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扎克曾經以無與倫比的方式描寫了一個拿破崙·波拿巴如何讓整整一代法國人群情激昂。在巴爾扎克看來，波拿巴從一個小小的少尉到世界的皇帝，這令人炫目的飛黃騰達不光意味著某一個人的勝利，也是一種青年理念的勝利。一個人並非一定要生為王侯貴胄才有可能早日獲得權力：哪怕出生於一個隨便什麼樣的小戶人家，甚至窮人家，同樣也可以在二十四歲成為將軍，在三十歲成為法蘭西的統治者，不久以後也能統治整個世界。這一不可複製的成功讓成百上千的人拋開自己卑微的職業，離開邊遠的外省小城——波拿巴少尉讓所有的年輕人頭腦發熱。他驅動他們有更高的野心，他造就了龐大軍隊中的諸多將軍，以及《人間喜劇》中很多英雄和平步青雲的人。一位獨一無二的年輕人，無論在哪個領域裡一下子就達到迄今無人企及的高度，光是他的成就本身，就足以讓所有年輕人圍在他們身邊，跟在他們身後。從這個意義上講，霍夫曼斯塔爾和里爾克對於我們這些更年輕的人來說，對於我們身上還沒有完全迸發出來的能量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推動。我們並不指望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蹟能夠在自己的身上重現，單單他的存在就給我們增添了力量。他直觀地證明，即便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座城市和我們的社會階層也有可能出詩人。他的父親是一位銀行行長，畢竟也是來自同樣的猶太——市民階層，和我們一樣；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們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著同樣的傢俱，在同樣的社會階層的道德中成長起來，也在同樣嚴格無趣的人文中學讀書，他也學了同樣的課本，在同樣的木頭板凳上坐了八年，也像我們一樣沒有耐心，與我們相似，對一切精神價值充滿激情的熱愛。但是，看啊，就在他還不得不在學校的板凳上磨褲子時，必須在體操大廳來回踏步時，他一個箭步就成功地飛越了周圍的環境和逼仄，飛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從而進入一種沒有限制的境界。在某種程度上，霍夫曼斯塔爾以活生生的例項向我們表明，從原則上講，在我們的時代，即便在一個奧地利的人文中學這種牢籠般的氣氛中，也是可以來完成詩歌創作的，甚至還有可能被印刷出來，被盛讚，成為名人！對於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來說，這是多麼大的誘惑力！

里爾克則意味著另外一種型別的鼓勵，它以一種讓人心安的方式來補充霍夫曼斯塔爾帶來的那種激勵。縱使我們當中最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與霍夫曼斯塔爾一爭高低。我們知道他是早熟天才中不可複製的奇蹟，如果將我們自己十六歲時的詩歌與這位著名人物在同樣年齡時的作品相比，我們會感到羞愧；同樣，如果將自己與他在中學時代已經在人類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們也會為自己汗顏。里爾克也是在很早時，大概也是在十七八歲時已經開始寫作並發表詩歌。但是，里爾克早期的作品，如果與霍夫曼斯塔的那些比較起來，甚至可以說是絕對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詩歌，只有帶著不那麼挑剔的眼光，人們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許的天才蹤跡。直到後來，當這位被我們無比熱愛的詩人在二十二歲或者二十三歲時才開始出現有個性的長足進展：這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安慰。一個人不一定非得如霍夫曼斯塔爾那樣在中學時代就是成熟的詩人，也可以像里爾克那樣摸索、嘗試、成型、提升。如果一個人眼下寫出來的東西還拿不出手、不成熟、不那麼有責任感，他也許不會成為霍夫曼斯塔爾那樣的奇蹟，而在他身上可能會重現里爾克那樣平穩而尋常的成才之路。

