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完國民小學以後我被送入文理中學，這不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每一戶殷實人家出於對社會地位的考慮，都要精心培養「受過教育」的兒子，讓他們學習法語和英語，精通音樂，首先給他們安排家庭保育教師，其後是私人教師教他們舉止得體禮貌。但是，在那個「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只有能夠通向大學文憑的所謂「學術」教育才具有完全的價值。因此，每一個「上層」家庭都有那麼一份勃勃的雄心：在自己的兒子當中，至少有一人的名字前面應該帶個博士頭銜，隨便什麼專業的都行。
通往大學的這條路相當漫長而崎嶇。五年的國民小學，八年的文理中學必須得在木頭長凳上坐過來，每天五六個小時的功課，課餘時間還要完成作業。除此以外，在學校之外他們還被要求獲得「通識教育」：法語、英語、義大利語，除了這些「活」的語言以外，還有古典希臘語和拉丁語，也就是說，五種語言再加上幾何學和物理學，以及學校裡的常規學科。那內容實在是太多了，幾乎沒有給身體的發育、體育和散步留出空間，尤其是沒有給興奮感和愉快留出來任何餘地。我只能模糊地記得，我們在七歲時背誦了《快樂而幸福的童年》這首歌曲，必須表演合唱。這首歌那簡單而單一的旋律還能在我的耳邊迴響，但是那首歌的歌詞在當時我就很難唱出口，更難覺得它讓人口服心服。如果可以實話實說，我的整個學校生涯，全是不間斷的無聊厭倦。我失去了耐心，想要擺脫這種磨盤般的折磨；無聊厭倦的感覺卻因為我的不耐心而年年增長。我不記得在那個單調的、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學校中有什麼事情是「快樂」和「幸福」的，它把我們生活中最美好、最自由的一段歲月徹底敗壞了。我甚至也會承認，當我看到這個世紀的孩子們，在童年時期能發展出來的幸福、自由和獨立比我們那時要多得多時，我還忍不住嫉妒呢。直到今天，當我看見孩子們那麼無拘無束，幾乎可以說是平等地與老師談話時，看到他們一點兒也不心懷恐懼地趕往學校，而不是像我們一樣一直懷著隔閡的感覺，看到他們在學校、家裡可以隨意公開說出那些來自年輕的、好奇的靈魂中的想法時，我似乎仍然覺得難以置信。這自由、獨立、天然的生靈，在我們踏進那幢遭人痛恨的建築物以前，就必須把它掩藏好，以免讓自己的前額撞上那看不見的牛軛。對於我們來說，學校意味著強迫、冷漠、無聊，是一個對「不值得了解的知識」準確地進行切割分塊並死記硬背的地方；對於那些經院式或者被變成經院式的內容，我們找不到它們與現實或者個人興趣有任何關聯。那是一種遲鈍枯燥的學習，不是出於生活的需要而學習，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是舊式教育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學習。學校裡唯一真正讓我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也是我要為此感謝學校的時刻，就是學校的大門從此永遠在我身後關上了的那一天。
這並不是說我們奧地利的學校本身有多糟糕。正好相反，那所謂的「教學計劃」是在一百年經驗基礎上精心編制出來的。如果這些內容能以富有啟發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就可以成為一個富有成效、相當全面的教育基礎。但是，正因為有死板的計劃和枯燥的條條框框，我們的課程表變成了殘酷的荒野，死氣沉沉。一個冷冰冰的學習器械，從來沒有根據個人的需求來調節，如同一個自動機器一樣，只顯示「良好、及格、不及格」的刻度，以此來顯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教學計劃上的「要求」。這種人與人之間愛心全無，這種清醒的非個人化，這種軍營式的相處方式，正是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倍感煎熬的東西。我們有固定的內容要學習，學過的東西要考試。整整八年，沒有人問過我們自己願意學習什麼，一次都沒有。每個年輕人都暗自渴望獲得那種支援他們求知的輔助力量，偏偏在學校裡完全沒有。
這種冷漠的狀態從學校建築的外觀上就可以一覽無餘。這是一座典型的實用建築，五十年以前快速、廉價的方式沒多加考慮就搭造起來了。質量糟糕的陰冷石灰牆，教室低矮，沒有一張畫或者任何能讓眼睛感到舒適的裝飾，整座房子裡都是廁所的氣味。這座學習軍營從舊賓館拿來已經被無數人用過的傢俱，以後還將有無數人繼續用下去，不管他們對此是無所謂還是不情願。直到今天，我還忘不了這座房子裡那種令人不快的黴味，和奧地利行政辦公室裡的氣味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將這種氣味稱為「衙門味」，是那種暖氣燒得太熱，多人聚集，從來沒有真正好好通風的房間裡會有的氣味。這種氣味首先附著在衣服上，隨後也附著在靈魂上。我們坐在低矮的木凳上，兩人一組，好像搖櫓船上的囚犯一樣。這種座位讓人後背彎曲，我們坐得骨頭都發疼。在冬天，煤氣燈的明火發出來的藍光照在我們的書上；在夏天，窗子上都提防性地掛上窗簾，好讓我們的目光無法瞥見一小塊四方形的藍天，不讓我們為此高興。那個世紀的人們還沒有發現，尚在發育的身體需要空氣和運動。四五個小時一動不動地坐在長凳上，這期間在陰冷狹窄的走廊上有十分鐘的休息，人們以為這就足夠了。每週兩次，我們會被帶到體操大廳裡，窗戶都被關得嚴嚴實實，我們在地板上毫無意義地蹦來蹦去，每一步都會揚起一米高的灰塵。這樣下來，健體舉措就完成了，國家對我們盡了讓「健康的精神存在於健康的身體中」這一「責任」。多年以後，當我從這座黯淡可悲的房子旁邊經過時，還是能有一種獲得救贖的感覺，我不必再走進這座我們青少年時代的牢獄。當這座名校在舉行成立五十週年的慶祝活動時，我曾經受邀作為出色校友當著部長和市長的面發表演說。我客氣地拒絕了。我沒有什麼要感激這個學校的，每一個這類詞彙都會是謊言。
