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蓮娜·尤里耶夫娜·c，地區黨委第三書記，四十九歲
有兩個人在等我，葉蓮娜本人和她的朋友安娜·依琳尼奇娜。這次訪問是我和葉蓮娜約好的，而安娜是從莫斯科來她家做客，馬上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我早就想有誰能給我說說，我們身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們兩人的故事中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除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等名人的名字。不過她們兩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有她們自己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葉蓮娜·尤里耶夫娜：
——還需要談論社會主義嗎？和誰講？大家全都是證人。老實說，我很驚訝您會來到我家。我是一個共產黨員……黨員幹部……他們現在不讓我說話，叫我封口。說列寧是匪幫，還有斯大林……說我們全都是罪犯，雖然我手上從沒有過一滴血。但我們身上打著烙印，我們所有人都有烙印……
也許在五十或一百年後，被我們稱為社會主義的那段生活，將被客觀地寫下來。沒有眼淚，也沒有咒罵。人們將開始挖掘它，像挖掘古代特洛伊一樣。不久之前還不能說社會主義的好話。連西方人在蘇聯崩潰後都明白馬克思的理想並沒有結束，還需要發展。不是為之祈禱。馬克思在西方從來就不是偶像，不像我們這裡把他封為聖人！我們先是把他尊為上帝，然後又對他大加詛咒。抹殺了他的一切。科學也曾給人類帶來過無數災難，那時候怎麼沒有滅絕科學家！我們詛咒原子彈之父，最好從火藥發明者開始，先詛咒他們……我說得不對嗎？（我都來不及回答她的問題）是的……走出莫斯科是對的，這麼做才可以走進俄羅斯。當你在莫斯科散步時，覺得自己是在歐洲：豪華轎車、高檔餐廳……金碧輝煌！但你聽聽我們外省人怎麼說的吧：莫斯科並不是俄羅斯，薩馬拉、陶里亞蒂、車里雅賓斯克，還有羅賓斯克這些地方才是俄羅斯。在莫斯科廚房裡就可以瞭解俄羅斯嗎？在聚會中就可以瞭解俄羅斯嗎？哇啦哇啦，誇誇其談……莫斯科，那是另一個國家的首都，而不是外環路之外那些地方的首都。莫斯科只是個旅遊天堂。不要相信莫斯科……
來到我們這兒的人馬上就可以看出：對，這是些「蘇聯分子」。甚至按照俄羅斯標準，這兒的人生活也很貧窮。這裡的人都痛罵富人，大罵國家，詛咒一切，大家都認為自己受了騙，從來沒有人對他們說要搞資本主義，他們還以為在改善社會主義呢。這裡的人所知道的生活，就是蘇聯式的生活。當他們在集會上扯破喉嚨大喊「葉利欽！葉利欽！」時，他們已經被洗劫了。沒有經過他們同意，工廠就被分掉了。正如俗話所說，石油和天然氣都是上帝給我們的啊。到現在我們才明白過來。而在1991年，大家都參與了革命，紛紛設定路障。人人都想自由，可是最終得到了什麼？葉利欽式的強盜革命……我女友的兒子差點兒因為社會主義思想而被殺死。「共產黨員」幾個字成了一種恥辱。那小夥子在院子裡幾乎被其他男人殺死，他們本來還都是熟人、朋友呢。他們幾個本來就是一起聊天彈吉他，忽然有人說我們去收拾共產黨吧，把他們吊到燈籠上去。米沙·斯魯採爾的爸爸在我們區委會工作，他是一個喜歡讀書的男孩，給他們引用英國作家切斯特登的作品：「沒有烏托邦的人比沒有鼻子的人更可怕……」就為了這句話，他捱了一頓靴子和皮鞋的痛毆……「你這個猶太佬。1917年革命是誰幹的？」我還記得改革初期，人們眼中那灼灼的目光，我永遠不會忘記。有人準備對共產黨員動私刑，把他們押解出去……馬雅可夫斯基和高爾基的書籍都被扔進垃圾箱，列寧著作被當成了廢紙。都被我收集起來了。是的！就要這樣！我絕不會拋棄！永遠不會慚愧！絕不改變顏色，絕不會把紅色變成灰色。就是有這樣一種人：「紅軍」來了，他們就喜慶地歡迎；「白軍」來了，他們又喜洋洋地歡迎。
這種人變臉之快令人驚訝：昨天還是共產黨，今天就變成了激進民主派。我眼看著那些「忠誠」的共產黨員變成東正教信徒和自由主義者。我很愛「同志」這個詞，這種愛從未停止過。多麼美好的詞彙！知道「蘇聯分子」吧？品味一下這個詞吧！蘇維埃人是很好的人，他們可以去烏拉爾山外，去戈壁荒漠，為了理想，不是為了美元，不是為了外國人的綠鈔票。第聶伯水力發電站，斯大林格勒大會戰，進入外太空，都是蘇維埃人做的。偉大的蘇聯分子！至今我最喜歡寫的幾個字母就是cccp（蘇聯的縮寫）。那曾經是我的國家，而現在我所身處的，不是自己的國家，我是住在別人的國家裡。
我生來就是蘇維埃人。我奶奶不信上帝，只信共產主義。我爸爸至死都在盼望社會主義復辟。柏林牆都倒塌了，蘇聯都解體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等待……他一遇到最好的朋友就吵架，那位說紅旗變成了紅抹布，爸爸說那永遠是紅旗！永遠是我們的旗幟！爸爸參加過蘇芬戰爭sup/sup，他至今也還是不明白當時是為何打仗，只知道是必須的，他就去了。關於那場戰爭，所有人都沉默，不稱其為戰爭，只叫芬蘭戰役。可是爸爸講給我們聽過，在家裡悄悄講的。其實他講得很少，但是一喝酒就會回憶一番。他記得的戰爭景象是在冬天：茂密的森林和幾米厚的積雪。芬蘭人踩著雪橇打仗，穿著白色的掩護服，出其不意地到處出現，就像天使一樣。像天使一樣，爸爸就是這樣說的。芬蘭人總在夜間除掉我們的哨所，有時殺死我們一整連的人。死者遍地……在爸爸的回憶中死者總是躺在血泊中，像睡著了一樣，但血流得很多很多，幾米厚的白雪都染紅了。戰爭之後爸爸甚至從來都不去殺雞，一隻小兔子都不傷害。只要看到任何被殺死的動物，聞到熱血的氣味，他就大發脾氣。他特別害怕進入有灌木叢的森林，這些森林裡那時候通常隱藏著芬蘭狙擊手，他們叫作「杜鵑」。（沉默）
我還想補充一下，從個人角度說……勝利後我們這個小鎮都被花海淹沒了。最重要的花是天竺牡丹，必須保證它的莖稈冬天不被凍壞。上帝保佑！我們就像是照顧嬰兒一般包裹它，呵護它。花在房子周圍生長，在房子後面生長，沿著籬笆種植，還要靠近水井。恐懼之後特別想過幸福的生活。後來，那種花消失了，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了。但是我一直記得，直到現在都記得……（沉默）
再說爸爸……我們的爸爸只打了半年的仗就當了俘虜。是怎麼被俘的？他們在冰凍的湖面上進攻，敵人用大炮打碎了冰層。很少有人游到對岸，到達對岸的人已經沒有力量、沒有武器了，幾乎赤裸著上身。芬蘭人向他們伸出雙手。芬蘭人救了他們。有的人抓住了伸出救助的手，也有人沒有……很多人沒有接受敵人的救助。上級是這樣教他們的。但我爸爸就抓住了那隻手，他被拉上了岸。我記得爸爸很驚訝地說：「他給我杜松子酒喝，讓我暖身子。又給我穿乾衣裳。他們還笑著拍打我肩膀：‘你活下來了，伊萬！’」爸爸從沒在這麼近看過敵人。他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高興。
