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猶太人來說，讓自己去適應生活於其中的民眾環境或者該國的情形，這不僅是外在的保護措施，也是一種深度的內心需求。那種需要家鄉，平靜、安寧、安全感，不被當成外人的要求促使他們帶著滿腔的激情將自身與周圍的文化聯結在一起。除了在15世紀的西班牙以外，這類聯結幾乎沒有哪裡能比在奧地利發生得更順利、更富有成果。猶太人已經在這座皇城裡住了兩百多年，他們在這裡遇到了輕鬆愉快、樂於與人為善的人。這些人表面上並不講究繁文縟節，在內心深處卻對思想和審美價值有著深深的直覺，一點兒也不遜於猶太人自身。生活在維也納的這類人，其數量甚至還超過猶太人自身。在這裡，猶太人也找到了自己的一項使命。在上一個世紀（19世紀），奧地利的藝術發展失去了其傳統的守護者和保衛者：皇室和貴族。在18世紀，女皇瑪麗亞·特蕾西婭（mariatheresia）讓格魯克給她的女兒們教授音樂，約瑟夫二世能作為一個內行人與莫札特討論他的歌劇，列奧波特三世能夠作曲，而後來的皇帝弗蘭茨二世和斐迪南（ferdinand）對藝術上的事情沒有任何興趣，我們的皇帝弗蘭茨·約瑟夫（franzjoseph）在他八十年的人生中除了軍階手冊以外，就沒有讀過一本書或者將一本書拿在手裡，他甚至對音樂還表現出特別的反感。那些高階貴族也放棄了從前的保護人的位置。那些輝煌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那時埃斯特哈茲家族將海頓奉為座上賓，洛布科維茨（lobkowitz）、金斯基（kinsky）、瓦爾德施泰因（waldstein）家族競相爭取在自家府邸中舉行貝多芬作品的首演，而圖恩伯爵夫人（gräfinthun）竟然在這位偉大的靈魂面前屈膝，請求他不要將歌劇《菲岱里奧》（fidelio）從歌劇院的節目中撤掉。後來，甚至連華格納、布拉姆斯和約翰·史特勞斯或者胡戈·沃爾夫（hugowolf）在他們那裡也得不到一丁點兒的贊助。為了讓愛樂交響樂團的音樂會保持過去的水準，讓畫家、雕塑家能夠生存下去，市民階層就不得不挺身而出給予支援。這正是猶太市民階層的自豪和抱負，他們成了維也納文化得以保持昔日光彩的排頭人物。他們從來就熱愛這座城市，一心一意毫無保留地在這裡安家落戶；但是，只有通過對維也納藝術奉獻出的愛心，他們才感覺到自己有資格將這裡當作家鄉，自己成了真正的維也納人。在其他公共領域，他們的影響非常小。皇室的煊赫讓任何私家財富黯然失色，國事方面的高階職位都是世襲罔替的，外交界留給了貴族，軍界和高階文官留給了那些古老家族。猶太人也根本不奢望向這些特權圈子挺進。他們知趣地尊重這些傳統特權，視其為天經地義。我還記得，我父親終其一生都避免在薩赫大飯店（sachehotel）用餐，並非是出於節儉——這裡與其他高階酒店在價格上的差異小得可以忽略不計——而是出於一種自然而然的距離感：如果與一位施瓦岑貝格（schwarzenberg）親王或者一位洛布科維茨人鄰桌而坐，他會有無地自容或者越位的感覺。唯有在面對藝術時，一切維也納人才會覺得他們都有平等的權利。在維也納，愛與藝術是共同的責任，猶太市民通過襄助的方式對維也納文化活動的參與是難以估量的。他們也是真正的受眾，他們光顧劇場、音樂會，他們購買書籍和繪畫作品，他們參觀各種展覽；他們有靈活的理解力，受傳統的束縛相對較少，他們到處是一切新藝術的支援者和先鋒。19世紀的大型藝術收藏幾乎都是由他們來定型的，幾乎所有的藝術嘗試都只能在他們的支援下才成為可能。如果沒有來自猶太市民階層這種堅持不懈的、令人倍感鼓舞的興趣，指望皇室、貴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萬富翁——他們更願意將錢花在賽馬的馬廄上或者打獵上——維也納在藝術方面也會遠遠落後於柏林，就如同奧地利在政治上落後於德國一樣。如果有誰想在維也納做些新嘗試，如果一位外來客要在維也納找到知音和觀眾，就得依靠這些猶太市民階層。在反猶時代有過唯一一次成立「民族劇院」的嘗試，可是這家劇院既找不到編劇，也找不到演員，更沒有觀眾。幾個月以後，這家「民族劇院」就慘淡地倒閉了。正是此事才讓人們恍然大悟：享譽世界的「十九世紀維也納文化」中，百分之九十的成就是由維也納的猶太人來襄助和哺育，甚至是他們自己所創造的。

