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任何人都把媽媽叫媽媽，尤其是當著別人的面。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媽媽。可是扎齊爾科一家的瓦季姆、鮑里斯和尤里就從未感到叫媽媽有什麼難為情的。他們和睦地愛著自己的媽媽，父親生前如此，父親被槍殺之後就更是如此。三兄弟年齡相差不大，在成長過程中幾乎是齊頭並進，無論在學校裡還是在家裡，都積極向上，沒有染上街頭不良習氣，也從未使他們的寡母傷心難過。小時候他們一起照過一張相，後來為了有個比較，每過兩年她就帶他們全體去一趟照相館（後來則是用自家的照相機拍），於是一張又一張相片陸續放進家庭照相簿：母親和三個兒子，母親和三個兒子。母親是淡黃頭髮，而三個兒子都是黑頭髮——大概是從當年娶了他們的扎波羅熱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虜那裡繼承的。旁人不總是能夠分清相片上他們哪個在哪兒。每照一次相，他們都明顯地長大和變壯實，趕過媽媽；她則不知不覺地變老，但面對鏡頭總是挺直腰板，為有這樣一部記載自己生平的活的歷史而感到自豪。她是一位醫生，在自己城市裡很有名，曾贏得許多獎狀、鮮花和表示謝忱的蛋糕，不過，即使她生平沒有為社會做過別的有益的事情，僅憑把這樣三個兒子撫養大了的功勞，也可說沒有虛度一個女人的一生。三兄弟都進入同一所工學院：老大從地質系畢業，老二從電視系畢業，老三馬上就要從建築工程系畢業，媽媽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獲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星期四她差點兒趕到這裡來了。星期六那天，她收到東佐娃的電報，說是需要膠體金。星期日電覆東佐娃，說自己馬上去莫斯科設法弄這種東西。星期一她就能到達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設法求見部長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門，請他們看在犧牲的父親分上（戰時父親沒有撤離，留在城裡，以吃過蘇維埃政權苦頭的知識分子面目出現，後因與游擊隊聯絡並掩護我們的傷員而遭德國人槍決），從膠體金儲備中撥一點給兒子。
所有這些到處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嘔和屈辱。他討厭任何走門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為。連媽媽給東佐娃發了一封請她關照的電報都已經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但即使面對癌症這樣可憎的死神也不願享受任何特權。不過，對東佐娃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媽媽不發什麼電報，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也不會少花時間關心他，只是不會導致她發電報提到膠體金的事罷了。
現在，如果媽媽能弄到這種膠體金，毫無疑問，她一定會乘飛機送來。要是沒有弄到，那她也會飛來。瓦季姆從這醫院曾給她寫過一封信，談起恰加，倒不是因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為了讓媽媽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要是有一天她走投無路，就會違背自己作為一個醫生的全部知識和信條，到深山裡去尋訪那位土醫生，找伊塞克湖草根。（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來找他，並表示歉意，說不該服從一個娘兒們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藥酒倒掉了，不過那一點點畢竟太少，好在還有那老頭的地址，而老頭如果當真被關進了監獄，那麼奧列格表示願意從自己的儲備中讓一部分給瓦季姆。）