1940年芬蘭戰役結束，蘇聯和芬蘭交換戰俘。一排一排地迎面交換。芬蘭人走到自己人那邊時，互相擁抱握手。我們這邊不是這樣，就像遇到敵人一樣對待我們。「弟兄們！同胞們！」爸爸他們向自己人跑去。「站到一邊去，否則我們就開槍了！」士兵帶著軍犬把自己的戰俘隊伍包圍住，趕入特別準備的木板營房中，四周繞著鐵絲網。審訊開始……「你怎麼被俘的？」調查員問爸爸。「芬蘭人把我從湖裡拉上岸的。」「你是叛徒！只顧自己的性命，而不管祖國。」爸爸也認為自己有罪。他們就是這樣被教育的。連個審判都沒有，就把他們都趕到操場上宣讀命令：以叛國罪判處六年勞改。馬上押送到沃爾庫塔。他們在那裡的永久凍土上修建鐵路。天啊！那是在1941年……德國人已經快打到莫斯科城下，然而沒有人告訴他們戰爭已經開始——因為他們是敵人，會為此而高興的。白俄羅斯已經全部被德軍控制，他們奪取了斯摩稜斯克。當爸爸他們得知這一切，馬上希望上前線，於是給集中營的領導寫信，給斯大林寫信。他得到的回答是：你們這些豬，就在後方工作到勝利吧，我們不需要叛徒上前線。於是他們……當然有我爸爸……我是從爸爸那兒聽到這些故事的，他們全都哭了。（沉默）
本來可以帶您去見一些當事人的……不過爸爸已經不在了。勞改營縮短了他的生命。再加上改革。他內心很痛苦，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不知道國家怎麼了，黨怎麼了。我們的爸爸……在勞改營六年中間，已經忘記了蘋果和捲心菜，忘記了床單和枕頭，每天三頓只給他們吃粥和麵包渣。二十五人睡在一起，木床板直接放在地板上，沒有床墊子。我們的爸爸……他行為很古怪，和別人的爸爸不同。他不允許鞭打馬或牛，也不許踢狗。我總是覺得爸爸很可憐。其他男人就取笑他：「嘿，你算是什麼男人啊？娘兒們似的！」媽媽為他這樣子而哭。因為他和別的男人不一樣，他對手上拿著的一個白菜頭，都會看半天，西紅柿也是……起初他從來沒有一句話，什麼都不跟我們說。十年之後他才開口，就是不久之前……是的。有段時間他在勞改營搬運死屍。一天要處理十到十五具屍體。活人要自己走回到營房，死了的就放在雪橇上。上邊還下令他們必須把死者身上的衣服剝下來，躺在雪橇上的裸屍，就像一隻只跳鼠。這都是我爸爸說的，我聽到很困惑。那種感覺……讓人心裡很亂。在勞改營的頭兩年，誰都不相信能活著出來；刑期五六年的人還會回憶家庭，刑期十至十五年的人從來不提家庭。他們誰都不敢想，不管是妻子，還是孩子，或者父母，都從來不提及。「如果你想家的話，那你是活不下去的。」這也是爸爸的原話。但我們一直在等著爸爸。「爸爸會回來的……爸爸會不認識我了吧……」「我們的好爸爸……」我們好想多叫一次「爸爸」。他終於回來了，那天奶奶在籬笆門外看見一個穿著士兵大衣的人，就問：「當兵的，你找誰呀？」「媽媽，你都不認識我了？」奶奶站在那兒愣了一會兒，突然就暈倒在地上。爸爸就這樣回來了。他全身都凍僵了，腿腳和手臂都不能夠暖過來。媽媽呢？媽媽說，爸爸從勞改營回來以後變得和善了。她本來很害怕，別人嚇唬媽媽說，從勞改營回來的人都變得很兇惡。可是我們的爸爸回家是想過好日子的，在所有情況下，他嘴上都掛著那句諺語：「鼓起勇氣吧，更壞的事情還在前面呢！」
我忘記了……忘了這是在哪裡發生的。在什麼地方？在勞改營嗎？人們四肢著地在大院子裡爬行和吃草。滿眼都是皮膚粗糙的營養不良者。爸爸活著的時候，從沒有任何抱怨，他知道「一個人要活下去，只需要三樣東西——麵包、洋蔥和肥皂」，只有三樣東西……這就是全部。我們父母這代人已經不在了，如果誰留下來，那麼他們應該被送進博物館，存放在玻璃後面，不能用手去碰。他們經歷了多少苦難啊！當爸爸平反時，只給他發了雙倍計程車兵軍餉，就補償了他全部的苦難。但我們家裡很長時間裡都高掛著斯大林的巨幅畫像，很長時間，我記得很清楚。爸爸活得很大度，他認為那個時代就是這樣。那是一個殘酷的時代。但是人們建設了強大國家，戰勝了希特勒！這些都是爸爸的話……
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嚴肅認真的女孩子，是一個真正的少先隊員。現在人們都認為以前加入少先隊都是被迫的，其實從來沒有被迫。那個時候所有孩子都夢想成為少先隊員。走在一起，敲著小鼓吹著小號唱著歌曲：「親愛的邊疆多美好/親臨其境更可愛！」「百萬雛鷹飛向高空/我們為國家而自豪。」可是我家畢竟有個汙點，就是爸爸進過監獄，媽媽因此很擔心我不能加入少先隊，或不能很快入隊。我也很想和大家一起進步，這是必須的。「你支援誰：月亮還是太陽？」班級裡的男孩們對我進行審訊。回答可得非常小心：「月亮。」「正確！你支援蘇維埃國家。」要是你說「太陽」，那就是你「支援該死的日本人」，他們經常這樣對我進行嘲諷和捉弄。我們那時候彼此發誓都會這樣說，「以少先隊員的誠實」或「向列寧保證」。最毒的發誓是「向斯大林保證」。連父母都知道，如果我說向斯大林保證，那就說明我沒有說謊。天啊！我現在回憶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在回憶自己的一生……我報名參加課外小組，學習演奏手風琴。媽媽也因為工作優秀而獲得過突擊手獎章。我可以說沒有任何缺點，就像在兵營生活一樣……在勞改營時爸爸經常看到有教養的文化人，他在別處再也沒見過這麼有知識的人。有些人會寫詩，他們往往都能生存下來。他們還祈禱，就像聖徒一樣。我爸爸也想讓他所有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這是他的夢想。而我們四個孩子真的都大學畢業了。但是他也教我們犁地和割草。我很擅長乾草裝車和曬草堆。爸爸一直認為「身有薄技，走遍天下」。他是對的。
我現在很願意回憶往事……我想弄明白過去是怎麼過來的。不僅我自己的生活，還有我們的，蘇聯的經歷。我不是一味讚揚自己的人民，既不誇耀共產黨員，也不很喜愛我們共產黨的領袖們。今天尤其如此。他們打碎了一切，全都資產階級化了，人人只想過好日子，生活甜蜜。除了消費還是消費。都是在掠奪！我們的共產黨也不是原來那些人了。有的共產黨員年收入幾十萬美元，成了千萬富翁！在倫敦有公寓，在塞普勒斯有宮殿。他們還是共產黨員嗎？他們的信仰都去哪兒了？但是你要是提出這個問題，別人就都像看傻瓜一樣看你。「不要對我們講蘇聯童話。現在不需要這個了。」他們把這個國家毀了！把國家賤賣了。這是我們的祖國啊……有人可以一邊罵馬克思一邊環遊歐洲。這個時代和斯大林時代一樣，都很可怕。我會為自己的話負責！您寫下這個了嗎？我不信。（我看她確實不相信）早就沒有了區黨委，也沒有了州黨委。人們和蘇維埃政權分手了。可是又得到了什麼？戒指、巧克力……小偷政權，搶劫一樣啊，誰夠快誰就能搶到餡餅。我的天！那個丘拜斯sup/sup，他搞「工頭式改革」，現在他到處吹牛，周遊全世界演講。說是在其他國家建立資本主義要幾百年，而在我們國家用外科手術方法，只用三年時間……如果有人偷竊，謝天謝地，但願他們的孫子輩成為遵守秩序的人。呵！這些民主派……（沉默）他們按照美國體型剪裁西裝，他們聽山姆大叔的。可是美國西裝不適合我們，一坐下來就出洋相了。不是嗎？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牛仔褲，追逐大超市，買的是鮮豔包裝。現在我們商店裡倒是什麼都有，琳琅滿目，但是香腸堆成山與幸福無關。這是榮譽問題。曾經的偉大人民！如今卻產生推銷員和強盜，產生店鋪夥計和經理。