我們所有的人都早已經開始創作或者寫詩，開始演奏樂器或者開始朗誦。對我們來說，這是不言而喻的。那種被動的、激情化的態度，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不自然的，因為年輕人身上的本質就是不光要獲得印象，也要以自己的創造來應答。對年輕人來說，熱愛戲劇至少意味著他們有這樣的願望和夢想：讓自己登上舞臺或者參與戲劇演出。他們對各種形式的天才極端崇拜，這不可避免地會讓他們去留意自己身上的某些苗頭，能否在自己並不完全瞭解的軀體裡或者在尚且半矇昧的靈魂中看到這種出類拔萃特質的蛛絲馬跡。與當時維也納的氣氛相符，也與那個時代特殊的限定條件相吻合，我們班級裡的同學中普遍都熱衷於藝術生產。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身上找尋著天分，併力圖讓它發揚光大。我們當中有四五個人想成為演員。他們模仿著城堡劇院演員的做派，不知疲倦地練習臺詞和朗誦，已經開始偷偷參加戲劇表演課，在課間臨時分派不同的角色，臨時表演經典戲劇中的場景，而我們其餘的人則構成了好奇而苛刻的觀眾。我們當中有兩三個人是受到出色培訓的音樂人，但是他們還沒有決定自己是去當作曲家、演奏家還是去當樂隊指揮。正是由於他們，我才對新音樂有了最早的認識，而這些新音樂在愛樂樂團的官方音樂會中還是很受鄙視的——他們也從我們這裡拿到歌曲或者合唱曲的歌詞。我們當中還有一個人，這位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沙龍畫家，他在上課期間將我們的作業本畫得滿滿的，給我們這個班級裡全部的未來天才畫了肖像。不過，我們在文學上的努力要遠遠超過其他方面。由於我們彼此監督儘快地完成作品，互相對各自的詩歌進行評論，我們在十七歲時達到的水平遠遠超出了文學愛好者的水平，其中某些個人作品的水平已經真正說得過去，並且得到了文學刊物的證明：它們不光是被粗俗的地方報紙所採用，也為那些新生代的主流文學期刊所接受、被髮表出來，甚至還得到了稿費——這是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我們班裡的一位同學，我曾經像崇敬天才一樣崇敬他，他的名字赫然出現在最了不起的豪華雜誌《潘神》（pan）的首位，與理查·戴麥爾（richarddehmel）和里爾克並排；還有另外一位同學，曾經使用「奧古斯特·厄勒」（augustoehler）的筆名，打入了當時所有德語期刊中最難進入、最離奇的刊物《藝術葉片》（blätterfürdiekunst）——這本期刊是斯蒂芬·格奧爾格專門為自己那個超凡入聖、再三遴選才得以進入的文學團體的成員保留的園地。我的第三位同學，在霍夫曼斯塔爾的鼓勵下，寫了一本關於拿破崙的劇本；第四位同學提出了一種新的美學理論，完成了有重要意義的商籟體詩歌；我自己則在現代派的主流文學雜誌《社會》（gesellschaft）以及由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harden）主編的《未來》（zukunft）——一份在新德國的政治和文化歷史上舉足輕重的週刊——上發表了作品。今天回過頭去看，我不得不客觀地承認，就那些作品中知識的廣博、文學技巧上的精緻、藝術上的水準而言，它們出自年僅十七歲的人，這的確是驚人的。這種情況只可以解釋為，是霍夫曼斯塔爾那神奇的早熟榜樣或多或少地在前面引導著我們，讓我們激情澎湃地努力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我們掌握各種藝術訣竅，諳熟語言的誇張和奔放；我們瞭解每種詩體的寫作技術，從品達式的哀婉詩到民歌當中簡單的口語表達，我們都無數次嘗試、仔細推敲。在每天的作品交換中，我們互相指出那些粗心大意的不足之處，討論韻腳上的細節。當我們那些盡職的老師還沒有任何預感地在用紅墨水劃出我們在作文中缺少的逗號時，我們早已在相互進行文學批評，其嚴格程度、藝術上的見識以及審查之細微，是那些大報紙上的文學批評頭領人物在對古典大師傑作的批評中所不曾有過的。在中學裡的最後幾年，由於我們一味熱衷於文學批評，在專業評判和文采斐然的表達能力這方面，也已經走在那些名聲卓著的專業評論家的前面。

