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一片安謐中長大成人，
陡然被投進這大千世界，
無數波濤從四面向我們襲來，
一切都刺激我們的感官，
有些讓我們歡喜，有些讓我們厭煩
時時刻刻，些微的不安在起伏搖盪，
我們去感知，而我們所感知到的，
又被繽紛的塵世擾攘衝散。
——歌德
倘若我試著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我長大成人的那個時代做一個簡明扼要的描述，我希望「那是一個萬事太平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是最精闢的。在我們這個差不多有千年歷史的奧地利王權下，好像一切事物在建成之初就打算要天長地久似的，而國家本身就是這種永續性的最高保證。這個國家保證讓公民享有的權利，是在得到議會簽署後而生效的，議會的成員則是通過自由選舉而產生的民眾代表；公民的每一項責任也都有精確的限定。我們的貨幣奧地利克朗，以亮閃閃的金幣形式流通，這也就保證了它不發生變化。每個人都知道他擁有多少財產或者能獲得多少，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禁止的。一切都自有其規範，有其特定的尺度和分量。擁有財產的人能夠準確地計算出自己每年可以獲得多少利息；公職人員和軍官可以很有把握地在日曆上找到哪一年會升職，哪一年將退休。每個家庭都有明確的預算，他們知道一家人的食住需要多少花銷，夏季旅行和社交應酬會花費多少。此外，一項不可或缺的預算是，要留出一小筆錢以備不時之需，求醫問病。擁有房產的人，會把房子視為子孫的萬安家園；農莊和商鋪會代代相傳；嬰兒還躺在搖籃裡，人們已經在儲蓄罐裡或者在儲蓄銀行裡為他/她的人生之路放上一筆錢，這是用來規劃未來的小小「儲備金」。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一切都各安其位，不容出錯，而佔據最高位置的便是老皇帝。萬一老皇帝駕崩，人們也知道（或者自以為知道），就會有另外一位來繼位，而那些仔細籌劃的秩序不會有任何改變。沒有人相信會發生戰爭、革命和顛覆。在一個理性的時代，一切極端的、暴力的情形似乎都已經不再可能發生。
這種太平無憂的感覺是數百萬人心目中最值得獲取的財富，是人們共同的生活理想。有這樣的太平時日，生活才有其價值，於是越來越廣泛的階層渴望著從這份寶貴的財富中爭取到自己的一份。剛開始，先是那些有產者為有這樣的幸運而欣喜；慢慢地，大眾也加入這一行列當中。於是，這個太平世紀便成了保險業的黃金時代。人們為自己的房屋購買火險和盜險，為農田購買冰雹險和天氣災害險，為自己的人身購買事故險和醫療險，為自己的老年歲月購買終身養老儲備險，甚至簽好一張保險單放在女嬰的搖籃裡，以保證她將來的嫁妝會有著落。最後，甚至連工人們也組織起來，為自己爭得了常態化的薪酬和醫療保險；傭工們也省出錢來投放到養老保險中，並在喪葬保險賬戶中預付了自己的葬禮費用。只有那些能夠不帶任何憂慮前瞻未來的人，才會舒心地享受當下的日子。
人們有著一種深切的信心，相信無論面對怎樣的命運衝擊自己都能將生活中的裂縫彌合。不過，儘管堅定與謙虛存在於人們的生活觀念當中，但是一種巨大而危險的自負還是隱約可見。在自由派的理想主義思潮下，19世紀的人們滿懷真誠地堅信，他們正走在一條筆直的、萬無一失的、通向「最美好之世界」的路上。人們輕蔑地回首過去那些充滿了戰爭、饑饉和叛亂的時代，以為那是人類還沒有長大成熟，沒有得到啟蒙的時代。現在呢，用不了幾十年的時間，最後殘留的邪惡和暴力行為就會被徹底剷除。在那個時代，人們堅信「進步」不會中斷、不會停止，這種信念在當時真如宗教力量一般。人們對「進步」的信仰要超過對《聖經》的信仰，而科學和技術日新月異的奇蹟似乎也在無可爭辯地證實著「進步」傳遞的福音。的確，在這個和平世紀即將結束之時，總體上生活質量的提升變得越來越可見，越來越快速，越來越豐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不再是昏暗不明的煤氣燈，而是電燈；商鋪將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光彩從主街一直延展到郊區。