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的朋友們給我寫了好多介紹信讓我帶來，但是我一封也沒有拿出手。我之所以來異地，本義就在於逃脫那種市民社會的安逸氛圍，從那裡解脫出來，完全靠自己來生活。我只想認識那些在我自己的文學努力之路上找到的人，最好是那些有意思的人。畢竟，我也沒有白白讀那些「波希米亞」藝術家的作品，一位二十歲的人也必須希望自己能夠去經歷那樣的浪漫。
沒用多久，我就找到了這樣放蕩不羈、相容幷蓄地湊在一起的圈子。我早在維也納時就已經給柏林「現代派」的主要雜誌供稿，這份雜誌幾乎是帶有諷刺意味地給自己命名為《社會》，其主編是路德維希·雅各博夫斯基（ludwigjacobowski）。這位年輕詩人在英年早逝之前成立了一個協會，協會的名字是對年輕人頗富誘惑力的「後起之秀」（diekommenden），協會成員每星期在諾倫多夫廣場（nollendorfplatz）的一家咖啡館的二樓聚會一次。在這個模仿巴黎的「丁香園咖啡館」的地方，各色各樣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當中有詩人和建築師，裝腔作勢的吹牛大王和新聞記者，有打扮成藝術工作者或者雕塑家的年輕姑娘，有想讓自己的德語水平變得完美的俄國大學生和滿頭淡色金髮的斯堪的納維亞姑娘。這裡也不乏來自德國本土各地的代表：骨骼健壯的威斯特法倫人、裝模作樣的巴伐利亞人、西里西亞的猶太人，所有這一大群人在一起進行著熱烈的討論，完全不受任何約束。不時有人朗讀詩歌和戲劇，對大家來說最重要的是互相結識。在這些有意擺出「波希米亞」派頭的年輕人當中，坐著一位令人動容的，像聖誕老人一般年長而且長著灰色鬍子的老人。所有人都敬重他、愛戴他，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詩人，一位真正的「波希米亞」藝術家：彼得·希勒（peterhiller）。這位七十歲的老人用他那藍色的眼睛，愉快而不帶任何惡意地看著這群與眾不同的孩子。他總是裹著一件灰色的風衣，用來遮蓋那套已經破損的西裝和骯髒的襯衣。每次他都很願意應我們的要求，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來揉得皺巴巴的手稿，給大家朗讀他的詩歌。那都是些別具一格的詩歌，原本是一位天才抒情詩人的即興作品，只是詩歌的形式過於鬆散、過於隨意。他在咖啡館或者在電車裡用鉛筆寫下來，隨後就忘掉了，在朗讀時總得費力地辨認那被塗抹或者弄髒了的紙條上的字。他從來沒不曾有過錢，也從來不在乎錢。他有時在這個人，有時在那個人那裡過夜。他的遺世獨立，他那徹底的淡泊功利，是一種令人動容的真。誰也不知道這位善良的山野樵人是何時，是怎樣來到柏林這座大城市的，以及他想在這裡做什麼。但是，他什麼都不要：不要成名，不要被人歡呼讚歎。由於他有著詩人的夢幻感，他比我後來見到過的任何人都更了無憂愁，更自由自在。圍在他周圍的，是那些爭強好勝的討論者在高聲大嗓、聲嘶力竭地爭論。他溫和地聽著，不與任何人爭吵，有時候舉起酒杯向人表示友好的問候，但是他幾乎不捲入任何談話。他給人的感覺是，在這一片的喧囂混亂之中，在他那亂蓬蓬的、有些昏昏沉沉的腦袋中好像在詩句和詞語在穿梭著，但是並沒有被找到、被發現。
今天，這位天真的詩人即便在德國他也幾乎被忘記了，他身上散發出來的真實與稚氣也許在感覺上讓我將自己的注意力從那位被選出來的「後起之秀」的主席身上轉移開。後來，據說那個人以他的理念和言辭對無數人的生活方式產生決定性影響。這位魯道夫·施泰納（rudolfsteiner）後來成為人智學的創始人，他的追隨者建立了最為豪華的學校和研究院來傳播他的學說。繼特奧多爾·赫爾茨爾之後，在這位魯道夫·施泰納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一個被賦予使命去成為數百萬人的指路人的形象。就個人魅力而言，他不像赫爾茨爾那樣具有領袖氣質，但是他更有誘惑力。他那棕色的眼睛裡，似乎有一種催眠的力量。如果我不去看他，聽他講的內容會更專心，更具有批判性態度。他那帶著苦修者式的清癯、充滿精神上激情的臉龐，讓人感到舒服，並非只對女人才顯得有說服力。魯道夫·施泰納當時離建立自己的學說還遠著呢，他自己還是一個尋找者、學習者。