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斯牧師被解僱了，原因是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那次上臺佈道。在網際網路上一下就能查到，因為我有個「記憶地標」：那是感恩節前的星期天。一週後他就從我們的生命中消失了，而且是獨自離去。帕齊和莫里——青少年團契的孩子們都管他叫「小跟班」莫里——那時已經不在了。那輛自動擋老爺車也不在了。
從初次見到太平湖到駭人的佈道之間的那三年，我印象出奇地清晰，不過下筆之前，我也以為自己記得甚少。畢竟說回來，有多少人能記得自己六歲到九歲之間發生的任何大事小情呢？寫作這件事既美妙又可怕，它可以開啟之前被蓋住的記憶深井。
我覺得我簡直可以把原先想寫的放在一邊，光是那些年和那個世界就足夠我寫滿一本書，而且是一本不小的書，那個世界跟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太不一樣了。我能記起我的母親穿著睡裙站在熨衣板前，在清晨的陽光下明豔不可方物。我能記起我那件鬆鬆垮垮的泳衣，不起眼的橄欖綠，還有在哈利家的池塘裡跟哥哥們一起游泳。我們老說那黏糊糊的池底全是牛糞，不過其實只是泥巴（很可能只是泥巴）。我能記起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在那所只有一間教室的西哈洛學校中度過，穿著冬裝坐在「識字角」，努力讓那傻兮兮的迪基·奧斯古德學會拼寫「長頸鹿」這個詞。我甚至還記得他說：「為、為、為什麼要我學、學、學寫我永遠不可能見到的東西？」
我能記起那一條條的土路像蜘蛛網一樣在我們的鎮上交錯縱橫，記得在嚴寒4月天的課間時分在操場上打彈珠，記得我躺在床上，禱告完畢等待入睡時，風在松林間發出的聲響。我能記起我的父親手持扳手從車庫走出來，那頂「莫頓燃油」帽子在前額上壓得很低，血從他滿是油汙的指關節滲出來。我能記起看肯·麥肯齊在《強力90秀》上介紹大力水手卜派，記得克萊爾和她的朋友下午在家的時候，霸佔我的電視去看《美國舞臺》，想看那些女生都穿什麼。我記得落日就像父親指關節上的血那麼紅，現在一想起就不寒而慄。
我能記起上千件往事，大多都是好事，但我坐在電腦前不是為了帶著浪漫的情懷緬懷過去的。選擇性記憶是老年人的主要缺點之一，我沒有這個時間。記得的也並不都是好事。我們住在鄉下，那時候鄉村條件是很苦的。我估計現在依然如此。
我的朋友阿爾·諾爾斯的左手卡進了他爸的土豆篩選器裡，他爸還沒來得及把那倔強又危險的東西關掉，他就已經沒了三根手指。我那天就在場，還記得傳送帶是怎麼變紅的，也記得阿爾叫得有多慘烈。
我爸（還有他那忠實又沒腦子的助手特里）把「公路火箭」修好了——天哪，引擎運轉起來發出的轟響真是帥呆了！他把車子交給杜安·羅比肖，車身剛剛刷好漆，還在一側飾上了醒目的數字19，要在羅克堡賽道上比賽。在第一輪正式賽的第一圈，這個白痴就翻了車，車子直接報廢。杜安下車毫髮無損。「那個傻帽兒油門踏板卡住了。」他邊說邊齜牙傻笑，我爸說，唯一的傻帽兒就是方向盤後面那個。
