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忠誠的共青團員，又懷著真誠的心入了黨。現在我想說，黨對我再也沒有任何權威了……」
「……時代把我引入歧途，我曾相信偉大的十月革命。但是在我讀了索爾仁尼琴之後，才明白‘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很血腥的。這是個騙局……」
「……是恐懼促使我入黨……列寧的布林什維克槍殺了我爺爺，斯大林的共產黨員在莫爾多瓦的集中營毀滅了我的父母……」
「我以自己的名義和我死去的丈夫的名義，宣佈退出共產黨……」
這是必須要熬過去的經歷，恐怖得令人窒息……人們在區黨委排隊，就像在商店排隊一樣。他們是排隊交還黨證的。一個普通的女人朝我走來。她是個擠奶女工。她哭了：「我該怎麼辦？該做什麼？報紙上都說黨證得扔掉。」她辯解說她有三個孩子，她為他們擔心。有人散佈流言說要審判共產黨員，把共產黨員流放出去。說是在西伯利亞已經修復了勞改營的木板房，手銬都運到了警察局……還有人說看見從卡車上卸下的手銬，都是油布蓋著的。真是驚心動魄的現實！但是我也記得一些真正的共產黨員，忠誠的理想主義者。有一個青年教師，他是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前不久被接受入黨的，但是黨證還沒發給他，他就請求說：「你們馬上就會被查封了。請趕快給我簽發黨證吧，不然我就永遠都得不到了。」這個時候人的個性顯示得特別鮮明。有個老兵，全身掛滿戰鬥勳章，胸前就像是一面聖像牆壁！他把戰爭前線發給他的黨證退回來，說：「我不想留在叛徒戈爾巴喬夫的黨裡了！」人們都在展示著自己，鮮明，鮮亮。不論是生人還是熟人，甚至親戚，以前相遇時都會說：「你好嗎，葉蓮娜·尤里耶夫娜？」「身體好嗎，葉蓮娜·尤里耶夫娜？」可是現在這裡的人們大老遠看到你，馬上就穿越馬路到對面去，就是不想打招呼。有一位是地區重點中學的校長，在這一切發生前不久，我們還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可愛的土地》和《重生》兩本書的精神在他們學校召開過黨的科學工作會議。那時候他還發表過激情四射的報告，大談共產黨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領導作用，我還曾經授予他證書。忠誠的共產黨員！列寧主義者！我的天啊！一個月不到，他在街上遇到我就開始辱罵：「你們的時代結束了！你們要對一切負責！首先是為斯大林負責！」我委屈得喘不上氣，他這是對我說話嗎？！我父親曾經被關進勞改營……（幾分鐘後她才平靜下來）我從來沒有愛過斯大林。爸爸原諒他了，但是我沒有。我不原諒。（沉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報告之後，開始平反政治犯……但是真正的平反，已經是戈爾巴喬夫時代了，我被任命為地區政治鎮壓受害者恢復名譽委員會主席。我知道，一開始被提名的是其他人——檢察官和區委第二書記，但是他們拒絕了。為什麼？也許他們害怕。在我們那兒，人們至今仍然害怕與克格勃有瓜葛。但我一分鐘也沒有猶豫——好吧，我同意。我父親受過苦。我為什麼要害怕？第一次他們把我帶到一個地下室中，那裡有成千上萬的資料夾。一個案子只有兩頁紙，另一個卻是厚厚的卷宗。像1937年的計劃那樣，按照《查出人民公敵並連根拔起》的檔案進行分類……在八十年代，從區裡到州里都規定了平反數字，計劃必須完成或超額完成。還是斯大林的風格：開會、批評、處分。快做快做……（她搖著頭）我整夜整夜地翻閱那些卷宗。坦率地說，誠實地說……我恐懼得頭髮都豎起來了。兄弟告發兄弟，鄰居陷害鄰居……只是為了一個菜園，為了住房和公用空間。在婚禮上還舉杯高唱：「感謝喬治亞人斯大林，讓我們穿上了橡膠鞋。」事情太多太多。一方面，是體制把人碾碎了；另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人隨時都可以……
