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這八年裡，我們每個人身上都發生的最私人化的事情，就是我們從十歲的孩子慢慢地變成了十六歲、十七歲、十八歲帶有男性性徵的小夥子，自然本能開始萌生出來。這種青春期的覺醒看似完全是個人之事，每個處在成長程式中的人都會以自己的方式與成長的煩惱進行鬥爭，一開始人們也根本不以為這個話題適於當眾談論。不過，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每一種危機帶來的影響都超出了其自身範圍。青春期同時也表明了另外一種意識的覺醒，因為它第一次教會我們去審視生於斯長於斯的社會，去帶著批判意識來觀察它的規範。一般來說，兒童甚至是年輕人都傾向於首先讓自己去適應周圍社會環境中的規則，他們對這些規則也心懷敬意。不過，只有當這些他們被要求遵守的規則也為其他所有人誠實地遵守時，他們才肯屈服從命。老師和父母身上哪怕有一個不真實的行為，都無可避免地讓年輕人用狐疑，因而也更為尖銳的目光去看待整個世界。我們沒用多久就發現，那些我們曾經予以信任的各種權威——學校、家庭和公眾道德——在「性」這個問題上都表現得很不誠實。更過分的是，在這件事上他們也要求我們和他們一樣偷偷摸摸、遮遮掩掩。

三四十年以前，人們考慮事情的方式與今天完全不同。也許沒有哪個領域如兩性關係那樣，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因為一系列因素——婦女解放運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競技體育對身體的膜拜、青少年開始獨立自主——發生瞭如此徹底的改變。19世紀市民社會秉持的道德，在本質上還是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如果與今天通行的自由而不受拘束的世界觀進行對比的話，也許這樣的表述與事實最為接近：在那個時代，由於內心的不確定感，人們戰戰兢兢地避開一切跟「性」相關的問題。在更早，人們誠實地信奉宗教的時代，尤其是在嚴格的清教徒信仰環境下，這還算是蠻簡單的。當時的人們堅信，感官欲求是魔鬼的毒刺，肉體情慾是傷風敗俗和罪惡。中世紀的權威人士在處理涉及「性」的問題時，採取粗暴的禁令、殘酷的懲罰來強制推行他們所倡議的道德信條——在深受加爾文影響的日內瓦，此風尤熾。我們所處的時代卻大不相同，這是一個相容幷蓄的時代，一個人們早已不再相信有魔鬼也不太相信有上帝的時代，人們已經沒有勇氣再去實行這些極端的禁規。然而，「性」還是被當成一種不受管束，因而會帶來干擾的因素，人們無法將其納入這個時代的倫理範疇之內，不允許它得見天日，因為任何自由的、婚姻以外的愛情都有悖於市民階層的「體統」。在這種糾結中，人們找到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個時代的道德雖然沒有禁止年輕人去實現自己的情慾願望，卻要求他們採取隱而不宣的做法。既然無法將「性」從這個世界上剷除，至少不要讓它大肆張揚，以免傷風敗俗。於是，一種不必明言的默契就出現了：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庭，或者在公共場合，人們都不許談這一令人懊惱的複雜問題，以免讓人想到「性」的存在。

自從有了弗洛伊德的學說以後，我們就清楚地知道：試圖將本能驅動從意識當中壓制下去的人，並不能因此將其消除，而是危險地將其推到潛意識當中。今天回頭來看，我們很容易去笑話那些天真的掩藏手段中的無知。但是，整個19世紀都頑固地囿於這樣的妄想當中：人們可以用理性來解決一切衝突；人們越是將天性深藏不露，就越能讓其無序的力量變得溫和；如果人們根本不給年輕人啟蒙「性」的存在，他們就會將其忘掉。在這種以為通過無視就可以讓年輕人馴服其情慾的妄想裡，各方都對此守口如瓶，通力形成了一條封鎖線。學校和教會、沙龍和法庭、報紙和書籍、時裝和風俗，它們原則上都避擴音及這一問題，甚至科學界也無恥地加入這一行列，儘管他們本來的任務就是馬上不帶成見地面對這一「天性並非醜聞」的問題。連科學界也繳械投降了，他們為此找到的藉口是：去處理這樣的汙穢題目有失科學的尊嚴。如果我們去翻閱那個時代哲學的、法律的甚至醫學的書籍，馬上就可以發現人們到處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性」這一話題。當刑法學專家在學術大會上討論監獄中的人道管制手段，或者談到教養院生活給人帶來的道德損害時，他們會羞怯地快速掠過這個原本為核心節點的問題；那些神經學醫生雖然在許多病例中完全清楚某些歇斯底里症的病因如何，但是他們也同樣不敢承認這些事實。我們從弗洛伊德的書裡可以讀到，甚至他尊敬的老師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charcot）也曾私下裡對他說，他雖然知道一些病人發病的真正原因，但是從來沒有公開說出來過。當時所謂的「精美」文學是最不敢有真實描寫的，因為這類文學是專門以描寫審美意義上的「美」為己任的。在此前的若干個世紀當中，作家們並不怯於提供一幅他們生活時代裡誠實而宏大的文化圖景。我們可以在笛福（defoe）、普雷沃修士（abbeprevost）、菲爾丁（fielding）、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etifdelabretonne）的作品中看到對真實狀態不走樣的描寫，可是在我們的那個時代，文學只可以讓人看到那些「感覺豐富」和「高貴的」內容，不可以看到令人難堪的和真實的東西。在19世紀的文學當中，關於大城市青少年經歷的各種危險、陰暗和困惑，幾乎可以說蹤跡皆無。即便有一個作家敢於斗膽提到妓女，他也還是覺得必須讓她高貴，必須讓女主人公成為香氣繚繞的「茶花女」。我們面對的也是這樣的特殊事實：如果今天的青少年想知道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青少年是怎樣在生活中搏擊過來的，於是開啟那個時代的大師如狄更斯（dickens）、薩克雷（thackeray）、戈特弗裡德·凱勒、比昂遜（björnson）等人的長篇小說來閱讀，他會發現這裡只描寫了那些被提煉過的、不溫不火的情形。整個這一代人因為時代給他們造成的壓力無法自由地言說表達，有所例外的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作為俄國人正好站在歐洲的假理想主義的對立面上。那個時代對前輩的道德給予歇斯底里式的維護，這也最能說明那個時代本身的特徵。當時的社會氣氛是今天難以想象的，甚至文學上對性描寫的如此剋制仍不足以讓道德家們心滿意足。不然的話，怎麼可以理解這些情況呢：為什麼《包法利夫人》這樣一部完全客觀描寫的小說會在法國一家公眾法庭上被判為傷風敗俗而遭到查禁呢？在我年輕的時代，左拉的小說被認為是色情淫穢的，那位更為平和、更為經典的敘事大師托馬斯·哈代（thomashardy）竟然會在英國和法國掀起憤怒的浪潮。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這怎麼能想象得到呢？這些作家儘管已經那麼節制，他們的書裡還是洩露了太多的生活真實。