學校生活讓人感到的沮喪，責任也不在老師身上。他們既不好也不壞，不是暴君，也不是樂於助人的戰友。他們是可憐的魔鬼，像奴隸一樣被綁縛在一個程式裡面，被綁縛在具有威懾性的既定教學計劃上，他們要完成「工作量」，正如我們也得完成我們的工作量一樣。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等到中午學校裡那讓我們獲得自由的鐘響起來時，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高興。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怎麼可能呢，因為他們也根本不瞭解我們。幾年過去了，我們很多人的名字他們都不知道。在那時的教學方法中，他們的腦子裡只費心琢磨一件事，去確認「學生」在上一次作業中犯了多少個錯誤。他們坐在上面的講臺上，我們坐在下面；他們提問，我們必須回答。除此以外，我們之間沒有什麼關聯。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講臺和長凳之間，在看得見的「上」和看得見的「下」之間，是看不見的「權威」，這阻止了任何接觸和相互間的瞭解。老師將學生當作個體來看待從而因材施教，或者就對學生的觀察寫出「報告」——這種做法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了——既不是老師的責任，也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個人談話會減少老師的權威，因為那樣一來老師就讓我們「學生」同他們太平起平坐了，而他們本應該是「坐在上面的人」。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他們的名字和長相，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問題了：我們和老師之間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靈魂上都毫無共同關聯。在我的記憶當中，如照片一樣清晰的是講臺和班級記事本。對那個記事本，我們總是企圖去瞄上一眼，因為裡面寫著我們的分數——就在現在，那個裡面有分類標記的小小紅色記事本還浮現在我的眼前；接下來便是在記事本中寫進數字的那支黑鉛筆。我眼前也浮現出自己的作業本，上面到處都是老師用紅色水筆修改過的地方，但是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的臉龐。也許那是因為我們面對他們時，總是半閉著眼睛或者用漫不經心的眼睛看他們。
對於學校生活感到樂趣全無的，並非只有我一個人。我不記得同學當中有哪位對學校生活沒有反感，我們最佳的學習興趣和學習願望在這個磨盤裡受到阻滯和壓抑，變得興味索然。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種對我們青少年沒有愛、沒有靈魂的教育方法並非國家主管部門的不作為：這裡麵包含著一種特有的既定意圖，只不過這意圖是一個應該小心保守的秘密而已。我們面對的世界，或者說，高居我們頭上的世界將一切想法都集中於追求「安全」這一偶像上，他們不愛年輕人，甚至可以說，他們對年輕人始終不信任。他們熱衷於系統性的「進步」，熱衷於它的秩序；他們將市民社會中各種形式的有條不紊和從容不迫當成人類唯一一個有效用的美德。每一種能將我們帶向前方的匆忙都應該避免。奧地利是一個古老的國家，由一位老皇帝君臨天下，由老首相實行治理；這個國家沒有其他野心，只想通過抵制任何極端性的改變讓自己在歐洲毫髮無損地得以保全。年輕人在天性上總是想要快速極端的改變，因而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因素，他們應該受到排斥和壓制，時間越長越好。沒有人有理由讓我們的學校生活變得愉快；任何升遷都要先經過耐心的等待。由於一切都在向後推，那時每個年齡階段所具備的含義也與今天的完全不同。人們對待一位十八歲的文理中學的畢業生，就像對待孩子一樣：如果被抓到在抽菸，他就會受到懲罰；如果需要離開教室去廁所的話，他得乖乖地先舉手報告以便獲得批准。一個三十歲的男人還會被認為羽翼未豐，甚至四十歲也還被認為沒有成熟到足以擔當責任重大的職位。當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外——三十八歲的古斯塔夫·馬勒被任命為宮廷歌劇院院長——發生之時，整個維也納被震驚得一塌糊塗。