在一個普通的公共住宅，五個家庭住在一起，二十七個人，共用一個廚房和一個浴室。有兩個女鄰居是朋友：一個有五歲的女兒，另一個是獨身一人。在公共住宅中，很常見的事情就是互相監視和偷聽。房間只有十平方米的人，就嫉妒那些有二十五平方米房間的人。生活……就是這樣啊。於是有一天夜晚「黑烏鴉」來了，那個有小女兒的女人被抓走了。她被帶走之前，還對自己的女鄰居喊：「如果我回不來，請好好照看我的女兒。不要把她送到孤兒院。」於是她的女友就接手了那個女孩，房間也轉到了她的名下。女孩開始叫她媽媽，安妮雅媽媽……十七年之後，真正的媽媽回來了。她感激得把女友從手到腿腳吻了個遍。童話通常都應該在此結束了，可是生活卻有其他的結局，並不是幸福結局。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檔案開放後，上面來人問這位當時的勞改營女囚犯：「您想看看自己的檔案嗎？」「我想。」她就拿起了自己的案宗，開啟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發者，那麼熟悉的字跡……原來就是自己的鄰居女友，「安妮雅媽媽」，就是她告的密……您懂了吧？可是我不明白。而那個女人——她也無法明白。回到家裡之後，她就上吊自殺了。（沉默）我是無神論者，但是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上帝……我記得……我記得爸爸說過的話：「勞改營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他還說過：「要是你今天死，明天就會輪到我，我不是在勞改營裡第一次聽到這些話，是從我們的鄰居卡爾普沙那兒聽到的。」卡爾普沙一輩子都和我父母吵架，就因為我們家的雞踩踏了他的小菜園。他還拿著獵槍跑到過我們家窗戶下。（沉默）
8月23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被捕了。內務部長普戈開槍自殺。自殺之前，他先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人們高興地歡呼：「普戈自殺了！」阿赫羅梅耶夫sup/sup元帥在克里姆林宮他自己的辦公室裡上吊自殺。還有一些離奇的死亡……蘇共中央總務部長尼古拉斯從五樓窗戶跳了下去，自殺還是他殺？這至今還是人們紛紛猜測的未解之謎。（沉默）怎麼活下去？怎麼敢上街？只要一上街，就會和別人碰面。我那幾年都是獨自生活。女兒嫁給一個軍官，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丈夫死於癌症。每天晚上我獨自回到空空的公寓。我不是一個弱者，但是想得太多，難免害怕……一些想法總是出現，說實話……想法很亂……（沉默）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是到區委上班，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看電視新聞，等待著事態發展，也抱有一些希望。我們的黨在哪裡？我們列寧的黨是戰無不勝的！世界崩潰了……有一個集體農莊打來電話說：一群男人帶著鐮刀和乾草叉子，還有獵槍，聚集在農莊的辦公室外，要捍衛蘇維埃政權。「一號」下令說：「讓人們都回家去吧。」恐懼……我們所有人都害怕，也有些人情緒很堅定。我知道幾個這樣的事實。但我們還是有畏懼感……
果然有一天，有人從區委會打電話來了：「我們必須查封你們的辦公室。給你們兩小時過來收拾東西。」（她說到這兒難掩激動）只有兩小時，兩小時……所有房間都要被一個專門委員會查封。那些民主分子，其實就是一個什麼鎖匠、一個年輕記者，還有一個已經有了五個孩子的媽媽，我之前就在集會上認識她了。她常常寫信給區委，給報社投訴……因為她家人口多，住的板房很簡陋，就到處找人要求一套公寓，也到處罵共產黨。我記得她的模樣……她這時候真是興高采烈了。當他們來到「一號」的辦公室時，第一書記抓起一把椅子扔向他們。在我的辦公室，一個委員會成員走到視窗示威似的撕開窗簾，就是為了我不能把窗簾帶回家去，是吧？我的上帝！他們還逼著我開啟錢包檢查……幾年後我在街上又遇見這位五個孩子的母親。甚至我現在還記得她的名字：加琳娜·阿芙傑伊。我問她：「您得到公寓了嗎？」她朝地區政府大樓揮舞著拳頭說：「這些流氓欺騙了我。」我繼續說……接下去怎麼樣了？……對，在區委大樓的出口，一大堆人等待我們：「把共產黨員送上法庭！馬上把他們趕到西伯利亞去！」「現在要是有機關槍，就朝那些視窗掃過去！」我一轉身，發現身後有兩個醉醺醺的男人，就是他們在大喊機關槍。我回答說：「你們教我一下吧，我就自己開槍了。」一個警察站一邊，假裝什麼也沒聽見。這警察也是我的熟人。