然而，在這種令人窒息的、不健康的、充滿了香水氣味的沉悶空氣中，我們在一天天成長起來。這種不誠實的、不符合青少年心理的緘默道德，這種不要去想性問題的要求，像阿爾卑斯山一樣壓在我們青年的身上。由於這些緘默「技藝」步調一致，我們在文學和文化史資料中也找不到與實情相符合的資料。要想重構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也並非易事，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個錨點，那就是時裝，因為每個世紀的時裝都不由自主地將當時的道德觀念展示在視覺口味上。在1940年的今天，當電影院的銀幕上出現1900年的男男女女身著當時服裝登場時，觀眾——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會鬨然大笑。即便今天最天真老實的人，也會將過去的那些形象當成漫畫人物來嘲笑一番：那是一群在穿著上那麼不自然、不舒適、不衛生、不實用的傻瓜。甚至連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現在都無法想象，為什麼整整一代人竟會毫無抵抗地屈從於如此愚蠢的服飾之下，儘管我們都看到過自己母親一輩的人穿過這些古怪的晚禮服，我們自己在童年時也被打扮得如此怪氣。當時男裝的時尚是僵硬的高衣領，即所謂的「弒父者」（vatermörder），這種裝束讓任何一個放鬆的動作都變得不可能，黑色燕尾服那長長的後襬，還有那讓人想到爐筒子一般的禮帽，這些都讓人感到好笑。不過，更好笑的是從前那些「淑女」費盡千辛萬苦，粗暴地對天生之體的細節改造，那才真是難以理喻！她們用鯨骨做成的束身架將身體的中間部位勒緊，如同細腰馬蜂一般，下裝又會膨脹起來像一個巨大的鈴鐺，領口系得嚴嚴的直到下頜，腳被完全覆蓋，一直到大腳趾，頭髮帶有無數個髮捲，高高地盤起來，頭髮上面是一頂顫巍巍的、盡顯奢華霸氣的大帽子。即便在最炎熱的夏天，手也要留在手套裡。這些早已成為歷史陳跡的「淑女」，儘管她們周身散發著香水的味道，儘管她們的服飾上有各種精緻的花邊、百褶、流蘇，佩戴著各種首飾，她們卻陷入可憐的無助之中。人們一眼就能看出來，這種全套行頭在身的女人，就如同全副武裝的騎士一樣，她們再無法自如地、生氣勃勃地、輕盈地行動。光是這套「淑女」的打扮，穿脫這些禮服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煩瑣麻煩的過程，沒有外人的幫助根本無法完成，更不用說那些社交禮儀方面的培養了。首先，得把背後從腰身到脖頸的無數搭扣全部扣上；侍女要用上全身的力氣將束身架扣上，讓每天都被叫來幫助打理長頭髮的理髮師用一大堆髮針、髮夾、梳子——藉助於燙髮鉗、捲髮筒的效力——將頭髮卷、梳、盤起來。我想在這裡提醒年輕人注意的是，三十年前，除了一些俄國的女大學生以外，幾乎所有歐洲婦女都有齊腰的長髮。打理完頭髮以後，再給「淑女」穿上洋蔥一樣一層層的襯裙、緊身內衣、上衣和外衣，把她改造得直到任何女性天然的身形和屬於她自身的身形都完全消失為止。這種無意義之舉，實際上有其隱秘的意義：通過這種處理，一個女人的身體線條會被完全掩蓋起來，即便婚禮上的新郎也無法知道他未來的生活伴侶到底是有著一副筆挺還是佝僂的身材，是豐滿還是乾瘦，長著短腿還是長腿。在這個「講究道德」的時代，人們根本不認為以讓人產生錯覺為目標，為適應普遍的審美理想而人為地強化頭髮、乳房或者其他身體部位這些做法有什麼不妥。一個女人越想顯得像個「淑女」，就應該越少讓人看出她的自然體形。在根本上，這種時裝只是聽命於這個時代普遍的道德趨勢，而這個時代最大的憂慮便是遮蓋和隱藏。

