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臨了：在19世紀的最後一年，我們終於可以在走出遭人憎恨的文理中學後摔上它的大門。在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通過了畢業考試——因為關於數學、物理以及那些經院哲學的東西，我們知道些什麼呢？——以後，我們的校長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來讚譽我們，為了這個特殊的慶典場合，我們都穿上了黑色的、莊重的禮服。校長說，現在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從此要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幹來給祖國爭得榮譽。八年朝夕相處的夥伴關係也隨著畢業而分崩離析，同坐在這條船上的夥伴我後來又見到過的只有很少的幾個。我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在大學注了冊，而那些不得不從事其他職業和活動的人，則帶著滿是嫉妒的眼光來看我們。
在那個早已不復存在的時代，上大學還是一種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榮耀。當上大學生就獲得了某些特權，這些年輕學子的特權之多超過所有的同齡人。這種古風猶存的特例在德語以外的國家無人知曉，因而有必要來解釋一下這些荒誕而不合時宜的事情。我們的大學大多成立於中世紀，在那個時代，跟淵博的知識打交道還算是不同尋常的事情。為了能夠吸引年輕人來大學就讀，大學生們被授予一定的等級特權。中世紀的學者不在一般法庭的管轄範圍內，在校園裡不能受到警察的搜查或者叨擾。大學生穿特殊的制服，享受可以決鬥而不受懲罰的特權，他們被認可為一個封閉式行會，有自己的良俗和惡俗。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傾向日漸加強，當其他中世紀行會都已經被解散之後，整個歐洲範圍內學者的特權地位也隨之喪失了。只有在階級意識比民主意識更勝一籌的德國和講德語的奧地利，大學生們還固執地抓住這些早已沒有任何意義的特權不放手，甚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大學生行為準則。一名講德語的大學生在一般性的市民名譽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大學生「名譽」。要是有誰羞辱了他，他就得給這個人「一點兒顏色看」。這就是說，他得拿起武器跟這個人決鬥，要證明自己有能力「挽回名譽」。依照這種自鳴得意的評判，「有挽回名譽」資格的不是商人或者銀行家，只能是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學者、大學生或者軍官，此外任何人無法享有這種特殊的「榮譽」，跟一個嘴上無毛的愚蠢青年劍光相見。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一個人要想讓人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就得證明自己的男子漢氣概，這也意味著要儘量多地參加決鬥，甚至要讓這些英雄行為造成的標記留在臉上。有著光滑的面頰，沒有被打歪過的鼻子，對於一位真正的日耳曼學者來說算是沒尊榮的。那些屬於不同社團的大學生——這些人隸屬於以某些顏色自我標記的聯盟團（verbindung）——總是要有事沒事地找機會「來一場」，他們要麼互相決鬥，要麼不斷去挑釁那些不願爭鬥的大學生或者軍官。在聯盟團的擊劍房裡，每個新入夥兒的大學生都得在這一維護名譽的主要行為上露一手，他們也得學會這些群體中的其他慣習。每個「狐狸」——這是對新來者的稱呼——都會被分派給一位聯盟團兄長：新來者要像奴隸一樣對這位兄長唯命是從，而聯盟團兄長要教會新來者入鄉隨俗的高階藝術：喝酒喝到嘔吐為止，將整罐啤酒一口氣一滴不剩地喝光，要這樣光彩地來磨鍊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懦夫」；或者在合唱當中大聲吼著大學生歌曲，半夜裡到大街上尋釁滋事來跟警察過不去。所有這些行為都被當成是男子漢的、大學生的、德意志的做派。當這些年輕人在星期六出去「遊逛」時，他們手裡舞動著小旗子，頭戴各種顏色的帽子，身上披著花花綠綠的飄帶，這些頭腦簡單，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無比自以為是的小夥子感覺自己才是年輕人的精神代表。他們居高臨下地蔑視那些「粗人」，因為這些人壓根不知道去尊崇知識層的文化和日耳曼的男子漢氣概。