正好是在最近一些年，維也納猶太人在藝術上產出豐富起來，與在西班牙（猶太人）那悲劇性的毀滅前夕的情形相似。但是，其藝術產出的方式並非猶太人特有的方式，而是經由一種通感的奇蹟，讓奧地利的、維也納的藝術獲得了最強有力的表達形式。在創新音樂方面，戈德馬克、古斯塔夫·馬勒、荀白克是國際性的人物；奧斯卡·史特勞斯（oscarstrauss）、萊奧·法爾（leofall）、卡爾曼（kalman）讓圓舞曲和輕歌劇的傳統獲得了新的生機；霍夫曼斯塔爾（hofmansthal）、阿圖爾·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貝爾——霍夫曼（beer-hofmann）、彼得·阿爾滕貝格（peteraltenberg）讓維也納的文學登入了歐洲文學的殿堂，這是維也納文學甚至在格里爾帕爾策爾（grillparzer）和施蒂弗特（stifter）時代都未曾得到過的尊榮；索嫩塔爾和馬克斯·賴因哈特（maxreinhardt）讓這座戲劇城市再度譽滿全球；弗洛伊德和其他學術巨擘讓早已名聲斐然的大學獲得舉世的矚目。無論在哪裡，這些浸潤著維也納精神生活的人，作為學者、藝術名流、畫家、導演和建築設計師、記者，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至為崇高的地位。出於對這座城市充滿激情的熱愛，出於融入的願望，他們完全讓自己適應這個社會，以能夠為奧地利爭得榮譽而感到幸福。他們感覺，自己作為奧地利文化中的一員是面對世人的一種使命。而且，我們需要誠實地再次重申：那些今天在歐洲和美國大獲讚賞，被認為在音樂、文學、戲劇和藝術方面表達了新生的奧地利文化的作品，如果不說是很大一部分的話，也有相當一部分是維也納猶太人創造的，而猶太人在放棄自己文化的同時，卻達到了他們千年以來精神活動的最高成就。一種幾個世紀以來找不到出路的智識能量，在這裡與一種已經變得疲憊的傳統結合在一起，用新力量和永無疲倦的創造力讓它（舊傳統）得到滋養、再現生機，讓它得以提升和煥然一新。這座城市在多元因素相遇中形成的文化和感覺，讓它獲得了精神上的超民族性。未來的幾十年將會證明，那些以粗暴的方式將這種維也納文化民族化和地域化的做法，對維也納這座城市來說是怎樣的犯罪。維也納的天賦——一種特殊的音樂性的——是能讓一切族群上、語言上的對立在自身中變得和諧一致，它的文化是所有歐洲文化的綜合。凡是在那裡生活和做事的人，都感覺自己拋開了褊狹和成見。再沒有哪裡比在維也納更容易讓人成為一個歐洲人。我深知，自己能夠早早地學會將人類共同體的理念作為內心的最高準則來熱愛，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謝這座城市：它早在馬可·奧勒留（marcaurel）時代就曾經保衛過那種羅馬的、普世的精神。

