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自由後的第一年我要住在巴黎，我將這當作承諾給自己的禮物。此前我曾經兩次到過巴黎，對這座永不疲倦的城市只有粗淺的瞭解。不過，我知道，有誰年輕時在那裡生活過一年的話，他終其一生都會帶著無可比擬的幸福回憶想到它；我知道，沒有任何地方能有和這座城市一樣的氛圍，能讓人在充滿活力的感覺中感受到它那青春氣息：它會接受任何人，又不會對任何人追根究底。

我知道得很清楚，這座在我年輕時代曾經美好而活躍，能讓人輕鬆愉快的巴黎已經沒有了。自從這地球上最堅硬的魔爪強硬地按在它身上留下印痕之後，那種美好的無憂無慮就再也不會回到它的身上了。我在寫下這行文字時，德國的軍隊、德國的坦克正如同灰色的螞蟻群一樣向那裡湧去，要將這座城市至美的斑斕、美好的愉悅，它的痛苦和這種永不枯萎的和諧之花從根上摧毀。現在這樣的事情就發生了：「卐」字旗在埃菲爾鐵塔上飄揚；身著黑色制服的衝鋒隊挑釁般地從拿破崙的香榭麗舍大道齊步走過。我在這遙遠的地方也能感受到，住在城市房子裡的人們內心會多麼絞痛；那些曾經性情如此愉快的市民，在看到自己熟悉的咖啡館和酒吧如今被侵略者的馬靴踩踏時，會多麼沮喪。幾乎沒有哪種個人的不幸比這座城市遭受的凌辱更讓我備受打擊，讓我感到如此震撼、如此絕望。這座城市比任何地方都仁慈，讓每一個來到它近前的人感到幸福。但願，它曾經給予我們的東西，將來有一天它還能再給後來人：最睿智的學說、最美好的榜樣，同時又讓人感到自由和創造活力；它對每個人都敞開心扉，在這毫不顧惜的慷慨付出中卻變得越發富有。

我知道，我當然知道，今天在遭受痛苦的不光是巴黎。巴黎以外的歐洲，在幾十年以內不會再現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個歐洲了。有那麼一些幽暗的東西，它們一經出現在那一度如此明亮的歐洲地平線上以後，就再也沒有完全消失過。怨恨與不信任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在人與人之間存留著，就如同吞噬肌體的毒素殘留在被致傷殘的軀體當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四分之一世紀裡，我們在社會、技術方面有了那麼大的進步；但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歐洲世界裡，沒有哪個國家不曾失去從前那麼多的生活樂趣和悠然自得。好多天也描述不完，從前的那些義大利人哪怕處於最貧苦的生活狀態當中，也那麼互相信任，像孩子一樣興高采烈，他們是怎樣在小酒館裡又唱又跳，開玩笑地諷刺糟糕的「政府」，現在他們得怏怏不樂地去為政府當兵打仗，仰起下頜，帶著憂鬱的心情。人們還能設想，奧地利人還會像從前那樣性情愉快隨和，對於給他們帶來如此舒適生活的皇帝陛下和上帝持有虔敬的信任嗎？那些俄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都不知道，那個沒有人心、貪得無厭的「國家」從他們最內在的靈魂中吸走了多少自由和歡樂的精髓。所有民族的人都感覺到，有那麼一片巨大沉重的陰影罩在他們的生活之上。我們——這些還知道有著個人自由的那個世界的人——知道也能見證，從前的歐洲曾經歷了無憂慮地為那萬花筒般的五彩斑斕感到喜悅；如今，我們的世界因為自殺式的怒火而陰影遍地，被奴役、被囚禁。我們這些在有過個人自由的世界生活過的人可以作證，從前的歐洲曾經因為它那萬花筒般的斑駁陸離而無憂無慮地感到興奮。我們的世界由於自相殘殺的怒火而變得暗無天日、飽受奴役和枷鎖，這讓我們不寒而慄。

