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一個溫暖和煦、晴空無雲的工作日里，帕特里夏·雅各布斯把「小跟班」莫里往他們家的普利茅斯貝爾維迪老爺車前座上一擱，就出發前往蓋茨瀑布的紅加白超市購物去了。這車是孃家送她的結婚禮物。「她上街掃貨去了。」那時候的北方佬會這麼說。
三英里外，一個叫名喬治·巴頓的農夫——一個人稱「孤單老喬」、終身未娶的王老五——把他的福特f-100皮卡開出了自家車道，後面還拖著一臺土豆挖掘機。他打算沿著9號公路往南開一英里左右到他的田裡去。拖著那臺挖掘機，他最快只能開10英里/小時，於是他一直在沒鋪柏油的軟路肩上開車，好讓往南開的車輛可以從他邊上超過去。「孤單老喬」是很體諒別人的。他是個好農民，他也是個好鄰居、學校董事會成員，還是我們教會的執事。而且，他還近乎驕傲地跟別人說自己是個「癲佬」。不過，他會及時補上一句，說雷諾醫生給他開了藥，把他的癲癇發作控制得「妥妥的」。或許如此，不過那天他開卡車的時候犯事兒了。
「他其實壓根兒就不該再開車了，要開也只能在田裡開，」雷諾醫生事後說，「可是怎麼好讓乾喬治這行的人放棄駕照？他又沒有妻子或成年子女來代他開。拿走他的駕照，還不如直接叫他把農場給賣了得了。」
帕齊和莫里動身前往紅加白不久後，阿黛爾·帕克太太開車沿著西羅伊斯丘下來。坡急路險，這個地段過去幾年出過多起車禍。她一直龜速徐行，所以才及時剎得住車——差點兒撞上高速公路中間一個步履蹣跚、跌跌撞撞的女人。那個女人用一條胳膊緊緊抱著胸前一個正在滴血的包袱。這是帕齊唯一能用的胳膊了，因為另一條已經從手肘處斷落。血從她臉上往下流。她的一塊頭皮剝落下來掛在肩上，血染的髮絲一綹一綹在徐徐秋風中飄揚。她的右眼珠子掉下來掛在臉頰上。她所有的美在一瞬間被粉碎。美就是這麼脆弱。
「救救我的寶寶！」帕齊叫喊道，帕克太太停下她的史蒂倍克老爺車走了下來。在那個懷裡抱著血包袱、血跡斑斑的女人背後，帕克太太看到了那輛貝爾維迪老爺車，車子翻了個底朝天，還在燃燒。頂著它的是「孤單老喬」的卡車，車頭已經凹陷進去。喬治本人倒伏在方向盤上。卡車後面那臺翻倒的土豆挖掘機把9號公路堵死了。
「救救我的寶寶！」帕齊把那包袱向前送，阿黛爾·帕克看到那根本不是嬰兒，而是一個面部盡毀的小男孩，她捂住雙眼開始尖叫。等她再次睜眼的時候，帕齊已經跪了下來，彷彿在祈禱。
又一輛卡車經過西羅伊斯丘，差點兒就撞上帕克太太的史蒂倍克老爺車。來的是弗納爾德·德威特，他那天答應來幫喬治一起挖。他從車上跳下來，朝帕克太太身邊跑過去，看了一眼跪在路中間的女人，然後徑直向碰撞現場跑去。
「你去哪兒？」帕克太太尖叫道，「救救她！救救這個女人！」
弗納爾德曾在太平洋跟海軍陸戰隊一道作戰，見過戰場上各種恐怖場面，他沒有停下腳步，只是扭過頭來喊了一句：「她和那個娃已經走了。喬治可能還有救。」
他的話倒也沒錯。帕齊在從羅克堡開出的救護車抵達之前早就斷氣了，但「孤單老喬」一直活到八十高齡。他後來再沒開過機動車。
你會說：「你怎麼啥都知道，傑米·莫頓？你那時候才九歲。」
但我就是知道。
1976年，當時我母親還比較年輕就已經診斷出患有卵巢癌。那時候我正在緬因大學讀書，不過我大二下學期休學了，好回家陪她走完最後的路。雖然莫頓家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了（阿康遠赴地平線那頭的夏威夷，在冒納凱阿天文臺做脈衝星研究），但我們都回到家中，來陪伴媽媽，支援爸爸。爸爸傷心欲絕，什麼都做不了，只知道在家中徘徊或長時間在樹林裡散步。
媽媽希望在家裡度過最後的日子，她對此明確表示過。我們輪流給她餵飯、喂藥，或者只是坐著陪她。那時候她形容枯槁，還得依賴嗎啡來鎮痛。嗎啡是種有意思的東西，它能消除隔閡——也就是北方佬為人熟知的沉默寡言——這道壁壘其他方法是攻不破的。2月的一個下午，輪到我來照看她，當時距離她去世只有差不多一週了。這一天外頭飄著雪，天氣苦寒，北風搖撼著房子，風在屋簷下狂嘯，不過家裡是暖和的。其實是熱。爸爸是做取暖燃油業務的，還記得吧，20世紀60年代有一年很嚇人，那年他直面破產，熬過去之後，他不僅事業成功，還進入了中等富裕階層。