但是，這種自以為是的道德完全忽略了一種情況：如果魔鬼被關在房門外，它們大多會從煙囪或者後門強行進來的。用我們今天沒有什麼拘束的眼光來看，這些服飾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們費盡心機要將任何裸露的皮膚和真實的隆起的痕跡隱藏起來，結果根本不是它想要的風化，反倒是它的反面。每一種時尚都以挑釁般的方式凸顯了性別的極端性，以至於讓人感到難為情。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男人和女人都個子高高，身材修長，留著短髮，外表的樣子已經讓人感覺到他們可以成為很好的團隊戰友，而那個時代的兩性哪怕彼此傾心也要保持距離。男人們蓄起長長的鬍鬚為了顯得好看，至少要留起濃密的上唇胡，以便來突出他們的男性性徵，而女性穿的束身架則明確突出乳房這一女性性徵，要讓這一性徵為人所見。在舉止方面，強勢性別與弱勢性別的差異也得到突出強調：男人要豪爽，有騎士風度，有進攻性，女人要靦腆、羞怯，有防衛性。他們分別是獵人與獵物，而不是同類。由於外表上不自然地拉開距離，兩極之間內在的張力即色情只會強化。當時的社會對性採取的違背心理學的緘默與掩蓋手段，這導致的結果正好與其原本意圖相反。由於當時的人們在任何生活形式、文學、藝術、服裝方面都感覺到對有傷風化的強烈恐懼和羞怯，力圖去遮掩任何形式的刺激，實際上這倒是真正迫使他們不可迴避地產生那些有傷風化的念頭。由於人們總得考慮哪些可能是不合適的，就一直處於不斷的警醒狀態。在每一個姿勢、每一句言詞中，從前的「體面」世界總顯得岌岌可危。也許今天的人們也還能理解，那個時代的女人在體育或者遊戲中要是隻穿一條褲子，簡直是罪不容赦；可是，怎麼可以設想，當時她們連「褲子」這個詞都不能說出口這種歇斯底里式的羞怯！如果她不得不提及比如男人的褲子這種能有引起情慾之虞的物件時，也必須找另外一個清白的詞彙來代替，比如「腿裝」（beinkleid），或者選擇用特定的生造出來的詞彙來避開這「難以啟齒的」名稱。幾個來自相同社會階層不同性別的年輕人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一起出去郊遊，是完全不可思議的。或者說，人們對此的第一個想法便是，這可能「會出什麼事兒」。這樣的聚會最多能在監護人——母親或者女家庭教師——寸步不離的情況下才獲得允許。即便在最炎熱的夏天，年輕姑娘們要是想穿著露腳的衣服打網球，甚至在打球時光著胳膊，都會被認為是丟醜的。如果一位有教養的女子在社交場合讓雙腳交叉，人們也會認為這是嚴重地傷害了「風化」，因為這樣一來，長裙底邊下的腳踝就有可能暴露出來。即便那些大自然的要素，就算陽光、水、空氣，也不得去觸碰女人的肌膚。在大海里，女人們也得身著套服吃力地向前游泳，從脖子到腳跟都被遮蓋得嚴絲合縫。那些在寄宿學校和修道院裡的年輕姑娘們，即便在室內洗澡時也得穿上白色的襯衫，為的是讓她們忘掉自己還有肉體。當一位女人在年老去世時，除了她分娩時幫助接生的接生婆、她的丈夫和洗屍人以外就沒有其他人見過她的身體，連肩膀和膝蓋也沒見過。這不是傳說，也不是誇大其詞。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看來，這一切都像是童話或者滿含幽默的誇張。不過在當時，這種對肉體和天性因素的恐懼，帶著一種真正的神經強迫症一般的力度滲入整個社會當中，從社會最高層到普通黎民百姓當中。不然的話，人們如何能夠設想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世紀之交的時代，當第一批大膽的女人敢於騎上腳踏車或者用和男人一樣的姿勢騎馬經過時，會有農民向她們扔石頭；當我還在上中學的時候，維也納報紙用整版的篇幅來激烈地爭論一項可怕的、不符合道德風尚的革新建議：皇家歌劇院的芭蕾舞女演員在舞蹈時不穿套襪；當伊沙多拉·鄧肯（isadoraduncan）穿著白色的，幸好還是長長下垂的舞衣跳最古典的舞蹈，露出赤裸的腳板而不是像通行的那樣穿著絲綢舞鞋時，那便成了一個無以復加的轟動事件。