那段時間總有一種感覺……背後好像總是有鬼鬼祟祟的聲音……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我們區委一位指導員的女兒在中學讀書，她班裡有兩個女孩子來找她說：「我們不能再和你交朋友了，因為你爸爸在區黨委工作。」「我爸爸是好人。」「好爸爸不會在那種地方工作。我們昨天參加了集會……」只有五年級的孩子啊，已經是雨果筆下的野孩子伽弗洛什，準備去運送子彈匣了。「一號」突發心臟病，沒有來得及送到醫院，死在了急救車上。我以為像以前一樣，會有很多人送花圈，哀樂樂隊。實際上卻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什麼人來。送葬者只有我們一群同志。他的妻子想在墓碑上刻上鐮刀和鐵錘，第一行字是蘇聯國歌的歌詞：「自由的共和國，牢不可破的聯盟。」但人們都嘲笑她，我一直聽到鬼鬼祟祟的聲音。我想自己是有神經病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在商店對著我的臉大叫：「瞧，就是這些共產婆娘，毀壞了一個國家！」
有什麼能救我？一些電話救了我。一個女友來電話說：「要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亞去，不必害怕。那裡可美了。」（笑）她當時正在西伯利亞旅遊，可喜歡那裡了。表姐也從基輔打來了電話：「到我們這兒來吧。我把鑰匙給你，可以在我們的別墅躲避一下。在這裡沒有人能找到你。」「我又不是罪犯，我不會躲起來的。」父母每天都打電話來：「你在幹什麼？」「在醃黃瓜。」我那時候整天在家用開水煮醃菜的罐子。心情當然很糾結。不讀報紙不看電視，只看偵探小說，一本接一本地讀。電視機只能帶來恐懼，報紙也是。
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人人都以為我們分了黨的錢，或者我們每個人都有石油管道的份額，至少也有個小加油站。反正我是既沒有加油站，也沒有商店，也沒有攤位。那種人現在叫作「買辦」。「買辦」「倒爺」……偉大的俄羅斯語言裡都找不到這些詞彙：份子錢、兌換走廊、國際貨幣渠道……我們都用外語說話了。我回到學校教書，帶學生們重讀最喜愛的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的作品。其他人怎麼樣？我的同志們的命運各自不同。一位指導員自殺了，黨委辦公室主任得了精神分裂症，在醫院躺了很久。有人成了商人——區委第二書記成了電影院院長。還有一個區委指導員成了牧師。我跟他見過面，談了好久。人可以等待第二次生命。我很羨慕他。想起來了……我還在一家畫廊工作過，我記得，有一幅畫，畫面很亮很亮，一個女人站在橋上看著散發著光芒的遠方。看著這張油畫，我久久不想離開，離開又轉身回來，她太吸引我了。我也可以有另一種生命。只是我不知道，那時候又會是怎樣的一種生命？
安娜·依琳尼齊娜：
我被轟鳴聲驚醒，開啟窗戶。這是莫斯科嗎？首都街道上停滿了坦克和裝甲車。聽廣播！我趕快開啟收音機。正在廣播《告蘇聯人民書》：「祖國正面臨危亡……陷入暴力和不法行為的深淵……要清除市面上的犯罪……終止目前的混亂時期……」戈爾巴喬夫到底是由於健康原因辭職了，還是被逮捕了，一切都不得而知。我打電話給人在別墅的丈夫：「國家發生政變了，權力落在了……手中。」「傻瓜！快放下電話，他們現在就會把你抓走。」開啟電視，所有頻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天鵝湖》。我眼前浮現出另外一組畫面，我們全都是蘇聯宣傳培養出來的孩子：智利聖地亞哥……總統府在燃燒，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聲音……電話開始不斷打來：城市裡全都是軍事裝備，坦克已經開上了普希金廣場和大劇院廣場。當時正好我婆婆到我家來做客，她嚇壞了：「不要上街啊。我是在獨裁下生活過的人，我知道那是什麼。」但是我不想生活在獨裁下！