「把我的毯子都拉下來，特倫斯（特里的全稱），」媽媽說道，「怎麼這麼多毯子？我都快熱死了。」
「媽，我是傑米。特里跟爸爸在車庫裡。」我把那條單人毛毯掀開，露出一條豔得嚇人的粉色睡袍，袍子裡面彷彿空空如也。她的頭髮（癌症發病的時候就全白了）已經稀疏得幾乎不剩了；她的嘴唇向牙齒兩邊萎縮，使牙齒顯得太大，就像馬齒一樣；只有她的眼睛沒變。她的雙眼依舊年輕，充滿令人痛心的好奇：我到底出了什麼事兒？
「傑米，傑米，我剛剛就是這麼叫的。給我來片藥行嗎？我今天痛得不行了，從沒這麼難受過。」
「再忍15分鐘就好，媽。」本該再等兩個小時的，但我看不出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區別了。克萊爾建議一次全給她吃了，把安迪嚇了一跳；他是我們之中唯一信守我們相對嚴格的宗教教養的。
「你這是要送她下地獄嗎？」他問道。
「只要是我們給她喂的藥，她就不會下地獄。」克萊爾說道——我覺得挺有道理的。「她又不會知道。」接著，她的話幾乎把我的心都打碎，因為這是媽媽的口頭禪，「她不知道這一趟是走著去還是騎馬去。不會再知道了。」
「不准你做這種事。」安迪說道。
「我做不到。」克萊爾嘆氣說。她那時候年近三十，比以往更美麗動人。是因為她終於墮入愛河了？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辛辣的諷刺。「我沒這種勇氣。我只有勇氣任憑她受折磨。」
「當她上了天堂之後，她的苦難就只是過眼雲煙。」安迪說道，好像這樣就一錘定音了一樣。估計對他而言是這樣吧。
風在呼嘯，臥室那扇窗的舊玻璃咯咯作響，媽媽說：「我現在好瘦，好瘦。我當時可是個漂亮的新娘子，誰都這麼說，不過現在勞拉·麥肯齊卻瘦成這個樣子。」她的嘴角拉長就像小丑做出悲傷疼痛的怪相。
我跟她在房裡又待了三個小時，直到特里來接替我。她中途可能睡了一會兒，但她現在是醒著的，我不顧一切地分散她的注意，別讓她的身體繼續蠶食自己。我什麼話題都能拿來說，只是剛巧提到查爾斯·雅各布斯。我問她知不知道他離開哈洛後下落何方。
「噢，那真是段可怕的歲月，」她說道，「他老婆孩子出的事兒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我說，「我知道。」
我垂死的母親十足輕蔑地看著我。「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懂。可怕就可怕在這不是任何人的錯。當然不是喬治·巴頓的錯，他只是癲癇發作。」
然後她就跟我講了我先前告訴你們的事情。她是從阿黛爾·帕克的口中聽來的，阿黛爾說那垂死女人的畫面在她腦中揮之不去。「我永遠忘不掉的，」媽媽說，「是他在皮博迪家尖叫的樣子。我從不知道一個男人竟可以發出那樣的聲音。」
多琳·德威特，弗納爾德的妻子，給我媽媽打電話交代了噩耗。她第一個給勞拉·莫頓打電話是有道理的。「必須得你來跟他說。」她說道。
母親一想到那個畫面就嚇壞了。「噢，不！我做不到！」
「你必須做到，」多琳耐心地說，「這不是電話說說就了事的那種，而且除了瑪拉·哈靈頓那老烏鴉之外，你是他最親近的鄰居了。」
母親所有的沉默內斂都被嗎啡一掃而空，她跟我說：「我鼓起全部勇氣，但一齣門勇氣就都沒了。我轉身跑回茅房去拉屎。」
她從我們住的小山丘下來，穿過9號公路，來到牧師宅邸。雖然她沒說，但我可以想象這是她這輩子走過最漫長的一段路。她敲了門，一開始他沒應門，不過她能聽到屋裡收音機的聲音。
「他怎麼可能聽得見？」她沖天花板問道，我就坐在她旁邊，「第一次敲的時候，我手指關節幾乎都沒碰到木門。」
第二次她敲得更用力了。他開啟門，透過紗窗看見她。他手裡正捧著本大書，這麼多年過去了，她還記得書名——《質子和中子：電所不為人知的世界》。
