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什麼？」

「他讓我去打橋牌。」她臉上的某種表情讓他的心怦怦亂跳，像一把杵錘劇烈地上下搗鼓著。「你拿到了？」他趕緊問。

她搖搖頭：「箱子是鎖著的。鑰匙在他手裡。」

他感到自己渾身在冒汗。他直盯著她，腦子裡竭力尋找著想說的話。

「你為什麼那樣盯著我？」她氣呼呼地嚷道，「他的箱子上了鎖，我也沒有辦法。」

「是的，你沒有辦法。」他現在明白了，她並不是真的想去拿那把左輪手槍。不能怪她。他不能指望她為他去偷東西。他對她提的要求過分了。但他只能指望何塞的那把左輪手槍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現在該怎麼辦呢？

她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你生我的氣了？」

他搖搖頭：「我為什麼要生氣？我本來就應該把我自己的那把左輪手槍放在口袋裡的。現在我只能靠你去拿到那把槍了。是我自己的錯。我對你說過了，我還不習慣隨身帶著槍。」

她笑了：「啊，你不用擔心；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那個人沒有帶槍。」

「什麼！你怎麼知道的？」

「我剛才回來的時候，他也上樓去，走在我的前面。他的衣服很緊很皺巴。如果他帶著左輪手槍，我就能在他的衣袋裡看到槍的形狀了。」

「你確定嗎？」

「當然。不然我不會告訴你……」

「但是，一把很小的手槍……」他不再說下去。一把口徑九毫米的自動手槍不是一把小手槍。它的重量有兩磅，體積也很大。如果能放在客艙裡，誰也不會把它放在口袋裡隨身攜帶。如果……」

她一直看著他的臉：「怎麼了？」

「他把槍留在客艙裡了。」他慢慢地說。

她盯著他的眼睛：「我可以讓他長時間不回他的客艙。」

「怎麼做？」

「何塞能做到。」

「何塞？」

「冷靜。我不會對何塞說起你的任何事情。今天晚上我讓何塞與他一起玩牌。」

「巴納特喜歡玩牌。他是個賭徒。何塞會請他玩嗎？」

「我要告訴何塞，我看見這傢伙開啟了錢包，裡面有很多錢。何塞會請那傢伙玩牌的。你不瞭解何塞這個人。」

「你確定你能做到嗎？」

她捏了捏他的胳膊：「當然能。我不想讓你憂心。如果你拿了他的槍，那你就沒什麼好怕的了，呃？」

「是的，那我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他說——說出這話，幾乎讓自己都吃了一驚。這事看起來似乎如此簡單。為什麼他之前就沒有想到呢？啊，他原來並不知道那傢伙沒有隨身帶槍。把那人的槍拿走，他就無法開槍了。這是合乎邏輯的。如果他無法開槍，那就沒什麼好怕的了。這也是合乎邏輯的。好的策略在本質上都是簡單的。

他轉頭看著她：「你什麼時候能辦成這件事？」

「今晚是最好的時機。何塞不太喜歡在下午玩牌。」

「今晚最早什麼時候？」

「你可要有點耐心。吃完晚飯過一段時間。」她遲疑了一下，「今天下午最好別讓人看見我們在一起。你不想讓那個傢伙懷疑我們是朋友吧。」

「今天下午我要和庫維特利、馬蒂斯夫婦一起打橋牌。我怎麼才能知道你辦妥了呢？」

「我會想辦法讓你知道的。」她斜靠在他身上，「你確定你沒有生我的氣？我沒有拿到何塞的左輪手槍。」

「當然沒有。」

「周圍沒有人。吻我。」

「銀行！」馬蒂斯說，「除了放高利貸，還能幹什麼？銀行家就是放債人，高利貸者。因為他們借出的是別人的錢，或者是不存在的錢，因此他們得到了一個好聽的名字。但他們依然是高利貸者。曾幾何時，放高利貸還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令人憎惡的行為，放貸者就是一個罪犯，是要坐牢的。今天，高利貸者卻成了這個世界的神，而貧窮則成了唯一不可饒恕的罪惡。」

「天下有那麼多窮人。」庫維特利先生深刻地說，「太可怕了！」

馬蒂斯不耐煩地聳聳肩：「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前，還會有更多的窮人。你大可放心。當兵將成為一件好事。至少士兵能得到食物。」