對一位從省城高中畢業來到維也納的愣頭青來說，這種活躍而「開心的大學時代」被看成一切浪漫經歷的濃縮。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上了年紀的公證人或者醫生在自己村子裡與人杯酒交談中，還會因為交叉掛在房間牆上的劍或者各色仿製品而深為動情，他們驕傲地將臉上的傷疤當成知識人階層的標記。對我們來說，這種簡單粗魯的活動只讓人反感，如果我們看到這樣一群身佩彩色飄帶的人走過來，就躲到牆角等他們過去。對我們這些將個人自由賦予最高意義的人來說，這些人樂於展示攻擊性、熱衷於屈從群體，這正好表明了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最危險的內容。更何況我們也知道，這些曲意造作的浪漫活動之後是精心的計算，隱藏著各種目的：歸屬於某個「好鬥」的年輕人團體，會讓每一個成員得到這個團體中身居高位的「長老」們的保護，讓他們未來的職業前程變得容易些。以波恩為基地的「普魯士人」是唯一一條有把握地通向德國外交界的道路，奧地利的「天主教聯盟」則是在當政的基督教社會黨中謀求肥缺的好途徑。這些「英雄」大多都非常清楚，他們佩戴的這些飄帶將來都能替代現在耽誤掉的學習，他們額頭表皮上的幾條疤痕在求職時會比額頭後面大腦裡的內容更有用。單是看到這些粗魯、軍人化的烏合之眾，看到他們那一張張帶著傷疤、尋釁挑事的臉就讓我覺得在大學學習奇苦無比。那些真正帶著強烈的求知慾來大學學習的人，在去圖書館和報告廳時都會寧可選擇走後面的小門，就是為了避免可能會與這群無聊的傢伙有任何不期而遇。
我應該讀大學，這是家庭會上早已經決定好的事。但是，要上哪個系呢？在這一點上，我父母給我以完全的自主決定權。我哥哥已經進入了父親的工業企業，這樣第二個兒子的前途設計就完全沒有必要著急。我上大學的意義原本便是保證給家庭榮譽上增加一個博士頭銜，無所謂是哪個專業的。我的靈魂早已經屬於文學，對任何一個有專業規範的學科都不感興趣，甚至還對整個學術活動有一種不可言說的不信任，直到今天它還沒有消失。對我來說，愛默生的「書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學」這一斷言一直是有效力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一個人不用上中學、大學就能成為一位出色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語文學家或者法律學家或者其他什麼學家。這在我的實際生活中也無數次得到證明，古舊書店店主對於書籍的瞭解比專業教授還要多，藝術商比藝術研究者更懂藝術，在所有學科領域，很大一部分關鍵性啟發和發現都來自學科之外。也許對於那些智力平平的人來說，學術機構是實用的、可行的、生效的，但在我看來，對於個體的創造性天賦來說那純粹是多此一舉，甚至會起到阻礙的效果。像我們維也納這所有六七千學生的大學，這一情況就尤為嚴重。到處人滿為患，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接觸一開始就受到阻礙，因為太忠於傳統而完全落後於時代，我看不到哪個人能激發起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所以，我在選擇專業時依據的標準，不是挑那個我在內心深處最願意瞭解的專業；正好相反，我要選那個對我最不困難的專業，以便騰出最多時間和自由投入自己願意做的事情上。最終我選擇的是哲學專業，或者說按照我們當時依照舊學科劃分被稱為「狹義的」哲學，實際上這並非出自內心的呼喚，因為我的純抽象思維能力實在非常有限。在我這裡，某些想法的產生毫無例外地都是與物、事件或者具象連在一起的，所有純粹理論性的或者形而上的東西，我都是怎麼也學不會的。不管怎麼說，這個專業的純閱讀材料領域是最明確的，在「狹義」哲學專業的課程也是最好混的。整個學業中最大的麻煩就是，在八個學期結束以後，得交上一篇畢業論文，參加幾次考試。這樣我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時間安排：三年的時間我根本不理會大學學習！然後，在最後一年以最大的努力去掌握那些經院式閱讀材料，快速地完成一篇管它是什麼樣的論文！這樣大學就能給予我那件我想從它那裡得到的唯一之物：在我的人生中有那麼幾年徹底的自由，讓自己投身藝術當中。這是大學帶給我的生活。
縱觀我的整個人生，我很少能回憶起來有剛上大學那幾年那麼幸福的生活，那是沒有大學學習的大學生活。那時我還年輕，根本沒有那種必須要成就什麼的責任感。我相當自由，每天的二十四個小時全部屬於我自己，可以讀書、工作，想做什麼做什麼，不必因此感到虧欠了任何人。考試的陰雲遠未出現在明亮的地平線上：如果以十九年的生命歲月為參照的話，三年是多麼長的時間，我們可以把它們安排得多麼豐富、多麼感性，我們會讓它們帶來多少驚喜和禮物！
