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果他是一點一點地追問，這是什麼針劑，它有什麼作用，是不是確實需要，從道德的角度來說該不該用，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又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解釋這種新療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後果，那他很有可能會徹底造反的。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論據拋完了的時刻屈服了。

她則趁此機會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彷彿是在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為她已被這種解釋弄得疲憊不堪），而心裡卻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單純x光的效驗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證實的情況下，向腫瘤發動一次新的打擊的時刻到來了，這是當代的一些權威人士所竭力推薦的治療這種型別癌症的措施。在對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療過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豈能遷就他的頑固態度而完全放棄對他採用她所相信的各種方法。誠然，缺少原發病灶的標本玻片，但他的直覺、觀察和記憶，無不向她提示，他的腫瘤正是那種型別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關於這種型別的腫瘤，正是關於這種腫瘤的轉移，東佐娃在寫一篇副博士論文。就是說，她不是一直在寫，而是曾經開了個頭，後來時斷時續，她的朋友們鼓勵她，要她相信一定能獲得圓滿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種各樣的瑣事纏住，壓得透不過氣來，已經不指望哪年哪月還能通過論文答辯了。倒不是因為她缺乏經驗或資料，而是因為這兩者都太豐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時而到熒光屏前，時而到化驗室，時而到病床邊，要把諸多x光片加以選擇、描述，形成自己的見解，並使其系統化，還有，答辯前的幾門必須通過的考試——這一切實在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做。本來是有半年的假期從事科研的，但醫院裡從來沒有這種易治的病人好讓醫生脫身，也不可能從哪一天開始停止給她帶的三個年輕的主治醫生答疑而離開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聽人說過，似乎列夫·托爾斯泰曾這樣談論過自己的一個兄弟：他具備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為作家的缺點。大概，她也缺少將人造就成科學副博士的那些缺點。總的來說，她可不需要去聽別人在她背後竊竊私議：「她不單單是名醫生，她還是位醫學副博士呢。」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寫的文章前面（她已發表過十幾篇了，文章雖短，但質量都很高）加上被排成小號字型、但頗有分量的頭銜。誠然，錢多來一點，絕不會是多餘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沒什麼。

即使不寫學位論文，那種被稱為學術性的社會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過來。在她們醫院裡，經常舉行臨床剖析會，分析診斷和治療方面的錯誤，提出新措施的報告——這樣的會必須出席，而且必須積極參加（儘管放射科醫生和外科醫生本來每天也都進行商討，分析錯誤，採取新的措施，然而這些會還是照樣要開）。而市裡還有一個x光學會，也經常舉行報告會，展出x光片子。前不久還成立了一個腫瘤學會，東佐娃不僅是會員，還擔任了學會的秘書，那裡跟一切新開創的事業一樣，工作忙到了極點。還有醫生進修學院，還要跟《x光學報》、《腫瘤學報》、醫學科學院和情報中心通訊。結果，大學問雖然都似乎出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而他們只需在這裡給人治病，但卻沒有一天只是治病而不為科學忙碌。

今天也是這樣。她得給x光學會主席打電話，談她即將去做的報告。還得馬上把雜誌上的兩篇短文看完。再就是給莫斯科寫一封回信。另外還得答覆一個偏僻地區腫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來信。

再過一會兒，一位外科的女主任醫師做完一天的手術之後，就要按約定的時間和東佐娃一起為她的一名婦科病人會診。而在門診結束之前，還得跟自己帶的一個主治醫生一起，去看一下來自塔沙烏茲的那個很有可能是患小腸腫瘤的病人。她自己今天還約好了跟x光技術員一起研究如何提高裝置利用率，以便給更多的病人照射。給魯薩諾夫打恩比興針劑的事也不能忘了，應該上去看看；這類病人他們只是不久前才開始接手治療，先前都是轉到莫斯科去的。