由於有了電話，人們可以對遠方的人說話；由於有無須馬拉的車輛，人們已經能以全新的速度疾馳行路，也已經實現了伊卡洛斯的夢想，直衝雲霄。令生活變得舒適的裝置已經從上等人的豪宅進入普通市民家庭：人們不需要從水井裡或到街道上取水；不需要費力地用爐灶生火；衛生觀念流行開來，骯髒消失不見。自從有了體育強身健體，人們變得越來越美麗、強壯和健康。在大街上看到瘸腿者、大脖子病人和殘障人的情況越來越少。所有這些奇蹟都是科學——這「進步」派來的大天使——帶來的。社會方面的因素也在向前邁進：年復一年，個人都在被賦予更多的權利；司法執行變得溫和而人性化。即便如「大眾貧困」這樣重中之重的問題，似乎也並非不能克服。越來越廣泛的階層獲得選舉權，他們可以合法地保護自身的利益；社會學家和大學教授們爭相出謀劃策，將無產者的生活條件規劃得更健康，甚至更幸福。那麼，如果這個世紀沐浴在自身成就的陽光裡，把每一個過去的十年都當成邁向下一個更美好的十年的臺階，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人們不相信這個世界會倒退到野蠻狀態，不相信戰爭會在歐洲各民族之間發生，就如同人們不再相信有女巫和幽靈一樣。我們的父輩深信寬容與和睦具備萬無一失的凝聚之力，他們真誠地以為民族、宗教信仰上的界限和分歧會慢慢地在共同的人性當中融合在一起，和平與安寧這至高無上的財富會為整個人類所共享。
對於我們今天早已將「太平」當作痴人說夢而從詞彙表中劃掉的人來說，去嘲笑那一代被理想主義所迷惑因而抱著樂觀痴想的人——他們以為人類在技術上的進步會無條件地帶來快速的道德提升——那是再廉價不過的了。我們在這個新世紀裡領教到，人類集體獸性大爆發也不再足以讓我們感到吃驚；我們預料得到，每個即將到來之日都會比過去之日有更多無恥的事情發生，因而我們對人類道德培養的可能性變得非常懷疑。我們得承認弗洛伊德是對的：他看到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明只有那麼薄薄的一層，它每時每刻都可能被來自地獄的摧毀性力量擊穿；我們早已不得不逐漸習慣於在沒有根基、沒有法律、沒有自由、沒有安全中生活。我們早已為了自身的生存拒絕了父輩們的宗教，拒絕相信人性快速而持久的提升。面對一蹴之間便將人類的千年努力化為烏有的災難，那些過於性急的樂觀主義教誨在我們看來是多麼可怕。不過，哪怕那只是一種痴想，但畢竟是我們的父輩曾經為之努力的痴想，是美好而高貴的痴想，比今天的口號更有人性，更有成效。儘管我們對此有所認識，儘管我們感到失望，這些痴想還是不可思議地留在我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一個人從童年的時代氣息中所獲取的東西滲入血脈當中，終其一生都會如影相隨，不棄不離。不管每天我的耳邊聒噪著什麼，不管我自己和無數同病相憐的人遭受了怎樣的侮辱和磨難，無論怎樣，我還是不願意完全否定年輕時的信念：無論怎樣，這世界還是會變好起來。哪怕我們身處這殘忍暴行的深淵，帶著黯然而破碎的靈魂幾乎像盲人一樣來回摸索，我仍然不斷地抬起頭去看那些往昔的星辰，它們曾經照耀了我的童年。我用這些從前輩那裡承繼而來的信念安慰自己：這些倒退不過是永遠向前的旋律中的一個音程而已。
因為一場大雷雨早已將那個太平世界給摧毀掉了，今天我們終於明白那只是一個夢中殿堂。不，不完全如此，我的父母曾經置身其中，正如置身於用石頭建造起來的堅固房屋當中一樣。沒有任何一場風暴，哪怕一陣猛烈的過堂風，曾經侵入他們那溫暖舒適的生活中。當然，他們還有一道特別的防風屏障：他們是富裕的人，他們漸漸地變得富裕甚至非常富裕，在那個時代，這又給遮風擋雨的牆壁門窗提供了一層非常可靠的柔軟防護層。在我的眼中，他們的生活方式屬於那種典型的「上層猶太市民」生活。這些人給維也納文化生活帶來如此重要的貢獻，得到的回報卻是被徹底消滅。正因為如此，我在這裡所講述的他們那悠閒安適、不事聲張的生活，並非為他們個人所獨有：有一萬甚至兩萬個像我父母一樣的家庭，在那個安然可靠的世紀裡生活在維也納。