現在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這警醒的監視目光下長大的年輕人，如果一旦發現人們神秘兮兮拿來包裹「性」的那件風化外衣其實已經破舊不堪，滿是裂縫和窟窿，那種怕有傷體面的惶惶不安在他們眼裡會顯得多麼可笑。畢竟，五十個中學生裡難免會有人在昏暗的衚衕中與老師相遇，或者在自己的家庭圈子裡偶然聽到那些在我們面前表現得一本正經的人，幹過這樣或者那樣見不得人的事。實際上，沒有什麼比那些拙劣的掩蓋伎倆更能激發我們的好奇。既然天性不能無拘無束地公開流露，這些好奇就會在大城市裡找到地下的，大多並不乾淨的奔湧渠道。在每個社會階層，人們都能感覺到一種隱蔽的過度興奮，它們顯得那麼幼稚而且無助。幾乎沒有哪個柵欄或者某個不常有人光顧的地方不被亂塗亂畫上不雅的詞句和圖畫，幾乎沒有哪個女性游泳區的木板圍牆上沒有被鑽出用來偷窺的「瞭望孔」。那些在今天由於迴歸天性而變得衰落的產業，在當時卻悄悄繁盛起來，尤其是人體攝影和裸體攝影，在每個酒館裡都有小販在桌子下向半大小夥子們提供這些圖片。由於嚴肅文學註定得帶有理想主義的、謹慎小心的色彩，那些所謂的「外套下面」的色情文學是所有書籍中最糟糕的種類，印刷用紙質量低劣，語言蹩腳，卻有著極好的銷路，那些「下流藝術」雜誌也是如此，類似這樣令人作嘔的淫穢作品今天已經找不到了。宮廷的各劇院還在奉行著高貴的時代理想和像雪一樣潔白的純淨，同時也有一些劇場和歌舞場專門上演最粗鄙俗氣的內容。所有被阻礙的東西，在找尋自己迂迴曲折的出路。這被禁止接受性啟蒙，被禁止無拘無束地與異性相處的一代，其好色程度要遠遠超過今天這些享有較高愛情自由程度的青少年。只有得不到的東西才會讓人產生更強烈的慾望，只有遭到禁止的東西才會誤導人們的欲求；眼睛看到得越少，耳朵裡聽到得就越多，在思緒中對此的夢幻也就越多。人們讓身軀得到的空氣、光線和太陽越少，它們在感官上的堆集就越多。這一切彙總到一起，這些社會壓力在我們這些年輕人身上並沒能提高其道德修為，反而激起了針對一切說教的不信任和鄙視。我們從覺醒的第一天開始就本能地感覺到：這個社會力圖通過對「性」保持緘默和遮掩這種不誠實的道德剝奪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本該有權利得到的東西，為維護一個早已變得與現實脫鉤的社會原則來犧牲我們想坦誠生活的意願。

這種所謂的「社會道德」，一方面私下認可「性」的存在及其自然而然的程式，另外一方面又一定要在公開場合諱莫如深。這甚至可以說是雙重的謊言。人們對年輕男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有意鼓勵他們去「出頭增加歷練」——這是在那個時代里人們在家庭裡善意使用的調笑語言；但是，對於女人他們卻害怕地緊閉雙眼，視而不見。老規矩也默默地認可，男人能夠也可以感覺有性慾驅動，但是，如果坦誠地承認女人也同樣屈服於這一天性，造物主為了其永恆的目標也需要創造出一個女性對立體，這就會冒犯「女性聖潔」這一概念。在前弗洛伊德時代，人們普遍認可的公理是：一位女性在被男性喚起肉體上的欲求之前，自身是沒有肉體欲求的，而男性只允許在結婚以後再去喚醒她的肉體欲求。不過，即便是在那個講究道德的時代，空氣中——在維也納尤甚——到處都是危險的色情感染源，因此一位出身上流家世的姑娘從出生的那一天起到與丈夫一起離開婚禮聖壇的那一天止，就要完全生活在被徹底消過毒的環境中。為了保護這些姑娘，她們絕不可以須臾獨處。家庭女教師的看管職責在於，絕不讓她們在不受保護下離開房前一步。她們被人送到學校，去參加舞蹈課和音樂課，同樣也要被人接回來。她們讀的每一本書，都會受到嚴格的檢查，尤其是年輕姑娘一定要有事可做，以便讓她們儘量遠離危險的想法。她們得學習鋼琴、歌唱、繪畫、外語、文化史和文學史。人們給她們提供良好的教育，甚至多得過了頭。一方面，人們極盡能事地將她們培養成有教養、舉止得體的人；另一方面，又不無恐懼地讓她們保持對最自然之事一無所知，這種無知程度是我們在今天難以想象的。一位上流家庭出身的姑娘，對於男人的身體構成完全沒有概念，也不知道孩子是怎樣來到人世的，因為天使要保證她在進入婚姻殿堂時，不光身體沒有被人觸碰過，靈魂也要徹底「純淨」。「良好的教養」這個詞對於一位年輕姑娘來說，完全等同於對生活的無知。有時候，這種對生活的無知在一些女人身上終生保持不變。我的一位姨媽曾經有過一樁趣事，至今還讓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半夜一點鐘突然又出現在父母家門口，大吵大嚷，說她再也不要見到她嫁的那位醜陋男人，他是個瘋子，是個壞蛋，因為他當真想讓她脫衣服。她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從他那種病態的要求下逃脫出來。

無須諱言的是，這種無知也讓那時的年輕姑娘們感到一種神秘的刺激。這些羽翼未全的生靈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她們自己的世界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一個她們對此一無所知，人們不允許她們有任何瞭解的世界，這讓她們對那個另外的世界充滿了好奇、渴望，對此喋喋不休，心嚮往之又手足無措。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跟她們打招呼，她們會臉紅——今天還會有姑娘臉紅嗎？姑娘們單獨在一起時，她們會嘀嘀咕咕、竊竊私語、嘻嘻哈哈笑個不停，像是喝醉了酒一樣。對於那個她們自己被排除在外的世界，她們對未知的一切充滿了各種期待，她們夢想著羅曼蒂克的生活，同時羞於讓人發現她們的身體多麼渴望溫存，至於這溫存究竟為何，她們並不清楚。一種悄無聲息的困惑不可避免地困擾著她們的整個行為，她們走路的樣子和今天的姑娘們不同：今天的姑娘因為體育變得強健，她們的行動輕盈自如，身處年青的男性當中，在運動方面與他們別無二致。那時的姑娘們，只要走上千八百步的路，人們就可以從步伐和動作上分辨出未婚姑娘和已婚婦女。她們比今天的姑娘更像姑娘，而不像女人。在本質上，她們與那些溫室植物的纖弱是類似的，都是在人為的，過於溫暖的環境裡被保護著，在免受任何風霜的環境中長大：她們是一種特定的教育和文化中，人為地培植出來的產品。