他偶爾給我們講他對歌德的顏色學所做的評議，在他的描述中，歌德的形象越來越像浮士德或者帕拉採爾蘇斯。聽他談話是令人激動的，因為他所受的教育讓人吃驚，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學識僅限於文學方面的人來說，他的知識非常廣博。每次聽完他的報告或者與他有過很好的私人交談之後，我總是帶著一種既興奮又壓抑的感覺回到家裡。儘管如此，如果我今天問自己，當初是否已經從這位年輕人身上預見到他將在哲學與倫理方面帶來那麼廣泛的大眾效應，我必須慚愧地給出否定的回答。從他的那種尋求精神中，我預想他在科學上會有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聽說他那富於直覺的精神成功地取得了一個重大生物學發現，我一點兒也不會感到吃驚。但是，當很多年以後我在多納赫（dornach）看到那座雄偉的「歌德樓」時——那座「智慧學校」，是他的學生捐贈給他的「人智學」的柏拉圖學院——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失望，他的影響如此嚴重地走向了寬泛，在某些地方甚至陷入凡庸。我不想讓自己對「人智學」做任何評判，因為我到今天也不完全清楚他們想做什麼，他們所指的是什麼。我甚至以為，在本質上這個學科的誘惑性效果不是來自它的理念，而是與魯道夫·施泰納這個令人著迷的人連在一起。不管怎樣，對於這樣一位有魔力的人物，能夠在他早年與他相遇相識，在他還能夠友好地、不那麼教條地與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知識和思想時結識他，這對我來說是不可低估的收穫。從他那既引人入勝又十分深奧的學問中我認識到：我們讀了高中就曾經覺得自己已經學識淵博了，而真正的淵博，絕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依靠泛泛閱讀和討論就可以獲得，那是需要經年累月的刻苦努力才能獲得。
那還是一個相容幷蓄的時代，建立友誼還相對容易，社會或者政治上的差異還沒有那麼無法調和。在這樣的環境下，一位年輕人從與自己一起努力的同道人那裡會比從高於自己的人那裡學到更為重要的東西。我又一次感覺到，集體性的熱忱投入會帶來怎樣豐碩的成果——這次是在比中學更高的、國際性的層次上。我在維也納的朋友幾乎都出身市民階層，甚至百分之九十是猶太市民階層，我們的興趣大同小異，在朋友圈中無非讓自己的興趣得以加倍或者翻番地增長。但是，這個新世界裡的年輕人卻來自完全不同的階層，有上層的，也有下層的，有普魯士貴族家庭的公子，也有漢堡船主的兒子，而另外一個很可能來自威斯特法倫的農民家庭。我突然置身於這樣的一個圈子，這裡也有身著衣衫襤褸的真正窮人，這個圈子是我在維也納時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我與酒徒、同性戀、吸毒者同坐在一張桌子旁，不無驕傲地與一位有名的、被判過刑的詐騙犯握手（他從監獄出來後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因此加入我們作家群裡面）。所有那些我在現實主義小說中裡讀到過卻幾乎無法相信的東西，都堆擠在這樣的小酒館或者咖啡館裡。我被帶進這樣的地方，一個人的名聲越差，我想去認識這個人的興趣就會越強烈。這種對身處岌岌可危境遇者所持有的好感和好奇，伴隨了我整個一生。即便後來到了本該慎重擇友的年齡，我的朋友們還經常指責我在與一些如何缺乏道德感、不可靠、真正一無是處的人打交道。也許正是我出身的那個階層所強調的團結感以及另外一個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我感覺「太平無虞」這一情結是負擔——才讓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是那麼令人著迷：他們對自己的生命、時間、金錢、健康、名譽大手大腳，對待它們幾乎可以說是帶著某種蔑視，這是些為激情所驅使、生存沒有任何目標的狂人。也許在我的長篇和中篇小說裡，人們可以看到我對這種濃烈的、不受任何羈絆的自然本色的偏愛。此外，這裡還有來自異域風情的外國因素所帶來的刺激。他們當中的每一個幾乎都能給我的好奇心帶來一份來自陌生世界的禮物。