「他總是，」馬蒂斯夫人說，「胡說八道。總是，總是。等我們回到法國，情況就會不一樣了。他的朋友們不會這麼有禮貌地聽他說話了。銀行！他對銀行業瞭解多少？」

「哈！這正是銀行家喜歡的。銀行業是個謎！普通人很難理解。」他充滿譏諷地大笑起來。

「如果你把二加二算成了五，那你身上一定有很多的謎。」他咄咄逼人地轉向格雷厄姆，「國際銀行家才是真正的戰爭罪犯。別人在殺人，而他們安安靜靜地坐在辦公室，不慌不忙賺大錢。」

「我想，」格雷厄姆說——他覺得自己應該說幾句了，「我唯一認識的國際銀行家是一位很受事務困擾的、得了十二指腸潰瘍的人。他一點也不能冷靜。相反，他總是痛苦地抱怨這抱怨那。」

「正是這樣。」馬蒂斯得意地說，「這就是制度！我可以告訴你……」

他繼續對他們說著什麼。格雷厄姆拿起了他的第四杯蘇打威士忌。這個下午的大部分時間裡，他與馬蒂斯和庫維特利一起打橋牌，現在他有點厭煩他們了。在這段時間裡，他只看到喬塞特一次。她在牌桌旁站住，向他點點頭。他把她的點頭理解為：何塞聽到巴納特口袋裡有錢就很興奮，今天晚上去巴納特的客艙一定會很安全的。

這個計劃時而讓他高興，時而又讓他害怕。一時看來這似乎是一個萬無一失的計劃。他走進巴納特的客艙，拿好手槍，回到自己的客艙，把手槍從舷窗扔到大海里，於是就卸掉了肩上那副沉重的擔子，輕輕鬆鬆回到酒吧。然而，在接下來的一刻，疑慮又悄悄潛入他的心頭。太簡單了。巴納特也許是個瘋子，但他絕不是傻瓜。像巴納特那樣靠這種手段謀生、還能活得自由自在的人，是不會那麼容易上當的。假設他猜出了他的受害者腦子裡的想法，牌玩到一半他突然走開，去他的客艙！假設他賄賂了服務員，讓服務員來監視他的艙房，說客艙裡有貴重物品！假設……那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嗎？他只好被動等死，坐等巴納特選擇時機來殺他嗎？哈基上校說過，一個被盯上梢的人只好想辦法保護自己，但是他用什麼來保護自己呢？巴納特這樣的敵人來了，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是的，就是進攻！任何方法都比坐等強。這個計劃很可能會成功。真正能成功的計劃就是簡單的進攻。像巴納特這樣自負的人是不會想到有兩個人在與他玩偷槍的遊戲，也不會想到那孤苦無助的兔子會反咬一口。他很快就會發現自己錯了。

喬塞特和何塞走了進來，後面跟著巴納特。何塞顯得笑容可掬。

「……只需要，」馬蒂斯正總結道，「說一個詞——布里埃！說了這個詞，你就等於說了全部。」

格雷厄姆把杯子裡的酒一飲而盡：「說得對。你們想再來一杯嗎？」

馬蒂斯夫婦看上去好像吃了一驚，斷然拒絕了。但庫維特利先生高興地點點頭。

「謝謝你，格雷厄姆先生。我想再來一杯。」

馬蒂斯皺著眉頭，站了起來：「我們該準備吃晚飯了。失陪了。」

馬蒂斯夫婦走了。庫維特利先生把椅子挪過來一些。

「他們走得太突然了。」格雷厄姆說，「他們怎麼了？」

「我想，」庫維特利先生小心地說，「他們以為你在拿他們開玩笑。」

「他們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庫維特利先生往邊上看了看：「在五分鐘之內你說了三次請他們喝酒。你請了一次。他們說不。你又請了一次。他們又說不。你第三次又請。他們不懂英國人的熱情好客。」

「我明白了。我想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必須向他們道歉。」

「哪兒的話！」庫維特利先生一時激動起來，「用不著為熱情好客道歉。但是，」他遲疑了一下，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差不多該吃晚飯了。你這麼客氣地請我喝酒，這杯酒能留到以後再請我喝嗎？」

「當然可以。」

「失陪了。」

「請便。」

庫維特利走了，格雷厄姆站起身來。是的，他肚子空空的，剛剛多喝了一杯。他來到甲板上。

天上星光燦爛，飄著煙霧般的薄雲。遠處是義大利海岸的燈光。他站了一會兒，刺骨寒風打痛了他的臉。再過一兩分鐘，晚餐的鑼聲就會響起。他害怕這即將到來的晚餐，就像病人害怕手拿探頭的外科醫生。他只好像吃午飯時那樣坐在那裡，聽哈勒的獨白，聽貝羅納裡母子痛苦地竊竊私語，把食物硬塞進嘴裡，吞到不情願的胃裡，同時要時刻清醒地注意對面的那個傢伙——時刻不能忘記他為什麼坐在那裡，他是來幹什麼的。

