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他為自己的誤判非常生氣，帶著我衝向最近的警察站。警察馬上去田園街那家小旅館查問，發現我的箱子雖然還在那裡，那個小偷卻不在：他好像是去旁邊某個酒吧喝早咖啡了。兩個偵探在田園街旅館的門房裡等著這個壞蛋。半個小時以後，當他沒有任何預感地回到這裡時，立刻被逮捕了。

現在，旅館老闆和我兩個人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們被帶到了警長的辦公室。警長是一位非常胖、性情愉快、留著鬍子的先生，外衣的扣子敞開著，坐在他那亂七八糟地堆滿了各種字紙的辦公桌前。整個辦公室裡都是煙味，桌子上還有一大瓶葡萄酒。這個人無論如何不是不可冒犯的警察堆中那類殘酷的、對生活充滿敵意的執法者。他首先命人將我的箱子帶進來，我首先應該確認一下，裡面的重要東西是否缺了。箱子裡面唯一看起來值錢的東西是一張兩千法郎的信用存摺，我在這裡待了幾個月，已經用去了不少。對我本人以外的任何人，這個存摺一點兒用也沒有，實際上它也根本沒有動過，一直放在箱子底。於是警長做了這樣的筆錄：我承認這隻箱子是我的財產，裡面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被偷竊。警長讓人將小偷帶進來，我也帶著強烈的好奇要看一下他怎麼說。

這麼做還是值得的。小偷原本就是一個羸弱的人，現在被夾在兩個粗壯的警察中間，顯得更加不堪，像是一個可憐鬼。他衣衫襤褸，連衣領也沒有，蓄著小小的短髭，一張髒兮兮的、明顯面黃肌瘦的老鼠臉。他是一個很糟糕的小偷，如果允許我這樣說的話。他那很不到家的技術也證明了這一點：他沒有第二天一早馬上帶著箱子溜掉。他站在警察面前，低垂著眼睛，全身微微抖動，好像冷得渾身打哆嗦。我不得不羞愧地說，我可憐他，甚至對他還有些好感。當一名警察把從他身上搜到的東西在一塊木板上排列開來時，我的同情之感就變得更強烈了。這幾乎可以說是令人無法設想的收藏：一塊又髒又破的手絹；鑰匙圈上一大堆仿配的鑰匙和各種形式的撬鎖鉤，它們互相碰擊著像音樂一樣作響；一個已經用舊了的皮夾。幸運的是沒有武器，這至少可以證明，這個小偷雖然是專門幹偷竊行當，但他還是以和平的方式來行竊的。

首先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被檢查的是那隻皮夾。結果令人大跌眼鏡。不是因為那裡有上千法郎或者上百法郎的鈔票，或者一張鈔票也沒有。那裡面有二十七張照片，都是袒胸露背的女舞蹈演員和女戲劇演員的照片，還有三四張裸體照片。這個瘦削的、憂鬱的小夥子是一位充滿激情的美人熱愛者，而那些巴黎戲劇界的明星對他來說可望而不可即，不過，他至少要讓她們的畫片與自己的心貼近。除此以外，他似乎沒有別的不法行為。警長在一張一張地檢視那些裸體照片時雖然目光嚴厲，但我還是能觀察到：這種處境的犯罪嫌疑人，竟會有這樣的收藏興趣，這讓警長和我一樣也覺得很好玩兒。我對這個犯罪者的好感也因為他的審美情趣而明顯增加。當警長鄭重地將筆拿在手裡，問我是否要提起訴訟時，我非常快而且理所當然地回答說：不。

要理解這種情形，也許我又應該增加一些補充說明。在我們這裡以及在許多國家，刑事犯罪都是公訴案件，這就是說，由國家來掌握司法問題，可是在法國，受害人則被給予了自由選擇，來決定是否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我個人會覺得這種法律比那種僵硬的法律更好，因為它能讓人有機會去原諒那個做了糟糕事情的人。比如在德國，一個女人因為嫉妒發作而開槍打傷了她的情人，受害人的再三懇求都無法保護她免於遭到審判。國家要介入，要把她從那個可能因為她的強烈感情而更愛她的被攻擊者身邊拉走，將她投進監獄裡。在法國，在取得原諒以後兩個人可能就挎著胳膊一起回家，這件事情就在他們之間自行解決了。

