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瞬間

1919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未能實現一戰後和平計劃

導讀

威爾遜是美國第28任總統，是一對以虔敬知名的牧師夫婦的兒子，他的一舉一動最終都由他的基督教信仰所決定。同時，生長在南方的他經歷了內戰和蕭條的戰後時期，曾經親眼看到了戰爭帶來的恐懼和困苦。並且他也是唯一一位擁有哲學博士頭銜的美國總統。這一切都決定了他一直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他的基本政治理念就是：人性可以改造，戰爭可以避免，利益可以調和，建立國際組織並保衛世界和平。

從1914年到1917年初，威爾遜一直致力於避免美國捲入戰爭。他提議充當交戰雙方的調停者，但協約國和同盟國都不曾嚴肅考慮過他的建議。雖然後來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威爾遜的理念一直沒有變過。他極力主張國家之間應該通過交流和對話，和平解決爭端。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演說，闡述了之後被稱作「十四點和平原則」(thefourteenpoints)的關於國際和平的一攬子建議。「十四點原則」高度詮釋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把他關於民主、自決、公開協議和自由貿易的國內政策投射到了國際領域，並且首次論述了關於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這個聯盟的目標是保證各大小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它們的政治獨立。

威爾遜打算憑「十四點原則」結束這場戰爭和實現一個所有國家共享的、公正的和平。但是最終，雖然他本人獲得了191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他的理想主義卻敗給了現實政治。他的諸多主張在國內與國際上都遭到了強烈的質疑或反對。他既沒有成功地讓美國加入國際聯盟，也沒有阻止戰勝國瓜分與限制德國的企圖。在茨威格看來，這一失敗是災難性的，因為隨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中的種種苛刻條款招致了德國民眾對條約的極大怨恨，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喬治·華盛頓號」軍艦正駛向歐洲海岸，船上載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自開天闢地以來，從來沒有哪艘船，也從來沒有哪個人，被數百萬人懷著如此多的希望和信任期待著。歐洲各國已經怒氣衝衝地打了四年仗，它們用機槍和大炮，用噴火器和毒氣，屠殺了自己國家數以萬計的最優秀、最朝氣蓬勃的青年。四年時間裡，它們對其他國家用語言和文字表達的，只有仇恨和誹謗。但是，所有這些鼓動起來的激昂情緒，卻並不能使人們內心神秘的聲音沉默不言：這些國家的所說所做是荒謬的，玷汙了我們這個世紀。這數百萬名民眾，無論是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地，都懷有這種隱秘的情感：人類已經退回到未開化和認為早已消失的野蠻世紀中了。

就在這時，從世界的另一端，從美國，傳來了一個聲音，越過硝煙瀰漫的戰場，這個聲音要求道：「永遠不要再有戰爭」，永遠不要再有分裂，永遠不要再有舊的、罪惡的秘密外交——在民眾毫不知情、毫不自願的情況下，將其驅趕至戰場遭屠宰，而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建立的受到人類有組織的輿論支援的法制。」不可思議的是：各個國家講各種語言的人們馬上聽明白了這個聲音。這場戰爭——昨日還是一場關於領土、國境線、原材料、礦產和油田的混戰，突然具有了一種更加崇高、近乎宗教般的意義：這場戰爭結束後將是永恆的和平，世界將成為公正和人道的救世主之國。這樣一來，千百萬人的鮮血似乎沒有白流；這一代人如此受苦受難，似乎就是為了這樣的痛苦不再降臨人間。億萬名民眾懷著無限欣喜和信任，熱烈地響應著威爾遜的呼聲；他，威爾遜，將要在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締結和平，一種公正的和平；他，威爾遜，將像另一個摩西一樣，將迷惘的民眾帶到新的同盟談判桌旁。幾周之後，伍德羅·威爾遜這個名字就將具有一種宗教似的、救世主般的力量。人們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築、孩子。每一個處於困境或感覺受到歧視的民族，都委派代表去見他；從世界五大洲寄來的寫有建議、訴求、懇請的信件、電報堆積如山，整箱整箱地運往這艘駛向歐洲的船上。整個歐洲、整個世界都一致將這個人視為他們最後一場爭戰的調停人，以實現他們最終夢寐以求的和解。