「你好，勞拉，」他說道，「你沒事兒吧？臉色怎麼這麼蒼白。請進，快請進。」
她進了屋子。他問出什麼事兒了。
「發生了一起可怕的事故。」她說道。
他臉上的憂慮更凝重了。「是迪克（理查德的暱稱）還是你們家孩子？要我過去嗎？勞拉，你先坐下，你看上去好像隨時都會暈倒。」
「他們都沒事兒，」她說，「出事兒的是……查爾斯，出事兒的是帕齊，還有莫里。」
他細心地把那本大部頭在廳裡的一張桌子上放好。估計她是這時候看到書名的，她能記住書名我並不驚訝；這種時候，人們往往什麼都能注意到，而且什麼都能記得住。我就親身經歷過。我寧可不要這種經歷。
「他們傷得有多重？」她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又問，「他們是在聖斯蒂芬嗎？肯定是那裡，那是最近的醫院。我們開你的旅行車好嗎？」
聖斯蒂芬醫院在羅克堡，不過他們被送去的當然不是那裡。「查爾斯，你必須做好心理準備，承受一個可怕的打擊。」
他抓住她的雙肩——輕輕地，並不使勁，她說道——但是當他低下頭凝視她的臉時，他的雙眼就像著了火一樣。「有多糟糕？勞拉，他們傷得有多重？」
母親開始哭泣。「他們都死了，查爾斯。我很抱歉。」
他放開她，雙臂頹然落下。「不會的。」他說。用的是男人陳述一個簡單事實般的語氣。
「我本該開車來的，」母親說道，「我本該開著旅行車來的，對，我沒動腦子，就這麼走過來了。」
「他們沒死。」他又說道。他轉身背對她，額頭頂著牆。「不會的。」他用頭撞牆，用力之大，連牆上耶穌抱小羊的掛畫都哐啷作響。「不會的。」他再次撞牆，掛畫脫鉤砸了下來。
她抓起他的胳膊。他的胳膊鬆軟無力。「查理，別這樣。」然後，她彷彿是對自己的子女說話而不是對一個成年人：「親愛的，別這樣。」
「不會的。」他再次用頭撞牆。「不！」又是一下。「不！」
這次她用雙手把他抓住，把他從牆上拉開。「住手！你給我立刻住手！」
他看著她，茫然不知所措。他的眉間有一道亮紅的印痕。
「他的神情，」這麼多年後，她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地跟我說，「我不忍心看，但我不能不看。這種事一旦開始就必須進行到底。」
「跟我走回家去，」她跟他說，「我給你來一杯迪克的威士忌，你需要喝點兒酒，但我知道你這裡沒這種東西……」
他笑了，那笑聲讓人震驚。
「然後我開車載你去蓋茨瀑布。他們在皮博迪家。」
「皮博迪家？」
她等他把話聽進去。他和她一樣清楚皮博迪家是做什麼的。截至當時，雅各布斯牧師已經主持過數十場葬禮了。
「帕齊不可能死，」他用一種耐心的講學般的語調說道，「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是意粉王子節，這是莫里說的。」
「查爾斯，跟我來。」她拉著他的手，先是把他拽到門口，然後把他拉進秋日的豔陽之下。那天早晨他還在妻子身旁醒來，跟兒子面對面吃了早餐。他們閒話家常，就像大家平時一樣。誰都無從知曉，隨便一天都可能是我們倒下的一天，我們永遠無法知道。
等他們到了9號公路——灑滿陽光、靜默、一如既往沒有車輛的9號公路——他側過頭，像狗一樣，去聽西羅伊斯丘方向傳來的警笛聲。地平線上殘留一抹煙氣。他看著我母親。
「莫里也是？你肯定？」
「加油，查理。」（「這是我唯一一次這麼叫他。」她跟我說。）「加油，我們已經在路上了。」
他們乘著我們家的福特旅行車去蓋茨瀑布，走的是羅克堡那條路。那條路至少要多開20英里，但母親最驚駭的時刻已經過去，她能夠清晰思考了。她不想駛過撞車現場，哪怕要一路迂迴曲折都在所不惜。
皮博迪家的殯儀館在格蘭街上。灰色的凱迪拉克靈車已經在車道上，路邊還停放了幾輛車。其中一輛是雷吉·凱爾頓的別克船尾轎車。另一輛車讓她看到之後大鬆一口氣，是那輛側面印著「莫頓燃油」的封閉式小貨車。
媽媽領著雅各布斯牧師往前走的時候，爸爸和凱爾頓先生從前門出來相迎，雅各布斯牧師那時候就像小朋友一樣溫順聽話。媽媽說，他抬頭往上看，彷彿在判斷再過多久樹葉才會變成金黃。