丈夫下午從別墅回來。我們坐在廚房，抽了很多煙。害怕電話被竊聽，都把枕頭壓在電話上。（笑）在此之前，我們讀了很多表達不同政見的文學作品，也聽了很多言論。此時正恰逢其時，獲益匪淺。我們好不容易吸到了一點兒新鮮空氣，現在窗戶卻又砰的一聲關閉了，又把人趕回籠子，又把我們砌在了瀝青馬路中。我們將如同水泥中的蝴蝶……我們又想起不久前發生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事件，想起第比利斯示威怎樣被警察用工兵鏟驅散，想起維爾紐斯電視中心的風暴sup/sup……「當我們讀沙拉摩夫和普拉託諾夫sup/sup的時候，」丈夫說，「內戰已經開始了。以前人們在廚房裡爭論，到廣場去集會，現在要互相開火了。」情緒就是如此，某種災難在降臨。收音機一直開著，轉啊轉啊——到處都是轉播音樂，古典音樂。突然間，奇蹟出現了！俄羅斯電臺說話了：「依法選舉的俄羅斯總統被中止權力。這是一場厚顏無恥的政變企圖……」我們從廣播中得知有數千人已經走上街頭，戈爾巴喬夫處於危險中。出去還是不出去，這不需要討論了。出去！婆婆先是勸我說：「你瘋了，為孩子想想吧，你要去哪裡啊？」我無話可說。當她看到我們收拾好東西一定要去的時候，又說：「既然你們這麼傻，哪怕帶上些蘇打水溶液呢，一旦施放瓦斯，你們可以用溼紗布捂到臉上。」我就準備了一個能裝三升蘇打溶液的罐子，又把一張床單撕成碎片。我們還把家裡所有的食物都帶上了，從櫥櫃取走了所有罐頭。
很多人和我們一樣走向地鐵站，也有人在排隊買冰激凌，買鮮花。我們經過一對快樂情侶身邊時，聽到他們在說：「如果我們明天因為坦克的阻攔而不能去聽音樂會，我永遠不會原諒他們。」迎面跑來一個男人，穿著內褲，拎著一個袋子，袋子裡面都是空瓶子。他追上我們問：「建設大街怎麼走，可以指個路嗎？」我告訴他從哪兒向右轉，然後繼續往前走。他說謝謝。他好像對什麼都無所謂，只要去扔空瓶子。這和1917年有什麼不同嗎？一些人在開槍，另一些人在舞廳跳舞。而列寧在裝甲車上……
葉蓮娜·尤里耶夫娜：
鬧劇！到處都是鬧劇！如果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勝利了，今天我們就生活在另一個國家；如果戈爾巴喬夫沒有膽怯，他們就不會用輪胎、洋娃娃，還有洗髮水發工資。工廠還是那樣，制鐵釘的制鐵釘，做香皂的做香皂。我對所有人都說：看看人家中國人，他們就是走自己的路。不依賴任何人，不模仿任何人。全世界今天都怕中國人……（又對我提問了）我相信，您一定會刪掉我這些話。
我保證，每個故事都有兩個版本。我希望做一個冷靜的歷史學家，而不是點燃火炬的歷史學家。讓時間做法官吧。時間是公正的，但那是說遙遠的時間，而不是最近的時間。要等到我們已經不在的時代，不會被我們的偏好所影響的時代。
安娜·依琳尼奇娜：
人們可能會嘲笑我們的那些日子，說那是一場輕喜劇、滑稽劇。但是當時我們所有人都是十分嚴肅、認真和誠實的。全都是真實的，我們也都是真心實意的。手無寸鐵的人民面對坦克，準備犧牲。我就坐在街壘上看著這些人，他們來自全國各地。還有莫斯科的老婦人們，就像上帝派來的蒲公英，送來肉餅，帶來裹在毛巾裡的熱土豆，送給所有人吃，也送給坦克兵吃。她們說：「吃吧，孩子。可不能開槍啊。真的會開槍嗎？」士兵們其實也是什麼狀況都不明白。當他們開啟頂蓋鑽出坦克時，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大街上全是莫斯科人！姑娘們爬上他們的裝甲車，擁抱親吻他們，給他們烤餅吃。死於阿富汗計程車兵的母親們哭道：「我們的孩子死在了外國的土地上，你們怎麼倒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一個少校被女人圍在中間，精神崩潰了，大喊起來：「是啊，我自己就是個父親。我不會開槍！我向你們發誓——絕不會開槍！我們不會反對人民！」當時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感人的眼淚。人群中會突然有人大喊起來：「誰那裡有救心丸啊，這裡有人發病了。」馬上救心丸就出現了。有個推嬰兒車的女人（她看上去特別像我婆婆！）拿出一塊孩子的尿布，想在上面畫一個紅十字。用什麼畫呢？