的宮廷劇院演員在扮演士兵。到處都能讓人感覺到活力、信任和一種有充分理由的自豪，這讓新興的波蘭共和國從世紀的廢墟中抬起頭來。從華沙繼續開往俄國的邊界。這裡的土地廣袤平坦，沙質也越來越強。在每一個車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著花花綠綠的鄉村服飾站著，因為全天只有一輛客車經過這片被禁止入內、被封閉的土地，因此能看到一輛整潔光鮮的快車，一輛將世界的東方與西方連線在一起的快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終於到了邊境站涅戈洛爾耶（njegorolje）。在鐵軌上方高高地懸掛著一條血紅的橫幅，上面的俄文字母我不認識。有人給我翻譯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個人從這燃燒般的紅色橫幅下穿過，就踏入了一個勞工者的國度，蘇維埃共和國，一個新世界。當然，我們乘坐的列車根本不是勞工者的，那是沙皇時代的臥鋪列車，比歐洲的豪華列車還要舒適，因為車廂要寬敞些，行駛的速度也慢一些。我第一次行駛在俄國的大地上，很奇怪，我不覺得陌生。一切都讓我覺得出乎意料地熟悉：那平坦空曠的草原帶著淡淡的憂傷，低矮的小茅舍以及有著洋蔥頭的小城鎮，那些長著長鬍子的男人，他們半是農民半是先知，快樂而笑容滿面地向我們致意；那些戴著彩色頭巾、穿著白色裙子的婦女出售格瓦斯、雞蛋和黃瓜。我怎麼會知道這一切呢？只是通過俄國的文學大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薩科夫、高爾基曾經真實而卓越地描寫過「人民」的生活。我相信，儘管我不會這門語言，這些人說的話我也能懂。這些令人感到樸實的男人站在那裡，穿著寬鬆的上衣，有著魁梧的身材；那些車廂裡的年輕工人，或者下棋，或者讀書，或者討論，那種年輕人身上的不安定、不受羈絆的精神力量，它們還會因為對一切力量的呼喚而經歷一種特殊的復活。那是留在我的記憶中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民」的愛在發生作用：不管怎樣，還在火車上我已經對這些單純的、動人的、聰明的、矇昧未開的人產生了好感。
我在蘇維埃俄國度過的這十四天一直都神經繃緊。去看、去聽，去讚歎，被噁心、感到興奮、感到生氣，總是在冷與熱的激流變換中。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那裡有帶著圍牆和洋蔥塔頂的雄偉的紅場，有一些韃靼人的、近東的、拜占庭的精彩因素在裡面，因而也有最初的俄羅斯的風格，但是緊挨著這些還有一群如美國巨人一樣的現代的、超現代的高樓建築。什麼都顯得格格不入。教堂裡被煙燻黑了的古舊聖像和嵌有寶石的聖壇影影綽綽可見，百步之外放著的一口水晶棺材中躺著列寧的遺體，剛剛整過容（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到來），穿著黑色的西服。在幾輛閃亮的汽車旁邊，是滿臉鬍子、邋里邋遢的馬車伕在含混不清地吆喝著，用鞭子驅趕他們那瘦弱的馬匹。在我們發表演講的大歌劇院裡燈火輝煌，一派沙皇時代的富麗景象展現在無產階級聽眾面前，而在城郊，無人照管的骯髒老人站在朽壞的老房子前，只能互相依靠著以免跌倒在地。一切都太老舊、衰頹、鏽跡斑斑，但是一切又都想一蹴而就變得現代、超級現代，變得在技術上有頂尖水平。正是由於這種急於求成，莫斯科人滿為患，到處混亂不堪。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在商店裡，在劇場門前，人們到處都得等待。一切都管理過度，因而不能真正有效運轉。應該帶來秩序的新官僚體系，還在享受著批條子和派發許可證的樂趣，一切都在拖延。那個重要的晚上，本來要在晚上六點鐘開始的，一直拖延到九點半才開始；等到我凌晨三點筋疲力盡地離開大歌劇院時，講話者還在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每個招待會、每次赴約，歐洲人總是提前一個小時來到。