他轉過身，靠到一根支柱上。他背對著甲板，不由得不停地回過頭去看看身後，以確定現在是否只有他一個人在這裡。身後甲板上沒有人，他覺得更放鬆了。

透過酒吧的一扇舷窗，他看見巴納特與喬塞特和何塞在一起。他們坐在那裡，活像荷加斯畫裡的人物：何塞緊抿著嘴，全神貫注；喬塞特微笑著；巴納特嘴唇微微噘著，好像在說著什麼。裡面滿是香菸的煙霧，顯得灰濛濛的，沒有遮光罩的燈發出刺眼的光，把他們的臉照得平淡無奇。他們周圍髒兮兮的，就像從酒吧裡拍的一張閃光燈照片裡看到的情景一樣。

一個人在甲板的盡頭轉過彎，向他走來。等那人走到光亮處，格雷厄姆認出是哈勒。老人停住了腳步。

「晚上好，格雷厄姆先生。看來你真的很喜歡海上的空氣。而我呢，你也看到了，圍上一條圍巾、穿上一件外套才敢出來。」

「裡面太悶了。」

「是的。今天下午我看見你很起勁地打橋牌來著。」

「你不喜歡橋牌？」

「人的興趣是會變的。」他盯著遠處的燈光。「從船上看陸地，從陸地上看船，這兩樣東西我以前都喜歡看。現在都不喜歡了。一個男人到了我這個年紀，我想，他就會下意識地痛恨除了呼吸肌運動以外的所有運動，而沒有呼吸肌的運動，他就不能活。運動就是變化，對老人來說，變化意味著死亡。」

「那不朽的靈魂呢？」

哈勒用力嗅了嗅：「即使是我們通常認為不朽的東西，遲早也會死的。總有一天，提香的最後一幅畫，貝多芬最後的四重奏，都將不復存在。如果儲存得當，畫布和記錄下的音符可能會留存下來，但作品本身會在能理解它們的最後一隻眼睛和最後一隻耳朵消亡時死去。至於不滅的靈魂，那是永恆的真理，永恆的真理會隨著追隨它的人的死去而死去。托勒密體系的永恆真理對於中世紀的神學家是必不可少的，就像開普勒的永恆真理對於宗教改革派的神學家是必不可少的，達爾文的永恆真理對於19世紀的唯物主義者是必不可少的。人們口中的永恆真理就是驅鬼的禱告——那些鬼魂，就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斯賓格勒所說的‘黑暗的神’傷害的原始人的鬼魂。」這時，酒吧的門開了。哈勒突然將頭轉向了門口。

喬塞特站在門口，心神不定地看看格雷厄姆，又看看哈勒。這時，晚餐的鑼敲響了。

「對不起，」哈勒說，「在晚餐前我得去看看我的妻子。她還是不太舒服。」

「當然應該去看。」格雷厄姆急忙說。

哈勒走了。喬塞特走到格雷厄姆跟前。

「那個老頭，他想幹什麼？」她低聲問。

「他在談論生死。」

「哎！我不喜歡他。看見他我要發抖。我不能在這裡多待，我過來只想對你說一句話，一切正常。」

「他們什麼時候玩牌？」

「吃過晚飯之後。」她捏了捏他的胳膊，「他太可怕了。我不會為任何人做這件事的，除了為你，親愛的。」

「你知道我很感激你，喬塞特。我會補償你的。」

「啊，傻瓜！」她深情地對他笑笑，「你不要老這麼嚴肅。」

他遲疑了一下：「你確定能讓他一直玩牌嗎？」

「你不用擔心。我會讓他玩下去的。等你去了他的客艙，回到酒吧的時候，我就知道你已經做完了。就這麼約定，親愛的？」

「好，就這麼約定。」

九點多了。在過去的半個小時裡，格雷厄姆一直坐在酒吧門口附近，假裝在看書。

現在，他的目光第一百次落到他對面的酒吧的那個角落，巴納特正與喬塞特和何塞說著話。格雷厄姆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何塞手裡拿著一副紙牌。他笑著聽巴納特說話。接著，他們在牌桌旁坐下。喬塞特從裡面往外看。