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將我的詩歌進行——用我當時的話說——毫不留情面的篩選，編一本詩歌選集。今天我還會毫無羞赧地承認，對於當時剛剛高中畢業十九歲的我來說，油墨的香味要勝過這地球上最香甜的氣味，要比設拉子的玫瑰油氣味更甜美。任何一家報紙發表我的任何一首詩歌都會給我那搖晃不穩的自信帶來一股新力量。我現在不應該有一個決定性的飛躍，嘗試著出版整個詩集嗎？夥伴們的建議讓我做出了這一決定，他們比我自己對我的詩歌更有信心。我冒昧地將詩稿乾脆寄給當時那家有代表性的德語詩歌出版機構：舒斯特爾·勒夫勒（schuster&löffler）出版社。這是利利恩克龍（detlevvonliliencron，1844—1909）、戴麥爾、比爾鮑姆（ottojuliusbierbaum，1865—1910）、莫姆伯特（alfredmombert，1872—1942）那整整一代詩人的出版人，同時他們也出版里爾克、霍夫曼斯塔爾等人的新型德語抒情詩。然後呢，那是奇蹟和吉兆！令人難忘的幸運時刻接踵而至，這在我的作家生涯中再也沒有出現過，哪怕在已經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之後也沒有過：有一封帶著出版社印章的信。我不安地將這封信拿在手裡，沒有勇氣去開啟它。我終於屏住呼吸來讀這封信：出版社決定接受書稿，甚至還要求有出版後續作品的優先權！一稿校樣的郵包送到了，我帶著無比的激動把它開啟，去看字型、編排格式、書的毛本樣式。幾個星期以後，第一批樣書就寄來了。我不知疲倦地對它們去注視、撫摸、比較，一遍又一遍！隨後我就孩子氣地到各家書店裡去轉悠，看他們是否已經把樣書擺出來了，看看這些樣書是擺在店面中央呢，還是堆在某個角落裡。再往後呢，就是期待來信，等著最初的評論，期待著人們對此的最初反應，來自素不相識之人，來自意想不到之人。那些曾經讓我倍感嫉妒的第一次出書的人所經歷的緊張、激動和興奮都出現在我身上。不過，這種陶醉不過是一見鍾情般的初戀，絕非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為是。至於後來我自己怎樣看待這些早期詩作，一個簡單的事實最能說明問題：我再也沒有重印這本《銀弦集》（silbernesaiten）——這是我那已經被毀掉的處女作的書名——而且沒有將這裡面的任何一首詩收入我的《詩歌全集》。那些詩句是一些拿捏不準的預感，或者是無意識的感覺代入，它們並非從自身的經歷中噴薄而出，而是出自我對語言的激情。不管怎麼說，它們顯示出了一定的音樂性，也有足夠充分的詩歌形式感，能夠在對詩歌感興趣的特定圈子裡受到關注，我也無由抱怨說自己沒有受到鼓勵。利利恩克龍和戴麥爾這兩位在當時屬於抒情詩領軍人物的大詩人給予十九歲的我以發自內心的，已經像是同仁一般的認可；像神一樣令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里爾克寄給我他最新詩集的特印本，上面的贈言寫著「帶著感謝的心情」，作為對我那本「如此美好的書」的回贈。我把里爾克的贈書當成我青年時代最為珍貴的回憶之一，從奧地利的廢墟中將它搶救出來帶到了倫敦（現在它會在哪裡呢？）。我甚至這麼想，里爾克饋贈我的第一件友情禮物——許多禮物中的第一個——已經四十年了，這些我所熟悉的作品從亡靈國度在向我致意，當然這有點兒讓人毛骨悚然。不過，最最令我沒有想到的意外是，當時與理查德·史特勞斯齊名的尚在人世的偉大作曲家馬克斯·雷格爾（maxreger）居然請求我允許他為其中的六首詩譜曲。此後我多少次在音樂會上聽到這首或者那首詩——我自己寫的，但是我自己早已忘記或者捨棄的詩作，卻在另外一種藝術中經由一位大師的創作而得以傳世。
在這些未曾期冀的認可中也伴隨著一些友好而坦率的批評，但它們還是在恰到好處的時機給我足夠多的鼓勵，促使我有勇氣邁出一步：因為我無可救藥地缺少自信，所以從來沒有或者說沒有及早地走出這一步。在高中時我就在文學雜誌《現代》（morderne）上發表過短篇小說和散文，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影響更大、發行更廣的報紙上做這種嘗試。其實，在維也納，高階別的報紙也只有一份，即《新自由報》（neuefreiepresse）。這份報紙以高雅的格調、文化上知名度以及政治上的聲望在整個奧匈帝國備受重視，其地位正如《泰晤士報》在英語世界或者《時報》（letemps）在法語世界中一樣。甚至在德意志帝國也沒有哪家德語報紙去努力達到這樣足具代表性的文化水準。這家報紙的主編莫里茨·貝內狄克特（moritzbenedikt）有著非凡的組織才能，他孜孜不倦地努力，使出渾身解數要讓自己的報紙在文學和文化領域裡超越所有的德語報紙。如果他想爭取某個名作家賜稿，會不顧惜任何代價，連發十幾封二十封電報，並且同意預付稿酬。每逢聖誕節和新年的節日專號，文學副刊上就會出現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名字：法朗士（anatolefrance）、豪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蕭伯納等人的名字就一起出現在這張報紙上。對於整座城市甚至整個國家文學品味的形成，這家報紙所做的貢獻無法估量。這家報紙有順勢而為的「進步的」、自由的世界觀，有穩重而謹慎的態度，模範地代表了傳統奧地利的高文化水準。