爸爸擁抱了牧師，但牧師沒有回抱他。牧師只是站在那裡，雙手垂在兩側，向上打量著樹葉。
「查理，我對你失去親人深感抱歉，」凱爾頓咕噥道，「我們都很難過。」
他們護送他走進甜得過分的花香。頭頂的揚聲器傳出管風琴音樂，像低聲私語，有種淒涼。瑪拉·哈靈頓——西哈洛所有人共同的奶奶——已經到場，很可能是因為多琳打電話給我母親的時候，她就用公共電話線在偷聽。偷聽是她的愛好。她使了把勁，肥大的身軀從門廳的一個沙發上站了起來，她把雅各布斯牧師拉進她豐滿的胸脯。
「你那親愛的老婆和你的寶貝兒子！」她高聲號啕。媽媽看了一眼爸爸，兩人都皺起了眉頭。「好嘛，他們都上天堂啦！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被羔羊的血拯救了，直接飛進那永恆的懷抱啦！」撲簌簌的淚水沿著她的臉頰往下落，擊穿了她臉上厚厚的一層脂粉。
雅各布斯牧師就任由她抱著，隨其擺佈。過了一兩分鐘（「就在我開始擔心她再不鬆手，她的大胸脯就要把他悶死的時候。」媽媽跟我說），他推開了她，並不使勁，但很堅定。他轉身面朝我父親和凱爾頓先生，說：「我現在就要見他們。」
「等等，查理，還沒好。」凱爾頓先生說，「你得再等一會兒。等到皮博迪先生把他們拾掇得可以見人……」
雅各布斯穿過告別廳，廳裡某個老女人正躺在一口紅木棺材裡等著最終示人。他繼續沿著廳堂往後面走。他知道自己在往哪兒走，沒幾個人比他清楚。
爸爸和凱爾頓先生連忙追過去。母親坐下來，瑪拉奶奶跟她相對而坐，蓬鬆的白髮之下，眼睛在發著光。她那時年事已高，已經80多歲，有二十來個孫子孫女和曾孫曾孫女，他們不來看她的時候，就只有悲劇和醜聞可以讓她煥發新生。
「他接受得了嗎？」瑪拉奶奶壓低聲音問道，「你有沒有跟他跪下禱告？」
「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瑪拉，」媽媽說道，「我已經筋疲力盡。我只想閉上眼睛歇一分鐘。」
但她休息不了，因為就在那時，殯儀館後面的遺容準備室裡傳出了一聲尖叫。
「聽上去就像今天屋外的風，傑米，」她說，「不過比這要恐怖一百倍。」她的目光終於離開了天花板。我多麼希望她的眼睛不要離開，因為我可以從她眼光的後面，看到死亡的黑暗正在逼近。「一開始只是女鬼般的哀號，沒有言語。我多麼希望只是這樣，但卻並非如此。‘他的臉呢？’他叫道，‘我兒子的臉呢？’」
誰負責在葬禮上講道？這個問題讓我很困擾（就好比誰來給理髮師理髮一樣）。這些都是我後來聽說的，我沒有親眼看見；媽媽下的命令，只准她、爸爸、克萊爾和康拉德去參加葬禮。葬禮可能會對家中其餘幾個孩子造成不安（她肯定在皮博迪家遺容準備室裡聽到過寒徹脊背的尖叫），於是安迪留下負責照顧特里和我。這可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兒，因為安迪是個壞小子，尤其是爸媽不在家的時候。身為一個公開的基督徒，他卻熱衷於扭人胳膊和用拳頭揉人的腦袋，而且下手很重，讓人眼冒金星那種。
帕齊和莫里雙人葬禮那個週六，他沒有扭人胳膊也沒有揉人腦袋。安迪說，如果他們到晚飯時分還不回來，他就去做罐頭意粉。其間我們只是看電視，不說話。他走上樓去，然後就沒有下來。雖然他脾氣暴躁人又專橫，但他對「小跟班」莫里的喜愛不亞於我們其他人，而且他自然也很迷戀帕齊（人人都愛她……除了阿康，他對女生不感興趣，長大之後也沒有改變）。他可能是上樓禱告去了——「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聖馬太這樣教導大家——不過可能他只是想坐下來想想，這到底是什麼道理。他的信仰沒有因為這兩人的死而崩塌——他至死都是個頑固的原教旨主義基督徒——不過他的信仰必然遭到了極大動搖。我的信仰也沒有因他們的死而崩塌，使它崩塌的是那次駭人的佈道。
蓋茨瀑布公理會的戴維·托馬斯牧師為帕齊和莫里致了悼詞，沒有引起任何驚訝或不滿，因為正如爸爸所說：「公理會和衛理公會之間沒有半毛錢區別。」