時間就這樣在手中流過，但是又因為觀望、觀察和討論顯得滿滿的。一切都蘊含著一種熱度，它讓人感覺到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俘獲，還會引發出來俄羅斯那種神秘的精神導火索，讓人迸發出無法抑制的快活、感覺和想法。一個人在這裡會容易情緒激昂，儘管不知道原因何在，也不知道是為了怎樣的目標。這是周圍環境導致的結果，也許一種俄羅斯靈魂已經在一個人身上生長出來。
許多事情的確非常了不起。尤其是聖彼得堡，這座由具有膽識的王侯天才們設計的城市，有著恢宏的佈局和宏偉的宮殿。不過，它同時也是《白夜》中讓人感到壓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w）的彼得堡。冬宮非常雄偉，令人難忘的是在那裡看到的景象：工人、士兵、農民成群地穿著沉重的鞋子走進從前沙皇的大廳，他們充滿敬畏地將帽子拿在手裡，就如同從前站在聖像前面一樣，他們懷揣說不出的自豪來觀賞這些繪畫：這些現在屬於我們了，我們得學著去了解這些東西。教師們帶著臉蛋圓圓的孩子穿過大廳，藝術管理員們在向那些有些拘謹的、認真傾聽的農民解釋倫勃朗和提香的繪畫。每當講到細節，他們總是膽怯地將沉重的眼皮下的眼睛抬起。在這裡也如同到處都有的那種情況一樣，在這種純潔的、認真的努力後面，未免有小小的可笑之處：想要在一夜之間讓那些大字不識的「人民」馬上能理解貝多芬或者維米爾的作品。這種努力的最可寶貴之處在於，一方要立竿見影地讓藝術變得可以理解，另外一方得去理解。但是，這讓雙方都變得毫無耐心。在學校裡，他們讓孩子們畫最野性、最先鋒的東西，十二歲的小姑娘的課桌上放著黑格爾的著作和索雷爾（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人）的書；連根本不認字的馬車伕，手裡也拿著書，只是因為那是書，「書」就意味著教育，也是新型無產者的尊嚴和責任。有多少次他們讓我們參觀一箇中型工廠並期待著我們的驚訝時，我們得露出那樣的微笑，好像我們在歐洲和美國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類東西似的。有一次，一位充滿自豪的工人指著縫紉機對我說：「這是電動的。」他滿是期待地向我看過來，我應該大力讚揚才對。這些民眾第一次看到這些技術產品，他們誠心誠意地認為，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寧和托洛茨基設想出來、發明出來這一切。人們在讚歎中微笑著，暗地裡卻覺得好玩。這個俄國，是一個有著怎樣了不起的天才，性情愉快的大孩子啊！人們不由得總是這樣想、這樣問自己：這個國家真的能像它打算的那樣，快速地學會那門龐大的課程嗎？這個偉大的計劃還能更加了不起地發展下去，抑或擱淺在舊式的奧勃洛摩夫的怠惰中？在某個鐘頭，我們對此有信心；在另外一個鐘頭裡，我們又失去了信任。我看得越多，心裡就越發不清楚。
可是，難道這種矛盾只在我身上才有？難道它不是更多地源於俄羅斯人的身上？它不也存在於托爾斯泰——這位我們前來紀念的偉人——的靈魂當中嗎？在去往亞斯納亞·波爾亞納（jasnajapoljana）的火車上，我跟盧那察爾斯基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到底是一個革命者，還是一個反革命者？」盧那察爾斯基對我說：「他自己對此有所知嗎？作為一個俄國人，他想太快地完成一切。上千年來形成的世界，他想在翻手之間就改變。差不多和我們一樣。」他微笑著加上一句：「要按照一個獨此一家的公式來做，完全和我們一樣。要是有人說我們是有耐心的，那便是看錯了我們，我們俄國人。在身體上，甚至在靈魂上，我們都是能忍耐的；但是我們的思想，比任何民族都缺少耐心。我們想要一切真理，總是要馬上知曉真諦。他，那位偉大的老人，為此受了多少折磨。」的確，當我走進亞斯納亞·波爾亞納的托爾斯泰故居時，總是能感覺到「那位偉大的老人，為此受了多少折磨」這句話。就是在那張寫字檯上，他完成了不朽的著作，但是他離開它，到旁邊的一個貧窮不堪的小房子裡去做鞋，很糟糕的鞋。那扇門、那個樓梯，他就是從那裡逃離了這座房子，他是想借此逃離自身存在的矛盾。那裡有一杆長槍，在戰爭中他用它殺死過敵人，而他自己卻是一切戰爭的敵人。在這座低矮的白色莊園建築裡，他的人生存在的全部問題如此強烈而直觀地矗立在我的眼前。當我走向他的最後安息地時，這種悲哀的感覺被奇妙地平復了。