這個「進步」的聖殿裡還有一個特別的神壇，即被稱為「文藝副刊」的那一部分，正如巴黎的大報《時報》和《論壇報》所做的那樣，在與那些政治的、日常的時效性資訊明確分割開的欄目中，他們刊登關於詩歌、戲劇、音樂和藝術最有分量、最精闢的評論。在這裡，只有那些早已被認可的權威才能發言。只有具備了精闢的見解，多年的比較經驗，對藝術形式的完美掌握，一位作者才有可能經過多年考驗後被召喚到這神聖之地。施派德爾（ludwigspeidel）這位「小藝術」大師以及漢斯利克（edwardhanslick）在這裡主評戲劇和音樂，他們的評論所具有的聖父般的權威性與聖伯夫（charlesaugustinsainte-beuve）在巴黎主持的「星期一評論」一般無二。在維也納，他們給出的「行」或者「不行」能決定一部作品、一齣戲劇或者一本書的命運，與之連在一起的往往也是一個人的命運。這裡發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當時知識界的每日話題，這些作品會受到討論、批評、讚歎、痛恨。每一次有新名字出現在早已得到尊敬和認可的「副刊作者」名單當中，就是一件轟動性的大事。在年輕一代當中，唯有霍夫曼斯塔爾有機會在那裡發表幾篇他的精彩文章。其餘的年輕作者，只好滿足於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文學報紙上不起眼的後面幾頁。誰能給《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寫頭版，對維也納來說，他的名字就被刻到大理石豐碑上了。
我如何有如此這般的勇氣，將自己的一個小小作品投稿給《新自由報》——對我的父輩和家鄉來說，這份報紙幾乎如同最高的神諭一樣——今天我已經想不起來了。不過，最壞的結局也無非是被拒絕而已。每個星期當中只有一天的下午兩點到三點，副刊主編才接待來訪者。因為要經常接待那些著名的、固定的撰稿人，主編很少有時間花在處理投稿者的稿件上。我心怦怦跳著走上狹窄的旋轉樓梯，來到辦公室通報了自己的姓名。幾分鐘以後雜役回來說，副刊主編先生有請，於是我走進那個狹長的小房間。
《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主編名叫特奧多爾·赫爾茨爾（theodorherzl）。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與一位能載入世界史的重量級人物面對面站在一起。當然，他自己還不知道，他本人註定要給猶太民族的命運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帶來怎樣巨大的轉折。當時，他的態度還是經常矛盾的，不那麼一目瞭然。他從詩歌寫作開始，很早就顯示出奪目的報人天賦。他先是擔任駐巴黎的通訊記者，然後作為《新自由報》副刊的專欄作家而深受維也納讀者的青睞。他的文章富於敏銳，往往也是睿智的觀察和優雅的筆調，帶著一種高雅的魅力，哪怕是涉及批評這類尖刻的內容也不會失去那與生俱來的高貴氣質。這是人們在報刊中能讀到的最有文化修養的文章，能讓一座習慣於欣賞精細感覺的城市為之傾倒，這些文章直到今天仍然散發著魔力。他的一個劇本也曾在城堡劇院上演，大獲成功。現在，他是一個有名望的人，被青年當成神一樣的偶像，被我的父輩所尊重。直到那一天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之事，他的人生從此改變了。命運總是能夠想辦法來找到它那隱秘目標所需要的人，哪怕這個人想把自己隱藏起來。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巴黎的一個經歷震撼了他的靈魂，這是一個改變了他全部生活的時刻：作為一名記者，他列席了對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的當眾貶黜。他親眼看見了人們將他的肩章撕下時，這位臉色蒼白的人大喊：「我無罪！」在這一時刻，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在內心最深處透徹地明白德雷福斯是清白的：那些可怕的背叛嫌疑之所以被強加到他身上，那是因為他是猶太人。在大學時期，帶著正直的男子漢氣概的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就曾經為猶太人的命運感到痛苦。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他那先知般的直覺，他已經提前感受到了整個悲劇，因為在當時還幾乎看不出真的會有厄運當頭。他天生有著領袖的感覺，而且相貌堂堂，思想上的博大深邃和淵博知識都使他不愧為一個領袖人物。他當時已經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計劃，要讓猶太人面臨的痛苦命運有一個最終的完結，那便是通過自願受洗讓猶太教和基督教統一起來。