對於我們班級同學在文學上早熟做這種完全忠於實情的描述，也許會讓人錯誤地以為我們是一個特別的班級。完全不是這樣的。當時在許多學校，也都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現象，同樣的狂熱和同樣早熟的天才。這不可能是偶然的。那是一種特別良好的氛圍，這座城市特殊的藝術沃土、非政治化的時代、世紀之交的思想上和文學上的新取向撲面而來，這些因素與我們這一人生階段註定會有的創作意願連在一起。每個青春期的年輕人身上都有詩性或者詩性的驅動。當然，在大多數人那裡，詩性就如同一陣稍縱即逝的波浪一樣流過，這種熱衷很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後，因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煥然勃發。我們班級裡的五名校園演員沒有一個成為舞臺上的真正演員，登上《潘神》和《藝術葉片》的詩人們在令人震驚的鋒芒初露之後變成庸常的律師或者官員，也許他們今天在憂鬱地或者嘲弄式地譏諷著自己當年的野心。我是這些人當中唯一一直保留著創作激情並讓它成為整個生活中的意義和核心的。但是，我是多麼充滿感激地去想到這些同學啊！他們曾經給了我多麼大的幫助！我從這種火熱尖銳的討論當中，從這種狂野的你追我趕的勁頭當中，從相互的欣賞和批評當中，早早地開始了練手和磨礪神經，領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遼闊和寬廣，這些多麼有力地促使我們超越了學校生活的單調和無聊！「你這令人心迷的藝術，在多少個灰暗的時刻……」，每當舒伯特這首不朽的歌曲響起時，我眼前就活靈活現地出現了我們縮著肩膀，坐在學校板凳上的情形，而後在放學路上，我們有著怎樣放著光彩的、激動的目光，滿是激情地解析著、背誦著詩歌，忘掉了空間和時間的束縛，真正「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了。