不過，當時的社會就是要通過這種與實際生活脫節的教育把姑娘們培養成這個樣子：簡單而且知識貧乏，有良好的教養卻對事物一無所知，好奇而害羞，猶豫不決而且不切實際，她們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在婚姻中被丈夫塑造、擺佈，沒有自己的意志。社會風尚似乎是要將她們保護起來，作為它最隱秘的理想，作為女性美德、貞潔、超俗的象徵。如果一位年輕的姑娘錯過了她的最佳時間，如果到了二十五歲，到了三十歲還沒有結婚，那會是多麼大的悲劇！因為社會規範出於對「家庭」和「風化」的顧及還會無情地要求這位三十歲的姑娘一直保持著那種沒有經驗、沒有欲求的天真狀態。不過，這一纖柔的影像大多會變成一幅尖刻殘忍的諷刺漫畫。未婚女會變成「剩女」，「剩女」會變成「老處女」，會有連篇累牘的笑話不停歇地以她們為取笑物件。如果翻開早年的《街頭快報》（fliegendenblätter），或者開啟那個時代的其他諷刺刊物，每一期上都能找到最愚蠢的笑話殘忍地嘲笑老處女：她們的神經有些不對勁兒了，她們不會去掩蓋自然的愛情慾求。她們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聲不得不將天性的要求，對獲得愛情和成為母親的渴望壓抑下去，人們從這些犧牲者身上看不到人生的巨大悲劇，對她們根本沒有任何理解地去進行嘲笑，這種做法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噁心。一個以虛偽來摧殘天性的社會，對於那些洩露並公示這一秘密的人總是進行最殘忍無情的攻擊，絕不手軟。

當時的市民社會風尚竭力去維護這樣的虛設：一位「出身體面」的女子在結婚之前沒有，也不允許有任何性慾，否則就會成為一個「不道德的人」，成為「家醜」。但是，人們卻覺得有必要承認，在年輕男人身上有性慾衝動的存在。人們從經驗中得知，他們無法阻止已經長成的青年男子迸發他們的性活力。社會對這些年輕男人並沒有太多奢望，只希望他們在神聖的風化以外的世界裡來滿足自己這些不體面的享樂。這就好比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大街、林立的奢華店鋪和優雅的林蔭大道，地下卻是藏汙納垢的陰溝。年輕人的全部性生活也應該在「社會」的道德表面之下來進行，至於這樣做的結果會置年輕人於怎樣的危險當中，會讓他們陷入怎樣的境地，社會都漠不關心。學校和家庭對此感到恐懼不安，避免在這方面給年輕男人進行啟蒙。到了19世紀的最後幾年，才間或有些具有前瞻性的父親，或者用當時的話說是「思想開明」的父親，在兒子剛剛開始出現胡楂時便試圖幫助他們走上正途。家庭醫生會被請到家裡來，偶爾會把年輕人叫進一個房間裡，給他們解釋性病的危險，指點他們要適可而止，不要忽略某些注意事項。醫生們會慢條斯理地擦一會兒眼鏡才開口說這些內容，通常情況下這些內容在年輕人那裡早就無師自通了。還有一些父親用更為別緻的方式：他們在家裡僱用一位漂亮女僕，她的任務便是教會年輕小夥子這方面的實用知識。在他們看來，年輕人在自己的家裡做了這些惱人的事情，向外還可以保持著應有的體面，同時也可以避免陷入鬼知道什麼「騙子」的手裡。不過，有種啟蒙方式被社會、家庭各方義無反顧地鄙視，那就是開誠佈公地談論「性」的問題。

那麼，市民階層的年輕人會有哪些可能性呢？在其他階層，所謂的「底層」，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在鄉下，一位十七歲的男傭工已經同女僕睡覺了；要是這層關係產生了後果，人們也不太在意，在我們的阿爾卑斯山的村莊裡，非婚生子女的數量要多於婚生子女的數量。在城市的無產者階層，男工人在結婚之前已經同女工以「野婚」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在那些生活在加利西亞的正統猶太教徒當中，一位幾乎剛剛算得上成年的十七歲小夥子就娶了親，四十歲時已經當上了爺爺。只有我們的市民社會才鄙視早婚這種克服性慾問題的辦法，因為沒有哪個父親願意將自己的女兒託付給一位二十一歲或者二十歲的年輕人，因為他們覺得這樣一個年輕人還不夠成熟。這又暴露出來一種內在的不誠實，因為市民階層的社會時間表與自然時間表根本不一致。就自然天性而言，十六歲、十七歲已經是男人，而在社會當中，如果一位年輕男人要想獲得「社會位置」的話，在二十五六歲之前幾乎不可能。於是，在自然的男性性徵和社會認可的男性性徵之間出現了一個人為的空檔，這一時間空隙長達六年、八年甚至十年之久。在這期間，年輕男人得自己去想辦法，尋求解決性慾求的「機會」或者「冒險」。

