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少考慮自己死的問題——只有在審查保險條款的時候，他才會想到死。在那樣鮮有的考慮死的時候，他一再想象自己會無疾而終，最後一定會死在床上。當然，人生無常，意外難免，但他開車小心謹慎，在街上走路富於想象，還是個身強力壯的游泳健將，既不騎馬也不爬山，沒有頭暈的毛病，不獵殺大型動物，也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火車就要開過來，卻勇敢地跳入鐵軌。總而言之，他覺得自己的想象不無道理。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世界上竟然有人一心希望他死。如果他有這樣的想法，他可能早就去看神經科專家了。有人不僅希望他死，還要蓄意謀殺他，這個想法讓他大為震驚，就好像他看到一個無可辯駁的證明題asup2/sup=bsup2/sup+csup2/sup不再成立，或者發現他妻子有了一個情人。

他是一個總是想著別人好的人，而現在他腦子裡不由自主地產生的第一個想法是，他一定做了一件特別惡毒的事，才讓人一心一意要謀殺他。他在做的這份工作不應該成為人家要謀殺他的理由。他不是個危險人物。另外，他有一個妻子要靠他養活。有人想要殺他，這不可能。一定是出了什麼大的錯誤。

他聽到自己在說：「是的。我明白了。」

當然，他並不明白。太荒謬了。他看見哈基上校正盯著他，那張小嘴上掛著一絲冷冷的微笑。

「感到震驚了，格雷厄姆先生？你不喜歡這種情況，對嗎？非常令人不快。戰爭就是戰爭。這與躲在戰壕裡計程車兵不一樣。敵人並不會因為你是格雷厄姆就要殺你。殺你旁邊的那個人也可以。戰爭是無關個人的。當你成了敵人的目標時，保持勇氣是很不容易的。我明白，相信我。但與士兵相比，你有不少優勢。你只需防衛自己。你無須暴露自己，無須發起進攻。你沒有壕溝或堡壘可以憑藉。你可以逃跑，無須擔心成為懦夫。你必須安全抵達倫敦。但是，從伊斯坦布林到倫敦，路途遙遙。你必須像士兵一樣，要準備迎接敵人出其不意的進攻。你必須瞭解你的敵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明白。」

現在，他頭腦冷靜如冰，但好像失去了對身體的控制。他知道自己必須擺出一副很理智地認清了當前形勢的樣子，但他的嘴巴里不斷分泌口水，所以他只得不停地吞嚥，同時，他的雙手和雙腿在禁不住地發抖。他提醒自己，他這樣子活像個小學生。一個男子向他開了三槍。那人是小偷，還是殺人兇手？區分他的身份有意義嗎？他開了三槍，僅此而已。但不管怎樣，弄清他是什麼人，還是事關重大……

「接下來，」哈基上校說，「讓我們先分析一下剛剛發生的事情。」很顯然，他正說得興起，「據科佩金先生說，你沒有看清向你開槍的那個人。」

「沒有。房間太黑了。」

科佩金說：「槍手留下了彈殼。那是一把自動裝彈手槍，是九毫米口徑的子彈。」

「這個沒有多大用。對槍手你什麼也沒看清，格雷厄姆先生？」

「沒有。發生得太突然了。我還沒回過神，他已經跑了。」

「槍手可能在房間裡等了你一段時間了。你沒感覺房間裡有香水味嗎？」

「我只聞到火藥味。」

「你幾點到的伊斯坦布林？」

「下午六點左右。」

「但是你今天凌晨三點才回到旅館。請告訴我這段時間你去哪裡了。」

「好的。我和科佩金在一起。他到車站接了我，我們一起坐計程車去了阿德勒宮酒店，我把手提箱放到房間，洗了一把臉。然後我們喝了酒，吃了飯。我們在哪兒喝的酒，科佩金？」

「在朗卡酒吧。」

「對，朗卡酒吧。我們去佩拉宮吃了飯。快到十一點的時候，我們離開佩拉宮，去了騎師夜總會。」

「騎師夜總會？！真沒想到你們會去騎師夜總會！你們在夜總會幹了什麼？」

「我們與一個叫瑪麗亞的阿拉伯女孩跳了舞，看了歌舞表演。」

「我們？你們兩個人都與這個女孩跳了舞？」

「我很累，不想跳太久。後來，我們與夜總會的一個叫喬塞特的歌舞演員一起喝了一杯酒，是在她的化妝間裡喝的。」格雷厄姆覺得，這一切聽起來更像是在離婚案中私人偵探發現的證據。