戈爾巴喬夫上臺了，他們開始大談列寧主義原則迴歸。這相當鼓舞人心，激發全社會的熱情。人民早就期待變化了。當時大家很相信安德羅波夫sup/sup，對，他是一個克格勃……怎麼和您解釋呢？人們已經不再害怕蘇共。男人們可以在啤酒館內外大罵共產黨，克格勃卻不知道哪兒去了，你說怎麼辦！都變成記憶了。我們都知道鐵腕，燒紅的鐵，葉若夫sup/sup的手套，這些傢伙能夠維持秩序。我們不想重複平庸，但是韃靼人毀了我們的基因，建立了農奴制……我們都習慣於打壓人民，不打壓就一事無成。為此安德羅波夫開始「擰緊螺絲帽」，因為所有人都遊手好閒了：工作時間去看電影，去澡堂洗澡，去購物喝茶。民警展開了突擊搜查，檢查身份檔案，直接上街糾察，在餐廳、商店抓住懶散遊蕩者，勒令他們去工作。要麼罰款、要麼辭退。可惜安德羅波夫患了嚴重疾病，很快就去世了。我們那時一直在為領袖們送葬、送葬。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在戈爾巴喬夫之前流傳最廣的笑話是：「現在播出塔斯社訊息。你們以為是個大玩笑，但是排隊上崗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又去世了……」哈哈哈，人民在廚房裡大笑不已，我們也在自己的廚房裡大笑。在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廚房裡喋喋不休。（笑）我記得特別清楚，在交談時一定要大聲開著電視機或收音機廣播。這是一門科學。人們互相學習如何用計謀讓電話監聽的克格勃根本聽不到我們聊天的內容：撥動一下數字盤（老式電話都是撥號盤），在數字洞中插入一支鉛筆固定住，當然用手指也可以，不過指尖會很累。也許您也學過這招吧？還記得嗎？需要說一些「秘密內容」的時候，就要距離電話聽筒兩三米遠。那時候，打小報告和竊聽電話這種事情到處都是，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告密成風，就連我們區黨委的人也互相猜疑：我們當中誰會告密？後來弄清楚了，我懷疑過的一個人其實是無辜的，但是告密者往往不止一個人，而是有好幾個人。有些人是我從來都想不到的……其中之一竟然是我的女清潔工。一個友善和氣的女人。她倒是很不幸，丈夫是酒鬼。我的天啊！連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提心吊膽……我讀過他的一篇專訪，說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談到保密內容時也是這樣做：把所有電視機和廣播放到最高音量。這通常都是最基本的動作。要是有很認真的談話，就得邀請人家到城外的別墅去。他們在那裡走進樹林，一邊散步，一邊談話。鳥兒是不會告密的……那個時候誰都擔驚受怕，連被別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我就一直很害怕。
關於蘇聯時代的最後幾年，我還記得什麼？揮之不去的羞辱感。因為胸前掛滿獎章和紅星勳章的勃列日涅夫，因為被人民稱為舒適養老院的克里姆林宮，因為空空的櫃檯。我們總是完成或超額完成計劃，但是商店還是空空如也，我們的牛奶去哪兒了？豬肉去哪兒了？我現在還不明白，這些東西怎麼都消失了。商店開門一小時後牛奶就沒有了。午飯過後售貨員就待在洗得乾乾淨淨的盤子架子旁邊了。在貨架上，三升的樺樹汁罐和鹽包不知何故總是溼漉漉的。罐子裡原來裝的是鯡魚。真相大白！香腸剛剛擺上櫃檯就馬上被一搶而空，小灌腸和餃子這些美味佳餚也都是這樣。區委會總是會分發一些東西給下邊：給這個工廠十臺冰箱和五件皮大衣，給那個集體農莊兩套南斯拉夫傢俱和十件波蘭女式小包，還有鍋和女性內衣、褲襪……這樣的社會只有在恐懼中維持。在非常時期，就得有較多的槍決和逮捕。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和集中營勞改營一起結束了。需要另外一種社會主義。
改革開始了……有那麼一瞬間人們再次被我們所吸引，一些人要求入黨，大部分人抱有期待。那個時候的人們都是那麼天真，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共產黨員還是反蘇分子，全都是浪漫主義者。今天我們才為這些而羞愧，為天真而慚愧。大家都在為索爾仁尼琴，那位從美國佛蒙特州回來的偉大老人祈禱！不只是索爾仁尼琴，很多人都已經明白，我們不能夠繼續這樣活著，不能這樣生活了。我們都在自欺欺人。共產黨員們也都明白這一點，您相信不相信我？共產黨中有不少聰明誠實的人，心地真誠的人。我就認識這樣的人，尤其是在外省經常能遇到這樣的人，像我父親那樣的人……不過父親沒有被接受入黨，黨讓他吃過很多苦，但是他卻依舊相信黨。相信我們的黨和國家。他每個早晨都是從讀《真理報》開始，一份《真理報》從頭看到尾。沒有黨證的共產主義者比持有黨證的黨員要多得多，他們是精神黨員。（沉默）在所有的遊行中，他們都高舉這樣的標語：「黨和人民融為一體！」——這不是空話，是真的。我這麼說沒有偏向任何人，我實事求是。大家全都忘記了……很多人入黨是憑著良心，不僅是為了找份職業或務實考慮：如果我不是黨員，要是偷了東西就會把我抓起來；如果我入了黨，再偷東西的話，就不會入獄而只是開除黨籍。我很反感有些人在談到馬克思主義的時候那種輕蔑和不屑的樣子，他們甚至要把馬克思主義扔進垃圾箱！送進廢品場！這是個偉大的學說，經受過所有壓制，也一定能夠承受我們蘇聯這次失敗。因為很多理由……社會主義不僅僅有勞改營、政治告密和鐵幕，也是正義和光明的世界：公平分享、同情弱者、善良待人，而不是自私自利。