格雷厄姆等了一會兒。然後，看他們開始切牌了，他慢慢地站起來，往樓梯走去。

他在樓梯轉彎的平臺上站了一會兒，為自己鼓鼓氣。那個時刻就要來臨，他感覺好多了。兩分鐘——最多三分鐘——事情就會結束。他馬上就能拿到槍，馬上就會安全了。他只需保持冷靜就行了。

他走下樓梯。九號客艙在走廊的中段位置，過了他自己的客艙再往前走就是。他走到那兩個立著的大手掌時，周圍沒有一個人。他繼續往前走。

他知道，要絕對做到神不知鬼不覺是不可能的。他必須徑直走到九號客艙，開啟門，毫不遲疑地走進去。如果發生最壞的情況，如果被服務員或別的什麼人看見，他可以對他們說，他以為九號是一間空艙，他只是出於好奇，想看看其他的客艙是什麼樣子的。

沒有人出現。他走到九號客艙門口，停了一秒鐘，然後就輕輕推開門，走了進去。他很快關上門，掛上門閂。如果服務員有事想進來，他一定會以為巴納特在裡面，因為門被鎖上了。

格雷厄姆向四周看了看。舷窗關上了，裡面瀰漫著玫瑰油的氣味。這間客艙有兩張鋪位，看起來沒有什麼別的東西，讓人覺得奇怪。除了香水氣味，只有兩樣東西表明這客艙有人住：門後掛著一件帶軟帽的灰色雨衣，下鋪底下有一隻破舊的手提箱。

他的兩隻手在雨衣上摸了一下。雨衣口袋裡什麼也沒有。他於是把注意力轉向了手提箱。

手提箱沒有上鎖。他把手提箱拉出來，開啟蓋子。

裡面塞滿了髒兮兮的襯衫和內衣。另外，還有幾塊顏色鮮豔的絲綢手帕，一雙沒有鞋帶的黑色鞋子，一瓶香水和一小罐藥膏。沒有手槍。

他合上箱子，把它推回到鋪位底下。開啟了洗滌櫃和衣櫥合在一起的那個櫃子。衣櫃部分只有一雙髒襪子。放著刷牙杯的那個架子上還放著一塊灰色毛巾、一把安全剃刀、一塊肥皂和一瓶帶磨砂玻璃塞的香水。

他開始擔心起來。他一直確信手槍就在客艙裡。如果喬塞特的話是真的，那手槍一定藏在這裡的某個地方。

他尋找著其他可能藏槍的地方。他掀開床墊，兩隻手在床墊底下的彈簧上摸來摸去。

什麼都沒有。在洗滌櫃底下有一個垃圾櫃，這裡也沒什麼槍。他看了一眼手錶，他已經待了四分鐘了。他絕望地看著四周。一定在這客艙裡。可是他到處都找過了。慌亂之中，他重新開啟了箱子。

兩分鐘後，他慢慢挺直了後背。他現在知道手槍不在客艙，簡單的計劃就是太簡單，結果一無所獲。他無助地站了一兩秒鐘，想把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只得離開客艙的時刻延後。這時，走廊裡傳來腳步聲，他心裡一震，不得不立刻採取行動。

腳步聲停了下來。接著傳來了水桶放到地上的哐當聲。過了一會兒，腳步聲漸漸遠去。他輕輕地開啟插銷，推開艙門。走廊裡空無一人。一秒鐘後，他就往回走了。

走到樓梯腳下，他才開始思考。他遲疑了一下。他對喬塞特說過，他要回酒吧去的。但這意味著也要見到巴納特。他必須先鎮定一下自己的神經。他轉身走到他自己的客艙門口。

他開啟艙門，剛邁進一隻腳，就一下子僵在那裡了。

一個人蹺著二郎腿坐在他的鋪位上，膝蓋上還放著一本書。此人是哈勒。

哈勒戴著一副牛角框的老花鏡。他用一隻手故意慢吞吞地摘下眼鏡，抬起頭來。「我一直在等你，格雷厄姆先生。」哈勒高興地說。

格雷厄姆終於能說話了。「我沒有……」他說。

哈勒的另一隻手從書底下抽出來。這隻手握著一把很大的自動手槍。

哈勒把槍舉得高高的。「我想，」他說，「你一直在尋找的，就是這個東西，對不對？」

荷加斯（willamhogarth，1697—1764）：英國著名畫家，版畫家，歐洲連環畫先驅，被稱為「英國繪畫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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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天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