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華盛頓

伍迪·杜瓦很快適應了柺杖。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時的阿登戰役中受傷的。推進到德國邊境的盟軍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軍的強烈反擊。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師的戰友被阻擋在交通樞紐巴斯托涅小鎮上。當德國人送來請求投降的信件時，麥考利夫將軍簡單地回了一個字：「呸！」

聖誕節這天，伍迪的右腿被機關槍打了個稀巴爛，他的傷勢很嚴重。更糟的是，一個月以後，一零一空降師才突出重圍，把他送進了真正的醫院。

他的骨頭會重新癒合，腿也有可能不再一瘸一拐，但不可能再適應跳傘的強度了。

阿登戰役是希特勒在西線的最後反攻。在那之後，德軍再沒有組織起像樣的反攻。

伍迪迴歸了正常的生活。這意味著他住在華盛頓的父母家裡，天天得聽母親的嘮叨。拆了石膏後，他去父親辦公室上班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他在參眾兩院所在的國會大廈地下室和父親談起了難民問題。「我們認為，歐洲大約有兩千一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格斯說，「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準備對他們伸出援手。」

「任何一天都可以開始幫助他們，」伍迪說，「紅軍已經快打到柏林了。」

「美軍離柏林也只有五十英里了。」

「希特勒還能堅持多久？」

「如果還有點理智的話，他現在就應該投降。」

伍迪低下聲音說：「有人告訴我，蘇聯人找到了一個大規模殺戮的集中營。納粹在那一天要殺死幾百人。在波蘭一個叫奧斯維辛的地方。」

格斯嚴肅地點了點頭。「是真的，公眾現在還不知道，但他們遲早會知道的。」

「有人應該為此而被處死。」

「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已經為此工作了好幾年。他們製作了戰犯列表，正在蒐集他們的犯罪證據。如果戰後能保住聯合國的話，有人就會因為戰爭中犯下的罪行而走上法庭。」

「聯合國當然能繼續存在下去，」伍迪有點生氣了，「羅斯福以此為基調參加了去年的總統選舉並贏得了勝利。幾周以後，聯合國大會將在舊金山舉行。」對伍迪來說，舊金山具有特殊的意義，貝拉·赫爾南德茲就住在那兒，但伍迪還沒向父親提起過她。「美國人民希望看到國際合作，以保證這類戰爭再也不會出現。誰會對聯合國的存在進行反對呢？」

「這樣的人有好多呢。大多數共和黨人儘管都是好人，卻覺得其他國家的世界觀完全和我們不同，沒什麼可以和它們交流的。共和黨內部的極少數強硬分子更是激烈反對聯合國的存在。真他媽的操蛋！」

伍迪非常吃驚，他從沒見父親這麼罵過人。

「這些人在30年代策劃了針對羅斯福的叛亂，」格斯說，「比如亨利·福特這樣的生意人。福特認為希特勒是個反共產主義的強大領導人，十分優秀。他們還參加了右翼組織，諸如‘美國第一’。」

在伍迪的記憶中，父親從沒如此生氣。

「如果讓這些傻瓜肆意妄為，肯定會發生比前兩次世界大戰更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格斯說，「我已經在戰爭中失去了一個兒子。如果我能有孫子的話，我絕對不希望他也死於戰爭。」

伍迪的心一陣刺痛：如果喬安妮還活著，她或許已經為格斯添了個孫子。

現在伍迪連個約會的人都沒有，更別說替格斯添什麼孫子了——除非能在舊金山偶遇貝拉·赫爾南德茲。

「我們對這些白痴一點辦法都沒有，」格斯說，「但我們也許能對付范登堡參議員。」

阿瑟·范登堡是來自密歇根的共和黨參議員。他是保守派人士，對羅斯福的新政持反對態度。不過范登堡是格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同事。

「他是個很大的威脅，」格斯說，「自負又不可一世，但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連總統有時也不得不向他讓步。他的政治觀點基本和我們一樣，但我怕他會倒退。」