威爾遜無法拒絕這樣的呼聲。他在美國的朋友勸阻他，不要親自參加巴黎和平會議。因為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他有義務不離開自己的國家，而可以遠端領導此次談判。但伍德羅·威爾遜卻沒有被說服，他認為，即使有著美利堅合眾國總統這樣一個國家最高職位，比起這個需要他到場的談判使命，也就顯得沒有那麼重要了。他要效勞的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大洲，而是整個人類；他不想只顧眼前，而要放眼更好的未來。他並不想野心勃勃地只代表美國的利益——因為「利益不會讓人們團結，而只會挑撥人們」，而是要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覺得，自己必須小心地守望著，避免那些軍事家和外交官再次掀起狂熱的民族情緒——因為人類的和解意味著為他們險惡的職業敲響了喪鐘。他必須親自保證，「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們的領袖」迫使與會代表說什麼樣的話，在人類這最後一次和平會議上，每一句話都必須在全世介面前開誠佈公地談論。

抱有這種想法，威爾遜站在甲板上，望著在霧靄中漸漸顯現的歐洲海岸——它模模糊糊、游移不定，就像他自己關於人類未來和平友愛的夢想一樣。他就那樣筆直地站著，這個身材魁梧的人，面容嚴肅，眼睛在眼鏡後面放射出敏銳而清晰的目光，美國人的、顯得精力充沛的下巴向前伸著，但豐滿的雙唇卻緊閉著。作為基督教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和孫子，他有著和自己先輩一樣的嚴肅和狹隘：對於長老會牧師而言，世界上只存在一種真理，而且他們十分確信，自己知道這種真理。他的血液中既有自己虔誠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祖先的熾熱情懷，也有加爾文式信仰的奮發精神——正是這種信仰賦予了威爾遜這位領袖和導師這一使命：拯救罪惡的人類。基督教異教徒和殉教者的固執一直對他產生影響：寧願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焚燒，也絲毫不願離開《聖經》。而且對他這樣一個民主主義者和博學的人來講，「人性」「人類」「自由」「和平」「人權」這些概念並不是冰冷的概念。對他的父輩來講，這些概念是《福音》書中的訓誡，對他來講，它們並不是含糊的思想概念，而是宗教信條——他決心要像自己的祖先一樣，逐一去捍衛這些信條。他已經做過許多鬥爭，但這一次，他感覺到，就像他在遙望歐洲大陸時，遠處的景象越來越清晰明亮一樣，這一次的鬥爭將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想到這些，他身上的肌肉不自覺地繃緊：「如果我們的想法能夠和睦一致，就要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奮鬥；如果我們不得不互相爭執，也要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奮鬥。」

但是，沒過多久，這種嚴肅神情就從他那眺望遠方的眼神中消失了。在佈雷斯特港口，那些禮炮和旗幟正在迎接他，但這不過是按照外交禮儀向這位盟國的總統致敬而已；但是，按照內心的想法，他從岸上所期待的，不是安排好的、有組織的歡迎，也不是預先設計好的歡呼，而是所有民眾內心燃燒的激情。威爾遜所乘的火車經過之處，每一個村莊、每一個村落、每一幢房子，都有旗幟飄揚著向他招手——這旗幟正是希望的火焰啊!民眾們向他伸出了雙手，歡呼聲包圍了他，當他乘坐的車經過香榭麗舍大街駛進巴黎時，夾道歡迎他的人群更是湧動如潮。巴黎民眾、法國民眾，作為其他身處遠方的歐洲民眾的代表，向他呼喊，向他歡呼，以將自己的期待傳達給他。他的神色越來越放鬆，一抹坦誠的、幸福的甚而沉醉的笑意從他的嘴角流露。他向道路兩旁的人群揮動著帽子，似乎想向所有人、向世界問候。是的，他親自前來的決定是對的——只有鮮活的意志才能戰勝刻板的法律。人們難道不能，難道不應該為了所有人永遠創造一座這樣幸福的城市、這樣滿懷希望的人類世界嗎？再休息一個晚上，然後立即開始新的一天：帶給世界和平——這世界已夢想了千年的和平，從而完成了這一最偉大的事業——這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參與完成的事業。

在法國政府為威爾遜安排下榻的宮殿前，在法國外交部的走廊裡，在美國代表團的總部——克里榮大飯店前，擠滿了焦急等待的新聞記者，單單這些人就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僅僅從北美就來了150名記者，其他每個國家、每座城市也都派了自己的記者過來，所有記者都要求拿到參加所有會議的入場許可證——參加所有會議!因為這次和會早已向全世界承諾要「完全公開」，這也就意味著，此次不應有任何秘密會議或秘密協定。「十四點原則」的第一點就已逐字逐句清楚地說明：「公開的和平條約，必須公開締結，締結後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秘密的國際協定。」因為，秘密協定這一瘟疫比真的瘟疫還要嚴重，它讓更多的人失去生命，這種瘟疫必須通過威爾遜的「公開外交」這一免疫血清最終清除。