可是不管怎樣，再沒有哪個地方會比巴黎更能讓人幸福地感覺到，人生存在這種天真美妙的無憂無慮，它的形式之美，溫和宜人的氣候，它的富庶和傳統都是輝煌的明證。我們每一個年輕人都會將這輕盈之感帶走一份，同時也將自己的一份放進來。中國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西班牙人和希臘人，巴西人和加拿大人，每個人在塞納河畔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在那裡沒有任何強制，一個人可以說話、思考、歡笑、咒罵，隨心所欲。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樣式生活，或者合群或者獨處，可以鋪張也可以節儉，可以講究奢華也可以是波希米亞風格，這裡為每一種特殊情形都保留了空間，考慮到了各種可能性。那裡有高階的豪華餐廳，備有各種美食上的魔法精品，有兩三百法郎的各種葡萄酒，還有貴得令人髮指的馬倫哥和滑鐵盧時代的康涅克酒。不過，拐過街角的任何一家小餐館也可以吃到同樣豐盛的飯菜，也可以同樣痛飲。在拉丁區人頭攢動的大學生餐廳裡，花上幾個蘇就可以吃上鮮美多汁的牛排，餐前餐後還有最好吃的甜點，此外還有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樹棍一樣長的美味白麵包。在這裡，人們也可以隨自己所願進行穿著打扮。大學生們可以頭戴好看的貝雷帽在聖米歇爾大街上閒逛；畫家們則頭戴寬邊大禮帽，身著具有浪漫色彩的黑色絲絨夾克，讓自己變成人群中的一條厚重色帶；工人們身穿藍色的上衣或者捲起襯衫袖子，這身打扮走過最講究的林蔭大道他們也安然自得；保姆們戴著寬大的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招待繫著藍色圍裙。年輕人在午夜之後開始在街上跳舞，用不著非得在7月14日這天不可，警察會笑著說：大街屬於每一個人！沒有人會在別人面前感到不自在。最漂亮的姑娘一點兒也不會難為情地和一位皮膚黝黑的小夥子手挽手走進旁邊的小旅館裡：誰會在意這些後來才被鼓吹起來的恫嚇人心的說辭，如種族、階級和出身呢？人們跟自己喜歡的人出門、說話、睡覺，才不去在乎別人做什麼。一個人得先知道柏林是怎麼回事，經歷過德國那種心甘情願的奴性——這裡有著稜角分明、被痛苦地打磨出來的階層意識——才會真心愛上巴黎。在德國，一位軍官夫人不會和一位教師的太太交際，教師的太太不會和一位商人的妻子來往，而商人的妻子也不會和工人的老婆走動。可是，在巴黎，大革命的遺風還存在於血液當中。一個無產者工人感覺自己和僱主一樣是自由而同等重要的公民；在咖啡館裡，侍者與身著鑲邊軍服的將軍像同事一樣握手；勤勞、穩重、整潔的小市民婦女也不會對同一條街上的妓女嗤之以鼻，而是每天在樓梯上和她閒聊，還會讓孩子給她送去鮮花。有一次，我親眼看到瑪德蓮教堂附近的一家高階餐館拉律餐館（laruebeidermadeleine）進來了一群參加受洗禮的諾曼底富裕農民。他們穿著本村的傳統服裝，沉重的鞋就像馬蹄子一樣踩在地上咚咚作響，頭髮上抹著厚厚的髮油，那味道重得連在廚房裡都能聞到。他們大聲地說話，喝得越多聲音越高，毫無顧忌地笑著摸胖太太的屁股。他們是真正的農民，坐在光鮮的燕尾服和濃妝豔抹的人群當中，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自在。那些臉颳得像鏡子一樣平滑的侍者也不對他們撅鼻子，不像在德國或者英國侍者會對鄉下人會做的那樣，而是同樣客氣地、毫無瑕疵地為他們提供服務，彷彿他們是部長或者內閣成員一樣。梅特爾大飯店甚至還特別歡迎那些不拘小節的顧客，把這當成樂趣。巴黎人只知道對立的事物可以並存，沒有高下之分；在豪華的大街和旁邊骯髒的小巷之間沒有看得見的界限，到處都同樣活躍而愉快。在郊外的庭院裡，有街頭藝人在演奏，從窗戶裡可以聽到縫紉女工邊工作邊唱歌。空氣中不時飄蕩著歡笑聲或親切的呼喚聲。當兩位馬車伕發生「口角」後，他們也會在事後握手言和，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上幾顆牡蠣——那是極其廉價的。沒有什麼事情是棘手的或者難以通融的。跟女人搭上關係容易，擺脫關係也容易：每個鍋都能找到鍋蓋，每個年輕男人都能找到一個愉快的、不裝腔作勢、不拘謹扭捏的女友。啊，在巴黎，人生活得多麼輕鬆，多麼美好，尤其是年輕人！東遊西逛也是一種樂趣，同時也是在上一門課。因為所有東西都對所有人敞開：你可以走進一家街頭書店，看一刻鐘的書，店主人也不會有任何抱怨；你可以走進小畫廊，可以在舊貨商店裡磨磨蹭蹭地挑看東西；你可以到德魯奧特大飯店（hoteldrouot）的拍賣現場湊熱鬧，也可以跟花園裡的女管家聊聊天。如果出來閒逛的話，街頭會對人產生磁鐵般的吸引力，向人展示出萬花筒一般令人無法抗拒的新東西；要是感到累了，可以隨便在上萬家咖啡館中某一家的平臺上坐下，用咖啡館提供的免費信紙寫信，同時讓街頭小販們向你兜售那些完全多餘的破爛貨。在巴黎只有一件事是難以做到的：留在家裡或者動身回家，尤其當春天已經開始破門而入之時，陽光讓塞納河閃著柔和的銀光，林蔭大道上的樹木開始吐出新綠，年輕的姑娘們胸前彆著花一個蘇買來的紫羅蘭。不過，要想在巴黎過得心情愉快，真的用不著非在春天不可。