人們到處竊竊私語，因為當局將這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交給了一個「這麼年輕的人」（人們完全忘記了，莫札特在三十六歲，舒伯特在三十三歲時已經完成了他們的里程碑作品）。這種覺得「每個年輕人都不那麼可靠」的不信任，貫穿在各個圈子裡。我父親在業務中從來沒有接待過年輕人，如果一個人不幸面相年輕的話，他在哪兒都得先克服人們對他的不信任。年輕成為職業進取上的障礙，年長受到優待，這種做法在今天幾乎是無法想象的。在我們的今天，一位四十歲的人會盡一切努力讓自己顯得像三十歲，六十歲的人顯得像四十歲，年輕、精力充沛、行動力和自信是人們想要的、首選的，而在那個太平年代，每一個想要向前的人都得嘗試一切想得出來的面具來讓自己顯得老成。報紙推薦一些讓鬍子快速生長的辦法，二十四五歲，剛剛完成學業的年輕醫生留著大鬍子，哪怕沒必要也要架上一副金邊眼鏡，只是為了給他的首位患者留下自己已經「有經驗」的印象。人們穿上黑色的長外套，邁著從容的步子，還儘可能地挺起微圓的小腹，以此來體現那種刻意的老成持重，有上進心的人會至少從外表上儘量去掩蓋那讓人感到不可靠的年輕。到六年級、七年級時，我們已經拒絕背雙肩背的書包，改用單肩背的公文包，為的是讓人不會馬上看出來我們是高中生。所有在我們今天看來令人羨慕的素質——年輕人朝氣、自信、大膽、好奇、生活的樂趣——在那個只講究「持重」的時代，都讓人覺得是靠不住的。
瞭解這些特殊看法給人帶來的唯一收穫是，可以從中明白國家利用學校為工具，來維護自身的權威。我們首先要被灌輸這樣的想法：一切現存事物均完美無缺，應該尊奉；老師的意見絕不會錯；父親的話語不容反駁；國家機構是絕對性質的，具有永恆的有效性。那種教育的第二個基本原則（這在家庭中也要實行）是：年輕人不應該過得太舒服。他們在獲得某些權利之前，必須先通曉自己的責任，尤其是完全聽話的責任。我們從一開始就得牢牢記住：在生活中我們還沒有做出過任何貢獻，還沒有任何經驗；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可以去追問什麼，去要求什麼，對於人們給我們的一切，我們唯有心存感激。在我成長的時代，在孩子們的早期童年，這種愚蠢的恐嚇方法就被用在他們的身上了。僕人和愚蠢的母親會恐嚇三四歲的孩子說，要是他們不馬上停止做壞事，就會有警察上門來。等到我們上了中學以後，如果某次在某個不重要的科目上得到一份糟糕的成績，就會受到這樣的威脅：讓我們退學，去學一門手藝。這是市民階層中最糟糕的威脅：落入無產者的生活狀態。但是，當年輕人帶著最誠懇的受教渴望，想從成年人那裡獲得對某個嚴肅的時下問題的解釋時，一句高傲的「這你還不懂」就把他們擋回來了。年輕人所到之處，人們都用同樣的辦法來對待他們：在家裡、學校、國家。人們誨人不倦地讓年輕人明白：他還不「成熟」，還什麼都不懂，唯一能做的是乖乖聽別人的，什麼時候也不要自己插嘴反駁。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在學校裡可憐的魔鬼教師高高地坐在講臺上，那是一尊我們無法接近的神像，他們把我們全部的感覺和心思限制在「教學計劃」當中。至於我們在學校裡是否身心愉快，沒有人在意。在那個時代，老師的使命不是要幫助我們前行，而是教會我們謙讓；不是去培養我們的內心世界，而是要求我們儘可能沒有反抗地融入有序的格局中；不是去提升我們的生命能量，而是要約束它們，使之趨同。
對年輕人這種心理上的（或者說，這是完全違背年輕人心理的）壓力，只會帶來兩種效果：要麼讓他們麻木不仁，要麼起到刺激和激發的作用。我們可以從心理分析治療的檔案中看到，這種荒謬的教育方法造成了多少人有「自卑情結」。偏巧是在那些從奧地利舊式學校裡走出來的男人發現了「自卑情結」的存在，也許這並非純屬巧合。在我本人這裡，正因為有這種壓力我才很早就帶著宣言式的激情來主張自由，其激烈程度也是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的。此外，對一切權威的痛恨，對所有「高高在上」的言語的反對，也陪伴了我的一生。有很多年，拒斥一切先知性和教條性內容就像一種本能一樣，我已經忘記它來自何處。有一次，我的一場演講被安排到大學裡的一個報告廳內舉行，我發現，自己是從講臺上向下對人們講話，下面坐在長凳上的聽眾就如同當年我們那些中學生一樣，乖乖地聽著，沒有言談，沒有反問。突然之間，我感到渾身不自在。我當時馬上就想到，在我的整個學校生涯中，這種非團隊式的、威權性的、教條性的自上而下的說教，讓我遭受了怎樣的痛苦。一種恐懼感猛地向我湧來：我在這個高高的講臺上對下面的人發表的演說，可能會如同當年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的演說一樣，完全沒有個人化的效果。正是由於這種阻礙，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講。
