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現在他是一個人來的——母親已經去世，誰也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幫助他，誰也無法從他的骨頭裡把過去照的射線抽回去。

就在前不久，已經是1月底，一位年輕的母親來訴說乳房裡沒有奶水。她不是直接來到這裡的，而是從一所醫院轉到另一所醫院，最後才轉到腫瘤醫院的。東佐娃不記得她了，但由於她們醫院裡的病歷卡是永久儲存的，便到存放檔案的小倉庫裡去翻了一陣，找到她1941年的病歷卡，從中得到證實，她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曾經來過，並且很聽話地躺在射線管下照一個良性腫瘤，要是現在，那誰也不會用x光來治這種腫瘤的。

東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繼續往下寫：軟組織萎縮，種種跡象表明這是遲發性射線病病變。

當然，無論對這個畸形的少年，還是對這個不幸的年輕母親，誰也不會解釋說，他們小時候接受的治療有問題，因為說明這一點對個人無益，對公家也不利，只會妨害在居民中間進行醫療衛生方面的宣傳工作。

但是，這些病例卻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的震動，她痛心地感到一種無法贖償和糾正的罪過，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擊中了這一點。

她兩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間裡兩臺已經關掉的機器之間那狹窄的通道上從門口走到窗前，又從窗前走到門口。

但老是提出醫生給病人治病的權利問題能行嗎？如果老是那麼去想，如果對每一種今天在科學上得到認可的療法都總是懷疑，擔心它將來會不會被否定或推翻，那麼，鬼才知道這會導致什麼結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記載的：有人生平頭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樣的話，就根本沒法治病！根本無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傷。

大概，這條規律帶有普遍性：任何一個做事情的人做的結果總是包含兩個方面——既有益處，又有害處。只不過有的益處多些，有的害處多些。

然而，無論她怎樣安慰自己，也無論她怎樣清楚地知道，這些不幸的病例連同診斷錯誤、措施不當或治療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許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還佔不到百分之二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馬路上走，在空中飛，在攀電杆，收棉花，掃街道，站櫃檯，坐在辦公室或茶館裡，在陸軍和在海軍中服役，人數成千上萬，他們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會忘記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們忘記，忘記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記自己的那些極為艱苦的勝利，可是至死也會記得那幾個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這是她的記憶的特點。

不，今天她已不可能準備那篇報告了，況且下班的時間快到了。（難道還要把稿子帶回家去？大概帶回去也是白搭，在這之前帶來帶去已有上百回了。）

而還應該做完的事，就是把《醫療放射學》上的幾篇短文讀完。再就是給塔赫塔-庫佩爾的那位醫師覆信，回答他提出的問題。晦暗的窗外透進來的亮光愈來愈弱，她開啟臺燈坐了下來。一位已經脫去了白長衫的女醫生從門縫裡看了一眼，問道：「您還不走嗎，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薇拉·漢加爾特也進來問：「您還不走嗎？」

「魯薩諾夫怎麼樣？」

「睡著了。沒有嘔吐。多少有點發燒。」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脫去套頭的白長衫，露出身上的灰綠色塔夫綢連衫裙，這衣服上班時穿似乎太好了些。

「就那麼隨便穿您不覺得可惜嗎？」東佐娃點頭示意她的衣裳。

「有什麼可惜的？……幹嗎壓箱底呢？……」漢加爾特本想微微一笑，但結果卻弄得有點可憐的樣子。

「好吧，薇羅奇卡，既然是這樣，那麼下次就給他全劑量，十毫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遇到談話只會浪費時間的時候，總是以她素有的麻利作風快刀斬亂麻，並接著給那位醫師寫信。

「那麼科斯托格洛托夫呢？」漢加爾特輕聲問道，此時她已到了門口。

「交過一戰，但他吃了敗仗，屈服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冷冷一笑，這一笑又使她感覺到胃部一陣刺痛。此時她甚至想把這種病症告訴薇拉，讓她第一個知道，但在房間幽暗的深處她眯縫著眼睛望著薇拉，看到她像是要去看戲似的打扮——身穿外出穿的漂亮的連衣裙，足登高跟鞋。

於是她決定等下次再說。

大家都走了，可她還坐著。在這幾間每天都受到照射的屋子裡多待上半個小時，對她來說一點益處也沒有，但這樣那樣的事情總使她脫不了身。每到休假的時候，她總是面色灰白，整年都是白血球數量連續下降，跌到了兩千。要是把一個病人弄到這般地步，那簡直就是犯罪。對一個放射科醫生來說，每天按規定只能看三個胃病患者，可她每天看十個，而戰時，甚至看到二十五個。度假之前，她總是到了需要輸血的地步。靠休假也恢復不了一年之中的損失。

然而，非做不可的工作習慣每每不肯輕易放她走。每天快到下班的時候，她總是遺憾地看到，又沒來得及把事情做完。即使是現在，她在考慮眾多事情的時候，也再次為西布加托夫的厄運陷入了沉思，記下了在見到奧列先科夫醫生時所要請教的問題。就像她帶領自己指導的三名主治醫生走上獨立工作道路那樣，戰前，奧列先科夫醫生也曾經親自指導過她，極其細心地向她傳授多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柳多奇卡，千萬不要一頭扎到專業化裡面去！」他告誡她，「即使全世界都傾向於專業化，您也要堅持自己的做法——一手抓x光診斷，一手抓x射線治療！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個這樣的醫生，那您就做這最後一個好了！」至今他還健在，就住在這個城市裡。

