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他早就不許自己存任何幻想了！他甚至不敢讓自己有高興的念頭！

只有剛開始服刑的新囚犯，最初幾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帶著東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復自由的召喚，把每一次關於大赦的悄聲傳聞都當做天使的號音。其實把他叫出牢房，無非是為了向他宣讀一份可惡的什麼檔案，接著把他推到另一間牢房裡去，那裡層次更低、更暗，空氣同樣混濁不堪。而大赦則一拖再拖——從勝利紀念日拖到十月革命節，從十月革命節拖到最高蘇維埃舉行全體會議，大赦像肥皂泡那樣破滅，要麼只宣佈赦免竊賊、騙子、逃兵，而打過仗、吃過苦的人則一次次失望。

為了歡樂，造物主在我們心上所創造的那些細胞，也都由於沒有用處而漸漸衰亡。胸中供信心棲身的那幾個立方厘米的空間，也因經年空置而萎縮。

嘗夠了幻想破滅的滋味，做夠了獲釋回家的美夢，最後，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愛的烏什-捷列克！是的，那是他心愛的地方！說也奇怪，正是從這醫院裡，從這個大城市，從這個奧列格覺得自己適應不了、而且恐怕也不想去適應的結構複雜的世界，遙想他那一角流放之地，著實感到十分親切。

烏什-捷列克的意思是「三棵白楊」。它因遠在十公里以外的草原上也望得見的三棵古老的白楊而得名。三棵白楊捱得很近。它們不像一般白楊那樣挺拔，甚至還有點腰駝背彎。它們大概都有四百年的歷史了。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後，它們不再往上長，而是向旁邊擴充套件，在一條主要的灌溉渠上方織成濃密的蔭蓋。據說，這樣的老樹當年村子裡還有不少，但在1931年布瓊尼鎮壓哥薩克人的時候都被砍光了。後來這種樹就再也植不活。不管少先隊員們栽多少，一抽芽就被山羊啃得活不了。只有美洲楓樹在區委會門前的大街上還能紮根成活。

在世上，是要愛你從孩提時期就苦戀、對耳聞目睹的一切都習以為常的地方呢？還是愛第一次對你說「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

邁開自己的兩條腿走！「帶上你的鋪蓋，走吧！」

那是獲得半自由時的頭一夜！監督處暫時還監視著他們，不讓進村子裡去，但允許隨便睡在內務部大院的乾草棚下面。棚簷下幾匹站著不動的馬整夜輕輕地嚼著乾草——再也想象不出比這更甜美的聲音了！

然而奧列格半宿沒能睡著。院子的石鋪地面被月亮照得整個兒泛白，於是他像個精神失常的人起來按對角線方向在院子裡踱來踱去。沒有任何瞭望哨，沒有任何人看著他，在高低不平的院子裡他幸福地走著，磕磕絆絆，昂首仰望白色的夜空，似乎一直在朝某個地方走去，又彷彿擔心來不及趕到，似乎明天不是要去一個不毛之地的小村子，而是要進一個凱歌高奏的廣闊世界。南方早春的溫暖空氣裡沒有一點兒寧靜：如同一個佈局鬆散的大火車站上空機車的汽笛聲此起彼伏，徹夜呼應，從村子的各個角落整夜都有毛驢和駱駝在各自的圍欄和院子裡像吹號似的發出急切、得意的嘶鳴，表達它們求偶的情慾和對傳宗接代的信心。這種求偶的呼聲在奧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鳴。