「吃教訓了吧，看你還敢不敢把貴重東西託付給姓羅比肖的。」媽媽說道，爸爸雙手插進褲兜，一直用力往裡揣，連內褲邊都露出來了，大概是為了確保拳頭別從褲兜裡出來，打到不該打的地方。
萊尼·麥金託什，郵遞員的兒子，彎下腰去看他擱進空菠蘿罐頭盒裡的櫻桃爆竹為什麼沒爆響，結果失去了一隻眼睛。
我哥哥康拉德失聲了。
所以說，不，過去的不都是好事。
雅各布斯牧師上講道臺的第一個星期六，到場的人數非常可觀，人數比那胖乎乎、白頭髮的善心老頭兒拉圖雷先生開教堂的所有年份加起來都多。拉圖雷先生雖然用心良苦，但佈道卻不知所云，一到母親節必定雙眼含淚，他管母親節叫母親禮拜天（這些細節都是我媽媽許多年後告訴我的——我壓根兒記不得拉圖雷先生了）。原定有20個信眾要來，結果這個數字輕輕鬆鬆增長了4倍，我還記得在《三一頌》中他們的聲音何其激昂：讚美上主，萬福之本，天下萬民，天上萬軍。聽得我直起雞皮疙瘩。雅各布斯太太在腳踏風琴上也絕無懈怠，她的一頭金髮用一條樸素的黑色緞帶束在後面，光線穿過教堂唯一一扇琉璃窗，打在她的秀髮上，閃耀出萬般色彩。
全家禮拜完了往家走，我們留到禮拜日才穿的好鞋子踢著地上的塵土，我剛好緊隨爸媽身後，聽到媽媽對新牧師表示讚許。她同時也如釋重負。「我還以為他這麼年輕，肯定會跟我們大講公民權利，廢止徵兵一類的東西，」她說道，「相反，他給我上了基於《聖經》的一堂好課。我猜大家會再來的，你說是不？」
「會再來幾次吧。」爸爸說。
她說：「噢，你個燃油大亨，還是個調侃大師。」然後嬌嗔地打他的胳膊。
事實證明，他們各對了一半兒。我們教會的出席率從未跌回到拉圖雷先生當時的水平——他那時到了冬季就不足12個人（在那透風教堂裡圍坐在柴爐子前取暖）——但人數還是緩緩下降到60，然後50，最後到了40多，就在那附近上下徘徊，就像6月天裡的晴雨表。沒有人把人數縮減歸咎於雅各布斯先生的講道，他的講道清楚、動聽，不脫離《聖經》（從來不提什麼原子彈或是自由大遊行一類讓人不安的事情）；只是大家慢慢遊離了而已。
「現如今上帝對大家來說沒那麼重要了，」在一次出席率尤其糟糕的禮拜後，媽媽這樣說道，「他們遲早會為此感到後悔。」
那三年裡，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也有了適度的復興。在拉圖雷時代，週四晚上很少有超過12個孩子的，而且其中還必有四個姓莫頓：克萊爾、安迪、阿康和特里。在拉圖雷時代，我年紀太小不得參加，就因為這個安迪有時候用拳頭揉我的腦袋，管我叫「幸運小鴨」。有一次我問特里那時候的團契是什麼樣子，他百無聊賴地聳聳肩，「我們唱唱歌，查查經，然後承諾絕不吸菸喝酒。然後他叫我們愛自己的母親，說什麼天主教徒都得下地獄，因為他們搞偶像崇拜，猶太人貪財。還說如果有朋友講黃色笑話，要想象耶穌就在旁邊聽著。」
不過在新人領導下，6歲到17歲小孩兒的出勤數暴漲到三十五六個，以至於需要為教堂地下室加購摺疊椅。這不是因為有雅各布斯牧師的機械耶穌橫跨太平湖；那股新鮮勁兒很快就消退了，連我也一樣。我覺得跟他掛在牆上的《聖地》也沒什麼關係。