我滯留在巴黎時，這座城市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地鐵和汽車融匯成一個整體。那時的主要交通工具仍然是公交馬車，由那些肥壯的、渾身冒著熱氣的馬來拉著。不過，幾乎沒有什麼比從「帝國」雙層公共汽車的頂層上或者從敞篷馬車上能更好地發現巴黎了，它們也都行駛得不那麼快。不過，想從蒙馬特到蒙巴拿斯去一趟，也算是一個小旅行了。考慮到巴黎小市民的節儉，我覺得這樣的傳說完全是可信的：住在巴黎左岸的人，從來沒有到右岸去過；有些孩子只在盧森堡公園玩過，從來沒見過杜伊勒裡花園或者蒙索公園。真正的市民或者說守家在地的人很願意待在自己的城區，他們在「大巴黎」中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小巴黎」，而且每個這種小圈子都有自己明顯的特徵，甚至帶著某些外省的鄉土特色。所以，對於一個外來人來說，選擇在哪裡住下來，還真得斟酌一番。拉丁區對我已經不再有誘惑力了。先前，當我二十歲短期來巴黎時，一下火車就衝向那裡，在第一個晚上已經坐到「瓦歇特」（vachette）咖啡館，滿懷敬畏之情讓人給我看詩人魏爾倫曾經坐過的地方，還有那個大理石桌子——魏爾倫在醉意闌珊時總是用他那沉重的手杖一邊生氣地敲打它，一邊讓別人尊敬他。出於對他的崇拜，我這位滴酒不沾的詩人追隨者還喝了一杯苦艾酒，雖然這種綠色的釀物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我還是認為，作為一位滿心敬畏的年輕人，我有義務在巴黎的拉丁區必須依照法國詩人的儀式行事。當時出於對風格的感覺，我寧願住在索邦大學附近的一個六層閣樓上，以便能原汁原味地經歷我通過書籍所瞭解的那種拉丁區的「真正」氛圍。二十五歲的我就不再有那麼天真的浪漫感覺了，大學生區對我來說太國際化、太不巴黎了。尤其需要考慮的是，我選擇長期住處不要依據文學上的追憶情懷，而是要儘可能有利於自己的工作。我馬上開始到處去看一番。從有利於工作的角度看，那個高雅的巴黎——香榭麗舍大道——根本不合適，「和平咖啡館」（cafédelapaix）周圍的那個地區就更不合適，那裡是巴爾幹半島有錢人的聚會場所，除了侍者以外幾乎沒有人講法語。倒是聖敘爾比斯（saint-sulpice）附近那種教堂和修道院遍佈的氣氛，對我更有吸引力：里爾克和蘇亞雷斯也曾經喜歡在那裡居住；我最願意的是，但願能在聖路易河心島（ileuis）上找到一個住所，可以將塞納河的左岸和右岸聯結起來。但是，在第一個星期內，我在散步時就找到了一個更美的地方。我遊蕩在皇家宮殿的畫廊，發現在那些由「平等公爵」在18世紀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宅區中，有一幢當年的體面府邸，現在落魄為一家簡陋的小旅館。我讓人帶我去看一個房間，吃驚地注意到，這窗戶朝向皇宮花園。花園在黃昏降臨時就關閉了，只能模糊地聽到城市隱約的喧囂，那節奏如同無休止的波濤拍打著遠處的海岸。雕像在月光中閃耀著亮光，有時候大清早風會將「市場大廳」裡蔬菜的香味吹送過來。在這座歷史性的王宮建築中，18世紀、19世紀的詩人、政治家們曾經在這裡住過。斜對面的那座房子，是我非常喜愛的女詩人瑪塞利娜·代博爾德——瓦爾莫（marcelinedesbordes-valmore）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巴爾扎克和維克多·雨果曾經多次攀上近百個狹窄臺階造訪女詩人；那個閃耀著大理石光亮的地方，是卡米耶·德穆蘭（camilledesmoulins）向巴黎人民發出衝擊巴士底監獄號召的地方；那裡曾經是鋪著地毯的通道，那位貧窮的小個子波拿巴少尉曾經在一群地位顯赫，並不十分具有美德特性的太太們當中尋找提攜自己的人。這裡的每一塊石頭都能講述法國曆史，況且這裡離國家圖書館只隔著一條街，我可以在那裡度過整個上午。近在咫尺的，還有藏有繪畫的羅浮宮博物館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蔭大道。我終於住進了一個我一直夢寐以求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搏動法國熱烈而有節奏的心跳的地方，在巴黎的心臟。我還記得，有一次安德烈·紀德來看我時曾經大為驚訝，原來在巴黎的市中心竟有這樣的清靜之處。他說：「我們得讓外國人指給我們看，我們自己的城市中最美的地方在哪裡。」的確，可能除了這個位於最充滿生機的世界之城的最中心圈裡的浪漫工作間以外，我再也找不到這麼有巴黎味，同時又這麼遠離人世喧囂的地方了。

我當時那麼急不可待地穿行在大街上，看了那麼多，尋找那麼多！我不光要經歷1904年的巴黎；我也用感官、用心靈去尋找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巴黎、拿破崙和大革命的巴黎，要找到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爾扎克、左拉和夏爾——路易·菲利浦的巴黎，要找到他們寫到的街道、人物和事件。我堅信，一種注重真實的偉大文學能回饋給它的人民以那麼多永久性的力量。對此我堅信不疑，我在法國一直有這種感覺，現在也不例外，因為在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巴黎之前，經由詩人的表達藝術、小說家、歷史學家、風俗描寫者的描繪，巴黎的一切都讓我在精神上與它變得那麼熟悉。在我與這座城市的相遇中，它們又變得活躍起來；這種實際上的看見，原本只是一種重新認出，是那種古代希臘戲劇式的「重逢」——這是被亞里士多德高度讚譽為所有藝術享受中最了不起、最神秘的峰巔。不過，無論是一個民族也好，一座城市也好，那最內在、最隱秘的內容永遠無法通過書本以及哪怕最不怕疲倦的漫遊而得到，要了解它總是要經由它最出色的人物。只有通過與活生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精神友誼，才能領會到一方水土與一方人之間的真正關聯；所有那些從外面觀察到的內容，都是不真實的、太倉促的圖景。