但是，讓人失望的是，這些懷著滿腔熱情的記者遇到的只有尷尬的搪塞。他們被告知：所有記者肯定都會被允許參加所有大的會議，並將這些公開會議的記錄——實際上已經將所有緊張交鋒處理掉的會議記錄，內容完整地向全世界報道。但是，目前還無法向外界告知任何資訊，只有先等談判程式確定下來。失望的記者們不由得感覺到，一定有什麼事情還沒有取得完全一致。其實，釋出訊息的人並沒有完全說假話。關於談判程式，威爾遜在「四巨頭」的第一次會談中就已經感覺到了協約國的抵制：他們不願意把一切談判都公開，並且有一個好的理由。在所有參戰國的公文包和檔案櫃裡都放有秘密協定，這些協定保證了每個國家都能得到自己那部分的利益和戰利品；還有那些骯髒的私下交易，他們當然不願意輕易公開。為了不讓巴黎和會從一開始就出盡洋相，有些事情就因此不得不先閉門協商和解決。但是，不僅僅是在談判程式的制定上存在矛盾，在更深層次的層面還存在著分歧。根本上來講，兩方陣營形勢十分清楚，以美國為代表的一方持左派立場，以歐洲為代表的一方持右派立場。在此次和會上，要締結的不是一種和平，而是兩種和平——兩種完全不同的和平條約。其中一種和平是一時的、當下所需要的和平，那就是應該結束與已經放下武器的戰敗國——德國的戰爭；同時，還有另一種和平——未來的和平，應該避免未來一切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一方面是根據舊的、強硬的方式建立和平，另一方面是根據新的、威爾遜倡導的通過建立國際聯盟達成的和平。這兩種和平，究竟應該首先談判哪一種呢？

就在這一點上，兩種看法激烈對決。威爾遜對一時的和平完全沒有興趣：根據他的看法，確定邊境、支付戰爭賠款，應在「十四點原則」中確定的準則基礎上，由專家和專家委員會決定。這只是一項小的工作、次要的工作、應該由專家們完成的工作。而與此相反，所有國家領導人的任務應該是，也可能是：創造新的、未來的事物，也就是實現國家的聯合，實現永久的和平。可是，每一方都認為自己的意見應該首先被討論。歐洲協約國理直氣壯地指責道，在經過四年戰爭後，人們不應該讓這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世界去等待和平長達數月之久，否則歐洲將一片混亂。只有首先解決那些實際問題：將邊境和賠款事宜做好安排；把那些一直持有武器的男人送回到他們的妻子和孩子身邊；穩定貨幣，讓貿易和交通重新恢復秩序；然後才能讓海市蜃樓般的威爾遜計劃在一個業已鞏固的大地上散發光輝。然而，就像威爾遜內心對當下的和平不感興趣一樣，克里孟梭、勞合·喬治、索尼諾這些狡猾的策略家和實踐家內心對威爾遜的要求也相當不以為然。出於對政治利益的考慮，也有部分出自對威爾遜真誠的好感，他們對威爾遜的人道要求給予了讚賞，因為他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感覺到，對自己的民眾來講，一項無私的原則會有一種強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因此，他們願意通過附加條款的限制和刪減某些內容的方式來商討威爾遜的計劃——《國際聯盟盟約》。但前提是要首先締結與德國的和約，以宣告戰爭結束，然後再討論盟約。