我在俄國所見到的，沒有什麼比托爾斯泰的墓地更了不起、更令人動容的了。這個廣為人知的朝聖之地偏僻孤寂地躺在一片樹林之中。一條窄窄的步行小路通往這座土丘：那不過是一個四方形的土堆而已，沒有人來守衛它，沒有人來保護它，只有幾棵大樹給它遮蔭。在墓前，他的孫女告訴我說，這些參天聳立的樹，是列夫·托爾斯泰自己栽下的。他和哥哥尼古拉小時候曾經在某個村婦那裡聽到過這樣的傳說：人們栽下樹的地方，就會成為幸運之地。他們半是遊戲似的栽下一些小樹苗。很久以後，老人才想起來這個美好的預言，馬上就表達了要葬在自己栽種的樹下面這一願望。事情的安排，完全依照他的願望。因為它那征服人心的簡樸，它也是世界上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墳墓。在樹林中間，為樹木所籠罩的一個小小的四方形土丘：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碑文。這位比任何人都因為自己的名字和榮譽而倍感痛苦的偉大人物，被不題名地埋葬在這裡，就如同一個被人偶然發現的流浪漢，如同一位無名計程車兵。誰也不會被擋在他的長眠之地以外，圍起墓地的那單薄的柵欄沒有上鎖。沒有什麼能比人們的敬畏更好地保護這位永無止息之人的最後安息。平常情況下，好奇者會因為一座墓地的奢華蜂擁而至，而在這裡，令人無法抵抗的簡單俘獲了所有參觀者。風，像上帝的言辭一樣沙沙地掠過無名者的墳墓，此外便了無音聲。從這裡走過的人，也許只知道這裡埋葬著一個人，在俄國的土地上埋葬著某一位俄國人。無論是巴黎榮軍大教堂大理石拱門下拿破崙的墓室，公爵陵寢中歌德的靈柩，還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裡的墓碑，讓我感到的震撼都不如這沉默無言、令人動容的無名墳墓：它在樹林中的某個地方，只有風兒同它喃喃細語，哪怕不傳遞任何訊息和言辭。
我在俄國度過了十四天，還一直感覺到這種內心的好奇，這種輕微的思想上的痴迷迷霧。讓我如此不安的，到底是什麼呢？很快我就認識到了：是人和從他們身上湧動出來的誠摯。所有的人，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堅信他們在參與一項了不起的、關乎全人類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他們不得不接受物品的匱乏和短缺，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使命。從前他們在歐洲人面前的那種自卑感，一下子變成了沉醉般的驕傲：他們超前了，走在一切人的前面。「光明來自東方」：他們才能拯救世界。他們真誠、堅定地這麼以為。「這個」真理，他們已經認識到：他們被給予機會，去實現其他民族只能夢想的事情。當他們把最微不足道的東西給人看時，也會兩眼放光：「這是我們做出來的。」這個「我們」貫穿在整個民族當中。送人趕路的馬車伕會用鞭子指著某座新房子，帶著一臉燦爛的笑容說：「我們建造了它。」大學教室裡的韃靼人、蒙古人走過來，帶著驕傲給人看他們的書。「達爾文！」一個大學生說，另外一個說：「馬克思！」他們帶著的那種自豪，就好像書是他們自己寫出來的一樣。他們不斷地擁擠前來，要給我們看、給我們解釋，他們非常感激有人來參觀他們的「事業」。每個人——在斯大林之前的年代！——對歐洲人都有著無邊的信任，他們用忠誠的眼睛看著人，像兄弟一般用力與人握手。