來自德羅霍畢茨（drohobycz）的畫家埃·莫·利林（lilien）是一位貧窮的、信奉正統猶太教的旋木工的兒子，在他這裡，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東部猶太人，從而也瞭解了猶太教。在那之前，我對這個宗教中所蘊含的力量、那種堅韌的狂熱根本不瞭解；一個年輕的俄國人給我翻譯了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最美的片段；一個漂亮的瑞典人讓我第一次看到蒙克的畫；我也在畫家們（糟糕的畫家）的畫室裡滯留，觀察他們的繪畫技術；一位信徒將我帶到某個宗教圈子：這些活動讓我感受到生活的千般形式和多樣性，對此我感到津津有味。我帶著自己在中學時將注意力投射到純粹的形式、韻律、詩句、詞彙上的力度，現在將注意力投射到人的身上。在柏林，從早到晚我總是在和各種新結識的人在一起，有興奮也有失望，甚至也被他們所欺騙。我想，我十年裡所收穫的精神上的交往還不如在柏林短短一個學期那麼多，這是徹底自由的第一步。
這種不可思議的多種啟發，原本意味著我的創作興趣也會有不同尋常的提升，似乎可以說理當如此，而實際上的情況正好相反。我在中學時代由於精神上的興奮而陡然升起的自信，令人憂慮地消失了。在那本不成熟的詩集出版四個月以後，我簡直不能理解自己當初怎麼有勇氣把它拿出來。我仍然覺得那些詩句是很好的、很有技巧，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令人矚目的藝術工藝品，來自雄心勃勃的對於詩歌形式的遊戲樂趣，但是那裡面的感傷情緒不是真正的。同樣，在與真實有了這樣的接觸以後，我也感覺自己第一個中篇小說中有種在稿紙上噴灑過香水的味道。這些作品都是在對現實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寫就的，用的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二手技巧。我來柏林時，帶來了一部只剩下一章還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手稿，本來是要讓我的出版人高興一下的，但是手稿很快就被我扔進火爐裡，因為在看到真實生活之後，我對自己的中學生能力的信任遭到了沉重一擊。對我來說，那就好像在學校裡被留級一年一樣。的確，在出版了第一部詩集以後，我過了六年才出版第二部詩集，再往後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這期間，我遵照詩人戴默爾的忠告，將時間用在翻譯上。對這一忠告，我現在仍然心存感激。到今天我也仍然認為，對一位年輕詩人來說，翻譯外文的文學作品是去更深地瞭解自身語言的精髓、去創造性地掌握這一語言的最好機會。我翻譯波德萊爾的詩歌，還有魏爾倫、濟慈、威廉·莫里斯的一些詩歌，夏爾·範·萊爾貝爾赫（charlesvanlerberghe）的一個小劇本，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lelemonnier）的小說《熟能生巧》。正因為每一種外語中那些最為獨特的約定俗成的用法會抵抗任何模仿，這才對語言表達力構成了平時不會遇到的挑戰。這種鬥爭——不屈不撓地強行將外語變為自己的語言，強行將自己的語言變得富有彈性——對我來說總是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藝術樂趣。這種默默無聞、費力不討好的工作需要耐心和韌性，而這兩種美德被我在中學時代出於輕率和魯莽而拋棄了。現在，我格外喜歡這項工作，因為在介紹藝術名著這項樸素的工作中，我第一次有一種確鑿無疑的感覺：我在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也算不枉此生。
