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盲同志們對我的辯解反駁道：你說天是黃的？我怎麼沒看見？對他們來說，玻璃是藍的，不論家裡、辦公室的玻璃，還是汽車的窗玻璃都是藍的。這種玻璃表面有層有機矽透光膜，都是進口的。假如我們能讀到些國外科技書刊，沒準也能造出這種塗料，但是那些書刊裡常夾有半裸女郎的廣告，所以有危險，不讓我們看。我們看到的全是正面的、沒有危險的東西，所以心情煩悶，走向反面。

開party就一定要在上班時間折騰，消耗大量的公款公物；否則就等於沒有開。然後就折騰一夜，傍肩也不回家。數盲問起來，就說回原單位聯歡了。不要以為數盲蠢，所有的「家屬」都不見了，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整天氣呼呼，礙著數盲風度不便發作，而我們（非數盲男人和傍肩們）見了這種景象就十分開心。這些行徑最起碼是犯錯誤，有些還是犯法的，但是開party就是要犯錯誤和犯法，否則就沒有效果。等到犯過錯誤和犯過法後，大家都能正常一段時間。當然，作為老大哥我要承擔責任，去砸一段時間的鹼，或者關一段時間的小號——這要看犯的事有多大而定。但是這對我不是大問題：哪裡我都熟。等把這些道理都講夠了以後，還有一點我明白：各單位都可以開party，各單位都有老大哥可以承擔責任，幹嗎非是我不可呢？

外單位的老大哥總給我打電話，問你們什麼時候開party。我聽了當然氣憤，反問道：你們為什麼不開？這班混蛋說：我們不行——我們沒有號召力。再說，你們都是文藝單位下來的人，開出的party有趣。不管怎麼說，你們是老大哥單位。這話聽來有理，但卻是混賬邏輯。這種邏輯要把我害死。

不等公安局的人來找我問星期四party的事，我就知道此事絕不能善了；我叫大家蒐集硬幣，越多越好。這個party上了電視新聞，是近年來罕見的集體曠工事件，光這一條就得去砸鹼，更何況浪費了大量的寶貴物資。光電石就用了十來桶，但我們沒有動氣焊，只是用來點乙炔燈，給廣場照明——由此你就可知那party有多大。硬幣是鋁的，準備熔了造假腳鐐。那東西一文不值，只是有點不好找。藍毛衣說她要押我去鹼場，不準別人爭。我告訴她，她也得準備去砸鹼了。因為這回上面和我們算總賬，連打架用手釦子的事也發了。捱打的保安舉報說，兇手是女的。我正在抵賴，但未必能賴掉。藍毛衣知道以後分毫不懼，反而到處去吹噓：姐們要去砸鹼了——照我看她也該砸鹼，她把人家的鼻樑都打斷，徹底破了相。我們要賠出人家買老婆的錢。但是最後誰也沒去砸鹼，而是比那更糟。我們國家學習新加坡二十世紀的先進經驗，改用鞭刑，數盲決定，拿我們這樁事試點。這就是說，要在背上挨幾鞭子了。以前沒捱過，挺他媽的新鮮。也許就因為這個，藍毛衣主動坦白了（她很想挨幾鞭，大大地出個風頭），還把手釦子交了出來，就被公安局的請走了，再沒回來。

有關藍毛衣闖的禍，還有補充的必要。我說過，那一天小徐借了我的車去拿病假條。拿到了病假條，在回來的路上和別人撞了車，與對方駕駛員口角，被保安請去了。人家一查他的證件，發現是技術部的人，除此之外，對方發現他很面熟，星期一下午打架就是他先動的手。在這種情況下，對方當然對他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當他把一切可交待的事都交待了以後，這種興趣還是有增無減，這一下就闖了個大禍，小徐進醫院後也沒醒過來，徑直死掉了。屍檢時發現肝臟碎了，而且是連同好幾根肋骨一道被打碎的。身上還有很多傷，但已沒有深究的必要，因為這一處就足以讓他死了。這種事當然不能由著它發生，所以保安方面一個死刑，三個無期徒刑。保安方面當然也有些要申訴的事：在星期一的鬥毆中有人用了手釦子，把他們的人破了相，所以他們的人才會下狠手打人。因此數盲要把使手釦子的人找出來，抽上一頓，以示公允。