我得到了這種友誼，其中最為深厚的是與萊昂·巴扎爾熱特（leonbazalgette）的。由於我和維爾哈倫關係非常密切，每星期兩次去聖克魯（ud，在巴黎以西10公里）拜訪他，我有幸沒像大多數外國人那樣陷入那個由國際畫家和文學家組成的「忽悠」圈子。他們去多摩咖啡館（cafedudome），無論在這裡還是在那裡，在慕尼黑、羅馬、柏林，基本上都是同樣的人。我能夠和維爾哈倫一起去拜訪另外一些畫家、詩人，他們身居這座燈紅酒綠、激情任性的城市，每個人都置身在自己富於創造性的靜謐當中，如同生活在一座工作的孤島上。他還看到了雷諾阿的畫室，以及他最出色的學生們。這些印象派畫家的作品，今天人們會出上萬美元，但是那時他們的生存處境與小市民或者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沒有區別。他們住在某個小房子裡，旁邊搭建了畫室，沒有像慕尼黑的倫巴赫（franzlenbach）以及其他名人那樣仿造龐貝城豪華別墅來炫耀「排場」。詩人們也和畫家們一樣過著簡樸生活，不久以後我也開始與他們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他們大多在國家機構裡有一個低微的職位，只有很少的分內工作要做。在法國，從上到下都對精神上的成就予以高度尊重，他們多年來就有了一個非常聰明的辦法，給那些從文學創作中所獲收益不大的詩人和作家以一份清閒的差事，比如任命他們擔任海軍部或者參議院的圖書館員。這樣的工作薪水不高，工作也非常少，因為議員們很少會來借書。所以，這位幸運的清閒職位擁有者就可以坐在有品位的、古老的議會大廈裡，窗外就是盧森堡公園，在工作時間內安靜而舒適地寫詩，根本沒必要去考慮稿酬。這種水準不高的固定收入也夠他們的生活所需了。另外一些詩人或者是醫生，比如喬治·杜阿梅爾（georgesduhamel）和呂克·杜爾丹（lucdurtain）；或者開一家小小的圖畫商店，像夏爾·維爾德拉克（charlesvildrac）；有的當中學教師，像儒勒·羅曼（juleromains）和讓——裡夏爾·布洛克（jeanrichardbloch）；有的在哈瓦斯通訊社上班，如保爾·瓦萊裡，或者有的人給出版商幫忙。但是，他們當中沒有哪一位像後來的詩人們那樣自命不凡。這些文學後輩被電影和批次印數給毀了，他們剛一顯示出有那麼一絲藝術鋒芒，就馬上自我陶醉地要過衣豐食足的好日子。當時的那些詩人，在那些位卑的，不帶來任何虛榮的職業中所要的，無非是給外在生活帶來的一點兒安全感而已，這是他們為內心作品的獨立所必需的。有了這種基本保障之後，他們就可以對那些腐朽的巴黎大報不予理睬，不要任何稿酬為那些小文學雜誌寫文章，而這些小雜誌的存在總是需要靠很多人犧牲個人利益才得以維持。他們也能平靜地接受，他們的作品只能在一個文學性的小劇場內上演，他們的名字剛開始只能在自己的圈子裡才為人所知。無論是克羅岱爾（claudel）、佩吉（peguy）、羅曼·羅蘭，還是蘇亞雷斯、瓦萊裡，幾十年之內只有極少數文學精英知道他們的名字。在這人人行色匆匆的鬧市裡，他們是唯一一群不急不慢的人。安靜地生活，安靜地為一個遠離「喧囂之地」、默默無聞的圈子而工作，這對他們來說比去出風頭更為重要。他們一點兒也不因為自己的住房像小市民的住房一樣狹窄而感到羞恥，這種生活卻能讓他們在藝術上自由大膽地去思考。他們的妻子親自下廚並招待客人，一切都那麼簡樸，也正因為如此，與這些朋友聚會的晚上就更讓人感到親切。人們坐在廉價的草編椅子上，桌子上馬馬虎虎地鋪著一塊花格檯布。這裡的陳設一點兒也不比同一層樓裡的安裝工家好到哪裡，然而人在這裡感覺到自由和無拘無束。他們沒有電話，沒有打字機，沒有秘書，他們避免一切技術機器，同時也迴避精神上的宣傳機器；他們如同在幾千年以前一樣，用手來寫書。即便是在大型出版社如「法國水星出版社」（mercuredefrance）也沒有口授打字，沒有複雜的機器。他們不為外表的東西、不為名譽和排場而浪費時間和精力。所有這些法國的年輕詩人，正如同整個民族一樣為自己對生活的樂趣而活著，當然以其最精緻的形式，帶著創造性工作帶來的愉悅。我新贏得的這些朋友為人清白，大大地修正了我對法國詩人的印象。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布林熱（paulbourget，1852—1936）等同代名人所描寫的生活方式，有著天壤之別！對後者來說，「沙龍」就是整個世界。這些詩人朋友的太太們讓我明白，以前我們在家裡從書本上所獲得的對法國女人的印象，是帶著多麼大的、不可饒恕的錯誤！那裡所描繪的女人無非是豔遇、揮霍和照鏡子！我再也沒有在什麼地方比在這個兄弟圈子遇見過更賢惠、更不聲不響的家庭主婦，她們節儉、樸素，即便生活最為艱難時也保持性情愉快，在小得不能再小的灶臺上也能像施展魔法一樣帶來奇蹟，她們精心地照料孩子，同時也能在精神上與丈夫心心相印。只有那些作為朋友、作為同道生活在這個圈子裡的人，才能瞭解這個真正的法國。

萊昂·巴扎爾熱特在這一代詩人當中的非同尋常之處是，他將自己全部創造力都投入外語作品中，為他自己所喜愛的人傾注所有。我經由朋友和他成了朋友，他的名字如今已經被不公正地遺忘了。他天生就是一位「同壕戰友」，在他身上我認識了一位有血有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他有一種真正的獻身精神，他認為自己人生的唯一任務便是去幫助他那個時代有價值的東西發揮效用，而他自己連作為發現者和支援者理應享受的那份榮耀也不費心去獲得。他那活躍的熱情，完全是道德意識的自然表現。他看上去有些軍人的氣質，雖然他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反軍事主義的人；在與人交往中，他有著戰友的誠摯。他在任何時候都樂於助人，幫人出謀劃策，在誠實方面不折不扣，像鐘錶一樣準時，別人遇到什麼事他都會管，但是從來不牟取一己之私。如果是為了朋友的話，時間他不吝惜，金錢他也不吝惜；他在全世界都有朋友，一小群精心挑選的人。他花了十年時間，翻譯了惠特曼的全部詩歌，撰寫了一部里程碑式的惠特曼傳記，以便讓法國人能更好地瞭解這位美國詩人。他想以這位自由的、熱愛世界的人為榜樣，將法國人的精神視野引向超出自己國土的地方，讓同胞變得更有男子漢氣概、更像戰友一般，這是他的人生目標。他是最好的法國人，同時也是一個最充滿激情的民族主義反對者。