但作為一個同樣有經驗的實戰家，威爾遜清楚地知道，對方會怎樣通過拖延時間的方式來讓一個性命攸關的計劃漸漸疲軟，最後流產。他也知道，自己應該如何排除種種拖延時間的煩瑣詰難：因為僅僅憑藉理想主義，是無法成為美國總統的。因此，他毫不讓步地、執著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必須首先討論《國際聯盟盟約》，他甚至還要求，要將盟約逐字逐句地寫進與德國簽訂的和約之中。圍繞他的這一要求，又產生了第二次衝突。因為對於協約國來說，將盟約的各項原則寫進對德和約之中，這無疑是將未來的人道主義原則作為不應得的報答預先加給了德國。德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元兇，入侵比利時，粗暴踐踏國際法，而霍夫曼將軍在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用拳頭捶打桌子的行為，正是肆無忌憚的暴力獨裁最糟糕的範例。他們要求，先用舊的硬通貨解決戰爭賠款問題，然後再討論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他們說，現在田野還是一片荒蕪之地，城市也都被戰爭摧毀；為了讓威爾遜印象更深刻，他們還一再勸請威爾遜親自去田野和城市裡看一看。但是，威爾遜，這個不切實際的人，卻有意識地不去正視這些廢墟，而只看向未來，他不去看那些被毀壞的建築物，而只關注和平的永久建立。他的使命只有一個，那就是廢除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儘管威爾遜自己的顧問蘭辛和豪斯提出了反對意見，他還是毫不退縮地、執著地堅持他的要求：先討論制定《國際聯盟盟約》，先解決這件涉及全人類利益的事，然後才關注各個國家自己的利益。

鬥爭非常激烈，而且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浪費了許多時間。遺憾的是，伍德羅·威爾遜疏忽了，他事先並沒有為自己的夢想制定輪廓清晰的架構。所以，他提出的這項盟約計劃，也並沒有最終的完整表述，而只是一個初稿，必須在無數會議上討論、修改、完善、增刪。此外，按照外交禮儀，在此期間，除了巴黎，威爾遜還必須前往其他結盟國家的首都進行訪問。威爾遜去了倫敦，在曼徹斯特發表了演講，再前往羅馬。由於他不在場，其他的國家首腦也就並沒有真正的興趣和熱愛想繼續推進他的計劃。就這樣，在舉辦巴黎和會全體會議之前，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已經過去了，而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在匈牙利，在羅馬尼亞，在波蘭，在巴爾幹半島，在達爾馬提亞的邊境上，都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佔領地盤的鬥爭，其中既有正規軍，也有志願軍；在維也納，饑荒日漸嚴重；在俄國，形勢也越來越嚴峻，令人憂心忡忡。

1919年1月18日，在舉行的巴黎和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雖然已經確定《國際聯盟盟約》是總的和平條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卻只停留在理論層面。盟約檔案一直沒有最終確定下來，一直處於無盡的討論中，從一個人手裡轉到另一個人手裡，一次審閱過後還有另一次審閱。又有一個月時間過去了，對歐洲而言，這是動盪不安的一個月：歐洲越來越急切地想得到和平，真實的、實際上的和平；直到1919年2月14日，在停戰三個月後，威爾遜才交出了盟約的最後版本，這也是大會一致通過的版本。

世界再次歡呼起來。威爾遜的計劃成功了：將來，和平不再是通過武器暴力和恐怖統治，而是通過和解以及對更高層次的公正的信仰來得到保障。當威爾遜離開下榻的宮殿時，他得到了如潮般的掌聲和喝彩。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威爾遜帶著一種自豪的、感激的幸福微笑望了一眼圍在他周圍的人群。他感受到，在這個國家的民眾背後是其他國家的民眾，在這代飽受苦難的人之後是未來世世代代的人，因為和平得到了最終保障，他們也就不會再體會到戰爭的苦難、強權和專制統治的屈辱。這是他最偉大的一天，同時也是他最後幸福的一天，因為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15日，他就啟程返回美國了，以便他在重返巴黎簽署最後一份和平條約之前，先在美國向自己的選民和同胞說明這份永久和平的「大憲章」。但正是因為威爾遜過早地以勝利的姿態離開了戰場，才最終斷送了自己的勝利。