引人注目的是雅各布斯選了斯蒂芬·吉文斯來主持柳林公墓的喪葬事務。吉文斯是示羅教會的牧師（不掛神職頭銜）。示羅教會的信眾當時還篤信弗蘭克·韋斯頓·桑福德那個末日論販子的教條——鼓勵家長鞭笞子女，哪怕是再小的錯都要上鞭子（「你必須做基督的訓蒙師。」他如此教導大家），還主張36小時禁食，包括嬰兒。
自從桑福德死後，示羅變化甚多（如今和其他新教教會團體略有不同），但在1965年，那些古舊的流言依然興盛不衰——由他們的奇裝異服和對末日將至的激進信仰推波助瀾。可是原來我們的查爾斯·雅各布斯和他們的斯蒂芬·吉文斯常年在羅克堡聊天喝咖啡，而且還是好友。那次駭人的佈道後，鎮上就有人說雅各布斯牧師是「染上了示羅教的病」。也許如此，但根據爸媽所說（以及阿康和克萊爾，我其實更相信他們倆的證詞），吉文斯在那次簡短的入葬儀式上顯得很平靜，給人慰藉，而且舉止得當。
「他一次都沒有提起世界末日。」克萊爾說。我還記得那晚穿著深藍色禮服（她最接近黑色的衣服）和成人長筒襪的她有多美麗動人。我也記得她幾乎沒吃完飯，只是把盤子上的食物攪來攪去，直到弄成像狗糞似的一坨。
「吉文斯有沒有唸誦經文？」安迪問。
「《哥林多前書》，」媽媽說，「是講我們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的那段？」
「選得應景。」哥哥睿智地說。
「他怎麼樣？」我問媽媽，「雅各布斯牧師怎麼樣了？」
「他……很安靜，」她說道，看上去很焦慮，「我看……大概是在沉思吧。」
「不，才不是，」克萊爾說著把盤子推開，「他都震驚壞了！就坐在墳頭一把摺疊椅上，吉文斯先生問他要不要來撒第一抔土，跟他一起祈福的時候，他還是繼續坐在那兒，雙手夾在膝蓋之間，耷拉著腦袋。」她哭了起來。「這就像是個夢，一個噩夢。」
「不過他還是起身撒了土，」爸爸邊說邊摟著她的肩膀，「是過了好一會兒，但他還是撒了。每口棺材上撒了一把土。不是嗎，克萊爾寶貝兒？」
「是啊，」她說道，哭得更厲害了，「不過是那個示羅教會的傢伙抓著他的手，硬生生把他給拽起來的啊。」
阿康沒說話，我才意識到他人已經不在餐桌旁。我看到他在後院，站在那棵掛著輪胎鞦韆的榆樹旁。他的頭頂著樹皮，雙手握著樹幹，肩膀簌簌顫抖。
不過跟克萊爾不同，他把晚飯吃了。我記得的。他把盤子上的食物吃得乾乾淨淨，還要了第二盤，聲音堅定而清晰。
接下來的三個禮拜日都有執事安排過來的客座傳教士，但吉文斯牧師並不在其中。儘管他那次在柳林公墓顯得很平靜、寬慰眾人，而且舉止得當，我猜就是沒人請他來講。北方佬除了與生俱來和教育使然的沉默內斂，他們還往往在宗教和種族方面抱有偏見。三年後的一天，我聽到蓋茨瀑布高中的一個老師用憤怒不解的語氣問另一個老師：「為什麼會有人想槍殺馬丁·路德·金？天哪，這個黑鬼是個好黑鬼啊！」
那次事件後，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取消了。我猜所有人都很高興——包括人稱「查經之王」的安迪。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去面對雅各布斯牧師，他同樣也無法面對我們。玩具角——克萊爾和其他女孩兒逗莫里玩兒（以及相互嬉戲）的地方會多麼讓人目不忍視。歌詠時分又有誰來彈鋼琴呢？我想鎮上總有人可以，但查爾斯·雅各布斯是沒心情去打聽了，而且沒有了帕齊，一切也不再相同——唱起激揚的讚美詩，比如「向前直往錫安」時，她金色的秀髮左右搖動。她的金髮已然入土，在黑暗中，頭髮在緞子枕頭上發乾變脆。
11月一個灰濛濛的下午，特里和我正在窗子上噴塗火雞和豐收羊角，電話一聲長一聲短地刺耳地響起：是我們家的電話鈴。媽媽接了電話，簡短說了幾句就放下電話，然後朝特里和我微笑。
「是雅各布斯牧師的電話。他這個星期天要上講道臺做感恩講道。你說是不是棒極了？」
多年以後，我上了高中，克萊爾讀緬因大學放假回來，我問她為什麼當時沒人攔住他。我們在外頭，蕩著舊輪胎鞦韆。她不用問就知道我指的是誰，那次禮拜日講道給我們所有人的心頭留下了一道疤。