我這個有決定意義的「不」剛一齣口，就發生了三種不同的突發反應。夾在兩名警察之間的那個瘦男人突然挺起身來，帶著一種難以描述的感激目光看著我，那目光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警長滿意地放下手中的筆，看得出來，我不去追究這個小偷，也讓他感到高興，這可以省去他接下來的文牘工作。我的房東的反應卻大不一樣。他的頭漲得通紅，開始激烈地對我大喊，說我不能這麼辦，這種「壞蛋」非得徹底根除不可，說我根本無法想象這會帶來怎樣的損害。他說，一個正派體面的人必須日夜提防這種惡徒，放跑一個就等於鼓勵了幾百個。那是一個被妨礙了生意的小市民所具有的全部誠實、直率，同時也體現了他們的心胸狹窄，現在都爆發出來了。他粗魯而威脅性地要求我收回免予起訴的決定，因為整個事情他也被捲進來了。但是，我不為所動。我語氣堅決地說，我的箱子已經找了回來，沒有任何財物損失，對我來說這個事情就算完結了。我堅持說，自己有生以來還沒有對另外一個人提出過什麼控告，如果我今天中午在吃牛排時可以這麼想，沒有人因為我的緣故去吃牢飯，那麼我會感覺更加愉快。警長申明這事的決定權在我，而不是在我的房東，因為我不起訴，這事就算過去了。這時，我的房東變得出離憤怒了，他突然急轉身離開房間，在身後把門重重地摔上。警長站起來，對著那個暴怒的人的背影露出微笑，他同我握手來無聲地表示對我的贊同。這樣他的公事就完成了。我伸手去拿箱子，要把它帶回住處。這時發生了不同尋常的事情。那個小偷羞慚地走到我跟前，說：「噢，先生，我把箱子送到您家裡去。」於是我走在前面，那位滿心感激的小偷提著箱子走在後面，又走過四條街，回到我的旅館。

這個以惱怒開頭的意外之事似乎有了最輕鬆、最令人愉快的結局。不過這件事立刻帶來了兩個餘波，對我更全面地理解法國人的心理大有助益。當我第二天去拜訪維爾哈倫時，他帶著調皮的壞笑來問候我。「你在巴黎還真是有不少奇遇，」他打趣地說，「尤其是，我還根本不知道你是個鉅富啊。」我一開始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他遞給我一張報紙，上面登載著關於昨天這件事的詳細報道，只不過在這種浪漫的編造中真正的事實幾乎都看不出來了。這篇報道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新聞技巧做了這樣的描述：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館，一位尊貴的外國人（有意思的是我成了尊貴的外國人）的箱子被偷竊了，箱子裡有好多特別值錢的物品，尤其是有一張兩萬法郎的信用支票（原本的兩千法郎在一夜之間翻了十倍）以及其他一些無法替代的物品（實際上裡面只有襯衫和領帶）。剛開始似乎完全找不到任何破案的線索，因為小偷的作案非常老練，而且似乎對本地的情況十分熟悉。但是，警察分局的某某警長先生以他那「眾所周知的辦案能力」以及「非凡的洞察力」立刻採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通過電話通知，不到一個小時，巴黎的旅館和客棧都得到了最仔細的檢查。由於他採取的措施一如既往地周密準確，在最短的時間內罪犯就被抓住了。警察局長立刻對這位功績卓著的警長予以特別的表彰，因為他的作為和遠見是模範的巴黎警察局中又一個光輝榜樣。當然，這篇報道一點兒真實內容也沒有，那位出色的警長用不著離開他的辦公桌一分鐘，是我們把小偷和箱子送到他辦公室裡的。但是，他利用了這個好機會，給自己撈了一把宣傳資本。

這種結局對小偷和處於高位的警察都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故事，對我來說可不是。從這一時刻開始，那位從前多麼隨和的房東開始想方設法讓我覺得在這裡住不下去。我從樓上下來，在門房裡向他的太太客氣地打招呼，她根本不理睬我，像是受到了侮辱一樣將她那裝模作樣的小市民腦袋轉過去；旅館裡的那個小夥計也不再認真地打掃我的房間；信件也會神秘地丟失。甚至在旁邊的商店和菸草店裡，原本我因為抽菸很多被當成「老主顧」受到熱情招呼的，也會見到冷若冰霜的臉。那受到了侮辱的小市民道德感不僅是在我的旅館裡，也在整個巷子裡。甚至整個街區的人都反對我，因為我曾經「幫助」過小偷。我別無選擇，只好帶著失而復得的箱子搬離那裡。我不得不那麼灰溜溜地離開一家舒適的旅館，好像我本人是個罪犯一樣。