領導們都是這樣對我說的：在別人都沒有汽車時，我們是不能買車的。那時候沒有人穿範思哲西裝，也沒有人在邁阿密買房產。我的天啊！當時蘇聯領導人生活水平也不過就是現在商人的平均水平，遠沒有寡頭那麼高。甚至可以說挺清貧的！他們也沒有為自己建造那種用香檳淋浴的豪華遊艇。想想看吧！像電視廣告播出的那樣：一個鍍金浴室的價格，就相當於一套兩居室了。您能告訴我這是給什麼人準備的嗎？連房門把手都是鍍金的。這就是自由？一個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什麼都不是，等於零，在生活的最底層，但是蘇聯時期他可以寫信給報紙，走進區委會投訴，給領導或者不好的服務提意見，也可以舉報丈夫不忠……我不否認這些也都挺愚蠢，但是今天有誰還會聽普通人說話？誰還需要普通人？您還記得蘇聯時期的街道名稱吧，冶金學家大街、愛好者大道、工廠街、無產階級大街……那時候，小人物是受重視的，可以發表宣言，上電影螢幕。就像您說的，現在誰都不必遮遮掩掩了。沒有錢就走開！躲到長凳下面去！街道重新命名了：小市民大街、商人大街、貴族大街，我甚至看到連香腸的商標上寫的也是「公爵夫人」牌，還有「將軍」牌紅酒。反正就是拜金主義和成功者崇拜。強者生存，實力制勝。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大腦有智慧，很多人只能用蠻力掠奪他人。一部分人的天性就是，如果他們自己不行，就和別人作對。
女友力圖說服我，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需要有理想的人，但是現在沒有這種人。理想都是廢話和童話。我們的人不論怎樣都不會用進口舊汽車和申根簽證護照去交換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了。而我仍舊相信，人類還是要走向社會主義，走向公平公正，沒有其他道路。您看看德國，看看法國，還有瑞典方案。俄羅斯式的資本主義有什麼價值？對「小人物」那麼蔑視，對沒有百萬金錢、沒有賓士的人們那麼蔑視。取代紅色旗幟的是基督教復活和消費崇拜，人們在入睡前所想的不是崇高的事情，而是今天他沒有買到什麼東西。想想看，一個國家的分崩離析難道只是因為知道了古拉格的真相？那些寫書的人就是這樣想的。而人類，正常的人類不是活在歷史中的，他們活得很簡單——戀愛、結婚、生子、蓋房子。一個國家居然會由於缺乏女靴和廁紙而垮臺，因為買不到橙子，因為買不到該死的牛仔褲而消失掉！現在我們的商店像博物館一樣，像劇院一樣。他們想讓我確信範思哲和阿瑪尼的那些碎布片是人類所必需的，但是這些東西已經夠多了。生活就是金融騙局和票據。自由就是金錢，金錢就是自由。而我們的生活一錢不值。瞧，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您明白嗎，我甚至找不出一個詞語來形容它。我很同情我的小孫子們，他們真可憐，每天在電視上被灌輸這些東西。我很不認同。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個共產黨員。
我們長時間地中斷了談話。茶也沒有換，不過這次端來了女主人自己製作的櫻桃果醬。
1989年，那時候我已經是區黨委第三書記了。我從一所中學被調專職去做黨的工作，在學校時我教的是俄語和文學，最喜歡的作家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當上級提議我當區委書記時，我很害怕。這是一種責任！但是我毫不猶豫，我有一種真誠的衝動，就是為黨工作。那年夏天我放假回到家鄉。我平時不戴首飾，但那次我給自己買了一些廉價項鍊，媽媽看著我驚奇地說：「你看著像女王一樣。」她為我而欣喜，當然不是因為項鍊！爸爸對我說：「我們誰都不會來找你要求任何照顧。你必須廉潔奉公。」父母為我驕傲，為我幸福！而我呢，我……我還擔心什麼？我是否相信黨？誠實地回答：我那時相信，現在也相信。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從來都沒有和我的黨證分開過。我是否相信共產主義？坦白地說——我不會說謊——我相信公平社會的建立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現在我也相信。說什麼社會主義時代的生活很糟糕，這些話我都聽厭了。我為蘇聯時代驕傲！那時候當然沒有奢華的生活，但是正常生活是有的，愛和友誼是有的，裙子和鞋子是有的……那時候我們都聚精會神地聽作家和藝術家的演講和歌唱，現在都不再有了。在體育場裡，那些原本屬於詩人的位置被巫師和通靈者佔據了。現在人們就像非洲人一樣相信女巫。而我們呢，只要你願意，只要你有激情，我們的蘇聯生活追求的是另一種文明，權力屬於人民！反正我心裡很不平靜！今天您在哪裡還能看到擠奶女工、車工和地鐵機械師？沒有了。報紙上沒有他們，電視螢幕上沒有他們，克里姆林宮頒發勳章獎章也沒有他們，哪兒都沒有他們了。到處都是「新英雄」：銀行家、商人、模特和電影女星，還有經理。年輕人還能適應，老年人只能在沉默中死去，被擋在新世界大門外，在貧困中死去，被人遺忘。我的退休金只有五十美元……（笑）我從報紙上看到，戈爾巴喬夫的退休金也是五十美元。有人還這樣說我們：「共產黨員住在豪華宮殿裡，用大調羹吃魚子醬。他們為自己建造了共產主義。」天哪！我帶你們到我的「豪華宮殿」來看看吧：普普通通的一套兩居室，總面積只有五十七平方米，什麼都沒有隱藏：蘇聯式的水晶器皿，蘇聯式的金飾品……
（那麼特權醫院、特供口糧，還有內部排隊分住房和官方別墅，還有黨幹療養院什麼的呢？）
實話實說？這些麼……是有過的……在那邊更多。（她舉起手朝上邊指了指）但是我一直是在基層，是最底下的一層。和基層群眾在一起，永遠受到群眾監督。如果確實在哪些地方有你說的那種情況，那我不爭辯，不否認！和你們一樣，我也是在改革派報紙上看到的，說中央書記的孩子們飛到非洲去打獵，買鑽石。不過那也比不上現在的「新俄羅斯人」的那種生活，比不上新俄羅斯人的城堡和遊艇！看看他們在莫斯科周圍建造了什麼：宮殿！兩米高的石頭圍牆，電網，電視監視器，武裝警衛，就像是國中之國或者秘密軍事目標。難道是電腦天才比爾·蓋茨住在這裡？還是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反正是贏家。國內戰爭沒有打，勝利者卻已經出現。他們就用石頭牆防禦，他們要防範誰？防範人民？那時候人民只想趕走共產黨員，盼著美好時光來臨，過上天堂般的日子。不料自由的人民沒有出現，卻出現了這些千萬富豪和十億富豪，黑幫！光天化日之下有人開槍……在我們這裡，人們砸了一個商人的陽臺。但他們不害怕任何人，他們乘坐裝了鍍金廁所的私人飛機，還到處自誇。我在電視上親眼看見，有個富豪還顯擺他那塊價格等於一架轟炸機的手錶。另一個富豪的手機上鑲滿了鑽石。整個俄羅斯沒有一個人高喊這是一種恥辱！卑鄙！曾幾何時有烏斯賓斯基和柯羅連科，還有肖洛霍夫給斯大林寫信捍衛農民的利益。現在我也想這麼做……您問我，可是我倒是想請問您：我們的精英都在哪裡？為什麼我每天在報紙上看到的都是順著別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寧sup/sup的理由寫的觀點，而不是奧庫扎瓦、伊斯坎德爾……這些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你們讓出了自己的位置？放棄自己的椅子，卻第一個奔到寡頭的桌子上去吃麵包屑，去為他們服務？俄羅斯知識分子以前是不逃跑，也不做僕人的。現在誰都沒有留下來，沒有人再談精神，除了牧師。到底那些改革分子都在哪裡？