既然大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媽媽現在就沒法安心生活。她會竭盡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沒有必要或多此一舉。她甚至會跟他到考察隊去，儘管在那邊他有加爾卡照顧。瓦季姆從有關自己疾病的片言隻語中聽到和看到，他的那個腫瘤歸根結底是由於媽媽對他過分地關心和愛護而引起的：他從小腿上就有一塊很大的色素斑，媽媽作為一個醫生，看來是知道發生質變的危險的；她常常找各種藉口摸摸這個斑塊，有一次她還堅持請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給兒子動了預防性的手術——可是很顯然，這個手術恰恰不應該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臨死亡的威脅是由於媽媽造成的，他也不能責怪媽媽，無論是當著她的面還是在背後。不能成為光看效果的實際主義者，比較合乎情理的是，根據動機去看問題。因為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廢和壯志未酬去怪罪媽媽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如果沒有他這個人，要不是媽媽給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裡還談得上工作熱情和雄心壯志。
人有牙齒，就用來啃，用來嚼，用來咬。而植物沒有牙齒，瞧它們是多麼平和地生長，死又是多麼安詳！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諒媽媽，卻不能遷就出現了的這種情況！他連一平方釐米的皮膚也不肯放棄！這就是他無法不咬牙切齒的原因。
啊，這可詛咒的疾病，偏偏在最關鍵的時刻像割草一樣將他斬斷！
的確，瓦季姆從童年開始就一直有一種預感，似乎他的時間將不夠用。逢有女客或街坊來東扯西拉地說個沒完，耽誤媽媽和他的時間，他總是很懊喪。上中學和上大學的時候，他對任何集體活動都實際上把時間定得提前一兩個鐘頭開始而十分惱火，比方說勞動、參觀、聯歡、遊行，總是把人們必定遲到的時間也算進去。瓦季姆一貫討厭半小時的新聞廣播，因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內容五分鐘就容納得了，其餘都是水分。能把他氣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當中會有一次趕上那裡正在關門結賬、盤點、過貨，而這又是永遠無法預見的。任何一處村蘇維埃，任何一處村郵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個工作日不辦公——這在二十五公里以外也是永遠無法預見的。
也許，吝惜光陰是父親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親也不喜歡無所事事，瓦季姆還記得父親怎樣把他夾在兩膝之間搖晃，還對他說：「瓦季姆！如果你不善於利用一分鐘的時間，那麼，一小時、一天，甚至一生都會被你白白浪費掉。」
不，不！對時間的這種不知饜足的貪心，即使沒有父親的影響，也從小就在他身上紮了根。只要跟小夥伴們的遊戲稍稍變得沒有意思，他便不願硬著頭皮跟他們待在大門口，而是馬上就離去，並不在乎他們的嘲笑。只要他一覺得這本書淡而無味，就會馬上擱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內容充實的書看。倘若一部影片頭幾個鏡頭就使他覺得無聊透頂（而事先你對一部影片幾乎永遠都什麼也不知道，那是人們故意安排的），他便為花了冤枉錢而自認倒霉，隨著椅子的砰然響聲離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時間和未被汙染的頭腦。他討厭那些能把學生訓上十分鐘、弄得來不及講課的教員，他們有的地方一帶而過，有的地方又講得十分繁瑣，而打了下課鈴才佈置家庭作業。他們無法想象，一個學生的課間休息會安排得比他們上課的時候還有條理。
也或許，他從小雖然沒有意識到，但卻感覺到潛伏在自己身上的這種危險？完全無辜的他，從小就處在這個色素斑的威脅之下！他童年時就那麼珍惜時間，把吝惜光陰的習慣傳給兩個弟弟，上學之前就開始看大人的書，六年級的時候就在家裡搞了一個化學實驗室——這一切都可以說是他在跟未來的腫瘤搶時間，但這是在暗中賽跑，看不見對手在什麼地方，而敵人卻什麼都看得清楚，在最關鍵的時刻撲上來咬住不放！這可說不是疾病，而是毒蛇。就連它的名稱也像是蛇：惡性黑色素瘤。
瓦季姆沒有注意到，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那是在阿爾泰山脊考察的時候。起初是那色斑變硬，後來開始疼痛，再後來是潰破了覺得好些，繼而又變硬，受到衣服的磨擦幾乎疼得不能走路。然而，他既沒寫信告訴媽媽，也沒把工作放下，因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資料，必須帶著這些資料到莫斯科去。