我父親的家族來自摩拉維亞。那裡的猶太人社群位於方圓不大的鄉村，完全是農民和小市民的生活方式，他們身上完全沒有加利西亞即東部猶太人的困苦，也沒有那種要不遺餘力去爭先恐後的急躁。農村生活讓他們體魄強健有力，沉著穩健地走在自己的生活之路上，就像老家的農民走在自己的田野上一樣。他們早就從正統宗教中解放出來，成了「進步」這一時代宗教的熱烈追隨者；在自由主義的政治時代，他們參加選舉最受尊敬的國會議員。從老家搬遷到維也納以後，他們以驚人的速度適應了這裡更高階的文化氛圍，他們自身生活的提升與這個時代普遍的興盛有機地聯結在一起。就這一轉變形式而言，我的家族也完全是典型的。我祖父曾經做過紡織品零售。在隨之而來的19世紀下半葉，奧地利的工業開始突飛猛進。從英國進口的織布機和紡紗機由於生產經營上的合理化，使工業產品的價格比老式手工業作坊的產品便宜很多。正是那些猶太商人，以他們的商業觀察天賦和國際視野，率先認識到在奧地利轉向工業化生產的必要性，以及它所能帶來的成果。他們以非常少的資金快速建造起一些臨時工廠，一開始只是以水力來驅動，後來慢慢擴充套件為強大的波希米亞紡織業，遍及整個奧地利和巴爾幹地區。如果說我的祖父還是前一個時代的典型代表，只是做了成品的轉手貿易，我父親則下定決心進入這個新時代：在三十三歲那年，他在北波希米亞成立了一家小紡織廠。在接下來的若干年裡，他不慌不忙、小心謹慎地將它經營為一個穩健的大企業。
在企業擴充套件方面，我父親仍然採用謹慎的方式，儘管當時經濟景氣的氛圍十分誘人。這正是那個時代的意識，況且這也完全與我父親那種極為剋制、絕不貪婪的天性相符合。他完全接受了那個時代「穩妥為先」的信條。他更看重的是，擁有一個憑靠自己財力的「穩健的」企業——「穩健」也是那個時代一個備受青睞的詞彙——而不是去通過銀行貸款或者抵押貸款來擴大企業的規模。終其一生，從未有任何人在任何一張債據、期票上看到過他的名字，在他開戶的銀行——當然是那家最穩健的信貸機構，羅斯柴爾德銀行——他始終處於貸方的地位，這是他特別自豪的事情。哪怕與最些微的風險陰影相隨的收益，都會讓他感到難以接受，他一生從來沒有參與過自己不瞭解的交易。他慢慢地變得富有，而且越來越富有，這絕非得益於大膽的投機或是特別有先見之明的行動，而是因為他適應了那個小心謹慎的時代裡的一般做法：總是將收益的一小部分用作生活開銷，而將日益可觀的數目一年年地投放到資本總額當中。如果一個人不假思索地將收入的一半用於消費而不是去「考慮將來」——這也是在那個太平時代總能聽到的詞彙——那在我父親以及與他同代的大部分人眼裡，這人便是一位不太可靠的敗家子。不斷將收益投入資本當中，這在那個時代意味著不斷增加的繁榮，政府還沒有想起來要對高收入徵收不止那麼幾個百分點的稅，而國債和工業股票卻能帶來很高的利息。對於有財產的人來說，越來越富並不需要有什麼作為。這種做法在當時還是值得的，當時還不像後來通貨膨脹的時代那樣，克勤克儉的人遭遇偷竊，穩健可靠的人受到欺詐。當時，正好是那些最有耐心、最不投機的人獲得了最好的收益。由於我父親完全適應了那個時代的普遍做法，在他五十歲時按照當時的國際標準來衡量，他也算是非常有錢的人了。但是，我們家庭的生活水平只是拖沓地追隨著財富增長的腳步。我們慢慢添置了一些裝置，讓生活變得舒適，從一個小公寓搬到一個大一些的出租公寓，為春天的午後出遊預訂一輛計程車，乘二等臥鋪車旅行。我父親一直到了五十多歲時，才破天荒讓自己奢侈了一番：在冬天和我的母親一起去尼斯度假一個月。總體而言，他享受財富的基本態度完全沒有改變：去擁有財富，而不是炫耀財富。已經是百萬富翁的父親，也從來沒有抽過一支進口雪茄，而是抽樸素的國內通行品牌特拉武柯（trabuco）雪茄，就如同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只吸廉價的弗吉尼亞（virginia）牌一樣；打牌時他也總是下很小的注。他不折不扣地堅守著自己的剋制低調，過著不顯山不露水的舒適生活。儘管他比很多工業界同仁都更有風度，更有文化素養——他鋼琴彈得非常出色，書法清麗，能講法語和英語——但他堅定地拒絕了所有榮譽稱號，所有榮譽職位。終其一生，他從來沒有謀取和接受過任何榮譽和頭銜，儘管作為一個大工業家，經常有人將這些榮譽和頭銜給他送上門來。他從來沒有向別人請求過什麼，從來沒有不得不對人說「請求」或者「感謝」的話，對他來說，這種不為人所見的自豪比任何表面的東西都更為重要。