在昔日的維也納，人們過著好日子，人們活得輕鬆、無憂無慮，北方的德國人帶著惱怒和輕蔑俯視著我們這些多瑙河畔的鄰居：這些人既不「能幹」，也不保持嚴整的秩序，而是讓自己好好地享受生活，享受美食，在節日和劇院裡找到樂趣，還能創作無與倫比的音樂。維也納人的確不具備德國人的那種「能幹」——這種「能幹」畢竟使其他民族的生存遭受了無比的痛苦和毀滅——也沒有那種貪婪的「想要趕超一切他人」和「向前衝」的願望，他們更願意愉快地閒談，願意融洽地相處，願意在安詳愉快和放鬆的共處中，每個人都各得其所，於任何人並無不利。「活著以及讓人活著」是最著名的維也納基本準則。即便在今天，我仍然認為這個基本準則要比一切範疇性的絕對命令更符合人性，它可以在所有的生活圈子裡不可抗拒地大行其道。窮人與富人、捷克人與德國人、猶太教徒與基督徒相安無事地生活在一起，儘管他們偶爾也互相嘲弄；即便是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也擺脫了那種殘忍的仇恨，這種殘忍的仇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留毒物，進入時代的血液當中。在過去的奧地利，人們彼此鬥爭時保持著騎士風度；在報紙上、在議會里，人們也會相互謾罵，但是在發表過西塞羅式的辯論演說以後，這些議員會友好地坐在一起喝杯啤酒或者咖啡，相互談話時用「你」而不是「您」。即便在卡爾·盧埃格爾（karllueger）作為反猶黨黨魁成為維也納的市長期間，這種情況也沒有什麼改變，至少在私人交往領域裡。我個人必須承認，無論在中小學、在大學還是在文學界，我都沒有因為自己是猶太人而遭受任何阻礙或者蔑視。那種一國針對另外一國，一個民族針對另外一個民族，一張桌子旁的人針對另外一張桌子旁的人的仇恨還沒有每天從報紙上跳到人們的眼前，那種仇恨還沒有將人與人、國與國隔離開來；在公共生活中，群體情緒還不至於強烈得讓人反感；私人領域有自己做和允許別人做的自由——這在今天幾乎不可想象——在當時還是理所當然之事。那時人們也不像今天這樣把容忍蔑視為軟弱和無能，而是將其盛讚為一種倫理力量。

