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養狗是我提的。我們剛離開婦科診所，在回家路上。拉科菲特一直在哭，計程車司機終於做了一回好人，把我們在阿羅佐洛夫街的拐角放下車，因為伊本·格維羅爾大街發生遊行，被封閉了。我們開始步行回去。街上擁擠而潮溼，我們周圍都是拿著擴音器大喊大叫的人。一個戴著財政部部長面具的巨型稻草人被插在交通島上。人們在它周圍堆起一沓沓賬單。正當我們從它身邊走過時，有人把賬單點燃，稻草人也燒了起來。

「我不想收養孩子，」拉科菲特說，「自己的孩子都養不活，我可不想養別人家的。」她停下話頭。在我們周圍，人群正在尖叫狂呼，但她就看著我，等待我回答。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對這件事我真的沒什麼想法，就算有，現在也不是說的時候。我看得出她有多難過。「明天我們幹嗎不去買條狗呢？」我最後說，只是為了說點什麼。

稻草人已經燒得通紅。我能聽見一架警方或電視臺的直升機在上空盤旋。

「我們不買，」拉科菲特在嘈雜中嚷道，「我們要去救一條狗。需要找個家的流浪狗太多了。」

就這樣，我們收養了塞菲。

我們在特拉維夫動物保護協會挑中了塞菲。它不是小狗崽了，但還沒停止發育。照看它的人說，它受過虐待，沒人想要它。我想搞明白為什麼沒人收養它，因為它看起來很漂亮，品種似乎也很純，但拉科菲特對這些並不在意。我們走向它時，它害怕地向後縮，以為我們要傷害它。回家路上，它全程都在顫抖和低吼。

但塞菲很快就適應了。它很愛我們，每當我們有一個要離開公寓，它都會流淚。如果我們同時出門，它會狂叫、抓門。第一次發生這種事的時候，我們決定在樓下等到它消停，但它無休無止。試了幾次之後，我們就不再留它自己在家。反正拉科菲特主要在家工作，所以這事兒也不是很麻煩。

塞菲有多愛我們，就有多恨其他人，尤其是小孩子。自從它咬了鄰居的女兒，我們一直給它牽狗繩、戴口罩。鄰居對這件事大肆張揚，寫信到市政府，還打電話把我們的房東叫來，房東對我們養狗並不知情。房東寄來律師函，要求我們立刻搬離公寓。

在我們這個街區很難找到其他房子，尤其是可以養狗的房子。所以我們往南搬了一些。在尤娜·哈那維街找了一個住處。那套公寓很寬敞，但採光很差。塞菲卻很喜歡。它受不了明亮的光線，如今有更大的空間任它跑來跑去了。它的樣子很逗。拉科菲特和我坐在沙發上聊天或看電視，它就圍著我們轉圈圈，能不知疲倦地轉上好幾個小時。「如果它是個小孩子，我們早幾年就得給他吃利他林了。」我有一次這麼說。我只是開玩笑，但拉科菲特回答得很認真，說我們不會這麼做，因為利他林的發明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那些不會掌控孩子精力的懶惰家長。

就在這時，塞菲患上了一種奇怪的過敏症。它渾身起了觸目驚心的紅疹。獸醫說它可能是對狗糧過敏，建議我們改用鮮肉餵養。我問紅疹是否可能和攻擊特拉維夫的導彈有關，因為塞菲雖然對爆炸沒什麼反應，但聽到警報聲時格外緊張，警報響過第一聲它身上的紅疹就會爆發。但獸醫堅稱兩者並無關聯，再次建議我們給它喂點兒鮮肉，但只能用牛肉，因為雞肉對它的健康不利。

塞菲喜歡吃牛肉，身上的紅疹也退了。但從那以後，它對所有來公寓的人都表現出攻擊性。自從它咬了超市送貨員，我們決定再也不叫外人上門了。我們很慶幸，塞菲只在那個送貨員的小腿肚子上咬破了一點兒。那人不想去醫院，因為他是一個來自厄利垂亞的非法難民。拉科菲特替他清理、包紮了傷口，我給了他五張兩百面額的新謝克爾，並向他道歉。他努力想笑，操著濃重的口音說他沒事，然後就一瘸一拐地出了門。

三個月後，塞菲的紅疹復發了。獸醫說，塞菲的身體逐漸習慣了新食物，我們得再換一種食物。我們嘗試著給它餵豬肉，但它消化不了。獸醫向我們推薦了駱駝肉，並給了我們一個賣駱駝肉的貝都因人的電話號碼。那個貝都因人十分警覺，因為他沒有衛生部頒發的售賣肉類的許可證。他總是和我在不同地點接頭，大多要開車往南好幾個鐘頭才能到。我付現金給他，他在我的冰袋裡裝滿肉。塞菲很喜歡吃。我煮肉的時候，它在廚房裡直立，朝著鍋子懇求地汪汪叫。它的吠聲和人很像，像一位母親試圖勸說小兒子從樹上下來。那樣子逗得我們捧腹大笑。

一天，我帶著塞菲出去散步，它攻擊了住在二樓的那位俄羅斯老人。由於戴了口罩，它沒咬到他，但它撲了過去，弄得老人摔了個仰面朝天。老人的後腦受了重擊，必須送醫院。救護車來的時候，他已經神志不清。拉科菲特對救護人員說，他是自己摔倒的。等我們的鄰居恢復意識後，我們很難過地得知自己又要搬家了。確切地說，是我很難過。拉科菲特擔心的重點則是人們會把塞菲從我們身邊帶走並處死。我試圖告訴她，也許這是正確的措施。它是一條好狗，但太危險了。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拉科菲特哭了，對我態度冷淡起來。她不讓我碰她。然後，她說我這麼講就是為了擺脫這條狗，因為它讓我們陷入了困境：要給它準備特別的食物，不能讓人來家裡，不能獨自留它在家。她感到很失望，因為她覺得我應該表現得更堅強，而不是這麼自私自利。

在那之後，她好幾個星期不和我同床，只在必要的時候才和我說話。我努力想向她解釋，這不是自私自利。如果我認為問題可以解決，我會很樂意忍受這些困難，但塞菲已長得太強壯、太嚇人，不管我們多麼小心地看著它，它還是會繼續傷人。拉科菲特問我，如果那是我們的孩子，我還會不會同意讓它被處死。當我說她必須面對現實，塞菲不是小孩子而是一條狗時，我們又吵了起來。她在臥室裡哭。塞菲走過去，也開始哀叫。我只有道歉，但於事無補。

一個月後，俄羅斯老人的兒子來了，開始一個勁兒問問題。他父親死在了醫院裡。死因不是腦後的撞傷，而是在醫院裡受了感染。那傢伙想知道事故的細節，因為他想獲取社會保險賠償。他說，他父親身上有傷口很深的動物抓傷，但急救報告裡說他父親只是單純跌倒。他想知道我們是不是對救護人員隱瞞了什麼。

我們沒讓他進屋，但我們在樓梯口談話時，塞菲吠了起來，那傢伙問起了狗的事情，想見見它。我們告訴他不能進屋，這隻狗剛來，是我們十天前領養的，已經是他父親跌倒之後很久了。我們好說歹說，他還是堅持要看一眼狗，我們再次拒絕，他威脅說下次要叫警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