難道還有比你度過這樣一夜更為可愛的地方嗎？

就在那天夜裡，他又恢復了希望和信心，儘管他已多次責備過自己。

經過勞改營的生活以後，流放者的世界不能說是殘酷的，儘管這裡在灌溉季節也會為爭水而舞動農具進行械鬥，有時還砍腳。流放者的世界寬廣得多，輕鬆得多，不那麼單調。但這裡也有它殘酷的一面，要往地下紮根可不那麼容易，要讓莖部吸收養分也不那麼容易。還得左躲右閃，不讓監督處把你打發到一百五十公里的沙漠腹地去。還得找一個茅屋棲身，付點錢給女房東，可實際上找不出什麼東西來支付。每天的麵包得花錢去買，還得在食堂裡買點什麼。必須找到工作做，可是揮了七年十字鎬，怎麼也不願拿起農具去灌水種地。雖然村裡的一些寡婦有土房、自留園甚至奶牛，也都願意招一個單身流放者做丈夫，但他覺得把自己賣出去當男人還為時尚早，因為生活似乎並不是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以前在勞改營裡的時候，估計有多少個男人到了外面也不會剩下，囚犯們以為只要擺脫了押解者的監視，碰上的第一個女人也就是你的了。都以為她們孤孤單單，整天哭哭啼啼，除了男人什麼也不想。但到了村裡一看，孩子多得不得了，婦女們也似乎整天忙於自己的生活，不論是單身女人還是姑娘們，都不願就那麼同居，而一定要正式結婚，並在村子裡顯而易見的地方蓋一座房屋。烏什-捷列克的風俗習慣還是延續上一個世紀的。

奧列格早已不受押解者的監視了，可他還是像關在鐵絲網圍牆之內的那些年頭一樣，過著沒有女人的日子，儘管村裡也有像畫上那樣的黑頭髮的希臘女子和勤勞的日耳曼金髮姑娘。

他們被送往流放地的單子上已寫明永久性，奧列格理智上也認了命，準備永久性地待下去，不可能設想還有任何其他辦法。可是就在這裡結婚——這想法不知為什麼卻不往心裡去。貝利亞被推倒了，他那中空的塑像也頃刻間轟隆隆地坍塌了，大家都在期待發生劇變，然而變化像爬行般緩慢，且又是微小變化。後來，奧列格找到了從前的那個女朋友——他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流放地跟她通過幾封信。他還打算跟很早以前在列寧格勒相識的一個女子通訊，好幾個月一直指望她會到這裡來。（然而，誰會拋棄列寧格勒的住宅，到他這鬼地方來？）就在這時腫瘤出現了，它以持續難忍的疼痛排斥了其他的一切，連女人也不比一般的好心人更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奧列格體會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壓抑的一面——這一點即使根據文學作品，人人也會知道（不是你所喜歡的地方；不是你所願意與其相處的人），而且還有使人感到解脫的一面——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從懷疑中、從對自己負責的約束中解脫出來。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領到帶有「第39條」汙點的身份證的那些人，他們必須不停地奔波，設法安身，尋找工作，可是又到處碰壁，老是為每一個細節的失檢而責備自己。可來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覺得名正言順，因為不是他心血來潮要到這裡，所以誰也不能把他從這裡趕走！當局已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擔心會失去某處的好位置，不再為謀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這唯一的一條路可走，這樣倒也使他精神振奮。

現在，身體開始康復的奧列格，又面對著錯綜複雜的生活，他為有烏什-捷列克這樣一小塊福地而感到愉快，那裡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裡一切都清清楚楚，那裡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當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會像回家一樣回到那裡去。那邊已有一些親緣的紐帶在牽動著他，他也由衷想把那個地方稱為「我們那兒」。

在這之前，奧列格在烏什-捷列克待的一年裡有九個月在生病，所以很少仔細觀察那裡的景色和生活的細微之處，很少仔細地欣賞。對一個病人來說，草原似乎灰塵太多，陽光似乎過於灼人，宅旁的園地似乎被烤得過焦，和泥製作磚坯似乎太費力氣。

而現在，就像那些叫春的毛驢一樣，當生命的號角又在他身上吹響的時候，奧列格一邊在這個樹多、人多、色彩多樣、磚房座座的醫療中心的小徑上漫步，一邊滿懷深情地回憶起烏什-捷列克那個世界裡平淡無奇的一草一木。那個平淡無奇的世界對他來說是更為可貴的，因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自己的，永遠是自己的世界，而這裡卻是臨時的，暫住的。