不過，從前的時代並沒有給他們提供太多可能。只有為數很少的、非常富有的年輕人才能享受「包養」一位姘婦的奢侈，這是說，給她提供一套住房和生活費。同樣，也只有少數幾個特別幸運者才能實現當時文學中的愛情理想，即與一位已婚婦女保持關係，這是唯一可以在文學中出現的羅曼司。剩下的人大多在與女店員或者酒吧女廝混，但是這又不能帶來很多內心的滿足。在婦女解放運動興起之前，女性還不能獨立加入公共生活，因而只有那些來自最貧窮的無產者階層的女孩兒才能一方面無所顧忌，另一方面做到保持暫時的性關係卻並無嚴肅的結婚意圖。這些姑娘衣著寒酸，在每天十二個小時薪酬低廉的艱苦勞作之後疲憊不堪，不修邊幅（在那個時代一間盥洗室還是富人家才有的特權），她們在一個狹小的生活圈子裡長大。這些可憐的生靈與她們的情人在各方面差距巨大，很多人自慚形穢，根本不敢公開和情人一起出現在公眾視野當中。那些設想周到的社會規矩，也發明了處理這種尷尬境況的特殊手段：這就是所謂的「單間餐室」，年輕男人可以在那裡和一位姑娘共進晚餐而不會被人看見，剩下的事情就在偏僻小街上的小旅館裡解決，而這些旅館則是專門為此設立的。但是，所有這些相遇都是快速的，沒有什麼原本的「美」可言，更多的是性而不是情，因為做這些事情時總是匆匆忙忙、偷偷摸摸，像是在違禁。還有一種可能，便是與一個兩棲人物建立關係：這些人一腳門裡一腳門外地跨在市民社會的門檻上，她們是戲劇演員、舞蹈演員、藝術工作者，她們是那個時代唯一的「解放」女性。不過，從總體上說，當時在婚姻以外的基本色情生活還是娼妓。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們就是昏暗的地下室的拱頂，上面矗立的是市民社會這座門面耀眼無瑕的豪華建築。

今天的一代幾乎無法想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娼妓業在歐洲是如何遍地蔓延的。今天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妓女已經不多見了，就如同馬拉的有軌車也不多見一樣，而當時滿大街到處都有賣淫的女人，想要避開她們比找到她們還難。除此以外，還有無數個「密閉場所」、夜店、歌舞場、有舞女和歌女的舞廳、有性感應召女郎的酒吧。在當時，女性商品以不同價位全天候敞開供應。一位男人不用花多少時間、費多少勁就可以買來一個女人的一刻鐘、一個小時或者一夜，就像買一包煙或者買一份報紙一樣。在我看來，當代生活方式和愛情方式更加真誠和自然，沒有什麼比這一點更能有力地解釋，為什麼今天的青少年有可能，幾乎是自然而然地遠離那些當時不可或缺的場所：並非警察和國家法律將賣淫從我們這個世界上剷除掉了，而是這個因為假道德而造成的悲劇性產品由於需求的減少而自行日漸消亡，只剩下了很少的一部分。

面對這種並不光彩的境地，國家及其道德在官方上的態度從來都十分尷尬。從社會道德的角度，誰也不敢公開承認女人有自我出賣的權利；從人的生理需求的角度看，人們又無法擺脫這種能夠疏導婚外性生活的方式。於是，當局採取一種具有雙重性的辦法來處理賣淫業：從業人員被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暗娼，國家權力將她們看成不道德的、危險的，從而要加以剷除；另外一類是獲得權力部門許可的娼妓，國家給她們頒發經營許可證並向她們徵稅。如果一位姑娘決定去當妓女，她可以從警察那裡得到一份特別許可和一份經營證書。只要她願意接受警察的查驗，並且每星期兩次在醫生那裡接受體檢，她就獲得了經營權，允許以自己認可的價格將身體租出去。娼妓被當成眾多職業中的一種，但是又沒有得到完全的承認——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道德的邪惡馬腳。比如，一位妓女將她的商品即她的肉體出賣給一位男人，而事後這位男人拒絕支付商定好的價格，她卻不能對這個男人提起訴訟。在法律糾紛中，她的要求因為「有傷風化」而突然變成了不道德的行為，她也就無法獲得權力機構的保護。

這樣的一些細節已經讓人感覺到國家在對娼妓這一問題上的兩面性：一方面這些女人被納入國家許可的經營範圍內；另外一方面，她們作為個人卻被置於普通法律保護之外。這種虛偽體現在法律的執行當中，所有的這些限制都僅限於貧困階級。一位維也納的芭蕾舞女演員，可以以二百克朗的價碼隨時將自己賣給任何一位男人，這和一位街頭妓女以兩個克朗出賣自己的肉體沒有區別，但是前者當然用不著有任何經營許可。那些著名交際花的名字甚至還會出現在報紙上，她們的名字在賽馬報道中和顯貴人物的名字並排出現，因為她們本身已經躋身於「社交界」。同樣，也有若干最體面的皮條客，她們不受法律的約束，向宮廷、貴族和富裕市民提供奢侈消費品，這些行為原本是要蹲大獄的。嚴格的條例，沒有任何同情心的督查，社會的蔑視，這些都只用於成千上萬的妓女大軍身上，而這些人在用她們的身體和遭受侮辱的靈魂來護衛所謂的道德信條，在自由、自然的愛情形式面前，這些道德信條早已腐爛了。

正如正規軍隊會分成不同的騎兵、炮兵、步兵、防守要塞炮兵等兵種一樣，這支浩浩蕩蕩的娼妓大軍也分門別類。與防守要塞炮兵相當的是娼妓中那些佔據城市中特定街區作為據點的人。這些地點大多是中世紀時設立絞刑架或者麻風病醫院、墓地的地方，是那些無業遊民、劊子手和其他遭受鄙視之人的棲身地。幾個世紀以來，市民階層都盡力避免在附近居住。政府主管部門允許將那裡的幾條小巷闢為色情場所：就像日本的吉原街或者開羅的鮮魚市場一樣，一個挨著一個的小矮房裡坐著女人向外瞭望。這些廉價的商品，兩班倒提供服務。到了20世紀，那裡還有兩百到五百名婦女在從業。