在內心深處，我已經清楚自己接下來幾年要走的路：多看，多學，然後才真正開始！不要帶著倉促發表的作品來面對這個世界，而是首先了解這個世界的本質內容！柏林的玉液瓊漿讓我變得對世界更如飢似渴。我在考慮暑假的旅行去哪個國家。我選擇了比利時。在世紀之交，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藝術飛躍，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其力度跟法國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繪畫界的克諾普夫（khnopff）、羅普斯（rops），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meunier）、米納（minne），工藝美術界的範·德·韋爾德（vandervelde），詩歌界的梅特林克（maeterlinck）、埃克豪特（eekhoud）、勒蒙尼耶，他們都表明了新的歐洲藝術力量所在。尤其讓我入迷的是艾彌爾·維爾哈倫（emileverhaeren），因為他的抒情詩完全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我發現了這位當時在德國還無人知曉的詩人——官方的文學界很長時間將他與魏爾倫相混淆，就如同將羅曼·羅蘭與羅斯丹（rostand）弄混一樣。可以獨自去熱愛一個人，這也總是意味著雙倍的熱愛。
也許我在這裡有必要加上一段小插曲。我們的時代，人們經歷得太快、太多，要讓什麼好好留在記憶中就很難，我也不知道艾彌爾·維爾哈倫這個名字，今天人們是否還知道。在所有的法語詩人當中，維爾哈倫是第一位試圖讓歐洲人去認識時代、認識未來的詩人，就如同沃爾特·惠特曼在美國所做的那樣。他開始熱愛這個現代世界，要把它放入詩歌當中。當在別人眼裡機器還是惡魔、城市無比醜陋、當代生活了無詩意時，他卻為每一項新發明、每一種技術成就感到歡欣鼓舞，而且他會為自己的歡欣鼓舞而興奮，因為他要在這激情中更強力地去感受那種歡欣鼓舞。剛開始時的小詩慢慢變成了宏大的、激情奔湧的讚歌。「讓我們相互尊重！」是他對歐洲各民族發出的呼喚。我們那一代人的樂觀主義——經歷了今天這種最可怕的倒退之後，它已經顯得不可理喻了——在他那裡最先找到了詩歌上的表達形式。他的一些最美的詩歌，還會長久地見證我們當年所夢想的歐洲和人類圖景。
我原本是為了結識維爾哈倫才來到布魯塞爾的。可是，卡米耶·勒蒙尼耶——這位強有力的、今天不公正地遭到遺忘的詩人、小說《男人》的作者，他的一部長篇小說曾經被我翻譯成德文——不無遺憾地告訴我說，維爾哈倫很少從他的小村子到布魯塞爾來，而且現在也不在這裡。為了緩解我的失望，他以最衷心的方式給我引見其他比利時藝術家。就這樣，我先是認識了年歲已長的大師康斯坦丁·默尼埃，這位具有英雄氣概的工人和最有力地表現勞工的雕塑大師。在他之後，我拜見了範·德·施塔彭（vanderstappen），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藝術史當中幾乎已經被淹沒了。可是，他是一位多麼友好的人啊！這位個子矮小、面頰豐滿的弗拉芒人，他和他的太太，一位身寬體胖、性格開朗的荷蘭人，是多麼誠心誠意地接待我這個年輕人！他給我看他的作品，我們在那個明媚的上午談了很多藝術和文學，這兩個人的和善讓我很快就沒了任何膽怯。我毫不掩飾地對他們說出我的遺憾，我原本是因為要見一個人才來布魯塞爾的，但是偏巧就無法見到他：維爾哈倫。
我說得太多了嗎？我說了什麼不應該的話？不管怎樣，我意識到範·德·施塔彭和他的太太都開始小聲地笑，相互悄悄地遞眼色。我感覺到，因為我說出來的話讓他們之間有了神秘的默契。我有些不自在，想要告別，但是他們倆不允許，說我一定要留下吃午飯，一定的。又是那種不尋常的微笑，他們互相交換著眼神。我感覺到，如果這裡有一個秘密的話，那一定是個善意的秘密。於是，我很願意放棄下午原打算去滑鐵盧的行程。
很快到了中午，我們已經坐在餐室裡。像所有的比利時住房一樣，屋地和街面是同一高度的，人坐在屋子裡透過彩色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街上，這時突然有一個影子站在窗前。有人用手指骨節敲打彩色玻璃，同時門鈴也響起來。「他來了！」範·德·施塔彭的太太說著，站起身來。他走進來，腳步沉重有力：維爾哈倫！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張我從畫像上早已熟悉的臉。維爾哈倫像他經常做的那樣，今天來他們這裡做客。