但是，也正是這些極少數人同時也表現出來，他們也許熱愛一個人，但是對一個人沒有什麼「尊敬」可言：大家都是兄弟，是同志。在作家當中也不例外。我們坐在亞歷山大·赫爾岑從前的宅邸裡，不光有歐洲人和俄羅斯人，還有通古斯人、喬治亞人、高加索人，每一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都為紀念托爾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與他們大部分人之間語言不同，但是能互相明白。有時候一個人站起來，朝某人走過去，說出該人一部作品的名字，指了指自己的心臟，意思是說「我非常喜歡它」，然後抓起這人的手熱烈地搖晃，好像出於喜愛而要將他的全部關節給弄斷一樣。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帶來了禮物。當時還是一個很艱難的時代，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但是每個人都準備了些什麼，以便留作紀念。一幅沒有價值的舊版畫，一本讀不懂的書，一幅農民的剪紙。對我來說，這當然要容易得多，因為我可以用一些若干年來在蘇聯已經見不到的貴重物品來回贈他們：一個吉利牌刮臉刀片，一支鋼筆，幾本上好的白色信紙，一雙軟皮拖鞋，於是我回來時行李已經少得不能再少。正因為這種誠摯是無言而帶有衝擊力的，它才那麼有震撼力。在這裡人們所感受到的效果之廣泛、溫暖，於我們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在我們那裡從來不能接觸到「人民」。每次與這些人在一起，都是一個很危險的誘惑，有些外國作家也確實在對蘇聯的訪問過程中被俘獲了。他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歡呼，為真正的大眾所熱愛，所以他們相信當政者一定推崇他們的作品，所以人們才會讀他們的作品，熱愛他們的作品。以德報德，以大度回報大度，這也是人性的常情。我也必須承認，在俄國的某些時刻，我自己也差不多要開始唱讚歌了，因為所看到的興奮之情而感到興奮。
我自己之所以沒有被這種魔術般的迷狂所附體，與其說是因為我自己的內在力量，毋寧說更應該感謝一位陌生人，其姓名我無從知曉，永遠也不會知曉。那是一個大學生的慶祝活動。他們環繞著我、擁抱我，和我握手。這種興奮，讓我渾身溫暖，我看到他們充滿活力的臉上滿是喜悅。四五個人陪著我回到住地，一個小組，其中也有指派給我的女翻譯，她也是一位大學生，一切都是她來替我翻譯。直到我在旅館裡將房間門關上，我才真正是一個人，十二天以來真正獨自一人，因為總是有人陪著，總是被包圍著，總是被熱情的波浪擁來蕩去。我開始脫衣服，將外套脫下。這時我發覺有紙的聲音。我把手伸進衣袋。是一封信。一封用法語寫的信，但不是通過郵局送來的，一定是某個人在擁抱或者人群簇擁時巧妙地放到我的衣袋裡的。
那是一封沒有簽名的信，一封非常聰明、非常人性通達的信，雖然不是出自所謂的「白俄」，但是對近年來日益強化的對自由的限制表示徹底憤慨。「人們對您所說的話，請您不要什麼都相信，」這位不相識的人寫道，「您也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東西時，他們也有很多東西沒有給您看。您要記住，那些跟您講話的人，大多數沒有說出他們想說的話，只是說了可以對您說的話。我們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一點兒也不少。您的翻譯要報告您的每一句話。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受到控制。」這位陌生人給我列出一些例子和細節，可是我無法去核實這些。但是，我按照他/她的要求將信燒掉了：「不要光是將信撕碎，因為他們會從您的紙簍裡找到每個碎片，把它們拼到一起。」然後，我開始考慮。我曾經身處這誠摯的熱情當中，這種美好的同志式情誼當中，原本不止有一次機會可以和某人私下裡無拘無束地談話，難道這不是真正的事實？