直到十四五歲時，我們對學校忍耐得還相當不錯。我們打趣老師，帶著冷漠的好奇而學習每一課的內容。但是，再往後學校就讓我們覺得越來越沒有意思，越來越是負擔。在悄無聲息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出現了：我們這些在十歲進入文理中學的男孩子，只用了整個八年學制中的四年就超過了學校教學的知識水準。我們直覺地感到，在這個文理中學中已經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可以學習了，在某些我們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裡，我們所知道的已經比那些可憐的老師還多，而這些老師在大學畢業之後就再也沒有出於自己的興趣去翻開過一本書。另外一種對比也能日漸一日地讓人感覺到：我們原本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坐在凳子上，如今在這裡聽不到任何新東西，或者讓我們覺得值得了解的東西，而學校外面則是一座充滿了無數啟發的城市，一座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音樂的城市，一座每天能帶給人驚喜的城市。所以，我們身上那些被壓制下去的求知慾，那些在精神上、藝術上、享受上的好奇，既然在學校裡找不到任何營養，那麼就充滿激情地去面對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一開始我們只有兩三個人發現了自己對藝術、文學和音樂的興趣，後來是十幾個人，到了最後幾乎是全體同學。
年輕人的興奮是一種感染現象一樣。在一個班級裡，它像麻疹和猩紅熱一樣從一個人傳染到另外的人，那些新手還帶著一種孩子氣的、虛榮的爭強好勝，想要儘快在知識上超過別人，因此大家也在互相促進。這種激情會走到哪個方向上，多多少少是偶然所致。如果一個班級裡有一個集郵者，那他很快就能讓十幾個人和他一樣對集郵著迷；如果有三個人對女舞蹈演員喋喋不休，那麼其餘的人也會每天站在歌劇院舞臺口前面。一個比我們低三個年級的班級，全班都對足球如醉如痴；比我們年級高的一個班，對社會主義和托爾斯泰感興趣。我所在的年級偏巧是一群對藝術痴迷的同學，這對我的整個人生道路也許是決定性的。
按說這種對戲劇、文學和藝術的痴迷在維也納是極其理所當然的。維也納的報紙給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留出特定的版面，不管走到哪裡，都能聽到周圍大人們在談論歌劇院或者城堡劇院的演出，所有的紙具店都掛出名演員們的畫像。在當時，體育還算是一個粗俗野蠻的事，一位文理高中生會羞於熱衷於此的，而有著大眾理想的電影還沒有被髮明出來呢。喜歡戲劇和文學，也不用擔心在家裡遭到抵制，因為這算是「沒有罪惡的」激情，與打牌和交往女孩正好相反。畢竟，我的父親以及其他生活在維也納的父親們，年輕時也曾經同樣著迷於戲劇，在觀看理查德·華格納指揮的《羅恩格林》歌劇演出時的興奮，一如我們觀看理查德·史特勞斯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dhauptmann）的首演。每場首演我們這些中學生都爭先恐後地去看，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個人不能第二天早上在學校裡報告每一個細節，那麼在那些幸運地看到首場演出的同學面前，他得有多麼難為情！假如我們的老師對我們稍微上心一點兒的話，肯定早就已經發現，在每個大型首演的當天下午會有三分之二的同學神秘地生病了——為了能夠得到一張站票，下午三點我們就得去排隊。他們要是再嚴格地注意些的話，肯定也會發現，在包著拉丁語語法書的書皮下，我們藏著里爾克的詩歌；他們也會發現，在數學作業本里我們從借來的書中抄下了美麗的詩歌。每天我們都發明出一些新的技術，將乏味的課堂用於我們的閱讀。當老師在老生常談做著關於席勒《論質樸的詩和感傷的詩》的報告時，我們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尼采和斯特林堡，他們的名字是這些迂夫子還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我們像發了高燒一樣，熱切地要到對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發生的一些有所知曉、有所瞭解；下午我們擁擠在大學生當中，去聽大學裡的演講；我們去看藝術展覽；我們去解剖學教室看屍檢。我們伸著好奇的鼻子東聞西嗅。我們悄悄地溜進愛樂樂團的排練室，我們穿梭在古董店，我們每天都檢視書店裡擺放出來的圖書，以便馬上知道從昨天起又有哪些新書出版。最主要的是，我們讀書，讀一切到手的書。我們去每一個公共圖書館裡找來新書，把自己能弄到的書借給別人。但是，獲得一切新知識最好的教育場所，卻是在咖啡館。
要想理解這一點，人們就得知道，維也納的咖啡館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設施，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與之相比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民主性的會所，任何人只要買上一杯廉價的咖啡就可以加入其中，這筆小小的入場費讓每位客人都可以好幾個小時坐下，討論、寫作、打牌、處理郵件，尤其是可以享用諸多的報紙和雜誌。