「我猜是因為他聽上去通情達理，聽著很正常。等到人們意識到他的真實用意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也許吧，但我記得雷吉·凱爾頓和羅伊·伊斯特布魯克在結尾時打斷了他，其實他還沒開始講我就知道不對勁兒，因為他沒有用往常的結束語來結束當天的讀經：願上帝保佑他的聖言。他從來沒有忘記過那句話，連他給我展示電動小耶穌橫渡太平湖那天都沒有忘記。
駭人的佈道當天，他選讀的是《哥林多前書》第13章，跟吉文斯牧師在柳林公墓一大一小兩座墓旁讀的是同一章：「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他在講道臺上合上了那本厚厚的《聖經》——沒太用力，但我們都聽到「啪」的一聲。那個禮拜天，哈洛衛理公會全是人，每張長凳都坐滿了，不過卻一片死寂，連一聲咳嗽都沒有。我記得自己暗暗禱告，希望他能順利完成，不會中途落淚。
瑪拉·哈靈頓老奶奶坐在前排長凳上，雖然她背對著我，我也能想象她的雙眼藏在那半開半合的臃腫發黃的眼皮裡，閃爍著渴望的光。我們家坐在第三排，我們常坐的那排。媽媽的臉色平靜，但我可以看到她戴著白色手套的雙手緊緊攥著那部大開本平裝《聖經》，把書都折彎了。克萊爾咬著牙，把口紅都一點點吃掉了。從讀經結束到哈洛人稱「駭人的佈道」開始，之間不會超過五秒，至多十秒，但在我看來卻彷彿亙古一般遙遠。他低頭向著講道臺上那本亮金色飾邊的《聖經》。當他終於抬起頭，露出他冷靜沉著的臉，大家彷彿都輕輕舒了口氣。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艱難而困擾的時期，」他說，「這自然不用說了，這是個緊密相連的社群，大家都互相認識。居民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向我伸出援手，我會永遠心存感激。我要特別感謝勞拉·莫頓，感謝她如此溫柔委婉地向我轉達了噩耗。」
他向她點頭示意。她點了點頭，微笑一下，然後舉起一隻戴著白手套的手擦掉了一滴淚。
「從我痛失所愛的那天起，到今天上午，我一直在反思和學習中度過。我本想說‘以及在禱告中度過’，但儘管我一次又一次地跪下，卻沒能感受到上帝在我身邊，所以我只能反思和學習。」
眾人沉默，每一雙眼睛都盯著他。
「我去了蓋茨瀑布圖書館找《紐約時報》，但他們只存了《商業週刊》，他們讓我轉道羅克堡，那裡有時報的微縮膠片。‘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聖馬太真是言之有理。」
臺下報以幾聲輕笑，但很快就歸於沉默。
「我一天一天地去，翻閱微縮膠片直到我腦袋發疼，我想跟諸位分享一下我的發現。」
他從黑色西裝外套的口袋裡掏出幾張檔案卡。
「去年6月，三股小型龍捲風席捲俄克拉何馬州的梅伊城。雖然有財產損失，但無人死亡。居民蜂擁到浸信會教堂去唱誦讚歌和做感恩禱告。正當他們在教堂裡的時候，第四股龍捲風——一個f5級大怪獸——掃過梅伊城，將教堂摧毀。41人死亡，30人重傷，其中包括缺胳膊斷腿的孩子們。」
他把那張卡換到後面，接著看下一張。
「你們之中有些人可能還記得這件事。去年8月，一名男子和他的兩個兒子在溫尼珀索基湖划船，家裡的狗跟他們一起。狗掉到了水裡，兩個男孩兒跳下水去救。父親看到兩個兒子有溺水的危險，自己也跳下去救，結果不小心把船打翻，三個人都淹死了。那條狗游回了岸邊。」他抬起頭來，還微笑了一下——就像太陽穿過寒冷1月天的雨幕出來露了個臉，「我試圖查明那條狗的下落——那喪夫喪子的女人是留著它還是殺了它，但沒能找到。」
我偷眼看了看哥哥姐姐。特里和阿康一臉迷惑，但安迪一臉煞白，像是驚恐，像是憤怒，又像兼而有之。他雙拳緊握放在膝上。克萊爾在無聲地啜泣。
下一張檔案卡。