當「喬治·華盛頓號」軍艦駛離佈雷斯特港口時，禮炮再次轟鳴，但是，送別的人群稀疏了很多，而且他們的神情也顯得更加無所謂。當威爾遜離開歐洲時，民眾們懷有的巨大熱情和救世主般的希望漸漸平息。在紐約，等待威爾遜的也不過是冷冷清清的迎接。沒有飛機在這艘迴歸祖國的軍艦上方盤繞飛行，沒有喧鬧如潮的歡呼。而在威爾遜自己的辦公室裡，在參議院，在國會，在自己黨派之中，在自己祖國的民眾之中，他所得到的也只是一種深懷疑慮的問詢。歐洲並不滿意，因為威爾遜走得不夠遠；美國也不滿意，因為威爾遜走得太遠了。歐洲認為，威爾遜似乎還遠遠沒有將相互抵抗的利益結合成更偉大、更普遍的人類共同利益；在美國，新一屆總統大選在即，他的政治對手進行宣傳鼓動，說威爾遜毫無道理地在政治上將美國這個新大陸同反覆無常、動盪不安的歐洲大陸太過緊密地聯絡在了一起，因而，這就違背了美國國家政策的基本準則——門羅主義。人們十分迫切地警告伍德羅·威爾遜，他不應該想著成為一個未來的夢想王國的建立者，也不應該為其他不相干的國家考慮，而應該首先考慮美國民眾的利益，因為是他們，將威爾遜選為總統，選為他們自己意志的代言人。就這樣，被歐洲談判折磨得筋疲力盡的威爾遜，不得不開始和自己的黨團以及自己的政治對手進行新的談判。他本以為自己已經無懈可擊地建成了《國際聯盟盟約》這幢堅不可摧的大廈，而現在，他卻不得不在這幢他引以為豪的大廈後門補砌一道牆——這是一道危險的門，因為美國隨時都可能通過這道門退出盟約大廈，因此，「要防止美國從聯盟中退出」。而美國一旦退出，就意味著，威爾遜計劃的永久大廈——國際聯盟的第一塊基石就會被挖走，大廈牆基的第一個裂縫就會被開啟，而這也將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導致盟約大廈最終的坍塌。

但是，即使有種種限制和修改，威爾遜還是像在歐洲一樣，在美國實現了自己的新的「人類大憲章」計劃，但這僅僅勝利了一半。現在，威爾遜已不再像最初離開美國時那般自由和自信，他踏上了重返歐洲的旅途，以便完成自己的後續使命。軍艦再次駛向佈雷斯特港；但現在，望向海岸，他的眼中再也沒有當初那種愉快而滿懷希望的目光。由於更加失望，他變得更老了，也更疲憊了，就在這幾周的時間裡，他的神情變得更加嚴肅，五官緊繃在一起，嘴邊呈現出一種更加冷峻堅韌的神態，左側臉頰不時抽搐一下——這正是在他的身體裡醞釀著的疾病的警告訊號。他的陪同醫生不敢耽誤一點時間，警告他要保重身體。然而現在，他面臨著一個新的、可能更加嚴峻的鬥爭。他知道，實施原則比表述原則要難得多。但是，他已經下定了決心，不會放棄自己計劃中的任何一個部分。要麼全部實現，要麼空手而歸。要麼實現永久和平，要麼一無所有。

當他再次登陸的時候，不再有任何歡呼聲，在巴黎的街道上，也不再有任何歡呼聲，報社冷漠地等著新訊息，民眾們小心翼翼、滿懷疑慮。歌德的話再次應驗：「熱情不是人們可以掩藏多年的東西。」威爾遜沒有利用對他有利的時刻，也沒有按照自己的意志趁熱打鐵，而是讓自己的關於戰後歐洲秩序的理想方案僵在那裡。他不在歐洲的這一個月，一切都改變了。那段時間，勞合·喬治也向大會告了假，克里孟梭由於被行刺者用手槍射傷，兩個星期無法工作。而那些只在乎私人利益的代表集團則巧妙地利用了這一不受監管的時機，紛紛擠進巴黎和會委員會會議大廳。這些高階軍官曾以最充沛的精力做過最危險的工作；所有這些元帥和將軍，在四年時間裡，站在利益的光芒下，竭力為個人謀利，他們的話、他們的決定、他們的專橫，曾讓萬千人百依百順，現在，他們絕不願意謙虛退場。而威爾遜提出的盟約，卻意在奪走他們的統治工具——軍隊。威爾遜在盟約中要求：「廢除強制徵兵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普遍強制徵兵。」而這點要求，正威脅了他們的生存。永久和平將使他們的職業失去意義，因此，他們一定要消除和扼殺這關於永久和平的廢話——《國際聯盟盟約》。他們威脅著要求增加軍備，而不是威爾遜提出的裁減軍備；他們要求制定新的邊界和得到國家保證，而不是威爾遜提出的以集體安全為基礎的解決辦法；他們堅持，這「十四點原則」的空想並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富強，而只能通過武裝自己國家的軍隊和削減對手的軍備來實現國家昌盛。在這些黷武主義者背後擁擠著那些想保留自己戰時產業的工業代表團，還有那些想拿得戰爭賠款的中間商，外交官們越來越搖擺不定，受背後的反對黨脅迫，全都想為自己的國家多增加一大片土地。他們巧妙地利用公眾輿論做了一些試探，所有歐洲報紙連同美國報紙，都在用各種不同的語言重複著同樣的話題：威爾遜荒唐的妄想拖延了和平的實現。威爾遜那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的烏托邦幻想本身雖然值得稱讚，但卻阻礙了歐洲秩序的整頓。現在沒有時間可以再浪費在那些道德顧慮和超道德思考上了!如果不立即締結和約，歐洲將大亂。