他曾經設想過這樣的戲劇性場景：他將成千上萬的奧地利猶太人帶進斯特凡大教堂，以一幕堪為樣板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場景，讓這個被驅逐、沒有家鄉的民族從遭受歧視和仇恨的詛咒中解脫出來。很快他就認識到這個計劃不可行。有那麼一些年，分內的工作將他的精力從這個他此生註定要去解決的「原問題」上轉移開了。而今，在德雷福斯遭到貶黜這一刻，他的民族永遠遭受鄙視的這一想法湧上心頭，就像匕首一樣扎進他的胸膛。如果隔離是不可迴避的，那麼就徹底隔離好了！如果命運讓我們一再承受屈辱，那麼我們就以自豪來面對它；如果我們因為沒有家鄉而受難，那麼我們就建設一個自己的家鄉！於是，他出版了一個小冊子《猶太國》。他在這裡宣告：對猶太人來說，所有的融入努力，對徹底寬容所抱有的一切希望，在猶太民族身上都不可能發生。必須在過去的家鄉巴勒斯坦建立一個自己的新家園。
當這本簡短卻劍拔弩張的小冊子出版時，我還在上中學。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來，當時維也納的市民——猶太人階層普遍有著怎樣的吃驚和憤怒。他們滿不高興地說：這位平時那麼聰明、風趣，有教養的作家哪根筋不對勁兒了？他在幹什麼，寫什麼蠢事？為什麼我們要去巴勒斯坦？我們的語言是德語，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家園是美麗的奧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治下，我們過得不是好極了嗎？我們不是獲得體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職位嗎？難道我們不是有平等權利的國家公民，不是這座我們深深熱愛的維也納城土生土長、忠貞不貳的市民嗎？難道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進步的時代，所有的宗教偏見在幾十年以內就會蹤跡全無嗎？為什麼這個自己也是猶太人，想要幫助猶太人的人，就在我們每一天都與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內在地聯結在一起的時候，卻要替我們最惡意的敵人提供論據，要把我們分化出去？拉比們怒火滿腔地離開佈道臺，《新自由報》的總編禁止在他的「激進」報紙上提到「錫安主義」（「猶太復國主義」）這個詞彙。維也納文學界的忒耳西忒斯、尖刻諷刺大師卡爾·克勞斯（karlkraus）還寫了一個小冊子《錫安的王冠》。當特奧多爾·赫爾茨爾走進劇院時，整個劇院裡的人都會嘲諷地小聲說：「陛下駕到！」
赫爾茨爾剛開始也許還覺得這是人們對他有誤解。在維也納，他多年受到人們的愛戴，他也視這裡為最安全的地方，但是這裡的人卻背棄了他，甚至嘲笑他。然而，帶著巨大的力量和喜悅的回應突然來到了，這甚至把他給嚇著了：他只用了那麼幾頁紙就在這個世界上引發了那麼大的一場運動。這場運動當然不是來自西部那些生活舒適，有著良好社會地位的猶太市民階層，而是來自東部的廣大群體，那些生活在加里西亞、波蘭和俄國的猶太人聚居區中的無產者。赫爾茨爾根本沒有想到，他這本小冊子在那些素不相識的人當中，讓灰燼中猶太文化滾燙的炭火重新燃起火苗：千年的彌賽亞夢想，神聖的經書中所強調的迴歸到上帝稱許的土地。這種希望，同時也是一種宗教信念，讓那些數百萬受虐待、受奴役的人感受到，這是生活唯一的意義所在。在這兩千年散居世界各地的過程中，每當有人——先知或者騙子——撥動這根琴絃，這個民族的靈魂就湧動起來，不過還從來沒有像這次這麼強烈，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帶著咆哮般的迴響。一個人用幾十頁紙將那些星散各地、毫不相干的人群變成一個整體。
這最初的瞬間，當理念還如夢一般沒有定型時，肯定也是赫爾茨爾短暫的生命中最為幸福的時刻。一旦他開始試圖將這個目標固定在實際的空間，將各種力量聯結在一起時，他就不得不承認，他的這個猶太民族是多麼分化：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民族當中，有著各不相同的命運；這裡是嚴格信奉宗教的，那裡是自由思想的；這裡是社會主義的猶太人，那裡是資本主義的猶太人，他們用各種語言彼此相爭，大家都不願意服從一個統一的權威。我第一次見到他的那一年，1901年，他正處在鬥爭當中，也許他也在與自己進行鬥爭。他還不能放棄這個讓他養家餬口的職位，他還必須將自己分身於渺小的報紙編輯工作與他真正的人生使命之間。當時接待我的那個人，還是那位文藝副刊主編特奧多爾·赫爾茨爾。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站起身來跟我打招呼。我不由自主地感覺到，那個含沙射影帶著惡意的綽號「錫安國王」還真是一語中的。他看起來真的像個國王，高聳開闊的額頭，清晰的面部輪廓，長長的、幾乎是青藍色的佈道者鬍鬚，深藍色的憂鬱眼睛。