「為什麼會倒退？」

「他是個積極的反共產主義分子。」

「這沒什麼，我們也反對共產主義。」

「但范登堡在這個問題上有點偏執。只要他覺得我們對莫斯科卑躬屈膝，就會坐立不安。」

「怎樣算卑躬屈膝呢？」

「天知道我們會在舊金山達成什麼協議。我們同意承認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兩個獨立國家，這意味著蘇聯在聯合國大會拿到了三票。我們必須把蘇聯留在聯合國——但如果讓步太大的話，范登堡會對聯合國是否需要繼續存在、美國是否需要繼續參加提出質疑。到了那一步的話，參議院很可能像1919年拒絕批准加入國聯一樣把聯合國拒之門外。」

「因此我們既要在舊金山讓蘇聯人滿意，又不能觸怒范登堡參議員。」

「是的。」

他們聽到一陣急速奔跑的腳步聲，這在莊嚴的國會大廈是不多見的。兩人都轉頭去看。伍迪驚訝地發現，副總統哈里·杜魯門正在過道里狂奔。他穿得和平時差不多，灰色雙胸袋西裝，波點領帶，但沒戴帽子。和平時不同的是，他身旁既沒助手，也沒特工。他跑得飛快，氣喘吁吁，沒看任何人，目標明確地往前奔。

伍迪和格斯都看愣了。其他人的反應也和他們一樣。

杜魯門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後，伍迪問：「出什麼事了……」

格斯說：「總統肯定已經去世了。」

沃洛佳·別斯科夫乘著一輛斯圖貝克u56軍用十輪卡車進入德國。這種卡車製造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南本德市，用鐵路運到巴爾的摩，運上船橫穿大西洋，繞過好望角進入波斯灣，然後用火車從波斯運到蘇聯中部。沃洛佳知道這是美國政府送給蘇聯的二十萬輛軍用卡車中的一輛。蘇聯人非常喜歡這種軍用卡車：它們堅固可靠。蘇聯人常說，刻在車身兩側的「usa」代表「ubitsukinasynaadolf」，就是「殺死那個狗孃養的阿道夫」的意思。

蘇聯人也很喜歡美國送來的食物，尤其是「斯帕姆」牌的罐裝午餐肉。這種肉呈現出奇怪的粉紅色，高脂肪，很合蘇聯人的口味。

沃洛佳之所以被派到德國是因為他從柏林間諜那裡得來的情報已經沒有直接從德國戰俘那裡問來的情報新了。流利的德語使他第一批被送到德國，進行前線戰俘的審訊工作。

過境時，他看到一張蘇聯政府的海報：

紅軍士兵們：

你們現在到了德國的國土上。報仇雪恨的時刻終於到了！

在各種各樣的海報中，這樣的宣傳還算是隱忍的。一段時間以來，蘇聯政府一直在煽動紅軍士兵對德國人的恨意，相信這樣能讓士兵戰鬥得更為勇猛。政治委員計算出——他們宣稱計算出——戰鬥中戰死的紅軍戰士人數、被焚燒的房屋數量，以及每個村莊和城鎮裡，那些被懷疑是共產黨人、斯拉夫人或猶太人而被殺的平民總量。許多前線戰士得知了死於德軍之手的家鄉人民和被毀的房屋數量後，急切地想給德國人造成同樣的傷害。

紅軍到達了貫穿普魯士南北的奧得河，這裡是柏林面前的最後一道壁壘。一百萬紅軍戰士到了離柏林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時刻準備一戰。沃洛佳是第五突擊軍的一員。等待開戰的時候，他拿起了軍報《紅星報》。

報上的內容把他嚇了一跳。

《紅星報》上宣揚的恨意比他之前讀到的更濃。「如果一天不殺一個德國人，你的一天就白費了，」報紙上這樣寫道，「如果你在等待參加戰鬥，那你就在戰鬥之前殺死一個德國人。如果你殺了一個德國人，那就再殺一個——沒什麼比把德國人的屍體壘起來更有趣的了。殺死德國人——這是家中媽媽的祈禱詞。殺死德國人——這是你孩子請求你做的。殺死德國人——這是蘇聯大地的呼聲。不要退縮，不要放棄。殺吧！」