我不懂俄語，這讓我無法對來自民眾的人群有真正的感覺。況且，在這十四天裡我所見的，是這個看不透的國家中那麼微小的一塊！如果我要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別人的話，就必須承認，某些細節給我印象令人如此激動、如此歡欣鼓舞，然而卻沒有客觀上的可靠性。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幾乎所有的歐洲作家從俄國回來之後，馬上都寫了一本書，帶著興奮的肯定，或者是言詞尖刻的否定，而我只寫了幾篇文章。我的這種保留也不無益處：因為在三個月以後，很多事情與我所見到的已經有所不同；一年以後，由於迅速的改變，當時的每一個字都能因為後來發生的事實被斥責為謊言。不管怎樣，我還是在俄國如此強烈地感覺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潮流。其程度之強，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過。
離開莫斯科時，我的箱子基本上空空如也。能給出去的東西，我都分別送出去了；他們給我的東西，我只帶回來兩個聖像，好長時間它們裝飾了我的房間。不過，我帶回家裡最有價值的東西，是與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友誼：我是在莫斯科才第一次見到他本人。一年或者兩年以後，我們在索倫託（sorrent）再度相逢：他當時因為健康狀況不好必須去那裡休養，而我作為客人在他那裡度過了難忘的三天。
我們的相聚共處原本有些特殊。高爾基什麼外語都不會說，而我又不會俄語。按照所有的邏輯來說，我們只好無言地相對而坐，或者只能藉助於我們尊敬的朋友瑪麗亞·佈德貝格男爵夫人（mariabaroninbudberg）的翻譯才得以交談。不過，高爾基能成為世界文學當中最天才的敘事者，絕非偶然。講述，對他來說不光是藝術性的表達形式，也是他整個人最有效的魅力所在。在敘述時，他將自己融入敘述物件當中，將自己置換到被敘述的事當中。我雖然不懂他的語言，但是能從他臉上的各種象形動作中已經提前知道他講述的內容。他本人的樣子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沒法用別的說法。他臉上的線條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人們看到這位高高瘦瘦的，有著麥草般黃頭髮和寬寬顴骨的男人，可能會想到他是田野裡的農民，出租馬車的車伕，不起眼的鞋匠或顛簸無依的流浪漢。他完全是一個「老百姓」，是濃縮的俄羅斯人的原型。如果在大街上，一個人從他的身邊走過，可能根本不會意識到他有什麼特殊之處。只是等到在他的對面坐下來，等到他開始講述時，人們才會認出他是誰。他不由自主地成為他正在描繪的人。我還記得他如何描述一位他在某次漫遊中遇見一位疲憊不堪的駝背老人——在他的句子被翻譯出來之前，我已經明白了。他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雙肩下垂，他的眼睛在開始講述時還是清澈的藍色，熠熠發光，現在卻變得黯淡而疲倦，聲音也變得顫顫巍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變成了那個駝背老人。當他描述一些高興的事情時，嘴裡會爆發出大笑，放鬆地將身體向後仰過去，額頭上閃著光亮。當他用那不太準確，同時卻非常有畫面感的動作來展示風景和人物時，聽他說話真是一件難以言表的樂趣。他身上的一切都那麼簡單、自然：他的行和坐，他的傾聽和愉悅。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喬裝打扮成一個貴族領主，橫跨著一把長刀，眼神當中馬上就有了尊貴之態。他像下達命令般地將眉毛舒展，在房間裡有力地踱來踱去，好像他正在構思一道憤怒的諭旨。