他們的考察隊只是研究帶放射性的水，根本沒有找礦的任務。但是瓦季姆雖然年齡不大，卻讀過很多書，尤其喜歡並非每個地質學家都精通的化學，不知他是預見到還是預感到，在這一方面將會出現一種新的探礦方法。考察隊長對他的這種愛好並不怎麼支援，隊長所需要的是完成計劃。
瓦季姆要求去莫斯科，隊長不許他為此目的去出差。於是瓦季姆讓他看了腫瘤，取得了病假證明，便來到了這個醫療中心。他當即瞭解到醫生的診斷，而且，院方要他馬上住院，說事情不能再耽誤下去。他拿到住院證明，卻乘飛機到莫斯科去了，希望見到此時正在那裡開會的切列戈羅德採夫。瓦季姆從未見過他，只讀過他主編的教科書和其他著作。有人提醒他，說切列戈羅德採夫多一句話都不願聽，他會根據頭一句話作出判斷，是否有必要跟此人談話。在去莫斯科的整個途中，瓦季姆都在為這頭一句話斟酌。在會議中間休息時，他在小賣部門口被介紹給切列戈羅德採夫。瓦季姆連珠炮似的說出了自己的這句話，切列戈羅德採夫改變了去小賣部的打算，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帶到一旁。這五分鐘的談話——瓦季姆覺得緊張到白熱化了——難就難在必須連續陳述自己的見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對方的疑問，既要充分顯示自己的學識，又不能和盤托出，得把關鍵的東西暫時保留。切列戈羅德採夫立刻向他傾瀉了一大堆反駁意見，其中心思想則是：帶放射性的水無非是間接標誌，不能成為基本特徵，據此找礦勢必落空。他話是這麼說，但看來倒是希望對方能把自己說服了，他等著瓦季姆回答，大約等了一分鐘沒有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季姆似乎還明白了一點：整個莫斯科的這一研究所都在這個問題上踏步不前，而他一個人在阿爾泰山區的石礫中跋涉考察。
暫時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結果！目前正需要埋頭工作！
可是現在又不得不住進醫院……還得把真情告訴媽媽。他本來可以去新切爾卡斯克，但他喜歡這個地方，加上這裡離他的山區較近。
在莫斯科，他不只是瞭解了水和礦石的情況，他還了解到，得了黑色素細胞瘤的患者無一倖免：活上一年的很少，通常只能活八個月。
正像以接近於光的速度在運轉的物體一樣，他的時間和他的質量現在已變得與別的物體、別的人不同：時間更濃縮了，質量更具穿透力了。歲月對他來說已壓縮成幾周，幾天則縮成幾分鐘。他一生總是抓緊時間，但只是現在他才真正開始匆忙起來。連傻瓜度過六十年的安穩日子，也能在科學方面成為一個博士。可他還不到二十七歲，能有多少成就呢？
二十七歲相當於萊蒙托夫的一生。萊蒙托夫當年也是不願意死的。（瓦季姆知道自己多少有點兒像萊蒙托夫：同樣是個子不高，頭髮漆黑，手小腰細，只是沒有鬍髭。）然而，他把自己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中——不是讓我們記上一百年，而是永遠記著！
死神已經和他並排躺在同一張床上，面對這隻扭動著黑色身子、抽打著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為一個理智的人，應當找到一種如何與它共處的方式。如果說還剩下幾個月的話，那麼怎樣去卓有成效地度過這段時間呢？他應當把死亡作為自己生活中的一個突如其來的新因素來對待。經過這樣的分析，他發現，自己似乎已經開始對它習慣了，甚至也不見外了。
最不正確的思路是一切從失去了什麼的想法出發，比方說：要是他能長壽，該有多麼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麼。正確的態度是承認統計資料：總是有些人年輕時就死的。然而年輕時死去的人在人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印象永遠是年輕的。臨死前所迸發出來的火花會永不熄滅。瓦季姆通過最近幾個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個重要的、乍看起來有點荒誕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較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實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東西多得多！庸才非長壽而決不會滿足。
當然，這樣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堅持那麼三四年，在我們這個科技全面蓬勃發展、各種發明創造層出不窮的時代，是一定能夠找到對付黑色素細胞瘤的有效藥物的。但瓦季姆決定排除延長生命這種幻想，不去幻想痊癒，哪怕夜裡也不在這毫無意義的念頭上浪費時間，而是咬緊牙關，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後給人們留下新的找礦方法。