沃洛佳覺得，這種宣傳實在有點病態。但更糟的還是一些隱含的內容。作者慫恿紅軍戰士打劫：「德國女人只是失去了本就是偷來的毛皮大衣和銀質餐具。」還有一些旁側敲擊，縱容他們強姦：「蘇聯士兵不會拒絕來自德國婦女的恭維。」

士兵們本來就不是紳士，1941年德軍在蘇聯的所作所為更是觸怒了全體蘇聯人。蘇聯政府用這種仇恨的宣傳方式點燃了紅軍隊伍的恨意。現在，軍方的報紙更是向所有戰士挑明瞭，為了擊敗德國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這是一把開啟地獄之門的鑰匙。

埃裡克·馮·烏爾裡希盼望戰爭能快點結束。

他和朋友赫爾曼·布勞恩在韋斯醫生的帶領下，在一個新教教堂建立起一所戰地醫院。接著他們無所事事地坐在教堂的大殿裡，等待馬拉的救護車送來嚴重槍傷和燒傷的傷員。

德軍加固了希洛高地，這是俯瞰奧得河、通向柏林的要津。埃裡克在後方的急救站，距離前線一英里。

韋斯醫生在軍情處有朋友，他說，德軍正以十一萬兵力應對蘇聯的百萬大軍。他用一貫的諷刺語氣說道：「但我們計程車氣高漲，加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人類戰爭史上最偉大的天才，所以我們一定會贏。」

打勝仗是不可能的，但德軍士兵依然在頑強地作戰著。埃裡克相信這是傳回來的紅軍暴行所導致的。紅軍所到之處，所有戰俘都被處決乾淨，民房被燒燬，婦女遭到強姦後被釘在了穀倉的門上。德國士兵相信，他們的抵抗是為了不讓家人遭到共產黨的暴行。克里姆林宮的仇恨宣傳起了反作用。

埃裡克卻想快點失敗。他希望殺戮趕緊停止，他想馬上回家。

他的願望馬上就要實現——他也可能很快會死。

埃裡克在長條凳上睡著了，但4月16日凌晨三點，這天是星期一，他卻被蘇聯人的炮聲驚醒了。之前，他在前線聽過兩軍交戰時的炮聲，從遠處聽，聲音卻比身臨其境大了十倍。這也許是因為在前線時他們的耳朵早已被震聾了吧。

黎明時，傷員陸陸續續來到戰地醫院。埃裡克、布勞恩、韋斯醫生疲倦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們截斷潰爛的四肢，接上斷骨，取出子彈，清洗和包紮傷口。他們不僅沒有藥，連淡水都找不到。對那些痛得大喊的傷員只能打一針嗎啡。

可以行走拿槍計程車兵在接受了簡單的治療處理後被送回前線。

德方堅持的時間比韋斯醫生預測的要長一些。第一天，天快黑時，德軍依然堅守著陣地。天黑以後，送來的傷員少多了。他們三個輪流睡了一會兒。

第二天一早，沃納·弗蘭克被送到了急救站，他的右手手腕被軋碎了。

沃納現在是個上尉。他和他的手下們帶著三十門八十毫米高射炮守衛著一塊前沿陣地。「每門炮只有八發炮彈，」韋斯醫生巧妙地將他的骨骼碎片歸位時，沃納說，「我們得到的命令是用前七發打擊蘇聯坦克，最後一發留給自己，不讓高射炮落在蘇聯人手裡。」操縱高射炮時，一發蘇聯炮彈把他掀翻在地，「還好只是手受傷了，」他說，「要是炸在頭上，我就沒命了。」