「這個喬塞特很不錯吧？」

「美麗動人。」

上校大笑起來——就像醫生讓病人的精神振作了起來。

「這美女是金髮還是黑髮？」

「金髮。」

「啊！我也得去騎師夜總會。我錯過了這個機會。然後呢？」

「科佩金和我離開了夜總會，他陪我一起走回阿德勒宮酒店，到了旅店科佩金就走了，回他的公寓了。」

上校一臉驚訝，詼諧地說：「你們就這樣，」邊說邊打了個響指，「就這樣拋下了美女？沒有來點——小遊戲？」

「沒有。沒有小遊戲。」

「對啊，你告訴過我你累了。」他突然將坐在椅子上的身子轉過去，看著科佩金，「這兩個女人——這個阿拉伯人和這個喬塞特——你對她們的情況掌握多少？」

科佩金摸摸下巴：「我認識騎師夜總會的老闆謝爾蓋。不久前經他介紹認識了喬塞特。我想她是個匈牙利人。我沒聽說她有什麼緋聞。那個阿拉伯姑娘來自亞歷山大的一個望族。」

「很好。我們以後再說她們的事。」他把身體轉向格雷厄姆，「好了，格雷厄姆先生，我們來分析一下，從你剛才的話裡，我們能得到哪些有關敵人的情報。你說你累了？」

「是的。」

「可是你一直睜著眼睛，對嗎？」

「我想是的。」

「但願如此。你是不是意識到自己從離開加里波利的那一刻起就被人跟蹤了？」

「我沒有意識到。」

「情況必定如此。他們知道你住哪家旅館，住哪個房間。他們在靜等你回來。你到伊斯坦布林之後的一舉一動，盡在他們掌握中。」

他突然站起身來，走到房間角落的一個檔案櫃前，從櫃子裡取出一個黃色的馬尼拉資料夾。他走回桌前，把資料夾擺到格雷厄姆的面前。「在那個資料夾裡，格雷厄姆先生，你會看到十五個人的照片。有些照片很清晰，但大多數非常模糊，面目難認。你必須盡你所能進行辨認。我想請你回想一下昨天你在加里波利登上火車時的情景，回想一下從那個時候到今天凌晨三點你看到的每一張臉，即使是你無意中看到的臉，也不要放過。然後我想讓你看看那些照片，看你是否能辨認出其中的任何一張臉。科佩金先生待會兒看，我想請你先看。」

格雷厄姆開啟了資料夾。資料夾裡有好多張薄薄的白色卡片。每一個卡片的大小與資料夾相當，上半部分貼著一張照片。照片的大小都是一樣的，顯然是從大小不一的原始照片上覆制下來的。其中有一張照片是從站在樹前的幾個男人的集體照中截下來放大的。每一張照片下面都有一兩段用打字機打出的土耳其文字，大概是這個人的情況說明。

上校說得沒錯，大部分照片都是模糊不清的。其中的一兩張面孔不過是灰色的斑點而已，濃黑的部分就算是眼睛和嘴巴了。那幾張清晰的照片看起來就像囚犯照片，照片裡的男人臉色陰沉，兩眼緊瞪。有一個黑人，頭戴塔布什帽，嘴巴張得很大，好像對著鏡頭右邊的那個人在大喊大叫。格雷厄姆一張一張慢慢地翻看著卡片，心裡毫無著落。即使他這輩子見過這些人，到現在也不可能認出他們來。

突然，他的心猛烈地跳起來。在他眼前的這張照片裡，陽光十分強烈，一個頭戴硬草帽的男人似乎站在一家商店的前面，正回頭看著照相機。他的右臂和腰部以下的身體都在畫面之外，進入畫面的部分也不甚清晰，再說這照片看上去好像至少十年以前拍攝的，但是臉部還是看得真切的，臉色蒼白，五官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嘴巴顯出飽經風霜的樣子，一雙小小的眼睛深陷在眼窩裡。這就是穿著皺巴巴的西裝的那個男人。

「嗯，格雷厄姆先生！」

「這個人那天也在騎師夜總會。與我跳舞的那個阿拉伯女孩提醒我注意他。她說他是緊跟著我和科佩金進來的，進來之後一直緊盯著我。她警告我要提防他。她覺得他說不定會從背後捅我一刀，搶走我的錢包。」

「她認識他嗎？」

「不認識。但她說她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什麼人。」

哈基上校拿起卡片，身體斜靠到椅背上：「這女孩太聰明了。你見過這個人嗎，科佩金先生？」

科佩金看了看，搖搖頭。

「很好。」哈基上校把卡片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兩位先生，你們不必費事再看其他照片了。該明白的我都明白了。這十五個人當中，只有這個令我們感興趣。我將這個人的照片與其他照片放在一起，是為了確保這個人的確是你清清楚楚辨認出來的。」