講了這麼多反面的事，也該講點正面的了。星期四我開了party，等到過完了週末，公安局的人就到部裡來，客客氣氣地說：請問誰是王二？您有麻煩了，要跟我們去一下。說完給我戴上銬子，這個銬子是不鏽鋼的，有兩個頂針那麼大，套在兩個大拇指上。我認為假如我是摩非斯特的話，設計這個銬子的就是撒旦本人了——用這麼點鋼就把人扣住了，怎麼能想出來。那位警察聽了，摘下大簷帽說：您高抬我——沒法子，就給那麼點鋼。當時我嚇得夠嗆，他就是這種拇指銬的發明者。罵人家是魔鬼，這事怎麼得了。誰知他在我對面坐了下來，說道：你這兒挺暖和，我多坐一會兒。你有什麼事要辦就先辦辦。別怕，我沒數盲症。我趕緊說：看得出來，看得出來！我以前以為你們都有那種病哩。他說：這就是外界對我們的工作不理解了。這說得很對，別人對我們也不理解，說我設計的機器是大糞，還要求槍斃我。所以，理解萬歲。

假如可以和數盲們說理的話（其實和他們沒法說理），我可以辯解道：星期四我只說了一句「開party」，此外什麼都沒幹。這句話只是振動了一下空氣而已——當然它和後來發生的事有一種極牽強的關係。數盲就順著這種關係找到了我，讓我挨鞭子。除此之外，藍毛衣與保安打死小徐然後又償命一事的關係也很可疑。假如保安該給小徐償命，斃了他活該。假如不該償命，把他放了也沒什麼不可以，這麼胡攪蠻纏幹什麼。再說一遍，我知道說理是不許可的。但是我覺得他們實在不講理。剛進局子，警察就告訴我說，我的案子上面要直接抓，讓我做最壞的準備。事實上沒有那麼壞。

我的案子數盲們很重視，所以警察一直勸我交待出個把別人來，但是我不肯。我倒不是皮肉癢癢想挨鞭子，而是身不由己——身為老大哥，如果讓別人去挨鞭子，今後沒法做人。這件事一連拖了半個多月，其間還被帶到公安醫院查了幾次體。最後人家說，你年紀大了，心臟也不行，有生命危險——你可要想明白。我聽了也有點猶豫，要知道我挺怕死。後來弄明白生存率有百分之七十（後來知道實際上是五十）就鼓起了勇氣，簽了認罪書，住進了公安醫院。這裡生活還蠻好的，睡單間，一流伙食，每天看病吃藥。住醫院有兩個好處，一是先把我身上的病控制住，鞭刑後的生存率就能比百分之五十高；二是假如讓我住在家裡，鞭刑前準會服止疼藥、打嗎啡針，這樣鞭刑的意義就失掉了。

後來我知道，我是命裡註定要挨鞭子的，公安局的同志問我那麼多，是覺得兩個人太少，想多拉幾個。他們後來說，人多了熱鬧，也顯得不疼。但我不這麼想。他們又說，你這個案子上面動了真怒，多報幾個人好，少了可能斃了你。這可讓我夠害怕的，但我挺住了。這樣好，萬一後來知道不招也能活就會後悔。寧可當場死，也不吃後悔藥。

有關小徐，有必要補充幾句。首先，他已經死了，我不說死人的壞話，所以本日記裡一切他的壞話都取消。其次，雖然他死了，我還是不喜歡他；因為他什麼都不肯幹，和老左簡直是一樣，而且公開宣稱他想得數盲症。最後，他已經死了，至死都沒患數盲症，所以他是我的人；故此上面說的那句話也取消。而且這件事我也有責任，假如早發現他不見了，就可派出人去找他。發現他被保安逮走了，我可以率大隊人馬去救他——玻璃公司的哥們兒帶來了鐵棍，就是為這樣的事預備的。蕩平保安總部，衝到地下室把他救出來，在這個過程中，肯定要出人命。假如我幹了這樣的事，等待我的就不是鞭刑——額頭上要吃子彈了。

四

星期四我去參加那個party——現在我是從反面來說，坐的是技術部開出的最後一輛車。當時天已經黑了，但是我也能看出來，這車不是往東山上開——東山上有好多療養院，現在都空著，我們過去開party都在那裡——而是往西山上開。西山上也有很多療養院，現在也空著，但西山是禁區。這裡是中央的地方。自從海里滿是柴油，人家就不來了，連警衛部隊都撤走了，但別人還是不敢進去。最可怕的是它離市府小區極近，肯定會讓數盲們發現。不過，我既然已經豁了出去，也就不問了。車進了西山的圍牆，空氣登時變得很好聞，因為這裡有很多的樹，甚至可以說，整個西山就是座大樹林。現在樹很少見，城裡的樹都被農民偷走了，所以有好多年沒聞見這麼好聞的松樹味。出於一種樸素的敬畏之心，農民還沒到這裡來偷。連小偷都不敢來的地方，我們來了，這件事不怎麼好。