「誰有口紅嗎？」馬上有人遞給她廉價口紅和蘭克莫夫口紅，還有克里斯汀·迪奧口紅、香奈兒口紅……很遺憾的是當時沒有拍下照片，沒有人把這些詳細記載下來。非常遺憾。人心齊，有秩序，也很感動人……然後又出現了旗幟和音樂，眾志成城……不過生活中的一切都支離破碎，泥濘骯髒，一片紫煙：人們徹夜坐在地上，圍著篝火，睡在報紙和傳單上。人們餓著肚子，憤怒不已。不少人一邊罵人一邊喝酒，但是沒有醉漢。有人送來香腸、乳酪、麵包，還有咖啡。他們說這是私人公司的商人送來的。有一次我甚至看見幾個紅魚子醬罐頭，當然魚子醬馬上消失在某些人的口袋裡。香菸也是免費分發。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小夥子，身上文著老虎圖騰，還有飆車族、朋克青年、彈吉他的大學生和教授，所有人都在一起。這就是人民！這就是我們的人民！我在那裡遇到了至少十五年沒有見的大學同學。有人住在沃洛格達，有人在雅羅斯拉夫爾，他們都是乘火車來到莫斯科的！來捍衛對我們所有人都至關重要的東西。早上我們把他們帶回自己家裡，吃早餐，洗漱，再返回現場。每次從地鐵出來，都有人發給我們一段鋼筋或者一塊石頭。「鵝卵石——是無產階級的武器。」我們都笑著說。我們構築街壘，推翻無軌電車，鋸倒大樹。
講臺也搭起來了。講臺上掛著大標語：「向軍政權說不！」「人民不是腳下的泥土。」上臺的人們都用擴音器演講。不論是普通人還是著名政治家，他們開始還是用正常話語表達，但是幾分鐘後就覺得正常話語已經不夠勁道，開始罵人了。「是的，我們都是渾蛋，媽的！」痛快淋漓的俄羅斯國罵！「他們的時代結束了……」威力巨大的偉大俄語！國罵就是戰鬥的吶喊，所有人都能明白，這和那個時刻很相符。多麼亢奮的幾分鐘啊！這就是力量！舊的詞彙已經不夠用，新的語言還沒產生，人們在期待風暴。但仍是一片寂靜，特別是夜晚，寂靜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所有人都異常緊張。成千上萬的人，在寂靜中等待。我記得還聞到了瓶子中流出的汽油味道。這是戰爭的味道……
那裡都是一些好人！優秀的人們！現在有很多人寫文章，說那時候的活動與伏特加甚至毒品有關，說哪裡是什麼革命啊，街壘前都是一批醉酒者和癮君子。這是在說謊！那裡的所有人全都是真誠地去赴死的。我們知道，七十年了，這臺機器把人都磨碎了，沒人認為不經過重大流血犧牲就能將這部機器輕易打破。有傳言紛紛說：政變當局在橋上布了雷，很快就會施放毒氣。於是就有醫學院學生到場給大家解釋如何在遭受毒氣攻擊時保護自己。形勢每半小時都在改變。有可怕的訊息傳來，三個男人死在了坦克下，但是沒有人發抖，沒有人離開廣場。不管後來的結果是什麼，但這些日子對人的一生都很重要。不管多麼失望，畢竟我們經歷過，我們在現場！（她哭了）晨光初現，廣場上空響起一片歡呼：「萬歲！萬歲！」接著又是國罵、眼淚、尖叫……眾口相傳：軍隊倒向了人民，「阿爾法」特種部隊的成員拒絕參與鎮壓。坦克離開了首都。當宣佈政變分子被逮捕時，人們跳起來彼此擁抱，歡天喜地！我們勝利了！我們捍衛了自己的自由。是我們抱團一起做到的！就是說，我們能！天上下著雨，腳下一片泥濘，身體都溼透了，但是我們久久都不想解散回家。我們互相寫下地址，發誓永不忘記，永遠是朋友。地鐵上的警察非常禮貌，我之前從來沒有看過，之後也沒有再見過如此禮貌的警察。
我們勝利了……戈爾巴喬夫從福羅斯sup/sup回到了完全不同的國家。人們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彼此掛著微笑。我們勝利了！這種感覺很久都沒有消失。我經常回憶，當時的場景歷歷在目，就好像身邊還有人喊道：「坦克！坦克來了！」大家手牽著手站成一條人鏈。又一次深夜兩三點鐘，身邊有個男人拿出一包餅乾遞給我：「你愛吃餅乾嗎？」於是所有人都來拿他這些餅乾。我們就都笑了。我們想要餅乾，更想要生活！但是我，至今……都會為那時候的我感到幸福，為當時和丈夫在一起、和朋友們在一起的我感到幸福。那時所有人都是非常真誠的。也為當時的我們感到遺憾，我們已經不是過去那時候的樣子了……特別遺憾。
臨別前，我問她們是怎麼維繫著友誼的，據我所知，她們在大學時就是閨密。
——我們有個約定，不涉及這些話題，不能傷害對方。如果我們爭論，就會破壞兩個人的關係。我們許多年都沒說過話。不過這都是過去了。