「去年10月。颶風在北卡羅來納州威爾明頓附近席捲陸地，殺死17人。其中6人是教堂日託中心的孩子，第7個人被報失蹤。一週後，他的屍體在樹上被人發現。」
下一張。
「這件事發生在一個以前叫比屬剛果，現在叫扎伊爾的國家sup/sup，一個為窮人提供食品、醫藥並且傳教的傳教士家庭，一家五口全被謀殺。雖然文章沒有明說——《紐約時報》只揀了適合報道的來說——不過文章暗示兇手有吃人的嗜好。」
傳來一聲不滿的咕噥，從雷吉·凱爾頓那邊傳來的。雅各布斯聽到了，舉起手來做了一個善意的手勢。
「雖然我還有很多例證，但我不必細說了——火災、洪水、地震、暴動和暗殺。世界為之戰慄。閱讀這些故事給了我幾分慰藉，因為它們證明了遭受折磨的不止我一個；可是慰藉卻很微小，因為這些死亡——比如我妻兒的死——顯得如此殘酷和反覆無常。人們說基督肉身昇天了，但我們這些地上的可憐凡人卻只留下醜陋的殘軀爛肉，和一個永無止境的問題：為什麼？這是為什麼？到底為什麼？」
「我一生都在讀經，在母親的膝上，在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然後是神學院——我可以負責地告訴你，我的朋友們，《聖經》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直接回答過這個問題。最接近的就是《哥林多前書》的這段，聖保羅的話實際上就是說：‘沒什麼好問的，我的弟兄，反正你們也不會懂。’約伯親自問上帝的時候，得到的答覆更不客氣：‘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呢？’翻譯成我們年輕教民的話來說，就是‘滾蛋吧，老東西’。」
這次沒人笑了。
他端詳著我們，嘴角露出一絲笑意，教堂彩繪的玻璃窗在他臉上投射出藍色和紅色的菱形。
「在艱難困苦的時候，宗教應該是我們的安慰。《詩篇》宣稱上帝是我們的杖和我們的竿；當我們不得不穿過死蔭的幽谷時，他會與我們同在，幫我們渡過難關。另一則詩篇向我們保證說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和我們的力量，在俄克拉何馬教堂喪命的那些人肯定對此有異議……不過他們已經開不了口了。還有那個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他們溺水只是為了救家中的寵物——他們有沒有問上帝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怎麼回事？當水嗆進他們的肺部，死亡使他們的頭腦發昏變暗時，上帝是不是回答說‘再過幾分鐘就告訴你們’？」
「聖保羅講到的模糊不清的鏡子，說白了就是讓我們全部押在信仰上。如果信仰夠強大，我們就上天堂，等到了天堂就一切水落石出。彷彿人生就是一個笑話，天堂就是向我們最終抖包袱的地方。」
教堂裡傳出女性的柔聲啜泣，更多的是男性的憤懣不滿之聲。但是那一刻，沒人離席，也沒人因為雅各布斯牧師逐步走向瀆神而讓他下臺。他們還都在震驚過度中。
「當我研究那些無辜的人離奇而又痛苦的死亡，感到厭煩時，我查了查基督教的各個分支。我的天，老兄，數量之多讓我驚訝！真是個教條巨塔！天主教、新教聖公會、衛理公會、浸信會（包括基要派和溫和派的）、英國國教會、聖公會、路德會、長老會、唯一神教派、耶和華見證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貴格會、震顫派、希臘東正教、東方正教會，還有示羅——這可不能忘了——還能再數出50多個。」
「我們哈洛鎮家家共用電話線，我看宗教才是最大的共線電話。每週日早上打給天堂的電話肯定得佔線！你知道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什麼嗎？每個獻身於基督教義的教會，都認為自己是唯一具備上帝專屬熱線的那個。我的天，我還沒提其他教派的教徒，還有那些單純崇拜美國的人，就像十來年前德國人崇拜希特勒一樣狂熱。」