手腕被綁起來以後，他問埃裡克：「卡拉給你來信了嗎？」

埃裡克聽說妹妹和沃納成了一對。「我已經好幾周沒收到信了。」

「我也是。聽說柏林的情況很糟糕，希望她沒事。」

「我也很擔心。」埃裡克說。

令人吃驚的是，德軍又據守了希洛高地一天一夜。

急救站沒有得到前線失守的訊息。正在給新的一批傷兵做治療時，七八個蘇軍闖入了教堂。一個紅軍士兵朝拱形的天花板上開了一陣機關槍，埃裡克和所有能動的人連忙臥倒在地。

看到教堂裡的人都沒武器，蘇聯人放鬆下來。他們在大殿內走了一圈，把德國兵身上的剩下的戒指和手錶取了下來，接著就離開了。

埃裡克很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是他第一次陷在敵人的陣線之後。他們應該放棄戰地醫院，試圖趕上撤走的軍隊嗎？他們撤走的話，這裡的病人們還會安全嗎？

韋斯醫生做出了決定。「繼續自己的工作吧。」他說。

幾分鐘之後，一個蘇聯士兵抬著戰友走進教堂大殿。他拿槍指著韋斯，飛快地說了一連串俄語。他非常慌亂，背上的戰友全身都是血。

韋斯非常平靜。他用不太流利的俄語說：「不必拿槍指著我，把你朋友放在桌子上。」

紅軍戰士把戰友放在了桌上，韋斯醫生帶著埃裡克和布勞恩開始了治療。紅軍戰士一直把槍口對準著韋斯醫生。

這天晚些時候，德國傷兵有的步行，有的被送上卡車的後車廂由紅軍士兵押往了東面。埃裡克看著沃納·弗蘭克作為戰俘消失在眼前。小時候，埃裡克經常聽人講羅伯特叔叔的故事。一戰中，羅伯特叔叔被蘇聯人抓作戰俘，後來卻從西伯利亞走了四千英里走回了德國。埃裡克不知道沃納會碰上什麼樣的命運。

更多的蘇聯傷兵被帶了進來，韋斯、埃裡克和布勞恩像對待德國兵一樣為他們進行治療。

忙碌了一天，當埃裡克筋疲力盡地進入夢鄉時，他才意識到自己也成了戰俘。

在盟軍逼近柏林的同時，戰勝國在舊金山的聯合國大會上開始喋喋不休地討價還價起來。伍迪覺得這樣的會議很乏味，他只想快點聯絡上貝拉·赫爾南德茲。

在登陸日進攻、法國的戰鬥，以及送到醫院進行康復治療期間，貝拉一直浮現在伍迪的腦海之中。一年前，在牛津的最後一學期，貝拉曾經計劃著要來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伯克利分校攻讀博士學位。除非貝拉在校園邊租間公寓，不然她多半會住在太平洋高地的父母家。

不幸的是，伍迪還沒能和貝拉聯絡上。

他給貝拉寫了信，但沒收到回信。當他撥打黃頁電話本上的赫爾南德茲家的號碼時，一個他覺得是貝拉母親的中年婦女冷冰冰地對他說：「她現在不在家，我可以給你帶話。」貝拉卻沒給他回電。

貝拉可能有個正式的男朋友。如果是這樣的話，伍迪希望貝拉親口跟他講。但也許她母親私自把他的信藏起來了，也沒把他的口訊傳達給貝拉。

伍迪也許應該放棄。再追尋下去，他可能把自己弄得像個傻瓜。但他不會輕言放棄。他回憶起不屈不撓地追求喬安妮的往事，琢磨著自己為何總會遇到這種狀況：這是他的宿命嗎？

與此同時，每天早上他會和父親一起去費爾蒙特酒店的空中花園，聽國務卿斯特蒂鈕斯做前一天聯合國會議的情況簡報。斯特蒂鈕斯是在科德爾·赫爾被送進醫院以後，繼任國務卿之位的。此時，哈里·杜魯門也接任了死去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總統之位。格斯·杜瓦覺得，在世界局勢如此緊要的關頭，美國由兩個經驗不甚豐富的新手來領導，真是個很大的遺憾。