每個人一生中都難免會有那麼一個時刻，在自身形象中與自己的父親再度相遇。我父親身上那種不愛拋頭露面、願意隱姓埋名的特質，開始在我的身上一年一年地變強，強到與我的職業構成矛盾——我的職業本來必須要在一定程度上讓我這個人和我的名字為公眾所知。但是，出於同樣的深藏內心的自豪，我長久以來拒絕任何形式的外在榮譽，不要勳章，不要頭銜，不接受任何一個協會的主席職位，不屬於任何一個研究院、主席團或者評委會。甚至坐在一個隆重的宴會席上，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折磨。一想到要和某個人談某件事——哪怕我的請求是為了第三方——在說出第一個詞之前我已經感到口乾舌燥。我知道，在一個人們只能通過詭計和逃離才能保持自由的世界裡，在一個歌德老人睿智地說過「在人頭攢動的爭先恐後中，勳章和頭銜可以抵擋某些傷害」的世界裡，這種內心的拘束是多麼不合時宜。但是，存留在我內心深處的父親以及他的自豪，迫使我這樣低調，這是我無法抵抗的：正是拜他所賜，我才能感覺到唯一比較可靠的財富：那種內心自由的感覺。
我母親的家世則完全不同，那是一種國際化的家世，她孃家的姓氏為佈雷陶厄爾（brettauer）。她出生於義大利南部的安科納（ancona），就像德語一樣，她從小就使用義大利語。每當她有什麼事要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和她的姐妹說，又不想讓僕人聽懂的時候，就改講義大利語。我從孩提時起就熟悉義大利燴飯、當時還非常少見的洋薊，以及其他南方風味菜餚；後來我每次到義大利，馬上就感覺像回到家一樣。不過，我母親的家族絕非一個義大利家族，而是一個有意而為的國際化家族。佈雷陶厄爾家族最初擁有一家銀行，但是他們以猶太銀行世家為榜樣（規模當然小得多），很早就從瑞士邊境上的一個小地方霍海內姆斯（hohenems）分散到世界各地。他們當中的一支去了聖加倫（），另外的去了維也納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義大利，還有一位舅舅去了紐約。這些國際性的聯絡讓他們獲得更優良的教養，有了更寬廣的視野，還形成了某種家族的高傲感。這個家族不再有小商人、掮客，只有銀行家、廠長、教授、律師、醫生，每個人都講多種語言。我還記得，在巴黎的姨媽家裡，餐桌上的談話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外一種語言是多麼理所當然。那是一個非常「自重」的家族：當家族中經濟條件較差的親戚家裡有年輕姑娘到了待嫁之齡，整個家族的人都會一起為她湊上一份可觀的嫁妝，只是為了防止她因為嫁妝不足而「下嫁」。雖然我母親與我父親有著最為幸福的婚姻，我父親身為大工業家也深得尊敬，但是母親從來不能容忍別人將父親的親戚與她孃家親戚相提並論。這種來自「上流」家庭的驕傲，在所有佈雷陶厄爾家族人中都無法根除。後來，這個家族的一員在力圖向我表示特別的美意時，曾經居高臨下地對我說，「你原本就是一位真正的佈雷陶厄爾家人」，就好像他想借此說出這樣的認可：「你算是沒有投錯胎。」
這種貴族氣，有些猶太家族憑一己之力發跡，附麗自身的這種貴族氣，讓我和哥哥從童年時代起就覺得時而好玩，時而可氣。我們總能聽到，這是「高雅」的人，那些是「不高雅」的人。每位朋友都會受到仔細探究：是否出自「名門」，對該人身世中最遠的淵源及其親屬和財產狀況都要查證一番。這種不斷將人歸類的做法，本是每一場家庭談話或者社交應酬中的主要話題，當時在我們看來卻太可笑、太自以為是了。因為各個猶太家族的差異，充其量也不過是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事，在此之前他們都來自同一個猶太人居住區。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名門」這個概念——在我們小男孩的眼裡就是假貴族的滑稽鬧劇——表達了猶太人一個最內在、最隱秘的傾向。人們普遍認為，發財致富是一個猶太人最終的、典型的生活目標。這是再錯誤不過的了。對猶太人來說，發財致富只是一箇中間站，是通往真正目標的一個手段，絕不是他們的內在目標本身。