這是因為我出生和長大的那個世紀並不是一個激情主導的世紀。那是一個有著明確的階層劃分，存在著平緩過渡地帶的井井有條的世界，一個沒有匆忙的世界。新速度的節奏還沒有從機器、汽車、電話、收音機、飛機轉移到人的身上，衡量歲月和年齡還有著另外的標尺。人們生活得較為悠閒。當我今天試圖去回憶起童年時期出現在我身邊的成年人的形象時，尤其明顯的特徵是，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是很早就發福了的。我的父親、我父母輩的男性親屬、我的老師、商店裡的售貨員、指揮台上的愛樂樂團裡的音樂家，他們在四十歲時已經是心寬體胖的「氣派」男人了。他們走路不慌不忙，說話得體，在談話中撫摸著精心呵護、通常已經變得灰白的鬍子。不過，白髮只是表明一個人的尊嚴新的標記，一位「穩重」的男人要有意避免年輕人的體態和自負，那會被看成是不恰當的。即便我還是一個小孩子，那時我父親還不到四十歲，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曾經看見過他急匆匆地上樓下樓，或者以能讓人察覺到的形式匆忙做什麼。匆忙不光意味著不夠精緻，實際上那也是多餘之舉，因為在這種市民階層的穩定生活中，由於有各種小型的保障和補償措施，從來不會有什麼突然之事發生。外面世界所發生的災難，無法穿透這「有保障的」生活的堅實圍牆。發生在南非的英布戰爭、亞洲的日俄戰爭，哪怕是巴爾幹戰爭對我父母的生存都不能有分毫的影響。他們對報紙上關於每一場戰役的報告一翻而過，就如同看體育欄目一樣感到無所謂。的確，奧地利以外發生了什麼，跟他們有什麼關係，他們的生活能因此有什麼改變呢？他們所經歷的奧地利，是一個風平浪靜的時代：沒有政體上的大起大落，沒有出其不意的財產貶值。如果在股票交易所裡股票跌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人們就會稱之為「暴跌」，會愁眉不展地說這是災難。人們抱怨「高」賦稅，這種說法更多的是出於習慣，而不是人們真的以為如此。實際上，如果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稅收相比的話，當時的稅額不過如同給國家的一點兒小費而已。那時候人們在遺囑裡還精確地寫下，如何才能避免讓他們的孫子以及重孫子遭受財產方面的損失，就好像一旦有一張看不見的債契就有了永遠的安全保證一樣。人們在此間舒適地生活著，撫平小小的憂慮，如同去撫摸一隻好玩而聽話的寵物，從根本上人們不會對它們心懷恐懼。每當我手裡碰巧拿著一張過去的舊報紙，每當我讀到一篇激情澎湃的、關於一個小社群選舉的文章，當我去回憶城堡劇院的某場演出以及它出現的小問題，或者我們年輕人在討論一些原本無關緊要事情時那種過分的激動時，我就會忍俊不禁。這些憂愁是多麼微不足道，那個時代是多麼波瀾不驚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趕上了好時代，他們的人生平靜、筆直而清晰從一端到另外一端。不過，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從此嫉妒他們，因為他們像生活在天堂裡面一樣，所以未曾遭遇過什麼實實在在的愁苦、命運的險惡和重創；他們不曾經歷任何危機和問題：它們會讓心靈遭受壓迫，但同時也讓心靈有了不起的拓展！他們生活在安寧、富足、舒適的象牙塔中，關於生活也能變成重負和焦慮，生活是永遠的意外，生活能被從各種角度撬離根基這一點，他們所知是多麼少！在他們那令人感動的自由主義和樂觀主義想法中，他們多麼難以想到，即將到來的，晨光在窗前初現的每一天都能將我們的生活踐踏破碎。即便他們在經歷最黑暗的時刻，也不會願意去放下幻想，去想到人會變得多麼危險；同樣也難以想到人能有多大的力氣來戰勝危險、經受考驗。我們，被生活的急流所追逐；我們，被拔除掉一切紐帶關聯的根基；我們，總是在被推到一個終結時再重新開始；我們，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犧牲品，卻也是它心甘情願的僕人。對我們而言，舒適已經變成一個傳說，太平只是一個童年夢想。我們感覺到了從一個極端到另外一個極端的張力，永久的新情況帶來的恐懼深入我們肌體中的每一條纖維。我們時日中的每一刻，都與世界的命運連在一起。我們帶著苦痛和樂趣，經歷著遠遠超出自身生活小圈子的時代和歷史，而我們的前人只侷限於自身的生活當中。因此，我們當中的任何一位，哪怕是這一代當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對真實世界的瞭解也會千百倍地勝過我們祖先當中最睿智的人。但是，這不是我們白白得到的禮物，我們為此付出了不折不扣的代價。

註釋

伊卡洛斯（icarus），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他和父親代達羅斯一起被關在克里特的迷宮裡。父子用羽毛製成雙翼，用蠟沾在身上，飛上天空，逃出克里特。伊卡洛斯因為興奮而忘記父親的囑咐，飛得太高，離太陽太近，最終因羽翼上的蠟融化，墜海而亡。

摩拉維亞，歷史地名，今捷克東部地區摩拉瓦河流域（因河得名），歷史上曾經是波希米亞的一部分，自15世紀以來一直在哈布斯堡王朝勢力控制之下。

加利西亞，歷史地名，在今波蘭東南部。

尼斯，法國東南部海港城市，療養勝地。

里奧內爾·瓦爾特·羅斯柴爾德（lionelwalterrothschild，1868—1937），著名銀行世家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第二代男爵，生於倫敦，動物學家，收藏家，在倫敦創立了羅斯柴爾德自然史博物館。