——現在我們只談論孩子和孫子。只談論誰的別墅栽種了什麼東西。
——我們的朋友相聚時，也完全不談政治。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到現在。紳士和同志，「白軍」與「紅軍」，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了。已經沒有人還想要開槍。血已經流得太多了。
即冬季戰爭，是蘇聯與芬蘭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爆發的戰爭，自1939年11月30日由蘇聯向芬蘭發動進攻而展開，而後於1940年3月13日雙方簽訂《莫斯科和平協定》為結束。最終蘇聯付出巨大軍事損失打敗了芬蘭，令其割讓與租借部分領土。——編者注
安納託利·鮑利斯耶維奇·丘拜斯（1955—），曾任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國有財產管理委員會主席、財政部部長，主導了俄羅斯私有化程式，1998年被免職。後任俄羅斯統一電力公司董事長、奈米技術集團公司董事長。——編者注
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1914—1984），曾任蘇聯克格勃首腦，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任職總書記十五個月後，於1984年2月逝世，由契爾年科接任總書記職務。——編者注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1895—1940），蘇聯政治人物，曾任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是斯大林大清洗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後在政治運動中失勢被處決。——編者注
弗拉基米爾·波塔寧（1961—），葉利欽時期七大金融寡頭之一。1991年蘇聯解體前後，波塔寧辭去政府工作，成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interros，在他背後撐腰的是當時俄羅斯最大的原材料出口商。——編者注
伊凡·亞歷克塞維奇·蒲寧（1870—1953），俄國作家。主要作品有詩集《落葉》，短篇小說《安東諾夫的蘋果》《松樹》《新路》，中篇小說《鄉村》《米佳的愛情》等。十月革命後流亡法國。193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該詛咒的日子》是其在十月革命時期的日記和隨筆集。——編者注
1962年5月31日，蘇聯政府釋出了關於提高肉類製品和食油價格的決定，引起不久前剛剛降低工資的新切爾卡斯克電力機車廠工人的極度不滿。6月1日上午，工人開始聚集和抗議；6月2日，人群規模越來越大並圍住了市委大樓，政府派出軍隊進行鎮壓。事件造成23人死亡，87人受傷，其中3人因傷勢過重而死亡，132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編者注
弗拉基米爾·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科夫斯基（1941—），蘇聯時期持不同政見者。因抨擊蘇聯的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多次被捕，1972年被判處七年監禁、五年流放。1976年蘇聯政府以布科夫斯基與西方交換智利共產黨總書記科爾巴蘭，同時被驅逐出境。——編者注
戈爾比，戈爾巴喬夫的暱稱。——編者注
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通過《關於蘇聯社會民主化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決議，提出改革最高國家權力機構，成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將最高國家權力體系由過去的三級結構，改為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蘇聯最高蘇維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四級結構，以擴大權力機關的代表性。——編者注