他那大幅度的、有些戲劇化的手勢在他這裡一點兒也不顯得做作，因為這些動作都出自一種自然而然的威嚴，他也根本用不著特地在我面前顯得自己是個多麼重要的人物。即便在這個極為狹窄，只有一個窗戶的編輯辦公室裡，坐在一張已經用舊了，堆滿了紙張的辦公桌前，他也好像一個貝都因部落的頭人一樣。要是他穿的是一件下垂飄然的白色貝都因長衫，也一樣會顯得自然得體，就如同他現在穿著精心剪裁的，顯然是依照巴黎樣式製作的黑色圓角長禮服一樣。在一個有意保持的簡短停頓——正如我後來經常觀察到的那樣，他喜歡這種不起眼的效果，這可能是他在城堡劇院學來的——以後，他居高臨下然而還是帶著善意將手伸給我。他手指自己旁邊的沙發，問我：「我覺得，您的名字我已經在什麼地方聽到過，或者讀到過。詩歌，對嗎？」我不得不承認。「現在呢，」他仰身說，「您給我帶來了什麼？」
我回答說，自己很想投稿一份小小的散文作品，然後遞給他手稿。他看著首頁，翻著手稿直到最後一頁，以便估算一下長度，然後在長背座椅上再往後靠一靠。讓我吃驚的是（我根本沒敢這麼指望），我注意到他開始讀我的稿子。他讀得很慢，翻過一頁也不抬頭。等到他讀完了最後一頁，他慢慢地將手稿捲起來，做得很複雜，但是仍然沒有看我。他將手稿裝進一個稿件袋，用藍色的筆在上面做了一個標記。等到用這個神秘莫測的做法讓我緊張得時間夠長了以後，他才將深沉的目光轉向我，帶著有意識的、緩慢的莊重對我說：「我很高興能告知您，您那篇美麗的散文被《新自由報》接受了。」這場景，就好像拿破崙在戰場上將一枚榮譽軍團的十字勳章別在一位年輕中士的胸前一樣。
這原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只有維也納人，也只有那一代的維也納人才明白，這種提攜能幫助人邁出多麼大的一步。這樣一來，我以十九歲的年齡一夜之間就躋身於名人的行列當中。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從一開始就對我讚賞有加，他還馬上利用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人們不應該以為維也納藝術界會凋零，正好相反，在霍夫曼斯塔爾之外，維也納還有一批年輕的天才，對他們抱有怎樣的期待都不會過分：他第一個提到的是我的名字。我一直覺得那是一種特別的獎項，有特奧多爾·赫爾茨爾這樣分量的人物第一個站出來，在一個能讓人看到同時也是有很大責任的位置上替我說話。這也讓我後來的那個決定變得非常困難——好像我不知道「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這個道理似的：我沒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去加入甚至共同領導他發起的猶太復國運動。
但是，我不願意讓自己真正和他的這個事情攪在一起。讓我發怵的主要是那種尊重感的缺乏。今天我們都難以想象會有那樣毫無尊重可言的方式，而恰好是赫爾茨爾自己的同路人對他持有這種態度：東部猶太人指責他根本不懂猶太文化，連猶太風俗都不知道；國民經濟學家把他當成一個副刊專欄作家。每個人都對他有所指責，提出自己的不滿，而且在這樣做時並非總是帶著敬意。我知道赫爾茨爾曾經善待和幫助過很多失意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這個圈子裡一直有的那種尋釁的、自以為是的反對派姿態，缺少實在的、真心的從屬精神，讓我覺得自己跟這個運動有疏離感，雖然我一度因為赫爾茨爾而懷著好奇走近它。有一次我曾經和赫爾茨爾談到這個話題，我公開承認自己對他的隊伍中缺少規矩的情形很不受用。他有些苦澀地笑了笑，說：「您別忘記，我們幾千年來都在面對問題，都習慣了跟理念爭吵。我們猶太人在兩千年的歷史上沒有實踐，沒有給世界帶來什麼‘真實的’東西。無條件的獻身精神也是需要學的，我自己到了今天還沒有學到手，因為我自己還在不時地寫專欄，我還是《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按說我的責任是，除了那件事以外不要有任何想法，不要在稿紙上寫任何東西。不過，我已經在改進自己，我一定要自己先學會獻身，也許其他人會跟我一起學。」我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他這番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們都不理解，為什麼過了那麼長時間他還不決定放棄《新自由報》的職位，我們以為他是出於養家的考慮。很久以後世人才知道，事情並非如此，他甚至將自己的私人財產都奉獻給了那件事。在這種矛盾中，他自己經歷著怎樣的痛苦，不光體現在這段談話上，他日記中的許多內容都是內心痛苦的明證。