主要是他的青春和激情。除了佈道還有遊戲和戶外活動，因為正如他頻繁指出的，耶穌的大多數傳道都在戶外進行，也是表明基督教不止於教堂之內。查經活動依然存在，不過我們是在玩搶座位遊戲中進行的，常常是有人摔倒地上時還在找《申命記》第14章第9節或《提摩太後書》第2章第12節，挺搞笑的。然後就是打棒球或壘球用的球壘，這是阿康和安迪以前幫他佈置的。在某些星期四里，男生打棒球，女生來為男生打氣；隔週的週四，女生打壘球，男生（暗暗希望有些女生會忘記晚上要打球結果穿了裙子）來為她們加油。
雅各布斯牧師對電的個人興趣總能在他週四晚的「青少年講座」中佔一席之地。我記得有天下午，他給我們家打電話，讓安迪週四晚上穿一件毛衣來。大家集合後，他把安迪叫到房間前面來，說他想給大家示範一下罪孽的負擔。「安迪，雖然我確信你算不得什麼罪人……」他補充說。
我哥哥緊張地微笑一下，沒說什麼。
「也不是要嚇唬你們這些孩子，」他說，「有些牧師信這套，但我不信。只是想讓你們瞭解一下。」（後來我才知道，大家都喜歡先說這種話，然後把你嚇得屁滾尿流。）
他吹大了幾個氣球，讓我們想象每個球大概20磅重。他托起第一個氣球，說：「這個是謊言。」他把氣球在襯衫上快速擦了幾下，然後把球抵在安迪的毛衣上，球居然就像上了膠水一樣粘在上面。
「這個是偷竊。」他又粘了一個氣球到安迪的毛衣上。
「這個是憤怒。」
我不太肯定，不過他好像往安迪那件家裡縫的馴鹿圖案的毛衣上一共粘了七個氣球，七宗罪一宗一個。
「加起來就超過100磅了，」他說，「這可是沉重的負擔啊！不過誰會帶走世人的罪？」
「耶穌！」我們異口同聲地說。
「沒錯。當你向他請求寬恕的時候，就會這樣。」他拿出一個大頭針，把氣球一個一個戳破，包括自己跑掉後來牧師重新粘回安迪身上那個。我們都覺得戳爆氣球的部分比被神聖化的靜電部分刺激多了。
他最了不起的電力示範是他的其中一項發明，他稱之為「雅各的梯子」。那是一個跟我裝玩具兵的軍用手提箱差不多大的金屬盒子。上面有兩根電線伸出來，就像電視天線一樣。等他插電（這項發明需要接電源而非用電池）然後開啟側邊的開關後，亮得讓人無法直視的長長的火花就會順著電線往上爬，到頂之後就消失。當他往裝置上撒過某種粉末後，一路往上爬的火花就會變成其他顏色，弄得女生們興奮得哇哇叫。
這還有某種宗教寓意的——至少在查爾斯·雅各布斯看來是這樣的——不過我要是還記得的話，那就見鬼了。可能是三位一體之類的？當雅各的梯子不在眼前，沒有彩色的火花往上爬，沒有電流嘶嘶聲像野貓亂叫的時候，這種外來的概念往往就像一場短暫的發燒一樣漸漸消逝。
但我非常清楚地記得他的一次微型演講。他對著椅背反坐，以便面對我們。他的妻子坐在他身後的鋼琴凳上，雙手疊起來端莊地放在膝上，微微低頭。可能她是在禱告，也可能她是覺得悶了。我知道很多聽眾都是悶了；到這會兒，大多數的哈洛衛理公會青少年已經對電及其伴隨的榮耀感到厭煩。
「孩子們，科學告訴我們，電流就是帶電原子微粒——電子的移動。電子移動，產生電流，電子流動越快，電壓就越高。這就是科學，科學是好的，但是科學卻是有限的。總有知識到不了的地方。到底什麼是電子？科學家們會說，就是帶電的原子。好吧，話是不錯，那什麼是原子呢？」
他向前靠在椅背上，他藍色的雙眼（看上去好像帶電）盯著我們看。
「沒人真正瞭解！這時候就需要宗教了。上帝有很多門戶通往無限，而電是其中一種。」
「他要是能搞張電椅，電死幾隻白老鼠就好了，」有天晚上祝禱之後，比利·帕克特抱怨說，「那一定很有趣。」