當他們聽說我在這個地方徒勞地想見到維爾哈倫而不得時，就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神達成一致，根本不對我提到一個字，要讓他的出現給我帶來驚喜！現在他站在我的對面，為剛聽到的這個成功的「惡作劇」微笑著。我第一次感覺到他那神經質的手在握手時的力度，第一次看到他那清澈和善的目光。他像往常一樣，總是帶來很多難得的經歷和興奮。飯還沒吃完，他就已經開始講述了。他剛和朋友在一起去了一個美術館，還在為此感到興奮。他回到家裡總是情緒高昂，不管到哪裡，不管什麼偶然的小事都能讓他興奮。這種興奮已經變成了他不可改變的習慣。他侃侃而談，非常到位地用精確的動作來強化說話的內容。他的第一句話就能抓住人，因為他襟懷坦蕩，對一切新東西都保持開放的態度，對什麼都不拒絕，願意接受每一個人。甚至可以說，他會立刻向每一個剛遇見的人丟擲一片真心，就像那天他和我初次見面時一樣。後來我還無數次地看到，他的滿腔誠摯讓別人感到幸福。他還不瞭解我，就已經給我以信任，只是因為他聽說我瞭解他的作品。
午飯之後，在第一個驚喜之後又有第二個驚喜。範·德·施塔彭要實現長期以來他自己的、也是維爾哈倫的願望，他要完成一座維爾哈倫的半身雕像，今天是最後一次臨摹。範·德·施塔彭說，今天我在這裡，是命運的一個禮物，因為他正好需要一個人來跟這個給他當模特的「不安靜的人」說話，這樣他的臉在說和聽的時候就活起來了。就這樣，我深深地凝望這張臉兩個小時：這是一張令人難忘的臉，高高的額頭上已經有風霜歲月刻出的條條皺紋，褐色的捲髮耷拉在赭色的額角上。他的臉輪廓分明，緊繃其上的是飽經風霜的褐色皮膚，向前突出的下顎稜角分明，窄薄的嘴唇上方蓄著濃密的像傳說中維欽託利那樣上翹的鬍鬚八字須。他的神經質體現在手上，那是一雙瘦削、靈巧、精緻而有力的手，血管在薄薄的皮膚下跳動。他身上的意志力都在他那農民似的寬寬肩膀中，相對於這肩膀來說，那個神經質的、瘦骨嶙峋的頭似乎顯得太小了。只是在他大步走時，人們才能看到他的力量。當我今天再看這塑像時——範·德·施塔彭從來沒有比這一時刻更成功的作品——我才知道它有多麼真實，他多麼完全地抓到了詩人的本質。這是對一個詩歌巨人的記錄，是一種永不磨滅的力量的紀念碑。
在這三個小時裡，我就深深地喜愛上了這個人，在我的一生中這種喜愛都沒有改變。他的秉性中有一種穩健，他沒有片刻顯得沾沾自喜。他不受金錢的左右，寧可過著鄉下人的生活，不願意出於生計的原因寫任何一行字。他不追求成功，從來不用遷就、逢迎、拉熟人關係來獲取更多的成功。對他來說，有朋友以及朋友們的忠誠，這已足夠。他甚至擺脫了對一個人來說最危險的誘惑——榮譽——但是他終於還是實至名歸地收穫了榮譽。他始終光明磊落，心中沒有任何芥蒂，從不為虛榮所惑；他是一個自由坦蕩、生性愉快的人，很容易為任何一種興奮所感染。和他在一起的人，會感到自己也因為他對生活的意願而受到感染，並因此感覺充滿活力。
現在他這麼活生生地站在我這個年輕人的面前：這位詩人，正如我所願望的那樣，正如我所夢想的那樣。在我們相遇的第一時刻，我已經下了這樣的決心：要為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效勞。這的確是一個大膽的決定，因為這位歐洲的歌詠者在當時的歐洲還沒有什麼名氣，而且我也預先知道，翻譯他那些經典著作以及他的三個詩劇需要我兩三年內不再寫作。在我決定將自己的力量、時間和激情用來為別人的著作服務時，我也給了自己最好的東西：道義上的任務。我那目標不定的尋找和嘗試，現在有了一種意義。如果今天我要給一位還不能確定自己道路的年輕作家提出忠告的話，我會建議他去為一部偉大作品付出些什麼，作為展示者或者作為傳播者。對於初出茅廬者而言，在帶有付出性質的服務中所能找到的把握，要比在自己的創作中多。一個人帶著獻身精神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會是徒勞無益的。