我們這一代共產黨員和保爾·柯察金很少有共同點，與挎著皮包、帶著左輪手槍的第一代布林什維克也沒有什麼相似之處。我們從他們那裡繼承下來的只有一些軍事術語：「黨的戰士」「勞動前線」和「豐收會戰」。我們早已感覺不到自己是黨的戰士了，只是黨的服務員和職員。留存下來的只剩下「光明未來」的禮儀：列寧畫像掛在大禮堂，紅旗放在角落裡，只有典禮和形式。已經不需要戰士，需要的只是表演者：「來吧，幹吧！」而不是像從前那樣：「把黨證放在桌子上。」上級下令，立即執行，隨時報告。黨已經不再是軍事指揮部，而是一部機器，官僚機器。我黨很少招募人文科學家，從列寧時代起黨就不完全相信他們。關於知識階層列寧曾經這樣寫道：「他們不是大腦，而是國家的糟粕。」所以像我這樣學習文學的幹部是很少的。幹部都是從工程師、畜牧師中培養出來——從製造機器、生產肉類和穀物的專家中提拔起來的，而不是從人文學者中提拔。集體農莊大學是幹部的熔爐。需要的就是工農子弟。幹部要來自於人民，這項政策已經貫徹到可笑的程度：可以徵召一個獸醫做黨務工作，一個全科醫師卻不行，絕對不行。我也從來沒有見到過抒情詩人和物理學家擔任黨的幹部。怪吧？黨的內部從屬關係，就像軍隊一樣，提升很慢，得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向上爬：先是區委的文員，然後是科室主任、指導員、第三書記、第二書記……我在十年時間裡走過了所有階梯。現在呢，初級科研員或者實驗室主任就可以執掌國家，集體農莊主席或者電工直接可以成為總統。從集體農莊一步就升到國家級別！這種情況只有在革命中才會發生（這個問題好像是針對我，又像是針對她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定義1991年的事情。
那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甚至沒有人嘗試解釋一下，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除了香腸之外，我們還有什麼思想？我們在建設什麼？我們向前進，走向資本主義的勝利？是這樣的嗎？我們罵資本主義罵了一個世紀：怪物、魔鬼……現在我們又因為要與他們一樣而感到驕傲了。如果我們和所有人都一樣了，又有誰對我們有興趣？替天行道的民族，全體人類的希望……（諷刺）所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感覺就像不久前對共產主義的感覺那麼美好。都在做夢啊！他們審判馬克思，譴責理想……理想成了殺手！但我認為應該加罪於那些執行者。我們實行的是斯大林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現在我們則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既不是東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既不是帝國，也不是共和國。東闖西撞，就像是……我還是閉上嘴吧。斯大林！斯大林！大家都要埋葬他，埋葬他……可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埋葬他。不知道在莫斯科怎麼樣，反正在我們這裡斯大林肖像都放在汽車擋風玻璃上，掛在公共汽車上。拖車司機們尤其喜歡他，穿著大元帥禮服的斯大林。人民！人民！人民是什麼啊？人民就這樣說自己：大棒和偶像都是自己造出來的，就好像木刻一樣，想要什麼，就能做出什麼。我們的生活就是在勞改營和暴亂之間搖擺，現在這個鐘擺正好懸在中間，全國一半人都期待出來一個新的斯大林。只有他來到，才能帶來秩序。（再次停頓）在我們區委，當然也有很多人議論斯大林。黨的神話代代相傳。大家都喜歡談論以前是如何在大老闆管制下生活的。斯大林時代的規矩是這樣的：要是中央部長級幹部喝茶配三明治的話，一般幹部就只有喝茶，但是副部長這個級別的呢？喝茶的時候也沒有配三明治，不過可以配有一塊白色餐巾。他們已經夠顯赫了，都爬到奧林匹斯諸神和英雄的地位了，也還要爭先恐後地擠位置……這種狀況不論是在愷撒大帝還是彼得大帝時代都是一樣的，而且將永遠如此。你們欣賞那些個民主派，可是他們抓住權力後也是馬上就利用起來，幹什麼呢？也是要為自己多吃多佔，找一個聚寶盆。沒有一次革命能消除這種非法謀私。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葉利欽曾經與特權鬥爭，自稱民主鬥士，可是現在呢，當人們奉承他是鮑里斯沙皇時，他不是很喜歡嗎？他成了民主教父……
伊凡·蒲寧sup/sup的《該詛咒的日子》我讀了好幾遍（她從書架上拿下這本書，找到書籤讀起來）：「我記得，就在《敖德薩新聞》所在的那幢樓門外，曾經有一個老年的工人，那是布林什維克當權的第一天。突然從大門裡跳出一幫男孩子，帶著一包包剛剛印出來的‘號外’大聲叫賣：‘敖德薩的資產者捐出500萬！’那位老工人氣喘吁吁，好像被憤怒和幸災樂禍嗆得說不出話來：‘太少了！太少了！’」您不覺得這話聽起來很熟悉嗎？我覺得……是的，似曾相識。在戈爾巴喬夫年代，第一波造反開始的時候，人民聚集到廣場上要求麵包、要求自由、要求伏特加和菸草，真可怕啊！很多黨員幹部發了中風和心肌梗死。就像黨教導我們的那樣，「在敵人環伺下」，「在陷入圍困的要塞中」。我們一直為迎接世界大戰做準備，更擔憂核戰爭，卻沒有料到內部的崩潰。沒有預料到，從來沒有……我們已經習慣五月和十月的隊伍和標語：「列寧事業永存！」「黨，我們的舵手。」而現在的人們並不是有組織的隊伍，而是自發的勢力。他們不是蘇聯人民，而是另一種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標語也完全不同：「把共產黨員送上法庭審判！」「打爛共產主義害人蟲！」讓人立刻想起新切爾卡斯克sup/sup。當時的訊息是被封鎖了，但是我們都聽說了，就像赫魯曉夫時代飢餓工人走上街頭一樣，當時對他們開了槍……那些活下來的人都被送到了各個勞改營，至今他們家人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而現在……現在是改革了，不可能開槍，也不能鎮壓，必須對話。但是我們當中誰能夠走到人群中去演講？對話開始，苦口婆心地勸說……但我們只是機關工作人員，並不是演說家。我也在課堂上痛斥過資本家，捍衛美國黑人。我的辦公室裡擺著五十五卷的《列寧全集》，但有誰真正讀過嗎？在大學裡都是考試之前瀏覽一遍而已：「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啦，「所有的神像崇拜都是戀屍癖」啦。