就在那時有人開始退場了。起初只是後面幾個，低著頭弓著背（好像被人打了屁股一樣），然後就越來越多。雅各布斯牧師彷彿渾然不覺。
「這些不同的教派和宗派中，有一些是和平的，但其中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往往是建立在鮮血和枯骨，以及那些傲慢的、不肯向他們的神低頭的人的慘叫之上。羅馬人拿基督徒去喂獅子；基督徒肢解他們認為是異端、巫師或巫婆的人；希特勒犧牲數百萬猶太人，向種族純潔性這種偽神明獻祭。數以百萬計的人被燒死、槍殺、吊死、上刑、下毒、電擊，以及被狗撕碎……全都是在神的名義下進行的。」
母親嗚咽出聲，但我沒有回頭看她。我扭不動脖子，整個人僵在原地。當然是因為恐懼，我那時只有九歲。但也有一種不成熟的狂喜，感覺終於有人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我。我心裡小部分的想法是希望他就此打住，但大部分的想法卻熱切希望他繼續講下去，後者得逞了。
「基督教導我們要轉過另一邊臉來讓人打，要愛我們的敵人。我們只是嘴上應付，但大多數人捱打的時候，想的都是雙倍奉還。基督‘趕出殿裡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但我們都知道那些投機倒把的人從未遠離；如果你曾經在教堂裡興致勃勃地玩過賓果遊戲，或者聽過廣播佈道者乞求捐款，那麼我說的話你就能懂。以賽亞預言這一天來臨的時候，我們會‘將刀打成犁頭’，可是在現在這個黑暗時代，人們只是把刀劍打成了原子彈和洲際彈道導彈。」
雷吉·凱爾頓站了起來。我哥哥安迪一臉煞白，他則是滿臉通紅。「你坐下來吧，牧師。你今天不大對勁兒。」
雅各布斯牧師沒有坐下來。
「我們的信仰又換來了什麼？幾百年來，我們把自己的鮮血或財富饋贈給這個或那個教會，我們換來了什麼？就是向我們保證一切過後天堂會等待我們，等我們到了天堂，最後的包袱就會解開，我們恍然大悟：‘哦，原來如此！我這才明白。’這就是最終的回報。從我們記事之初就反覆被灌輸：天堂，天堂，天堂！我們會看到自己失去的子女，親愛的母親會把我們抱在懷裡！這是那胡蘿蔔。抽打我們的大棒就是地獄，地獄，地獄！永世詛咒和折磨的陰曹地府。我們跟孩子們——就像我那死去的兒子那麼小——說，他們只要偷了一便士的糖果，或者把新鞋弄溼了卻不說實話，他們就會面臨永恆之火的危險。」
「這些死後的去處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沒有科學的支撐；都是些空頭保證，加上我們內心強烈希望相信：這一切是有道理的。當我站在皮博迪家的遺容準備室，低頭看著我兒子殘損的遺體——他想去迪士尼樂園遠勝過想上天堂啊——那時候我得到了一個啟示：宗教就是神學上的保險詐騙，你一年一年地交保險費，如此虔誠篤信——莫怪我一語雙關，等到了你需要領取福利的時候，你才發現，那個收了你錢的公司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就在這時，羅伊·伊斯特布魯克在匆匆離去的人群中站起身來。他是個鬍子拉碴的大塊頭，住在鎮子東邊一個荒廢的拖車公園，靠近弗裡波特的邊界。他通常聖誕節才來，但今天破例。
「牧師，」他說，「我聽說你那車子副駕的雜物箱裡有瓶烈酒。莫特·皮博迪說，他彎下腰來捯飭你老婆的時候，她聞起來就像個酒吧。這就是你要的理，道理就擺在這兒。是你了不敢接受上帝的旨意？隨你便，但別把其他人攪進來。」說完伊斯特布魯克邁著重重的步子離開。
他的話立刻封住了雅各布斯的嘴。他兀自站著，雙手死死抵著講道臺，臉色煞白，兩眼冒火，雙唇抿得太緊，連嘴都看不見了。
這時候爸爸站起來：「查爾斯，你得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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