娼妓當中相當於騎兵或者步兵的是那些「流鶯」，她們人數眾多，是在大街上尋找顧客的賣身女孩兒。在維也納，她們通常也被稱為「白線女」，因為警察給她們畫出來一條看不見的線，標明哪些地方她們可以用作經營。她們在白天、黑夜，直到凌晨時分疲憊地在冰霜雨雪的街道上晃來晃去，穿著廉價的冒牌貨，每當有人路過時，她們那滿是倦容，已經妝殘粉亂的臉上就擠出賣弄風情的笑來。這些女人沒有情慾，卻要給人提供情慾，她們從一個角落轉到另外一個角落，走個不停，最終都會不可避免地走上同一條路：前往恩慈醫院的路。自從這群忍飢挨餓、愁眉苦臉的女人不再出現在城市的大街上以後，每個城市在我的感覺中都變得更加美麗、更加人性了。

即便有這麼多的供給，也仍然跟不上消費的需求。有些人不願意在大街上追逐這些飄忽不定的蝙蝠或者悲傷的極樂鳥，他們希望能有個更舒適、更隱蔽的環境：要有燈光和溫暖，有音樂和跳舞，有奢華的光環。給這些顧客提供性服務的是「密閉場所」，也就是妓院。在那裡，滿是虛假奢華裝置的「沙龍」裡聚集著姑娘們，她們當中有些穿著貴婦人式的晚禮服，有些穿著鬆鬆垮垮的清晨睡衣。一位鋼琴師演奏音樂，人們在喝酒、跳舞、談話，然後才成雙成對地進入睡房。在某些高階的地方，尤其是在巴黎和米蘭的國際知名店，這甚至會讓涉世未深的年輕人產生一種錯覺：好像自己被一位有些放縱的社交界名媛邀請到了私人宅邸一樣。此外，這裡姑娘們的處境也比外面的站街女要好一些：她們用不著在風裡雨裡，在骯髒的小巷中游蕩，她們坐在溫暖的地方，穿著打扮漂亮，有豐富的食物，尤其是有夠多的酒可喝。然而，她們在真正意義上是老鴇的囚徒，她們穿的衣服定價極其昂貴，計算她們的房租變成了一門算術，其價格之高，就算她們當中最勤勉、最不知疲倦地接客的姑娘也還是欠著這樣或者那樣的債，從來也沒法隨自己的心願離開這裡。

把某些類似妓院的秘史寫下來，那一定是引人入勝的，對那個時代的文化來說也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因為這裡面隱藏著最特別的，管理機構當然意會卻不會言傳的秘密，儘管它們在別處表現得規矩嚴格。這裡有供最高層社會成員——人們私下裡悄悄傳言，甚至有宮廷裡的人——使用的秘密之門、特殊的樓梯，以便他們不會被普通凡人所見。那裡也有四面鑲滿鏡子的房間，也有可以透過孔眼看向隔壁房間的地方，而在那個房間裡一對毫不知情的男女正在尋歡作樂。那裡也有最為特殊的奇裝異服，從修女的長袍到芭蕾舞女演員的短裙鎖在箱子、櫃子裡，給那些有特殊偏好的客人備用。在同樣的城市、同樣的社會，出於同樣的道德價值觀，如果人們看到一位姑娘騎腳踏車，就會感到出離憤怒。當弗洛伊德以其冷靜、清晰和透徹的方式說出他們不想知道的真相時，他們就聲稱這是有辱科學尊嚴的醜聞。一個要極力保衛女性貞潔的世界，卻能容忍這種殘酷的自我出賣，涉足組織這類活動並從中漁利。

人們不要被那個時代傷感的長篇或者中篇小說中的描寫給帶入歧途。對青年來說，那是一個糟糕的時代。年輕的姑娘完全被家庭所控制，她們被嚴格地與真實生活隔斷開來，在身體上和精神上的自由發展受到阻礙；年輕的小夥子卻受一種根本沒有人相信也沒有人遵守的道德的逼迫，不得已去遮掩和欺騙。無拘無束的真誠關係，依照天性而言這正是最能給青年帶來幸福和快樂的生活內容，卻是他們無法擁有的。那一代人如果要真想回憶自己與女性初次相遇情形的話，很少有哪一次是不帶任何陰影的真正快樂。除了社會壓力強迫他們一直要小心和保密以外，當時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哪怕是在最溫柔的時刻也會讓陰影從人的靈魂中飄過：對感染性病的恐懼。在這方面，當時年輕人的處境也不如今天的年輕人。人們不應該忘記的是，在四十年以前，性病的感染範圍是今天的一百倍，尤其是其結果要比今天危險、可怕一百倍，因為當時的醫院在臨床上對性病束手無策。當時還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對其進行快速徹底的治療，甚至不讓病毒有機會發展到下一期。由於採用了保羅·埃爾利希（paulehrlich）治療方法，在今天中小型的大學醫院裡，教授們經常好幾個星期都無法讓學生看到一個新感染的梅毒病例，而當時關於部隊和大城市的統計資料則表明，在十個年輕人當中至少有一到兩人成了梅毒感染的受害者。年輕人不斷被提醒注意這種危險。走在維也納的街道上，每隔六七個門口就會讀到寫著「皮膚病與性病專科醫生」的牌子。在對梅毒感染的恐懼之外，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也是當時那種噁心而且剝奪尊嚴的治療方式——今天已經沒有人知道那些治療方式了：一連好幾個星期，梅毒感染者全身被塗滿水銀。這樣的做法又會導致牙齒脫落以及其他健康方面的後果。因為一個倒霉的機會偶然成為這種疾病的犧牲品，這讓人感覺到靈魂和身體都受到了玷汙。即便經受過這樣可怕的治療，感染者終其一生都沒有把握那可惡的病毒什麼時候會再度甦醒過來，它們會在脊髓裡讓四肢癱瘓，會進入顎骨之下讓大腦變軟。毫不奇怪，當時有很多年輕人一旦被確診患上了梅毒便立刻拿起手槍自殺，因為他們無法忍受這種感覺：自己或者近親被懷疑患有不治之症。那些總是在偷偷進行的性生活還帶來了另外的憂慮。今天細細回憶過去時，我幾乎想不起來哪個年輕時代的同伴未曾有過臉色蒼白、目光呆滯的時刻，其原因是：一，因為他得了病或者擔心得了病；二，由於跟他有關的墮胎而受到敲詐；三，因為他不讓家人知道，所以沒有錢去做治療；四，因為他不知道該如何為某個女招待推給他的孩子支付贍養費；五，因為在妓院裡被偷了錢包，卻不敢報警。年輕人在那個假道德時代的生活，要比宮廷詩人寫的小說和戲劇更有戲劇性也更為骯髒，更為驚心動魄也更為壓抑。如同在學校和家庭裡一樣，年輕人在愛情方面幾乎從來沒能擁有他們那個年齡本來應該有的自由和幸福。