雖然他翻來覆去（而且越來越無聊）地講神聖的電壓，我們大多數人還是期待週四補習班。當雅各布斯牧師不談自己的喜好時，他會活靈活現地講一些從《聖經》中吸取的經驗教訓，有時還挺逗樂的。他會談我們面對的真實問題，從欺凌弱小，到考試前沒準備考場上想偷看的問題。我們愛玩遊戲，大多數的課還是愛聽的，還愛唱歌，因為雅各布斯太太彈得一手好鋼琴，讚美詩彈得很動聽。
她懂的還不只讚美詩。在一個讓人永生難忘的夜裡，她演奏了披頭士樂隊的三首歌，我們跟著一起唱了《從我到你》《他愛你》和《我想握住你的手》。媽媽說帕齊鋼琴彈得比拉圖雷先生要好70倍，當牧師的年輕太太請求用教會募款，從波特蘭請一位鋼琴調音師上門時，執事們一致通過。
「不過還是別唱披頭士的歌了。」凱爾頓先生說道。他是在哈洛衛理公會任職最久的執事。「孩子們從收音機上就能聽到那種東西。我們更希望你能堅持……呃……基督教的旋律。」
雅各布斯太太小聲同意，雙眼嫻靜地往下看。
還不止這些：查爾斯和帕齊對孩子們有股生理上的吸引。我之前提過克萊爾和她的朋友們對他很迷戀，沒過多久，大多數男生就都迷上了帕齊，因為帕齊很漂亮。她一頭金髮，膚如凝脂，嘴唇飽滿。她微微上揚的眼睛是綠色的，阿康說她有女巫的法力，因為每次她的眼睛朝他這邊看，他的兩腿就發軟。有著這樣的容貌，肯定會有人議論她是不是妝化得太濃，而不僅僅是禮貌性地塗個口紅而已，不過其實對於23歲的她來說，一抹口紅就已足夠。青春就是她化的妝。
她在禮拜天穿著非常得體的過膝或過小腿的裙子，即便那些年裡，女性的裙襬開始越爬越高。在週四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的晚上，她穿著非常得體的襯衫和休閒褲（媽媽說那牌子是「船和岸」）。不過會眾裡的媽媽們和祖母們依舊緊盯著她，因為那些非常得體的衣服依然能襯托出她的身材，足以讓我哥哥的朋友們不時翻翻眼睛，像被爐子燙到一樣上下甩手。她在女生之夜打壘球，我有一次無意中聽到安迪——那時候快14歲了——說看她跑壘本身就是一種宗教體驗。
她之所以能週四晚上彈鋼琴，也能參加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大多數活動，是因為她可以把他們家的小男孩兒帶上。莫里是個溫順聽話的孩子，人人都喜歡他。我如果記得不錯的話，連比利·帕克特——那個後來發展為無神論者的年輕人——都喜歡莫里，因為他從來不哭。即便是他摔倒擦傷膝蓋之後，他最多也只是抽抽鼻子，而且只要其中一個稍微年長的女生扶起他抱抱他，他立刻連抽鼻子都停下來。我們外出玩遊戲的時候，只要跟得上他就跟著男生們，如果跟不上，他就去跟著女生，女生們也會在《聖經》學習時照顧他，或是在唱歌時按照節拍來搖他——他由此得到暱稱「小跟班」莫里。
克萊爾尤其喜歡他，我清楚記得——我知道我肯定是多段回憶記串了——他們倆在放玩具的角落裡，莫里坐在他的小椅子上，克萊爾跪在他身邊，幫他填色或是幫他砌多米諾骨牌。「我結婚後要生四個像他一樣的孩子。」有一次克萊爾這麼跟媽媽說。我猜她那時候已經快17歲了，可以從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畢業了。
「祝你好運，」媽媽回答說，「無論如何，但願你的寶寶長得比莫里好看一點兒，克萊爾寶貝兒。」