猶太的原本意志、他們內心深處的理想，是升入精神世界，進入一個更高的文化層次。在突出表明猶太民族全部弱點和長處的東部正統猶太文化中，對精神生活的渴望勝過單純的物質財富，這種超強意志，已經得到了直觀的表達：一位虔誠的《聖經》學者，在猶太社群中的地位要高過富人一千倍，即便最有錢的富翁也寧願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一貧如洗的智識人士，而不是商人。高看精神世界，這在各階層的猶太人當中都是共通的。即使是街上那些每天肩扛貨物、風裡來雨裡去的赤貧小販，就算付出再大的代價，也會努力至少讓一個兒子去讀大學，這個文憑會被當成全家人的榮譽頭銜。如果他們當中有一個人躋身於無可爭議的文化階層，是一位教授、一位學者、一位音樂家，就好像這個人的成就讓他們所有人都變得高貴了。猶太人身上有某種東西，在無意識當中要讓他們去擺脫那些道德上的灰色地帶，那些令人生厭的特徵，小家子氣和粗俗，那些只認交易和買賣的做法，他們要將自己提升到純粹的、沒有銅臭的精神領域，用華格納的話說，好像要讓整個種族從金錢的詛咒中解脫出來一樣。也正因為如此，在猶太人中，一個家族對財富的渴求在兩代、最多三代之內就會枯竭，那些鼎盛的財富家族會發現，他們的兒子根本不願意接手父輩建設起來的炙手可熱的銀行和工廠。羅斯柴爾德勳爵成為鳥類學家，阿比·瓦爾堡成了藝術史學家，一位卡西爾成為哲學家，一位薩松成為詩人，這一切都並非偶然。他們都聽命於同一種下意識的驅動，要讓自己從只知冷酷賺錢這種使猶太文化變得狹隘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也許還表達出一種隱秘的渴望：通過逃向精神世界而讓自己不再只具有猶太人的特質，而是成為普遍人類中的一員。「名門」的含義不僅僅是家族藉由這樣的稱號昭示出的社會地位，它也意味著猶太文化要通過適應另外一個文化，並且儘可能是一個普世的文化，讓自己掙脫或開始掙脫猶太人聚居區強加給他們的各種缺陷、逼仄和小家子氣。向精神世界的逃亡之旅，使得猶太人當中從事知識階層職業的人比例畸高，對猶太文化來說這又變成了不祥的淵藪，正如他們此前專注於物質獲取一樣。這當然也是猶太人命運當中的永恆矛盾之處。
幾乎沒有哪座歐洲城市像維也納這樣，激情飽滿地熱衷於文化生活。因為奧地利這個君主國幾個世紀以來在政治上沒有什麼野心，在軍事上也沒有成績斐然的行動，人們的家國自豪感就最強烈地注入這一願望當中：追求藝術上的卓越地位。這個曾一度統治歐洲的老哈布斯堡帝國，早已經失去了其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地區：德國、義大利或佛蘭德、瓦隆都已經脫離出去；只有都城，作為宮廷的所在地，千年傳統的守護女神，還完好地留駐在帝國昔日的輝煌中。羅馬人給這座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為抵禦蠻族、保衛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後，奧斯曼人對歐洲的洶湧進攻在這座城的城牆上被擊得粉碎。尼伯龍根傳說中的人物到過這裡，音樂界不朽的北斗七星——格魯克、海頓、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和約翰·史特勞斯——也從這裡照耀世界。歐洲文化的各種洪流都在這裡彙集，無論在宮廷、在貴族還是平民當中，德意志文化都和斯拉夫的、西班牙的、義大利的、法國的、佛蘭德的文化血脈相連。這座音樂之城真正的天才之處，正在於能讓一切反差和諧地融入一個新型的、獨一無二的文化當中，這是奧地利式的、維也納式的。這座城市有海納百川的願望，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招賢納聖的意識，它將各種不同人物吸引到自己這裡，讓他們感到放鬆、自在、舒展。在這種充滿祥和精神的氛圍中生活，著實令人安適。在不知不覺中，這座城市裡的每一位居民都被培養成了一個超越民族和國家的人、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公民。