以後我還見到過他很多次，但是在多次相遇中只有一次於我如此重要，它保留在我的回憶中，令我難以忘懷，也許因為那是最後一次。我曾經去了國外一段時間，期間與維也納只保留著通訊聯絡。終於有一天我在城市公園中碰到他了。他好像是從編輯部出來，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著。他不再有過去那種健步如飛的步伐了。我禮貌地向他致意，想與他擦肩而過，但是他快速向我走過來，把手伸給我說：「為什麼您要躲起來？您根本沒必要這麼做。」他很贊同我經常去國外的做法。「這是我們唯一的路，」他說，「我所瞭解的事情，都是在國外學到的。只有在國外，一個人才能學會保持距離來思考。我敢肯定，如果不是身在國外的話，我肯定不會有勇氣寫出那個最初的設想。還在萌芽和成長的狀態，人們就會把它給毀了。謝天謝地，我把它拿出來時，那已經成形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接著他非常懊喪地談到維也納，最大的阻力來自這裡而不是外面。新的推動力尤其來自東部，現在也有來自美國的了，但是他已經感到太累了。「從根本上，」他說，「我的錯誤在於動手太晚了。維克多·阿德勒在三十歲時已經是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在他最年富力強、最能進行戰鬥的年齡，更不用說歷史上的那些大人物了。您知道，我在頭腦中為那些失去的歲月感到難過——那些我沒有早些投身到這項工作中的歲月。要是我的健康如同我的意志一樣旺盛，一切就都好辦了。可惜，人無法贖回逝去的歲月。」
我還陪著他走了一段長路，一直到他家門口。他站住，將手伸給我：「為什麼您從來不來看我？您還從來沒有來過我家裡。您提前給我電話，我把時間騰出來。」我答應了他，但是決定不兌現這個承諾：越愛戴一個人，我就會越敬重他的時間。
不過我還是去了他的家，就在幾個月以後。他的病——曾經讓他身體前躬的病——現在突然發作了，現在我只能陪伴他走向墓地了。那是一個特殊的日子，7月裡的一天，對於每個親歷這一場景的人都是難以忘懷的一天。因為突然之間，這座城市的各個車站，每一輛火車，黑夜白晝，都是從各國各地趕來的人，他們是來自東部的、西部的、俄國的、土耳其的猶太人，他們從不同的省份和小城市突然蜂擁而至，噩耗帶來的震驚還寫在他們的臉上。人們從來沒有比現在更清晰地感覺到：一個偉大運動的領導人在這裡被抬往墳墓；而此前，爭吵和辯論曾經讓人們對此視而不見。送葬的隊伍一眼望不到盡頭。維也納突然意識到，這位離世的人不光是一位作家或者一位普通詩人，而是一位思想理念的塑造者：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需要經歷很久才會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勝利地挺立出來。墓地出現了騷動：太多人突然湧向他的靈柩，啼哭著、悲號著、大喊著陷入一種難以控制的爆發式絕望當中，那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暴躁、一種怒火。一切秩序都被一種根本的極度悲傷所打破，葬禮上的這番情形我此前從來沒有看到過，此後也沒有。這上百萬人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巨大的、撞擊性的痛苦，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這位孤獨的人以他的思想力量將多少激情和希望釋放到這個世界上。
我能隆重地邁入《新自由報》的副刊，於我的真正意義是在私人方面。在家人面前，我贏得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說服力。我父母很少與文學打交道，他們也不做任何評價。對於我父母以及整個維也納的市民社會來說，《新自由報》讚揚的東西便是重要的，那裡忽略或者批評的東西都是不值一提的。發表在副刊上的文章，在他們看來都是獲得最高權威認可的；能在那裡發表見解或者做出評判的人，光因為獲得那裡的一席之地已經足以收穫人們的尊重。您可以想象一個這樣的家庭，他們每天帶著敬畏和期待將目光投到這份報紙的第一頁上，某天早晨他們難以置信地發現，這位並不那麼有條理的十九歲年輕人，這位跟他們一起坐在桌邊的人，這位在學校里根本不出類拔萃的人，居然能在這個責任重大的地方，在那些著名的、經驗豐富的男人名字中間找到發表自己看法的一席之地，而此前他們帶著善意把我寫的東西當成「沒有危險的」遊戲來接受（反正比打牌或者跟輕佻的姑娘調情好），他們在家裡也從來沒有重視過的看法。假如我寫出來的是像濟慈、荷爾德林、雪萊那樣最美的詩作，也許不會讓周圍人能對我這樣刮目相看。每當我走進劇院，總會有人對我這個以神秘莫測的方式打進長老和德高望重者行列的毛頭小夥指指點點。由於我經常或者甚至說定期在《新自由報》副刊上發表作品，我很快就面臨著成為一位在當地受尊敬之人物的危險。我幸運地及時擺脫了這種危險：一天早晨我告知父母說，自己想在下個學期去柏林學習，這讓他們吃驚不小。我的家庭對我或者說對投給我金色影子的《新自由報》太過尊重，他們無法不滿足我的願望。