她已經把燈關了，可是又從門口回來記下了明天要做的事情。穿好了自己的那身藍色的，但已不是新的大衣，她還折向院長辦公室，但那裡的門已經上了鎖。

最後，她從掩映在白楊樹中間的臺階上下來，沿著醫療中心的林陰路走去，但思想還整個兒沉浸在工作中，她甚至想也不想要從中擺脫出來。天氣不知是好是壞——她根本沒有在意。不過，還沒到黃昏時分。在林陰路上遇到許多陌生的面孔，但這在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那裡也沒引起女性的那種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所遇到的人中間誰身穿什麼，頭戴什麼，足登什麼。她一路眉頭緊皺，銳利地注視著所有這些人，彷彿是在給這些人身上今天還感覺不到、但明天就會出現的腫瘤定位。

她就這樣走著，從醫療中心的一個內部小茶館旁邊和一個經常在這裡賣漏斗狀報紙包的扁桃仁的烏茲別克男孩身旁走過，一直來到醫院大門口。

守大門的是個警覺而又愛訓人的胖女人，她只放健康的、不受限制的人出大門，病人到了這裡則被她喝令回去。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走出這道大門，似乎應當從工作環境轉向家庭生活了。但她卻不是這樣，她的時間和精力並不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平均分配的。她把精神最好的那一部分時間花在醫療中心，而出了大門以後和早晨上班之前很久，工作上的種種想法還像蜜蜂似的在她頭腦周圍盤旋。

她把寄往塔赫塔-庫佩爾的信投進了郵筒。穿過馬路走向電車終點站。她要乘的那路電車響著噹噹的鈴聲調過頭來。人們從前門和後門擁了進去。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急忙去佔了一個座位——這就是她離開醫院之後的第一個小小的希望，她由此開始從主宰病人命運的醫生變成任人擠來擠去的普通電車乘客。

但不論是在電車沿著年代已久的單線軌道隆隆行駛還是在錯車站久久停靠的過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一直是無意識地望著窗外，時而思考著穆爾薩里莫夫肺部出現的轉移，時而思考著打針對魯薩諾夫可能發生的影響。今天巡診的時候他說話的那種訓人的腔調和威脅的口吻，從上午起被一大堆別的事情沖淡了，此時，下班以後，又顯現出令人心情壓抑的積澱：晚上和夜裡折磨她。

電車上的許多女人也像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那樣，隨身帶的不是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塞得進一頭活豬仔或四個大面包的那種大拎包。電車每過一站，窗外每掠過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的思想就愈來愈被有關家庭和家務的事所控制。這一切都壓在她的身上，而且只能由她承擔，因為能指望男人幹什麼家務呢？她的丈夫和兒子都是這樣的，有一次她去莫斯科開會，他們整整一個星期連碗也沒有洗過：倒不是故意留給她洗，而是認為這種週而復始老是重複的工作毫無意義。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還有一個女兒，已經出嫁了，並且有了一個小孩，可她跟沒有丈夫差不多，因為正在鬧離婚。一天下來，這時才第一次想起自己的女兒，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並未感到高興。

今天是星期五。這個星期天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一定得大規模地洗一次衣服，因為積下的太多了。這就是說，下一週前半期的菜無論如何要在星期六晚上做好（她每週做兩次菜）。而今天晚上就得把要洗的衣服泡上，不管多晚睡覺。這會兒，也只有這會兒，儘管已經晚了，還得去一趟中心市場，那裡到了晚上也能買到東西。

她在需要換乘另一路電車的地方下了車，但她向鄰近的食品店櫥窗看了一眼，決定進去看看。肉食部空空如也，售貨員也走了。魚類櫃檯那裡沒什麼可買，只有小鯡魚、鹹比目魚和魚罐頭。她從五光十色的金字塔式的一排排瓶酒和褐色的（跟香腸的顏色幾乎完全一樣）圓滾滾的乾酪跟前走過，想在雜品櫃檯那裡買兩瓶葵花籽油（在這之前只有棉籽油）和一袋壓縮大麥片。於是她穿過安靜的店堂，在收款處付了錢，回到雜品櫃檯來取貨。

可是正當她站在兩個人後面等候取貨的時候，商店裡突然起了一陣鬧嚷嚷的聲音，人們從街上蜂擁而至，都在熟食櫃檯和收款處排隊。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哆嗦了一下，不等雜品櫃檯把東西給她，就急急忙忙也去排隊，在售貨處和付款處各佔了位置。在彎曲的有機玻璃櫃臺裡邊還是什麼東西也沒有，不過緊緊挨在一起的排隊婦女肯定地說，將有火腿香腸出售，每人可買一公斤。

她的運氣不錯，稍晚一點再排第二次隊也許還來得及。