事情開始得很不順利。杜魯門總統在白宮的會前碰面時笨拙地惹怒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抵達舊金山時情緒很不好。他宣稱如果聯合國不接納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蘭的話，他就馬上回蘇聯。

伍迪不希望蘇聯開溜。沒了蘇聯，聯合國就不成為聯合國了。大多數美國代表希望和社會主義國家達成妥協。但立場強硬的範德博格參議員卻堅持不能在莫斯科的壓力下達成任何協議。

一天上午，伍迪正好有幾個小時空，於是他去了貝拉父母家。

赫爾南德茲家住的時尚社群離諾布山上的費爾蒙特酒店不遠，但伍迪仍然需要用柺杖走路，因此他叫了輛計程車。赫爾南德茲家位於高夫路，是一幢漆成黃色的維多利亞式大宅。應門的女人穿著華貴，應該不是家裡的女僕。她像貝拉一樣對伍迪揚起嘴角一笑，一看就是貝拉的母親。伍迪禮貌地說：「夫人，早上好。我是伍迪·杜瓦。去年我在倫敦遇見了貝拉·赫爾南德茲。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想再見她一面。」

女人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她審視著伍迪：「看來你就是那個人了。」

伍迪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我是貝拉的母親，卡羅琳·赫爾南德茲。」她說，「你最好進來。」

「謝謝你。」

她沒有和伍迪握手，顯然對他抱有敵意，伍迪完全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無論如何，她還是請伍迪進屋了。

赫爾南德茲把伍迪讓進了一個能看到海景的大客廳。她指著一把椅子，不算客氣地示意他可以坐下。赫爾南德茲夫人坐在他對面，嚴厲地瞪了他一眼：「你在英國和貝拉相處了多長時間？」她問。

「幾個小時，但從此我就忘不了她了。」

一陣尷尬的沉默過後，赫爾南德茲夫人說：「在牛津上大學的時候，貝拉就和一個名叫維克托·羅蘭德森的聰明小夥訂了婚，他們從小就認識了，感情一直不錯。羅蘭德森夫婦是我和我丈夫的老朋友——至少在貝拉回家突然要取消婚約之前是。」

伍迪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她只說她意識到自己並不愛維克托，我猜她一定是遇見了別的什麼人，現在我知道她遇見的是誰了。」

伍迪說：「我不知道她已經訂婚了。」

「她戴著的鑽石戒指你總不會看不見吧，你糟糕的觀察力造成了一場悲劇！」

「我非常抱歉。」伍迪說。然後他告訴自己不要太過軟弱。「或者說，其實我並沒那麼抱歉，」他說，「我很高興她結束了這段婚約，因為她是個完美的女人，我很想娶她。」

赫爾南德茲夫人不喜歡這樣的表白：「年輕人，你還嫩著呢！」

伍迪對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感到說不出的討厭。「赫爾南德茲夫人，剛才您用了‘悲劇’這個詞。我的未婚妻喬安妮在珍珠港死在了我的懷裡。我的弟弟查克被機關槍打死在布干維爾的海灘上。登陸日戰役中，為了爭奪伊格里斯鎮上毫不起眼的一座橋，我親自指揮艾斯·韋伯和其他四名年輕的美國戰士去送死。夫人，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悲劇，破裂的婚約絕對算不上。」

赫爾南德茲夫人吃了一驚。伍迪猜想她大概不常遭到年輕人的反駁。她沒有說話，但臉色逐漸蒼白。過了一會兒，她站起身，沒有任何解釋便離開了客廳。伍迪不知道她想讓自己幹什麼，但還沒見到貝拉，他絕不會撤退。