蘇聯憲法（1977年版）第六條內容為：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蘇共為人民而存在，併為人民服務。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武裝起來的蘇聯共產黨規定社會發展的總的前景，規定蘇聯的內外政策路線，領導蘇聯人民進行偉大的創造性活動，使蘇聯人民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鬥爭具有計劃性，並有科學根據。各級黨組織都在蘇聯憲法範圍內進行活動。——編者注
阿納託利·亞歷山德洛維奇·索布恰克（1937—2000），俄羅斯聯邦憲法起草人之一，曾任聖彼得堡市長，是普京、梅德韋傑夫在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讀書時的老師，任聖彼得堡市長時期，兩人也是他的部下。——編者注
德米特里·利哈喬夫（1906—1999），俄羅斯著名知識分子，文藝理論家和基督教活動家。1971年被推舉為蘇聯科學院院士。在戈爾巴喬夫支援下發起成立俄羅斯文化基金會，致力於保護和發揚俄羅斯文化傳統的工作。——編者注
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1923—2014），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戰時武裝力量總司令，波蘭社會主義政權最後一任國家元首。——編者注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1812—1870），俄國哲學家、作家、革命活動家。尼古拉·普拉東諾維奇·奧加遼夫（1813—1877），俄國詩人、政論家、革命活動家。兩人為終生好友，繼承十二月黨人的思想，反對沙皇專制和農奴制，提倡「俄國式社會主義」，後流亡海外。——編者注
謝爾蓋·費多羅維奇·阿赫羅梅耶夫（1923—1991），蘇聯元帥，曾參加衛國戰爭，任蘇軍第一副參謀長時制訂了入侵阿富汗的軍事計劃，1983年任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和武裝力量總參謀長，1988年退役。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後，阿赫羅梅耶夫在辦公室內自殺。——編者注
第比利斯事件：20世紀80年代末，喬治亞極端民族主義發展起來，對非喬治亞族進行攻擊。1989年3月，喬治亞阿布哈茲州要求升格為蘇聯加盟共和國。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發生了大規模示威，反對阿布哈茲族的要求。但後來運動轉向要求喬治亞民族獨立。4月9日凌晨，軍隊開始使用橡膠棒、「特殊物質」、工兵鏟等工具驅逐示威者。事件中有16人喪生，200多人受傷。維爾紐斯事件：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佈從蘇聯獨立，1991年1月9日蘇聯派軍隊前往干預，1月13日蘇軍「阿爾法」特種部隊進攻維爾紐斯的廣播電視中心，與立陶宛人發生暴力衝突，事件導致13名立陶宛人和1名蘇聯軍官死亡。——編者注
安德烈·普拉託諾夫（1899—1951），蘇聯作家。《共和國居民》《切文古爾》《基坑》《初生海》等，因諷刺官僚主義，揭露現實，受到不公正待遇，作品直到20世紀60年代後才得以發表。——編者注
福羅斯是克里米亞一個村莊，建有戈爾巴喬夫的別墅。1991年8月戈爾巴喬夫在此休假期間發生了「八一九」事件。——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