這話有點兒不厚道，但也沒說錯。查爾斯·雅各布斯是個標緻的男人，帕特里夏·雅各布斯是個不折不扣的美女，但「小跟班」莫里卻長得像土豆泥一樣不起眼。長著一張圓臉，讓我想起查理·布朗。頭髮是一種無法描述的褐色。雖然他爸爸的眼睛是藍色的，他母親的眼睛是迷人的綠色，但莫里的眼睛卻是普普通通的棕色。不過女生們都超喜歡他，彷彿從他身上看到她們10年後要生的孩子，男生們則把他當作小弟弟。他是我們的吉祥物。他就是「小跟班」莫里。
2月裡一個星期四的晚上，我和我的四個哥哥姐姐從牧師宅邸回來，小臉都紅撲撲的，因為剛剛在教堂後面滑雪橇（雅各布斯牧師在滑道上設了電燈），一路高唱「我是亨利八世」。我記得安迪和阿康當時特別興高采烈，他們拿了家裡的平地雪橇，找來一個墊子讓莫里坐在最前，莫里英勇無畏地坐在雪橇上，看上去就像艦船船頭的雕像。
「看來你們還蠻喜歡這些活動的，是不？」爸爸問道。我感覺他的語調中略帶驚訝。
「對呀！」我說道，「我們玩了上千個查經遊戲，然後出去外面滑雪橇了！雅各布斯太太也去了，不過她老摔！」
我笑了，他也跟著笑了。「真棒，不過你學到了什麼東西嗎，傑米？」
「人的意志應該是神的意志的延伸，」我說道，照搬當晚的課上內容，「還有，如果你把電池正負極相連，就會短路。」
「沒錯，」他說，「所以接引線給汽車打火時一定要小心。不過我看不出這裡體現了什麼基督教義啊。」
「講的是如果事情搞砸了，就算出於好心也沒用。」
「噢。」他拿起最新一期《汽車與駕駛者》，封面上印著一輛酷酷的捷豹xk-e。「傑米，你懂的，俗話說，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用好心鋪成的。」他想了一會兒，然後補了一句，「而且有電燈照明。」
他自己笑了，我也跟著笑了，儘管我沒抓到笑點。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笑話。
安迪和阿康跟弗格森家兩兄弟諾姆和哈爾是好朋友。我們管他們叫「平原人士」或「遠方人」。弗格森一家住在波士頓，所以他們的友誼通常只限於暑假。他們家在眺望湖上有座別墅，離我們家只有一英里左右，這兩家兄弟四人是在另一個教會活動上認識的，叫「假期《聖經》學校」。
弗格森一家是山羊山度假村的會員，有時候阿康和安迪會坐他們家的旅行車一道去「俱樂部」游泳和吃午飯。他們說那兒的游泳池比哈利家的池塘大1000倍。特里和我都無所謂——我們覺得本地的游泳池就夠好了，而且我們也有自己的朋友——不過這讓克萊爾豔羨不已。她想知道「另一半兒的人過什麼樣的日子」。
「他們跟我們一樣過，親愛的，」媽媽說道，「要是有人說有錢人過的日子跟別人有什麼兩樣，那都是胡說。」
克萊爾當時正在用我們家那臺老式洗衣機洗衣服，她皺著臉嘟起嘴。「我才不信呢。」她說。
「安迪說在那個泳池游泳的姑娘們都穿比基尼。」我插嘴說。
媽媽哼了一聲：「她們乾脆穿胸罩褲衩下水好了。」
「我也想要比基尼。」克萊爾說。我猜這就是17歲小姑娘最在行的叛逆鬥嘴。
媽媽伸手指著她，肥皂水從她那剪得短短的指甲上滴下來。「女生的肚子就是這麼被搞大的，我的大小姐。」
克萊爾機智地回了一句嘴：「那你就不能讓阿康和安迪去了。他們可能會把女生的肚子搞大。」
「把嘴閉好，」媽媽邊說邊往我這邊看，「人小鬼大。」