在我幾乎一心一意從事維爾哈倫詩集的翻譯，併為一部他的傳記做準備的兩年裡，我也在間歇中做了很多旅行，其中一部分旅行也是做公開演講。翻譯維爾哈倫作品這件似乎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現在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感謝：他在國外的朋友開始注意到我，不久以後我的朋友們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埃倫·凱伊（ellenkey）找上門來。這是一位非凡的瑞典女性，她曾經以無比的勇敢在那個目光褊狹、阻力重重的時代為婦女的解放進行鬥爭，而且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著作《兒童的世紀》裡提出這樣的警告：青少年的精神易受傷害。經她介紹，我在義大利得以與喬瓦尼·切納（giovannicena）相識，並被引薦到他的詩歌圈子裡；也是經由她，我贏了挪威人約翰·博耶爾（johanbojer）這位重要的朋友。格奧爾格·勃蘭兌斯（georgbrandes）這位國際文學史大師也開始注意到我。不久以後，也是由於我的傳播，維爾哈倫在德國聲名鵲起，甚至超過了在他自己的國家。最著名的演員凱恩茨和莫伊西（moissi）登臺朗誦由我翻譯的維爾哈倫的詩。馬克斯·賴因哈特把維爾哈倫的《修道院》搬上了德國劇院的舞臺。對於這些，我應該感到心滿意足了。
不過，現在終於不得不想到，我自己除了對維爾哈倫的責任以外，還有另外一份責任。我需要結束大學的學習，最終要把一頂哲學專業的博士帽拿回家去。這也就是說，在幾個月之內要將全部的經院教學材料學完，而這份工作是那些規規矩矩的大學生用四年時間來做的。我和埃爾溫·吉多·科爾本海伊爾（erwinguidokolbenheyer）——我年輕時的文學夥伴，今天他也許不願意回憶起這些事情，因為他成了希特勒德國的官方詩人和院士——一起通宵達旦地研讀。但是，他們給我安排的考試並不難。因為我在文學方面的公共活動，那位與人為善的教授對我已經有所瞭解，也能恰到好處地開個小玩笑。在正式考試前的預先談話中，他笑著說：「您可不願意被考問精確邏輯方面的問題。」的確，他後來提出的問題都是在一些不那麼尖銳的領域，他知道我會有把握的領域。那是我第一次以「優秀」的成績通過一門考試，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樣，也是我的最後一次考試。現在，我的外在生活是自由了。所有那些年，直到今天，我的一切鬥爭所要爭取的，就是保持內心享有同樣的自由。然而，在我們的時代，這一努力正變得日益艱難。
註釋
法國《世界報》的前身。
「小藝術」（kleinkunst）指一類小型的戲劇和音樂的舞臺表演，主要是那種在1920年以後被稱為「卡芭蕾」的舞臺劇以及偶戲、魔術表演等。
貝都因人（德語beduine）是對生活在阿拉伯半島和北非沙漠地區的一個游牧民族的稱呼，源於阿拉伯語中的badawi，意為「非定居的」「游牧的」。這一遊牧民族自稱為arab，將定居民族稱為hadar。
締爾園（tiergarten），字面含義為「動物園」，是從勃蘭登堡門（從皇宮向西出內城的大門，為柏林的標誌性建築）向西的一塊綠地園林，裡面點綴著若干高階別墅。
帕拉採爾蘇斯（paracelsus，1493—1541）真名為philippusaureolustheophrastusbombastvonhohenheim,自1529年起自稱為帕拉採爾蘇斯，是中世紀著名的醫生、鍊金術士、占星者、神秘主義者、哲學家。
歷史上一座猶太人聚居的東歐城鎮，位於今天的烏克蘭。這座小城在1918年之前屬於奧匈帝國，1919—1939年屬於波蘭，居民當中有大量猶太人，這裡也有全波蘭最大的猶太教堂。根據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條款，蘇聯紅軍在1939年佔領該城。1941年，德國在發動進攻蘇聯後奪回該城，將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實施滅絕；1945年，該城又易手為蘇聯紅軍佔領，將該城劃歸為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城裡的波蘭人被驅逐。
維欽託利（vercingetorix，約西元前82年－前46年），是高盧（指現今西歐的法國、比利時、義大利北部、荷蘭南部、瑞士西部和德國萊茵河西岸一帶）阿維爾尼人的部落首領，曾經帶領高盧人抵抗愷撒率領的羅馬軍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