瞬間以後，當他脫下妝服以後，馬上笑得那麼天真，像個農家少年一樣。他的生命力就是一個奇蹟：他的肺壞了，他還能活著，這原本是違背任何醫學規律的；但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生之意願，一種鋼鐵般的責任感讓他堅持下去。每天早上，他用那清清楚楚的字型寫作偉大的長篇小說，回答上百個問題——那是來自家鄉的年輕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來的。對我來說，和他在一起，就是在經歷俄國，不是那個布林什維克的俄國，也不是從前和今天的俄國，而是一個永恆的民族所具有的寬廣、堅強和痛苦的靈魂。在那些年裡，他的內心還沒有完全做出決定。作為一個老革命者，他曾經願意改天換地，他與列寧也有私人友誼，但是他還在猶豫著是否要全身心地獻給黨，用他的話說是「成為神父或者教皇」。然而，在那些年裡良心在壓迫著他：每個星期都有新的決定出臺，而且與他這個人不相符合。
在那幾天裡我碰巧見證了一個典型的新俄國的場景，這很好地向我揭示了這個國家的矛盾之處。俄國的一艘戰艦第一次在訓練航行中駛進那不勒斯。那些年輕的水手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之都，他們穿著漂亮的海軍服散步穿過托萊多大街（viatoledo），睜著大大的、好奇的農民眼睛，對一切新東西看個沒夠。第二天，他們中的一小組人要來索倫託看望「他們的」大作家。他們沒有事先打招呼：在他們俄國人的兄弟理念中，「他們的」大作家理所當然隨時有時間接待他們。突然之間，他們站在房子前面，而且他們的感覺也沒有錯：高爾基沒有讓他們久等，馬上請他們進來。但是——高爾基自己第二天笑著講述說——這些年輕人把「公事公辦」看得高於一切，首先對他做出非常嚴厲的姿態。「你住在這裡啊」，他們剛一踏進這座漂亮舒適的別墅就這樣說。「你生活得就像個小資產階級一樣。你為什麼不回到俄國？」高爾基盡其所能，給他們仔細地解釋。不過，從本質上這些好小夥子也不是那麼嚴格，他們只是想要顯示一下，面對名人他們也沒有「尊重」，每個人都得先經受思想觀點的檢驗。他們無拘無束地坐下來，喝茶，聊天，最後一個接一個與他擁抱告別。非常美妙，高爾基後來講述說，他真心喜愛這年輕一代人那種隨便、自由的方式，一點兒也沒有因為他們的大大咧咧而感到受了傷害。「我們和他們多麼不同，」他一直重複，「要麼畏首畏尾，要麼太過分，但從來不能真正是自己原本的樣子。」整個晚上，他的眼睛都放著光。我對他說：「我相信，您更願意能跟他們一起回家去。」這時他猛地一怔，犀利地看著我：「您怎麼知道這個？的確，我直到最後一刻還在考慮，是不是將這裡的一切都放下，這些書、紙、工作，跟這些小夥子們在碧藍的大海上航行十四天。之後也許我就又知道，俄國是什麼。在遠方，一個人會丟掉最好的東西，我們當中還沒有誰在流放中拿出好作品來。」
不過，高爾基將在索倫託的生活稱為流亡，那他是弄錯了。他每天都可以回國，事實上他也回去過。他的人和書都沒有如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樣被流放——我曾經在巴黎遇見過這位悲劇性的憤世嫉俗者——也不像今天的「我們」——用里爾帕策（grillparzer）的美妙說法，「雙份外籍人，無一處是家鄉」，無法在熟悉的語言中安身，被風給吹來蕩去。跟高爾基不一樣的一個真正流亡者，特殊類別的流亡者，我幾天以後在那不勒斯見到了：貝內德託·克羅齊。長達幾十年，他是青年的精神領袖，他曾經作為參議員和部長，在他的國家裡獲得了外在的各種榮譽，一直到他因為抵抗法西斯主義和墨索里尼產生衝突。他辭去所有職務，從各種事務中退出來。但是，對於那些強硬派來說，這還不夠。他們要打破他的抵抗，必要時對他進行懲戒。那些大學生也和從前大不相同，他們到處都成了反動勢力的先鋒隊，衝擊了他的房子，砸碎他的玻璃。但是，這位有著一雙聰明的眼睛，留著一小綹山羊鬍子，看起來更像一位愉快市民的矮胖人物，並沒有被嚇倒。