這種調適的藝術，這種如樂曲般的輕緩過渡，在這座城市的外觀上已經彰顯出來。它是在幾個世紀當中慢慢成長起來的，從內城圈有機地向外擴充套件；它有兩百萬居民，足以保證一座都市所要求的各種奢華和繽紛，不過它還不像倫敦或者紐約那樣，大得失去了自然景色。城市邊緣的房舍，或倒映在多瑙河的洶湧洪流中，或眺望著寬廣的平原，或是融入園林和田野之中，或者矗立在被森林環繞的阿爾卑斯山餘脈的緩坡上。人們幾乎無法感覺到，哪裡是城市的邊界，哪裡是大自然的開端，它們彼此交融，全無牴牾之處。到了城市裡面，人們又能感覺到城市的成長過程，如同樹的年輪一般一圈圈擴充套件。將最裡面、最珍貴的城市核心環繞起來的也已不是昔日的要塞牆垣，而是一條沿途有著華美房屋的環城大道。在內城裡，皇室和貴族的古老宮殿講述著如磐石般的往事：在這裡，貝多芬曾經在利希諾夫斯基府上演奏音樂；在這裡，海頓曾是埃斯特哈茲家的座上賓，就在這兒的古老大學裡，海頓的《創世記》舉行了首演。霍夫堡見證了各代皇帝的生活，美泉宮曾經目睹過拿破崙的身影；在斯特凡大教堂，結盟的基督教公侯因為擺脫土耳其人的威脅而跪下做感恩禱告；大學建築的牆身曾經見證過無數明燈般的學人巨擘。而在這些古老的宮殿之間，新建築帶著驕傲和光彩聳立著，連帶著輝煌奪目的大道和流光溢彩的商店。但在這裡，古老建築與新建築並不相爭，就如同被開鑿的石頭與未被驚擾的大自然相安無事一樣。在這裡生活美妙無比，這座城市好客地接納所有外來者，也樂於自我奉獻。在這座與巴黎一樣滿是歡愉輕鬆氛圍的城市中，人們能更加自然地享受生活。誰都知道維也納是一座享樂之城，而所謂的文化，不就是在藝術和愛情中獲取生活的粗糲原質中那些最美好、最溫柔、最精緻的東西嗎？這座城市的人在美食方面在意上好的葡萄酒、微苦的鮮啤酒、豐盛的麵點和蛋糕，在精緻的享受方面也有著高要求。演奏音樂、跳舞、演戲、交談、得體而彬彬有禮的舉手投足，這些都被視為特殊的藝術。無論在單個人身上還是在整個社會當中，佔據舉足輕重位置的不是軍事和政治，也不是商業事務。普通維也納市民每天早晨翻看報紙時，第一眼看的不是議會討論或者世界新聞，而是那座劇院的節目單——那座劇院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的重要性，其他城市幾乎無法理解。因為這座皇家劇院——城堡劇院——對維也納人、奧地利人來說，不光是演員上演戲劇的舞臺，它是把大千世界對映在其中的小天地，是色彩斑斕的光束，社會在其中審視自身，是唯一代表了正宗「宮廷做派」的高上品位。觀眾從宮廷演員身上看到榜樣：如何穿著，如何步入廳堂，如何交談，作為一個有良好品位的男人可以使用哪些言辭，又需要避免哪些言辭。這座舞臺不光是娛樂場所，而是體面的舉止、正確發音的有聲有形的指南。哪怕與宮廷劇院只是沾上一點邊兒的人和事，敬仰就如同聖光環一般環繞在他們頭上。首相巨賈在維也納的大街上走過，可能不會有人回望；但一位宮廷演員、一位女歌劇演唱家從街上走過的話，每一位售貨攤的女攤主，每一位馬車伕都認得他們，我們這些小男孩如果看到這些名角中有誰經過的話（他們的照片和簽名人人都收集），就會得意揚揚地互相講來聽。這種近乎宗教性質的人物崇拜，嚴重得都可以說愛屋及烏了。索嫩塔爾的理髮師、約瑟夫·凱恩茨的馬車伕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人們都暗暗地嫉妒他們。年輕的高雅之士都以與演藝界名人有同樣的裁剪師而感到驕傲。偉大演員的每一個紀念日、每一個葬禮都會變成一個重大事件，蓋過所有政治事件。自己的劇本能夠在城堡劇院上演，這是每個維也納作家的最大夢想，因為這意味著貫穿一生的高貴尊榮：種種榮譽也會隨之而來，這如同一張終生有效的入場券，所有官方活動他都會得到邀請，這畢竟是成了皇室的賓客。我還清楚地記得，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時那種莊嚴的方式。那天上午，城堡劇院的院長先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就為了通知我——先向我表示了祝賀——我的劇本被接受了。等到我晚上回到家，發現房間裡有他的名片：他正式回訪了我，一位二十六歲的年輕人。我，作為皇家舞臺的作者，只因為作品被接受就變成了一個「紳士」，可以有幸得到皇家機構的院長給予對等禮遇。