「這個人是誰？」

「他是個羅馬尼亞人。他的名字應該叫皮特·巴納特，但因為巴納特是羅馬尼亞一個省的名字，所以我認為這不可能是他的姓。我們的確對他所知甚少，但是我們掌握的這些已經足夠了。他是個職業殺手。十年前，在賈西，他因為幫助別人將一個男人踢死而被判入獄兩年。出獄後不久，就加入了科德萊亞努的鐵甲衛隊。1933年，他被指控在布科瓦刺殺了一名警官。那是一個週日的下午，他走進那位警官的私宅，開槍打死了警官，打傷了警官的妻子，然後不慌不忙地走出去。他膽大心細，知道自己不會有事。審判成了一場鬧劇。法庭上坐滿了拿著手槍的鐵甲衛隊成員，他們威脅說，如果巴納特被判有罪，他們就射殺法官，射殺與審判有關的所有人。他當庭被判無罪。那個時候，在羅馬尼亞，很多審判都是這個樣子的。巴納特後來與羅馬尼亞發生的另外至少四起謀殺案相關。後來鐵甲衛隊被禁，他逃出羅馬尼亞，從此不再回去。他在法國待了一段時間，後來法國警方將他驅逐出境。於是他去了貝爾格萊德。他在那裡也惹了麻煩，接著又到了東歐。

「有些人天生就是殺手，巴納特就是這樣的人。他喜歡賭博，手頭總是缺錢。據說，有一陣子，他殺一個人的開價低到了五千法郎。

「所有這些，你都不會感興趣，格雷厄姆先生。問題的關鍵是，巴納特就在伊斯坦布林。我可以明確告訴你，我們定期收到關於一個叫莫勒的人在索菲亞活動的情報。大約一星期之前，我們得到情報，說莫勒與巴納特取得了聯絡，巴納特不久離開了索菲亞。我得向你承認，格雷厄姆先生，我覺得這份情報無足輕重。實話告訴你，眼下讓我感興趣的是這個特工別的方面的活動。剛才科佩金先生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才想起了巴納特，我想他是否來伊斯坦布林了。我們現在明確知道他就在此地。我們還知道，就在針對你的這場謀殺安排被打亂之後，莫勒見了巴納特。我想，有一點毫無疑問，在阿德勒宮酒店房間等候你的，就是這位巴納特。」

格雷厄姆竭力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樣子：「他看起來不像一個殺手。」

「那是因為，」哈基上校睿智地說，「你沒有經驗，格雷厄姆先生。真正的殺手不只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棍。他可能還很善解人意。你學過變態心理學嗎？」

「沒有。」

「很有意思。除了偵探小說，我最喜歡看卡拉夫特-艾賓和斯特克爾的書。我對巴納特這樣的人有自己的理論。我相信他們是變態者，他們對天父抱有成見，認為天父不是一個充滿男子氣概的上帝，」他邊說邊舉起一隻手指，想引起格雷厄姆的警覺，「而是與他們自己一樣無能無為。他們殺人的時候，其實也殺死了他們自己的弱點。我想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我覺得你說得太有意思了。可是你難道不能把這個人抓起來嗎？」

哈基上校把一隻閃閃發亮的靴子擱到了椅子扶手上，噘起嘴唇：「這裡面有一個棘手的問題，格雷厄姆先生。首先，我們得找到他。他肯定會用假護照和假名旅行。我當然可以將有關他的資訊通報給各邊防哨所，如果他一旦離開土耳其，我們就可以馬上知道。至於逮捕他……格雷厄姆先生，你知道，所謂的民主政體，對於身居我這樣的位置的人來說，是有嚴重缺陷的。不履行那些可笑的法律程式是不可能隨意逮捕和拘留人的。」他舉起雙手——一個愛國者哀嘆起自己的國家竟然如此墮落，「我們以什麼罪名逮捕他？我們手裡沒有對他不利的證據。當然，我們可以先巧立一個罪名，大不了之後再道歉，但這又有什麼用？沒用！很遺憾，我們對巴納特無能為力。但我認為這無關緊要。我們現在必須考慮的是接下來該怎麼辦。我們必須考慮如何能讓你安全回到家。」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訂了十一點的那班火車的一個臥鋪。我不明白為什麼我不能坐那班火車走。我想我越早離開這裡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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