我們很快就成了情投意合、如兄弟般的朋友，因為我們倆都不去考慮祖國；因為我們倆都熱衷於投身外語詩歌的翻譯，不求什麼外在的好處；因為我們倆都把精神上的獨立視為生活中最首要、最終極的價值。我從他那裡第一次瞭解到「地下的」法國。當我後來在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中讀到奧裡維是怎樣面對那位德國人約翰·克利斯朵夫時，我彷彿覺得書中描寫的就是我和萊昂·巴扎爾熱特之間的親身經歷。我們的友誼中最美好、最令我最難忘的是，它總能夠戰勝一個棘手的難點，而這個難點所具有的強大排斥性，在平時會讓兩個作家之間誠實而衷心的密切關係產生阻礙。這個難點便是：他對我當時所寫的全部東西，都帶著他那優雅的誠懇而予以徹底拒絕。他喜歡我本人，對於我投身翻譯維爾哈倫的作品他也心存感謝和尊重；每次我來巴黎，他都心懷誠摯地站在站臺上，總是第一個問候我的人。凡是能幫到我的地方，他都毫不猶豫；在所有關鍵性問題上，我們都意見一致，勝過兄弟。但是，對於我自己的作品，他堅決地說了「不」。他讀過昂利·吉爾博（henriguilbeaux，此人後來作為列寧的朋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擔當過重要的角色）翻譯成法文的我的詩歌和散文，他直言不諱、直截了當地拒絕。我所寫的都與真實沒有任何關係，他毫不留情地說：這是玄奧文學（他從根本上痛恨的），而且正因為這是我寫的，他才這麼生氣。他一定要對自己誠實，在這一點上他也沒有任何讓步，連一點兒客氣都不要有。比如，當他在主編一份文學小雜誌時，他請求我給他幫助，這種幫助是幫他在德國物色撰稿人，也就是說那些作品比我本人的作品要好的撰稿人。至於我，這位他最親密的朋友本人，他從未向我約過一行字，也沒有發表過我的任何作品，不過他同時卻為一家出版社校訂我的一本書的法文譯本，他這麼做完全是出於友誼，沒有一分錢的酬勞。我們之間這種兄弟般的戰友關係在十年當中未因為這樣的怪事而受到任何損傷，這讓我倍覺這種友誼的可貴。當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終於成功地找到一種個人化的表達，哪怕這會將以前的全部作品清零時，也沒有什麼能比巴扎爾熱特的首肯更讓我感到高興的了，因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對我的讚許是真誠的，正如他在長達十年裡對我的作品直截了當地說「不」一樣。

我之所以在回憶巴黎生活的紙頁上寫下萊納·馬利亞·里爾克這個尊貴的名字，是因為我在巴黎與他來往最多、相處最好。在巴黎這座城市的背景上，他的頭像總是凸現出來，就像一幅古老的圖畫一樣：他熱愛巴黎超過任何其他地方。當我今天想到他和其他大師們如何以超凡絕倫的鍛造之藝去打造字句，想到那些令我肅然起敬的名字——它們曾經如同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辰一樣輝映過我青少年時代夜空——我的腦海裡不由得浮現出一些憂傷的問題：在我們這個動盪的時代，在無所不在的侵擾隨時可能發生的時代，還會有那些純粹的、只考慮抒情詩畫面的詩人嗎？這難道不是蹤跡湮滅的一代嗎？我要心懷滿腔的愛戀來哀訴，這一代人在我們當中後繼無人。在遭受所有命運風暴席捲的日子裡，這些詩人不渴求外表生活中的一切，不要成為凡夫俗子，不要榮譽、頭銜、實利，他們別無所求，只是要在安靜卻充滿激情的努力中，將一節一節的詩句連線起來，讓每一行都浸透著音樂，閃爍著色彩，燃燒著畫面。他們形成了一個「行會」，差不多是我們這個喧鬧時代的一個修道士般的教團，他們有意識地遠離日常事務。對他們來說，天底下沒有什麼比那最輕柔卻蓋過時代轟鳴存留更為久遠的聲音更為重要；當一個韻腳與另外的韻腳相合，一種無法描寫的動人心絃從中掙脫出來，它比在風中飄落的一片樹葉發出的聲音還要輕微，然而卻能用它的迴響輕撫那最遙遠的靈魂。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得遇這樣潔身自好的人是多麼令人興奮，這些語言的僕人和守護人是多麼堪為榜樣：他們給予每一個入詩的詞語以愛。這樣的詞語，不是寫給這個時代和報紙的，只為久遠、只為萬古流芳。去看他們一眼，幾乎都能讓人感到羞愧：他們生活得多麼不聲不響，多麼不引人注意，多麼不出頭露面。他們有的像農民一樣生活在鄉下，有的做著一份卑微的職業工作，有的作為滿懷激情的朝拜者而漫遊世界；只有為數極少的人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是他們卻被這些少數人滿腔激情地熱愛著。他們有的生活在德國，有的生活在法國，有的在義大利，不過他們又都生活在同一個家鄉，因為他們都生活在詩歌中。通過嚴格的放棄，他們避免生活中一切曇花一現的東西，他們像是在進行藝術品創作一樣，將自己的生活變成一件藝術作品。我經常再次感覺到，在我們年輕的時代，還有這樣純潔無瑕的詩人生活在我們當中，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我也不斷地有一種隱憂：在我們這個時代，在我們的新生活形式中——它毀滅性地將人從任何形式的內心聚攏中驅趕出來，就如同一場森林大火將動物從它們的藏身之所驅趕出來一樣——這樣一群全心全意承諾將自身獻給抒情詩藝術的靈魂，還有存在的可能嗎？我很清楚，每個時代總會有奇蹟詩人出現。歌德獻給拜倫爵士的輓歌中，那打動人的安慰之句始終不失其真：「大地會再生出他們，就如同他們一直以來生成世界一樣。」這樣的詩人會反覆出現，因為永恆不朽總要不時地留下它的信物，哪怕是在那些最不體面的時代。我們的時代不正是這樣的時代嗎？這個時代不允許最純粹、最不問世事的人以安寧，那種等待、醞釀、思考、聚集力量所需要的安寧，在歐洲的世界大戰之前友善而放鬆的時代，詩人們還能得到這種安寧。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詩人——瓦萊裡、維爾哈倫、里爾克、帕斯科裡（giovannipascoli，1855—1912）、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james）這樣的詩人在今天還受到認可，不再擁有輕柔的音樂，湧入耳中的是聒噪無休的宣傳風車以及兩次戰爭大炮轟鳴的一代當中，能出現多少這樣的詩人。我只知道，而且我也覺得有責任心懷感激地說出來：在一個正在走向機械化的世界當中，存在著那麼一些追求完美的詩人，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好的教育，是多麼大的幸福。當我回首自己的人生時，幾乎沒有什麼比這樣的財富對我更有意義：我有幸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走得更近些，多次能將早年的崇拜和後來的友誼聯結在一起。