遺憾的是，這些誹謗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威爾遜是用不同於歐洲民眾的尺度衡量時間的，他的計劃關於未來的千秋萬代。對於威爾遜來說，要完成這個使命——實現那做了千年的古老的夢，四個月、五個月的時間實在是太短。但是，就在此時，由各種不知名力量組成的自由軍團卻在歐洲東部到處征戰，他們佔據領土，整片整片的狹長領土還不知道屬於誰，或應該屬於誰。德國和奧匈帝國代表團在停戰四個月之後還未被接待；而那些還未被劃定的邊界後面，民眾們則變得十分不安，政治形勢驟變的跡象清楚預示著：出於絕望，匈牙利會在明天、德國會在後天將自己交付於布林什維克。於是，外交官們迫切要求迅速有個結果，簽訂和約，不管是公正還是不公正，都必須首先清除和約簽訂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首先就是清除那份只會帶來不幸的《國際聯盟盟約》。

在巴黎僅僅一個小時的時間，就足以向威爾遜證明，在他離開的這一個月裡，他奮鬥了三個月才達成的一切成果都已經被破壞了，並且臨近崩潰。福煦元帥幾乎已經實現了自己的想法：將《國際聯盟盟約》從和平條約中剔除。前三個月的努力似乎都白費了。但正是在這一決定性的時刻，威爾遜下定了決心，決不退讓一步。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他通過媒體公開宣佈，1月25日達成的決議繼續有效——「《國際聯盟盟約》將是和平條約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宣告是對不良企圖的第一次反擊——企圖在協約國之間以締結古老的秘密協約的方式，而不是在新的《國際聯盟盟約》的基礎上同德國簽訂和約。現在，威爾遜總統清楚地明白了，那些曾經嚴肅地發誓要尊重民眾自決權的大國，現在蓄謀著想要得到的是什麼：法國要求得到德國的萊茵地區和薩爾地區；義大利要求得到阜姆港和達爾馬提亞地區；羅馬尼亞、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想得到自己的那份戰利品。如果威爾遜不反抗，那麼，和平將以他曾嚴厲譴責過的方式締結，即像拿破崙、塔列朗、梅特涅一樣，通過簽訂掠奪性條約締結，而不是按照他提出並被巴黎和會鄭重通過的原則締結。

就在激烈的鬥爭中，14天過去了。威爾遜本人並不同意將薩爾地區劃分給法國，因為他認為，這對自決權的第一次突破將會對其他所有條款的制定產生消極的示範作用。實際上，義大利將自己所有的要求都與這次突破聯絡在了一起，已經做出威脅，準備離開大會。法國媒體助長了這一氣焰，說布林什維克主義已經從匈牙利開始蔓延，而協約國則還爭辯，不久之後，布林什維克主義將侵佔全世界。即使是在威爾遜自己最親近的顧問——豪斯上校和羅伯特·蘭辛那裡，他也能感受到他們漸漸增加的反抗情緒。甚至以前的朋友都來勸他，現在世界局勢如此混亂，必須趕緊締結和約，即使要犧牲一些理想主義的要求。威爾遜面臨著一條異口同聲的陣線，而從美國傳來的由他的政敵和競爭對手煽動的公眾輿論也越來越猛烈地敲擊著他的後背；在某些時候，威爾遜感覺自己的力量已經用盡了。他向一位朋友承認道，單憑他一個人的力量抵抗一切反對的聲音，他堅持不了多久了，他還下定決心，如果不能實現自己的意志，他會離開巴黎和會。