他回想起草原上的「茹桑」——苦味猶如黃連，又是那麼使人感到親切！他也想起了多刺的「讓塔克」。還想起刺兒更多的「金吉爾」，這種植物會爬滿籬笆，5月裡開紫花，芬芳襲人，有如丁香。還有那「芝杜」樹——它的花香濃得令人頭暈，一如慾念超過限度、香水噴得過多的女人。

這又是多麼奇怪，一個同俄羅斯的小片叢林、小塊田地感情上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俄羅斯人，總是眷戀俄羅斯中部那沉靜而拘謹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這裡來以後，竟會愛上這個時而炎熱、時而狂風突起的荒僻曠野，把無風的陰天當做休息日，雨天則視若過節，而且對直到老死都住在這裡似乎也俯首聽命。他對像薩雷姆貝托夫、捷列根諾夫、毛烏凱耶夫、斯科科夫兄弟這樣一些人似乎已經有了感情，儘管還沒有掌握他們的語言；透過虛妄與虔誠相混的心態乃至感情的衝動，透過他們對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這是一個本質上純樸的民族，永遠都是坦誠相見，以美好的願望報答美好的願望。

奧列格已經三十四歲了。所有的大專院校都不收三十五歲以上的學生。他已經永遠得不到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了。沒有這種機會也就算了。還是在不久前他從一個磚坯工提升為土地測量員助手（他向卓婭說是測量員，那是撒了個謊，其實只是助手，工資為三百五十盧布）。他的上司，區土地測量員，對於測杆上的刻度還不甚明瞭，因此奧列格的工作按說是夠多的了，但他幾乎沒什麼事情可做，因為集體農莊都有永久（又是永久）使用分給它們的那些土地的證書，只是偶爾才需要他去把集體農莊的土地割出一部分作為擴大村鎮建設使用。他還遠不如一個米拉勃！這農田灌溉的主宰米拉勃，眼睛不看也能感覺出背後土地的水分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奧列格大概也會把生活安排得好些。但即使在目前，他回想起烏什-捷列克來心裡也總是那麼熱乎乎的，只等療程結束就回到那邊去，哪怕健康只恢復了一半也要去那裡，這又是怎麼回事？

對自己的流放地懷著滿肚子怨氣，憎恨它，詛咒它，豈不更合乎情理？其實不然，就連本該受到諷刺作家鞭撻的事情，在奧列格看來也不過是笑料而已。就拿新來的校長阿本·別爾傑諾夫來說，他從牆上把薩夫拉索夫的《白嘴鴉》這幅畫撕下來扔到了櫃子後面（因為他看到畫上有教堂，認為那是宗教宣傳品）。還有那位區衛生局長，一位精力充沛的俄羅斯女同志，她經常在講臺上向區裡的知識分子做報告，私下裡卻以兩倍的價錢向當地的女士們銷售一種新花色的中國縐紗，直到這種料子在區百貨商店也出現了為止。還有，救護車常常是煙塵滾滾地疾馳而過，但往往不是運載病人，而是充當區委會的小轎車，要麼就是給當官的家裡分送麵粉和奶油。還有，小小的零售店負責人奧列姆巴耶夫的「批發」買賣：在他的小小食品店裡總是空空如也，然而房頂上——賣掉的商品的空箱子卻堆積如山；他因超額完成銷售計劃而獲得獎金，平時經常在店門口打瞌睡。賣東西他懶得零稱零賣，懶得分散包裝。對所有的權勢人物都供應足了以後，他就去選他認為有資格的物件，悄悄地對對方說：「拿一箱通心粉去，要就是一箱」，「搬一袋白糖去，要就是一袋」。就這樣，整袋或整箱的食品從倉庫直接搬進住宅裡去，可都作為奧列姆巴耶夫的零售營業額。還有，區委第三書記一心想以校外學員的身份通過中學畢業考試，可是任何一門數學他都一竅不通，於是夜裡他偷偷地去向一個流放教師請教，送給他一張羊羔皮。