在這些詩人當中，也許沒有哪一個比里爾克生活得更悄無聲息、更隱秘、更不為人所見。但是，這不是那種刻意而為的、不情願或者精心地打點成修道者般的孤獨，就像德國的斯蒂芬·格奧爾格故意做出的那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靜謐是圍繞著里爾克的，無論他去哪裡，無論他在何處駐足。由於他躲避喧囂和榮譽——這種「圍繞著他的名字聚集起來的所有誤會」，他曾經這麼優美地表述過——那洶湧而來的好奇波浪只能沾溼他的名字，卻碰不到他本人。里爾克是很難找到的。他沒有房子，沒有人們可以去找到他的地址，沒有家，沒有常住的公寓，沒有職務。他總是在漫遊世界的路上。沒有人預先知道他要去向哪裡，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對他那顆無比纖細，對壓力十分敏感的心來說，任何計劃、任何預告都是一種為難。要想與他相遇，那隻能靠偶然。我站在一家義大利畫廊前，感覺到但是無法確定彷彿有人在傳送給我輕輕的、友好的微笑，但是不能確認是誰發出的，直到我看見他的藍眼睛。他的那雙藍眼睛在看一個人時，原本並不引人注意的外在樣子就被內心之光賦予了靈魂。但是，正是這種不引人注意之處才是他這個人最深層的秘密。這位年輕人略為憂鬱地低著頭，金色的髭鬚，沒有什麼特別讓人注意的線條，有一點兒斯拉夫人的臉形，可能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從他身邊走過，但是不會想到他是一位詩人，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在跟他有更近的交往之後，你才會看到他的特別之處：他這個人的纖細。他走路和說話有一種難以描寫的輕聲。當他走進一個人群聚集的房間裡，腳步如此之輕，幾乎不會有人注意到他進來。然後，他靜靜地坐下聽著，當他開始考慮些什麼時，會不自覺地抬起額頭；當他自己開始說話時，總是不顯露激情，也沒有特別著重某些語調。他講述的方式，簡單自然，如同一位母親給孩子講童話一樣。聽他講述，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哪怕一個最平常不過的題目，在他那裡也能有畫面感、有含義。但是，一旦他感覺到自己成了更大一圈人的注意中心時，他就立刻停下講述，回到他那沉默的樣子，對別人說話悉心靜聽。他的每個動作、每個姿勢，都那麼斯文；即便他發笑時，也只是剛好有那麼一點兒笑的意思而已。輕聲細語是他的一種需求。最令他受到打擾的就是噪音以及感覺上的強烈波動。「他們讓我疲憊不堪，這些人，他們將自己的感覺像血一樣吐出來，」他有一次這樣對我說，「因此，我能承受俄國人的量，也就和小瓶裝的利口酒那麼多。」除了特別輕聲以外，條理、乾淨、安靜都是他的生理需要。如果必須乘坐人滿為患的有軌車，或者坐在一家嘈雜的飯館裡，這會讓他好長時間感到心神不安。一切粗俗對他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雖然他的生活不寬裕，但是他的服飾總是講究、乾淨、品位的總和。他的衣飾同時也是一件精心考慮、精心構思的低調藝術傑作，還總是帶著一點兒不顯眼的、非常個人化的標記。一件會讓他自己暗自高興的小小配飾，比如手腕上一條細細的銀鐲。他對完善與對稱的美感一直穿透到最隱秘、最個人化的地方。有一次，我在他的寓所裡看到他在出發之前是怎樣裝旅行箱的，他拒絕了我的幫忙，認為我做不好。那簡直像是在做馬賽克鑲嵌畫一樣，他把每一件東西都小心翼翼地放置進事先劃定好的空間。要是因為有幫手而破壞了他這種插花般的舉動，我覺得那是罪過。他對美的這種根本感覺，伴隨著他一直到最不重要的細節。不光他的手稿都是用書法藝術般的圓體字母寫在最漂亮的稿紙上，行與行之間的空間也那麼一致，像是用尺子量過一樣，哪怕一封最無關緊要的信，他也要挑選上好的紙張，他那書法般的手寫字型均勻、乾淨、圓潤、規整，連標點符號的間距都不馬虎。哪怕是一張便條，他也不允許上面有被劃掉或修改的字；只要他覺得有一個字或者一個表述不完美，就帶著極大的耐心將整封信重寫一遍。里爾克從來不讓不完美的東西出手。

他天性中那特有的輕聲，專注對每一個接近他的人都有強制性的力量。就如同里爾克自己根本不會激烈地考慮問題一樣，任何在他面前的人，因為他的安靜帶來的感召，也不會有任何喧譁和傲慢。他的斯文沉靜散發出來，作為一種神秘的感召、教育和道德力量。每次與他長談以後，我都有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無力做任何粗俗之事。當然，在另外一方面，他的這種不溫不火，這種「從不願全部給出」的本性也在早早地給交心之舉畫了一條界線。我相信，有自稱里爾克的「朋友」這份殊榮的人，為數極少。在他出版的六卷書信集中，他幾乎沒有使用過這個稱呼，而且自從中學畢業離校以後，好像他幾乎沒有對任何人用過那個兄弟般親密、信任的「你」。他身上的特殊敏感，不讓任何人或者任何事太靠近他，尤其是那種強烈的男性特徵會引起他身體上的不快。跟女人交談對他來說更輕鬆些，他給她們寫了很多信件，在她們面前他覺得自由多了。也許是因為她們的聲音中沒有喉音，這讓他覺得好受，因為每一種不愉快的聲音都讓他感到痛苦。我的眼前還能出現某次他和一位高階貴族談話的情形：他全身縮在一起，雙肩難受地耷拉著，眼睛從來沒有抬起來過，以免從眼睛裡流露出來，他在聽這位貴族用公鴨嗓說話時有多麼難受。但是，如果一個人能跟他處得來，跟他在一起有多麼好！人們可以感覺到他內心的美好，儘管他在詞語和動作上都非常節儉：像一束溫暖的、有療效的光束，直達到一個人最深的靈魂。