恐慌變成了恐怖。普通幹部、指導員、區委和州委書記們——我們都不敢走到工廠面對工人，走到校舍面對學生。連電話鈴聲都讓我們害怕。如果他們突然又問到薩哈羅夫或者布科夫斯基sup/sup，我們該怎麼回答？他們到底還是不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了？如何評價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和沙特羅夫的短劇集？上面沒有任何指令下來。早先上級對你說：你完成了任務，在生活中貫徹了黨的路線。可是現在呢，教師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年輕導演在工廠俱樂部排練被禁的話劇。上帝啊！在一個紙板工廠，工人們用手推車把廠長推到了大門外。他們憤怒地咆哮，砸碎玻璃。晚上又有人把鐵索繞上列寧紀念碑，拉倒了它。人群向列寧做出輕蔑的手勢。黨組織消失了……我還記得失魂落魄的黨員們，拉下窗簾坐在辦公室裡。在區委大樓入口處，白天黑夜都有全副武裝的民警值班。我們害怕人民，人民起初也習慣性地害怕我們。後來他們不再害怕了……數千人聚集在廣場上，我還記得他們的標語：「來個1917吧！革命吧！」我都驚呆了。專業技校的學生怎麼也和他們站在一起了，年輕的孩子們，還是一群小公雞啊！有一次，一群人民代表到區委來了：「給我們看看你們的特供店！你們那兒應有盡有，我們的孩子卻餓得暈倒在課堂上。」他們在我們的餐廳沒有發現貂皮和黑魚子醬，但還是不相信：「你們在欺騙老實的人民。」一切都動搖了，被撼動了。戈爾巴喬夫很軟弱，搖擺不定。他應該是想捍衛社會主義的，但是又想搞點兒資本主義……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歐洲受讚揚，在美國受歡迎。在歐美那邊，人們對他拍手稱好：「戈爾比sup/sup！戈爾比！戈爾比真是棒！」……他只是空談改革……（沉默）
社會主義就在我們眼前死亡了。這些鐵血小青年衝了出來。
安娜·依琳尼奇娜：
這雖然是不久之前發生的事，但已經屬於另一個時代和另一個國家了……我們的天真和我們的浪漫都留在那裡了。那個時候我們太輕信。有的人不想回憶它，因為那是令人難過的，我們經歷了太多的失望。可是誰又能說我們什麼變化都沒有？過去連《聖經》都不能帶過境，難道忘記了？我從莫斯科把麵粉和麵食帶到卡盧加作為禮物送給親戚，他們還開心得不得了。都忘了嗎？現在已經沒有人需要排隊買糖和肥皂了。買外套也不用票證了。
我當時是立刻就愛上了戈爾巴喬夫！現在他們都譴責他：「蘇聯的叛徒！」「戈爾巴喬夫為了比薩餅就出賣了國家！」但我還記得我們當時的驚奇和震撼！我們終於有了一位正常的領導人。我不為他感到羞恥！那時候大家彼此傳頌戈爾巴喬夫如何在列寧格勒叫停了保安隨從的阻擋，走到人民中間，還在一個工廠拒絕了昂貴的禮物，在一個傳統的晚宴上只喝了一杯茶，等等。他總是微笑，講話從來不念稿子，年富力強。我們沒人會相信，就在商店裡出現香腸的時候，就在人們不必為了購買進口胸罩而排上幾公里隊伍的時候，蘇維埃政權卻竟然終結了。我們以前都習慣於辦事找熟人：預訂博覽會入場券，買巧克力和德國運動服。為了買到一塊肉，就得和屠夫交朋友。蘇維埃政權似乎是牢不可破的，還要子子孫孫傳下去！可是誰都沒有料到它突然就終結了。現在很清楚的是，連戈爾巴喬夫自己都沒有想到，他還在想繼續改革，但是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誰都沒有準備，沒有人做準備！甚至想推倒這堵牆的人也沒有想到。我是個普普通通的技術員，不是英雄，不是……也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感謝我的丈夫，他是個藝術家，所以我早就進入了波西米亞圈子。那裡有詩人、畫家，我們中間沒有英雄，誰都沒有足夠的勇氣成為異見分子，沒有勇氣為了自己的精神信念坐監獄或者住進瘋人院。我們只能在衣袋裡伸出中指去表達憤怒。
我們坐在廚房裡罵蘇維埃政權，說政治笑話，讀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書，他可以在任何時候去敲開朋友的家門，哪怕是在凌晨兩三點，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記得那種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那裡有我們心目中的英雄、懦夫和叛徒……有我們自己的快樂。這無法向圈外人說清楚。首先，我無法解釋我們為何開心，又不能細說別的……就是這樣……我們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完全不同，絲毫不一樣！一到早上，我們就都各自去上班，又變成了普通蘇聯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樣了，老老實實中規中矩地上班。要麼你順從，要麼你就去掃院子當保安，沒有其他方式保護自己。等到離開工作崗位回到家，就又開始在廚房聚會，一邊喝伏特加，一邊通過受到高度干擾的美國之音收聽維索茨基的禁書。我至今記得那種劇烈的噼噼啪啪的無線電干擾聲。但那個時候我們徜徉於無休止的浪漫、戀愛和分手的迴圈中。當時許多人都自認為是國家的良心，認為自己有權開啟民智。可是我們對人民瞭解嗎？也就是從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中，從我們的「鄉村作家」那裡，還有拉斯普京和別洛夫的作品中，才有些瞭解。我甚至連自己的父親都不理解，我曾經對著他大叫：「爸爸，如果你不把黨證退給他們，我就不和你說話了。」爸爸哭了。