他希望以此來補償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無憾。
是的，二十六年來，他體驗到最充實、最豐富和最和諧的感覺，莫過於使時間過得有益這樣一種感覺。正應該這樣，把最後幾個月的時間也最合理地度過。
瓦季姆正是懷著這樣的工作熱情，夾著好幾本書走進病房的。
他估計，在病房裡將遇到的第一個敵人就是廣播喇叭，瓦季姆準備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鬥爭：先說服鄰近的病人，之後用針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時把插座從牆壁上挖掉。這非裝不可的廣播喇叭，不知為什麼在我國到處都被視為文化普及的標誌，其實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後的標誌，它只會鼓勵思想上的懶惰，但是瓦季姆從未來得及說服任何人相信這一點。這喇叭不停的絮叨，並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聞和非你所要欣賞的音樂，無異於盜竊時間和空耗精神，而這對那些思想上的懶漢來說是很方便的，對那些肯於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人來說則是無法容忍的。有了長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聽廣播就不知該怎樣消磨這無窮的日子了。
不過，瓦季姆走進病房之後，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沒有發現廣播喇叭！二樓別的地方也沒有。（這項設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為醫院年復一年地等待搬遷——要搬到另一棟裝置較好的樓房裡去，那裡必會配備完整的廣播裝置。）
瓦季姆想象中的第二個敵人是黑暗——熄燈早，開燈晚，離窗戶遠。不過，心胸開闊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讓給了他，這麼一來，瓦季姆從第一天起就適應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寢，天一亮就醒來開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靜的幾個小時。
有可能成為第三個敵人的是，病房裡過多的閒聊。事實上閒聊也的確不是沒有，但總的說來，瓦季姆對病房裡的人員組成還是滿意的，這首先是從安靜方面來看。
他對葉根別爾季耶夫最有好感，因為葉根別爾季耶夫幾乎總是默默不語，對任何人都微微動一動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厚厚的臉腮，露出憨厚的勇士般的笑容。
穆爾薩里莫夫和艾哈邁佔也不討人嫌，都很可愛。他們用烏茲別克語交談的時候，一點也不妨礙瓦季姆，何況他們說話總是很審慎，心平氣和。穆爾薩里莫夫看上去像一位富有智慧的老翁，這樣的賢哲瓦季姆在山區經常碰到。只有一次穆爾薩里莫夫突然激動起來，相當生氣地跟艾哈邁佔爭論不休。瓦季姆請他們翻譯一下，到底爭論什麼。原來穆爾薩里莫夫對於在取名字方面的獨出心裁——把幾個詞兒拼在一起作為一個名字——很不滿意。他斷言，真正屬於先知留下的名字只有四十個，其餘的名字都是不正確的。
艾哈邁佔也是個與人為善的小夥子。如果請他說話聲音輕些，他總是馬上就把聲音壓低。有一次瓦季姆給他講埃文基人的生活，大大激發了他的想象力。一連兩天艾哈邁佔都在反覆思考這種不可思議的生活方式，向瓦季姆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
「你說說，這些埃文基人穿的衣服是什麼樣的？」
瓦季姆即刻回答他，於是艾哈邁佔便會幾個小時沉浸在深思中。但是過後他又會一瘸一拐地走過來問：
「那麼他們——這些埃文基人的作息時間是怎麼安排的呢？」
第二天早晨他又問：
「你說說，他們每天都有什麼任務呢？」
說埃文基人「就那麼生活」，這種解釋他不能接受。
常常來跟艾哈邁佔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也是一個沉靜而又有禮貌的人。明擺著，他沒有多少文化，但不知為什麼卻懂得大聲說話不體面，不應該。即使在跟艾哈邁佔發生爭論的時候，他的話似乎也會使對方鎮靜：
「這裡的葡萄難道是真正的葡萄？這裡的甜瓜難道是真正的甜瓜？」
「那你說，哪裡有真正的？」艾哈邁佔激動了起來。