可是她卻在跟頑固地胡攪蠻纏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爭吵上浪費了時間！這種工作方法真有點可笑。還是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負責給伽馬射線機安裝附屬裝置的技工們就兩次從門縫裡張望過。他們想向東佐娃證明採用一些沒有列入預算的施工方案的必要性，希望她給他們簽發施工單和說服院長。此時他們正拉著她去院長那裡，但在走廊上沒走多遠護士就遞給她一份電報。電報是安娜·扎齊爾科從新切爾卡斯克打來的。她們已有十五年沒有見面和通訊，但這是跟她很要好的一位老朋友，還是在進醫學院之前的1924年，她倆就在薩拉托夫的一所助產學校同過學。安娜來電說，她的長子瓦季姆今天或明天將從地質勘探隊轉到柳霞醫院裡來，要求對他多多關照，並把他的病情如實寫信告訴她。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心情激動，撇下技工們，直接去找護士長，要她把阿佐夫金的床位保留一天，準備給瓦季姆·扎齊爾科。護士長米塔，像往常一樣，總是在醫院裡到處奔波，找她並不是那麼容易。後來總算找到了，她答應把床位留給瓦季姆，可是卻給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出了個難題：放射科最好的護士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要被調去參加市工會金庫司庫學習班學習十天，這十天的工夫得找個人頂替她。這件事簡直不可思議，而且也是沒法辦到的，東佐娃當即和米塔一起邁著堅定的步子，穿過好幾個房間到掛號處去給區工會委員會打電話，希望回絕他們。但是，電話先是這邊有人打，後是那邊又佔線，最後總算打通了，對方一推了事，叫她們往州工會委員會打電話，而那裡的人對她們這種政治上所持的漠不關心的態度表示驚訝，莫非她們認為工會的財務工作可以放任自流。看來，無論是區委會的人還是州委會的人，無論是他們本人還是他們的家屬，誰也沒有領教過腫瘤的厲害，而且他們以為腫瘤絕不會光顧他們。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順便給x光學會掛了個電話之後，就急忙去找院長求援，可是院長正跟一些陌生人坐在那裡商量按預算計劃修繕他們的側樓的事情。就這樣，一切都懸而未決，於是她穿過今天不在那裡工作的x光診室，回到了器械室。此時那裡正是間歇時刻，護士在紅燈下記錄結果，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回來了，馬上向她彙報，說經過盤點，底片庫存按目前的用量頂多能維持三個星期，而這就意味著必出事故，因為申請底片的報告打上去，少於一個月的時間是兌不了現的。東佐娃由此而明確認識到，今天或明天就得找藥劑師和院長（可這並不容易），一定要讓他們把申請單發出去。

隨後，安裝伽馬射線裝置的技工們在半路上把她攔住，她也就在施工單上籤了字。此時她正好順路到x光技術員那裡去一趟。她坐了下來，開始跟他們一起計算。根據歷來的技術規定，器械工作一小時之後應當休息半小時，但這一點早已被人遺忘，未被遵守，所有的器械都是連續九小時運轉，也就是放射科一班半的工作時間。然而，儘管在機器負荷這樣重的情況下，儘管在熟練的技術員能把機器下面的病人迅速更換的情況下，依然來不及做需要做的那麼多次數。應當給門診病人每天照一次，而住院病人每天照兩次（就像從今天起給科斯托格洛托夫規定的那樣），以便加強對腫瘤的打擊，而且也可以加快病床的週轉。為此，他們瞞著技術監督人員，偷偷把電流從十毫安改為二十毫安。結果，速度倒是提高了一倍，但射線管子的壽命顯然也會縮短得快些。然而，還是週轉不過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今天來這裡，就是為了在名單上標出記號，同意對哪些病人做多少次不用加保護皮膚的一毫米厚銅濾器的直接照射（這也能把每次照射的時間縮短一半），對哪些病人則加上半毫米厚的銅濾器。

隨後她登上二樓，去看看魯薩諾夫打過針之後有什麼反應。接著她回到又在繼續給病人照射的短焦距器械室，想著手整理自己的文章和信件。這時葉麗扎薇塔·阿納託利耶夫娜很有禮貌地敲門求見了。

葉麗扎薇塔·阿納託利耶夫娜只不過是放射科幹雜活的一位「保姆」，但誰也不好意思對她稱「你」、稱「麗扎」，或者就像年輕醫生對年老工友那樣稱呼「麗扎阿姨」。這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婦女，值夜班的空閒時間裡她總是坐在那裡看法文書籍。可不知為什麼她竟在腫瘤醫院裡當清潔工，而且工作十分認真負責。不錯，她在這裡可以領到一份半定額的工資，有時這裡還發給百分之五十的津貼，為的是補償x光對健康的危害，可是對工友的補貼卻減少到百分之十五，然而葉麗扎薇塔始終沒有離開這裡。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她說時微微彎著腰表示歉意，就像特別注重禮貌的人那樣，「為一點小事來打攪您，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我真不知該怎麼辦！要知道，抹布沒有了，全用完了！拿什麼去擦灰塵呢？」

這倒也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部裡規定給腫瘤醫院提供鐳針、伽馬炮、「穩壓」裝置、最新式的輸血儀器、近期的合成藥品，然而在這樣一份堂皇的清單上是不會有普通抹布和普通刷子的位置的。尼扎穆特丁·巴赫拉摩維奇回答說：既然部裡沒有規定，難道要我自己掏錢給你們買？有一個時期把破床單撕成抹布用，但是總務部門發覺之後便禁止這樣做，擔心會貪汙新的床單。現在，要求把破舊的床單送交指定的地點，由權威驗收人員登出之後才能撕掉。

「我想，」葉麗扎薇塔·阿納託利耶夫娜說，「為了擺脫困難，如果要求我們放射科的全體工作人員每人從家裡帶一塊抹布來，您看好不好？」

「倒也是個主意，」東佐娃嘆了口氣，「恐怕也沒有別的辦法。我同意。請您把這個建議跟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說一下……」

對了！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本人也需要設法幫她解脫出來。讓一個最有經驗的護士脫離崗位十天——這簡直是太荒唐了。