說得好像我不懂什麼叫搞大肚子，就是性交嘛，然後再過九個月就得準備尿布和嬰兒車了。
雖然我姐姐一直在損人不利己地嚷嚷，但爸媽並沒有阻止阿康和安迪暑假裡每週去度假村一兩次。1965年2月那次假期，當弗格森一家邀請我兩個哥哥跟他們一起滑雪的時候，爸媽毫不猶豫就放他們去山羊山了。我們家傷痕累累的舊滑雪板跟弗格森家閃亮簇新的滑雪板並排綁在旅遊車的頂上。
等他們回來的時候，阿康的喉頭腫起一道鞭痕。「你是滑出了軌道結果撞上樹枝了嗎？」晚飯時，爸爸看到那道印痕問道。
阿康自詡滑雪健將，聽了就來氣。「怎麼可能，爸。我跟諾姆那會兒在比賽。肩並肩，比得那叫一個火熱，比地獄裡的廚房還熱——」
媽媽拿叉子指著他。
「不好意思，媽，反正就是很火熱。諾姆撞上一個小雪坡，差點兒要摔。他這麼胳膊一伸——」阿康伸手比畫，差點兒把他那杯牛奶撞翻，「結果他的滑雪杖打到了我脖子。那叫一個疼，真是見……呃，反正就是很痛，現在好多了。」
其實並沒有。第二天，他脖子上那道紅印子減淡，變成一道項鍊一樣的瘀青，不過他的嗓音開始變粗。到了晚上他只能小聲說話了。兩天之後，他完全啞了。
頸部拉伸過度導致喉部神經撕扯。這是雷諾醫生給出的診斷。他說他之前遇到過這種病例，再過一兩週康拉德的聲音就能恢復，到3月底，阿康就能活蹦亂跳了。沒什麼可擔心的，他說。他是沒什麼可擔心的，他的嗓子好好的。但我哥並不是這樣。4月臨近的時候，阿康還是得靠寫紙條和比畫手勢跟人交流。他堅持上學，儘管其他男生已經開始取笑他。當他開始通過在左手寫「是」、右手寫「否」來（勉強）參與課堂活動後，大家更愛笑話他了。他還有一堆卡片，上面用大寫字母寫了一些常用交流用語。大家最愛笑他的一條就是「我可以上廁所嗎」。
阿康似乎還能樂觀接受，他知道不這樣只會讓事情更糟。不過有天晚上，我走進他跟特里共用的房間，看到他躺在床上無聲地哭泣。我走到他跟前，問他怎麼了。我知道這個問題很白痴，但這種情況下，我好歹得說點兒什麼，而且我還能用說的方式，因為我的喉嚨沒被命運的滑雪杖擊中。
滾！他做口型說道。他那佈滿新生小疙瘩的額頭和臉頰一片通紅。他的眼睛腫了。滾，滾！然後，他的話嚇到我了：滾你媽的，渾蛋！
那年春天，媽媽的頭上出現了第一抹灰髮。有天下午，爸爸回到家來，顯得比往常更疲憊，媽媽跟他說他們得帶阿康去波特蘭看專家門診。「我們等得夠久了，」她說，「喬治·雷諾那老東西可以信口開河，但你我都清楚這是怎麼回事。那個混賬富家公子把我兒子的聲帶給撕裂了。」
爸爸重重坐在桌前。他們倆都沒注意到我還在家裡，正在衣帽間裡慢條斯理地給我的帆布鞋繫上鞋帶。「勞拉，我們沒這個錢啊。」他說。
「那你還有錢收購蓋茨瀑布的希蘭燃油！」她用一種刺耳的、幾近嘲諷的語氣說道，這是我之前從未聽過的。
他盯著桌子，不去看她，雖然桌上除了一張紅白格油布之外什麼都沒有。「就是因為這個我們才沒錢啊。我們現在是走在薄冰上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去年冬天是什麼鬼冬天。」
我們都知道，是暖冬。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全靠取暖燃油，你就會從感恩節到復活節天天盯著溫度計，指望那根紅色柱子一直保持在下面。