一個比較好的維也納咖啡館，會有城裡的全部報紙，而且不光是維也納的報紙，還有整個德意志帝國的報紙，法國的、英國的、義大利的、美國的報紙，此外還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和藝術評論期刊，如《法國水星評論》（mercuredefrance）、《新觀察》（neuerundschau）、《創作室》（studio）、《伯靈頓雜誌》（burlingtonmagazine）。我們馬上知道這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知道每一本新出版的書，知道每一場隨便在哪裡的演出，我們比較不同報紙上的評論。奧地利人能夠在維也納的咖啡館裡大量地瞭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時能在好友圈子裡討論這些事情，在形成奧地利人的思想活力和國際視野方面，也許沒有什麼能比咖啡館的貢獻更大。我們每天坐在那裡幾個小時，沒有什麼能逃過我們的注意力，因為我們的興趣是集體性的，我們追尋藝術活動動態用的就不是兩隻眼睛，而是二十隻、四十隻眼睛。一個人錯過的事情，另外一個人會幫他注意到；況且，因為我們帶著差不多像運動場上的爭強好勝之心，幼稚而調皮地想要在新知識以及對最新情況的瞭解上超越別人。實際上，我們一直嫉妒羨慕能帶來出其不意效果的做派。比如，在討論到當時尚被排拒的尼采時，我們當中的一個人會突然帶著一種做作的、高人一籌的模樣說：「不過，關於自我主義的理念，克爾凱郭爾還是在他之上。」這句話馬上就會讓我們感到不安。誰是這位克爾凱郭爾，這個某某某都已經知道，而我們對他還一無所知的人？第二天我們就會衝向圖書館，翻遍關於這個不為人知的丹麥學者的各種書籍。如果一個陌生的名字已經為別人所知，而我們自己還不曾知道，那是會讓人感到無地自容的。恰好是那些最新的、最近的、最先鋒的、最不同尋常的名字，那些還沒有人提到，尤其是在我們尊崇的報紙上那些正式文學批評中還沒有出現的名字，去發現它們，早於別人去注意到它們，正是我們的激情所在（我個人在這方面的激情還延續了很多年）。我們就是要去了解那些尚未被普遍認可的事情，那些難以領悟的、異想天開的、新生的和極端的事物會挑起我們的特殊愛慕。因此，在我們集體性的、過於飢不擇食的好奇面前，沒有什麼是隱而不現的、邊緣的。比如，斯蒂芬·格奧爾格（stefangeorg）和里爾克，在我們上文理中學時，他們的書總共也不過印刷了兩三百本，其中最多有三四本到了維也納，沒有哪個書店主人會把他們的書收在自己的庫房裡，沒有哪個正式的文學批評者會提到里爾克的名字。但是，我們這一群人出於意志的奇蹟，能夠背誦他的每一首詩歌，每一個詩行。我們這些還沒有長出鬍子、沒有發育成熟的小夥子，這些白天還得老老實實坐在中學板凳上的年輕人，的確是一位年輕詩人夢寐以求的理想讀者群：好奇、有鑑賞理解能力、能傾心投入，因為我們激發狂熱的能力真是無邊無際。我們這些半大孩子在課堂上、在上學放學的路上、在咖啡館裡、在劇院裡、在散步中，只是在討論圖書、繪畫、音樂和哲學；哪個演員或者導演越來越有公眾影響了，誰出版了一本書或者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都是我們蒼穹中的一顆明星。當我後來讀到巴爾扎克在描寫他的青少年時代的一個句子「我總以為名人就像上帝一樣，他們不像平常人那樣說話、走路、吃飯」時，曾經大為震驚，因為我們當時也帶著這樣的感覺。在大街上看到馬勒是一樁重大事件，人們要在第二天一早講給同學們聽，就像是個人的某種偉大勝利一樣。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有一次被介紹給布拉姆斯，而且他還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因為這個受寵若驚的經歷而神魂顛倒了好幾天。當時十二歲的我並未確切地知道布拉姆斯有怎樣的貢獻，但是光是他的名聲，他那創造者的靈光神采就有著令人震撼的力量。當霍普特曼的劇作即將在城堡劇院首演之時，我們全班在彩排之前的好幾個星期就開始心神不安。我們悄悄地靠近演員和跑龍套的角色，為的是能最早——早於別人！——知道劇情和演員陣容；我們讓城堡劇院的理髮師給我們理髮（我並不怵於寫出當年的荒唐事），只是為了獲得一些關於沃爾特或者索嫩塔爾的訊息。在比我們低一個年級的同學中，有一位在我們這裡特別受歡迎、被看重，只因為他是歌劇院燈光師的外甥。通過他的關係，我們偶爾會在排練時被悄悄地帶到舞臺上。我們在登上這個舞臺時所感受到的誠惶誠恐，與但丁在升入天國樂園中所經歷的戰慄，有過之而無不及。藝術家們的聲望所具有的散射光芒的力量，哪怕經過了七層折射，還是足以令我們感受到敬畏。一位貧窮的老太太，就因為是舒伯特的孫侄女，在我們眼裡就如同一位神性的存在一般；甚至我們也會在大街上對約瑟夫·凱恩茨的僕人久久凝視，就因為他能有這份幸運，能離這位最受人喜愛、最天才的演員那麼近。