而就在這場抵抗所有反對聲音的激烈鬥爭中，一個最後的敵人也加入了進來，而且是來自他的身體。4月3日，正當這場殘酷現實和未成形的理想之間的交鋒到了決定性的時刻時，威爾遜再也無法站直身體了；一次嚴重的流感向他襲來，使這位六十三歲的老人不得不躺倒在床上。然而，比起他滾燙的血液，時間緊張得更加讓人感到迫在眉睫，讓這位病人無法休息；災難性的訊息像一道道閃電從陰暗的天空打下來；4月5日，共產主義在巴伐利亞取得了政權，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在慕尼黑宣佈成立，處於半飢餓狀態、被夾在布林什維克的巴伐利亞和布林什維克的匈牙利之間的奧地利，隨時可能同蘇維埃共和國結盟：隨著反抗的聲音越來越大，獨自一人要為一切承擔的責任也越來越重。人們把這個精疲力竭的人一直糾纏和催逼到了床邊。在隔壁房間裡，克里孟梭、勞合·喬治、豪斯上校正在進行商談，所有人都下定了決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讓巴黎和會有個結果。而這一代價則應由威爾遜用自己的要求、自己的理想償還；現在所有人一致要求，必須擱置威爾遜的「永久和平」計劃，因為這一計劃阻礙了現實的和平、軍事上的和平，以及能獲得物質利益的和平。

威爾遜早已精疲力竭，雖然他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已，被媒體攻擊為阻礙和平的罪人；雖然他對被自己的顧問離棄感到十分惱怒；雖然其他國家的政府代表們對他糾纏不休，但是，他卻一直沒有屈服。他覺得，他不能違背自己的話語，只有當他將自己所期待的和平同非軍事的、長久的、未來的和平聯絡在一起，只有他為唯一能夠拯救歐洲的「國際聯盟」竭盡全力，他才是真的在為和平而戰。於是，當他剛剛能從床上起來時，他就採取了一個決定性的舉動。4月7日，他向位於華盛頓的美國海軍部傳送了一封電報：「‘喬治·華盛頓號’最早能在哪天啟航駛向法國的佈雷斯特港？軍艦最早可能在哪天到達佈雷斯特港？總統先生希望這艘軍艦能儘快啟航。」就在同一天，全世界得知：威爾遜總統已經命令他的軍艦啟航駛向歐洲。

這一訊息猶如晴天霹靂，迅速傳播開來。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了：威爾遜總統反對一切哪怕是損害《國際聯盟盟約》中的任意一條原則的和平，他已經做出決定，寧可最後離開巴黎和會，也不願屈服。就這樣，歷史性的一刻到了——這一刻將決定歐洲乃至世界未來幾十年、幾百年的命運。如果威爾遜此刻從會議談判桌旁站起來離去，那麼，原有的世界舊秩序就會崩潰，混亂局勢就會開始出現，但是，在這片混亂中也有可能會有一顆新星升起。歐洲焦急地顫抖著：其他與會國會不會承擔這種責任呢？威爾遜本人會承擔這種責任嗎？——這是決定性的時刻。

這是決定性的時刻。在這關鍵時刻，伍德羅·威爾遜仍然抱著堅定的決心：決不妥協，決不屈服，不要「壓迫性的」和平，而是要「公正的」和平。不讓法國人兼併薩爾地區，不讓義大利兼併阜姆港，不讓肢解土耳其，不拿民眾利益做交換。公正應該戰勝強權，理想應該戰勝現實，未來應該戰勝現在!公正必須勇往直前，即使世界因此而毀滅。這一短暫時間將成為威爾遜偉大的、最偉大的時刻，他最具人性的時刻，他最英勇的時刻：如果他有力量經受住這一時刻的考驗的話，他的名字將會永遠刻在那一小群真正的人類之友的名單上，他也就完成了獨一無二的壯舉。但是，緊跟著這一關鍵時刻的一週時間內，他卻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攻擊；法國、英國、義大利媒體對他提出了控訴，指責這個創造和平的人正是由於他在理論和神學上的頑固思想摧毀了和平；為了自己私人的烏托邦幻想而犧牲了真實的世界。甚至曾經希望從威爾遜那裡得到一切的德國，現在也轉而開始攻擊他——德國由於布林什維克主義在巴伐利亞的爆發而陷入一片驚慌。而他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蘭辛也深切懇求他，放棄他的決定；就在幾天前國務秘書圖馬爾蒂還從華盛頓發來鼓舞人心的電報：「只有總統先生採取勇敢的舉動，歐洲才能得救，世界才有可能得救。」而現在，當威爾遜已經採取了這一「勇敢的舉動」後，他卻驚慌地從同一座城市發來海底電報：「退出巴黎和會是非常不明智的舉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充滿了各種危險的可能性……總統先生應該……讓那些應該擔責的人去承擔終止巴黎和會的責任……在這種時刻退出巴黎和會可能是一種叛逃。」