他沒有離開這個國家，儘管他接到了美國和其他外國大學的聘任，他留在自己的房子裡，待在一排排書籍後面。他將《批評》這份雜誌繼續辦下去，繼續持同樣的觀點，繼續出版著作和文章，他的威望如此之強，以至於連按照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起來的毫不留情的檢查制度也對他網開一面，而他的學生，與他持有同樣理念的人卻一個個被檢查所封殺。對於義大利人來說，甚至對外國人來說，要去看望他都需要非凡的勇氣，因為當局非常清楚，他在自己堡壘中，在四壁是書的書房裡，他的談話不帶任何面具和裝飾。所以，他等於生活在一個密不透風的房間裡，在四千萬同胞當中卻如同生活在真空瓶裡一樣。我覺得，在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幾千萬人口的國家，將單獨一個人完全孤立起來，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同時也很了不得。我當時還無法知道，和後來加在我們自己頭上的做法比起來，這種滅絕思想的做法還算是十分溫和的形式。我無法不欽佩，這位當時已經稱得上年邁的老人在每天的鬥爭中保持了怎樣的振奮和精神上的張力。但是，他笑了：「恰好是抵抗，才讓人變得年輕。如果我繼續當參議員，我的日子好過多了，我的精神早就會變得懶散了，變得前後不一貫了。對於一個有思想的人，最大的損害莫過於缺少抵抗。只是到了我一個人站在這裡，沒有年輕人圍在我身邊時，我才感覺有必要再讓自己變得年輕。」
好幾年過去以後我才明白，檢查是對一個人的考驗，迫害讓一個人強大，孤立讓一個人得到提升，只要它們沒有把一個人摧毀。就如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樣，這些認識無法從別人的經驗中獲得，它們總是得自自身的命運。
我從來沒有見過義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這是因為我怯於接近任何政治人物。就算是在我的祖國，小小的奧地利，我也沒有見過那些國家領導人，賽佩爾（seipel）、多爾富斯（dollfuß）、舒施尼克（schuschnigg）——能做到這樣，差不多可以說是一件藝術傑作了。去面見墨索里尼，親自向他表示我個人對他滿足了我提出的一項臨時請求而表示感激，應該是我的分內責任。這也是我對一位國家首腦提出的首個請求。從那些既是我的，同時也是他的朋友的人當中，我得知他是我在義大利的第一批最忠誠的讀者。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我收到一位朋友從巴黎發來的快信：一位義大利女士因為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在薩爾茨堡拜訪我，我應該馬上接待她。她第二天就來了，她給我講的事，實在是讓人震驚。她的丈夫，一位出身窮人家庭的出色醫生，是由馬泰奧蒂（matteotti）出錢培養的。當這位社會主義黨領袖馬泰奧蒂被法西斯分子殘酷殺害時，已經疲憊的世界良心還針對這一罪行做出了強烈的反應，整個歐洲都憤怒得血脈賁張。而這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就是那敢於抬著遇害者靈柩公開走在羅馬大街上的六位勇敢者當中的一員。不久以後，他受到了刁難和威脅而流亡在外。但是，馬泰奧蒂的家人讓他放心不下。為了報答當年的資助者，他要把恩主的孩子們悄悄地帶到外國去。在做這個嘗試時，他落入了間諜或者專事挑釁的密探手中，他被逮捕了。由於任何與馬泰奧蒂有關的回憶都會讓義大利感到難堪，所以，拿這個理由來審判對他不會有太壞的結果。但是，檢察官很巧妙地將他推到另外一個正在同時審理的案子中，那是一個計劃用炸彈暗殺墨索里尼的案子。於是，這位在一戰戰場上獲得最高戰爭勳章的人，被判處十年的重犯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