等到車開到廣場上，看到那裡黑壓壓的人群，我腦子裡又嗡的一聲。整個北戴河，整個秦皇島沒得數盲症的人都在這裡，甚至還有天津和北京來的人，開來了各種柴油車、燒焦炭的煤氣車、電石車，以各種垃圾為燃料，這些是各單位的公務車，一個個千奇百怪；還有新式的日本車、德國車、美國車、瑞典車，燒高階燃料，還有用電池的無汙染車，每年要到日本去充一次電，然後就可以開一年，都是首長專車。這兩種車的區別在於前一種開起來地動山搖，後一種寂靜無聲；前一種跑得慢，後一種開得快；前一種車上沒有玻璃，駕駛員暴露在外，跨在各種怪模怪樣的機件上，一不小心就會摔出來，後一種很嚴密；前一種車上有各種管道、鑄鐵手柄、傳動皮帶等等，後一種沒有這些東西，倒有錄影機加彩電、小酒吧、電子遊戲機、衛星天線、全球定位系統等等；前一種很難開，後一種是人就能開，除了數盲本人，但他也不是真不能開，只是覺得開車失了身份。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別的區別。前一種車是我的人開來的，後一種是傍肩們開來的。現在他們正在廣場上換車開，三五十輛結成一個車隊，浩浩蕩蕩開出去，到山道上賽車；剩下的人在廣場上，有五六千人，有個騾馬大集的氣概。這麼大的集會，假如我不是頭兒就好了。但是我們這輛車開來時，所有的人都對我們鼓掌，並且有人在擴音器裡說：老大哥王二來了，可以開始了。這就是說，這本爛賬又記在我頭上。我覺得有股要虛脫的感覺，但是挺住了。站在車頭上，大聲問道：吃的東西夠嗎？底下人就哄我：老大哥，閉嘴！俗氣！車還沒停穩，就有些女人叫我們車上的人：喂！陳犯！我在這裡！劉犯，快滾過來！這是弟兄們的傍肩在打招呼，都是砸鹼時傍上的。但是沒有叫王犯的——我忘了通知她了。

在醫院裡我又見到了藍毛衣，她和我一樣穿上了白底藍條的睡袍，蹺著二郎腿，坐在走廊裡的沙發上和小護士吹牛，說這一回她肯定上吉尼斯大全。假如先抽她，她就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受鞭刑的人。假如先抽我，她就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受鞭刑的女人。這孩子身材不高，有一點橫寬，體質極佳，十之八九打不死。我們倆在醫院裡大吃大喝，雞鴨魚肉不在話下，還吃王八喝鹿血。原來定的是我八下，她六下。上級的指示有兩條：一、一定要抽得狠，抽得疼，把歪風邪氣打下去；二、一定不能把我們倆打死，以免國際上的人權組織起鬨。說實在的，這兩條指示自相矛盾，亂七八糟。可以想象有一條是首長的意圖，還有一條是秘書加上去的。但是都要執行。所以就把我加到十二下，把她加到了八下，給我們倆吃王八，還請了些五迷三道的大氣功師給我們發氣。除了這些措施，別的醫療保障方案還很多，但是都怕負責任，讓我們自己定奪。這些方案都是胡說八道——試舉一例，讓我練鐵襠功健體，在睪丸上掛磚頭——只有一條有道理，我們接納了。那就是在受鞭刑前灌腸導尿。大庭廣眾下，被打出屎來可不好。

現在我知道這件事正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中——國家花了寶貴的外匯從新加坡的歷史博物館買來了藤鞭，那種東西浸了藥物，打一下疼得發瘋，事後又不感染——只是對我來說，有沒有「事後」大成問題；從外省調來了武警，以防那天出亂子；與此同時，海濱路正在搭臺子。這些事和我沒有關係，我應該在日記裡多寫點我的問題。

星期四晚上，有人運來了一臺很大的音響裝置，有他媽的逼好幾十千瓦，對著話筒吹口氣，山海關都能聽到。先有人說，上星期是我們技術部老大哥生日！我們的老大哥王二，萬歲！萬歲！萬萬歲！我乍聽時幾乎暈過去，一切不受懲罰的幻想都破滅了。到了這個地步，心裡挺平靜。在我看來，僭稱萬歲的事最嚴重，一有人提就死定了。但是居然就沒人問。現在看來，是有關心我的人把這事按下了。

有關萬歲的事，我要補充幾句：我們部裡有好幾位浪漫詩人（我不能舉出名字，以免他們也受鞭刑），但我認為，詩人的定義就是措辭不當的人。當然，數盲詩人不在此列。他們的問題不是措辭不當，而是詩寫得太長而且永不分行。我個人的意見是措辭不當相對好一些。上星期有位數盲詩人在廣播裡朗誦詩篇，從早九點到晚八點，連題目都沒念完，是否過分了一點？