在巴黎這座令人心胸開闊的城市，這最為開放的城市，里爾克顯得謹小慎微而低調，也許這也是由於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在這裡還不為人所知。作為一個無名者，他總是感到更自由、更自在。我在巴黎去過他的兩個住處，都是出租房間。每個都很簡單，沒有什麼裝飾，但是通過他那特有的對美的感覺，一個地方很快就有了自己的風格，有了寧靜。絕不可以是有著吵鬧鄰居的出租公寓，寧可是一處老舊的甚至不舒適的地方，一個他能把那裡變成自己的家的地方。不管在哪裡，他馬上都能通過自己規整事物的力量，將室內變得意味深長並符合他的秉性。他周圍的東西總是很少，但是花瓶裡總會有燦爛的鮮花，或者是女人送給他的，或者是他自己帶回來的。牆上的架子上總是放著書，裝訂漂亮的或者精心包上書皮的書。他愛書，就如同它們是不吭聲的寵物一樣。他的寫字檯上，鉛筆和鋼筆都排成直線，空白紙張摞成直角。一張俄國的聖像，一個天主教的十字架——我相信他無論旅行到哪裡都帶上這兩件東西——給他的寫字檯帶著一點宗教性特徵，儘管他的宗教情結不跟任何特定的教派發生關聯。每個細節都讓人感覺到，這些都是精心挑選出來的，是小心呵護著的。如果有人借給他一本他還不知道的書，在他歸還時這本書會用緞面紙平平整整地包上書皮，繫上彩色緞帶，如同一件節日禮物一樣。我今天還能回憶起來，他是如何將《愛與死亡的方式》的手稿當作一件貴重的禮物帶到我房間裡的，今天我還保留著扎過這疊手稿的緞帶。不過最令人高興的，還是和里爾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為這也意味著，和他用同樣興奮的眼睛在最不引人注意的事情上看到深義。他能注意到任何細節，哪怕是公司招牌上的名字，如果他覺得聽起來有韻律感，他也會願意念出來。將巴黎這座城市的邊邊角角都瞭解到，這幾乎可以說是我從他身上所看到的唯一的激情。有一次我們在一位共同的朋友那裡相遇，我告訴他說，昨天偶然去了過去的「街壘」，在皮克普斯公墓（cimetieredepicpus）葬著斷頭臺最後一批犧牲者的遺骸，安德烈·謝尼耶（andrechenier）也在其中。我向他描述了這塊令人感慨萬端、散亂地佈滿墳墓的小小草地，這是外國人難得一見的，也告訴他回來的路上，在一條街上一扇敞開的門當中瞥見了一座「伯根尼」（beginen）修道院裡的修女，她們安安靜靜地不說話，手裡拿著玫瑰花環，像在一個虔敬夢中那樣繞圈走。那是少有的一次，我在這個低聲、剋制的男人身上幾乎看到了急不可待：他一定要去看安德烈·謝尼耶的墓，還有修道院。他問我是否願意帶他去。第二天我們就去了。他帶著一種內心起伏的安寧站在這寂寞的墓園前，稱之為「巴黎最抒情的地方」。在回來的路上，那座修道院的門卻是關著的。現在我可以考驗他那安靜的耐心了，對此他在生活中也像在作品中一樣精通。「我們等待偶然。」他說。他站在那裡，頭略微低下，以便大門一旦開啟就能看到裡面。我們等了大概二十分鐘。有一位教會修女沿街走來，按了門鈴。「現在好了。」他小聲地說，激動不安。那位修女注意到了他沉靜的傾聽——我的意思是說，人們從遠處的氣息就可以感覺到他的存在——於是向他走過去，問他是否在等什麼人。他向她微笑——那種柔和的微笑馬上就帶來了信任——坦率地說自己很想看一下修道院的走廊。很抱歉，現在輪到修女對他微笑著說，她不能讓他進去。不過，她建議他去旁邊那個園丁小屋，從那裡樓上的窗戶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件事也這麼做成了，就如同許多次在他身上發生的那樣。

後來我們還相遇過很多次。每次當我想到里爾克時，我看到的是他在巴黎。所幸的是，他可以免於親歷這座城市最悲傷的時刻。

能夠得遇這樣罕見的人物，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收穫。但是，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的關鍵教益還沒有到來呢。那是人生中的偶然帶給我的禮物。在維爾哈倫那裡，我們和一位從事藝術史研究的人展開了一場討論，他痛惜地說，產生偉大雕塑家和畫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又激烈地反對。不比過去的偉大藝術家們遜色的羅丹，不是還生活在我們當中嗎？我開始列舉他的作品，就如同人們在進行反駁時常做的那樣，幾乎陷入了一種憤怒的激動當中。維爾哈倫暗自發笑，最後他說：「要是一個人那麼喜歡羅丹，那就應該和他本人認識一下。明天我去他的創作室。要是你方便的話，我帶你一起去。」

我方便還是不方便去？我高興得無法入睡。但是，到了羅丹那裡，我說不出話來。我無法好好跟他說話，站在那些雕像之間，好像我也是一尊雕像一樣。我的這種羞赧似乎博得了他的喜歡，因為在告別時這位老人問我是否想看一下他在默東（meudon）的創作室，那是他真正的創作室，甚至還請我一起用餐。第一個教益他已經給了我：偉大的人物總是最與人為善的。

第二個教益是，他們在生活中也總是最樸素的。這位譽滿全球的偉大人物，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他作品中的每一個線條我們都熟悉得如同老朋友一樣，他的飯食卻那麼簡單，就像中等農民家庭的伙食一樣：一大塊質量上乘而厚實的肉、幾顆橄欖、飽滿的水果，再加上味道醇厚的當地葡萄酒。這給我增添了很多勇氣，到最後我已經不再感到拘謹了，好像我和這位老人以及他的太太已經相熟多年了。