今天我當然知道得很清楚，在這種不加選擇的狂熱之中有多少荒謬，有多少內容不過是相互間的模仿而已，有多少隻是出於要高人一頭的競技樂趣，有多少是出於孩子氣的虛榮，對藝術感興趣無非是要在周圍不懂藝術的親屬和老師面前感覺到自己那凌駕於人的傲慢。不過，直到今天還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出於對文學的激情，我們這些小夥子曾經從中學到了多少東西！通過不斷的討論和條分縷析，我們早早地具備了批判鑑別能力。我在十七歲時，不光了解波德萊爾和惠特曼的全部詩歌，很多重要的篇章我還能背誦。在我後來的人生歲月中，再沒有過像中學和大學這樣的集中閱讀階段。有些在十年以後才被人們普遍尊崇的名字，當時都理所當然地從我們這裡滑過，哪怕那些曇花一現的作家作品也留在記憶中，因為我們帶著熱望去捕捉一切。有一次，我告訴尊敬的朋友保爾·瓦萊裡（paulvalery），我與他在文學上的相識已經有多麼久遠，說我在三十年前已經讀過並熱愛他的作品。瓦萊裡善意地笑著說：「您別騙人，我親愛的朋友！我的詩歌1916年才出版。」但是，當我接下來準確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學雜誌的顏色和版面時——我們1898年在維也納讀到的他的第一首詩——他大為吃驚。「可是，在巴黎都幾乎無人知道，」他驚詫地說，「您在維也納是怎麼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個邊遠小城裡讀馬拉美（mallarme）的詩一樣，那也是當時主流文學界還不怎麼知道的，」我這樣回答他。他對此表示同意，說：「年輕人發現他們自己的詩人，因為他們要自己去發現自己的詩人。」的確，這些新風還沒有刮過來，我們就已經嗅到氣味了，因為我們總是在大張著鼻孔。我們發現新東西，因為我們渴望新東西，渴望屬於我們而且只屬於我們的一些新東西——不是那個父輩們的世界，而是我們自己的環境。年輕人如同某些動物一樣，對天氣的轉變有著出色的直覺，因此，我們這一代趕在我們的老師和大學之前就知道，舊世紀結束了，在藝術觀方面已經走到了盡頭，一種革命或者至少是一種價值轉變正在開始。我們父輩那一代優秀而穩健的大師們，文學界的凱勒（gottfriedkeller）、戲劇界的易卜生、音樂界的布拉姆斯、繪畫界的萊布林（wilhelmleibl）、哲學界的馮·哈特曼（eduardvonhartmann），在我們的感覺中他們就體現那個太平世界中優緩的沉思。儘管他們在技術上和思想上卓越超群，但是已然引不起我們的興趣。我們直覺地感覺到，他們那種冷靜、中庸的節奏與我們不安的血液中流淌著的東西是疏離的，與這個時代日益加快的速度也不合拍。現在，在維也納生活著德意志青年一代最機警的頭腦，赫爾曼·巴爾（hermannbahr）。他正作為一位思想上的勇士進行憤怒的搏鬥，為將要形成的和即將到來的一切掃清路障：在他的幫助下，藝術家中分離派運動的展覽「分離」開幕了：讓舊學派感到震驚的是，巴黎印象派畫家和點描畫派的畫家、挪威的蒙克（edvardmunch）、比利時的羅普斯（felicienrops）以及所有能想得到的極端藝術家都在這裡展出了；同時，通往那些很少受到注意的現代藝術的前輩人物——如格呂內瓦爾德（grünewald）、埃爾·格列柯（greco）和戈雅（goya）——的道路也打通了。人們突然學會了一種新的「去看」的方式；同一時間內，在音樂界由穆索斯基（mussorgskij）、德布西、史特勞斯、荀白克引入了新的旋律和音色；在文學界，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為現實主義破冰，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了斯拉夫的旋風，魏爾倫（verlaine）、蘭波（rimbaud）和馬拉美展示了詩歌藝術當中至今無人知曉的簡約和精緻；尼采讓哲學界發生了革命；在建築界，一種大膽而自由的建築藝術公開宣稱不要古典的繁文縟節，取而代之的是沒有點綴的實用建築。突然之間，古老舒適的舊秩序遭到了破壞，那些迄今為止被認為顛撲不破的「審美上的漂亮」（此語出自漢斯利克）標準受到質疑。「穩健」的市民階層報紙上的官方批評家對這些有時過於大膽的試驗感到震驚，用一些類似「墮落」「無法無天」等驅逐式詛咒來遏制這種不可阻擋的潮流之時，我們這些年輕人則將自己熱烈地投入這最為兇猛的激流當中。我們有一種感覺：這是我們留給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時代開始了，年輕人終於開始獲得了自己的權利。一下子，我們那不安的尋找和搜尋的激情獲得了意義：我們這些尚未離開校門的年輕人能夠參與為新藝術而進行的戰鬥，而這些廝殺往往是狂野而毫無顧忌的。凡是嘗試藝術實驗的地方，不管是一場韋德金德（wedekind）的戲劇演出，還是新詩歌的朗誦會，我們必定會帶著全身心力量到場助戰，這力量不光來自靈魂，也來自拳頭。我親眼看見的一件事是：在一場荀白克早期的無調性音樂作品的首演音樂會上，一位先生大聲地發出了噓聲並吹口哨，而我的一位朋友佈施貝克（buschbeck）毫不留情地給了他一記大大的耳光。無論在哪裡，我們都是任何新藝術型別的帶路先鋒和先遣隊，只因為它們是新的，因為它們要為我們——現在到了我們活出自己的樣子的時刻——而改變世界，因為我們感覺到，這「跟我們有關」。