我當然沒有想去柏林「讀大學」。我在那裡如同在維也納一樣，一個學期只去大學兩次，第一次去是為了辦聽課註冊，第二次是去提交所謂的聽課證明，接受檢查。我在柏林想要尋找的，既不是同學也不是好教授，而是一種更高階、更完美的自由。在維也納我還是覺得被束縛在圈子之內。我所交往的文學界同仁，幾乎都和我自己一樣來自猶太——市民社會這一階層。在這座狹小的城市裡，大家都彼此知道對方是誰，我無可迴避地是那個「好」家庭的兒子，而我對那個「好」社會已經感到厭倦；我甚至願意進入一個特別的「壞」社會，一種沒有強迫、沒有制約的生存形式。至於誰在柏林的大學裡講授什麼，這些資訊我從來沒有去課程目錄裡檢視。對我來說，知道那裡的「新」文學比在我們這裡表現得更活躍、更激盪，這理由已經足夠了。在那裡可以與戴默爾以及年輕一代的其他詩人相遇，在那裡不斷有新的雜誌、歌舞劇場、話劇場成立。總之，用維也納的話說，那裡就是一個總有什麼事發生的地方。
的確，我是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時刻來到柏林。自從1870年以來，柏林從一個非常理性、小小的、也不富裕的普魯士王國的首都一躍成為德意志皇帝駐蹕的都城，這讓施普雷河畔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推動力。不過，在藝術和文化活動方面的領軍形象還沒有落到柏林身上：畫家和詩人讓慕尼黑成為真正的藝術中心，德累斯頓的歌劇院主導著音樂領域，那些小型的王室都城都在將有價值潛力的因素吸引到自己的城市中來。尤其是維也納，在很多方面——它的百年傳統，被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天才人物——當時都要遠遠勝出柏林。不過，最近若干年德國經濟的迅猛崛起開始讓柏林有了翻身之日。大公司、資財雄厚的家庭搬遷到了柏林，新財富帶著強勁的大膽嘗試精神給這裡的建築設計和劇院給這座城市帶來的機會，要勝過任何一座德國城市。在威廉皇帝的保護之下，博物館的規模在擴大；這裡的話劇院，有奧托·布拉姆（ottobrahm）這樣的模範領導者。正因為這裡沒有真正的傳統，沒有幾百年古老文化的存在，年輕人被吸引到這裡進行各種嘗試。畢竟，傳統也總是意味著阻礙。面對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大膽試驗，維也納這座受到傳統的束縛，對自身的過去頂禮膜拜的城市，表現出謹慎觀望的態度，而柏林正想迅速以富有個性的形式來打扮自己，正在尋找新的東西。毫不奇怪，整個帝國範圍內，甚至奧地利的年輕人都湧向柏林，他們當中的那些天才也真正獲得了成功。維也納人馬克斯·賴因哈德在柏林用了兩年就獲得的職位，如果在維也納的話，他需要耐心地等上二十年。
正當柏林處在從一個王國首都到世界城市的過渡階段，我來到了柏林。在維也納看到了太多從了不起的祖先那裡繼承而來的美，到柏林後的第一印象更多是失望。柏林決定性地向西擴充套件——在那裡要出現一些新建築物，而不是像締爾園別墅那樣的奢華建築——還剛剛開始；腓特烈大街和萊比錫大街仍然是城市的中心，這裡的建築物單調，裝飾顯得那麼笨拙。要想去郊區維爾默多夫（wilmersdorf）、尼古拉湖（nikolassee）、施特格利茨（steglitz）還只能頗費周折乘有軌電車；要想去有著美麗的植物風光的馬克湖區，那不啻一次探險旅行。除了那條古老的「菩提樹下大街」（unterdenlinden）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根本沒有維也納那樣的環城車道；由於普魯士式的節儉，也根本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高雅奢華。女人們穿著自己剪裁的，沒有任何裝飾的衣服去劇院。所到之處，人們看不到那些輕盈、靈巧、揮金如土的手，而在巴黎和維也納，這樣的手知道如何將便宜得一文不值的東西變成令人心醉神迷的奢侈品。在任何細小之處，人們都可以感覺到那種腓特烈式的、吝嗇的儉樸持家。咖啡淡而無味，因為每一個咖啡豆都要節約下來；飲食單調無趣，沒有果汁和提神飲料；整潔、僵硬而細緻的秩序是隨處可見的主調，而在我們那裡則是歡快湧動的音樂。我的柏林女房東和維也納的女房東之間的差別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例子了。維也納的女房東是一位性情愉快、愛說話的人，她不會把什麼都保持著最乾淨的狀態，也會丟三落四的，但是她總是願意提供任何幫助。柏林的女房東將一切都做得正確無誤，無可挑剔。在她給我的第一個月的賬單上，我發現她用清清楚楚的僵硬字型計算了她所提供的每一個哪怕再小的服務：縫一個褲子上的紐扣3芬尼，清除桌子上的墨水汙跡20芬尼，所有這些勞務的價格核算到一起之後，總共67芬尼。我一開始對此感到好笑。不可思議的是，幾天之後我自己屈服於這種令人難堪的普魯士秩序規則，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做精確的開銷賬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