「克里米亞……你要是能去看一下就好了……」
焦姆卡也是個好孩子，瓦季姆看得出他不是個只會空談的人。焦姆卡善於動腦子，也善於實踐。誠然，他臉上沒有天才的光輝烙印，當聽到某種出乎意料的思想時，他看上去似乎有點愁眉不展。學習的道路對他來說並不平坦，智力的開發也不輕鬆，但這種笨鳥先飛的人往往會大有作為。
魯薩諾夫也沒使瓦季姆受不了。這是個一生都勤勤懇懇工作的人，儘管沒從天上把星星摘下來。他的見解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只不過不會深入淺出地表達，只會生硬地照本宣科。
科斯托格洛托夫起初給瓦季姆的印象並不好：過於粗魯，喜歡嚷嚷。可後來發現這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並不傲慢，甚至還比較隨和，只是他生活中充滿了不幸，以致性情暴躁。看來，他的種種遭遇，根源也在於他那倔強的性格。他的病正在好轉，也還來得及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只要他有這種決心，並能較為嚴格地要求自己。他主要的毛病是吊兒郎當，把時間都浪費掉了：一會兒在院子裡漫無目的地徘徊，一會兒看看閒書，而且特別愛纏女人。
但在死亡的邊緣上，瓦季姆無論如何也不會為追姑娘而分心。加爾卡在考察隊等他，盼望著跟他結婚，但他已沒有權利這樣做，他屬於加爾卡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他已經不再屬於任何人了。
這就是必須全部清償的代價。某種慾望一旦佔據了我們的心，也就取代了一切其他的慾望。
要說病房裡有使瓦季姆感到十分討厭的人，這便是波杜耶夫。波杜耶夫兇悍、強橫，可是一下子垮了下來，成了一個虔誠的理想主義的信徒。瓦季姆無法容忍並感到氣憤的是那些宣揚順從和愛他人的蠱惑性神話，其內容無非是要人們犧牲自己，傻乎乎地等候機會給素昧平生的人提供幫助。至於對方是遊手好閒的懶漢還是招搖撞騙的壞蛋，則根本不管！這種空泛而乏味的所謂真理，同瓦季姆那富有朝氣的堅毅性格，同他像弦上之箭急於貢獻自己力量的願望是格格不入的。要知道，他也是成竹在胸，決心只予不取，但不是小恩小惠，不是蹣跚地走一步，施捨一點，而是要建樹輝煌的功勳，一下子獻給全國人民和全人類！
因此，當波杜耶夫出院，淺色頭髮的費德拉烏搬到他床位上的時候，瓦季姆倒是感到高興。費德拉烏才算是真正的老實人，整個病房裡沒有誰比他還沉靜的了！他會整天不說話，躺在床上憂鬱地望著前方。作為一個鄰居，倒是符合瓦季姆的願望，不過後天——星期五就要把他帶去動手術了。
他們倆一直保持沉默，不過今天終究談起了生病的事，費德拉烏說自己曾經生過病，差點兒死於腦膜炎。
「噢！是撞傷引起的嗎？」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廠裡熱昏了，而他們用汽車送我回家的時候，路上頭部吹了風。結果腦膜發炎了，眼睛什麼都看不見。」
他敘述事情的經過時很安詳，甚至還面帶笑容，一點也不渲染那是多麼可怕的一幕悲劇。
「怎麼會熱昏的呢？」瓦季姆問道，不過眼睛已經是斜著看書了，因為時光似乎已經流逝。病房裡凡是談起疾病，總是有人聽。費德拉烏髮現魯薩諾夫的視線從房間的那邊向這邊投來，今天他的目光是溫和的，費德拉烏的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講給他聽的：
「廠裡的鍋爐發生故障，必須進行一次複雜的焊接搶修。但如果把蒸汽全部放掉，讓鍋爐冷卻，爾後再重新加溫，就得一天一夜。廠長夜裡派車來接我，說：‘費德拉烏！為了不影響生產，你穿上安全服，冒著蒸汽爬進去搶修，行嗎？’我說：‘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戰前，生產指標壓得很緊，就得那麼幹。於是我就爬進去修了。幹了一個半小時……怎麼能推辭呢？在廠裡的光榮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魯薩諾夫一面注視著他一面聽，臉上露出讚許的表情。
「這是一個黨員也值得自豪的行為。」他誇了一句。
「我本來就是……黨員。」費德拉烏更謙遜、更沉靜地微微一笑。
「過去是？」魯薩諾夫糾正他。（這些人你一誇，他們就當真。）
「現在也是。」費德拉烏聲音很輕地說。
魯薩諾夫今天顧不得去細想別人的事情，沒有心思跟別人爭論或告誡他們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處境就極其不妙，但是對於明顯的謊言又不能不加以糾正。而地質學家已經鑽到書本里去了。於是魯薩諾夫以微弱的聲音沉著而清晰地說（他知道，別人一定會聚精會神地聽，而且一定能聽得見）：
「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