於是她去打電話。還是毫無結果。隨後她馬上去看從塔沙烏茲來的病人。她先在黑暗中坐著，讓眼睛適應一下。然後察看病人小腸裡的鋇餐造影，她一會兒站著，一會兒把桌面似的防護屏放低，讓病人朝一邊側臥，又朝另一邊側臥，以便拍片。她戴著橡皮手套輕輕揉壓病人的腹部，根據他叫「疼」的部位察看那些模糊的斑點和陰影，隨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把片子轉到診斷室去。

就連她的午飯休息時間也會在處理這些事情的過程中錯過去，只是她從來沒有覺察罷了，甚至在夏天，也看不見她拿著兩片夾肉的麵包到小花園裡去坐會兒。

馬上又有人來叫她到換藥室去會診。在那裡，外科主任醫生先向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介紹了一下病人的病史，然後把女病人叫來看了一會兒。東佐娃得出結論：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使病人得救——切除子宮。剛剛才四十歲的這個病人哭了起來。醫生們讓她哭了幾分鐘。「這樣一來，生活豈不就完了！……要知道，丈夫會把我拋棄的……」

「您就別對丈夫說做了什麼手術！」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給她出主意，「他怎會知道呢？他永遠也不會知道。您可以把這事瞞起來。」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總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是的，正是指性命，因為病人到了她們醫院裡，事情幾乎總是性命攸關而不是無關緊要的；她一向認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殘缺都是值得的。

然而今天，不管她在醫院怎麼忙得團團轉，某種東西整天都妨礙著她的信心、責任和威嚴。

這是不是由於她自己的胃明顯感到疼痛？有幾天她沒感覺到疼，有幾天稍稍有點兒疼，今天則疼得比較厲害。假如她不是一位腫瘤專家，那她對這種疼痛決不會在意，或者相反，會毫無顧忌地去檢查，但她對這根線實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繞上第一圈——告訴家裡、告訴同事——意味著什麼。她自己暗暗懷著俄羅斯人的那種僥倖心理：也許能應付過去？也許只不過是神經上的一種感覺？

不，整天妨礙著她，使她彷彿感到刺痛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另外的事情。這種感覺雖然模糊，但卻使她堅信不疑。直到現在，當她回到自己角落裡的桌子跟前，觸及到被目光敏銳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夾著《射線病》原稿的厚紙夾，她才明白，整天不僅使她不安而且還刺痛她心的乃是同他關於治病權利問題的那場爭論。

她還聽見他說過這樣的話：「您二十年前就給某個這樣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過，那人曾竭力拒絕，害怕這種治療，而您一再讓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為您還不知道有射線病！」

的確，她不久就要到x光學會去作一次報告，題目是「關於遲發性射線病病變」。內容跟科斯托格洛托夫指責她的那一點幾乎一樣。

還在不久以前，不過一兩年，她和其他一些x光專家（這裡的，莫斯科的，還有巴庫的）開始遇到這些起初無法解釋的病例。腦子裡出現了疑問。後來便是猜測。關於這個問題他們相互之間通起信來，交換意見，暫時不在報告中涉及，而在報告會的中間休息時交換意見。這時有人從美國雜誌上讀到一篇文摘——美國人那裡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而病例不斷增多，病人陸續前來訴苦，這一切突然得到了一個名稱：「遲發性射線病病變」。這樣一來，該在講臺上去談這類病例並提出解決方案的時刻也就到了。

這種病變指的是，有些病人十年、十五年前經過大劑量的x光照射治療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輝煌的療效，而現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現壞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為了治療惡性腫瘤，那就無怨可訴，至少說是迫不得已。即使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也是出於無奈：拯救病人免於必死的厄運，唯一的方法就是採用大照射量，因為照射量小不起作用。今天，帶著殘疾找上門來的病人應該明白，這是他為自己已經額外度過的歲月以及尚可度過的餘年所付出的代價。

然而，十年、十五年或者十八年以前還不曾有「射線病」這一名稱的時候，x光照射被認為是最見效的、絕對可靠的治療方式，是現代醫學技術取得的輝煌成就，假如給勞動者治病不採用這種技術而另找別種相應的或迂迴的途徑，那簡直就會被認為是思想落後，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壞。當時只擔心組織和骨頭的早期嚴重損傷，但那時當即掌握瞭如何避免這種損傷的措施。於是也就照個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對良性腫瘤也照。對小孩子也是如此。

現在，這些孩子已長大了，變成男女青年，有的還結了婚，但卻帶著無法挽回的殘疾來求醫，患處正是當初一照再照的地方。

去年秋天來了一個病人，不是到癌症樓這裡來，而是到外科樓，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得知之後，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身子一側的手和腳比另一側發育差，甚至顱骨也是如此，因而他從下到上看上去有點兒呈弧形，跟漫畫裡不成比例的人一樣。

對照了病歷檔案之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確定，此人就是當年由母親帶到醫院裡來的那個兩歲半的男孩，骨頭有多處病因不明的損傷，但完全不是腫瘤性質，代謝功能出現嚴重破壞，外科醫生當時立即把他轉到東佐娃那裡，指望碰碰運氣，說不定x光能奏效。這樣，東佐娃就給他照射，x光果然奏效！而且效果又是那麼好，母親高興得哭了，說永遠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