在巴黎滯留之後來到倫敦，對我來說就像一個人從炎熱當中走入蔭涼一樣：一開始不由自主地一激靈，但是很快眼睛和感官就都適應了。我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打算，把在英國待上兩三個月為己任。如果一個人對這個若干世紀以來將世界推入其執行軌道的國家不瞭解的話，又如何能理解我們的世界，能對它的各種力量做出評判呢？我也希望通過大量的會話和頻繁的社交好好操練一下我那蹩腳的英語（我的英語從來沒能變得流利過）。可惜我沒能做到：我像所有歐陸人一樣，此前與海峽對岸的文學界少有接觸，在所有的早餐談話或者在我們小客棧中的閒聊裡，但凡涉及宮廷、賽馬、晚會這樣的話題，我都覺得實在無話可說。如果他們在討論政治，我也跟不上，因為他們在提到「喬」的時候，指的是約瑟夫·張伯倫；在提到那些爵士時，他們也只提到名字，而不是姓氏。聽那些倫敦馬車伕的土話，好長時間我的耳朵就跟被用蠟堵上了一樣。所以，我無法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樣，快速取得進步。我也試著在教堂裡從佈道者那裡學些好的表達方式；兩三次去旁聽法院的案件審理；去劇院聽標準的好英語：那些在巴黎撲面而來的事情，在這裡我總得努力去尋找——群聚、同道的友誼、歡欣。我找不到什麼人來討論那些在我看來重要的事情；由於我對他們關注的事情如體育、競賽、政治都抱著完全無所謂的態度，在那些有教養的英國人眼裡，我大概是一個相當粗俗、不好打交道的人。我到處都找不到一個能讓我在內心深處感受到與之有關聯的圈子，所以，我在倫敦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留在自己的房間裡工作，或者在大英博物館中度過。

我自然也首先試圖通過步行來了解倫敦。最初的八天裡，我走在倫敦的大街小巷上，直到腳板灼痛。我帶著大學生般的責任感去看「貝德爾克」旅遊指南中提到的所有名勝，從杜莎夫人蠟像館到英國議會大廈；我學著去喝愛爾麥芽啤酒，用這裡大家都抽的菸斗代替了巴黎的捲菸，我在諸多的細節上努力去入鄉隨俗。但是，無論是在社交上還是在文學上，我都沒能和英國人有真正的接觸。一個只從外觀上看英國的人，無法瞭解這個國家的本質內容；就如同一個人在城市裡從一家價值數百萬的公司門前走過，所能瞭解的無非是擦得鋥亮的寫著公司名字的銅牌而已。有人領我去了某個會所，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人們在那裡做什麼。那種低矮的皮製安樂椅，就如同整個會所的氣氛一樣，一看就讓我產生精神上的睏倦感，因為我不配享有這種智慧的放鬆方式，我不像別人那樣在經歷了心思集中的緊張工作或者體育活動之後來到這裡休閒。倫敦這座城市強行將一個無所事事的閒人、一位純粹的觀察者當成異體排斥，假如此人還沒有富裕到足以將觀察提升為一種高階的、能找到同類的藝術。相反，巴黎則會讓這個外來人愉快地捲入它散發著溫暖的各種活動當中。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時已經太晚了：我原本應該在滯留倫敦的這兩個月內隨便找個什麼工作來做：到某個商店裡當見習員，或者到某報館當秘書。那樣的話，我對倫敦生活至少可以瞭解一點點兒。作為一個純粹的觀察者、一個外鄉人的我，所經歷的東西非常少。直到很多年以後，在戰爭期間我才獲得了些許對真正英國的瞭解。

英國的詩人當中，我只見到過阿瑟·西蒙斯（arthursymons）。通過他的介紹，我收到了葉芝的邀請。葉芝的詩我非常喜歡，而且純粹是出於愉悅，我翻譯了他的詩劇《影中之水》（theshadowywaters）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是一個朗誦會，只有少數被遴選過的人拿到了邀請。我們相當擁擠地坐在一間並不大的房間裡，有人甚至坐在小板凳上或者乾脆坐在地上。終於，葉芝在點燃了立在黑色（或者被蒙上黑色罩布）講臺旁邊兩隻胳膊一樣粗的巨型聖壇蠟燭之後，開始朗誦他的詩歌了。房間裡其他的燈都熄滅了，他那帶著黑色捲髮、充滿力量的頭顱像雕像一樣映在燭光中。葉芝用抑揚頓挫的低沉嗓音慢慢朗誦，一點兒也不慷慨激昂，每一個音節都有著徹底明亮的音色和穿透力。非常美。真正的莊嚴。唯一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他在出場上的造作：那件修士般的黑色長袍，讓葉芝顯得像神甫一樣；那慢慢融化的粗大蜡燭，發出一種淡淡的香味。通過這些細節，這種文學享受更像是一場詩歌聖典，而不是即興朗誦——這些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新認知。我不由自主地在對比中想到維爾哈倫朗誦自己詩作的情景：他穿著襯衫，以便他那激動的胳膊能更好地敲擊出節奏來，沒有鋪排，沒有精心準備的出場設計；我也想到了里爾克，他也偶爾從一本書裡讀幾首詩，簡單、清晰，只靜悄悄地服務於他的用詞。這是我參加過的第一個「舞臺式」詩人自己朗誦的活動，儘管我喜歡他的詩歌，同時還是對這種崇拜行為有所懷疑。不管怎麼說，我這位當時葉芝的客人，心裡還滿是對他的感激之情。