阿比·瓦爾堡（abrahammoritzwarburg或abywarburg，1866—1929），德國藝術史家、文化理論家，於德國漢堡創立了文化研究的私人圖書館「瓦爾堡文化學圖書館」，後移址倫敦「瓦爾堡研究院」（瓦爾堡家族亦是富庶的銀行家族）。

恩斯特·卡西爾（ernstcassirer，1874—1945），德國哲學家，其家族是一個工商業界的猶太家族。

西格弗裡德·薩松（siegfriedlorainesassoon，1886—1967），英國詩人、小說家，巴格達猶太鉅商薩松家族的後裔。

格魯克（christophwillibaldrittervongluck，1714—1787），早期古典音樂家，生於德國，後定居維也納。擅長創作義大利式、法國式歌劇，並致力於歌劇改革。

利西諾夫斯基（lichnowsky），來自上西里西亞的貴族。家族中，第二世利希諾夫斯基藩侯（karlalois,fürstvonlichnowsky，1761—1814），奧地利宮廷總管，對莫札特、貝多芬等音樂家有庇護資助。埃斯特哈茲（esterházy）是中世紀興起的匈牙利貴族。家族中，約瑟夫——尼古拉一世藩侯（匈牙利語esterházyósjózsef，德語nikolausi.josephfürstesterhazy，1714—1790）是海頓的最大僱主。

霍夫堡（hofburg，意為「宮廷的城堡」），坐落在維也納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宮主建築群。美泉宮（schönbrunn）坐落在維也納西南，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宮。

索嫩塔爾（adolfvonsonnenthals，1834—1909），奧地利著名話劇演員。

約瑟夫·凱恩茨（josefkainz，1858—1910），奧地利著名演員。

貝森朵夫音樂廳（bösendorfersaal），著名鋼琴製作家路德維希·貝森朵夫於1872年完成對原建築的改建，舉辦了音樂廳落成演出。音樂廳可容納588名聽眾。該建築於1913年被拆除，期間舉辦過的音樂會大約4500場，無數音樂名人曾經在這裡登場演出，他們的作品在這裡首演。這曾經是維也納藝術世界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羅塞四重奏（rose-quartett），由維也納小提琴家阿諾·羅塞於1882年成立的絃樂四重奏樂隊，是20世紀初最重要的樂隊之一。1938年，在奧地利與納粹德國結盟之後，身為猶太人的羅塞被迫離開維也納，流亡到倫敦。該樂隊的最後一次演出是在1945年的倫敦，次年羅塞去世。

鮮花彩車遊行（blumenkorso），從1886年到1914年，每年的5月份舉行的春季慶典。傳統上只有貴族和上層社會才可以將用鮮花裝飾自己的馬車參加遊行，出租馬車沒有資格參加，觀眾則為普通民眾。

新釀酒（heurige）：本義是指當年的新釀葡萄酒。奧地利法律規定，葡萄酒釀造者可以在無須許可證、無須繳稅的情況下，向顧客提供當年的葡萄酒。各州的相關法律不盡相同。在維也納，純粹的「新釀酒館」不需要經營許可，但是除不含酒精的飲料以外，這樣的酒館只能提供自家釀造酒類，只允許為顧客提供冷餐。這是維也納餐飲文化生活中一道特有的風景。提供新釀酒期間，往往有銅管樂隊現場演奏音樂。

這裡的「德意志大師」（deutschmeister）和「匈牙利人」（ungarn）指的是奧地利的兩支傳統軍樂隊。作為維也納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今天的「德意志大師」軍樂隊與維也納旅遊局合作定期在霍夫堡和內城為遊客提供表演。

戈德馬克（karlgoldmark，1830—1915），祖籍匈牙利的奧地利著名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