這種對藝術狂熱的忠貞執著，對審美因素的過分看重，到了近於荒謬的程度，當然這只是在犧牲了我們那個年齡的平常興趣才得以實現。當我今天回過頭來問自己，當年我們的每一天都被學校和私人的日程排得滿滿的，我們是怎麼找到時間來讀這些書的呢？這時我才發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我們的睡眠和肢體活動為代價的。雖然我每天早上應該七點起床，但是我幾乎從來沒有在夜裡一點到兩點以前放下手中的書。從那時起我就有了一個壞習慣，即便已經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兩個小時書才睡覺。在我的記憶中，每天總是在沒睡醒時起來，用最後一分鐘匆匆忙忙洗漱，然後被驅趕著去學校，一路跑著吃黃油麵包。毫不奇怪，我們這些小學究都是骨瘦如柴，滿臉菜色，看起來好像還沒有成熟的水果一樣，我們的衣著也很不講究。我們的每一分零花錢都花在看戲劇、聽音樂會或者買書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太注意去討好年輕姑娘，我們只是想到要讓高階人物注意到我們。和年輕姑娘一起散步，在我們看來那是浪費時間。思想上的傲慢讓我們從一開始就覺得另外那個性別在精神上價值低下，我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膚淺的閒聊中。要想讓現在的年輕人知道，當初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體育運動，甚至予以蔑視，這可並不容易。不過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紀，體育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從英國傳到歐洲大陸上。那時還沒有那種當一個拳擊手用拳頭擊碎另外一個拳擊手的下巴時，成千上萬的人在一起出於興奮而大呼小叫的體育場；報紙也還不像現在這樣，用整欄的篇幅以荷馬一般生動傳神的描述來報道一場曲棍球的比賽。摔跤比賽、田徑協會、體重分級的賽事在我們那個時代還屬於城郊的活動，屠宰師傅和搬貨工是這些活動的觀眾；最多那些高層的、貴族的賽馬比賽——一年也就那麼幾次——能吸引一些所謂的「上層社會」來到賽馬場，可是我們對此卻無動於衷，因為在我們看來，每一種身體活動都乾脆是浪費時間。當我在十三歲時開始感染上文學——藝術的傳染病以後，就不再去滑冰，將父母給我學跳舞的錢用在買書上。在十八歲時，我還不會游泳，不會跳舞，不會打網球。至今我既不會騎腳踏車，也不會開車，在體育活動方面，每個十歲的孩子都會勝我一籌。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棒球與美式足球之間、曲棍球與馬球之間的區別我還是分不大清楚；每張報紙上的體育欄目，對我來說都好像是用無法理喻的符號寫成的漢語一樣看不懂。我對於體育上的速度紀錄和技巧紀錄的理解，還一直停留在那位伊朗國王的觀點上：某一次有人想動員他去看賽馬比賽，他用東方式的智慧說：「為嘛呢？我原本就知道，一匹馬比另外一匹馬跑得快。哪個更快，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與身體訓練同樣遭到我們蔑視的，是用遊樂來打發時間。在我們眼裡，唯有國際象棋還多少能獲得幾分垂青，因為它還需要用上些腦力。而且，甚至可以說更為荒謬的是，儘管我們都覺得自己即將成為詩人或者感覺自己是潛在的詩人，我們很少關注大自然。在我最初的二十年人生當中，我幾乎沒有去看過維也納城周圍的美好景色。在最美麗、最炎熱的夏天，當人們紛紛離開城市時，我們甚至還覺得這座城市更有吸引力，因為在咖啡館裡我們可以更快地將多種期刊、報紙拿到手。後來，我還用好多年、好幾十年才達到一種平衡，來避免這種孩子氣式的貪心閱讀帶來的過度緊張，在一定程度上來消除不可避免的身體上的笨拙。但是，從總體上，我對這種只用眼睛和神經來度過中學時代的極端做法從未感到後悔過。它把那種追求精神世界的激情注入我的血液當中，這是我永遠也不想再失去的。此後我讀過的書、學到的東西，都是在那些年打下的堅實地基之上的。一個人肌肉訓練上錯過的機會，還可以在後來的歲月中補上，而精神上的提升，內在靈魂上的捕捉力量，只能在那些決定性的年月裡成形。一個早早地學會讓自己的靈魂充分擴充套件的人，以後才能將整個世界收入自己的靈魂當中。

我們青春歲月真正的經歷是，藝術領域正有新的東西在醞釀，一種超出讓我們的父母和周圍環境滿意程度的，更加充滿了激情、更成問題、更有嘗試性質的新東西。我們因為生活中的這一片段而陷入狂熱的興奮當中，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美學領域內的轉變不過是許多更為深遠的變化中的餘響和先兆而已，這些轉變將撼動我們父輩的那個世界、那個太平的世界，並最終將其毀滅。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昏昏欲睡的奧地利，有一種引人注目的轉變開始悄悄萌生。那些大眾，那些幾十年來任由被統治而保持沉默和乖順的自由市民階層，突然開始變得不那麼安分守己了，他們開始組織起來，要求他們的權利。就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政治帶著尖銳而狂暴的疾風打破了舒適生活的風平浪靜。新世紀想要一個新秩序，一個新時代。

在奧地利，這些大型群眾運動中首當其衝的是社會主義運動。到那時為止，被我們錯誤命名的「普遍」選舉權只是給了那些有錢人，那些能夠證明自己繳過某個額度稅款的有產者。被這些有產者選舉出來的律師和土地所有者卻真誠地篤信，自己在議會里是「人民」的發言人和代表。他們為自己是受過教育甚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感到驕傲；他們講究尊嚴、體面、談吐優雅，因而議會的討論往往像一個高階會所的晚間討論會。這些市民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帶著自由主義的信念，真誠地認為寬容和理性一定會帶來一個進步的世界；通過微小的讓渡和逐漸改善，是提高所有臣民生活福祉的最好方式。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他們代表的是那些為數五萬或者十萬，生活在大城市裡境況良好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整個國家裡的那些五十萬或者一百萬的人口。這時，機器已經大量使用，從前分散在各處的勞動力集中在工業產業周圍。在著名人物維克多·阿德勒（vicotoradler）博士的領導下，一個社會主義黨在奧地利成立了，其宗旨在於實現無產者提出的要求：真正普遍的，對每個人都平等的選舉權。這些要求剛一實行或者說被迫實行，人們就立刻意識到：自由主義的那個階層是多麼單薄，儘管它是寶貴的。相安共處與自由主義一起從公共政治生活中消失，現在不同利益開始硬碰硬，戰鬥開始了。