威爾遜環顧四周，驚慌失措，迷惘絕望，一齊湧來的反對的聲音讓他的自信受挫。沒有一個人同他站在一邊，在會議大廳裡，所有人都反對他，他參謀部的每個人也都反對他，而遠處那些看不見的、懇請他堅持到底、保持忠誠的數百萬個聲音，他卻無法聽到。威爾遜不知道，如果他真將自己的威脅話語付諸行動，從會議桌旁站起來，他的名字是否將永垂不朽呢？威爾遜不知道，如果他能保持忠誠，堅持到底，是否就能毫無瑕疵地將自己對未來的理念作為一種一再被更新的基本理念留給後世呢？威爾遜不知道，從他對那些貪婪無盡、滿懷恩怨仇恨和毫無理智的大國所說的「不」字中，究竟會產生哪些創造性的新力量呢？他只感受到，他一個人在戰鬥，而他卻太虛弱，無力承擔巴黎和會失敗的最後責任。於是，極具災難性的是，威爾遜開始漸漸妥協。他的立場開始漸漸鬆懈；豪斯上校搭建了溝通的橋樑；雙方都做出了讓步，關於邊界的協商前後進行了八天。最終，歷史上黑暗的一天到來了，4月15日，懷著沉重的心情，威爾遜勉強同意了克里孟梭提出的已經顯然壓低了的具有軍事意義的要求：德國薩爾地區交付給法國，但並非永遠，時限為15年。這個迄今不願妥協的人做出了第一次妥協，就好像用魔棒輕輕一點，第二天早上，巴黎的報紙就改變了口徑。而那些昨天還指責他為和平破壞者和世界摧毀者的報紙，現在卻稱讚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靈魂深處，這種讚美卻是一種責備，使他的良心備受折磨。威爾遜知道，事實上，他也許拯救了和平，當下的和平，但唯一能夠拯救世界的和平——以和解精神締結的永久的和平，卻被錯過了。荒謬戰勝了理智，熱情戰勝了理性。世界退回到了反對不以時間為轉移的理想的浪潮中，而威爾遜，身為領袖和旗手，卻在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中失敗了——同自己進行的戰役。

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威爾遜的所作所為究竟是對還是錯呢？誰又能對此進行評判呢？無論如何：就在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不可逆轉的一天，一個重要決定誕生了，這個決定的影響延伸至未來數十年、數百年，而我們將再次用我們的鮮血、我們的絕望、我們無能為力的迷惘來為這一決定付出代價。從這一天開始，威爾遜的影響力漸漸消失——這一力量曾是他所處時代裡獨一無二的道德力量，接著，他的威望、他的力量也逐漸減弱。一個人，一旦做出一次妥協，他就不會再停止了。妥協必會導致新的妥協。

欺騙創造欺騙，暴力製造暴力。在凡爾賽達成的和平——曾被威爾遜夢想為完整的、永久的和平，實際上卻是不完整的和平，是一種不完全的產物，因為這種和平並未包含未來的意義，也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精神以及純粹出於對物質的理性考慮而締結的：唯一的一次機會，可能是歷史上最性命攸關的一次機會，就這麼悲哀地錯過了；沮喪的世界，不再有救世主的世界，重又感到鬱悶和迷惘。威爾遜，這個曾經被當作救世主而受到歡迎的人，如今回國了，卻沒有人再把他當作救世主，他只是一個疲憊的、拖著病軀的、行將死亡的人。再也沒有歡呼聲追隨他了，再也沒有旗幟揮舞著朝他致意了。當軍艦駛離歐洲海岸時，這個失敗者轉過了身，他不願意再去回望我們那命運不濟的歐洲大陸，這片千百年來渴望著和平和統一，卻從未實現過的大陸。一個人性化的世界所做的永恆的夢境再次在遠方的霧靄中漸漸消失。

威爾遜，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1856—1924)，連任兩屆的美國第28任總統，民主黨人士。1917年帶領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8年發表了「十四點原則」，首次論述了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一直為建立國際聯盟進行不懈的努力，為此獲得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威爾遜親自率領美國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1918年12月4日啟程，1918年12月14日到達巴黎佈雷斯特港。威爾遜一貫主張維護和平的中立姿態，意在以調停人的身份調解歐洲矛盾，重建新秩序，尤其他提出了「十四點和平」計劃，成為國際聯盟的第一位倡導者。歐洲輿論一度將其視為「救世主」，抵達巴黎後，受到民眾熱烈歡迎。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與協約國(英、法、美、俄)之間的戰爭，歷時四年，30多個國家、約有15億人口捲入戰爭，造成2000餘萬人死傷，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最終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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