戈爾巴喬夫的權力比沙皇還大。他有無上的權力，但他都出來這樣說：「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是戈爾巴喬夫的名言。於是國家變成了一個辯論場所。人們在家裡爭論，在工作中爭論，在公交車上也爭論。有的家庭因為不同觀點而瓦解，子女與父母因爭吵而分離。我的一個女友就是這樣，與兒子兒媳因為列寧而爭吵，最後把他們趕到街上，兒子兒媳大冬天只能住到城外冰冷的別墅去。劇院已經空空如也，人們都聚集在家裡的電視機前，觀看全蘇首次人民代表大會sup/sup的現場直播。還有在此之前我們如何選出人民代表的完整故事。那是首次自由選舉啊！真正的民主選舉！兩名候選人在我們區四處遊說，一個是黨的幹部，一個是青年民主派、大學教師。我現在還清楚記得他叫馬雷舍夫，尤拉·馬雷舍夫。我現在還偶爾能看到他，他現在從事農產品生意——西紅柿和黃瓜的買賣。當時他是一個革命者，到處演講，鼓動造反，說些聞所未聞的事情！他把馬列主義文獻稱為「小薄書」，說它們散發著樟腦味，還要求廢除憲法第六條sup/sup，而正是這一條規定了蘇共的領導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國家基石……我聽到他說的話，真是不可想象。簡直是瘋了！誰讓他……允許他這樣說？全都崩潰了……這簡直就是重創……我們以前真是太僵化了……我這麼多年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蘇聯人，付出了多少啊。（沉默）
我們組織了團隊，聚集了二十名志願者，下班後我們就到區內的一個個公寓樓進行宣傳鼓動。我們在標語上寫「請投馬雷舍夫一票」。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勝利的！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那是我們的第一次勝利！！然後我們全都看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的電視直播，我們欣喜雀躍：代表們發言比我們在廚房裡的言語更加坦率大膽，或者說和我們的廚房言論很相近。所有人都像發了毒癮一樣留在電視前，捨不得離開：瞧啊，特拉夫金要教訓他們了！是啊！波爾德廖夫呢？噢，現在他上臺了……真是好樣的！
那時候人們對報紙雜誌的激情簡直無可描述，遠遠超過讀書。那些厚厚的刊物動輒發行量突破數百萬冊。從早到晚在地鐵上總是同樣的景象：全車乘客，坐著的、站著的，都在閱讀。素不相識的人們也都互相交換報紙看。我和我的丈夫訂閱了二十種雜誌，一個人的工資全花在訂雜誌上了。我一下班就跑回家，換上浴袍開始閱讀。不久前我媽媽去世了，她說過：「我會像一隻垃圾場中的老鼠似的死去。」她那個一居室的住房簡直就是一個閱讀室：從書架到壁櫥，從地板到走廊，堆滿了雜誌、報紙，其中有珍貴的《新世界》《旗幟》和《道加瓦》……到處是裝剪報的盒子。大盒子。我把所有的盒子都運到了別墅，因為扔掉太可惜，可是能送給誰呢？現在全都是廢紙了！我就一遍一遍重讀，許多內容都用紅顏色筆和黃顏色筆畫線。紅色標的是最重要的內容。我想我的報紙雜誌總有半噸多吧。別墅全都塞滿了。
那時候的信仰是真誠的，也是天真的……我們都相信：時候到了，停在街上的公共汽車把我們載去參加民主集會。我們憧憬著住進美麗的房子，而不是赫魯曉夫的灰色建築中，我們會建成高速路取代破舊的公路，一切都將變得美好。但誰都沒有去尋求合理的證明。其實根本就不存在證明。但是為什麼還要相信？因為我們是用心去信，而不是用理智去信。我們是用心去投票站投票的。誰都沒有具體說應該做什麼，反正自由就是一切了。如果你被關在一個封閉的電梯裡，那麼你的夢想就只有一個：開啟電梯門。而當電梯門開啟時，你就會感到幸福，無比幸福！這時你還不會去想自己此刻應該做些什麼……因為你終於能夠暢快地呼吸了，你只是感覺到快樂！我的女友嫁給了一個在駐莫斯科大使館工作的法國人。那個人只是聽她說啊說：「看看吧，我們俄羅斯人現在多麼有幹勁。」可是他問她：「你能告訴我，這種幹勁是要做什麼呢？」其實不管是她還是我都不能對他說清楚。我只是這樣回答他說：幹勁就是攻擊力，就是這樣。我看見周圍都是生氣勃勃的人，生氣勃勃的面孔。那時候一切都是那麼美麗！這些人都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啊？昨天他們都還不存在啊！
我們家裡的電視機從來都不關，每小時都要看整點新聞播報。那時候我剛剛生了兒子，每次抱著他到院子裡，也一定要帶個收音機。居民們連外出遛狗時也要帶著收音機。現在我總是要拿兒子開玩笑：你和我們在一起，生來就是政治家。可是他對此一點兒都不感興趣，整天就是聽音樂，學習外語，想去看外面的世界，過另一種生活。我們的下一代完全都不像我們，他們到底像什麼人啊？只有同一時代的人，彼此才是相像的。我們那個時候都是這種樣子的：哇噢！索布恰克sup/sup登臺演講了，於是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事情奔到電視機前。我喜歡索布恰克那身漂亮西裝，看上去像是燈芯絨的，還喜歡他用歐洲的系法扎領帶。薩哈羅夫登上講臺了。就是說社會主義也有可能「人性化」？是這樣說的……對於我來說，人性的社會主義，就是利哈喬夫sup/sup院士的面孔，而不是雅魯澤爾斯基sup/sup大將的樣子。而在我說到戈爾巴喬夫時，我的丈夫必須補充一句「戈爾巴喬夫……還有賴莎·馬克西莫夫娜」。那時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總書記的妻子，從來沒有為她不好意思。秀美的身材，漂亮的服裝，他們夫婦相親相愛。有人給我們帶來一本波蘭雜誌，上面寫道：「賴莎，是一種範兒！」我們為此多麼驕傲啊！人們沒完沒了地參加集會，街道都被傳單覆蓋了。一個集會結束了，另一個又開始了。人們都像趕場一樣奔波，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要去得到某種啟示。這正是正確的人尋找正確的答案的時刻。前方還有未知的生活在等待我們，它吸引了所有人，就好像我們已經到了自由天國的大門口。
但是生活卻變得越來越糟糕。很快，除了書籍，什麼都買不到了。貨櫃上只剩下書籍了……
葉蓮娜·尤里耶夫娜：
1991年8月19日，我照例來到區黨委。在走廊裡我就聽到各個樓層所有辦公室的收音機都開著。女秘書告訴我，「一號」（第一書記）讓我去他那兒一下。我過去了。「一號」的辦公室開著電視機，音量很高，他一臉愁容，坐在收音機旁邊，一會兒調到「自由電臺」，一會兒調到「德國之聲」和bbc，有啥聽啥。桌上放著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名單。他對我說：「只有瓦連尼科夫讓我尊敬，畢竟是將軍，在阿富汗打過仗。」這時，第二書記和組織部長陸續進來了，我們開始談話。「太恐怖了！會流血的。血流成河。」「不會所有人流血，但必須有人流血。」「早就該挽救蘇聯了。」「會堆屍如山啊。」「瞧吧，老戈玩砸了，終於有正常人出來了，將軍登場掌權了。胡鬧該結束了。」最後「一號」發話了，決定不開每天上午例行的工作會議，有什麼可報告的？任何指令都無法執行了。當著我們的面，他又打電話給警察局問：「你們有什麼訊息嗎？」「什麼訊息都沒有。」大家接著談戈爾巴喬夫，他到底是真的病了，還是被逮捕了？結果呢，大家越來越傾向於第三種可能——戈爾巴喬夫和家人一起溜到美國去了，不然還有哪裡可去啊？