不過，我在倫敦真正發現的詩人，不是當時還在世的人，而是一位當時還被人們完全遺忘的藝術家：威廉·布萊克（williamblake）。這是一位問題成堆的孤寂天才，他作品中的那種稚拙和精美的混合至今還讓我著迷。一位朋友曾經建議我去大英博物館的印刷品展室——當時該陳列室由勞倫斯·比尼恩（lawrencebinyon）來管理——去看一下那些有彩色插圖的書籍《歐洲》《美洲》《約伯記》，這些書在今天已經成為古舊書店中的絕世珍品。我像是被人施了魔法一樣。在這裡我第一次看到一種帶有魔法力量的本性，他還不太清楚自己的路在哪裡，願景正如天使翅膀一樣託著他穿行在想象力的荒野當中。很多天、很多個星期我試圖更深地進入這個天真的，同時也如魔鬼一般的靈魂當中，將他的幾首詩翻譯成德語。想擁有出自他之手的紙張，這幾乎成了一種不可遏制的渴求，不過這似乎只是一個夢中才會有的可能性。有一天，我的朋友阿奇博爾德·羅素（archibaldg.b.russell，1879—1955）——他當時已經是最好的布萊克鑑賞家——告訴我說，在他舉辦的一個展覽上，有一張「夢幻肖像」要出售。按照他的（也是我的）看法，那是大師最美的鉛筆素描：

《約翰國王》。「您會對它百看不厭的。」他肯定地對我說。他沒有錯。在我的書籍和繪畫當中，這是一張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作品，這位一直在不停追尋的國王，多少次在牆上用他那充滿魔力的明亮目光望著我。在所有我丟失的或者不得不捨棄的財物中，我在流浪途中最為思念的莫過於這幅畫了。我在大街上和城市裡徒勞地尋找英國的天才，卻陡然間在布萊克這個天人身上昭示給我。我眾多的俗世之愛中，從此又新增了一項。

註釋

蘇（sou），中世紀的法國貨幣單位和硬幣。自1795年，法國貨幣單位採用法郎和生丁（1法郎＝100生丁），但是直到20世紀初，人們仍然習慣上將5生丁稱為1個蘇。

安德烈·蘇亞雷斯（andrésuarès，1868—1948），法國詩人。自1912年起，與安德烈·紀德、保羅·克羅岱爾、保羅·瓦萊裡一起被稱為著名的文學期刊《新法蘭西評論》的四大臺柱。著有小說《馬賽》。

「平等公爵」即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約瑟夫（1747—1793），在法國大革命中支援第三等級，主動放棄貴族稱號，更名為菲利普·平等。1791年，他參加雅各賓俱樂部，投票贊成處死國王，後來自己被革命法庭以叛國罪處死。

13世紀歐洲興起的一種基督教修行運動，願意加入這一修行共同體的女性被稱為beginen，男性被稱為begarden。其成員共同生活在修道院中，過虔誠禁慾的生活，與其他教團的修士修女類似。不同的是，這些修道者的身份不屬於教團，可以退出回到世俗生活去。但是一般情況下，在脫離修道院時應該將財產留下。這類修道院至今仍然存在。

「最悲傷的時刻」指的是1940年巴黎被納粹德國攻陷，當時作者正在流亡中寫這本回憶錄，而里爾克在1926年已經因病在瑞士離世。

約瑟夫·張伯倫（josephchambelain，1836—1914），英國的政治家，曾經擔任殖民地大臣。1906年擔任反對黨「自由統一黨」的領袖，被認為是19世紀、20世紀之交最有影響的英國政治家之一，是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的人物」（丘吉爾對他的評價）。茨威格此次在倫敦滯留是1904年，當時約瑟夫·張伯倫正是政壇上的活躍人物，是沙龍閒談的重要話題。他是後來的英國首相阿瑟·內維爾·張伯倫的父親。

「貝德爾克」（baedeker）是一家旅遊指南系列的專業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