我還能回憶起在我記事之初的某一天，那是給社會主義黨在奧地利的興起帶來決定性轉折的日子。工人們要讓人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力量以及人數的龐大，他們提出口號，將5月1日定為勞動人民的節日；他們決定在這一天列隊經過普拉特綠地公園遊行，而且隊伍要行經主要的林蔭大道。在以前的大型集會活動時，這條漂亮而寬闊的主街「栗樹大道」是專門留給貴族和富裕市民階層的華麗馬車的。宣告一齣，那些自由派上層市民被嚇得目瞪口呆。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社會主義者」這個詞還暗含著一種血腥和恐怖的味道，就如同人們在說到此前的「雅各賓派」或者以後的「布林什維克主義者」一樣。人們一開始根本不相信，這些來自郊區的赤色分子怎麼可能不在他們的遊行中焚燒房屋、搶劫商店，幹出一切能想象得出來的暴行呢。到處陷入一片驚慌，整座城市和周圍地區的警力都被調到普拉特公園的大街上，軍隊也處於戰備狀態，做好了開槍的準備。沒有哪輛豪華的私人馬車或者出租馬車敢去普拉特綠地公園附近，商人們將鐵製的櫥窗護板放下。我還能回憶起來，父母嚴格禁止孩子們在維也納可能會火光沖天的這一天到大街上去。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生。工人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一起，四人一排向前行進，在普拉特綠地公園裡隊伍整齊規範，每個人上衣的扣眼裡插著一支紅色的康乃馨，這是這個黨的標誌。他們在行進中唱著《國際歌》，但是孩子們一到了他們第一次走過的豪華林蔭大道上，就開始唱他們那些無憂無慮的校園歌。沒有人遭到謾罵，沒有人被打，沒有人攥拳頭；警察和士兵向對戰友們那樣對他們微笑。正是由於這種無可挑剔的態度，市民階層不能再將工人標記為「革命的暴徒」了，然後就有了來自雙方的讓步——在古老而睿智的奧地利，總是如此。在那時，今天這個打壓和剿滅體系還沒有發明出來，人文主義的理念（儘管已經變得蒼白）即便在政黨領導人那裡也還沒有泯滅。