吃過飯後，我們過去到他的創作室。那是一個巨大的大廳，他最重要的作品的複製品都集中在這裡，這當中也有上百個珍貴的小型單件習作：一隻手、一隻胳膊、一個馬鬃、一個女人的耳朵，大多隻是石膏做成的樣本。我今天還能回憶起來某些他自己練習時所畫的素描圖，關於這些可以講上整整幾個小時。最後，大師把我帶到一個基座前面，在溼佈下面隱藏著的是他最新的作品，一座女人的頭像。他用自己那重重的、滿是皺紋的農民般的手揭開溼布，向後退了幾步。我情不自禁地從胸口吐出「美極了」這個詞，馬上又為自己有這樣的蹩腳舉止而感到羞愧。他帶著非常平靜的客觀觀察著自己的作品，沒有一丁點兒的自鳴得意，只是附和著我小聲嘀咕一句：「是嗎？」然後，他猶豫了。「只是這個肩膀……等一下！」他脫下外套，穿上白色工作服，手上拿起一把鏟子，用他那大師的動作去刮一下肩膀上那栩栩如生的，像是有呼吸一樣的白色皮膚。之後他又退回幾步。「還有這裡」，他小聲嘟噥著。又是通過一個小小的細節，效果得到了提升。然後，他不說話了。走向前，再退回去，從鏡子裡看著這座雕像，嘟噥著，嘴裡發出聽不清楚的聲音，改變著，修正著。他的眼神在吃飯時顯得和藹可親，現在卻凝聚著奇異的光，讓他顯得更高大、更年輕了。他工作著，工作著，帶著滿腔的激情，使出他那健壯而魁梧身軀裡的全部力量。每當他有力向前或者後退時，地板都發出吱吱的響聲。但是，他聽不到。他也沒注意到，一位年輕人無聲地站在他的身後，心提到嗓子眼裡，為自己被允許觀摩這舉世無雙的大師在工作而感到無比幸福。他完全把我忘了。對於他來說，我根本不在；對他來說，只有那個雕像、那件作品在，還有藏在這個作品之後那看不見的絕對完美的設想。

過了一刻鐘，過了半個小時，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長時間。偉大的時刻總是忽略時間的長度。羅丹如此全神貫注、如此完全地沉浸在他的工作當中，即便雷鳴也不能將他叫醒。他的動作越來越強硬，幾乎是憤怒的。他好像陷入了一種狂野或者沉醉的狀態，他動作越來越快。之後，他的手變得遲疑起來。他好像意識到了：他沒有什麼好做的了。一次，兩次，三次，他退回去，什麼也沒再改變。然後，他的鬍子後面發出了微弱的聲音，他說著什麼。然後，他溫柔地將溼布蓋在雕像上，就好像給心愛的女人在肩上披上圍巾。他長長地吐一口氣，渾身放鬆。他的身軀似乎又變得沉重了。火熄滅了。接下來發生了對我來說無法理解的情況，這也是一個偉大的教益：他脫下工作服，穿上夾克，轉身要出去。在這個精神完全集中的時刻，他把我徹底忘掉了。他根本不再知道，他自己把一個年輕人帶到這個創作室，要給他看自己的作品。現在這位年輕人被震撼了，站在他的身後，屏住呼吸，一動不動，像雕像一般。

他向門口走去。要鎖門時，他發現了我，甚至有點兒生氣似的盯著我：這個悄悄溜進他工作室裡的年輕人到底是誰？不過，他馬上就記起來了，幾乎有些羞愧地走向我。「對不起，先生」，他開始說。我不讓他繼續說下去。我只是充滿感激地抓住他的手：我甚至更想親吻他的手。在這個時刻裡我看到了所有偉大藝術的永恆秘密，按說這也是造就一項偉大成就的不二法門：集中，將全部力量、全部感官匯聚在一起，在每個藝術家身上能看到的那種忘我、那種出世。我學到了一些讓我受用終生的東西。

我本意是在5月底從巴黎去倫敦。但是我不得不將行期提前了十四天，因為一件始料不及的麻煩讓我那個可心的住處變得不那麼舒服了。這發生在一段特殊的插曲中，在讓我感到非常好玩的同時，也教會我法國不同社會階層特有的思考問題的方式。

聖靈降臨節的兩天節日期間，我離開了巴黎，與朋友們一起去欣賞我還沒有去過的壯麗的沙特爾大教堂（在巴黎以南70公里左右）。當我在星期二上午回到旅館房間準備換衣服時，發現這多個月來一直靜靜地立在角落裡的箱子不見了。我跑到樓下，找到這個小旅館的主人，一個粗脖子、紅臉頰的小個子馬賽人，他整天和太太輪班坐在那間小小的門房裡。我經常跟他有說有笑，有時候甚至和他一起到馬路對面的咖啡館裡玩他最喜歡的十五子游戲。他馬上變得特別生氣，用拳頭敲著桌子，怒氣衝衝地說出神秘的詞語：「還真是！」他還快速地穿上外套和鞋子——他總是穿著襯衫坐在門房裡——換下了舒適的拖鞋，向我解釋事情的原委。也許我有必要先提到巴黎的住房和旅館的一個特別之處，這樣就容易讓人理解。在巴黎，小旅館和大多數私人住房沒有大門鑰匙，而是由「看門人」來關門，只要外面有人按門鈴，門就會通過門房裡的一個按鈕自動開啟。小旅館和私人住房中的看門人不會整夜在門房裡，他們大部分是在半睡半醒的狀態，會在臥室裡通過一個按鈕來給人開門。誰要是想出去，得喊一聲「請開門」；誰要是從外面進來，也得說出自己的名字來：從理論上講，夜裡不能有陌生人溜入房子裡。凌晨兩點時，有人從外面按了我的旅館的門鈴，有人邊進來邊說了一個名字，聽起來和住在這裡的一個房客的名字相似，還拿上了在門房裡掛著的房間鑰匙。按說旅館主人有責任從玻璃窗裡確認來者的身份，不過好像他是太困了。大約一個小時以後，又有人從裡面喊「請開門」，要離開房子。守門人給開了門以後，覺得有些奇怪：怎麼會有人在夜裡兩點離開呢？他起來了，從後面看到那個從旅館裡出去的人提著一隻箱子走在巷子裡。他馬上披上睡衣，穿上拖鞋跟蹤那可疑的人，直到他走進田園街的一家小旅館。這時他根本沒想到那人會是一個小偷或者強盜，於是又安穩地回到床上躺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