劇院裡發生的事情會間接涉及每一個人，甚至那些並無直接關聯的人。比如，我還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廚娘滿眼淚水衝進房間：剛剛有人告訴她，夏洛特·沃爾特（charlottewolter）——城堡劇院裡最著名的女演員——去世了。這種極度悲傷之所以讓人感到詭異，是因為這位幾乎是半文盲的老廚娘從來沒有去過那座高階劇院，從來沒有在舞臺上或者生活中見過沃爾特。但是，在維也納，一位偉大的國家演員是整座城市的集體財富，即便一個不相干的人也會感到她的逝世是一場大不幸。每失去一位，每一位深受愛戴的歌唱家或者藝術家的離世都會不可避免地變成國哀。當曾經首次上演莫札特《費加羅婚禮》的「舊」城堡劇院被拆掉時，整個維也納社交界像參加葬禮一樣莊嚴肅穆地聚集在大廳裡。帷幕剛一落下，每個人都奔向舞臺，為的是至少拿到一塊舞臺地板的碎片，作為聖體遺物帶回家——他們鍾愛的藝術家曾經在上面表演過。在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在十幾個劇院裡，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不起眼的木片被儲存在珍貴的匣子裡，如同聖十字架上的木片被儲存在教堂。當所謂的貝森朵夫音樂廳被拆掉時，我們自己做出來的舉動也未見理智多少。
這個音樂廳只用來演奏室內樂，本身是一座並不起眼也沒有什麼藝術性的小建築，是列支敦斯登公爵先前的騎術學校，後來簡單地在四壁包上木板，改造成適合演奏音樂的場所。但是，如同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樣受到鍾愛，它是音樂熱愛者的聖所，因為蕭邦和布拉姆斯、李斯特和魯賓斯坦都在那裡舉辦過音樂會，因為許多著名的四重奏都是在這裡舉行首演。現在這個地方要為一個新的實用建築讓路。對於我們這些在這裡經歷過許多難忘時刻的人來說，這是無法接受的。當貝多芬的旋律——羅塞四重奏的此次演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為出色——漸漸消失，卻沒有人離座。我們喝彩，我們鼓掌，有些婦女開始因為動情而啜泣起來，沒有人願意接受這是一場永別。他們關掉了大廳裡的燈光，要把我們趕出來。這四五百個狂熱分子，沒有一人離開座位。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我們留在那裡，好像我們只要在場就能強迫這個神聖之地獲得拯救一樣。作為大學生，我們用請願、遊行、文章來抗爭過：貝多芬在裡面離世的房子不能被拆掉！拆掉維也納每一座有歷史意義的房屋，都是在從我們的身體上撕下一縷靈魂。
這種對藝術尤其是對戲劇藝術的狂熱，遍及維也納的各個社會階層。由於有幾百年的傳統，維也納原本是一座階層劃分明晰但又能完美交響的城市。這座城市的指揮台還屬於皇室。皇室城堡是中心，不光是空間意義上的中心，這個超越民族的皇權也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心。圍繞著皇室城堡的是奧地利、波蘭、捷克、匈牙利那些高階貴族的府邸，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第二道城牆。接下來是「上層」社會，由一些小貴族、高階官員、工業界巨頭和「古老家族」所組成，再往下則是小市民階層和無產者。所有這些階層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甚至各自有自己的城區：高階貴族住在城市核心的府邸裡，外交官住在第三區，工商界人物住在內環大道的近旁，小市民住在內城的從二區到九區，無產者住在外環。這些人之間的互動發生在戲劇或大型慶典活動中，比如普拉特綠地公園（prater）裡舉行的鮮花彩車遊行上，數十萬計的人群會興奮地向坐在華美彩車裡的「上面的一萬人」歡呼三次。在維也納，凡是有音樂、有色彩的事情都可以變成慶典的由頭：基督聖體節這種宗教遊行、軍事檢閱或者「城堡音樂節」等。即使是出殯的行列，也會有人興致勃勃地圍觀。每一個真正的維也納人都有著這樣的渴望，自己要有一個排場豪華的「漂漂亮亮的出殯」和眾多送葬者；一個真正的維也納人，甚至要將自己的死亡轉變為他人的觀賞樂趣。對一切多彩的、有聲的和慶典性內容的熱衷，把表演性內容當作生活本身的遊戲形式和映象形式並樂在其中，不管這發生在舞臺上還是在實實在在的空間裡。在這方面，整個城市是一致的。