剛剛有紅色康乃馨作為政黨的標誌出現，突然又有人將另外一種花插在上衣釦眼裡，這是白色康乃馨，是屬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標誌。（那時人們還選擇花而不是長筒靴、匕首和骷髏來作為政黨的標誌，這不也令人感動嗎？）基督教社會黨一直就是一個小市民的政黨，本來是無產者運動的有組織對立行動，從本質上它和無產者運動一樣，都是機器戰勝手工帶來的後果。當機器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廠裡從而提升了工人的權力和社會地位之時，同時也威脅了小手工業者。大型商店和規模化生產對於社會中層和小型手工業技師來說意味著毀滅。這種不滿和憂慮讓一位機敏的、廣受歡迎的領袖人物卡爾·盧埃格爾博士脫穎而出，他以關鍵性的一句話「小人物們必須得到幫助」一下子抓住了小市民階層和被激怒的社會中層。在這些人身上，對有錢人的嫉妒要遠遠少於對自身從市民階層落入無產者當中的恐懼。這一擔驚受怕的社會階層，也是後來第一批聚集在阿道夫·希特勒周圍的廣泛大眾階層。卡爾·盧埃格爾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也為希特勒做出了榜樣，那便是教會希特勒打出反猶太人的旗號，讓那些不滿意的小市民圈有一個看得見的對手，同時在不知不覺中將人們對大土地佔有者和封建財富佔有者的仇恨轉移出去。把這兩個人的形象加以對比，就能看到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那種粗俗和殘忍，我們這個世紀可怕的墮落。卡爾·盧埃格爾留著柔軟的、金黃色的大鬍子，看起來儀表堂堂，被維也納民間稱為「漂亮的卡爾」；他受過高等教育，在一個精神文化高於一切的時代，接受教育並非徒勞無益之舉；他擅長在公眾面前講話，言辭犀利卻不乏風趣，不過即便是在最激烈的——或者說，在那些當時人們覺得激烈的——演講中，他也從來不失體面的風度；他定出的調子（指反猶態度）也能轉換成某種意義上的屠殺器具，來上演儀式性謀殺的童話和各種粗鄙之事，但他總是小心保管著，不讓它刀劍出鞘。他本人的私人生活簡樸而且無可指責，對於對手他總是保持著一定的君子風度，政治上的反猶立場從來沒有妨礙他去善待和關照早年的猶太朋友。等到他領導的政黨最終贏得了維也納的市議會選舉，而他本人終於被任命為維也納市長之後（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曾經兩次拒絕簽署對他的任命，因為皇帝厭惡他的反猶傾向），他在城市管理方面公正而無可挑剔，甚至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典範。猶太人在這個反猶政黨獲勝之前曾經心驚膽戰，此後仍然與以前一樣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繼續得到尊重。那時，仇恨的毒素和彼此徹底滅絕的意志還沒有進入時代的血液迴圈當中。

不過，這時已經出現了第三種花——藍色的矢車菊，俾斯麥所鍾愛的花，這是「德意志民族黨」的標誌。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它是一個意識明確的革命黨。它要以猛烈的衝擊之力來摧毀奧地利的皇權，建立一個在普魯士和基督教新教領導下的大德意志——在希特勒之前的一個夢想。基督教社會黨的勢力發端於維也納和農村，社會主義黨發端於工業中心地區，德意志民族黨的追隨者幾乎只出現在波希米亞和阿爾卑斯山的邊緣地區。就人數而言他們處於弱勢，但是，他們以野蠻的進攻性和沒有底線的殘忍彌補自己的分量不足。這個黨的幾位議員是奧地利議會中的恐怖和（傳統意義上的）羞辱。在理念和技術上，他們構成了希特勒政治的濫觴——希特勒同樣也是一位來自邊緣地區的奧地利人。希特勒從格奧爾格·馮·舍納雷爾（georgvonschönerer）那裡接過來「脫離羅馬（天主教）！」的口號，當時曾經有幾千德意志民族黨黨員忠實地遵循這一口號，從天主教轉而皈依新教，只為激怒皇帝和天主教神職人員；希特勒的種族主義視他為了不起的鼻祖，從他這裡接受了「骯髒下流存在於人種當中」這樣的斷言；尤為突出的是，希特勒從他那裡學會了使用一個完全無所顧忌、大打出手的衝鋒隊，從而來實行這一原則：用一個小群體的暴行來震懾一個在數量上勝出但在為人上忍讓的群體。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黨）的衝鋒隊所做的事情，即手持橡膠皮棍衝擊人群集會、夜裡襲擊對手並將其打翻在地，在德意志民族黨這裡是由屬於大學生聯合會的成員來完成的。他們在知識人享有的豁免權的保護下，製造了一種絕無僅有的鬥毆恐怖手段。每當有政治性的行動，一個召喚、一聲哨響他們便能做到軍事性地組織起來並出發前往。他們是按照所謂的「青年會」來編組的，臉上帶著劍傷，酗酒而兇殘，集會大廳由他們來把持，因為他們不光和別人一樣戴著袖標和帽子，還佩戴著堅硬的、重重的棍子。他們不停地挑釁，目標一會兒是斯拉夫人，一會兒是猶太人，一會兒是天主教徒，一會兒是義大利人，將這些沒有防衛能力的人趕出大學校園。每一次「遊逛」（他們把每星期六的大學生檢閱稱為「遊逛」），必然會發生流血事件。由於大學還享有古老的特權，警察不可以進入大學教室，他們在只好在外面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孬種大學生在裡面犯渾；他們能做的，僅限於將那些被民族黨的壞蛋從臺階上扔到馬路邊，渾身流血的傷者運走。每當奧地利這個小小的、虛張聲勢的德意志民族黨想強行達到某種目的時，總是先派出大學生衝鋒隊。當首相巴德尼伯爵（grafbadeni）在取得皇帝和帝國議會的同意之後，決定實行一道官方語言使用法規時——其本意是要締結奧地利各民族之間的和平，讓皇朝的統治再延續幾十年——一群被挑撥起來的年輕大學生佔領了環城大道。騎兵不得不出動，軍刀和槍擊在鎮壓中被派上用場。但是，那個人道的自由時代有著可悲的軟弱，也易於被打動，人們憚於任何形式的暴力騷亂和流血，這種傾向如此強烈，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黨面前做了退卻：首相被撤職，完全忠於皇權的語言規定被取消。殘忍手段進入政治當中，第一次顯示出成效。那些潛藏在不同種族和階級之間的裂痕與縫隙，在相互讓步容忍的年代曾經被人們花很大力氣來彌合，現在一下子全部爆裂，變成了深壑與鴻溝。實際上，在新世紀開始前的十年裡，在奧地利內部一場所有人反對所有人戰爭已經拉開了序幕。