我們就這樣整天坐在電視機和電話旁邊，心惶惶然：上面到底誰在掌握權力呢？大家都在焦急等待。實話告訴您，那時候我們只有等待。一切都有些像赫魯曉夫被推翻時那樣。又開始了往事的回憶……當然現在的談話有了新主題——自由。自由是什麼？自由對於我們人類來說，就像猴子想戴眼鏡一樣，誰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到處都是小商小販，但是他們不需要精神啊。我記得前幾天遇到以前給我開車的司機，這可是一個精彩的故事……那個小夥子退役後直接就到我們區委了。當司機關係廣路子多，他開心死了。但改革開始後，允許搞公司了，他就從機關離開去做生意。這樣一來，我簡直認不出他了：他剃一個光頭，穿皮夾克和成套的運動服。我明白那是他們這種人的標準服飾。他吹牛說他一天賺的錢超過區委第一書記一個月的工資。他做的是穩賺不賠的生意——牛仔褲。他和別人合夥租用了一家普通洗衣店，在那裡仿製名牌瓦倫基石磨牛仔褲。工藝很簡單（真是窮極智生）：把普通廉價牛仔褲扔進氯漂白劑溶液中，裡面加上碎磚頭，煮上幾小時，在褲子上加上條紋、汙漬、圖案，就成了抽象藝術。烘乾後再貼上「西部牛仔」的標籤就成了。我忽然間產生一個念頭：如果一切都不變的話，這些個牛仔褲的「倒爺」很快就會來管理我們的，他們可是新經濟政策的產物啊！會由他們來提供所有人的吃穿用，不管這有多麼可笑。工廠建在地下室裡，產品就這樣出貨了！現在這個小夥子已經是百萬富翁或者億萬富翁了（對我來說一百萬和十個億是一樣的），還是國家杜馬議員，在加那利群島有一幢樓，在倫敦也有一幢樓。沙皇時代，在倫敦居住的是赫爾岑和奧加遼夫sup/sup，現在變成了這些人，我們的「新俄羅斯人」……牛仔褲、傢俱和巧克力大王，還有石油大亨。
晚上九點，「一號」再次召集大家到他辦公室開會。地區克格勃局長報告形勢，他談到人們的情緒。按照他的話說，人民是支援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沒有表現出憤怒，所有人都討厭戈爾巴喬夫。除了鹽巴，市面上什麼都要憑票購買，伏特加根本買不到。克格勃人員在整個城市奔走，到處記錄人們的對話。人們一邊排著隊搶購，一邊還在爭吵：「政變了！國家會怎麼樣啊？」「你家裡還能翻出什麼東西？只有一張空床了吧。還有伏特加。」「自由就是這樣結束了。」「啊哈！自由就像香腸一樣被切掉了。」「有誰還想嚼口香糖，還想抽萬寶路香菸啊。」「早就應該這樣啦！國家瀕臨崩潰！」「戈爾巴喬夫是猶大！他想把祖國拿去換美元。」「看來要流血了。」「我們不可能不流血……」「為了拯救國家，拯救黨，我們需要牛仔褲、漂亮的女內衣和香腸，而不是坦克。」「想要過好日子？去你的吧！別想了！」（沉默）
一句話，人民在等待，等著看我們怎麼做。黨委圖書室的偵探小說到晚上全都沒有了，全都被拿走了。（笑）我們這些人本來是應該讀列寧著作而不是偵探小說的。列寧和馬克思的書，就是我們的聖經。
我還記得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記者釋出會，亞納耶夫的手一直在顫抖。他還在那兒為自己辯護：「戈爾巴喬夫值得尊敬……他是我的朋友……」他的眼睛都不敢跟人對視……看到他膽怯的眼神，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這不是能夠成事的人，不是可以期待的人。他們是侏儒，是平庸的黨務官僚……靠他們哪兒能拯救國家！哪兒能拯救共產主義！他們誰都救不了……從電視螢幕上看，莫斯科的街道上已經是人山人海，人的海洋！在火車總站和城外的火車站，人民都在湧向莫斯科。葉利欽站到了坦克上，向人們分發傳單。「葉利欽！葉利欽！」人群像唱聖歌一樣齊聲高喊：「勝利了！」（她神經質地摩搓著檯布的邊緣）
這桌布就是中國產的，整個世界充滿了中國商品。中國就是成功處理緊急狀態的國家……我們現在在哪兒？已經成了第三世界國家。那些曾經大喊「葉利欽！葉利欽！」的人現在都去哪兒了？他們以為我們將要生活在和美國德國一樣的國家，其實是生活在哥倫比亞了。我們輸了，輸掉了國家……當時我們有一千五百萬共產黨員啊！黨是能夠做到的，但是人們背叛了它……一千五百萬黨員當中居然找不出一個領袖，一個都找不出來。而對方就有領導人，就是葉利欽！我們都輸光了！至少有一半的國民希望我們能勝利吧。現在這個國家沒有了，已經成了另一個國家。
那些自稱共產黨員的人，突然宣稱他們從小就仇恨共產主義。他們放棄了自己的黨證。一些人是默默地把黨證交上來，還有一些人是砸著門進來的。也有人是夜晚悄悄溜進區黨委大樓，像小偷一樣。請來誠實地同共產主義告別吧，不要那樣偷偷摸摸。早上看門人打掃院子時，收集到很多黨證和共青團員證，用很大的玻璃紙袋裝著交給了我們。該怎麼處理呢？送到哪兒去？沒有任何上級指示，上面沒有訊號，死一樣的沉寂。（她陷入沉思）這就是那個時代，人們開始改變一切，絕對是一切，改得乾淨徹底。一些人離開了，改變了他們的國籍；另一些人改變了信念和原則；第三種人改變了家裡的東西，改變了東西的質量，把舊蘇聯的產品扔掉，所有都買進口貨。「倒爺」啥都能整來：水壺、電話、傢俱、冰箱，從不知道什麼地方弄來的散裝零部件自己組裝。「我有博世洗衣機。」「我買了西門子電視機。」人人談論的都是松下、索尼、飛利浦……我遇到一個女鄰居，她為有了一個德國咖啡機而開心，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太幸福了！」可是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還徹夜排隊購買阿赫瑪託娃的詩集呢，現在卻為一個咖啡機而瘋狂，為了一些破東西而開心……他們與黨證分手，就好像和什麼廢品告別似的。雖然很難相信，但是幾天之內真的一切都變了。就像你在回憶錄中讀到的，沙皇俄國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蘇聯的共產主義也是一樣，都是幾天而已。人們在頭腦中還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紅本黨證藏起來，用各種形式儲存著。不久前，在一個朋友家裡，他們從牆壁的夾層中找出列寧半身像給我看。他們都在保留著，以為說不定突然間又可以拿出來了。共產黨一旦回來了，他們就會第一批戴上紅色領結。（沉默）我的書桌上放著幾百份退黨宣告，很快就當成垃圾運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爛。（她在桌上的資料夾中尋找什麼東西）我儲存了一兩頁紙……終有一天人們會找我，要我把它們送交博物館。他們會來的……（她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