這一切只不過引起他微微一笑罷了，因為這一切都是他在狼改營（勞改營）之後所見。不消說，在勞改營裡待過之後，這裡的什麼事情不像笑話？什麼事情不使你覺得像休息？

要知道，這可稱得上是一種享受啊——傍晚的時候，穿上白襯衫（唯一的一件，領口已經磨破了，至於穿什麼樣的褲子和皮鞋，那就別問了），沿著村裡的那條大街走一走。在俱樂部門前的蘆蓆棚下可以看到海報：「繳獲的新故事片……」還可以看到那個傻冒兒瓦夏在招徠所有的人進去看電影。你可以花兩個盧布買一張最便宜的票——第一排，跟孩子們坐在一起。一個月去過一次癮——花兩個半盧布到茶館裡去擠在車臣族司機們中間喝一杯啤酒。

這種帶著笑聲和經常懷著喜悅的心情去對待流放生活的態度，奧列格多半是從卡德明夫婦——婦科醫師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和他的妻子葉連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那裡學來的。在流放中卡德明夫婦不論遇到什麼事情，總是這樣說：

「真是太好了！這比過去好了多少啊！我們能來到這樣一個好地方可真是走運啊！」

他們要是弄到了一隻白麵包，就會高興得不得了！今天俱樂部上映一部好電影——高興得不得了！書店裡有兩卷本帕烏斯托夫斯基選集——高興得不得了！來了專家鑲牙——高興得不得了！又派來了一位婦科醫師，也是流放者——他們同樣會覺得非常好！讓她專看婦科病，悄悄管打胎的事，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管一般內科病，錢雖然少些，但卻比較安穩。遇到琥珀色、粉紅色、火紅色、猩紅色乃至血紅色的草原夕照，那簡直是一種享受！身軀細長、頭髮花白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會挽著臂粗腰圓、不無病態地愈益發胖的葉連娜·亞歷山德羅夫娜，步履穩重地走到村邊的幾所房子外面去欣賞這夕陽餘輝的晚景。

但生活作為種種樂趣所點綴起來的火樹銀花，是從他們為自己買下一座帶宅旁園地的低矮土房子那一天開始的。他們明白，這是自己最後的棲身之所，是他們終其天年的最後歸宿。（他們已經約好，死也一起死：一個歸西，另一個隨之而去，否則留下來還有什麼活頭？）他們沒有任何傢俱，便請霍姆拉托維奇老頭（也是個流放者）給他們在屋角里用土坯砌了個平臺。這就成為一張雙人床——多寬敞！多方便！這可真叫人高興！縫了一隻大口袋，裡邊塞滿了麥稈——這就是床墊。還請霍姆拉托維奇做一張桌子，而且一定做成圓的。霍姆拉托維奇有點納悶：「活在世上六十多年了，可從未見過圓桌。幹嗎要做圓的呢？這您別管了！」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搓著他那婦科醫師白淨而靈巧的手說。「反正一定要圓的！」下一件操心的事兒是設法弄到一盞玻璃的，而不是鐵皮的高腳煤油燈，要燈芯一英寸寬的那種，而不要零點七的，此外，要有備用的玻璃罩子。在烏什-捷列克沒有這樣的燈賣，他們是託好心人從老遠的地方逐漸帶來的。於是，他們的圓桌上也就放上了這樣一盞燈，而且還加上了一隻自制的燈罩。1954年，當大都市裡人們競相購置落地燈柱的時候，當世界上連氫彈都有了的時候，在這烏什-捷列克，自制圓桌上的這盞燈竟把簡陋的土屋變成了18世紀的豪華客廳了！多麼闊氣啊！他們三人圍桌而坐，葉連娜·亞歷山德羅夫娜激動地說：

「啊，奧列格，我們現在的生活有多好哇！您知道，如果童年不算的話，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

她說得對！因為人們的幸福並不取決於富有的程度，而是取決於心與心的關係和我們的生活觀。這兩點永遠由我們自己作主，而這就是說，人只要自己願意，隨時可得到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妨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