我們對這些新藝術的興趣之所以如此徹底並如醉如狂，還有一個原因：可以說，那完全是年輕人的藝術。在我們父輩那一代，一位詩人、一位音樂家是要首先被「檢驗」的，他只有迎合了市民社會那種放鬆的、穩健的品位方向，才能獲得敬重。所有那些人們告訴我們應該去尊敬的男人，他們都做出會讓人尊敬的舉止和姿勢。他們有著漂亮的、略為灰白的鬍子，身體罩著充滿詩意的絲絨外套——維爾布蘭特（wilbrandt）、埃貝斯（ebers）、達恩（pauldahn）、保爾·海澤（paulheyse）、倫巴赫（lenbach），那個時代最受青睞的人物現在早已被淹沒在時間的洪流當中。他們在拍照時帶著深思的目光，總是有著「尊貴的」與「詩人式的」姿勢，他們的舉止如同宮廷顧問和達官貴人，也像這些人一樣佩戴勳章為裝飾。年輕的詩人、畫家、音樂家最多會被標記為「滿有希望的天才」，要得先被冷落上一陣才會得到正面的認可。那個時代的謹慎，讓人們不願意過早地給予好感，一個人得先經過多年的「穩健」成績來證明自己才行。新的詩人、音樂家、畫家都很年輕。霍普特曼，突然之間從一個籍籍無名的人一躍而起，以三十歲的年齡佔據了德國的舞臺；格奧爾格和里爾克都以二十三歲的年齡——按照奧地利的法律，他們還沒有獲得成年人的權利——就獲得了文學上的美譽，有了狂熱的追隨者。在我們自己的城市裡，一夜之間就出現了一個由阿圖爾·施尼茨勒、赫爾曼·巴爾、理查德·貝爾——霍夫曼、彼得·阿爾滕貝格等人組成的「青年維也納」群體。在這個群體裡，通過把一切藝術手法精緻化，他們讓特殊的奧地利文化第一次找到了歐洲式表達方式。在所有人當中，有那麼一個人物讓我們感到如此痴迷和沉醉，讓我們感到迷狂和興奮，這便是那位了不起的、非同凡響的、獨一無二的天才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在這一形象中，我們這些年輕人在一位幾乎同齡人的身上，不光看到了自身的最高雄心，也看到了完美的詩歌成就。
年輕的霍夫曼斯塔爾的出現，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天才早熟的偉大奇蹟之一。在世界文學史上，除了濟慈和蘭波以外，我還找不到有誰在駕馭語言方面能做到如此完美無瑕；沒有誰能讓詩性因素如此這般貫穿全部作品，哪怕是最不經意的詩行；沒有誰是如此這般的偉大天才，在他十六歲和十七歲時已經以不可磨滅的詩歌和至今尚未有人企及的散文詩，被永遠地載入德語語言的史冊當中。他的突然開始以及從一開始便如此完備，是一樁超凡脫俗的現象，在一代人當中幾乎不可能再有第二例出現。那些最先知道他的人，都驚訝於他的出現令人難以置信，把這當成一個超自然的奇蹟。赫爾曼·巴爾多次向我講起，他收到一篇給他的雜誌的投稿時有多麼吃驚。文章出自維也納一位他不認識的「洛里斯」之手——當時中學生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公開發表作品。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稿件當中，他還從未看到過有人能以如此輕鬆飄逸的手法，用如此靈動而典雅的語言寫出如此豐富的思想。誰是「洛里斯」？誰是這位他不認識的人？他這樣問自己。肯定是一位智慧的長者，年復一年地將自己的認知無言地擠壓濃縮，在一個秘密之地將這些認知注入最為濃縮的語言精華當中，將其培育成差不多是充滿情趣的魔法。這樣一位智者，這樣一位受上天眷顧的詩人，和他住在同一座城市裡，而自己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巴爾馬上給這位素不相識者回信，約定在一個咖啡館裡面談——著名的格林斯坦特爾（griensteidl）咖啡館、青年文學的大本營。突然一個瘦高個子、尚未長出鬍鬚、身著青年裝短褲的中學生邁著輕快的步子來到他的桌子旁邊，微微鞠了一躬，用高高的，還處於變聲期的嗓音簡短有力地說道：「霍夫曼斯塔爾。我就是洛里斯。」很多年以後，當巴爾再講到他當時的訝異時，仍然激動不已。他一開始不願意相信。一箇中學生，能掌握這樣的藝術，有這樣的廣度和深度，在經歷生活之前已經對生活有這麼令人難以置信的認識！阿圖爾·施尼茨勒曾經給我講過的情形也類似。當時他本人還是一名醫生，他早期的文學成就看起來根本無法帶來生計保證。不過，他當時已經是「青年維也納」群體中的主要人物，還有更年輕的人來找他尋求建議和指導。在偶然相識的熟人那裡，他還認識了一位個子高高的中學生，這位中學生超凡的聰慧讓他刮目相看。當這位中學生請求他允許自己朗誦一個小型詩劇時，施尼茨勒很高興邀請他來到自己的單身漢住處，當然他也沒有抱有太大的期望——不過是一個高中生的作品而已，他以為會是傷感的或者假古典主義的風格。他請來了幾個朋友。霍夫曼斯塔爾穿著他那青年裝的短褲來了，有點兒緊張和拘束，然後他開始朗讀。「在幾分鐘以後」，施尼茨勒告訴我說，「我們突然豎起了耳朵仔細傾聽，交換著欣賞的，幾乎是被鎮住了的目光。這麼完美的詩句，這麼無懈可擊的形式，這種音樂上的通感，我們還從來沒有在一個當世人那裡聽到過，自從歌德以後，我們以為再也不會出現了呢。但是，比這種詩歌形式上無與匹敵（自他以後，在德語文學當中沒有人能再度達到）更令人讚歎的，是他對世界的認知。對於一個整天要坐在中學板凳上的男孩子來說，這樣的認知只能來自一種具有魔法般力量的直覺。」等到霍夫曼斯塔爾朗讀結束時，所有的人都默不作聲。施尼茨勒對我說：「我有這樣的一種感覺：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天才，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沒有過這種完全被征服的感覺。」有誰在十六歲開始——也許不應該說是「開始」，而是從一開始就已經成熟——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他應該是歌德和莎士比亞的兄弟。的確，成熟顯得越來越趨於完善：在這第一個詩劇《昨天》之後，他完成了《提香之死》的華美片段，他將德語變成了義大利語的發音。他的詩歌創作，每一首詩對我們來說都是重大事件，在幾十年以後的今天，我還能一行一行地背誦出來；然後還有小型的戲劇和文章，那豐富的知識，對藝術理解的精準，寬廣的視野，如同著了魔法一樣神奇地濃縮在幾十頁的稿紙裡。總之，這位中學生、這位大學生所寫的東西，就如同水晶一樣，從內裡發出光芒，同時也顯得深沉和熾烈。韻文、散文詩在他的手中猶如散發著芬芳的伊米託斯山的蜂蠟一樣隨心如意，總是通過一個不可重複的奇蹟讓每一首都恰到好處，一點兒不多，也一點兒不少。人們總有這樣的感覺，肯定有一個不能把握的潛在力量在秘密地引領他走上一條路，去往目前還沒有人能夠涉足的地方。