那天晚上的餐桌上有各種好東西：香檳、茅臺、魚子醬，我們預備的東西全扔掉了。等到party散了以後，桌上還剩了大量的食品，全是特供。後來數盲讓我招出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說實在的，我不知道。他們又讓各特供點清點，彷彿我犯下了搶劫罪。我認為他們應當回家清點。但是局子裡的人說，不能這樣報上去，否則會說我偷到他們家裡去了。

從正面來說，我已經體會到魚子醬為什麼是特供（危險品）了：這種東西太好吃，足以使人為之廝打起來。而在數盲那裡就沒有危險，他們好吃的東西多極了，犯不著為它打架。

後來大胖子要露一手美聲唱法，不幸的是話筒有毛病，他嗓門又大，故而完全失真，滿山滿海都是驢鳴；別人就把他攆下臺去。上來一個樂隊，玩的又是重金屬，好在我及時用棉花把耳朵塞住了。後來有人建議讓砸過鹼的大哥大姐們跳迪斯科，我就沒有聽見，糊里糊塗地被人放倒上了鐐銬，這回可是鑄鐵的真傢伙。爬起來以後看見大家跳，我也跳。別人是一對一對的，我是一個人瞎扭，自得其樂。忽然有人在我背上點了一指，回頭一看，是我前妻。穿著套裝，很合體，臉上淺笑著，嫵媚至極。我趕緊把棉花掏出來，這會兒不是樂隊吵，而是鐵鏈子嘩嘩地吵。因為所有跳舞的男人都戴鐐。我說：報告管教，忘了通知你。她說：沒有關係。我說：又要勞煩你送我去砸鹼了。她說：大概吧。你是有意的嗎？我想了想說：對我來說，沒有什麼事是有意，也沒有什麼事是無意。她湊過來，貼住我的臉說：你很誠實。這時候有人宣佈說，各房間都有熱水，可以洗澡，也可以喝。這就是說，早有人把深井啟動了。深層地下水是特供的，它的危險性在於可以洗澡，洗澡很舒服，洗了還想洗，就會把水用光；我們用當然犯法，這是因為假如我們抽走了深層地下水，表層帶有鹽鹼的水就會滲下去——數盲抽才沒有問題，雖然他們抽了地下水，表層水也會滲下去。這件事我負完全責任——聽到這條通知，她就帶我去出操。進了房間才發現鐐銬都打不開——後來是用手鋸開啟的——所以只好戴著幹。那天晚上她沒有發口令，我自己就行——事後她說：這樣的情形是第一次吧。我說：是。她又說：這說明，你愛我？我說：大概吧。她一聽，眼睛裡全是淚，因為這回答不能讓她滿意。她又問道：那你可愛過別人？我斬釘截鐵地說：沒有。她就說：那我死了也不虧。後來又幹了兩三次，都是我主動。然後我們開著她的車回我的小屋，喝了很多酒，又幹了很多回。後來就睡了，再以後我醒來，我前妻已經走了，到現在還沒見著。

假如我在受鞭刑的時候死掉的話（這一段是我受刑前寫的，現在知道我並沒有死），希望領導上能把這個日記本交給我前妻。這個筆記本里有好幾處說到我愛她，希望她看了能夠滿意。我一直不肯告訴她，是因為她是我的管教，我是她的「王犯」，這種關係比愛不愛的神聖得多。而那天晚上我告訴她，我大概愛她，情形和現在差不多，我覺得自己快完蛋了。當時我們那間屋裡點著床頭燈，掛著窗簾，但還是一會兒紅、一會兒綠。這是因為有些混蛋帶來了船上用的救生火箭，正在不停地燃放，而且火箭朝小區飛去。還有人在喇叭裡說些放肆的話，惡意攻擊——我沒有說過這些話，但要對此負責任。窗簾上火光熊熊，不知燒了什麼東西，很有可能在燒房子；後來才知道是燒木板箱。在這個地方開這種party，罪在不赦，因此我覺得自己很有可能被槍斃。當時我還想過，假如要槍斃我，千萬別遇上球墨鑄鐵的槍。那種槍雖然不危險，但是拉好了架式等它不響，響的時候又沒準備，死都死不明白。在這種情況下和她肌膚相親，一切禁忌都不存在了。

除了告訴她這些，我還要告訴她，在小木屋的地板下面，有個木箱子，裡面有點貴重的東西。有一套雕刻的工具、鋼製的小刀等等，這些東西別人見了就會抄走。誰知道呢？也許她的下一個傍肩也是藝術家，這樣就能派些用場。有些舊版的圖書畫冊，還有我過去全部作品的幻燈片，給她留做紀念。還有幾千美元，是我哥哥託人帶來的，絕不是黑市上換的，送給她——當然，假如要沒收，我也沒意見。有意見也沒用——我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