在一幅關於那個時代的真誠畫面裡，所有這一切都有必要得到突出強調。經常的情形是，當我和戰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代的年輕人談話時，我不得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讓他們信服的是，和他們相比，我們在青年時代並非命運的寵兒。的確，從國家公民這個意義上，我們享受的自由要多於今天的這一代。今天的一代不得不去服兵役、服勞役，在很多國家裡都不得不接受一種大眾意識形態，實際上完全受到愚蠢的全球政治的專橫擺布。我們當時能夠不受紛擾地將自己投身於我們鍾愛的藝術和我們傾心的精神世界當中，讓私人生活更為個體化、個性化。我們更願意有一種世界主義的生活，整個世界都向我們敞開。沒有護照和許可證我們也能去旅遊，隨心所欲，沒有人來檢查我們的思想、出身、種族和宗教。我們的確有不可估量的很多個人自由——對此我根本不要否認，我們不光熱愛自由，也利用了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貝爾（friedrichhebbel）所說的那樣，「我們一會兒缺葡萄酒，一會兒缺酒杯」。在同一代人當中，很少會有兩全其美的事情。如果社會風習給人以自由，則國家便來對人實行強制；如果國家給人以自由，社會風習就試圖把人變成其奴僕。我們的確經歷了更美好的世界，見過更多的世面；今天的年輕人生活得更為豐富，而且更有意識地去經歷自己的青春。每當我看到今天的年輕人挺胸抬頭、臉色愉快燦爛地從中學、大學校園裡走出來，看到他們聚在一起，小夥子和姑娘們沒有虛偽的羞澀靦腆地結成自由而毫無糾結的夥伴團隊，看到他們在學習上、體育和遊戲中、在滑雪板上和游泳池裡奮力競爭，看到他們成雙成對地坐在汽車裡遍遊各地，有著健康而無煩惱的生活，沒有任何外在和內在的壓力，相處得如同兄弟姐妹一樣，這時我就會覺得，好像在他們和我之間相隔著的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當年的我們要想表白愛情、感受愛情時，總得去找躲避之地。我是多麼由衷高興地看到，社會風習在向著有利於年輕人的方向上發生了重大的革命，在愛情和生活方面他們贏回了多少自由，而浸潤在新自由當中的他們變得身心健康！自從女性被允許展示自身的體形，她們變得更加漂亮，她們的步態更加挺拔，她們的眼睛更加明亮，她們的談話不再那麼做作。這新一代年輕人獲得了怎樣的自信，他們的所作所為除了對自己以外不必對任何人有所交代，他們擺脫了來自父母、長輩和老師的控制，他們早已無從知道那些曾經讓我們的自身發展變得如此沉重的各種阻礙、恐嚇和緊張；他們不知道我們想要做違禁之事時那些拐彎抹角和偷偷摸摸的伎倆，他們把這一切都看成是自己應有的權利。他們幸福地享受著青春年華，充滿雄心、朝氣、輕鬆而無憂無慮，就像他們這個年齡應該有的樣子。在我看來，他們得到的最美好的幸福是：他們不必在別人面前撒謊，可以誠實地面對自己，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感覺和渴望。也許，由於生活中了無煩惱，今天的年輕人缺少我們當年那種對精神世界的敬畏；也許，因為愛情的付出和得到都變得理所當然，某些我們曾經有過的感覺便因此消失不在：對我們來說尤其珍貴和富於刺激性的，有些是羞怯靦腆帶來的神秘阻力，有些是含情脈脈中的溫柔。他們也根本無法想見，也許恰好是禁止的風暴才神秘地提升了享受的感覺。但是，在我看來，所有這些跟一種解脫般的轉變相比，就都顯得無足輕重了。這一轉變是，今天的年輕人可以沒有恐懼感和壓迫感而盡情享受的某些東西，在我們的那個時代是沒有的：那種無拘無束的感覺以及對自身的把握。

註釋

文中為拉丁語naturaliasuntturpia，語出亞里士多德。

指男性衣著中的一種衣領形式，是一種堅硬筆挺的立領，可以單獨取下配無領襯衫，在19世紀20—50年代廣泛流行開來。這種衣領形式源自法國，因為衣領作為單獨的部件可以配不同的襯衫，其名稱為「寄生品」（parasite）。進入德語後被稱為「弒父者」這一名稱來源有各種不同解釋。一種可能是，如果動作不當的話，衣領會對脖子造成壓力引起肌肉反應，導致血壓升高或者出現暈眩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