這樣一個超凡人物讓我們——這些已經讓自己學會去追尋價值的人——感到怎樣著迷，我幾乎都無力來重現當時的情形。知道就在離自己不遠的地方生活著一位天才的、精緻而純粹的詩人，一位人們會設想為荷爾德林、濟慈、萊奧帕爾迪那般傳奇的人物，一位不可企及、差不多如夢如幻的人物，還有什麼能讓一代年輕人更感到如痴如醉呢？直到今天，我還能栩栩如生地回憶起自己得以親見霍夫曼斯塔爾本人的那一天。那時我十六歲。當時我們對這位理想中的導師的一切行蹤都如飢似渴地追蹤，因而報紙上的一條訊息讓我興奮不已：這條訊息通知說，他將在「學術俱樂部」做一場關於歌德的報告（對我們來說這簡直是無法想象的，這樣一位天才竟然在這麼小的範圍內作報告。按照我們這些中學生對他的崇拜程度而言，如果霍夫曼斯塔爾在公開場合露面的話，最大的講堂裡也會爆滿的）。這次報告會再次證明，在對有長久生命力的藝術估值以及對這些藝術顯示出正確的直覺判斷方面，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中學生又走在大眾和官方評論家的前面。在這個狹小的會廳裡，一共來了差不多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位聽眾。我在焦急不安中提早半個小時就出發了，為的是能讓自己有個座位，而這完全沒有必要。我們等了一陣，突然有一個瘦高個子，自身根本不起眼的年輕人從我們這些人之中穿過，走到講臺上便開始演講。他開始得那麼直截了當，我幾乎都沒有時間去好好打量他。霍夫曼斯塔爾的鬍子還是軟的，沒有完全長成形，他的柔韌身軀讓他顯得比我設想中的還要年輕些。他的臉龐輪廓分明，長著一點義大利式黝黑膚色的臉，因為略為緊張而緊繃著，他那深色、柔和、高度近視的眼睛流露出來的不安，也加深了人們的這一印象。他開門見山進入了演講，如同一位游泳者投身於自己熟悉的水中一樣；越講下去，他的手勢就越放得開，他的神態就越鎮靜自如。他的思路剛一展開，開始時的拘束就變成了一種了不起的輕鬆和機敏，如同那些靈感豐富的人所做的那樣（後來我在他的私人談話中也常常注意到這一點）。只是從他的第一個句子我就注意到，他的聲音並不悅耳，有時候甚至差不多像是假嗓子一樣，很容易變得微微刺耳。不過，他的演講讓我們變得如此興奮和激動，我們幾乎不再注意他的聲音，也不去注意他的面孔了。他沒有演講稿，沒有提綱，甚至可能都沒有好好準備。但是，出於他天然具備的奇妙的形式感，每個句子都有著精美的收尾。他提出大膽的反命題，令人眼花繚亂，以便在後來以清晰而出人意料的表述予以解答。聽眾不由自主地產生這樣的感覺，他所使用的材料不過是那些豐富內容中信手拈來的一些東西，像他這樣一位機敏而站得高遠的人物，還可以這樣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個小時，內容也不會變得貧乏，水準也不會因此降低。在後來多年裡的私人談話中，我也領略過他的這種魔力，斯蒂芬·格奧爾格曾經稱譽他為「氣勢磅礴的歌詠與妙趣橫生的巧妙對話的發明者」。他焦躁不安、容易失控、過度敏感，不能承受壓力，在私人交往中往往感到怏怏不樂和緊張，他不容易讓人靠近。但是，一旦哪個問題讓他感興趣，他便是燃媒，他能讓談話像火箭般快速而灼熱地升騰，一下子就達到他自己要的，也只有他才能達到的高境地。除了與那位思想尖銳而且像水晶一樣明晰的瓦萊裡或者那位言辭激烈的凱澤林曾經偶爾有過這樣高水平的談話以外，我同別人的談話都不具備與他談話的思想水準。在這個真正的靈感勃發的一瞬間，所有的一切——他讀過的每一本書，他看到過的每一幅畫，每一個風景——都會在他那神奇般醒來的記憶中變得栩栩如生。他用的比喻如此貼切自如，就如同用左手比喻右手一樣；他所展示的視野矗然而立，就如同在已經消失的地平線上突然出現了一道舞臺佈景一樣。在首次見到他的那個演講上，以及在後來的私人會面中，我真正感覺到他身上的「氣」，一個高不可測的人物所具有的那種能令人感到充滿活力、感到歡欣鼓舞的氣息，他身上那種用理性還不能完全把握的「氣」。
從某種意義上說，霍夫曼斯塔爾後來再也沒有超過他自己在十六歲至二十四歲時所創造的無與倫比的奇蹟。我對他後來的某些作品也一樣推崇有加，那些華美的論文，《安德烈亞斯》中的片段——這部未完成的作品也許是德語作品中最美的長篇小說，以及他的戲劇中的某些片段。但是，隨著他與真實的生活劇場和那個時代的興趣關聯越來越緊，由於他的各種計劃中有明顯的意圖和野心，他那如夢遊者才會有的，只有在童真的詩歌中才有的純粹靈感不見了，和它們一起消失的還有我們對自己青春歲月的沉醉和痴迷。瞭解他這位未成年人的創作，讓我們早早知道，這個出現在我們青春時期的天才奇蹟是一次性的，在我們的一生中，它再也不會梅開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