維也納人的「戲劇痴」，確實讓人們去追蹤那些備受喜愛的人物最瑣碎的生活細節，有時候達到了荒謬的程度，很容易遭別人嘲笑。跟意志堅定的德意志鄰國相比，我們奧地利人在政治上的無動於衷，在經濟上的落後可能真的可以部分歸於過分看重享受生活。不過，從文化上看，對藝術活動的過分重視造就了一些獨一無二的東西：首先，對所有藝術成就都無比敬畏；其次，這樣幾百年下來，他們就有了別人難以企及的藝術鑑賞力，而這樣的鑑賞力最終又讓他們在所有文化領域裡達到一個超高的水準。藝術家在這裡總是覺得最為安適，也最能受到啟發和激勵，他們在這裡被重視，甚至被高估。藝術總是在那些能成為全民生活要素的地方，才會有頂尖的成就出現。就如同在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和羅馬將畫家吸引到自己的地盤上，把他們培養成巨匠，因為每位藝術家都感覺到自己是在全體市民面前與其他藝術家競爭，他們必須不斷地超越自己。維也納的音樂家和演員也知道自己在這座城市中的重要性。在維也納歌劇院，在城堡劇院，任何疏忽都不會不被察覺到：每個演奏錯的音符會立刻被注意到；每個不正確的定音、每個被縮短的音長都會受到指責。這種監督不光來自那些觀看首演的專業文藝批評者，而是日復一日地來自全體觀眾——在不斷的比較中，他們的頭腦越來越警醒，耳朵越來越敏銳。由於在政治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在社會風習方面都波瀾不驚，人們對這些領域裡的任何「拖沓」都心態平和地感到無所謂，對任何違規不當之處都能寬容體諒，只是在與藝術相關的事物上卻沒有半點含糊：這座城市的榮譽全繫於此。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演員、每一位音樂家都必須自始至終竭盡全力，否則就會被淘汰出局。在維也納，成為人們喜愛的藝術家是很美妙的事情，但讓自己保持被喜愛的地位，卻並不容易：對藝術的鬆懈是不會得到諒解的。維也納的藝術家知道自己處於這從不間斷、毫不留情的監督之下，從而迫使自己竭盡全力拿出最好的水平，並讓維也納的藝術界在整體上獲得了不起的水平。我們每一個人從年輕時就學會了用一種嚴格苛刻的標準去衡量人生中接觸到的藝術作品。要是一個人曾經對古斯塔夫·馬勒（gustavmahler）手下的歌劇院以最鐵板一塊的嚴格規矩來處理最小細節的演出都習以為常，將愛樂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那種極為精準而又有爆發力的演奏視為理所當然的話，那麼他/她在今天就很少能夠對戲劇或者音樂演出感到十分滿意。不過我們從中也學會了一點：對自己的藝術表現也要嚴格。對我們來說，這種水平曾經是，也一直是標杆性質的，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座城市這樣培養未來藝術家。但是，即便很底層的民眾也有關於節奏和旋律起伏的知識，甚至那些坐在「新釀酒」酒館裡最不起眼的市民，也要求銅管樂隊演奏上等的好音樂，要求店主提供好葡萄酒。在普拉特綠地公園裡的民眾也非常清楚，哪一個軍樂隊——到底是「德意志大師」還是「匈牙利」——的演奏最有「動感」。誰在維也納生活，從空氣中馬上就能獲得對韻律的感覺。這種音樂性，我們作家在特別講究的詩歌當中將它表達出來；在別人那裡，節奏感則體現在社會態度和每天的生活當中。
在所謂的「上層」社會，一個維也納人要是沒有藝術感覺、對形式無動於衷，是不可思議的，即便是在底層社會，最窮的人也已經從風景、從人的歡快氛圍中將某種美的直覺帶入自己的生活當中。一個人如果沒有對文化的熱愛，對生活中這種最神聖的多餘之事保持著同時既能享受又能挑剔的感覺，他/她就不是一位真正的維也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