可是我們這些年輕人，還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學野心當中，很少意識到在我們的家鄉所發生的危險的改變：我們只去看書、看畫。我們對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沒有一丁點兒興趣：這種刺耳的爭端在我們的生活中意味著什麼？當整個城市因為選舉感到不安時，我們卻走進了圖書館；當大眾奮起反抗之時，我們在寫作和討論詩歌。我們像古代巴比倫的伯沙撒國王面對珍饈盛宴一樣，無憂無慮地品嚐著各種珍貴的藝術佳餚，我們沒有看到牆上火紅的字元，沒有驚恐地看到未來。直到十幾年以後，當這座大廈房倒屋塌、頹牆殘瓦砸到我們頭頂時，我們才意識到這裡的地基早已經淘空了。與新世紀同步開始的，是個人自由在歐洲的沒落。

註釋

伊米託斯山（hymettos），位於希臘首都雅典東南，在古代以盛產蜂蜜而著名。山上的木材被用為建築材料，被稱為藍灰色的「伊米託斯」大理石，與白色大理石形成反差。詩人拜倫在《恰爾德·哈羅德的遊記》的詩中採用了這兩個意象來描寫大自然後寫道：「藝術、名聲和自由消失後，大自然卻美麗依舊。」可能茨威格在這裡使用這一比喻，意在表達霍夫曼斯塔爾的詩歌藝術比通常的藝術更勝一籌。

萊奧帕爾迪（giacomoleopardi，1798—1837），義大利19世紀著名浪漫主義詩人。

此處涉及在《藝術葉片》上發表作品的人奧古斯特·厄勒時，茨威格的記憶有誤。——德文版註釋。厄勒後來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成為古典語文學的私人講師，並翻譯了古代希臘文的作品，不幸於1920年在39歲之際因肺病而英年早逝。

伯沙撒國王的典故，來自《舊約聖經·但以理書》。當國王正在大宴賓客之時，宮殿的牆上出現神秘的阿比西尼亞語字元，預言了國王的死亡和他的帝國的毀滅。這一故事成為許多畫家的題材，倫勃朗曾經於1635年完成一幅該題材的油畫作品，現藏於倫敦的國家畫廊。德國詩人海因裡希·海涅也曾以此為素材創作一首敘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