媽媽還在洗碗池前，雙手埋在肥皂泡裡。肥皂泡的下面，碗碟在咯咯作響，彷彿她不是要洗碗而是要把碗碟打碎。「你就非買不可嗎？」還是同樣的語氣。我討厭那種語氣，感覺她在挑釁一樣。「燃油大亨！」
「那筆買賣在阿康出事前就談好的。」他還是沒有抬頭。他的雙手再次深深插進口袋裡。「買賣是8月的事兒。我們當時一起看的《老農夫年鑑》，上面明明說是寒冷雪冬，自二戰結束後最冷的一個，我們才做的決定。你還用計算器算過這筆賬。」
泡沫下面的碗碟響動更加劇烈了。「那你貸款去啊！」
「不是不能貸款，不過勞拉……你聽我說。」他終於抬眼去看她，「我可能得靠貸款才能熬過夏天啊。」
「他可是你兒子！」
「我知道，廢什麼話！」爸爸咆哮了。把我嚇到了，肯定也嚇到了我媽，因為這次肥皂泡下面的碗碟不響了，直接碎了。她把手抬起來的時候，其中一隻在流血。
她舉起手衝著他——就像我那嗓子啞了的哥哥在課上舉手示意「是」或「否」一樣——說：「瞧你害得我——」她瞥見我坐在木柴堆上往廚房裡看。「走開！一邊玩兒去！」
「勞拉，別拿傑米來出——」
「滾！」她吼道。阿康就是這麼衝我吼的，如果他的嗓子還靈的話。「上帝最恨偷聽的人！」
她哭了起來。我跑出門，自己也哭了。我沿著衛理公會丘往下跑，跑過9號公路，完全沒看任何一個方向的車輛。我沒打算去牧師宅邸；我心煩意亂，都沒想到去找牧師。要不是帕特里夏·雅各布斯剛好在前院檢視花草，看看去年冬天種下的花兒要開了沒有，我可能會一直跑到我倒下為止。不過剛好她在外頭，還喊了我的名字。我內心有一部分想不管不顧繼續跑，不過——正如我前面所說——我是有禮貌的孩子，難過的時候也不能失了禮數。於是我停下腳步。
她來到我跟前，我還低著頭在喘氣。「怎麼了，傑米？」
我沒說話。她託著我的下巴，把我的頭抬起來。我看到莫里正坐在牧師宅邸前面門廊邊的草坪上，四周是他的玩具小卡車。他瞪大眼睛看著我。
「傑米？告訴我出什麼事兒了。」
爸媽教會我們做人要講禮貌，也教會我們家醜不可外揚。舊式美國佬的做派。不過她的善良讓我完全敞開心扉，一下子全說了出來：阿康的苦楚（我相信雖然爸媽非常憂心，但他們誰都無法真正理解），媽媽擔心他的聲帶撕裂，再也無法開口說話，她堅持要找專家看看，但爸爸說家裡沒錢。還有就是我被吼了。我沒跟帕齊說媽媽的聲音像換了個人似的，但只是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表述。
等我終於講完，她說：「到後面庫房來。你來跟查理說說。」
老爺車現在妥當地停進了車庫，屋後的庫房就成了雅各布斯的工作室。帕齊給我開門的時候，牧師正在鼓搗一臺沒有螢幕的電視機。
「等我把這寶貝組裝回去，」他邊說邊摟著我肩膀，從褲子後口袋裡掏出一塊手絹，「我就能收到邁阿密、芝加哥和洛杉磯的電視臺了。傑米，先擦擦眼睛，把鼻子也擤擤。」
我一邊擦臉一邊驚奇地看著那臺沒有眼睛的電視機。「你真能收到芝加哥和洛杉磯的電視臺？」
「哪能啊，我開玩笑的。我只是想加裝一個訊號放大器，好收到8號臺之外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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