五分鐘後，貝拉走進了客廳。

伍迪站了起來，覺得自己心臟狂跳。一看見貝拉，他的臉上就浮現出笑容。貝拉穿著一條與她滿頭黑髮和咖啡色皮膚形成強烈反差的淡黃色裙子。伍迪覺得，貝拉和喬安妮一樣，穿得越簡單越是好看。他想抱住貝拉，擁緊她柔軟的身體，不過他還得等貝拉給他發出愛的訊息。

貝拉看上去很不安。「你來這兒幹嗎？」她問。

「我來找你。」

「為什麼找我？」

「因為我忘不了你。」

「我們連相互瞭解都談不上。」

「可以從今天開始瞭解。願意和我一起吃晚餐嗎？」

「我不知道。」

伍迪穿過客廳，走到貝拉站著的地方。

拄著柺杖的伍迪，讓貝拉很意外。「你怎麼了？」

「在法國戰場上，我的膝蓋中了一槍，槍傷正在慢慢恢復中。」

「太不幸了！」

「貝拉，我覺得你很完美，我相信你也喜歡我。我們又都沒有婚約了，你還在擔心什麼呢？」

貝拉嘴角一揚，綻放出伍迪最喜歡的那種笑容。「不是擔心，而是尷尬，為倫敦那天晚上的事而感到尷尬。」

「就那點兒事嗎？」

「對第一次約會而言，那已經很過分了。」

「那種事天天都在發生。當然，我也是從別人那裡聽說的。那天晚上，你之所以會那樣，是因為你覺得我會在戰鬥中犧牲。」

她點了點頭。「我從來沒做過那種事，甚至和維克托在一起時也沒做過。我不知道當時是怎麼想的，竟然在公園裡和你那樣幹。我覺得自己簡直像個妓女！」

「我很清楚你是什麼人，」伍迪說，「你是個心胸寬廣，聰明美麗的女人。我們為什麼不忘了倫敦的那一晚，像教養良好的年輕人那樣開始互相瞭解呢？」

貝拉的態度軟化了一些。「我們真能那樣嗎？」

「完全可以。」

「那晚上一起去吃飯吧？」

「七點來接你，好嗎？」

「沒問題。」

伍迪迎來了勝利的曙光，但還是有些猶豫。「我無法形容再見你的感覺，真是太開心了。」他說。

貝拉第一次直視著他。「伍迪，我也是一樣，」她說，「我也非常開心！」接著她摟住他的腰，緊緊地擁抱了他。

伍迪實現了夢寐以求的願望。他擁抱著貝拉，把頭埋進她的頭髮。他們維持這個姿勢站了很長時間。

過了很久，貝拉才從伍迪的懷抱中掙脫出來。「七點見。」她說。

「七點見。」

伍迪開開心心地離開了赫爾南德茲家。

他直奔大劇院旁的老兵大廈而去，參加聯合國督導委員會的會議。四十六個成員國的代表坐在一張長桌子前，格斯·杜瓦這樣的助理坐在代表的後面。作為助理的助理，伍迪只能在牆邊坐下了。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做了開場演講。伍迪發現他的外表並不是很出眾。莫洛托夫已經有點禿頂，留著整齊的鬍子，鼻樑上架著副眼鏡，看上去更像是他父親那樣的商店職員。這樣一個人卻在布林什維克政權下倖存了很久。在革命之前，他就是斯大林的朋友，一手炮製了1939年的蘇德協定。他工作努力，因為長時間坐在辦公桌前而有了「石頭屁股」的雅號。

他建議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他指出，這兩個加盟蘇聯的共和國遭受了納粹的侵略，而且分別為蘇聯紅軍貢獻了一百多萬名戰士。有人提出反對，指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依附於蘇聯，不能單獨作為成員國。但蘇聯代表指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屬於英聯邦，卻作為兩個成員國加入了聯合國。

投票沒有異議。伍迪知道，事先都安排好了。拉丁美洲國家威脅投反對票，除非接納支援希特勒的阿根廷。其他國家做了讓步，保證他們能投出支援票。

隨後出現了意外。捷克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突然站了起來。馬薩里克是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登上過1944年《時代》雜誌的封面，他建議讓波蘭也加入聯合國。

美國人堅持波蘭不進行自由選舉就不能加入聯合國的立場。作為一個民主派人士，曾經試圖在斯大林的監視下在捷克建立民主制度的馬薩里克，應該支援這個立場才對。為了讓馬薩里克放棄自己的信念，莫洛托夫一定給他施加了非常大的壓力。馬薩里克坐下時，臉上一副吃了難吃東西的厭惡表情。

格斯·杜瓦的表情同樣很嚴峻。在白俄羅斯、烏克蘭、阿根廷問題上的妥協本應能讓會議順利進行下去，莫洛托夫卻給他們出了一道大難題。

和美洲國家代表坐在一起的范登堡出離憤怒。他拿出筆和便箋本，奮筆疾書。片刻之後，他從便箋本上扯下一頁紙，點頭招呼伍迪過去，他把這頁紙遞給伍迪，說：「送去給國務卿！」

伍迪走到桌前，伏在斯特蒂鈕斯的肩上，把剛剛撕下的那頁紙放在他面前，說：「先生，這是范登堡參議員給您的。」

「謝謝。」

伍迪回到靠在牆邊的座位上。我在歷史上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他這樣想著。他在轉交紙條時看了一眼上面的內容。范登堡在簡短而富有激情的字句中要求國務卿拒絕捷克方面的建議。斯特蒂鈕斯會採納他的建議嗎？

如果莫洛托夫在波蘭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一意孤行的話，范登堡很可能在參議院提出反對加入聯合國的議案。但如果斯特蒂鈕斯採納了范登堡的建議，莫洛托夫很可能現在就離開會場回家，那樣的話聯合國就胎死腹中了。

伍迪屏住呼吸。

斯特蒂鈕斯拿著范登堡寫的紙條站了起來。「為了蘇聯的利益，我們遵守了《雅爾塔協定》的精神，」他指的是美國在《雅爾塔協定》中支援承認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代表權，「與此同時，《雅爾塔協定》的其他條例也需要得到遵守。」接著，他根據范登堡那張紙條的提示，說，「呼籲建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波蘭自治政府。」

會議室裡到處是交頭接耳聲。斯特蒂鈕斯公然對莫洛托夫提出了挑戰。伍迪看了一眼范登堡，發現他正輕鬆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除非波蘭建立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斯特蒂鈕斯又說，「否則大會不會承認現在的盧布林政府。」他直視著莫洛托夫，以范登堡紙條上的語句說，「不然我們會給世界人民做出背信棄義的骯髒示範。」

莫洛托夫看上去火氣很大。

英國外交部長安東尼·艾登直起身子，站起來表示支援斯特蒂鈕斯。他說話很有禮貌，但言辭犀利。「我們政府沒辦法知道波蘭人民支不支援他們的政府，」他說，「因為蘇聯及其盟國不讓英國觀察員進入波蘭。」

伍迪發現會議的風向開始不利於莫洛托夫。蘇聯代表團顯然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莫洛托夫激烈地和助理討論著什麼，他的聲音非常大，連伍迪都能聽出他語氣中的怒火。他會走出會場嗎？

光頭雙下巴的比利時外長提出了個折中方案。他提出動議，希望會議結束前波蘭能及時地組成新政府，並派代表出現在舊金山的聯合國大會上。

所有人把目光轉向了莫洛托夫。比利時外長給他找了個臺階下，可他會接受嗎？

他依然很生氣，但不容置疑地微微點了點頭。

危機避免了。

很好，伍迪心想，一天裡收穫了兩場勝利。形勢會慢慢地好起來的。

卡拉出門了，排隊取水。

水龍頭已經兩天不出水了。不過，主婦們發現，每隔幾個街區，就有一個多年不用的和地下井相連的老式水泵。這些水泵大多數已經生鏽了，但驚奇的是，其中很多還能繼續工作。因此，每天早上，在水泵這裡，女人們都會端著盆盆罐罐來排隊接水。

也許是敵人快要進城的緣故，空襲突然停止了。但紅軍仍然在向街上射擊，因此街上還很危險。卡拉不知道蘇聯人在擔心什麼，大半座城市都已經被毀了。整幢整幢的建築乃至一大半街區都被炸成了平地。所有的公用設施都被切斷了。火車和汽車都終止了運營。上萬人無家可歸，甚至可能有上百萬人。柏林成了一個巨大的難民營。但射擊還在繼續。大多數人一整天躲在家裡的地窖或公共的防空洞裡，但他們必須出門取水喝。

在永久性斷電之前，英國bbc廣播說，蘇聯紅軍已經解放了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薩克森豪森在柏林北部，顯然蘇聯人不是直接進入柏林，而是先在外圍將其包圍。卡拉的母親茉黛斷言蘇聯人這樣做是為了不讓美軍、英軍、法軍和加拿大軍隊從西面快速進入柏林。她引用列寧的話說：「控制了柏林就控制了德國，控制了德國就控制了歐洲。」

但德國軍隊並沒有放棄。他們在人數和武器遠遠少於盟軍的情況下，繼續戰鬥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在領袖的命令下撲向數倍於自己的敵人，一次又一次地憑著意志力奮勇作戰，然後成百上千地死在敵人的槍口之下。這其中就有卡拉深愛的兩個人——哥哥埃裡克和男友沃納。她不知道他們在哪裡對敵作戰，也不知道他們是死了還是活著。

卡拉終止了間諜活動。戰爭進入混戰的最後階段，戰鬥方案已經不需要了。來自柏林的秘密情報對節節勝利的蘇軍來說沒什麼價值，已經沒必要進行間諜活動了。間諜們燒燬了自己的密碼本，把無線電發報機藏在了瓦礫之中。他們同意再也不提曾經從事過的這項工作。他們非常勇敢，縮短了戰爭的程式，拯救了無數生命，但讓戰敗的德國民眾這樣看問題實在是太難了。他們的勇氣將永遠不為人知曉。

卡拉走到水龍頭前時，一支希特勒青年團的反坦克小隊經過，他們踏著步子，向東邊的戰場行進。隊伍裡有兩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和十多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他們都騎著腳踏車，車前把上綁著新型反坦克步槍。軍服和軍帽對孩子們來說太大了，如果不是他們面臨的可悲命運，旁人看到他們頭戴的龐大軍帽一定會發笑的。他們將從這裡出發，到前線與蘇聯紅軍作戰。

他們完全是去送死。

卡拉把目光轉向一邊：她不願記住這一張張臉。

拿桶接水的時候，站在她後面的雷克夫人小聲問：「你有個朋友是醫生的老婆，是嗎？」

卡拉渾身一緊。雷克夫人顯然說的是漢尼洛爾·洛特曼。醫生和猶太醫院的精神病人一起失蹤了。漢尼洛爾的兒子魯迪扔掉了身上的黃星標誌，和柏林剩餘的一些猶太人，秘密前往柏林人所謂的貧民區「潛水艇」，只有本人是雅利安人的漢尼洛爾還住在他們家原先的房子裡。

十二年來，像雷克夫人問出的這種問題——你有個朋友是猶太人的老婆——幾乎就等於指控。她到底想幹什麼？卡拉不知道。雷克夫人是個僅有點頭之交的鄰居，無法完全信賴。

卡拉關掉了水龍頭。「小時候洛特曼醫生是我們家的家庭醫生，」她戒備地說，「為什麼這麼問？」

另一個女人站到水龍頭前，用一個以前顯然盛食用油的大罐子灌水。「洛特曼夫人被人帶走了，」雷克夫人說，「我覺得你也許會想知道。」

作者「肯·福萊特」的其他小說

《燃燒的密碼》《永恆火焰》《聖殿春秋》《巨人的隕落》《飛剪號奇航》《無盡世界》《暗夜與黎明》《突然亡命天涯》《寒鴉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